第5节 关于成立大会

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大会于何时何地召开？

我们查到了1984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刊登的一则消息，标题为：《“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全文如下：“为了发扬祖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北京的知名学者发起建立‘中国文化书院’。12月16日，二十余名学者在北京大学举行筹建‘中国文化书院’的座谈会，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座谈会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主持。‘中国文化书院’将设在圆明园旧址。”这则连标题134个字的报道，是我们目前查到的关于文化书院成立的唯一原始记载。这和李中华在1994年回顾文章中“1984年12月底，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正式筹备会议”，在地点和名称上一致，时间上不完全一致；和汤一介《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一）》中“并于12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导师会议”的回忆，在时间上一致，地点和名称不一致。常华的《中国文化书院大事系年（1984—1994）》对成立大会没有记录。

魏常海回忆：“12月16日的会议实际上还是汤先生主持，名义上是张先生。任继愈先生慷慨激昂：‘我们白手起家，像当年办草棚大学一样！’汤先生还宣布在座的都是筹备委员。”汤一介和李中华都记得当时每人自掏腰包，出一百块钱，凑了一千多块钱作为文化书院的筹备资金。

1984年12月16日成立的是“筹备委员会”，无论寻找书院存档的历史文件还是查阅当时的报刊，都没有发现这个“筹”字何时以何种形式被取消的记录。询问当事人，也都没有有关取消“筹委会”的记忆，估计这个“筹”字是不了了之的。

在现有的历史资料中，最后一次出现这个“筹”字是1985年3月举办第一期“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举办者为“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和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最早出现没有“筹”字的文件，是1985年9月27日一封给参加过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的学员信，通知他们参加第二期讲习班可免收报名费，落款为“中国文化书院、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

另外，可以肯定在“筹备会议”后不久，又有一次全体导师的会议。现任文化书院副院长的李林回忆：“当时我在近代史所的《近代史研究》当编辑，主编是丁守和老师。我们近代史所在东厂胡同一号。那天挺冷的，不是1984年12月，就是1985年1月，丁老师找我，要我帮忙，说中国文化书院下午来这里开会，让我帮着搬凳子。会议不是在所里的会议室，那是装修好的，而是在活动室，在二楼，它下面是食堂。我就搬了好多凳子椅子进去，下午大约三十多人，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都来了，都是大人物，他们都讲了话，汤先生也讲了，守常也讲了话。”汤一介先生两次回忆“第一次全体导师大会”，虽然会议时间一次说是12月16日，一次说是12月25日，但地点都确定为东厂胡同一号的近代史所。李中华、王守常、陈占国都记得1984年12月底在近代史所开了导师大会，但都说梁先生、冯先生没有参加，李中华说：“那天下大雪，老先生根本不可能去。”

关于这两次会议，虽然文化书院的档案中都没有保存文字资料，但已查到1984年12月31日的《光明日报》报道12月16日勺园会议上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消息。而12月25日左右的导师大会，从当事人回忆看有这次会议没有疑问，只是对出席人员的记忆有所不同，在当年的报纸上没有查到报道消息，《光明日报》再次刊登文化书院的消息是1985年1月25日，预告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和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讲习班将于3月开办”。但毋庸置疑，1984年12月的勺园会议和近代史所会议，是中国文化书院最早的宣布组建和启动成立的大会。

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

因此，中国文化书院此后以“1984年12月”为建院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