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 REVIEW 听乐记

人的长征，路的信仰

观音乐剧《王二的长征》

Wang Er's Long March: The Belief of Common People

⊙文字_邵奇青

这是一封写给未出生孩子的信：十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十七个沉甸甸的大字，二十一个青年演员，几十个鼓囊囊的麻袋和几十级黑压压的台阶，无数人高唱的《国际歌》。东莞保利三宝演艺团在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之际，以新颖独特的视角，献演了一台表现民族精神的音乐剧——《王二的长征》。

剧中没有领袖伟人，没有英雄形象，没有豪言连篇，没有空洞说教。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什么经历，无论来自哪里，可以不会唱歌，可以不懂音乐，也可以不了解那段历史，但面对这个舞台，无论是谁，都会感动。

如今，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已在全国巡演了六十场，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一部作品能有如此影响，当属成功之作。

别具匠心的想象

当代音乐舞台剧的剧情有时常常少了些想象力，英雄好汉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占满了大多数的舞台。在我看来，这些在模式和概念上都差不多的剧目似乎有些一体化、平面化，有时还会说教化、做作化。因此，看一两部尚可，多看就很难找到临场快感和趣味，容易患上“临赏疲劳症”。

在这样的失望与不满之下，我曾按捺不住心情，对那些蹩脚的编创者写过不太客气的文字。我希望有奇迹发生，但是事与愿违，反倒还看到一些媒体与评论家、艺术家联手，合伙对善良的观众实施“文化欺诈”，对作品进行天花乱坠的炒作，良苦用心中暗藏着浮夸而似有诈财意味的“阳谋”。这样的行径不仅造就了一代缺乏想象的观众，也使颇为乏味的制作模式不断地自我循环。

以舞台为媒介，想象的空间可以大到无边无际，也可以小到咫尺片瓦。只要愿意大胆想象，每一位编剧可以作任何选择，亦可以走任何方向。因而，我们不得不考虑，音乐舞台剧的意义和功能怎样才能维持一个精神可以自由呼吸、想象力可以自由延伸的空间？

《王二的长征》编创者的想象是我始料未及的：他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题材，却别有用心地把捏着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我以为，想象力和观念的解放是《王二的长征》在创作上的最大特点，它比以往任何表达长征题材的文艺作品更突出。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种慷慨悲壮的气氛，在这些小人物的长征经历里，屏风式地贯穿着某些沉重的写实性片段，也贯穿着某些严肃的历史思考，而这些片段与思考对于今人来说都尚未失去意义。

因此，《王二》的出现让我感到兴奋不已，像是重生，又颇似朝圣。

越是好的作品，与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现实和大的精神背景分离得越大。因为只有这样，某些闪光的思想才会越来越清晰地裸露在历史的视野里。《王二的长征》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从外表来看它平淡无奇，但这部音乐剧正像剧中貌不惊人的王二一样，只有深入接触，细嚼慢咽，才会觉出其内在的性格。或许这部作品在语言层面上少有什么惊人之笔，甚至有些过分口语化了，但仔细品味，却能感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和隐痛。

永不停止的征途

以往的文学、影视、音乐、歌舞、戏曲、歌剧、话剧等艺术形式都不乏对长征题材的关注。或宏观或微观，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领袖和伟人，配角也是真实或刻意塑造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普通战士则在陪衬中跑龙套。如此看来，以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体群像、从精神层面上表现长征题材的作品，应该就是这部《王二的长征》了。

演出一开始，我便被深深吸引：灯光骤暗，满场静寂，黑色的舞台上传来一个人沉重迟缓的脚步声，随着节奏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脚步声逐一加入，音量也不断地急速递增，最后形成了一种惊天动地的气势。这时，一撮追光引领着“佝偻身体”的人物一路小跑，主人公王二惊慌出场了。用剧中人物三宝的话来说，“王二是个扔在人堆儿里都找不出来的小人物”，剪影中的演员们用合唱、重唱对他进行了描述：“混沌迷离”“沾满污泥”“耷拉的双臂”“弯曲的双腿”“迟钝的表情”“憨厚的面容”“他就是我们见惯了的那种人的样子……过去是，曾经是，现在也还是！”王二逃跑的原因很质朴，“我的老牛挡了老爷的路，老爷的狗咬死了我的牛，我用药毒死了老爷的狗”，因此“左思右想后怕得浑身发抖，要想留住小命得赶紧脚底抹油……就这么没头苍蝇一般拼命地走”。

此处，我想起了作家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一文中一段对农民的权威描写：“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于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地受了损失而不知查究，单纯地受了欺骗而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他们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挣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这个阶层的人始终抱着一个信念：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当专制制度要剥夺他们活下去的权利的时候，他们“一不怕苦”的状态就会转化到争生存、争自由、争民主的动能，而回到“二不怕死”的本质上去。

王二的逃亡是被逼出来的，他饿着累着误闯误撞来到了苏区硝烟散去的战场，有位身负重伤的“同志”把仅有的干粮给了王二，要求在他死后把他掩埋，并嘱托王二给他捎一封信，“同志”还没说出收信者的名字就倒下了。持着“谁赏饭就是老爷！谁救命恩如泰山”的原则，王二恪守承诺，走上了送信的路途。不过，王二加入红军可不是被逼出来的，他遇见红军，看上了“艳若桃花”“赛天仙”的“文工团”（一位姑娘），“我先跟着同志们，然后找到收信人，再跟这女娃交交心，没准能带她回家门”，内心躁动和不被饿死的意念是王二参加红军的真实动因。再则，王二在红军队伍中，逢人就求教识字也并非出自本意，因为“文工团”对他说过：“如果你能把信上的字全部认全，我就会好好看你一眼。”他起初的孜孜不倦正是因为想娶“文工团”为妻。按照现在的观念来看，王二参加革命有动机不纯之嫌，但是在剧中合情合理——王二毕竟也是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有血有肉的人。因此，这样的剧情发展逻辑是很可信的，也只有这样，这个被想象、被虚构的特定人物形象才会真实地立起来。

每一个生命都是懵懂而来的。随着王二在长征中一路走来，从认识的每一个字，遇到的每一个人的经历，发生在身边的每一次事开始，他对革命的认识也在一点点地累积，以至最终堆积成厚厚的理想和信仰。其实王二的识字过程就是识理与成长的心路历程——从最初大字不识直至最后能念出信中内容，他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农民到一个有觉悟的红军战士的转型，这在剧中表现得十分清晰。

不仅只有王二是这样磨练成长起来的，剧中的其他人物也是这样磨练成长的。在跟着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大鼻子”的眼里，这些“一刻不停”走着长征的战士，是来自“站在街头嚎啕大哭的人、躺在角落苟延残喘的人、一路踉跄奔告无门的人、成年劳作颗粒无收的人、被车轮碾过双腿的人、被枪托当街打死的人、被父母卖入娼门的人”和“那给老爷当牛做马的人。”

在失去父母和爱人的坎坷经历中深深感悟“真应该有把自己的枪”的“汉阳造”，是兵工厂工人的女儿，在她教会王二一个“枪”字后，为掩护王二突围而牺牲；自小就被家人为一袋米卖到戏班，不愿做姨太太的“文工团”是剧中的第二号角色。当王二贸然撞到她怀里，她教会王二认识第一个“人”字开始起，他俩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就成了伏笔。过雪山时他们相互暖手时，一曲《手之歌》中的二重唱是全剧最温情的一刻，沉重的剧情在温馨的情调中得以缓冲。最后两人各奔战场，留下了情感悬念。在这条线索上，编剧很睿智，不说“爱”字，不唱“情”字，但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家老小十几口都被反动派杀掉，自幼逃出死牢参加了红军，十九岁就当上了团长的“老革命”是红军战士的典型人物，他从草地的沼泽里救出了王二，并教他认识了“士”和“疼”二字。“老革命”的爱人“自由颂”是来自上海租界大别墅里上过洋学堂的小姐，读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诗作，为了理想而参加了革命。她在追赶队伍时遇到了王二，并从王二这里得到了干粮，她教会了王二“路”和“诗”两字，在背诵了裴多菲的《自由颂》后，又踏上了“好远的路”，“老革命”和“自由颂”这对爱人最后双双牺牲在长征途中；“红米饭”是街上卖米粉的小摊贩，他不服新县太爷上任时的街上清道和强行送礼之举，敢于拒绝而不肯下跪，死里逃生后参加了红军，成为炊事员，他教会了王二一个“不”字，不久也累倒牺牲。

这部作品中还穿插了两个人物：“大鼻子”和“反动派”。“大鼻子”是个跟着长征队伍的外国传教士，懂点医道，在队伍中流行打摆子病时出现了。他在给大家治病的同时，教会了王二认识“马”和“他”字。作曲家三宝在这里很具魄力，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大鼻子”在唱《马之歌》时，舒伯特的《圣母颂》轻轻响起，主副并行，两条旋律合在一起的效果沉静感人，表明两位人物身份相当自然妥贴。“大鼻子”最终与队伍逆向而行，生死不明。“反动派”这个角色是在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出现的。比对史实，这应该是中央红军在著名的吴起镇战役中捕获东北军骑兵团里的一名老资格军官。他曾在北洋军、革命军、中央军中混迹，也曾被红军屡抓屡放，因此心情十分复杂。王二见他颇有学问，给他送饭时称他为“先生”，让他教识字，他在感叹人生、扪心自问、思念家乡的叙述中，教会了王二“问”和“家”二字。他想回家，却又不知如今家在何方，最终选择了自尽。编剧关山对“反动派”的结局安排得合情合理，如果他不是军官而是“当兵吃粮”的士兵，那么他的选择应该是投靠红军，共赴抗日战场。

“有些人消失了，征途却不会停止。”随着红军到达陕北，剧情也进入了尾声，那封作为主线来串联情节的信，也在“文工团”和王二再次相逢时，由王二道出了内容：“……为所有的孩子，创造个新世界，才叫作真正的父亲……给所有的孩子，创造个新的家，给所有的孩子，开一条新的路……”是的，所有革命都是为了让后人生活得更好。正因为此，鲁迅才说：“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叫人活的。”

“长征是结束了，可路还长着呢，我们得一直走下去！”《王二的长征》体现了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感受，也体现出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为基本生存而斗争的精神。该剧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

在《王二的长征》中，作者并不多作心理描写，各个阶段中出现的各个白描化人物都是平铺直叙的。我本以为按照如此进展，结尾处是很难再有推向高潮的惊人之举的。但结尾处的《走之歌》十分自然地衔接起了《国际歌》，把演出顺势推向了极致，使这部作品变得非同凡响。“……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二十一个演员排成一行从台阶高处缓缓走下，台上台下气势坚定，深沉豪迈的歌声，此时似乎已溢出了剧院，冲向夜空，冲向整个世界。

按照节目单上“剧情简介”上所介绍的，王二“从所有人的故事里找了长征的意义，变成了一个大写的‘人’”，我认为这部作品真正的潜台词不仅仅如此。如果说，为天下所有孩子所写的信是这部作品的“戏眼”，那么最后唱起气势恢宏的《国际歌》，就是这部作品的潜台词，是这部作品的真正意义所在。“长征是结束了，可路还长着呢，我们得一直走下去！”这是“文工团”与王二最后分手时说的，放到今天来看，仍具现实意义。

这个夜晚，我听到了穷人的歌唱、穷人的成长、穷人的创造和穷人的力量。

“同志”“汉阳造”“文工团”“老革命”“自由颂”“红米饭”“司号员”“卫生员”“通讯员”……《王二》让我们记住了这些在史书上没有被冠以“英雄”的红军战士符号，历史无法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这些符号连同他们的精神不会泯灭。

去“文”显“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信仰和理想缺失的时代，信仰和理想好像已成为一种多余和奢侈，不再是一种可贵和必须的东西来终身追求。金钱和权势，别墅、豪车和名牌物件以及安逸生活成了信仰和理想的同义词，至于追求或坚持某种正义和更高境界的信仰就更说不上了。再加上媒体在各个层面上对高端艺术、主流艺术、严肃艺术的正能量传递上有所忽略，因此，人们似乎只能在日常平庸忙碌的生活里，蜷缩在光亮的客厅里啃着鸭脖子，从屏幕上那群星肆情的花花世界中满足各自的梦想，以此获得稍许解脱。

现实越是这样，提出和张扬信仰、理想问题就越必要，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当历史已进入一个实利时代，追问梦想对于思考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启示。但是能够摆脱常规束缚的作品太少了，舞台音乐和剧本的想象力应该扩展出更多维度，更多层面，更多可能，它应该像一种香味，不受任何约束地向四面八方散发和流动。

中国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那么多故事，艺术创作者如果漠视它们的存在，或难以找到诠释它们的途径和方法，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如何处理历史、现实、梦想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艺术作品的神圣使命，而《王二》试图接上的正是这条艺术的脉络。

《王二》的成功决非偶然，“我决定了，得去走走，我相信路上人们会告诉我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些事情在他们眼前发生过，并且继续发生着……他们一定有话要说，我相信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于是，从1999年1月1日开始，到12月31日正式结束，剧作家关山在整整一年中“长征”了四万六千公里，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访问着不同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底层，他们不曾对谁说起过自己的故事，如果没有人询问，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提到这些故事。”回来后，关山用二十一天完成了《一路奔走——倾听当代中国底层最真实的声音》这一实录体传记小说。面对现实，作家很容易从人道主义立场转向人民性立场，也就是从原来个人对弱者的悲悯，转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并上升到社会问题来看待。十几年后，关山的音乐剧《王二的长征》面世了，这部作品有着建立在基本生存之上的所有想象与心灵的求索，大力张扬的也许不是什么“启蒙话语”或“人文精神”，而是这些小人物日益壮大和立体的“人的精神”，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一个大写的“人”，去掉了“文”而直接显现的“人”。这部作品充满了人在悲苦命运下所生发的情感故事与心灵的呼喊，以及人的生存诉求与对公平正义的渴求。

这部作品从立意到结构都非常完美，厚重的主题与简约的舞台形式有着高度的统一，不像有些原创音乐剧或歌剧立意独特而没有好结构，而结构不错的又似乎少了新颖。

从音乐创作上来讲，三宝成功地运用了地方戏曲和摇滚音乐的元素，用传统民间乐器使质朴的音乐产生出很强的冲击力，传统音乐的元素得以与时尚的现代舞巧妙融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原创音乐剧。

我敬重这些有时代抱负、有时代责任、有时代梦想的年轻团队：二十一名来自不同演出单位且原先大部分都不是专业音乐剧出身的青年演员，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转换着不同角色，担当着音乐剧中分量极重的歌、演、诵、舞部分，准确地把握了各个舞台的人物形象，他们举手投足间的饱满热情和演出中的闪亮泪花把自己感动着，也感染着在场的观众。

三宝创演团队给“音乐剧”带来了音乐剧，表明了多样化音乐剧存在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存在一个更广阔的音乐剧创编空间。他们未必是写得最好的，但他们的作品却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唤醒人们对音乐剧的热望。

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和思想者是站在时代背景前面的人，他们的身后是空前的媚俗、跃动的折腾、庸俗的喜乐和浮夸的急欲。这个时代的背景越大，舞台也就越开阔。在偌大的背景前凸显出一种清晰地、不容置疑的存在就是这个创演团队的个性、自由和执着的精神力量。

怎样综合和吸纳这个时代的所有经验和教训，在营养丰富的腐殖土中茁壮成长，这是三宝创演团队在继续“长征”中所面临的课题。任何艺术作品跟社会和思想界的关系从来都是靠阐释来产生的。音乐剧的发展依赖于创作、批评和观赏所形成的共同体，而这需要“大众”阶层的形成和认可。

那天，当我随着观众离开剧场，站在保利剧院门口的台阶上，释放着震撼下不能自拔的心情时，一群女孩从我身边走过，她们中间有人喊出一句“这戏太牛了”。这话叫我吃惊，年轻人用时代化的词语表达了对《王二的长征》的赞同和认可，这或许也是对信仰和理想问题的接受。

《王二的长征》给了人们深刻的启示：“野火尽处春草又生”，物质主义并不能把信仰和理想遗忘干净或彻底荡涤。《王二的长征》以特有的方式闯进了音乐剧这个领域，凸显得格外有意义，同时也使我坚信，音乐舞台的功能不只是娱人，不只是让人看得开心，音乐剧的编创者们有更严肃的事可做，有更广阔的舞台去展示，去继续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