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大利

每逢礼拜六前夜，回忆的剧痛总是折磨着我。我祖父总是在这些夜晚，用那焦黄的胡子摩挲着伊本·埃兹拉的著作。戴着花边头饰的老太婆则把细溜溜的手指，伸在礼拜六的烛火上算命，并甜蜜地号啕大哭。孩童的心便在这些夜晚飘摇，如同魔力涌浪中的一叶小舟……

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在一座古老的犹太教教堂旁，在它那黄色的、冷漠的墙根下，一些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在卖粉笔、群青和烛芯——这些蓄着先知式胡须的犹太人，凹陷的胸前裹着复活节前一个礼拜的褴褛衣衫……

我的面前就是集市和集市之死。一颗肥嘟嘟的灵魂被铲除了。一把把无声的锁头挂在摊位上，花岗岩的桥面空无一人，如死人的秃头。它闪烁片刻，便消失不见——那颗胆怯的星星……

我的运气来得晚，已是日落之前。基大利的小铺子，深藏在一排排关张的货摊中。狄更斯啊，那天夜晚，你的幽影何在？在这家古老的店铺里，你本可看见镀金的皮鞋、船上的绳索、古老的罗盘、鹫鹰的标本、刻有“1810年”日期的温彻斯特来福枪和打碎的铁锅。

老基大利围着自己这堆宝贝，在黄昏玫瑰的光影中踱来踱去——这位个头矮小的店主戴了一副烟色的眼镜，穿了一件拖地的绿色常礼服。他不停地搓着那双白净的手，把瓦灰色的长胡子捻成一小撮一小撮的，他不时地低下头去，倾听着飘过来的无形之声。

这家店铺，就像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又一本正经的孩子的百宝箱，他将来是要当植物学教授的。店铺既有纽扣，也有蝴蝶标本。人们管个头矮小的店主叫基大利。所有人都离开了市场，基大利却留了下来。他在地球仪、头盖骨和花朵标本的迷宫里转悠着，不时地挥挥用鸡毛扎成的彩色毛掸，拂去花朵标本上的灰尘。

我们坐在啤酒桶上。基大利把那缕长胡子卷起又松开。他那顶大礼帽在我们头上晃来晃去，像是一座黑色的钟楼。温暖的空气从我们身旁流过。天空色彩变幻。温柔的血液从天上翻倒的瓶子里流出来，丝丝腐臭包围着我。

“革命，我们可以对它说‘行’，难道我们要对星期六说‘不’吗？”基大利这样扯开话头，并用他那双烟褐色眼睛的丝带缠上了我。“‘行’，我冲着革命喊，‘行’，我冲着它喊，可它却躲着我基大利，送上前来的就是枪啊炮的……”

“太阳照不进闭着的眼睛，”我回答老头道，“但是我们会掰开闭着的眼睛……”

“是波兰人蒙蔽了我的眼睛。”老头声音极微弱地说，“波兰人是恶狗。它掳走犹太人，拔掉他们的胡子，唉，一群疯狗！现在它正在挨揍，这只狗。这可太好啦，这就是革命！后来，有个揍波兰人的人跟我说，‘把你的留声机交出注册吧，基大利……'‘可是我喜欢音乐，先生们。’我对革命说。‘你并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基大利，我要向你开枪，那时你才会知道，我不能不开枪，因为我是革命啊……'”

“它不能不开枪，基大利，”我对老头说，“因为它是革命啊……”

“可是波兰人才开枪啊，我亲爱的先生，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而革命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而快乐的事情是不喜欢待在孤儿家里的。好人做好事。革命是好人的好事。好人不杀人。就是说，坏人才闹革命。波兰人也是坏人。谁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在哪儿？反革命又在哪儿？我曾经讲授过《塔木德》，我喜欢拉西的评注和迈蒙尼德的书。日托米尔城里还有其他知书达理的人。您看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我们一同扑倒在地，放声高喊：我们倒霉啊，甜蜜的革命在哪儿？……”

老头住了口。我们看见了银河旁出现的第一颗星星。

“星期六就要到了，”基大利脸色严肃地说，“犹太人该去教堂了……先生同志，”他说着站起身来，黑塔楼一般的圆顶礼帽在他的头顶上晃动了一下。“您领点儿好人到日托米尔来吧。唉，我们城里好人太少啦，唉，太缺啦！您带点儿好人来吧，我们把所有的留声机都交给他们。我们不是没文化的人。共产国际……我们知道什么是共产国际。我想要好人的共产国际，我想让每颗灵魂都带去注册，并按照第一等级发口粮。就这样，灵魂啊，你请吃吧，享有你的快乐吧。共产国际，先生同志，您不会知道它就这着什吃……”

“就着火药吃，”我对老头说，“还蘸着鲜血……”

于是，它便从幽蓝的黑暗里升上了安乐椅，这青春盎然的礼拜六。

“基大利，”我说，“今天是礼拜五，已经到晚上了。在哪儿能弄到一张犹太蜜饼儿，一杯犹太茶，而且那杯茶里还有不怎么主事的上帝？……”

“找不着，”基大利回答我道，在他的百宝盒上挂了一把锁，“找不着。隔壁就是小酒馆，店家倒是好人，可是那儿没人吃饭，都在哭呢……”

他扣好了绿色常礼服上的三颗骨制纽扣。他用鸡毛掸子把自己上上下下扫了一遍，又往柔软的手心里撩了些水，便走了——这位矮小、孤独和富于幻想的人，头戴黑礼帽，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祈祷书。

礼拜六到了。基大利，这位空想共产国际的始作俑者，到教堂作祷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