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Feature

听众不仅在音乐厅内，更在音乐厅外
The Audience is not only inside but also outside the Concert Hall

专访底特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斯拉特金
Interview with Leonard Slatkin, Music Director of Detroit Symphony Orchestra

美国指挥家莱昂纳德·斯拉特金（Leonard Slatkin）在2008年成为了底特律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既经历了乐团2011年的罢工，也经历了底特律城市的破产。在过去的九年间，他一点一滴地重新塑造底特律交响乐团：在乐团罢工后重新为乐团纳入新鲜血液；为乐团注入美国风格和美国曲目，让乐团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变换自如；更重要的是，他将乐团带到了音乐厅之外，带到了网络直播中。他说，听众不仅在音乐厅内，更在音乐厅外。

文字_余倩

斯拉特金曾携不同的乐团造访中国，早在1990年代他就带领美国交响乐团（American Symphony Orchestra）到中国巡演，之后也曾指挥过皇家爱乐乐团在中国的音乐会。2013年底，他带领另一支由自己担任音乐总监的乐团——里昂国立管弦乐团（OrchestreNationaldeLyon）到中国演出。而这次，在执棒底特律交响乐团近十年后，即将在明年卸任音乐总监的他，将带领乐团进行有史以来的首次亚洲巡演。

● －余倩

〇 －斯拉特金

● 我们知道您曾经率领过不同的乐团拜访中国，而这次是您第一次带领底特律交响乐团来中国巡演。中国的听众将迎来一支怎样的乐团呢？

〇 这是底特律交响乐团的首次中国巡演，也是我第一次带领底特律交响乐团到中国。我想有很多中国的听众已经通过底特律交响乐团的在线直播听过我们的音乐会。底特律交响乐团是美国唯一在线直播音乐会的交响乐团，这个系列在四年前启动，至今已经有超过一百万人在网络上看了我们的音乐会，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听众。我想也有一些中国听众听过我们录制的唱片。

这次到中国巡演，首先，中国的听众能够有机会亲眼听到底特律交响乐团。我觉得能够为中国听众展现美国作曲家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伯恩斯坦，我们即将迎来他的一百周年诞辰，此外，我们还将首演一首新的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随想曲——红楼梦》。我希望在演奏这首乐曲时能够保留底特律交响乐团的特色，我们作为一支美国交响乐团来首演一首新的中国作品，这可不多见。

● 除了底特律交响乐团外，您也指挥过众多其他乐团，在您看来底特律交响乐团的特色是什么呢？〇底特律交响乐团拥有世界一流的音乐厅，声音效果非常好。说起美国交响乐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灵活响亮。当然我们也能做到这些，但我们更希望能够创造出非常温暖的音色。底特律交响乐团有很棒的音乐家，与其他美国交响乐团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弦乐声部音色饱满，铜管声部不会太咄咄逼人，而且在演奏风格上十分灵活。我们可以任意地从一种音乐风格快速转换到另一种风格，例如此次中国巡演的曲目与我们到日本巡演的曲目几乎完全不同。

● 您为底特律交响乐团带来了许多美国作品，刚才您也提到自己对美国作曲家十分重视，是否因为您本人是一位美国指挥呢？

〇 在我的第二本书中，我会详细写到这点。事实上美国指挥家很少，大多数指挥都来自欧洲，而大多数欧洲指挥更喜欢指挥德奥作曲家的作品，包括勃拉姆斯、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马勒等等，因此美国音乐被演奏得很少，无论是老作品还是新作品。但我知道很多不错的美国作曲家，例如威廉·霍华德·舒曼（William Howard Schuman）、沃特·皮斯顿（WalterPiston）、阿隆·科普兰（AaronCopland）等。

我希望平衡新作品和古典作品，例如今晚（2017年5月19日）的上半场，我们将演奏以鲍勃·迪伦的歌词为蓝本，由美国作曲家约翰·科里利亚诺（John Corigliano）作曲的作品，下半场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对于我这一辈人而言，鲍勃·迪伦是一位英雄人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写歌反对越战、争取民权，但乐团里的很多年轻音乐家并不熟悉他，也许知道他刚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很少人知道他的歌词其实如诗歌那般优美。将他的歌词与“贝九”放在一起，你会惊讶地发现两者惊人地相似。我也希望听众能够体会到这场音乐会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时代而言。在我看来，现在的世界几乎就是1960年代的翻版：政治动荡，全球范围骚乱不止，种族性别纷争不断，因此我觉得通过音乐来传达这些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向人们展现人性的伟大之处，而音乐也许是最有效的传达方式之一。

我知道人们会给我贴上标签：“斯拉特金”“美国音乐”。要推广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个冒险，但这是一个追随我心的决定，我感觉这就是我想做的，就连我太太都是美国作曲家，哈哈。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与俄罗斯作品的渊源，因为我的家族有俄罗斯血统，另外我也是为数不多的指挥英国作品的美国指挥家。这些都是人们对我的主要印象，现在可能又加上了法国音乐，因为我指挥法国乐团。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就不能很好地指挥“贝九”呢？当然不是。

● 在您的第一本书《指挥这个职业》（Conducting Business）中，您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伯恩斯坦的那一刻。他在电视中出现……那是1953年11月，那时我九岁。”此次中国巡演的曲目中也包括伯恩斯坦的《老实人》序曲，能说说伯恩斯坦对您的意义吗？这位儿时英雄是启发您成为指挥的原因吗？

〇 伯恩斯坦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英雄，而且是所有人的英雄。他是第一位国际知名的美国指挥。但是我决定成为指挥的主要原因来自我的家庭。我成长于音乐之家，音乐一直是我成长背景的一部分，无论是古典、爵士还是流行乐，可以说我是在音乐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在我父亲过世后，我暂停了音乐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决定回到音乐中，以指挥的身份。

● 刚才您提到您的太太也是一位作曲家，指挥自己太太的作品会不会与指挥其他作曲家不同？

〇 不会，指挥她的作品对我而言就是指挥另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必须得这样。即使是指挥我自己写的曲子，我也当作在指挥另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我尽量与自己创作的作品保持距离，只是依照乐谱指挥。

● 2008年您成为了底特律交响乐团的第十二任音乐总监，那其实是个很艰难的时刻。之后您又帮助乐团重建，您个人和乐团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〇 我在2008年离开了华盛顿交响乐团，而在这之前一年，我以客座指挥的身份来到了底特律交响乐团。本来我真心觉得华盛顿交响乐团会是我担任音乐总监的最后一支交响乐团，但当我来到底特律后，我爱上了底特律交响乐团的音乐厅，爱上了底特律人以及底特律交响乐团，当时我就受到邀请出任乐团的下一任音乐总监。

很多人劝我不要去底特律，因为底特律的经济情况很糟糕，大家也预感到乐团可能会遭遇罢工，城市的整体情况也不好。不过，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去底特律！”哈哈。

我不喜欢做维持性的工作，我喜欢拓展性的工作。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还要最后接手一支乐团的话，那我就要去一个特别困难的地方，看看自己是否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当然，在刚开始的三年我做不了什么，当时我每年只有五周的时间能够到底特律指挥。第二年，我心脏病突发。第三年，乐团罢工。在那之后，我与乐团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因为我的任务变成了重建乐团，不仅是因为乐团音乐家的人事变动，有些乐手退休了，有些离开了，也是因为当时乐团的音乐家们都十分愤怒。他们有理由愤怒，那真是一个苦涩难堪的时期，底特律这座城市也在经历同样的情况。

于是我们决定采用与以往以及与其他交响乐团非常不同的方式来重塑乐团，让乐团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除了在底特律市中心演出，我们也将乐团带到郊外演出。每年我们会到七个不同的场地各演出四次。我们尝试吸引年轻听众，通过很低的音乐会票价以及网络直播音乐会。

提及“听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来到音乐厅的人，但事实上，听众是任何听见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当我将这个想法告诉其他人时，他们突然意识到，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只将“听众”这个概念局限在音乐厅里。

● 那您与乐团音乐家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呢？更像老师还是更像朋友？

〇 我从来不会将自己当作老师。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乐团的一员，如果乐团有一百人，那我就是那第一百零一个。我和乐团的合作方式非常民主，就好像是一个球队与他们的教练一样。教练会告诉队员该怎么做，或者指导队员如何与其他团队成员合作，但到比赛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也会给乐团很大的自由度，让他们发挥，因此每场演出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这也正是音乐的美妙之处，没有一次演出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即使你听的是同一张唱片，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对于音乐家也是一样，每次演奏都是一次发现之旅。

● 所以您只是与乐团分享您对音乐的理解？

〇 是的，永远是这样。事实上，在某些独奏的段落，独奏家往往比指挥更了解这个段落。例如在“贝九”第三乐章中有一小段法国号的独奏，在排练的时候，我请法国号演奏家尝试了一下我的理解，结果我发现她的演奏方式更好，就请她以自己的方式演奏。

在我与乐团合作的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和温暖。一开始的磨合，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乐团罢工的时候我并没有参与，我没有帮乐团，也没有帮行政，这让乐团觉得气恼。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乐团有很多年轻的乐手加入，我对我们能一起走到今天感到非常骄傲。在这段旅途中，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不少。

● 我们知道，在2017/18乐季后，您即将卸下底特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职位，您是否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写作和教学工作上？

〇 我很快就将卸下在法国的指挥工作，明年将卸下底特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一职。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多，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我不再年轻了，我觉得是时候卸下行政方面的职务了，包括甄选乐手、策划音乐季、与理事会和乐团开会等等，所有这些与创作音乐无关的事情。

你说得没错，我将把精力更多地花在写作、作曲、教学以及休息上。我太太和我都喜欢旅行，但是作为指挥其实很少有机会观光，每次到了一座城市就直奔酒店，学习乐谱，指挥排练……没有什么时间真正游览所到之处，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去过中国演出，2016年指挥了两支中国的交响乐团，却从来没有时间好好游览一下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西部。我也很想去印度，去看热带雨林……

所以我计划之后每年大概指挥三十周。我会继续和底特律交响乐团以及里昂国立管弦乐团合作。我会作为桂冠指挥，每年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四周，里昂国立管弦乐团四周左右以及一些其他的交响乐团。除此之外，就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创作音乐上。无论是在底特律交响乐团还是里昂国立管弦乐团，我都完成了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现在是我应该离开做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了。

● 您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讲述了自己的音乐生涯，我们可以看到，您的音乐人生是非常幸运和丰富的。如今回过头来看，是否有什么是您希望自己年轻的时候知道的？

〇 是的，但应该不是你预计的回答。我会希望自己年轻的时候，特别是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能够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自己不只是钻在音乐中。对当时的我而言，世界只有两个部分：音乐和棒球。这两件事情是我唯一关心的。现在的年轻人对世界更为了解，因为现在的媒体比起我当时发达得多。

总体而言，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棒。我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大多数时候成功了，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这就是人生。我觉得自己挺快乐。

● 我想您的第一本书一定会给年轻的指挥家们不少启发。能再分享一些成为成功指挥家的心得吗？〇首先，我发现现在希望成为指挥的年轻人都渴望一下子就能做到所有的事情，但事实上你做不到，你需要时间成长，所以不要期望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掌握所有的曲目。另外，我认为今天所有的指挥都应该或多或少地接受流行文化，了解听众还在听什么曲子。我建议年轻指挥不要模仿任何人，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特征，应该只以自己身体力所能及的方式来指挥，因为我常常看到年轻指挥会刻意模仿某位指挥，但那种姿势对自己的身体来说并不自然。最后，我觉得要尊重你的乐手，因为大多数音乐家演奏某部乐曲的次数比你指挥这部乐曲的次数更多，他们更了解曲目，永远记住这点，在我的第二本书里我也会详细讲到这些。

● 能多介绍一下您即将出版的第二本书吗？

〇 在第二本书中，我会简单地回顾一下我的音乐生涯，一些与我合作过的音乐家，很大一部分是从一位指挥的角度来说说古典音乐行业的情况，包括甄选、乐评和媒体，音乐行业的歧视现象，以及如何平衡艺术理想和音乐会成本。经常有指挥比较理想主义地只想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支持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书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指挥这个职业的理解。出于某些原因，我的同行对这些话题讳莫如深，但我不介意讲出来，当然是以积极的方式。

我甚至在书中给乐评和媒体提了一些建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我就是我自己最严厉的乐评，但我发现很少有乐评人会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觉得不怎么样，但是观众的反应很热烈”。在我看来，乐评的第一职责是报道，是如实地呈现音乐会当晚的情况。我曾经看到一篇乐评，几乎每一句话都将正确的信息搞错了。我不得不亲自写一封信给刊登文章的报纸，指出文章的错误，最后文章被撤下了，因为这不是观点的不同，而是事实的混淆。

● 我们也期待您第二本书的出版。您之前到过中国，也指挥过中国的交响乐团，您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〇 我第一次拜访亚洲是在1984年，当时我经常在日本演出，指挥NHK交响乐团。中国是在日本和韩国之后慢慢接受了古典音乐，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亚洲的听众会对古典音乐感兴趣？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主要的一点是亚洲社会意识到如果想在西方社会更有话语权，首先要理解西方文化。我个人也希望西方社会能够多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唯有通过理解，西方社会才能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全球化也有不好的地方，当我到日本和中国的时候，我喜欢看当地的传统表演，但是我却没有看到年轻观众去看这些演出，基本都是老年观众。我担心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这是很让人难过的。我相信文化理解是解决一些纷争的关键，不同其实是件好事，没有人希望和别人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