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兽面纹榫形器的鉴定

良渚文化是距今4500～5500年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如果就事论事只讲收藏，那么，良渚文化时期最著名的器物传承，就是玉器。位于江南的良渚文化玉器与位于东北的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史前玉器收藏的两条主要大动脉，分别代表了新石器时期南北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良渚文化的覆盖面积较大，主要分布在江浙一带，南至钱塘江、西北至江苏省常州市，中间包括上海、南京。良渚文化所覆盖下的各地，历史上出土的玉器理论上应该不少，就连清中期的乾隆皇帝的龙书案上，也还放着一个良渚文化的兽面纹玉琮，里面镶着铜胎掐丝珐琅的内胆、外面刻着御题诗。真可惜，这么重要的史前玉器被富有四海的乾隆爷当了插花的瓶儿使用。可是按照现在发掘遗址出土玉器的比例来推算，绝大多数良渚文化玉器都是些没有纹饰的素器，就像马家窑文化出土的素面陶罐一样，历史上最司空见惯的处理方法就是随出随弃，没人要这些不值钱的破烂儿。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素器过去没有人收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玉质多是当地的类玉，也就是石头，既没有纹饰，质地又差，良渚文化无纹饰玉器的悲惨结果，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科学发掘以后的情况有了改观，国家考古发掘品不管是否带有纹饰，一律收归国家编号永久保存，不可能随便扔弃；市面上偶有零星的素器流通，也不乏有见识的收藏者解囊收藏。只要材质对、上面保留的工艺痕迹没有问题，就是素器也是很难淘换的宝贝。且别说收藏，就是能够用手摸摸、与古人手印相交也是此生的造化缘分。所以对于一个古玉收藏者来说，别管它在拍卖场上值不值钱，这种五千年前的藏品只要东西真，绝对能够给你提供无穷无尽的收藏乐趣。这里，在鉴定一件民间所藏良渚文化时期的兽面纹榫形器之前，先说说良渚文化玉器的经典器形和纹饰。

良渚文化玉器的经典器形以1986年浙江省余姚县长命乡雉山村反山墓地出土的一件特大玉琮为代表（玉琮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大、最精美的良渚文化玉琮，被称为“玉琮王”（图1）。更为典型的是，装饰于玉琮器身中心竖凹面（图2）的纹饰，上有长发中分、圜眼、阔鼻、巨口的羽人——也可能这就是良渚文化时期人们所顶礼膜拜的最勇猛、最权威的神祇装扮。羽人的下面有重圈眼、桥式平宽鼻梁、平展鼻翼、阔口獠牙的饕餮兽面，羽人兽面整体上表现了在一个群落小社会中，对威严象征的上神的极端崇拜。

“玉琮王”出土以后，几乎成了一切良渚文化玉器的价值衡量标准。但是，在有限的民间良渚文化玉器的收藏中，带有羽人兽面纹饰的藏品非常罕见，所见基本上都是些素器。从我们对现在公布的出土器来看，大部分的羽人兽面纹都琢刻在玉琮上面，带有这种纹饰的其他器形数量相对较少，譬如与“玉琮王”同墓出土的还有一件片状器形的玉钺（玉钺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是到目前为止，良渚文化出土的绝无仅有的一件带有羽人兽面纹的玉钺。我曾在各种交易场所见到过若干件带有同样纹饰的玉钺，高级一些的是老料新工的半赝品，也有纯粹的赝品。至于还有一些带有这种纹饰的诸如玉璜、冠状器等器形，基本上都是赝品（图3），收藏者尤其要注意。

所以说，对于收藏能力有限的民间古玉收藏者，能有一件带有良渚文化典型纹饰的玉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北京的一位老朋友就藏有这样一件良渚文化古玉，可以代表民间收藏的较高境界。这件藏品是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榫形器（图4），通高43厘米、底台边长27厘米×27厘米，榫台高19厘米，榫台边长20厘米×20厘米，中间有贯穿孔。如果良渚文化玉器的羽人兽面纹饰存世数量不罕见，那么这件玉器由于品相的乏善可陈，所以其收藏价值很有限；但是，在绝少有人珍藏带纹饰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大收藏环境下，还是这件玉器，就显得人无我有、弥足珍贵了，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当下，大量充足的收藏资金的确可以支持藏家对藏品的选择，换言之，只要有钱就不愁藏品的献媚；但是，有时在珍稀藏品面前，资金却又显得无可奈何，收藏“大鳄”找不到朝思暮想的稀罕物件往往也是常事儿。譬如，现在艺术品投资的业内，有实力动辄千百万想买一件带有羽人兽面纹玉琮的“大鳄”绝非三五十个，但是民间藏品的拥有者并不急于出手，所以有钱也买不到。因此，手握看着并非价值连城的珍稀藏品，一定要善待天赐的良机，好好研究、好好欣赏。

再说说这件良渚文化时期的兽面榫形器。

这件玉器的形状比较特别，整体呈方柱形，下面在21厘米处向内平齐收缩出榫。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与此相近的器形出现。榫形器的中间又有一个上下贯穿的孔，说明这件玉器的功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挂饰，因为良渚文化的挂饰大都在背面对钻象鼻孔，或者诸如锥形器之类都在顶端横穿孔，这件榫形器贯穿孔的方向呈纵向，与所有的玉琮相同，虽然可以判断不是用于装饰人体的挂饰器，但是具体用途还不清楚，以待日后研究。

通过对玉质的仔细观察和对比可以肯定，这件榫形器应该是浙江省余姚一带的出土器，与“玉琮王”同属于一个地方，如此说来，跟“玉琮王”还是老乡，多少沾了一点点“王”气儿。这一带玉器都是就地取材的地方石头，质地均偏软，经过了五千年地下潮湿土壤的掩埋，玉质已经变成了鸡骨头一样的闪黄白色。可以据此断定，这件榫形玉器应该是真品，没有仿造的可能。

榫形器四个夹角的对面，分别雕琢有两个位置相对的图案，一面是兽面纹（图5），这是良渚文化玉器夹角纹饰的经典图案，与“玉琮王”夹角纹饰非常相近（图7）；另一面是鸟纹（图6），这是玉琮王夹角兽面纹的两翼辅助纹饰，造型是一个椭圆重圈眼，后面顺势甩出一个小尾巴，榫形器对接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图案装饰在夹角上，更像一只飞翔小鸟的两个翅膀。这两组图案的造型自然，与出土的标准器相对比，完全符合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标准。

朋友好像对这件榫形器的收藏意义并不十分了解，只关心它的真伪。我这里之所以认定这是一件没有问题的良渚文化时期玉器，首先是上面讲的玉质特征——这种质地特征很重要，浙江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质地必须如此才正确，假如出现了岫岩玉或者和田玉等其他材质，那肯定有问题。这件榫形器不仅玉质对，而且每一个面的包浆颜色都非常自然且一致，说明藏品不存在老料新工的问题；其次，认定榫形器为真品的依据并不是兽面纹图案的本身——这样图案的仿制现在完全可以达到形似，图3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是构成兽面纹的细阴线。浙江一带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质地较软是一个很大的观察点，较软的质地往往决定了玉器纹饰线条的加工工艺是“琢”而不是“磨”，由此可以引发出其他的鉴定视点。譬如说阴线，在这种材质上面得到的阴线很少有像红山文化玉器那样磨出来的粗线，那些细若游丝的阴线据说是用动物牙齿或者天然尖锐的石英石刻划出来的，不管刻刀是什么材质，其硬度都一定高于质地才行。既然是用锐器刻划出来的线条，那么线条就应该具有刻划的特性。首先说刻刀的刀头儿肯定要绑在木柄上，而那样细小而短的刀头儿（假如是一块尖锐的石英石的话）绝不会像现在镶嵌在刀柄上那样稳固，所以即使在不十分坚硬的质地上运刀，所刻划出来的，也一定是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宽窄不一的阴线（图8a）。换言之，阴线看似一气贯通，放大镜下观察的结果肯定是不流畅、不规则的线段，这就是时代工艺、工具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鉴定最直接的依据；另外，还是由于质地偏软，导致了玉器细阴线的漫漶模糊，有些甚至磨损很厉害（图8b），我们观察“玉琮王”的兽面纹，就会发现重圈眼的阴线也已经不清楚了，这恐怕与玉器在入土前或入土时受到反复、严重的摩擦有关，而这种自然的磨损，正好又形成了玉器鉴定的一个特征；还是由于质地偏软，使良渚地区的玉工有条件对玉器的纹饰处理实施半浮雕的技术工艺，那就是围绕着图案，把局部地子由外向内斜铲，使图案在局部形成凸起的浅浮雕效果，这就是玉器术语中的“剔地隐起”（简称“隐起”）工艺（图9）。后来西周的撤刀法就是缘于这种隐起刀法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刀法。

我曾经与几位资深古玉鉴定专业人士探讨过良渚文化玉器的收藏，他们基本上都忽略对一种工艺的关注，那就是光工。在业内，人们都知道红山文化玉器的光工最讲究，因为岫岩玉的玉质坚硬，玉器的效果表现所依靠的就是光工。但是，通过观察这件良渚文化榫形器的实物，我们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光工同样很厉害，他们善于在较软的质地上，打磨出一种坚实的柔光。虽说柔光的光泽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从遗留的光面上，依稀可以感觉到那种光工的确曾经存在。譬如我们可以仔细观察榫形器的器底，现在仍保留一层坚实而且滑润的亮面，尤其是图10右侧的那道宽宽的白色带，那种感觉就像一面用石灰膏罩面的墙体，表面的石灰膏经过反复用力碾压而形成了软中带硬的柔光，尤其测光观察，光的质感很明显。这件榫形器所带有的，就是这种很复杂的光泽。

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历史由来已久，这只是传承形式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器形特征的存在。与红山文化玉器相比较，良渚文化玉器在器形中所包含内在的、精神的、物质的某种寄托，似乎更加丰富，也越来越让我们现代研究者扑朔迷离。

良渚文化玉器的核心与精髓就是玉琮。从目前科学发掘良渚文化古墓的等级状况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规律，那就是玉琮的有无，以及玉琮制作的精美与否，往往就是一座墓葬级别的主要标志。凡是出土器丰富的高级别大墓，一般都伴有精美程度不等的玉琮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这件玉琮呈黄白色，上面雕有繁复精美的羽人兽面纹饰；造型为扁方柱体，内圆外方，通高8.8厘米；射径上17.1厘米、下17.6厘米、重约6.5千克；纵向对钻贯穿孔。这种以某种特定器形的有无和优劣为标志级别的社会形态，反映了良渚文化影响所达到的区域，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社会等级文化，为史前社会形态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同时也从古器物的角度，为收藏界提供了良渚文化时期玉器质量的划分标准。

认真分析所见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造型可以发现，此时玉器造型、纹饰是否精细是另一回事，各类器形基本上都会在符合各自造型规制范围内造型，比如玉璧都是正圆形；玉琮可以分为截面正方形、截面圆形和截面方边圆弧形三种；玉箍形器的外壁一定呈马鞍形等。这种器类规制的严明，充分肯定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存在，必定寓有相对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内，只是我们对此研究的讯息链条不够完整，不能准确地分析出玉器的存在价值和用途。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史前阶段玉器的用途和意义的推测，只能依靠玉器出土时的位置关系获得，比如玉璧，我们根据科学发掘良渚文化墓葬现场的文化叠压关系，发现凡是制作精美的玉璧，都位于墓主骨架的胸、腹部位，一座墓室最多也只有一两件；而制作粗糙、质地较差的片状圆形中孔玉数量多，大都堆放在墓主的身下、腿部周围，也发现有些被压在墓主骨架的下面，说明那些制作精美的与粗糙的片状圆形玉器，在当时的墓葬文化中很有可能与玉璧根本上就不属于同一种器类。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璧”，那是汉代以后延续至今的笼统而没有什么器物学依据的命名，与良渚文化时期器类的存在意义没有任何归纳关系。至于更多的造型如璜、箍形器等器类在当时究竟有什么作用，如果没有考古发掘报告给予详细的位置说明，任何猜想和推测，都有可能接近于正确，但是也有可能不着边际。

良渚文化玉器根据墓主生前的社会等级以及玉器在墓中的厝置位置，可以分为三个精度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