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1989年秋天，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位于苏联海参崴市的远东大学教授汉语。汉学系五年级学生伊林娜，热爱中国文化，经常找我问问题。一次，她竟然让我给她讲解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令我惊讶不已。她送给我一本《塞纳河畔》，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伊林娜说，我可能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已经买了不少书，可读过的却很少，便把《塞纳河畔》随手插在书架上。寒假我没回国。海参崴的冬天不算太冷，但一来寒流就像俄国人所说的，“冻死狗”了。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出门是不可能了。我随手拿起《塞纳河畔》，翻翻伊林娜说我可能感兴趣的那本书。这是一本回忆录，讲的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流亡巴黎等地的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和诗人在国外的坎坷经历。我马上被回忆录吸引住，接连读了两天，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我仿佛顿时离开冰天雪地的远东海港，置身于阳光灿烂的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作者奥多耶夫采娃把我带入俄国流亡作家和诗人的世界中，他们当中，有的我知道，有的从未听说过，现在才认识。我同他们一起喝茶，一道散步，对他们渐渐熟悉了。

奥多耶夫采娃是俄国的长寿女诗人，1990年逝世，活了95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的两三位老太太之一。她丈夫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是阿克梅派诗人。他们同是古米廖夫领导下的诗人车间的成员。奥多耶夫采娃在回忆录《涅瓦河畔》里详细介绍了古米廖夫和诗人车间，在《塞纳河畔》中只捎带提起，我也不多写了。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夫妻双双流亡巴黎。

《塞纳河畔》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诗人伊戈尔·谢韦里亚宁。他是俄国自我未来派诗人，20世纪初曾名噪一时。受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等著名诗人的推崇。他更是女士们心目中的“紫罗兰王子”。他每到一处，女士们为留住他，把他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夜晚围着他的窗户唱歌。他沉醉于自己的成功中，忘乎所以地写道：“我征服了文学，像雄鹰一样飞上声震寰宇的宝座。”但他过分卖弄辞藻，热衷创造新词，采用复杂的韵脚，弄得真情越来越少，思想越来越浅薄，最终失去了诗意。伊万诺夫说他的诗名是阿·托尔斯泰骂出来的。回忆录里举出被阿·托尔斯泰骂他的那首诗：

把螺旋锥插入木塞，

女人的目光不再羞涩，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而我整个浸在挪威的，西班牙的……

“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也配称为诗，”阿·托尔斯泰差点气昏，“俄国诗歌堕落到何等地步！”反对谢韦里亚宁的人把阿·托尔斯泰的话捅到《新时报》上，以为谢韦里亚宁这下准完蛋了。然而事与愿违，这几句歪诗像中国的顺口溜，一下子便能记住。诗中提到女人、菠萝和香槟酒，颇对气味相投的人的脾胃，很快传遍全国。谢韦里亚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很难说真有其事，但这种传说别的作家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不管传说真假，他的诗越写越坏却是真的。虽越写越坏，却越坏越写，终于成为写作狂。爱沙尼亚《今日报》主编向他发放沉默抚恤金（一发表诗立即取消）恐怕不是编造出来的。我买过他的诗集，看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谢韦里亚宁像一道流星，在20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夜空上闪耀一下便消失了。专门研究白银时代诗歌的北大顾蕴璞教授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时，也选不出他的几首诗来。

回忆录中第二个登场人物是诗人叶赛宁，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与他在柏林不期而遇。叶赛宁是俄国影响极大的诗人，也可以说是苏联诗坛奠基人之一。他带着忧郁的情调讴歌古老的俄罗斯乡村、草地、白云和农舍。他是来自乡村的诗人，采用的却是象征主义的手法，人们不知道把他算做农民诗人，还是归入象征派。他的《狗之歌》和《流浪汉》都是影响极大的佳作。叶赛宁1925年12月28日自杀后，便从文学史中消失，他的书遂成禁书，直到1955年才解禁。他同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婚姻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还是个谜。像他那样气质的人完全可能自杀，但不能排除他杀，因为有不喜欢他的苏联领导人。1993年我在俄罗斯闲来无事，把12月28日那一昼夜，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排列了一个时间表，发现叶赛宁有将近两个多小时的空白时间，没有证明人。原想写一篇论证叶赛宁是他杀而不是自杀的文章，终因材料不足而作罢。

1955年我大学毕业时，苏联教师悄悄地赠送我一本《叶赛宁诗选》。这是一本白封皮的薄薄的小开本书。当时没读，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读了。那时白天睡觉，夜里炼钢。在“大跃进”高潮中读叶赛宁，仿佛吸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我觉得他像个牧童，横坐在牛背上，唱着动听的牧歌。奥多耶夫采娃写出我完全不知道的叶赛宁的另一面，“那个到处寻衅滋事的叶赛宁。他像一阵旋风，一股龙卷风。遇到它会把头吹断”。她同叶赛宁在一起不过待了五六个小时，但她善于观察细节，寥寥几笔，便写出叶赛宁的流氓相。他们在餐厅邂逅，叶赛宁便抓住她的手把她强拉到餐桌前，叶赛宁叫她留下，蛮横地说：“算了，谁还会思念身在巴黎的丈夫。您不能走，因为我不想让您走。”但她无法留下。吃完饭奥多耶夫采娃同叶赛宁的一帮狐朋狗友一起去看邓肯。邓肯用舞蹈表达了她同叶赛宁的关系。“在她的每个动作中，在她的身体里，有一种粗俗肉欲的优雅，一种勾魂摄魄的女人的魅力。节奏越来越快，披肩旋转、颤抖。突然，我看得很清楚，披肩复活了，渐渐变成流氓。她已经不是在同披肩跳舞，而是在同流氓跳舞……她突然猛地把流氓甩到一旁，流氓立即还原为披肩，落在地上，她使劲用脚踩它。”写叶赛宁“另一面”的书，以后看得多了，但最先打破我美好印象的是《塞纳河畔》。

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这对夫妻的大名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知道，但在1989年以前却从未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因为他们是著名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苏联不会出版，中国不会翻译。今天看来，他们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热爱俄罗斯，还想要把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放出来。希特勒占领法国期间，1941年6月22日，梅列日科夫斯基竟在巴黎电台发表演说，称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为新的十字军东征。他对希特勒绝无好感，但只要达到他的目的，“同魔鬼打交道也行”。他的变节行为为大多数俄国侨民所不齿。但综观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仍不得不承认他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他的长篇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包括《众神之死·叛救者尤里安》、《众神复活·达·芬奇》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谢》，都是有价值的历史小说。他还写过评论俄国古典作家的书，如《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与小鬼》等。他的三部曲都已译成中文，我只读过《众神之死》，很想读《果戈理与小鬼》，因为果戈理是我青年时代偏爱的作家，但一直未能如愿。

吉皮乌斯是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如果算上未出版的作品也可以说著作等身了。她是俄罗斯象征派的领军人物。她在巴黎是人人躲避的老妖精。托洛茨基谈到她时说过一段话：“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怪。既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妖精。可每一想起吉皮乌斯，便相信世界上确实有女妖精。”叶赛宁说吉皮乌斯是蜇人的黄蜂，因为她攻击起人来极为恶毒。奥多耶夫采娃把她比作果戈理小说《维》中从棺材里探出身子的百人长小姐。这个比喻未必恰当，因为在巴黎的时候吉皮乌斯已年近六旬，仍浓妆艳抹，脸上抹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涂得嫣红，脖子上挂着红珊瑚项链，手握长柄眼镜，正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妖精的打扮。她随意刺人，叶赛宁说她像黄蜂是不错的。吉皮乌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仿佛君临天下，同谁打招呼都是一种恩赐。她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人，众人崇拜的偶像。吉皮乌斯名声大，却无像样的作品。她不接受布尔什维克，但并无损害苏维埃政权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曾访问过中国）在《星火》杂志主持《20世纪俄罗斯缪斯》专栏。1989年叶甫图申科想发表吉皮乌斯的诗，书刊检查机构不批准。但他神通广大，电话竟打到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那里，头头一听见吉皮乌斯的名字，仿佛被开水烫了一样，连声喊道：“反苏分子，反苏分子，不能发表！”这位头头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已经过了70多年，吉皮乌斯还能对苏联产生什么有害的影响？我看过不少回忆她的文章，但没读过她的诗。不是不想读，而是读不下去。她的作品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如能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我倒想读读。

奥多耶夫采娃用较多篇幅刻画女作家苔菲，苔菲是值得特别介绍的俄国作家。十几年前，我写的介绍苔菲的文章《试拨尘雾现清辉》，便是受到奥多耶夫采娃的影响。以后又读过苔菲的小说，非常喜爱，并翻译了6篇，这大概是中国介绍苔菲作品的开始。苔菲是俄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幽默大师，她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传统，深得其中三昧，又极大地影响后来者，左琴科可谓苔菲的嫡派传人。

苔菲在十月革命前已是遐迩闻名的幽默作家，从邮递员到沙皇大臣都爱读她的小说。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是她的读者。1913年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之际，宫廷准备出版纪念册，大臣询问尼古拉二世收入哪位作家的作品，沙皇回答道：“苔菲！只收入她一个人，别人谁也不收！”苏联统治者斯大林也知道苔菲的影响。西蒙诺夫在回忆录里写道，1946年他和爱伦堡访问巴黎的时候，斯大林给他们下达一项任务：动员布宁或苔菲回国。当然他们两人一个也没回来。

苔菲嘲笑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她把俄国人身上的弱点，用夸张的手法、调侃的语言，展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笑自己。这是她与同她风格近似并深受她影响的左琴科不同之处。左琴科嘲讽的是苏联人身上的小市民习气，苏维埃政权下产生的不良现象，而苔菲针砭的是俄国国民的劣根性。以她短篇小说《毅力》为例。《毅力》写一个叫伊万的人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一定要戒酒，只要有毅力戒酒并不难。伊万决心戒酒，相信自己有毅力。回家的路上看见商店里摆着白兰地，他想买一瓶带回家不喝，表明他有毅力。回家后立即将酒锁在食橱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想：“我把酒拿出来摆在桌上不喝，说明我有毅力。”酒放在桌上后，伊万又想：“只要有毅力，启开也可以不喝。”酒瓶启开了。伊万看着启开的酒瓶，忽然下了决心：“不，我还要进一步，倒上一杯。不仅如此！我甚至喝一杯。人要是有毅力，说不喝就不喝。”接着为了证明他有毅力，说不喝就不喝，他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最后醉倒在桌子底下。

苔菲曾在布尔什维克安德列耶娃发行、列宁掌舵的《新生活报》上撰稿，同布尔什维克有过短期合作，但她不理解也不接受十月革命。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在《在格拉森崖上》、《断头台》和《儿童》等小说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920年她流亡巴黎，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创作力依然盛旺，佳作不断问世。苔菲晚年孑然一身，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1952年溘然长逝，但她的作品直到80年代后期才重返祖国。我读她的作品时会想，哪天我再到俄罗斯去，同俄国朋友一起咀嚼她的每个句子，读得烂熟，把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翻译是极辛苦的差事，局外人难理解，局内人也未必完全理解。要把苔菲作品原汁原味地翻译过来，也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除布宁外，奥多耶夫采娃着墨最多的是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和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奥多耶夫采娃把两个格奥尔基写得活灵活现，写得比其他人物丰满。这可以理解。一个是她丈夫，另一个是她丈夫的好友也是她的好友，她对他们自然更熟悉，下笔便会带感情。但在文学史上，不论是伊万诺夫还是阿达莫维奇，都无法同她写的其他人物相比。两个格奥尔基有相同的地方，都才华横溢，懒散成性。阿达莫维奇有赌徒心理，忌妒心极强，睚眦必报，伊万诺夫则玩世不恭，一副名士派派头。阿达莫维奇年轻时期写过诗，但算不上诗人。到国外后，倒在俄国侨民当中成为最权威的评论家。要挤垮谁，他只要振臂一呼，其他人便蜂拥而上。一次他和巴尔蒙特在《最近新闻报》相遇，争吵起来。巴尔蒙特懂得多种语言，博览群书，阿达莫维奇只懂法语。巴尔蒙特说他是“教育不足的呆头呆脑的中学生”。这句话刺伤了阿达莫维奇的自尊心。阿达莫维奇决心报复，发动他的追随者，把巴尔蒙特挤出巴黎。茨维塔耶娃也是被巴黎的同胞们挤得走投无路，只得走上死路——返回苏联，1941年8月31日在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上吊自杀。把她挤走的同胞当中，就有阿达莫维奇。伊万诺夫比阿达莫维奇有诗才。他在国外出版的诗集《玫瑰》受到好评。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他封为俄国侨民第一诗人。他还写过一部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讲述十月革命后彼得堡作家、诗人、画家和演员等文化人的故事。书写得十分有趣，但很多情节是他编造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看了大为恼火。我看过这本回忆录，还动过翻译的念头，后来知道很多故事是他自己编的，便作罢了。顺便说一句，俄国姓伊万诺夫的诗人、作家很多，提起伊万诺夫，人们往往想到苏联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装甲列车——16-69》的作者，而不是侨民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

巴尔蒙特和扎伊采夫也需要介绍几句，一个是曾在诗坛上大放异彩的诗人，另一个是德高望重的杰出作家。巴尔蒙特，用勃洛克的话说，“是俄国象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他是20世纪初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诗集《只是爱情》轰动一时。20世纪俄国诗歌史可以没有阿达莫维奇，甚至伊万诺夫，却不能没有巴尔蒙特。巴尔蒙特周游世界，通晓多种语言，把外国很多作品翻译成俄文介绍到俄国来，打开俄国人的眼界。他激烈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写了《复仇者之歌》，并到处朗诵，惹恼了沙皇政府。1907年沙皇政府请巴尔蒙特离开俄国，他不肯走，理由是没有路费。沙皇政府给他拨出两千卢布他才走。沙皇政府的温和态度让古米廖夫惊叹不已。二月革命后巴尔蒙特返回俄国，那时俄国诗坛上已形成各种流派，奇怪的是不管左的还是右的流派都一起攻击他，糟蹋他的流言满天飞。说他是猎艳能手，女人见到他便委身于他。有个女人敢于反抗，他气得要命，从三楼上跳下去，落到垃圾坑里，头上撞出一个大包，自此文思泉涌。他无法在国内再待下去。1920年好心肠的卢那察尔斯基放他到国外去。他到巴黎后又被阿达莫维奇一伙挤走。巴尔蒙特与谢韦里亚宁有相似之处，晚年也是写诗狂，但并没有明显地越写越坏。

扎伊采夫是俄国著名作家，十月革命前担任全俄作家协会主席。1922年莫名其妙地被契卡关押，释放后获准出国。他继承了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传统，作品紧扣现实，文字清新优美。他还把但丁的《神曲》译成俄文，其贡献不在他的创作之下。我在写高尔基的几篇文章时，读过他的小说《蓝色的星》，他在书中记述了俄国知识分子成立俄国赈灾委员会的经过，他就是因参加这个官方委员会而被捕的。扎伊采夫为人忠厚，和蔼可亲，受到侨民作家一致爱戴。奥多耶夫采娃把他同布宁对比，在目无下尘的布宁的衬托下，扎伊采夫更加显得淳朴可爱。由于流亡国外的原因，他的作品长期不能在苏联出版。他的作品返回祖国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扎伊采夫作为白银时代的重要代表，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突出。

1946年奥多耶夫采娃写到参加欢迎西蒙诺夫和爱伦堡的招待会时，带出了画家安年科夫。安年科夫刚刚被妻子遗弃，痛不欲生，奥多耶夫采娃陪他在街上转了一夜。新经济政策时期安年科夫是苏联最走红的画家，给很多人画过肖像，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画得最传神的是阿赫玛托娃的肖像。1924年他离开苏联，出国的原因我已记不清。我有他的《会面日记》，他写的内容并不新鲜，很多人都写过，但我很喜欢他的画。

布宁是奥多耶夫采娃书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布宁的创作生平无须介绍。他是俄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品早已介绍到中国。他的《乡村》、《旧金山来的绅士》和《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我们熟悉作家布宁，并不熟悉作为一个人的布宁。奥多耶夫采娃写的正是作为人的布宁。阿赫玛托娃夸奖奥多耶夫采娃“布宁写得好”，指的便是她写出生活中真实的布宁。布宁同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妻一样，把自己视为超人。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加目空一切。夜里在旅馆里大吵大闹，把全楼人惊醒，不仅毫不羞愧，反而认为这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权利。一次奥多耶夫采娃在家里举行聚会，她的女友路路女士远道而来“看布宁”。布宁姗姗来迟，一见苔菲便同她说起俏皮话来，两人比赛谁说得俏皮。这时路路女士走到布宁跟前，对他说：“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太幸福了。我终于有机会向您表达，您的小说《吉卜赛女人》如何让我欣喜若狂……”布宁厉声说：“夫人，您喜欢我的小说，说明您的鉴赏力不错。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急于向我表白？”路路女士满面羞惭，恨不得钻进地缝。连对布宁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奥多耶夫采娃也觉得“布宁有时非常讨厌”。他从不说熟人好话。库普林是布宁的老熟人，布宁把他说得像恶棍。布宁说自己三十岁当了院士，库普林听说后气得要死，对他说：“躲开我，我恨你。走开，不然我把你掐死！”布宁说，库普林骂街骂得棒极了，简直像夜莺唱歌。库普林往第一任妻子身上洒花露水，点着了，差点把她熏死。1937年库普林应《消息报》主编布哈林邀请，返回苏联。布宁说库普林第二任妻子“像运一张死熊皮似的把他运回莫斯科”。库普林是否像布宁说的那样，我没看过其他材料，无法断定。但布宁虚荣心极强，很看重院士头衔却是事实。他把院士头衔印在名片上，向他所住过的旅馆老板一一出示。布宁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起他来咬牙切齿。他对契诃夫也不大尊敬。布宁喜欢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他和奥多耶夫采娃夫妇同住在俄罗斯之家里时，老往他们房间跑，说是“为了那扇窗户”，实际上是为了窗户里的女主人。

布宁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极好，特别会感受自然。他作品里有很多描写自然的地方，可以说过多了。他的文字优美，用词考究，堪称美文大家，他想象力特别强，脱口就能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他很看重小说《幽径》（也有人译为《暗径》），想从中派生出一批小说来，但他晚景凄凉，身体虚弱，精力衰退，想法未能实现。布宁仇恨布尔什维克，1920年他通过白军弗兰格尔将军占领的克里木半岛逃往土耳其，再转道巴黎。他写的《可诅咒的日子》便是记录革命后他在俄国逗留的那段日子。他自己说，苏联使馆请他参加宴会，大家举杯站起来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时，只有他一个人坐着不举杯。奇怪的是，苏联一直没禁止他的书，当然也没有出版他的书。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开始出版布宁的书。他比其他侨民作家“回归”得早得多。

《塞纳河畔》所提到的作家，俄国人并不陌生，但中国读者却不熟悉，所以做以上介绍，免得读者读这本回忆录时吃力。

蓝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