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战术理论

总的说来，除非因应某人的意愿，否则任何武装人员的群体都不能称之为军队——有组织的作战力量，多头指挥的军队很明显是个怪物。除非得到供应补给，否则这个群体也无法维持军队的形态。因此，军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组织：身体——作战人员；腹部——行政服务；以及大脑——指挥官。因为任何一部分遭到破坏都会使其他两个部分无法运作，因此有了三个战术目标。其中的第一个部分——作战部队，可以比作蛋壳，占据外层或者前方，而第二和第三部分——指挥和行政服务——代表着蛋黄和蛋白——占据内层或者后方。所以，攻防有两个战术区域——前方和后方，后者可以比作上节讨论的重要战略区。

1914年堑壕战开始之后，战线不断拉长而没有了侧翼。因为这使得迂回正面、攻击后方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正面突破成了唯一的战术问题。通过大规模炮火轰击在敌军的正面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派遣一支部队穿过这个缺口，是显而易见的方法。尽管这一想法听起来很合理，但是细想一下便知道，这通常是不现实的，原因如下：（1）炮击持续的时间给了敌人足够的警示，他们知道攻击将要开始；（2）持续的炮火准备向敌军泄露了攻击点，他们可以加大防御纵深并进行相应的调整；（3）密集的炮火将完全破坏地面，摧毁前方的交通，使战场上的车辆运输无法进行；（4）用布满弹坑的区域代替堑壕绝不能解决克服敌军抵抗的问题，因为这只是用一种地面工事代替另一种。

在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战役中，坦克的使用克服了这些困难。它们可以迅速、秘密地大规模集结；不需要炮火准备，因此也就不会破坏路面。虽然这次战役以失败告终，但是确立了战术上的一种革新，因为它清晰地说明，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快速地突破前方或者外部作战区域，攻击后方或者内层的指挥与行政区域。

正如1918年所发生的那样，这种新战术开启了很多种可能性。在西部前线，德军组成了500英里（约805公里）长的防线（或者防区），前方区域深度大约为5英里（约8公里），后方深度为15英里（约24公里）。后方区域有他们的师、军和集团军司令部——前方作战部队的大脑。因为现在突破已经成为可能，这种直线型的分布不仅有利于突击作战，而且阻碍了德军对突破部队的阻击，因为战线的延长使部队更难集中，我提出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在概念上并非独创，但是采用了新颖的方法。计划的目标是在攻击作战部队之前直接攻击敌军指挥部，这样其作战部队遭受攻击时会因为缺乏指挥而瘫痪。具体的手段是派出强大的快速坦克分队，在飞机的有力掩护下，穿越前方进入后方，打击德军的师、军和集团军司令部。一旦消灭了这些目标，前方即陷于瘫痪，可以按照常规的路线发动攻击。

尽管福煦元帅接受了这些瘫痪战术，作为预计在1919年展开的攻势的基础，但因为战争于1918年11月结束，它们从未得到试验，一直停留在理论上，直到1939年9月，德国人将其改良，在波兰进行了尝试，他们将这种战法称为“闪电战”。

与此同时，另一种因为机械化而成为可能的理论也在发展，但是它属于空中而非地面。根据这种理论，重要战略区处于平民的意志之中；因为一旦平民的意志因为恐惧而崩溃，整个政府机构乃至军事指挥将陷入混乱之中。

意大利将军朱利欧·杜黑是这种士气攻击理论的最热心倡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在自己的《制空权》一书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参战的军队只是双方国家试图削弱其他国家抵抗的手段；因此，尽管战败一方的军队赢得了大部分和最大规模的战役，当平民的士气开始削弱，这些军队还是可能被解散或者投降，整个舰队将原封不动地转交给敌方。在以前的战争中，国家的瓦解是军队在战场上的行动间接造成的。在未来，这将由空军的行动直接实现。这就是过去的战争和未来的战争之间的差别。”

“迫使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疏散的空袭，肯定比上一场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没有明确战果的战役更能影响胜负。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制空权，最关键的中心地区就会遭到不间断空袭，而无法做出有效反击，这样的国家不管其地面部队能够做什么，最终都会确信一切行动都没有意义，所有希望都化成泡影。这种信念就意味着失败。”

应该注意的是，杜黑的目标不是用消灭代替对重要战略区（对保持敌军战场力量至关重要的工业区）的占领，而是采取更具毁灭性的做法——在不动用陆军或者海军的情况下迫使对方投降。在他的书中，多次明确了这一看法。例如，他曾写道：

“现在，我要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这种空袭对士气的影响，比其物质上的影响更能左右战争的走向。例如，对一个大城市的中心，想象一下单个轰炸机部队在一次空袭中对平民产生的影响。我毫不怀疑，它对人们的打击是可怕的……”

在说明了空袭的破坏力之后，他继续写道：

“一天中发生在一个城市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10个、20个、50个城市中。而且，即使没有电报、电话或者广播，消息的传播也很快，我问你，这对其他尚未遭到打击但是同样容易遭到空袭的城市居民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威胁下，地方和军事当局如何保持秩序、公共服务运作和生产？即使维持表面上的秩序并完成一些工作，看见一架敌机是否就足以使市民们在惊慌中四散奔逃？简而言之，在死亡和破坏临近的持续噩梦中，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如果第二天又有10个、20个或者50个城市遭到轰炸，谁能够阻止这些无家可归、惶恐不安的人们逃到乡间，以躲避这种来自空中的恐怖打击？”

“在这种无情的空中打击下，国家的社会结构必然完全崩溃。很快，为了结束这种恐惧和苦难，人们在自我保护的本能驱使下，将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这将发生在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完全动员起来之前。”

上面介绍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两种非凡战术理论，引人注目的是，两者都将战争的问题从物质层面提升到士气的领域。攻击敌军指挥部的目标是瘫痪敌军的作战部队，而攻击敌方平民的目标是打击政府的士气。

从概念上看，这两种理论很类似，但是应用上却完全不同。第一种方法要求陆军和空中力量的整合，而第二种方法则以它们的分离为基础，陆军成为一种警察力量，只能在国家屈服于空中打击之后占领它。这种空袭形式被称作“战略轰炸”。在前一种战术中，行动纯粹在军事领域进行，决定性战役仍然是战略的结局。而在后一种战术中，行动则纯粹在平民范畴内展开，摧毁文明生活的可能性成为了空军战术的目标。战争结束后，这些理论造成了什么影响？

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之前，第一种战术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第二种战术因其通俗性而被大加宣扬。在“一战”期间，美国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已经提出了很类似的理论，并受到了英国休·特伦查德爵士的赞同。1918年4月，英国就出现了第一支独立的空军；辅助性的空军部队——皇家飞行军团转化为独立的军种——皇家空军。

从表面看，这种转化似乎很符合英国的岛国地位，尽管它可以抵御陆上的进攻，但是对欧洲大陆上的盟友提供支持却变得很难。如果杜黑和其他有相同想法的人是正确的——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事件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如何以最小的军力、最大的效果干预大陆战争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就能得以解决；空中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地面部队，因为从英国实施对大陆目标的轰炸可以避免向海外派遣大量远征部队。

法国的位置不那么有优势，因为在她和德国之间没有英吉利海峡，此外，她缺乏再与德国打一场战争所需的人力。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她通过构筑马奇诺防线，将自身变成一个人工岛，这条防线可以比作对抗德国“洪水”的防波堤。法国没有建立独立的空军，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将轰炸机看成扩展马奇诺防线炮火射程的手段。

从这两种策略上可以看出，如果英国和法国总参谋部有清晰的思路，下一次战争的起点就是前一场战争的继续，马奇诺防线代替了西部前线的堑壕。因此，战争应该以一场围攻战开始，在防线的掩护之下，取得充足的时间以生产能够粉碎德国的空中炮兵，以及封锁德国所需的舰只。如果按此规划，难以想象结果会是怎样的。

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不幸的是，1933年德国落入了一个策略和计划非常明确的人手中，这个人集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于一身，有时候是“希特勒阁下”，其他时候则是“上帝”。

“‘谁说我会像1914年那些傻瓜一样发动战争？’希特勒叫嚷道。‘我们不是正在尽全力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吗？大部分人缺乏想象力……他们对新奇的事物视而不见。连将军们都没有思想。他们被自己的技术知识束缚了。有创造力的天才总是站在专家圈子之外。'”

早在1926年，希特勒还在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时，他已经完全明白，在下一场战争中“摩托化”将“以不可阻挡和决定性的形式出现。”他相信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思想和歼灭战略。他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因此，他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德国的“生存空间”，相应地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战术。这些战术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财产损失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希特勒的战术基于两种理论——宣传攻势和快速打击攻势。在时间上，他颠覆了杜黑的理论，其目标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而不是之后）打击敌方平民目标，这种打击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他曾经说过：“战争除了诡计、欺骗、迷惑、进攻和奇袭还有什么？……有一种拓展的战略，使用精神武器……如果我可以用其他更好、更经济的手段达到目的，为什么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他（敌人）的士气呢？”劳施宁的如下引语清晰地说明了他的理论：

“堑壕战中为了步兵正面攻击而进行的炮兵准备在未来将被革命性的宣传所取代，这将在军队开始行动之前从心理上击垮敌人。在考虑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打击敌国人民的士气，使其准备屈服，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应该在所有敌国都拥有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得到这样的朋友。精神错乱、思想矛盾、犹豫不决、惊慌——这些都是我们的武器……”

“在几分钟内，法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就会失去它们的领导人。军队没有了总参谋部。所有政治领导人都离开岗位。这种混乱难以置信。但是我和组成新政府的人有着长期的关系——那是适合我的一个政府。”

“当敌人的士气从内部受到打击，处于革命的边缘，社会安定受到威胁——这就是合适的时机。一次打击就肯定可以消灭它们……摧毁性的一次猛击。我不考虑后果，只考虑这一件事。”他曾在另一个场合中说道：

“如果我要攻击一个对手，就会采取和墨索里尼不同的行动。我不会事先进行几个月的谈判，进行冗长的准备，而是——就像我毕生所做的那样——像夜空中的闪电一样，突然向敌人猛扑过去。”

尽管这三种理论表明，下一场战争与前一场战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攻防的形式和原则仍然一如往常，对于战争学者而言，在开始研究1939～1945年的各场战役之前，牢记这些形式很重要，这些战役发生于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如果不了解这些形式，就没有评判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