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源于舞蹈艺术的使命感
我拿过很多奖,全国、全军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奖项都拿过。然而,当我得知耗费半年心血搞出来的大型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时,心情还是激动得难以言表。因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是党和国家对艺术创作最高规格的赞许和肯定。同时,我也和主创单位——宜昌市各级领导、宜昌市歌舞团全体成员一样,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点力量而深感由衷的欣慰和自豪。此时此刻我还意识到,与奖状和鲜花相伴而来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一种无形的鞭策与压力,一种无需别人交代便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90年代军装照
说起来我已是第二次获得此殊荣了。首次获得此奖项的作品是我任艺术指导的大型系列舞蹈剧《月牙五更》。这部作品演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不过当我再度手捧“五个一工程”奖的奖状时,喜悦与荣誉、鞭策与压力、责任感与使命感,依然与当年一样的生动和鲜活。我总觉得,一个人没有荣誉感便会失去向前奋进的追求,但一味地陶醉于荣誉而品咂不出其中的责任和使命来,比不知什么是荣誉更加可怕。我的这一自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党和人民军队对我长期教育培养的结果,也是我在实践中严格要求的结果。
我出生于渔民家庭,是个从小捡过煤渣的苦孩子。党不仅把我引入了艺术殿堂,还教导我文艺只有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才有前途,文艺家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和生活的沃土里,才能创造出有崇高品位和积极意义的作品来。这些教导不仅是必须坚持的文艺方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荣誉心和使命感的源头。因而还在做演员的时代,我就拜了不少戏曲演员和民间艺人为师,学了京剧和许多地方戏。东北地区的民间舞蹈,无论是南派秧歌还是北派秧歌,我都咀嚼得烂熟于心。我还特别愿意到生活中去,曾在乌苏里江上同赫哲族同胞一起打鱼,也曾在内蒙古草原同牧民一起牧羊放马,至于当兵更是我分内的事。为了得到更深的体验和收获,我剃光了头,穿上列兵服装,在班长指挥下毫不走样地摸爬滚打。除纪律规定不许登战斗机飞上蓝天外,步兵、炮兵、坦克兵、潜水兵我都当过。当我进入创作的时候,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感人的细节,闪耀民族个性的舞蹈语言,便精灵般地不招自来了。我所创作的影响广泛的舞剧《蝶恋花》《虎头峰的传说》以及屡获重奖的《金山战鼓》《月牙五更》等等,无不仰仗于民族文化及丰厚生活对我的馈赠。即使在应宜昌市之邀创作《土里巴人》、应山西省之请编导《黄河水长流》之时,我都是先到土家族聚居的清江河畔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两岸,了解民情,熟悉民风,收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学习民间舞蹈,翻阅有关历史,有了这些,本子、结构、场面,舞蹈语汇也就出来了。
荣誉感和使命感不仅使人勤奋,而且使人智慧。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10月,我共完成荣获文华大奖的《土里巴人》、荣获解放军文艺大奖的《绢花》、荣获电视“星光奖”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任舞蹈总编导)、荣获文华新剧目奖的《三峡情祭》《黄河水长流》以及前进歌舞团创作的大型歌舞诗《雪花·雪花》。最有意义的是完成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创作的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任舞蹈总编导)。有人说我是多产的编导家,但他们或许不知道,一个月能有半天休息对我都是一种奢侈。
在《光明赞》排练的紧要关头,正是身患绝症的母亲生命垂危之际,她每分每秒都盼望我这个独生子能回到身边。然而我怎能离开呢?我精神饱满面带笑容地为上千名演员排练,泪水却在心里汩汩流淌。就在中央领导看完演出的第二天,我不得不放弃中宣部部长主持的座谈会和表彰会,乘头班飞机返回沈阳并直奔医院。这时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用泪眼可怜巴巴地看着我,用虚弱得不能再虚弱的手抚摸着我,而我也只能跪在床前大哭一通。后来剧组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我的情况后,请剧组转达对我的慰问和谢意,我伏在母亲身边大声喊着,转告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她微微点头表示领谢了,并从紧闭的双眼中流下了两行热泪……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节目单封面
已经年过花甲了,已进入了生命的秋天,但荣誉和使命仍然如春雷一样催促着我,使我永不停步,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