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巴别尔
巴别尔的作品在经过长达20年的停版之后得以问世，使得对这位大作家的名字闻所未闻的青年一代，可以熟悉这几部30年前震撼过我们的书了。
巴别尔初期的一些尚不成熟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16年。阿·马·高尔基发现了他，高尔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满怀爱心关注着他的创作之路。巴别尔广为人知稍晚，是在1924年，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在《列夫》杂志上发表了年轻作者的几个短篇小说。此后不久《骑兵军》问世。1926年我与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相识时，他已经尝到了荣誉带来的苦头，在回避那些过于纠缠的崇拜者了。《骑兵军》被译成20种语言，巴别尔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1928年罗曼·罗兰曾写信向高尔基谈起他。1935年巴别尔作为苏联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我记得，安利·巴比塞、亨利希·曼、让-利沙尔·布洛克、沃尔格·弗兰京都热情洋溢地会见了巴别尔。对于国内外读者来说，他是当代最引入注目的作家之一。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在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他与其他作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而且在于对世界独特的理解。他是最准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他1920年的日记——那时巴别尔在第一骑兵军里。年轻的作者在日记本上匆忙地记下了自己的战时印象。《骑兵军》里有个故事《基大利》，其中写了一个旧货商哲学家。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篇小说是浪漫主义的虚构，但日记解释了《基大利》的出处：1920年7月3日，巴别尔在日托米尔米城遇到了自己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并记录下来：“矮小的犹太哲学家。异乎寻常的小铺子——狄更斯，笤帚和金鞋子。他的哲学是：大家都说是在为真理而战，可大家都在抢劫。”
《骑兵军》里的另一篇小说是《军马储备主任》。其中巴别尔甚至没有改换主人公的姓氏。他在1920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军马储备主任济亚科夫真是幅绝妙的画像，带银色镶边的红色制服裤，雕花腰带，斯塔夫罗波尔人，阿波罗般的身材，灰色的短髭，45岁……是个大力士……谈到马……”又过了三天写道：“济亚科夫来过。谈话筒短：凭这马能得一万五千卢布，凭这匹能得二万，如果它站起来，那就是一匹马呀。”现在好像已把这种忠实地再现现实的作品叫“特写”。然而巴别尔的小说常常令我们惊诧不已，有时它们接近幻想小说。他发现了别人忽略的东西，用让人吃惊的声音谈论着。有一类作家总是拉开非凡的架势，描写平平淡淡的东西。还有一类作家，则愿意以平淡的口吻讲述非凡的故事。巴别尔简洁动人地展示出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其中非凡总为平凡所冲淡，如同香精被水稀释，而悲剧性又为习以为常的事物所削弱。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他独厚短篇小说。他似乎是用探照灯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小时，有时是一分钟。他总是选择人类最为坦露的那些状态；也许正因为如此，爱的激情与死的主题才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执拗地反复出现。
他写作非常之慢，对自己十分苛求，他留下了三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两个剧本。除少数例外，他的书都展示震撼过他的两个世界：革命前的敖德萨和第一骑兵军的军旅生活，他曾是骑兵军中的一员。
巴别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敖德萨度过的。他眷恋故乡，在革命前夜他写道：“敖德萨有人口众多、贫困和痛苦不堪的犹太人社区，有十分自负的资产阶级和非常黑暗的市杜马。敖德萨春天的夜晚甜蜜而令人困倦，金合欢芳香醉人，黑沉沉的天幕上高悬一轮充满宁静和神奇光辉的月亮……敖德萨有港口，港口里有来自纽卡斯特里、加的夫、马赛和赛伊达港的船；有黑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敖德萨有过黄金时代，现在正处在富有诗意和带点漠然，又十分无可奈何的衰落时代。”
别尼亚·克里克，这个南方的暴徒、强盗和幻想家，走私贩子的女王柳勃卡·卡扎克，漫不经心和鼠目寸光的怪人和凶悍的骗子，说笑话的能手和想走好运的猎人，是不会诞生在文人的书房里的：他们包围着少年巴别尔。《我的鸽子窝的故事》起初只是一个小男孩的经历，后来，就是一个成熟睿智的大师在叙述了。
革命前，敖德萨被认为是笑话之乡。苏维埃时代为俄罗斯文学奉献了一批天才作家：巴别尔、巴格利茨基、伊里夫、彼得罗夫、卡达耶夫。鲜明、幽默、炽烈、厚重、浓烈的生活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骑兵军》没有对革命的律师辩护，革命也并不需要这样的辩护。《骑兵军》的主人公们有时残忍，有时可笑；他们的身上洋溢着充沛旺盛的、春潮般的活力。然而他们为之奋战献身的事业的正义性渗透在整部书中，尽管无论作者还是书中的主人公都不曾提及这一点。对巴别尔来说，《骑兵军》中的战士们，并非我们在当今文学作品中时常见到的那种公式化的主人公，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如果说，20世纪有些作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森林妨碍苏联作家观察树木。《骑兵军》中有激流狂澜和暴风骤雨，同时，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目、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语言。高尔基说过，巴别尔“美化”自己的主人公“比果戈理写查理波罗什人更好，更真实”。的确，很难无动于衷地阅读《盐》或者《多尔古绍夫之死》。
那种被老天主教徒们呼之为“肉欲的”、被现代清教徒们称作“兽性的”爱情，巴别尔坦然写来，全无虚伪的扭捏。丘特切夫曾提到的“阴暗朦胧的欲望之火”吸引着巴别尔，因为这种火光永远烛照着人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的面具。巴别尔对莫泊桑的喜爱不能归结为这位法国作者的创作风格。如果说到巴别尔与外国作家的相似，那更先令人想起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科尔杜埃尔、斯坦贝克。巴别尔像他们一样力求不去叙述一个人，而是展示他，像他们一样避免作者的议论而注重对话。然而，我多少知道，巴别尔对美国文学颇淡漠而是崇拜莫泊桑，并且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与那些不如他那样喜欢莫泊桑的法国作家展开过热烈的争辩。他之所以看重莫泊桑，是因为莫泊桑展示了爱情的力量，他看重他的率真：“莫泊桑也许一无所知，也许知道一切：赤日炎炎的大道上驶着轰轰隆隆的驿车，驿车上坐着肥胖狡诈的小伙子波里特和一个结结实实、笨手笨脚的村姑。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与为什么干，那可是他们的事儿。天热、地热。波里特和村姑大汗淋漓，而驿车在赤日炎炎的大道上轰轰隆隆地驶过。这就是一切。”
虽说巴别尔写过两个剧本，后来还写过长篇小说，但他首先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他在长篇小说泛滥、语言贬值的时代，更加害怕冗长，他善于用三两页写出似乎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话富于个性，色彩鲜明，因而有时一句话便能揭示一个人的内心面貌。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光彩夺目；他像20世纪某些写生画家一样，寻求鲜明的色彩。他不怕出格，在小说《季·格拉索》中，他表露出自己的艺术态度：小说描绘了一位西西里悲剧演员的表演，他藐视常规，令观众折服。早在1915年，巴别尔在初试创作时，就说要在文学中寻找太阳，寻找饱满的色彩。他赞叹果戈理的乌克兰小说，惋惜“彼得堡压倒了波尔塔瓦。阿卡季·阿卡季耶维奇谦虚而又咄咄逼人地排挤了格利茨科……”对于习惯于拘谨羞怯的俄国散文的人来说，巴别尔塑造的形象似乎显得稀奇古怪，如同热带的鸟儿一样。如果论及巴别尔夸张手法的文学家系，那么首先令人想到早期的果戈理。
20世纪30年代初，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开始寻找果戈理在乌克兰小说之后所走的道路。他常常说自己过于堆砌辞藻，滥用形象，需要最大限度的朴素。根据那篇佳作《石油》，我们可以猜到他随后所写作品的面貌。1916年，高尔基劝告初始写作的作家好好研究生活，巴别尔七年没有发表一个字，尽管他仍在写。这时，他重又陷入沉默；从1936年起，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作品，而他仍然勤耕不辍。他一如既往，对自己十分苛求。他在写长篇和新的短篇小说。
巴别尔死于1941年，享年47岁。
他身材不高，墩墩实实，总是戴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芒。他身上那种对生活非凡的兴趣令人震惊，他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事物所吸引。他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十分难得结交职业作家。他能整点钟地听别人的爱情、走运或倒霉的故事。他喜欢跳跃、奔跑，从马匹旁边经过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他写自己的战友赫列勃尼科夫：“……我们受到同样情欲的震撼。我们俩把世界看成五月的草地，看成了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草地。”
他谙熟多种外语，够得上一个大学问家，但对他来说，任何时候书本也不会盖过鲜活的生活。1935年，我在报上描绘过巴别尔在巴黎笔会上的发言：“巴别尔不讲本国语，他法语讲得流畅自如又老练，15分钟里他用几个没登过的故事令听众大为开怀。人们笑着，同时明白了，借这些快活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的人和我们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有了粮食、有了房屋，他甚至还有了勋章，但这对他还嫌少，他现在希望诗歌能写写他……'”
巴别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可惜的是，没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1938年冬天，在莫斯科时，他常上我家来侃侃而谈；我当时曾想，他能很好地把一切都写下来。命运却另有安排。
他喜欢离群索居，喜欢“愚弄”人。他的生活有时令人想起鼹鼠的行踪。他闭门不出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他在巴黎近郊住过几个月，在一个法国老妇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成了凶犯，别尼亚·克里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里就像对囚犯一样把他锁在屋里，免得他把她杀了。这件事令巴别尔发笑，但他喜欢这个房间，安静，能写作。
他喜欢清静，却度过了颇不清静的一生。作战，戎马倥偬，认识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全部希望、全部苦难。他接近革命如同看到了自己珍爱的事物的实现，他所秉持的公正、国际主义、人性的崇高理想至死不渝。
“朋友”这个词像所有的词一样，有多种解释。巴别尔懂得什么是友谊，他是个心地磊落的人，从来不出卖朋友。多年里他以自己的友谊支持过我，这是我莫大的幸福。1932年，我写出了长篇小说《第二天》。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登门来访。如果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这件事，那我将痛苦万分……
巴别尔的小说还将长久流传。这是高尚的艺术。有某种东西使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伟大俄国作家亲近：人道主义、保护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和一个人对短暂而又不会重来的生命的渴望。……他生活在一个既高尚而又十分艰难的时代。他不仅坚信未来，还曾为之而斗争。他20年代一篇出色的小说《卡尔-扬盖里》是这样结束的：“我在这些街道上长大，现在轮到卡尔-扬盖里了，但为我奋斗不像为他那样，事情与我的关系不大了。我自语道：你不会不幸福的，卡尔-扬盖里……你不会不比我幸福……”
巴别尔的读者将怀着谢意回忆起他，他憧憬过他们的幸福，并为之奋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