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宣战与中立

[第一季]

冷清而惶恐的小年夜

公元1904年2月8日，对生活在大清国俄国租借地旅顺口的人们来说，是两个不同的日子。

对居住在老城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

对聚居在新城区太阳沟的俄国人来说，这一天则是俄历1月26日，礼拜一，一个周而复始的平常的工作日。

这一天，本该是中国人阖家团聚辞灶的喜庆日子，然而，中国人却喜庆不起来了，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大街上也没有几个嬉闹的孩子，各家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鞭炮声更比往年稀落了很多。

太阳沟那边，更是一片寂寥。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整个城区，黑得如同墓穴，静得让人心惊。只有不时响起的火车的汽笛声和车轮驶过铁轨发出的铿锵声，才会打破死一样的寂寥。

军列日夜铿锵，人心愈发慌张。

在旅顺口，无论是大清国人还是俄国人，都被这样一个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日本人要打过来啦！

入秋以来，各种不祥的传言，就像一阵紧似一阵的老北风，从旅顺口周边的那些矗着堡垒和炮台的山头上，从旅顺港，从人们接触到的所有的老毛子那儿，一遍遍地往大清人的耳朵里吹，吹到了腊月以后，已经寒透了人心！

“老毛子”或“毛子”是东北人对通常蓄着满脸胡须的俄国男人的贬称或谑称，因符合其民族体貌特征，所以得到了东三省官绅百姓的一致认可，进而人们又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称作“女毛子”和“小毛子”。

从上一年7月南满铁路开通以后，居住在这里的俄国平民和为数不多的欧洲侨民就开始陆续撤离回国，至1904年到来的时候，许多俄人住宅已经成了空壳。这就是太阳沟的街区为什么到了晚上已不再辉煌。

更让人惊心的是，居住在老城里的日本人，也开始举家迁离！

日侨是10年前开始出现在旅顺口的。那是甲午年（1894）的中日战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期间，日本兵攻占了旅顺口以后，就不断有日本人迁居此地，城里那些澡堂、饭馆与妓院，大都是日本人开的。日本“还辽”之后，很多日侨留在了当地，即便在俄国“租借”旅顺口以后的5年里，日本人也没有离开，继续经营着服务业，而随着老毛子驻军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眼下，扎堆而居的日本人的撤离，不能不让大清国的街坊们倍感紧张！

眼见得俄国人和日本人纷纷离去，大清国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人们拎上行李，雇上马车，扶老携幼，举家撤离。外出避乱，总是殷实人家先行一步。南下的，乘船回了“海南”老家；北上的，则沿铁路线一路向北，投亲靠友去了。

进了腊月门儿，洋行歇业，学校停课，商铺关门，饭店熄火，澡堂停业，连大街上那几家日本人开的妓院也门前冷落了。

苏联史学家阿·伊·索罗金在《旅顺口的防御：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一书中记载：

在旅顺港被包围之前，城内的50000居民就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其中有2000名俄国人，余下的都是中国人。（1903年）11月之前，居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减少，中国人从海路疏散到内地或东北。

大清国户籍档案的空白，让俄国人填上了。由此，我们知道了，日俄开战前，旅顺口有约5万居民；开战后，约有1.7万人留在了旅顺口，其中至少有1.5万大清国人。

这么多的大清国人，为何留在了生死未卜的交战区？

东北人何以“山东化”

20世纪初，居住在旅顺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山东籍移民。

早在1895年开春，日本人擅自在大清国境内设立的关东民政署，就把本地人口的来源弄清楚了：

旅顺的清国人大多是山东的移民，他们辛苦开垦这里的土地，成了新家园的主人。

这是我在旅日史学家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书中读到的一段文字。

然而，明明是东北大地上的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为何成了山东人的天下？

20多年前，我和几个同事第一次到大连和旅顺的时候，就被当地人说话的腔调逗乐了——这哪是到了东北？明明还是在我山东半岛嘛！人们说的不就是烟台话嘛！

其实，每一个乍到辽南沿海的外地人，无论是到辽东半岛最东端的丹东市，还是到大连市或旅顺区，都会诧异于当地的方言竟跟隔海相望的山东烟台一带差不多，是胶东方言，而绝非东北话。究其原因，很简单，即居民们多是山东登州府和莱州府所属各县移民的后裔，即“海南”人。他们自称是“海南丢”，即从渤海湾南边丢过来的一批人。

在闯关东的山东人嘴里，“海南”指的渤海对岸的山东省，主要是指胶东半岛，而非被今人视作天涯海角的那座“岛省”。反之，山东半岛的人们历来称北面的海面为“北海”或“北洋”。清朝定都北京以后，也一直把直隶湾（即渤海湾）、黄海直至朝鲜半岛沿岸的海面统称为北洋，设北洋大臣管辖。这也是当年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得名的由来，进而又成了1949年以后驻地我青岛的北海舰队得名的由来。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北海”相望，从胶东半岛北岸的各码头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乘大帆船只需一天的工夫即可抵达。这条海路，是山东人，尤其是胶东人，自古以来闯关东的最便捷的路线。

闯关东的“关”，是山海关。自打公元1381年，即中原王朝的明洪武十四年始，大将徐达在秦皇岛外山海相依的地方建起山海关后，此关就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一个重要地标，关内或曰关里，是华北；关外或曰关东，是东北。关内的汉民出关到关外的异族地区谋生，是有风险的，故曰“闯”。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此关乃汉人的中央政权与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对峙的最前沿。

不过，对闯关东的山东沿海人民来说，“闯关东”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而已，因为他们走的都是海路，即从山东沿海地区各港口——登州（蓬莱）、芝罘（烟台）、威海、成山头、俚岛、金口、胶澳（青岛）和更南的石臼所（日照）等，乘船径直驶到辽东半岛各港口——旅顺口、营口、庄河、安东（丹东）等地，从来不需要像河北、河南等内陆省份的人那样走陆路步出山海关。

山东人从哪年哪月何时开始闯关东？翻开《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李德山、栾凡著）一书，不禁吓了一跳，却原来，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山东——那会儿叫东夷——的先民们就开始了渡海北上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的漫漫旅途。那会儿，在人类学与考古学上，叫新石器时代早期。

真是不看不知道，东北古民族，竟均属东夷族系的分支，即都是从渤海湾以南的山东一带迁徒过去的群体。各姓氏集团经过长时间的融和与嬗变，逐渐分成了四大族系，即居于东北南部的汉族、居于东北东部的肃慎系各族、居于东北中部与朝鲜半岛北部的秽貊系各族、居于东北北部的东胡系各族。支持这种说法的，当然是文物了——无论是辽宁旅顺的老铁山遗址，还是内蒙赤峰的石棚山遗址；从鸭绿江畔到东蒙草原，出土的石器、彩陶、礼器等，无一不在证实：东北先民与山东有着血肉相连的传承关系，那些陈列在各地博物馆里的大小“镇馆之宝”，统统被考古学家归类于大汶口文化与岳石文化之中。人们知道，龙山文化是以最早发现地山东历城的龙山镇命名的，而岳石文化则是以胶东半岛的平度岳石村命名的。更有意思的是，旅顺口老铁山里的于家村，有几十座3000多年以前的先民墓葬，即成片的“积石冢”。这些碎石堆叠成的坟头，无一例外地建在被当地人称为“坨子头”的海岬上。当地考古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坨子头距山东家最近。

史书上明确记载最早一支移民东北的汉人群体，是创建了朝鲜国的箕子和他的族人。箕子本名胥余，因封地在箕（今山西太谷一带）而被尊称箕子。他是3000多年前的商朝末期国王纣的叔父，太师，因反对侄儿的暴虐与荒淫而被拘禁。周取代商后，箕子率5000族人经山东半岛去了朝鲜半岛，在大同江流域创立了朝鲜国，国都即平壤，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把中原王朝的先进的文化制度和农耕技术带到了那里。所以，朝鲜古籍《高丽史》中称：“我国教化，自箕子始。”平壤城外曾一直有座箕子陵与箕子庙，被世代朝鲜人所祭祀。箕子朝鲜，延绵千年，后被秦末一个燕国部落首领卫满率众颠覆。朝鲜半岛北部出土的石器，均属龙山文化时代之遗物。然而，到了1959年，即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朝鲜后，箕子陵与箕子庙即被拆毁。之后，箕子朝鲜的历史也被否认了。后来，韩国也不再承认这段历史的存在。不过，仍有朝鲜族人认定箕子是其祖先。曾记否？多年前，韩国前总统卢泰禹就曾到山东临淄寻过根。

扯远了。再说回到旅顺口。

正因旅顺口是从山东半岛进入东北的第一落脚点，所以，无论中原的中央政权北征，还是东北的民族政权南下，旅顺口自然成了海上门户。元末明初，明朝大军就是从距旅顺最近的蓬莱港起航，一举夺取了辽东。至于明军为何不走陆路，即从直隶出山海关直捣辽东各地，反而选择风浪莫测的海路？这或许与辽东的归属地有关——明朝底定辽阳后所建的定辽都卫，即后来的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山东宣承布政使。也就是说，现在的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归济南府大街上的省级衙署领导。由于这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明朝200多年间，山东人，尤其是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的人民，无论是应征到辽东各卫所当军垦战士，还是去沃野千里的黑土地开荒种地，自然成了进入东北的汉人的主流。当年，山东省辖的辽东都司设25卫、2州，有汉人将士9.5万人，加上他们的眷属，约有35万人。至此，以山东人为主体的汉人已经成为东北第一大民族。

然而，女真崛起于东北的过程，也是汉人惨遭奴役的过程。史料记载，17世纪前期，努尔哈赤统一东北的30年间，辽东被杀的汉人竟超过100万！以8个颜色为各部族标识的女真八旗军，每下一地，“无论贫富，均皆诛戮”。而且，据葛剑雄等所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称，八旗军还曾三度攻入关内，每次都掠回大批汉人为奴，被掠至关东的汉人累计超过百万！如此一来，东北的汉人数量又让被掳至的汉人补充了，依然是东北的第一大民族，却是只有20多万人的女真人的奴隶。满人不准许汉人姓“汉”，强行将被俘的汉人改隶旗籍，即汉军八旗，简称汉军。于是，清王朝时代，中国大地上就平添了一支政治地位在满人之下、汉人之上的汉军。

努尔哈赤的孙子、年号“顺治”的爱新觉罗·福临入主北京紫禁城以后，因老家地旷人稀，故设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汉人至辽河流域垦荒，且奖励条件极为诱人：招百名者文为知县，武为守备；所有的落户者既分口粮又分地，而且每五人分一头耕牛。于是乎，最有交通便利的山东半岛人捷足先登，又成了这一波移民潮有主体。所以，史书记载：“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20年间，仅辽东地区就新增农民14万多人。

不料，到了20多年后，即福临之子玄烨（年号康熙）继位以后，清廷以满洲乃“龙兴之地”“国朝根本重地”为由，颁诏“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严禁汉人移民了！为阻挡汉人擅自移民，清廷下令沿明代辽东边墙旧址，筑土堤种柳结绳为限，此即清朝历史上的独特的国内边界线“柳条边”的由来。时为康熙六年（1667），玄烨只有14岁，刚刚亲政，国是还操控在鳌拜等四位辅助大臣手里，这几个人只看到大批汉人进入东北会蚕食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却没能眺望到一望无垠的家园之外，有一头巨大的北极熊一直在假装冬眠。自康熙朝起，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直至咸丰十年（1860），历代清帝和枢臣们不知道人稀地旷在国防上的潜在危机，反倒屡屡颁诏不准“流民”出关谋生。如是，近200年间，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大地上，只有古肃慎族的后裔满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赫哲人等生存。

到了咸丰十年（1860），眼见大东北的北疆与东疆不断被那只贪婪的北极熊一片片撕扯着吞去，而人数不多的黑龙江守军竟然连粮饷也难以主继，朝廷才勉强依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本名张朴溪，汉军）奏请，破了老祖宗的规矩，打开了边禁的柳条墙上的栅门，首先放开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允许汉人进入东北垦荒。第二年，清廷又放开了吉林西北草原。于是乎，人稠地少且又吃苦耐劳的山东人便开始了大规模地闯关东。大批汉人的进入，对缓解东北地区的财政状况，尤其对制约沙俄对我疆域的蚕食，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光绪朝，朝廷要在旅顺口建北洋要塞，需要空前多的劳工参与。于是，北洋大臣所辖的旅顺工程局便多次到山东招募劳工，动辄领走上万人。旅顺口很快就成了“海南丢”（胶东籍移民）的第二家园。据查，19世纪80年代，北洋当局在鲁直两省招募劳工2.5万余人，其中主要是山东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春，俄国人租下旅顺口和大连湾（并称旅大）以后，扩要塞、建城市、浚海港、设船厂，哪一样离得开大清国劳工？所以，到日俄开战前的1903年秋天，5年期间，前后又有4万多关内农民被招募到本地。与上一代来旅顺口为北洋当局打工的先辈一样，这一代人也多回乡娶妻后带来本地，子孙繁衍，成了旅顺的新居民。

中俄合建的东清铁路开建以后，所需劳工更不知凡几，用胶东话说：“海啦！”你想，干线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到牡丹江再经绥芬河到海参崴，支线从哈尔滨经宽城子（长春）到旅大，全长5000华里的铁路线，哪一米离得开大清国的农民工？于是，在高薪的诱惑下，更多的山东青壮年便成群结队地闯关东去也。

摊开历史长卷匆匆看上一遍，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东三省各地的人为何多为山东后裔了。

《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段文字，或可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东北人何以“山东化”的问题了：

据统计，到清代末年，迁入东三省及内蒙古东四盟的汉民（含后裔——原注）人口达到1400万左右，占当地人口总数2100万的66.7%。这些汉族以原籍山东省的最多；河北次之……

笔者祖籍山东莱州府治掖县（今莱州市），就是当年闯关东的大县。说起为修铁路而闯关东，笔者不由得记起家乡的一个人来。

掖南有个祝家村，村西有户姓张的。张家儿子生来魁梧，身长6尺，为人仗义，不怕出力。因家贫，他只读过3年私塾就失学了，遂约上同村的一个兄弟去闯关东。在东北，他修过铁路，干过搬运工和扳道工，还曾在漠河下过金矿。那时世人没有国界的概念，听说老毛子那边有个西伯利亚大金矿，所以这个大个子抬腿就过了境，去了俄国的西伯利亚，成了那里一座金矿的华人工头。后来，他又沿在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去了胶东人扎堆的海参崴，在那里当上了华商会保安队的头目。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率一众山东兄弟乘船回国投身革命。到了上海，他立马被任命为革命军的骑兵团团长。十几年过后，他竟然成了统兵几十万的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和山东省督办兼省长！再后来，他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副统帅——安国军政府副总司令，仅位列于大元帅张作霖之后！这个因修铁路而去闯关东的大个子嘛，呵呵，叫张宗昌。

哪些中国人留在了旅顺口

日俄开战前，为什么竟有上万中国人留在了生死未卜的交战区？

解读俄国史料，我大体上理清了这些人的大致身份。

第一大群体，时称“苦力”，即当下语境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

且看旅顺要塞司令的俄国陆军中将考斯塔契·斯米尔诺夫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报：

臣抵达旅顺以后才发现，要塞工程至今没有完成。为了早日竣工，臣每天都要动员6000名中国苦力出工。

这个斯米尔诺夫，是战争开始后第七天，即2月15日在圣彼得堡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为旅顺要塞司令的，等他赶到旅顺口时，已经是开战一个月以后的3月17日了。你看，战争打了30多天了，还有多达6000名大清国人在山上抢修工事呢！

不过，这位温和的（“斯米尔诺夫”的本意）陆军中将写给沙皇的秘密奏报，都没邮寄出去，原因不详。在日军围困旅顺之前，旅顺到辽阳和沈阳的军邮线路是通畅的。他的这些密奏，是他被关押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后，被日本报纸刊出的。关于这个正直的军人的悲剧人生，后面再说。

第二大群体，是海军修船厂的工人。俄方史料称，战争打响以后，因3艘俄主力战舰受损严重，海军部特意从波罗的海造船厂紧急调来189名技术工人增援旅顺船厂，因为该厂的2000多名华工正在闹罢工，要求加薪。在海军修船厂和旅顺港工作的大清国人，大多是与俄海军部签过合同的正式工人，也有少数是旅顺军事当局战前从鲁直两省和关外紧急招来的临时工。试想，只一个船厂就有2000多名大清国工人，除船厂之外，还有港务局，还有其他军工企业，如兵工厂、维修厂、被服厂等等。可想而知，大清国工人也是数量可观的一大群体。

再有，就是地位高于工人的白领华人了吧？战争打响后，不重要的机关部门全都停止了工作，所以，那些受雇于俄人的翻译、职员、教师等，一时成了闲人。但他们并没闲在家里，而是都参加了“志愿军”。

且看苏联出版的《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的记载：

在金州战役之后，勇敢的居民没等动员，就自动拿起武器，组织起3个志愿兵团，每个团有500人。志愿队员穿着便装，但都带有步枪，列队值勤，执行警戒和进攻任务。……在战时有线通讯变得不安全的情况下，当地居民组织了自行车的流动邮车，保证了要塞总部与前线许多防御工事之间的联系。11月份自行车又首次被用来运送伤员。无数伤员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运送到城内的医院……

11月初在市医院里有7000多伤员和病人，由医务人员和上百名当地居民组成的普通志愿者负责护理。市内共有25家医院，尽管如此，人手也不够用。

毫无疑问，旅顺居民中既有俄欧侨民，更多的是中国人。试想，百余年前拥有自行车，就如同当今家有豪华私家车。显然，这些华人，属高薪阶层，按当年的称呼，是高等华人。而且，他们的家眷，想必也有了去处，因为洗衣妇和看护妇只限于女性志愿者。

再有就是城市贫民了。逃难的通常只是富户和小康人家。对于那些一无牵挂而又无处投奔的人来说，静观待变是比盲目外逃更踏实的选择。整整10年以前，日本兵攻进旅顺城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地追杀大清国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为了掩埋罪证，日军宪兵队到处招募“扫除队”队员，即大清国人所称的“抬尸队的”。本以为城里已经无活着的大清人了，可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些城市贫民，胸前别上了日本人提供的“顺民，可不杀”“良民”或“本大队役伕”等字样的白纸条，开始清除满大街的同胞的尸体。相比于其他阶层，社会最底层人的生存能力往往最顽强。

如此数算一遍，我们也就明白了：大清国人冒险留在了战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非常时期，劳务费自然应比平日要多，而且，工钱的发放也不会缺欠。

我是在青岛海边生长的“50后”。我们这代人从小被告知的是，青岛海岸上的那几座德国炮台，都是帝国主义欺骗山东各地劳工来建的。炮台建完后，为了灭口，他们全被德国人押到到船上，拉到远洋，扔进大海里了。这种说法，一直到现在也有人信。我也曾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直到后来有机会查证这种说法的源头了，才知这些说辞属有罪推断的民间判决，而且，各地通用，却并无史料为证。

2014年7月28日下午，就在我第一次为寻访日俄战争遗址而赶到旅顺口时，在东鸡冠山俄军堡垒遗址里，当地的一位熟悉本土历史的文化官员就这样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说：“修完堡垒后，为了防止泄密，老毛子把中国劳工全都拉到海上淹死了。”我问这种说法的来源，他答：“老辈人都这么说。”碍于初次见面，我没多说什么。

也就是那次在旅顺，我从当地史学家王珍仁先生那儿得到了两卷厚厚的《甲午、甲辰战争史料选编》。正是在王先生担任主编的下卷，我读到了与既定传说完全相反的文字。

如1904年2月24日，日本驻芝罘（烟台）领事致电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称：

据自辽东归来的可靠清国人所言，现俄国人正仓皇地抢修金州地峡之城堡。据说民工每人一天工钱平常为铜钱300文，如定期领取则多额发给。

还有，那位开战后赶来赴任的俄陆军中将斯米尔诺夫，也曾向沙皇抱怨道：因旅顺唯一的银行已关门停业，致使军方没有现款支付大清国苦力的工资。他求助于驻旅顺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军长、旅顺金州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时，斯特塞尔竟然不肯帮忙！

且看他的这封告状信：

西伯利亚第三军金库存有现款120万卢布（12万英镑——原注），臣为支付大清国人力工钱，急需现金，即遣工兵队长格里高列科大校恳请中将（指斯特塞尔）出面通融，希望于两三周内，出具俄清银行（即华俄道胜银行旅顺分行）票据，自该金库提取现金5万卢布（5000英镑——原注）。该请求遭中将拒绝后，臣急赴中将处，陈述现金之必要性，再三求之……臣郑重告诉中将：“若无现金，仅两三天防御工事将被迫停止！”

斯米尔诺夫说，经过第七师师长康特拉琴科少将的通融，斯特塞尔才勉强答应从军费中借支1.5万卢布。有了这笔钱，俄工兵大队长才把大清国劳工安抚在了工地上。

看清了吧？当年，大清人为俄军打工是有工钱的，而且，工钱是不容拖欠的。无论日本外交官，还是俄军将领，当时都没有杜撰的理由。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白纸黑字。而且，我们还要相信，大清人再忠厚，也不会木讷到被无偿役使好几年后，再被骗到远洋去被溺毙。

捎带着再说几句开埠时的我青岛：当年山东各地农民之所以成群结队地来到胶澳——当时德皇威廉二世还没来得及命名这块远东殖民地叫“Tsingtau”（青岛），完全是因为德国殖民当局给出的工钱太馋人啦！以建筑工计，每天的工资，居然是山东别处的4倍！至于这些以从事港口、堡垒、市政等建筑为主的农民工们的最终去向，或许可以从青岛人口发展史上读到答案：1902年青岛人口（不含外籍）为14905人，一年后即增至28144人，几乎翻了一番。到了德国人退出青岛的前一年，即1913年，青岛人口已达53133人。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这53133人中，竟有40115为男性，女性只有8573人，余下的4624人为10岁以下的儿童。10余年间如此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如此畸形的性别差，当然不可能是原住民的自然生育率所造成的了。

抱歉，又扯远了。我是想说：似是而非的灌输听久了以后，就会忘了常识。

日俄战争期间，战区的大清人分别从两个交战国军队获得酬劳的情况，本书将随着战局的推进陆续写到。

按日本人与俄国人留下的史料来看，战前，大清人是为了多挣钱才留下来的。

不过，有的人除了有赚钱养家糊口的动因之外，还有一份仇日心结。

苏联史学家索罗金在《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工程都是靠中国人的双手建成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清楚地记得，1894年日本人对生活在平静中的中国居民进行了屠杀，所以他们都顾不奋身地投入了防御工事的建设中。

刻在旅顺口的倭寇的兽性

对于即将打上门来的小日本儿，辽南沿海的官绅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而又惊悚不已！因为，人们忘不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整整10年以前，也就是甲午年，清日两国军队在藩邦朝鲜北部的最大城市平壤爆发了战争。占据地理优势的清军竟不敌人数相当的日军，很快溃败。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各部一路追击，渡过鸭绿江，进入大清国境内。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派军队出国作战，就把貌似强悍的大清军队打得丢盔卸甲。11月21日，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第二联队和第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攻陷了旅顺城……

随后，举世震惊的旅顺大屠杀发生了！

向大清国宣战之前，日本政府曾向世界宣称：以帮助朝鲜独立为目的的日清战争，将是一场“以文明征服野蛮”的战争，军纪森严的日军，必将赢得这场战争。为了见证他们的预言，他们请来了英、美、法的17位记者和法、英、美、俄等国的军事观察员随军见证日军“征清”，这些西方观察员，全是现役军人。事实上，西方记者也确实向本国发回过有日军是“一支超出想象的优秀军队”之类的报道。万不料，旅顺大屠杀的暴行激怒了进入现场的5位西方记者，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世界报》等有影响的西方报纸相继发回了日军屠城的前方报道。

记者们所不知道的是，日本士兵疯狂复仇行动的背后，是他们的长官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过“对除老人、妇孺之外的青壮年格杀勿论”的命令。据传，这位独眼将军面对大批被俘的清军官兵，认为与其提供治疗与口粮，不如干脆杀光合算。而听到这个毫无人性的建议后，军司令官大山岩竟然默许了！于是，才有了以追捕换下便衣的清军为名义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

直至3天之后的11月24日，第二军司令部才发布了杀伐制止令。其时，旅顺大街上已经见不到几个中国人了。

为了掩盖大屠杀的痕迹，11月26日，大山岩司令官下令清理城中的尸体。于是，日军招募大清游民与随军的日本军伕共同组成了“扫除队”，开始收拾大街小巷的大清人的尸体，送交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集中火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被招来抬尸的大清贫民，竟能挣到数目不详的劳务费！

负责清理尸体的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的史料档案里，就明确详细记载着：

火葬尸体总数1200人，所需人工费、石油燃料费、搬运费，合计1302元。

这1302元的尸体处置费中，大清人的工钱占了多少，日本人没有展开罗列，但至少是有“人工费”一项开支的。

清军失守旅顺口、日军大肆屠杀军民的消息，被逃到烟台的官员上报给正在天津的李鸿章。作为中方统帅的李中堂闻讯，一边火速奏报朝廷，一边赶紧部署善后。

于是，11月28日，即大屠杀停止后的第四天，有一艘自天津开来的挂着大清国龙旗、红十字旗和白旗的商船出现在旅顺港外，要求入港，以接运负伤的中国军人。但大山岩闻报后，下令拒绝该船靠岸。因为满大街的尸体尚未清理，他不敢让外人窥知实情。该船只得怏怏返航。

迟至12月9日，即日军进入旅顺18天以后，第二军司令部才向大本营报告了殉难大清人的具体数字：

旅顺口清军守敌死约两千五百余人，金州方面及金州和旅顺之间敌军死者约两千人，合计四千五百余人。

第二天，即12月10日，《读卖新闻》也刊发了前方记者的报道：

此战毙敌总数五千人以上，市区死者一千二百余人。

这是日本人最早公开披露的死难者人数。因军方尚未向外界披露前方的呈报，所以，这只能是日本记者在现场的粗略估算。而且，在日本记者的报道中，没有说明“市区死者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多少是换上便服逃亡的清军，又有多少是无辜的平民，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

此前，日本外务省官员已经从转道广岛回国的英国记者托马斯·克温的嘴中，得知了日军在旅顺滥杀无辜的消息，外务省遂向军方求证，并要求驻列强各国的公使们严密注视驻在国政府对旅顺大屠杀的反应。

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以几个版的篇幅刊发了克里曼从日本横滨发回的长篇报道。该报道如实报道了日军在旅顺的兽行：

街道被尸体阻塞了。在旅顺港能够找到的居民几乎全被屠杀了，日军屠杀手无寸铁、没有抵抗能力居民的行动一天天地延续着，直到街道被残缺不全的尸体阻塞为止。到目前为止，当我正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还能听到枪声……

同时，克里曼也披露了日军兽性大发的诱因，即清军曾把前期俘获的日军10多名侦察兵残杀并虐尸：

当日本军队潮水般涌进旅顺口时，他们发现他们被打死的同伴的头颅被割去鼻子、耳朵后用绳索吊了起来，在主要街道那个粗糙的拱形门上吊着日军血淋淋的头颅，于是大屠杀便开始了。被激怒的日军士兵杀死了他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也记下了他的亲见：成片的死人堆里，一个怀抱幼儿的女子哀求着爬了出来。但是，“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记者亲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岂容日本政府抵赖！

在西方舆论的强烈质疑声中，12月25日，即大屠杀发生一个月以后，日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一边报怨有良知的西方记者“过分夸张”，一边被迫承认了虐杀事实：

外国随军新闻记者发出的报道，尤其是美国的《纽约世界报》的报道，过分夸张了事情真相，在国际社会起到了不良的煽动效果。旅顺陷落之际，多数清兵脱去军服，穿着非战斗人员的服装，潜入旅顺街市继续抵抗。……战斗中，我军士兵报告敌军换装抵抗事态。上官确曾发出过如遇平民模样的居民抵抗，允许开枪格杀的命令。

日本政府的辩解，并没得到世人的原谅，反倒让其国际形象骤然下降。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艾伦特就痛斥口口声声已跻身于文明之列的日本人，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愤然断言：“自诩‘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至今，旅顺人口口相传着当年说法：大屠杀过后，只有36个中国男人被允许活了下来，因为日本人需要他们掩埋满城遍野的尸体。120年后，在旅顺口，当地官员仍这样告诉我。

笔者查到了“仅存36人”一说的源头，系英国记者威利阿斯在1895年1月27日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馆里的一次演讲。威利阿斯是《旗帜》兼《黑与白》杂志的记者，是当年获准随日军行动的西方记者之一。旅顺惨案发生后，他曾以《旅顺的真相》报道引起西方读者的极大关注。不过，他的演讲遭到了旅美日本人的扰乱，因为日本人对他和其他西方记者估量的死难的中国人多达两三万表示怀疑，他们据日本报纸的报道称：日军攻陷旅顺口前，城里有6000多中国平民，加上守军1.3万多人，总共不到2万人；而且，日本《万国报》报道，有旅顺贫民“六七十人”和日本军伕共同组成了“扫除队”（即抬尸队），“仅存36人”之说显然是夸大之辞。后来，双方曾在《纽约时报》上展开过论战，但论战无疾而终。

然而，生存者的确切人数之争，并不能否认旅顺惨案的发生。

事实上，正因这场大屠杀，让当初坐视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列强对于快速崛起的日本有了重新认知。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人即居中调停并促成了李鸿章赴日媾和；《马关条约》签约后，未等交战两国政府批准生效，俄、德、法三国便拍案而起，联袂上演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大戏。原先纵容日本人的英、美两大强国，竟作壁上观，任由日本人遭受三国压迫，让战胜国反倒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列强对“文明”的日本由赏识到警惕，或曰西方国家对“野蛮”的大清由嫌弃到同情，其诱因盖出于旅顺大屠杀。

后来，时为日本第二军法律顾问的大学教授有贺长雄博士，以法文在欧洲发表了《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在该书中，他承认：“死者总数少说有2000具，其中500人为非战斗人员。”

这位法学家明确承认了日军曾杀害过大清平民。不过，此时，旅顺大屠杀已经过去3年矣！

解读旅顺大屠杀，令人掩卷慨叹的是，大清国对这场震惊了西方世界的屠城惨案居然自始至终地保持着沉默。尽管李鸿章于12月3日和5日两次根据逃出旅顺口的官吏的口述，上奏“倭”或“贼”屠城的暴行，但是朝廷愣是没发出一声抗议！

不知清廷的缄默是否与他们尴尬的记忆有关——上一次对旅顺口的屠城暴行，发生在2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在入关前攻陷了旅顺口，随即对汉人进行过灭绝性的杀戮。旅顺大屠杀的实质，是怨怨相报的东方丛林法则被日寇在大清国领土上重演了一遍而已。

至今，日本官方认可的旅顺战役中国一方的死亡人数仍为4500人，这个数字，就标在东京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里。去过该馆的人都知道，那其实是日本的国家战争纪念馆。但是，对于日军当年在旅顺制造的大屠杀丑闻，该展板上只字未提。

旅顺大屠杀的死难者当然不止4500人！西方记者报道过，许多逃到海上的中国人，也惨遭日军的射杀。

占领旅顺之后，日军曾在旅顺白玉山东北麓留下了一座中国死难者的骨灰合葬墓，并立木碑“清国兵战殁者墓”。当地人称此墓为“万人坟”。直隶候补知州顾元勋奉旨前来接收旅顺口时，重修了这座大墓，并以石碑替换了日本人的木碑。顾氏题写了“万忠墓”三个大字和如下碑文：

光绪甲午十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一万八百余口。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

按顾元勋所写的“一万八百余口”和1948年旅顺官绅重建万忠墓时所铭记的“凡两万余人”，以及1994年旅顺口区人民政府新修此墓时镌刻的“约两万人”，大清人记载的殉难人数并不一致，这也给了那些一心想屏蔽历史真相的日本右翼分子以否认惨案的空间。因为大清原始档案的空缺和日本官方的刻意遮蔽，旅顺大屠杀的真正死难者人数永远说不清了！

但不管是日本人所承认的数千，还是中国人所记载的数万，总之，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永远无法宽恕日寇在旅顺犯下的反人类的暴行！

是的，满街满墙的血污可以冲刷掉，但中国官绅民众骨子里对日本强盗的仇恨，却永世难泯。

大屠杀过后，在日本战地军政署的安抚下，逃难的旅顺居民渐渐返回。旅日史学家宗泽亚在其《清日战争》中披露：“3月份，在外避难的旅顺原住民举家回归，人口上升至三百余户。”

当年下半年，日本人撤走了，旅顺城才恢复了战前的平安生活，直到两年后，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冬时节，人们眼前突然出现了红毛绿眼的老毛子。

人们不禁惊呼：“罗刹来了！”

“罗刹”是被当门神请来的

早先，汉人把中原西北方的那个遥远的红毛绿眼人的国度音译为“罗斯”或“罗刹”，这与英语称该国为Russia差不多。

“罗刹”在普遍信奉佛教的中国人的心里，可不是什么好名字，它是佛教中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无论是该国的音译，还是按老毛子长得那副鬼模样，称他们是“罗刹”倒也恰当。在“罗斯”或“罗刹”之前加一个多余的“俄”字，把比较贴切的称呼改成了并不靠谱的译名，这与清王朝有关，但首先与蒙元帝国有关。

早在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不光统治了东方大陆建立了元朝，而且也统治了东欧大平原的东斯拉夫各部落，成立了幅员辽阔的金帐汗国（又译钦察汗国）。因不习惯以辅音发第一个音，凌驾于斯拉夫民族之上的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便在被统治民族Russia的称呼前加了个元音O，读成了Orussia，写在元代史籍里，就成了“兀鲁思”“斡鲁思”或“斡罗思”。200多年以后，在东亚的元朝被汉人的明王朝所推翻，在东斯拉夫草原的金帐汗国则被“斡罗思”人的莫斯科公国所取代。至大清崛起以后，中华帝国与迅速向东方扩张的“罗刹”成了邻邦。黑龙江流域成了两国角力的战场。因入关伊始，南征不已，大清国一时无暇北顾，故俄人在北疆毁我城池，杀我边民，得逞一时。至康熙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玄烨即发动了“平定罗刹”之役，逼沙俄政府代表与大清国代表签订了第一部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即便条约签完，玄烨依然让臣工编纂了一本与该国交涉的文集，其名目便是《平定罗刹方略》。然而，成了友好邻邦，当然不能以恶鬼国作其正式国名。于是，清廷便沿袭了元代对该国的译名，将其写成了“斡鲁思”“斡罗思”“鄂罗斯”或“俄罗斯”。须知，满语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人天然亲蒙语而远汉语。满蒙贵族之间还一直有通婚的传统，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就娶了内蒙古科尔沁王公的女儿为侧福晋，至于清帝们的女儿嫁给内外蒙古王爷的婚事就更多了。到了乾隆朝，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清廷正式把该邻国的名称规范为“俄罗斯”。于是，这一并不准确的译名就一直沿用到了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

对大清国的君臣来说，最早在旅顺登陆的俄国人，不仅不是恶鬼，反倒是请来辟邪的门神。

甲午战争以大清国的惨败而告终，整个辽东半岛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被永久割让给了日本。所幸俄、德、法三国及时出面叫停，并以出动俄太平洋舰队南下相威胁，日本人才极不情愿地把辽东半岛索价后归还大清。此即让中国受益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为酬“还辽”之恩，更为了防御极有可能卷土重来的日本人，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亦即辽东半岛失而复得的第二年，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即外界盛传的《中俄密约》。该密约的主要内容，容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了防备日本对大清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的侵犯，大清国同意俄国以民间运作的方式，在满洲兴建一条接连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清政府亦为合资并经营方之一。

有关该密约的签订过程与该铁路的开工内情，本书后面将专作叙述。

签约一年半后，即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亦即西历1897年11月14日，清俄共同防备的日本军舰没出现在大清沿海，倒是俄国的友邦德意志帝国却派舰队强行占据了山东半岛南端的胶州湾（今青岛市），德皇威廉二世给世界的理由是：有两个德国传教士在鲁省西南的曹州巨野县被暴民杀害了，他不得不派出军舰保护侨民。

此前，大清国已经让俄国军舰在胶州湾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冬天，因为海参崴的冬天太冷了！一入冬，俄太平洋舰队就不得不像当地的黑瞎子（黑熊）一样开始冬眠。为了躲避每年长达四五个月的冰冻期，日本的长崎、韩国的济物浦（后称仁川）、大清的胶澳（后称青岛），都成了俄太平洋舰队的过冬锚地。俄国人对中国的胶澳，即我的家乡青岛，最为看好，几番与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希望长期租用此不冻不淤之天然良港，但均遭拒绝。此番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等于抢了俄国人早就瞄上了的奶酪，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

清廷君臣所不知道的是，此前，德皇与俄皇曾在圣彼得堡外海有过一次会晤，当威廉二世冷不丁地试探着表示他对大清国的胶澳有所企求时，尼古拉二世不知如何表态，故一时语塞。威廉二世成心把尼古拉二世的不表态当作了默许，遂找巨野教案为借口，把预案变成了现实。

德国人霸王强上弓的做法当然惹恼了沙皇。愤怒的尼古拉二世命令游弋在黄海上的太平洋舰队随时准备把德国舰队驱离胶澳，因为刚刚生效的《中俄密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遇所需，地方官当尽力帮助。

正在此时，主导大清外交和主管北洋海防的“中国的首相”李鸿章的电报到了，这位大清国老臣奉旨电请俄国政府出面阻止德舰强入胶澳，前提条件是德舰离去之后，俄舰亦请撤回。

大清的求援来得正是时候！尼古拉二世立马让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公开作出“只要德国人撤走，我们就撤走”的承诺，之后，大清便正式邀请俄国派军舰进驻了旅顺港。

把友邦当门神请来家辟邪，自然要好生款待。

所以，1897年12月15日，当5艘俄国军舰缓缓开进旅顺港时，当地驻军最高长官、武卫左军统领宋庆老帅就派代表把俄国海军客客气气地迎上了岸。

不过，乍见到这些怪模怪样的人，围观的居民们难免目瞪口呆，真以为大白天闯见了罗刹呢！

事先，李鸿章提前给宋军门发过一道指令：

俄船在旅，所有应用物件随时接济，勿听将弁讹言，致启衅端。

正因有这道指令，俄水兵进驻旅顺港以后，清军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相处得还算可以。当时的老毛子，既不公开劫掠大清的财物，也不大规模强奸大清的女人，似乎军纪比他们的后辈强许多。

然而，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翌年早春——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在北京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以后，胶州湾事件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是，俄国人却公然食言，赖在旅顺不肯走了！

可怜的大清国，苦劝不成，又没有实力驱逐之，更怕为此事撕破脸而坏了共同抵御日本的百年大计，便只好依了俄人的强求，在中德条约签订的20多天后，即3月27日，把从旅顺口到大连湾一带的土地及海域租借给了俄国。

在北京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还是备受清流诟病的“卖国贼”李鸿章。不过，从租期上看，李氏签下的这一份中俄条约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开给德国的青岛租期为99年，而开给俄国的旅大租期却只有25年。一个是打上门来的敌国，一个是帮你来护家的盟国。看上去，北京对敌国分外慷慨，对盟国却过分吝啬。可想而知，当时的谈判过程绝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总被后人误以为糊涂的大清国的君臣们，其实并不糊涂，在涉俄问题上，友邦归友邦，提防归提防。

据此，老毛子成了旅大的无偿租赁者。

随后，年逾七旬的山东登州籍老帅宋庆即奉旨率其30营人马移驻山海关。此后6年，金州以南的旅大沿海地区，成了俄人经营的地盘。

然而，俄国根本没被25年的绳索缚住手脚，他们按永久占有的思路，要把旅顺打造成世上一流的军事要塞，而把大连湾辟作远东的自由港。毫无疑问，要塞是防御日本人的，自由港是面向全世界的。

旅顺本是一座德国人设计的要塞城，甚至有了“世界第三要塞”之虚名。李鸿章时代苦心经营了13年，但在抵御日军进攻时，却丝毫未发挥作用，空留下22座炮台和78门大炮待在原地。

俄军事工程专家考察、论证了一番后认定，大清国留下的要塞并不能完全抵挡随时有可能回来复仇的日本人的进攻。所以，得到旅顺口的第二年，即1899年，俄政府即通过了旅顺口防御工程的10年预算方案，随即投资892.7万卢布，在北洋要塞的基础上，对旅顺口的防御体系进行整体扩增与改造。俄国计划在旅顺修筑永久性堡垒8座，半永久性堡垒6座；海防永久性炮台22座，陆防永久性炮台8座，半永久性炮台24座；安装各种口径火炮共542门。如此一来，旅顺要塞也就真的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了。

笔者在前面说过，俄租旅大以后，先后有4万多名鲁直两省的壮劳力被招募而来，参与了各项工程的建设。如此之多的“苦力”，挤在小小的旅顺口，山上山下，同时施工，动静之大，可想而知。

因为有了旅顺口，俄太平洋舰队就有了除海参崴之外的又一个基地，而且是终年不冻的天然良港。拥有了两处基地，俄国人就能在黄海至朝鲜半岛的海面上，用巨舰激起的一道道浪花，构织出一个令日本人惊心的防护网。

然而，对俄国人来说，不幸的是，直到日本人打上门来，旅顺要塞的扩建工程并没竣工！

要塞没能整体建好，舰队就失去了庇护；舰队失去了庇护，就不能有效地镇守黄海和朝鲜海峡；失去了制海权，一旦开战，则结局就难以预料了！所以，俄国军事当局只能借助于修进大清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拼命向远东输送兵力，希冀屯重兵于要塞，将可能来犯之敌拒之于金州至旅顺一线的防线之外。

上一年闰五月二十那一天，即公历1903年7月14日，所有住在旅顺口的人，无论是大清人还是俄国人，也无论是日本侨民还是欧美侨民，都挤在完全是俄式建筑的旅顺站，等来了北方驶来的第一列火车——从那一天起，名为南满铁路的东清铁路支线就开通了。

从此，旅顺与遥远的欧洲有了直接联系，但首先和一场日益临近的战争有了联系。

三代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

早在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在向西、向南拓展无望的前提下，俄帝国开始了其向东发展的“东方政策”。为了专心经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俄国甚至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每英亩2分钱的价钱卖给了美国——吞得太多，他们实在消化不了啦！

“东方政策”也被称为“黄俄罗斯计划”，是帝俄欲把黄种人的生存空间变为本国势力范围的一项长远规划。被圈进这一长远规划里的，有中亚诸国，有大清西部的新疆和西藏，有与西伯利亚以东地区接壤的蒙古和满洲，还有被日本人视若屏障的朝鲜半岛。

亚历山大二世时代，通过与大清国签订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远东疆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此俄国在远东的日本海有了出海口。

不过，尽管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但却在63岁那年毙命于革命党人掷出的一颗炸弹下。

36岁的皇储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对内厉行改革，对外谨慎交往，只在中亚发动过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所以，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为了加速实现“东方政策”，亚历山大三世在其主要智囊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的全力辅佐下，举外债兴建起一条从首都通向远东出海口的大铁路，即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体现对这条举世无双的大铁路的重视，他让儿子尼古拉担任了西伯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代他督建这条长达1万多公里的大铁路。然而，他也是宏愿未遂，在位13年，即在49岁那年因病过世。

尼古拉仓促继位，成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十七任君主，也是末代君主。由于尼古拉的曾祖父也叫尼古拉，即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所以，人们便称他为尼古拉二世，而将老尼古拉谥为尼古拉一世。

说到俄皇的名字，便不妨多说几句。西方人不像我们中国对人名有极为严格的讲究，按中国人的礼数来说，他们很乱套。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总共十多位君主，其中有两位伊凡、两位叶卡捷琳娜、两位尼古拉、三位彼得、三位亚历山大。在老毛子那儿，孙子起了爷爷的名儿并不违规，祖先的名讳被后裔一用再用也无妨。尼古拉他爹和他爷爷就都叫亚历山大。可就是苦了我这样的中国历史研读者，费了一番工夫，才终于梳理清楚了他们祖宗八辈。哦，还有，他们的婚姻也着实够乱的——尼古拉二世与小叔谢尔盖大公娶的是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家的亲姐妹俩！按中国人的精确表述，就是：对尼古拉二世来说，亲婶儿也是大姨子；对谢尔盖大公来说，侄媳又是小姨子。

照片和俄国史料上的尼古拉二世，是一个颇有风度的英俊男子。他自幼体弱多病，性情优柔，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丹麦公主，嫁给其父亚历山大三世以后，改名玛丽娅·费奥多萝芙娜。1894年10月20日，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打到辽东半岛的时候，他接替了病逝的父亲，成为新沙皇。不到一个月后，他即迎娶了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爵路德·维希四世的女儿阿莉克丝，婚后妻子改信东正教，并改用了他的姓和他母亲的名儿，叫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你瞧这个乱哎——他母亲和他老婆都叫费奥多萝芙娜！尼古拉二世非常喜欢他的漂亮而任性的德国妻子，但他把对这个女人的溺爱用在国事上，任其揽权干政，却最终害了他和全家。此为后话。

末代帝俄最主要的国务大臣维特认为，尼古拉二世“相当聪明”，是个“和善而且极有教养的青年”，他的风度更是极少见。

也许，正因其性情温和，所以，尼古拉二世被臣民视作“仁慈的小父亲”。

然而，这位尼古拉二世偏偏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他会忍从大臣的力谏而违心去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但又会对该大臣怀恨在心以至于最终将其罢免。总之，这是个耳软心善、缺乏定见的人。

维特曾叹曰：

虽然他很仁慈，也不昏庸，但是他的这一缺点使他完全不适于作俄罗斯民族的专制独裁的君主。唉！不幸的皇帝，命运赋予他以历史上空前的大任，可惜他天生的资质不能胜任。

按该“小父亲”的禀赋与兴致，尼古拉二世本不该做一国之君。但君主专制国家的传位制度，就是如此地不讲情理，往往把并无权力欲望与治国才干的人推上天子的宝座，其结果每每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他自己。末代沙皇的人生悲剧就又一次论证了传袭制度的荒谬。

自从尼古拉二世仓促执政开始，祖父和父亲遗留下来的重重矛盾，都堆积到他面前了。温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呼吁地方自治；激进的民粹党人继续以暴力反叛君主专制，并不断制造着令人防不胜防的暗杀事件；农村里，大量农民破产；城市里，工人不断罢工。本来就无心当皇帝的尼古拉二世，面对复杂紊乱的政治局面，颇觉头疼，但又不能不有所作为。

本来，靠父亲留下来的几位重臣，主要靠足智多谋的财政大臣维特，尼古拉二世继位以后，驾驶着俄国马车在父亲既定的道路上行驶——对内改革，对外扩张，就是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但在位数年后，他开始对那几位总是谨小慎微的老臣感到了厌烦，因为他们似乎不愿意帮他尽快实现家族的伟大的东进计划。专政体制使然，在日渐疏远外姓的大臣们的同时，他越来越信任自己的亲属。

尼古拉二世有4位直系父辈，即弗拉基米尔大公、阿列克谢伊大公、谢尔盖大公和保罗大公，其中出身不太光彩的二大爷，即被许多人误以为是“远东总督”的那个阿列克谢伊，代他主持海军部，叔父兼连襟谢尔盖，则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代他主管全国的武装力量。他的这几位长辈，都是对外强硬派，也都是矢志要将先辈未竟的遗愿进行到底的孝子贤孙。他们心中的“东进”前景，已经变得明晰起来，即从大清新疆的乔戈里峰，到大清的满洲全境，画一道直线，线外，都应该成为“黄俄罗斯州”。军方强硬分子更进一步将这一愿景细化成到了大清的长城脚下——长城之外，均应为俄罗斯的领土！

主持军务的父辈的主战态度，给了虚弱的老侄的内心充了不少气。在“东进”进程中遭遇到日本的阻击之后，尼古拉二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以一场战争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远东问题。

尼古拉二世是1896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典礼上正式成为沙皇的。从1894年10月，到1896年5月，他一直是没有加冕的沙皇。不知继位到加冕的空当，是否与俄皇的守孝制度有关，假若有这个制度的话。

1902年秋天，尼古拉二世突然被长辈米哈依洛维奇大公推荐来的一个叫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别佐勃拉佐夫的人迷住了。此人虽是个地位低下的退役骑兵上尉，但口才极好，说起帝国在远东的利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此人力谏：我大俄罗斯帝国理应在远东全力扩大势力范围，岂因区区日本的捣乱而退让？现在的症结是我远东的政策过于软弱，而绝非过于强硬；若不自量力的日本人不识时务顽固到底，则皇帝应不惜一战，趁日本人尚未完全发育健全之前，彻底解决之。这样一来，大清的满洲也就变成了我们的“黄俄罗斯州”。

尼古拉二世登时喜欢上了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人，遂时常召进宫中，听其夸夸其谈。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别佐勃拉佐夫周围很快就聚拢起一批人，包括一位政府要员，即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维，再加上前驻华使馆武官陆军少将康斯坦丁·伊波里托维奇·沃加克、海军部海军少将阿列克谢伊·米哈依洛维奇·阿巴扎等，他们借各自的影响，推波助澜，四处煽动，力主对日开战，一时成了气候！

维特等人愤怒地称这个主战的小团伙为“别佐勃拉佐夫朋党”。

沙皇被别佐勃拉佐夫迷惑甚深！1902年11月，尼古拉二世竟同意这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去远东地区视察，并且让财政大臣维特为其提供200万卢布的经费！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远东政策显然分为两派：一派是官方公开的、有节制的政策，以大臣们为代表；另一派则是暗中进行的，以别佐勃拉佐夫所鼓动而由皇帝亲自领导。别佐勃拉佐夫一伙的计划，成为几次大臣会议的主题。

晚年移居法国的维特愤怒地写下以上文字。

具有德籍血统的维特，被德皇威廉二世誉为“俄国最有才智的人”。大学毕业后，他从敖德萨铁路员工做起，凭借非凡的才干，很快就出人头地，34岁那年，他的一本《铁路运费原则》专著无意赢得了亚历山大三世的青睐，随后他得到了快速晋升的机会，从全俄铁路局西南分局局长开始，他不到40岁即成为全俄铁路局局长，43岁时进入内阁，成为交通大臣，并于当年转任财政大臣。至1902年，他已经在财政大臣的位子上坐了10年。他靠超凡的见解与组织能力赢得了两代沙皇的信任，并得到两代同僚的一致尊敬。他一直不赞同本国的“东方政策”，更反对日本对大清满洲的控制。俄国出面干涉日本归还辽东，他是主谋人。“还辽”之后，1898年，俄国强租旅大，他是反对者。1900年，俄国借口“保路护侨”派大军侵占满洲，他还是反对派。他甚至公然骂过，妄图把国境线推进到长城之下的军方主战派，是“一群疯子”。

1971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在“维特”的条目下，明明白白地写道：

维特竭力反对日本对远东的侵略政策，实行接近中国的方针，反对侵占旅顺。

须知，那是在一切以阶级立场划线的苏共专政时期百科全书上的文字。

以维特为首的几位明智的大臣，曾试图提醒皇帝：需要警惕现行的远东政策。但尼古拉二世只是笑而不答。

到1903年俄历5月6日（即公历19日），毫无从政经历的别佐勃拉佐夫突然被沙皇任命为御前大臣，从此，该小人竟然与维特等帝国元老平起平坐了！陛下以这种不按规矩的方式给了他的忠臣们一记脆生生的耳光。

进入1903年以后，为了应对远东危机，尼古拉二世突然成立了一个远东事务委员会，他自己亲兼主席，委员全是他一手指定的。除了自己的两位父辈大公之外，还有内务大臣兼芬兰王国总督普列维，办公室主任是海军部的阿巴扎少将，原因是此人对远东局势颇有些自己的主意。基于同样的原因，前驻华陆军武官沃加克少将也受到“圣眷”，调为该委员会委员，甚至与阿巴扎一同跻身于侍从将军的行列。该委员会的唯一专职委员，即没有实职的别佐勃拉佐夫。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三位在远东事务上最有话语权的大臣，即公认的帝俄政府“三巨头”——主管铁路事务与旅大租借地的财政大臣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主管外交的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拉姆斯多夫，和主管全俄陆军的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却被拒之门外！

有了远东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身份，别佐勃拉佐夫小人得志，竟瞒着视察远东和出访日本的库罗帕特金，调去了远东的全部秘密军事档案自行解读！

随后，作为沙皇代理人的别佐勃拉佐夫，便带着众多随员乘坐豪华专车轰轰烈烈地又一次去了远东。这一次，别氏不顾“三巨头”的坚决反对，在远东接管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商人布林涅尔在韩国注册的一家鸭绿江木材公司。荒唐的是，这个“爱国大臣”不光自己成了这家木材公司的股东，而且还把沙皇的母亲玛丽娅·费奥多萝芙娜皇太后也拉为股东之一！试想，当皇帝他妈都成了距首都万里之外的一家私营小企业的股东，这样的国家，能打得赢强敌吗？

不过，公道而言，别佐勃拉佐夫看好的不是鸭绿江东侧可开采的400多万立方的木材，甚至也不在意自己能捞多少钱。他固执地认为：“鸭绿江左岸（即朝鲜半岛一侧）人烟稀少，我国有可能加以占领。”

在专制政体中，不贪不色的狂妄野心家往往比那些只图私利与美色的高官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嚣张一时的别佐勃拉佐夫擅自招募了一些退役的俄军官兵组成“护林队”进入朝鲜半岛，甚至还在满洲招募一些大清土匪加入到“护林”队伍中。尽管他的冒失做法同时惹怒了韩国与大清政府，更惹怒了韩国背后的日本政府，但毫无政治家眼光的他却一意孤行，全然不知战争的引火索已经被他点燃了。

不过，政府里最有权威的“三巨头”都不赞成为满洲或朝鲜半岛利益与日本开战。前二位文职大臣维特和拉姆斯多夫从政治和外交角度考虑，担忧战争只会使远东国际化，从而使俄国丧失了在那里既得的利益；后一位武职大臣库罗帕特金则直言：以本国的军力与军心，对日战争绝无胜算。

让尼古拉二世恼火的是，无论在御前会议上，还是单独召见他们其中的某一位，只要涉及战争的话题，三位重臣总有那么多的理由堵住他的嘴。

“三巨头”的核心人物维特，实在太厉害了！早在1897年11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他就极富远见地指出：“由于德国占领胶州，俄国势必要占领胶州以北的另一处中国港口，日本也就必然会以此为借口在中国大陆甚至朝鲜盘踞下来，从而不可避免会引起俄日战争。”

从反对强租旅顺口，到反对出兵满洲，再到反对与日本开战，维特在体制内当了6年的反对派，而沙皇却在他的反对声中向绝路方向走了6年。终于，专制君主把俄国带到了战争的断崖边缘。

时至如今，“三巨头”依然在唠唠叨叨地反对沙皇钦定的远东新方针。而在尼古拉二世看来，反战，就是畏敌如虎嘛！已经膨胀起来的“仁慈的小父亲”，终于听腻了三位老臣的聒噪，在1903年8月的一次御前会议上，他用一句客客气气的话打发了维特等人：“让步总会带来让步。”

这句话，是“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在奏报中的一句话，尼古拉二世记住了，变成了自己的圣旨，把重臣们打发走了。

国家者，君主的国家；军队者，皇家的军队。“三巨头”都是何等明白的人物？眼见得“圣意”已决，遂想起各自的“微臣”身份，悻悻然各回各家郁闷去也。

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要多写几行。同样是君主专制政体，在大清国，皇帝与近臣，哪怕是与父辈亲王，相互之间也法度森严，不容逾越。君与臣从来就是圣上与奴才的关系，大臣即使比皇帝明白十倍百倍，也永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畅快地表达意愿和讨论问题。

俄皇与大臣们讨论问题时，和颜悦色。凡自己的意愿与大臣的心愿不符时，他会以小恩小惠的方式表示一下歉意，比如难为情地笑一笑，比如赐给维特一根雪茄，或赐给库罗帕特金一帧有他签名的标准照，等等。君臣之间，没有私人仇恨，只有观念分歧；没有政治迫害，只有任用与否。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改变了君臣相见之仪。大臣谒拜天皇，无须下跪叩首，只需鞠躬致敬即可；御前会议也像西方人一样，君臣不平起但平坐，在一张长方桌前，诸臣各抒己见，最终天皇“圣断”，而不必像从前那样，大臣须把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古汉语的格式和模棱两可的叙述，写成奏折，呈送宫内，让君主自己领悟和猜度。

大清国落伍于世界，并非一时一事，而是全方位的。

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远东，既有他的光荣梦想，也有他的耻辱记忆。十几年前，他曾去远东主持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端的开工仪式，也在日本遭遇过暗算，侥幸未死，自此对日本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回国后他几番对身边人说：日本天皇是“举止可笑的黄皮猴子”！

“东方政策”的推进，遭到了大清人的拦截，更遭到了多管闲事的“黄皮猴子”的阻挠，这让性情柔弱的俄国君主内心十分不爽。

如何缓解国内的重重困难呢？内务大臣普列维的建议让他茅塞顿开！

普列维如许奏报：

宜以军事上的一场小胜平息国内矛盾。

明明是分管国内事务的大臣，但普列维却非常热衷于有关对外扩张的事。他的一句名言甚得“朕”心：

俄国的疆域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

远东，“盟邦”中华帝国的羸弱，已经让沙俄获得了利益，有了旅顺口，俄国就在黄海有了常年不冻的出海口；修好大铁路，东亚就在圣彼得堡的掌控之下了。这一切，本没有日本人什么事儿，却遭到了他们的强力阻挠。此时教训他们一下，倒也正是时候！

总之，鉴于大清的衰败和日本的崛起同时在加速，一心想实现“黄俄罗斯”计划的尼古拉二世，接受了伯父阿列克谢伊大公的荐举，将强硬的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派到了远东。按他的旨意，阿列克谢耶夫把“远东总督府”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迁到了大清国的旅顺口。

阿列克谢耶夫履任之日，正是大清北部闹起“义和团”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借口“保路助剿”强派大军侵华，并在义和团事件尘埃落定后拒不撤走俄军，由此大大地激化了与“盟邦”大清国的矛盾，也逼得日本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势，以替大清和韩国讨还公道为由，与俄国对峙起来。

“三巨头”被剥夺话语权

早在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人称“三巨头”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和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就一致认为，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人，应该遵守与北京达成的协约，即至1902年4月，将在华俄军全部撤回，并把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北部的少部分俄兵撤回国内；同时，敦促北京允许西方人进入满洲经商。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方能化解与日本的危机，避免战争。

不言而喻，远东委员会的委员们与远东军政一把手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与这三个盘踞要职的“软弱的家伙”的意见完全相反。

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3年春，俄军全部撤出满洲的期限已到，尼古拉二世在京城的好战分子的忽悠下，也在置身远东的阿列克谢耶夫的再三劝谏下，突然颁布了“远东政策新方针”：

俄国不仅不从满洲撤军，相反还要增加兵力；

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

在维护我们在满洲的军事利益的前提下染指朝鲜。

这三条最高指示，是对“三巨头”意见的彻底否定。从此，“三巨头”被剥夺了对日本交涉的话语权。

因为这个新方针，天平迅速向战争方向倾斜。1903年5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通过远东委员会，电令阿列克谢耶夫完成作战之准备。

然而，性情温和的沙皇又总在犹豫。他既下令远东积极备战，又想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所以，他派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应邀于6月前去日本访问，以就近了解日本君臣的真实态度，并让库罗帕特金于出访之前和之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旅顺口视察防务，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坐到一起，共商抗日大计——他知道，陆军大臣一向看不起“连马也不会骑”的阿列克谢耶夫，并一直反对后者的强硬对日主张。尼古拉二世的本意是想让两位臣下化解前嫌，合力对外。

得到正中下怀的圣旨后，阿列克谢耶夫立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实战演习，以回应日本人前不久在日本九州外海举行的一场演习。

而且，6月初，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海军中将还曾亲率4艘主力战舰访问了韩国的济物浦，即后来所称的仁川。该港乃汉城的口岸城市，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距日本佐世保军港也最近。俄舰队司令的到访，自然向日本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一旦发生战事，太平洋舰队必将经朝鲜半岛进攻日本本土！

6月中旬，库罗帕特金如期访问了日本，双方谈得比较融洽。但离开日本以后，库罗帕特金却奉旨一头扎进了旅顺口，与主战的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等人举行了闭门会商。会商的结果日本人已经侦知了，即俄国一边高调侈谈和平，一边加紧向远东运送军队与大炮。

看来，日本人确实被气势汹汹的俄国人吓住了。7月，为了消弭战争危机，东京主动提议两国就远东问题在圣彼得堡举行谈判。

尼古拉二世接受了日本人的提议。

于是，8月3日，在圣彼得堡的俄外交部，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与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坐到了谈判桌前。

栗野出示的日本政府的要求很明确，即请俄国遵照与大清国的协定，把进入满洲的全部俄军撤回国内，将进驻朝鲜半岛的俄军撤出。

作为一国之君，尼古拉二世既害怕战争拖累了国家，又不愿意退出满洲丧失既得利益。犹豫中，阿列克谢耶夫为他提供了“鸡血”：请陛下不必惧怕日本人的讹诈，他们万万不敢与我大俄罗斯帝国开战！

打了鸡血似的沙皇顿时两眼放光，遂不顾清政府的多次交涉和本国“三巨头”一致反对，于谈判期间的8月12日，悍然将关东州升格为“远东总督府”，其辖区从大清的旅大租借地一下子扩大到了远东各边疆州省——外贝加尔州、阿穆尔州、滨海省、萨哈林州，和在大清境内的关东州，都成了“远东总督府”辖地。从此以后，阿列克谢耶夫成了广袤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远东王”。“远东总督府”的上级部门，既不是主管西伯利亚铁路事务与旅大租借地的财政部，也不是外交部，更不是陆军部或海军部，而是沙皇本人！

“远东总督府”的设立，给了一心指望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日本人的头部一记重重的直勾拳！

“总督”把俄国拖入战争泥潭

荣升“远东王”的阿列克谢耶夫，立马在旅顺召集了俄边疆各省州的对日作战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如下部署和建议：

以陆军2个师4万人固守旅顺要塞；

以陆军7000人防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以陆军2个师3万人完备界河鸭绿江一线防御；

远东陆军主力编成2个集团军，以第一集团军集合于海城、辽阳、沈阳一带固守待援，以第二集团军部署在哈尔滨一带为后备军。

紧接着，9月上旬，阿列克谢耶夫组织了第二次太平洋舰队的实战演习。由13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出发，经过了日本人极为敏感的朝鲜海峡。停泊在旅顺口的俄舰在黄海与舰队会合，至10月1日才浩浩荡荡分别回到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次演习，自然更激怒了日本人。

按库罗帕特金的话说，正是昏庸而固执的阿列克谢耶夫，把本国拖入了战争的泥潭。

1903年7月被尼古拉二世从远东召回的库罗帕特金，竟然不顾“圣意”，公然向沙皇上奏一个极端的避战措施：

库罗帕特金认为（他给俄皇上奏时喜欢自称），为了避免战争，需要采取极端手段，将旅顺、关东和整个南满铁路支线交给中国。维特和拉姆斯多夫支持库罗帕特金。

当然，俄国的慷慨是有代价的。据维特回忆录称，库罗帕特金提议：应向大清国索要2.5亿卢布作为旅大与南满铁路的赔偿金。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把已经抢占到手的东西还给大清人？陆军大臣简直昏了头！所以，尼古拉二世没有搭理他。

郁闷的库罗帕特金，只好在日记里记下他的真实想法。

翻阅《库罗帕特金日记》，在1903年，多篇都有阿列克谢耶夫的名字：

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只有毫不含糊地使日本了解，俄国准备捍卫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如果必要，即不惜诉诸武力”。……

阿列克谢耶夫还在9月间就曾多次表示……对日本进行战争威胁。

皇上决定，既不要因为朝鲜，也不要因为满洲打仗，准备将朝鲜交给日本人。但阿列克谢耶夫却竭力主张，既要为朝鲜，也要为满洲打仗。

于是，帝京那边拖沓谈判，远东这边积极备战。阿列克谢耶夫已经令他的参谋部门制订好了看似完善的作战计划：

所需陆军部队尽快到位，布防于辽宁各战略要地；旅顺守军固守要塞以确保太平洋舰队的安全；舰队则依托旅顺口，控制黄海和朝鲜海峡，邀击胆敢在朝鲜半岛登陆的日本陆军；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战舰，辅助作战，确保日军不能在黑龙江沿岸登陆，并直接威胁日本本土。

一心想成全其祖父与父亲宏愿的尼古拉二世，既轻信阿列克谢耶夫和主战的宠臣们的忽悠，又不能不发怵日本人的蛮干。所以，御前会议开过好多次，他总是含含糊糊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而不能做出明确的“圣断”。

长达半年的马拉松谈判彻底拖垮了日本人的耐心！日本君臣都已受不了对手的反反复复的折磨。他们认定，俄国人的外交拖延只是为了赢得军事部署的时间。于是，进入1904年之后，他们即不再抱幻想，决心与强敌拼死一搏。

可以说，这种不明确性大大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以致他们认定，哪怕让国家经历一场最可怕的战争，也胜过忍受我们在远东的图谋所给予的折磨。

这是库罗帕特金的原话。连他都体谅到了日本人的忍无可忍，可见，战争真的已经不可避免了。

于是，1904年1月23日，栗野慎一郎到俄外交部拜会了拉姆斯多夫。

彬彬有礼的寒暄过后，客人冷静地告诉主人：

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将会产生严重困难，局面甚至不可收拾。

拉姆斯多夫当然听懂了日本公使的话外音。

两天后，一心避战的拉姆斯多夫实在忍不住了，径直给远东的阿列克谢耶夫发出一道电报，很不客气地质问“总督先生”：

即使和日本发生了武装冲突，我们是否仍然需要继续谈判，以和平解决当前的危机？

假如日本人中断了谈判并出兵朝鲜，我们是否有必要大大修改我们的要求？

因为早在数月前，尼古拉二世就让外交大臣把谈判的主导权转交给了“远东总督”，所以，郁闷的拉姆斯多夫只能向旅顺发出请教或曰质问的电报。

阿列克谢耶夫没回复，不知是忙得顾不上了，还是心虚得不知如何回复。

1903年2月5日，栗野慎一郎最后一次出现在俄外交部，他是奉命来告辞的。他向拉姆斯多夫宣告：根据本国之训令，自即日起中止两国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同时，日本人还告诉东道主：本国使馆已经降下了国旗，全体外交人员明天即启程，经欧洲返回日本。

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日侨突然全部撤离

大战在即，远东的旅顺口新城区里，并非所有的俄国平民和军人的眷属都撤离回国了。有一些俄国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就没离去。

2009年9月，我和内人与老友谭泽、吴玉仑结伴游历俄罗斯远东城市赤塔，因为那儿有一座“十二月党人纪念馆”。该馆设在赤塔历史上的第一座木头做成的小教堂里，是当年被流放到此地的俄国热血贵族们的祈祷之地。

让我等感动的，不光是参加了起义的那些高尚的流放犯的爱国气节，还有他们的夫人们的忠贞情义——丈夫因参加军事政变而被判流刑以后，许多妻子非但不与犯了“叛国罪”的丈夫离婚，反倒纷纷请求沙皇尼古拉一世恩准她们陪同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为了制止这些高贵的女人们——有的还是皇室的亲戚——胡来，尼古拉一世下令修改了法令，即所有的陪同者将被永久褫夺贵族身份，今生也不准回到城市居住，而且，不准携带子女同行！不料，仍有11位态度十分坚决的女子不为所动，并最终如愿成为陪刑者，而她们的年龄只有20岁上下。这11位年轻的妻子，相继赶到寒彻人心的西伯利亚荒原上与爱人团聚，受尽磨难而毫无怨恨。因过于寒冷和艰苦，年仅21岁的少妇穆拉维约娃仅一年之后即丧命赤塔，成为第一位殉命于丈夫流放地的女人。小教堂的墙外地上，即有这位女子的墓地，其墓碑被擦拭得洁净照人。

穆拉维约娃的故事，或曰“十二月党人”的故事，感动了当时一位著名的画家。一幅据说是在俄国非常有名的油画，画的就是这位少妇不远数千公里来会丈夫的情景。挂在教堂内壁上的这幅油画，画面上，雍容华贵的美丽少妇跪倒在丈夫跟前，忘情地亲吻着丈夫手上的铁镣，让人不禁因感动而眼眶发热。

纪念馆里，除了这一幅油画，还有那些英勇地反抗君主专制的贵族们的画像与遗物，更有那些高贵的女人们的画像和信物。

其实，看看嫁给中国人的俄罗斯女人们，不管是嫁给李立三的李莎，还是嫁给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也不管是我们那一次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室韦村遇上的嫁给我山东农民的俄裔老太太们，她们都是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楷模。面对爱情，俄罗斯女人的忠贞每每令人肃然起敬。

在旅顺口普希金初等学校当老师的斯捷潘诺娃，就是这样一位既普通又不平凡的俄国女人。学校虽然停课了，但她没有离开，她和12岁的儿子一起留在了旅顺口，因为她的丈夫斯捷潘诺夫，是老虎尾半岛上的苏沃洛夫炮台的指挥官。

儿子姓名的全称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诺夫。小斯捷潘诺夫除了和妈妈一起天天祈祷全能的上帝保佑俄国好运之外，再就是一遍遍地背诵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名诗：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

那些日子，不知有多少居住在太阳沟的俄国家庭都在默诵着大诗人普希金的这首诗来安慰自己。

不过，快乐的日子并没来临，相反，人们却等来了最担忧的事！

1904年2月6日下午，所有尚未离开旅顺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码头上，在他们国家外交官的引领下，他们默默登上了一艘挂着米字旗的大轮船，然后，慢慢驶出了人们的视线，消逝在暮色茫茫的大海里。

听说，那艘英国大船去了海峡对岸的胶东半岛，那儿，有英国的租借地芝罘和刘公岛。英国与日本是两年前正式签订过同盟条约的盟邦。战争在即，西方老大哥出面帮助远东小兄弟撤侨，合情合理。

俄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吉安娜号”舰长米哈依尔·切卡斯基，这一天，在自己的日记上，如是写道：“今天看到了各行各业的日本人接到来自烟台日本领事的电报后，从旅顺口撤离了。显然危险临近了……”

日本人的突然撤离，让人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可怖的前景：日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不过，按国际惯例，开战之前，发起战争的国家总要向各国历数一通敌国的不是，以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然后，再向敌国开战。所以，旅顺口的俄军官兵与民众，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东京传来不祥之音。

这一天，在旅顺口的俄国人，除了阿列克谢耶夫，只有“远东总督府”外交官普兰逊从外交渠道知道了日本主动断交这一不祥之讯。

本地唯一的报纸《新边疆报》有所风闻，派员赶来求证，但被“总督大人”一口拒绝，理由是：“这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该报的创办者是太平洋舰队的检察官、陆军中校阿尔丁米耶夫，他自然不敢违背“总督”的旨意。

然而，日本人全部撤走的第二天，即2月7日，日本政府并没有宣战。

今天，即1904年2月8日，白天又平安地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入夜，旅顺口的大部分居民，不管是拜菩萨的，还是拜圣母玛丽亚的，都在忐忑不安的昏暗中进入了梦乡。

舰队司令夫人的命名日舞会

那天深夜，并非所有的在旅顺口的俄国人都因忧心忡忡而耿耿难眠。

小斯捷潘诺夫睡去之际，不远处的海军俱乐部里，却是灯红酒绿，太平洋舰队的将校及夫人们正在翩翩起舞。

30多年后，在家乡乌克兰敖德萨的一所高校当老师的前红军军官小斯捷潘诺夫，将这晚的海军舞会写进了他的成名作、历史小说《旅顺口》的开篇：

这是晴朗寒冷的一天，快到黄昏了。夕阳照着旅顺口和四周黯淡的山岩。海上吹来一缕缕的微风，拂扫着地上的余雪。

在港口和城市里，显得比平素格外热闹。1904年1月26日（俄历，即公历2月8日），关东州全体俄国文武官吏纷纷来到旅顺口。今天是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的夫人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命名日。海军军人照例要开跳舞会庆祝。……

晚上9点钟时，就有许多贺客到了海军俱乐部。……舞厅里很快就聚满了人。

所谓命名日，即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在婴儿时由其教父以某位圣徒的名字为之起名的日子。对俄帝国上流社会来说，命名日是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纪念日。

苏联作家继续写道：

旅顺口要塞司令史特塞尔将军今天特别高兴，他刚刚在赌纸牌的时候，把他的经常牌友都打输了。这些牌友就是他的参谋长罗兹纳托夫将军、副官宪兵大尉沃家格和中校副官长德米特力也夫斯基。

史特塞尔，又译斯特塞尔，驻守旅顺的俄陆军最高长官，其全名是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斯特塞尔。据《日俄战纪》第二编介绍，此人1848年生于俄京圣彼得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学校，从炮兵少尉始，参加过俄国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9年调任东西伯利亚军区，历任要塞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1899年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

关于东西伯利亚，略微多说几句。俄语“西伯利亚”源于蒙古语“西伯尔”，意为宁静的泥泞之地，本是一大片极蛮荒与极寒冷的人稀地广的旷野，并无国家形态，是蒙古人第一次统一了这片地区，将其置于元朝的岭北省辖下。17世纪俄国快速东侵，崛起于中国东北的大清则征服了蒙古，俄国与大清便在西伯利亚相遇，成了邻邦。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即为中俄两国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后因俄国的进逼与大清的退让，西伯利亚成了俄国独霸的地方。所谓东西伯利亚，易生歧义，实为西伯利亚以东地区，即赤塔以东直至太平洋的广袤土地。东西伯利亚军区，即后来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是19世纪后期从西伯利亚军区分离出来的新的军区。

东西伯利亚军区第一次派兵出国作战，即斯特塞尔到任后的第二年。中国的《日俄战纪》上有如下记载：

翌年，我国拳匪作乱，[斯特塞尔]率所部旅团援天津，拔英将西摩于重围之中。乱平，以功擢中将。日俄战起，新编西伯利亚第三军团，遂任为军团长。

“旅团”与“军团”都是翻译者按日军编制对俄军的套用，即旅与军。西伯利亚第三军即关东防区——旅顺到金州一线防区——的驻军，斯特塞尔以中将军长兼防区司令，是大清国境内俄军的最高将领，时年56岁。

看其履历，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从18岁到56岁，从少尉到中将，他按部就班地晋升，并无不良记录。

但据当时同在旅顺的另一位陆军中将斯米尔诺夫向沙皇的密报，这个斯特塞尔，其实是个私德很差的人，他心胸狭窄，头脑糊涂，而且嫉贤妒能，贪生怕死，身为防区最高指挥官，战争期间，他竟然一次也没上过前线！

斯米尔诺夫从生活作风上举报斯特塞尔，称：“市内一些酒鬼，频频出入其家，大行不正之事。”

小说《旅顺口》也印证了斯特塞尔的陋习，即他曾在家里招自己的属下赌博。看来，他在家行的“不正之事”，大概就是指他在家聚众赌博，而且是和部下赌。主客之间，领导与部下之间，输赢结果可想而知。由此看来，这位陆军中将的人品确实不算高。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至少从对斯特塞尔的描写上，我看到了《旅顺口》的真实的一面。然而，既然是小说，哪怕是历史小说，也要靠文学虚构来堆砌故事。所以，我无法确定书中的情节哪些属合理想象，哪些属历史真实。不过，开战之际，太平洋舰队的将校们正在舰队司令斯达尔克官邸扎堆联欢一节，并非杜撰，而是有旁证的事实。

且读一读，日本海军军令部（即海军司令部）于战后编纂的《日露海军战史》：

露国某将校之记事：称2月8日为玛丽娅命名之庆祝会，舰队官兵大半上陆。斯达尔克亦因为陆上官邸开踏舞会，招待海军之主要军官。

其陆军军官，亦集于某军医夫人之处。……

“露国”就是俄国。

日本称呼别国的小把戏

“露国”何以是俄国？这是个问题。

本来，在文字上，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老师怎么写，学生就怎么记。但日本人在对俄国的译名上，并没有一如既往地以中国为师，因为中国人音译的“俄罗斯”并不准确。因此，他们选择了与Russia发音更为贴切的汉字“露西亚”标注俄国，把俄人写作“露人”，把俄军写作“露军”。

至于日本人为何确定是“露”而不是别的同音字？比如说“鲁”或“陆”，大概算是别有用心吧？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里，我都曾见识过，幕府末期和明治初年的文献上，日本人大都把俄国写成“鲁西亚”。为何最终弃“鲁”而定“露”？其中的奥秘容我揣测一下——日本的本意就是日出之国，其国旗和海军旗都是旭日旗，只不过后者多了16道光芒线而已。中国古诗云，“朝露待日晞”。晞，干燥也。早晨的露珠，遇上冉冉上升的太阳，其结果不言自明嘛！正因这句中国古诗，精通汉学的日本人便认可了“露西亚”。我相信自己的推测。

话既至此，不妨扯远一点儿。

百余年前日本人用在国名翻译上的小把戏，不止这一处。

如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位于欧罗巴洲不列颠岛上的England，中国人写成“英格兰”，简称“英国”，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也一如既往地接过去照用不误。

另一个强国France，汉字音译“法兰西”，简称“法国”，日本人则译为“仏蘭西”，简称“仏国”，仏是佛的古字。对法国的翻译，中文和日文大同小异。

北美大陆的新兴强国America，中文写成“阿美利加”或“美利坚”，简称“美国”；日文写成“亚米利亚”，简称“米国”，也和中国的译法差不多。在日本西海岸的军港之城佐世保，我就曾在“米军基地”的营房前留过影。

Italy，中国人写成“意大利”，日本人写成“伊大利”，音同字不同而已。

还有，Deutsch（德语），中国人音译成“德意志”，简称“德国”；日本人译作“独逸”或“独乙”，简称“独国”，也相差不大——不对！日本人译的德国，呵呵，要多说几句了。

本来，“独国”是日本学习的好榜样，明治维新以来的宪政、军事制度，多是依该国的模式所建，该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大军事家毛奇等都是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国之干臣早年崇拜的偶像。因国家以德为师，所以，日本城市的青年人学习“独语”也蔚然成风。但是，因为“独国”在“日清战争”结束时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硬逼着日本把到口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所以，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曾把“独国”改成了“毒国”，而且报刊上竟也公然这么登出来过！用心之小作，呵呵，真叫何其毒也！

扯得再远一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也算一例。

本来“支那”之谓并无贬义，是古印度人对“秦”的音译，即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的源头。明治维新以前，只有很有学问的日本高僧才会别称中华上国为“支那”。但日本战胜了大清以后，因忿于“中国”之意为中央之国，并含蔑称“四方为夷”之意，便有敏感的日本人弃用“中国”而流行起“支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又深刻影响了正在日本流亡或留学的汉族革命者，这些先行者也接受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章太炎在接受日本警方的调查时，就傲然注明自己是支那人而非大清人，宋教仁等年轻的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刊的第一本刊物，刊名即叫《二十世纪之支那》。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衰败，“支那”竟演变成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民国既立，五族共和的中国人头一回将“中国”当成了本国的国名，但日本政府竟然不肯认同，荒唐地以“支那共和国”作我中国的正式名称！北洋政府几番交涉，日本政府我行我素。南京政府当国以后，曾正式通牒日本政府：今后勿以“支那”称呼本国，并开始拒收日方以“支那”名称致送的外交文书，日本政府始以“中国”称我国。但随着后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节节胜利，“支那”一词又复活在日本朝野，成了日本人羞辱中国的别称。日本战败以后，中国政府通过美国占领当局强行干涉，日本政府才正式就范，称我为“中国”。不过，当下，在电视新闻里，由于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人们已经看到，在东京的靖国神社的墙外，不时有日本右翼分子扎堆，在他们亮出的牌子上，“支那”一词又复活了。

此又一题外话也。

沉浸在美酒与歌舞里的旅顺军港

回到旅顺口，看看当年“日”是如何晒干“露”的吧！

担任过俄太平洋舰队二等巡洋舰“坡勃尔号”舰长的勃勃洛夫海军上校写过，1904年2月8日，他不仅参加了那场要命的舞会，而且，还在现场意外地获知了本国已与日本绝交的消息：

2月8日下午4时，在斯达尔克中将夫人之处，我听总督府外交事务官普兰逊说：俄日两国已经互相召还了公使。

你看，交战国双方对1904年2月8日的记载大同小异，即：这天晚上，俄太平洋舰队的将校们，确实在岸上歌舞不休，他们确实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防范。

海军高中级军官们之所以如此大意，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再不讲理，也不至于不宣而战。小小的岛国，虽说拥有了6艘在英国订制的大型战列舰，但尚不足以向强大的俄国海军发起挑战。况且，即便日本人正式宣战了，从本土赶来旅顺发起进攻，也总需要几天时间嘛！

上面提到的那位轻型巡洋舰“吉安娜号”上的切卡斯基先生，在沙俄末期成了海军上将。在1904年2月7日的日记本上，他记下了海军官兵们的一派乐观情绪：

所有的人都得意地期待着，因为昨天是[日本人]撤离的最后期限……晚饭后，大家在围绕战争的可能性聊天，聊得轻松自如，大家都很风趣，气氛好极了！

因战争阴影逼近，昨天，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少将曾作出部署：停泊在军港内外的战舰，一律要挂上鱼雷防护网，以防敌舰的突然来袭。这本是一项正确的命令。然而，舰队司令斯达尔克中将担心各舰挂网会延误紧急出动，为此，他向“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作了请示，但尚没得到“总督”的回复。因为未接到“总督”的批复，所以，今天，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只好改口对各舰长说：“日本不敢进攻俄国舰队……战争一时打不起来。”

所以，我们就读到了勃勃洛夫海军上校写下的如下文字：

当时，舰队虽奉长官之命令，作了夜间防止鱼雷攻击的准备，但却并没在舰上挂上防御鱼雷的铁网。而且，夜间哨戒，非常松懈。大口径舰炮均未装弹，水兵们脱衣而卧，甚至有一二艘舰允许水兵像往常一样，入钓床（即吊床）睡眠。

灯红酒绿，歌舞曼妙。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的俄海军将校们，在旋转与聊天中放松自己。

阿列克谢耶夫出场

就在此时——小说家斯捷潘诺夫绘声绘色地写道：

值日官向舰队司令长官报告说：远东总督驾到！

斯达尔克连忙偕同他的夫人走往门廊去迎接。

阿列克谢耶夫年龄并不老，他和颜悦色，穿着皇室礼服，一走近舰队司令的夫人跟前，吻了吻她的手后，便庄严地同她一起走入舞厅。

舞者与乐队同时停了下来，人们不约而同地起立向总督鞠躬致敬。阿列克谢耶夫向乐队大声道好，又向全场人士欠身答礼，并请大家继续跳舞。于是，一对对的男女又旋转起来。

阿列克谢耶夫出场了，这位俄罗斯帝国在远东的级别最高的大人物，服饰华丽且气度高贵地来到了他的部将及家眷们中间。

阿列克谢耶夫的军衔为海军上将，其行政职务是“远东总督”，而且还是整个俄帝国远东地区唯一拥有侍从将军头衔的人。

侍从将军，亦译作侍从武官，是沙俄时代武职的最高荣誉，其相对应的文职是御前大臣。只有极少数资深的文武大臣才配拥有这顶桂冠。所以，其地位之显赫，不言而喻。

这样一位从身份到体态都很重量级的人物的光临，怎能不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荣幸？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阿列克谢耶夫的名下，作家斯捷潘诺夫加了个注释：

阿列克谢耶夫（生于一八四三年——原注），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

如此说来，这位“总督”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伯父或叔父了。难怪作家写他穿着“皇家礼服”出现在公众面前。

斯大林时代当红作家对阿列克谢耶夫的言之凿凿的注释，真把读者忽悠瘸了。至少对中国读者而言，《旅顺口》的作者是“皇叔说”的始作俑者。

两个“阿列克谢”

开始解读日俄战争时，无论从大连的地方史专家、作家的相关专著，还是在网上，我曾一直被“皇叔说”误导着。只是，这位“总督”一会儿在旅顺口布置防务，一会儿在圣彼得堡出席御前会议，实在让我困惑——即便当今，若乘国际列车从北京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也要耗时6个昼夜，往返一趟，要一个月，他阿列克谢耶夫哪有工夫像神行太保一样倏尔来又倏尔去？

因为有疑虑，便在北京请一位拥有俄罗斯文学博士头衔的朋友帮我登陆俄文的维基百科去查证一下。我怀疑，当时，俄国有两个叫阿列克谢的重要人物。不料，朋友当场指着笔记本上的俄文页面告诉我说：你看，俄日战争期间的“远东总督”，就是皇室成员、大公。这一来，我又糊涂了。

终于有一天，我恍然读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有两个“阿列克谢”！

圣彼得堡的那一位“阿列克谢”，生于1850年，其全名为阿列克谢伊·亚历山德洛维奇，拥有帝国最高一级爵位——公爵，人称阿列克谢伊亲王或大公。那人确实是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同父异母兄弟。因沙皇是俄罗斯帝国陆海军大元帅，所以，他以大元帅的代表身份主管海军事务，位居海军大臣之上。当年日本将其译为“亚力克生”，称其为海军元帅。

沙皇派在远东负全责的那个最高军政长官，生于1843年，其全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与皇室毫无血统渊源。如果硬说有什么关系，那便是他因与名字相似的亲王相识以后，才有了飞黄腾达的机缘。

当年在日本出版的时事杂志《日俄战纪》上，有这位阿列克谢耶夫的详细介绍，只不过我开始时没仔细看而已。

该刊的第一编上，就有《俄将亚力克塞夫事略》：

亚力克塞夫，亚米尼亚人，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俄国佗利亚县。幼入海军士官学校受军人教育，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卒业，充士官候补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补海军少尉，会美国南北交战随林沙士基将军使美，颇有阅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隶亚力克生（即阿列克谢伊）亲王部下，调“苏爱多拉那”军舰，游弋大西洋、地中海。

瞧，早在百多年前，人们就知道在远东主持工作的这个人，和在圣彼得堡主持军机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而且，该刊还把两位阿列克谢相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注明了。

我手头有两本当年俄国要人写的中文版的回忆录，一本是《维特伯爵回忆录》，一本是根据库罗帕特金的札记《满洲悲剧的序幕》编纂而成的《日俄战争》，两本书均于1976年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两本书的注释里，两个阿列克谢被分别注明。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是沙俄末期最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与经济学家，是主管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与旅大租借地的御前大臣、财政大臣。库罗帕特金则是由侍从将军、陆军大臣改任远东陆海军总司令的战争最高指挥者。这两本回忆录的最后，都有“人名对照表”。前书将主管海军事务的公爵的名字以英文写为Alexey Alexandrovich，而将“远东总督”写为Alexeyev；后书则将两人分别用俄文Αлексей和Αлексеев写明各自的名字，而且后书还明确标明，Αлексей是亚历山大三世之兄，侍从将军、海军大将，Αлексеев是侍从将军、海军大将和“远东总督”。

由此可见，斯大林时代的那位红色作家实在无知。

攀附上名字相似的亲王的那一年，阿列克谢耶夫已经32岁了。一个贵为帝国亲王，一个是老大不小的海军中尉。以亲王之尊，周游大西洋和地中海时，所乘坐的必定是大型军舰。而大型军舰上的中尉，只可能是“长”字辈的下级军官，如航海长、枪炮长、观通长、水手长、轮机长等等。若无适宜机缘，区区一“长”，根本蹭不到亲王身边并获得其赏识！

在那本《维特伯爵回忆录》里，我找到了阿列克谢耶夫从平庸走向显达的机缘。

维特，清史料中译作韦德或威特，是末期两代帝俄时代最重要的廷臣，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政治家，自然也注定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维特明白无误地告知世人，这一个“阿列克谢”是如何被那一个“阿列克谢”记住的：

他在海军服役期间也没有什么昭著的功勋。他发迹的经历是很特殊的。当他是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的时候，曾随阿列克谢伊·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作周游世界的航行。据说到达马赛的时候，这些欢乐的旅行家办了一次酒席，这位年轻的亲王的行为非常失礼和强暴，以至被警察传讯。据说阿列克谢耶夫当时居然使警察相信是他而不是亲王犯了无礼的罪。他付了一笔罚款，从此便赢得了亲王的宠信。

正应了“朝里有人好做官”那句话，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以后，出身不大光彩的皇兄阿列克谢伊被派往海军部主持工作。从此，阿列克谢耶夫时来运转，人生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他先是被海军部以少校视察官的身份派驻法国，监造本国购制的一艘新型战舰。《日俄战纪》上说他在法国“越三年，声名藉甚”。新舰造好后，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命名为“格尔尼罗号”。格尔尼罗是一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的俄军将领的名字。阿列克谢耶夫顺理成章地成了这艘新战舰的舰长。

1889年，时年21岁的皇储尼古拉赴希腊参加该国太子君士坦丁的婚礼。

众所周知，欧洲王室多姻亲。当时，希腊太子君士坦丁是俄国太子尼古拉的表哥，即他们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孙儿，尼古拉的母亲与希腊的国王是亲兄妹，按中国的对辈分的精确称呼，未来的俄国沙皇与未来的希腊国王是姑舅家的兄弟。

归国时，海军部安排接尼古拉回国的军舰，正是“格尔尼罗”舰！如此一来，阿列克谢耶夫又攀识上了未来的君主尼古拉。第二年，“格尔尼罗号”编入太平洋舰队，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途中，在亚丁湾与巡游远东的尼古拉的座舰会合，为其护航。一路上的保驾，必定让他再度赢得了未来沙皇的认可。

1894年秋，中日两国爆发战争。已经晋升海军少将、海军副参谋长的阿列克谢耶夫奉令乘地中海舰队的战舰前往观战，并留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三国干涉还辽”期间，也正是他坐镇黄海威慑日本列岛之际。第二年，阿列克谢耶夫晋为海军中将，随后调为黑海舰队司令，曾指挥该舰队的32艘战舰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尼古拉二世亲临检阅。1899年12月，阿列克谢耶夫被派回远东，在俄国租借地旅顺口就任关东州行政长官兼太平洋舰队司令。人们都知道，阿氏不断获得升迁的原因，是他与主持海军部的阿列克谢伊大公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

两个“阿列克谢”的交集大抵如是。除了名字相近之处，再是他俩的军衔相同，即都是海军大（上）将。所以，当年，远离俄都万里之遥的旅顺口官兵们很容易以讹传讹，合二为一，把两个人当成了一个人。小斯捷潘诺夫的爸爸当年只是老虎尾炮台的指挥官，论军衔应是尉官，想必见到“总督大人”的机会不多。遑论尉官，即便大多数驻旅顺的校官甚至将官，恐怕也分不清在国内为数极少的侍从将军和皇室成员的服饰究竟有哪些区别。穿上海军上将礼服的“远东总督”，肩章上和授带上的金穗与胸前的一堆勋章一起金光乱闪，局外人不被晃瞎了眼才怪！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老斯捷播诺夫把从战友那儿听说的信息当成真事儿告诉了家人。儿子成人后，又把这“真事儿”一本正经地记了下来，并散布开来，由此误导了不知多少读者！

然而，因为是获过斯大林文学奖的“老大哥”作家的解释，所以，没有中国读者怀疑其权威性。于是，我读到的这些年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文字，无论是文史学者笔下，还是散文作家笔下，无不对“阿列克谢”有了许多猜测性的讲述，如“远东总督”一会儿在中国的旅顺口主持对日作战部署，一会儿在遥远的圣彼得堡宫廷里主持重臣会议。其实，到远东任职以后，阿列克谢耶夫就再没有机会回到俄京述职。开战前，他曾请求赶回首都当面向沙皇陛下汇报与请示一次，但终未获批准。所以，他既无暇，更无权去遥远的圣彼得堡主持廷臣会议。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大公阿列克谢伊之间的联系，仅限于通信与通电报，而且，还要按严格的程序，经他人之手呈上或收下。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日俄战争期间，有两个“阿列克谢”，一个是一直在圣彼得堡的俄国海军统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伯父，一个是一直在旅顺口的俄国“远东总督”、职业军人。

但愿人们不再以讹传讹。

红色小说家斯捷潘诺夫还误称，阿列克谢耶夫的年龄并不老。其实，这也错了。1904年的阿列克谢耶夫已经61岁，在当时，已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

战前日俄军力对比

无论是俄国政要还是日本政府，谁都知道，到了1903年秋，俄国与日本闹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阿列克谢耶夫在责难逃。

上一年的4月上旬，日本海军就在九州海面上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实战演习。阿列克谢耶夫毫不示弱，5月份，他即下令太平洋舰队在黄海举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实战演习。

俄国与日本原来并不隔海为邻。40多年前，俄国借着调停大清与英法两国的冲突，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从大清割去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由此与日本成了隔海相望的海上邻邦——库页岛与北海道之间，只隔着一条不宽的海峡，即俄人所称的拉彼鲁兹海峡，或日本人所称的宗谷海峡。

早在日俄开战的半个世纪之前，即1853年，俄海军中将普加金就率俄舰强闯日本的长崎港，强迫日本幕府政府签下了两国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61年，俄人径直把军舰停靠在了日本的对马岛上，愣要“永久租借”此岛！只是因为岛主与岛民齐心抵制，日本幕府政府百般推托，又拜托英国人出面干预，俄国人才扬长而去。甲午中日战争后，因“还辽”而结怨于日本的俄国政府，愣要借日本港口为太平洋舰队的战舰提供过冬的锚地，而日本政府竟然不敢拒绝俄国的要求，乖乖地允许俄舰开进本国。俄舰傲然驶入日本港口，名为过冬，实为示威嘛！

回首俄日两国交往史，其实也就是俄国人的光荣史和日本人的屈辱史。所以，阿列克谢耶夫从知道远东大洋里有个岛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把该国放在眼里。

如今，大半辈子过去了，当年的亚美尼亚少年已经成了帝国的海军上将，他一手掌控的帝国太平洋舰队，拥有7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和大小60多艘航船，总排水量为19.3万吨，是远东最大的一支海上武装力量。而且，整个远东地区的所有的俄国陆军，也无不归他统一指挥了，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哪里会被小小的日本所吓倒？

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虽算是欧洲的穷国，但与日本相比，却是个足够富裕并强悍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是日本的8倍，陆军兵力为日本的7倍，共计70个师、207万人，预备役为305万人，素有“世界第一陆军国”之称。

俄国海军也是一支无人敢逆其鳞的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计有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4大舰队，总吨位在80万吨以上。20世纪初，世上只有俄国拥有4支可以抵达世界任何国家的远洋舰队。

反观日本，虽说该国陆军从甲午之战时的6个师团猛增到如今的13个师团，但兵力不过17万人，和俄国陆军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海军也是在甲午之战后急剧扩充起来的，之前，日本舰艇的吨位数只有不到6万吨，现在猛增至27.89万吨，计有8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16艘防护巡洋舰、20艘驱逐舰和85艘鱼雷舰，以及若干艘辅助舰艇。如日本海军倾巢出动挑战俄太平洋舰队，或在总吨位上稍占优势，但在战列舰的对决中，却并没有制胜的把握，更遑论与全俄海军相抗衡。谁都知道，一旦开战，沙皇极可能会从欧洲派遣另一支舰队前来驰援。两大舰队南北夹击小小的岛国，结果不言而喻嘛！

所以，阿列克谢耶夫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断断不敢挑战本国。正因此，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的陛下尼古拉二世奏报：不必屈从日本人的压力从满洲撤军。

日本人偷偷摸摸地打上来啦

夜已深，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的俄军高官们，继续在乐曲与游戏中放松自己。将军和校官们分别与自己或别人的妻子在优雅地旋转着，年轻的副官们则坐在一旁，陶醉在了从祖国运来的伏特加的美味中。

日侨撤走两天后，也就是2月8日晚上，就在阿列克谢耶夫光临斯达尔克夫人命名日的舞会之前，“总督府”刚刚又收到了沙皇发来的最新御电。

沙皇赐示：

在今天白天的御前会议上，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预言：“战争可能未经正式宣布即行开始”，日本人“日内想必有惊人之举”。

沙皇的意思阿列克谢耶夫当然明白，是在提醒他：日本人极可能要不宣而战！

但时至今日，他又能怎么办？所以，明知一场恶战迫在眉睫，他首当其冲，躲也躲不开，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如约出席部将家眷的聚会了。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为了稳定军心，公开露面总比爽约和匿身更为合适吧？

按照小说《旅顺口》的描述，一曲终止，阿列克谢耶夫若无其事地起身吻了一下女主人玛丽娅的手背，邀其进入舞池。在波兰圆舞曲的欢快旋律中，六十开外且体态肥胖的他，出人意外地以轻巧而灵活的舞步带着舞伴自如地旋转起来。

在座者无不为“总督”的超凡舞技拍手叫好。

子夜时分，按日本《日露海战史》的准确记载，是日本时间2月9日0时32分，也就是中国时间2月8日23时32分，军港方向突然传来了令人惊悚的巨大爆炸声！

海军俱乐部舞厅里的玻璃顿时颤抖起来，随之，爆炸的亮光一闪一闪地映亮了窗户。

按历史小说所写：正单膝跪地拉着玛丽娅女士的纤纤玉臂优雅地转圈儿的阿列克谢耶夫，不禁怔了一下，但旋即又释然了，因为有人进来报告说，那应该是停泊在港外的“列特维赞号”战列舰在进行夜间射击演习。

对于遭受第一波攻击时，俄军高官还误以为是本舰队在进行实弹演习一事，日本人的《日露海战史》中也有明确记载：

俄国某将校之记事：至夜半炮声起于港外，群以为“列特维赞”演习夜中射击，不以为意。已而炮声再起，甚形激烈，并闻警戒之号音，始知为日本驱逐舰之袭击。众皆惊愕，各争先趋归。军队急行防守警戒线。然仓猝之间，有离队伍者，有忘携弹药者，甚至有二三炮台并未备有炮弹火药！

俄国人觉悟得太迟了！

转瞬之间，第二波猛烈的轰炸声又传来了！

而且，军港里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陶醉于美酒与舞曲中的军官们这才如大梦初醒——

日本人打上门来啦！

震惊世界的日俄战争，就这样被日本人偷偷摸摸地打响了。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海军将校们从舞会上一哄而散，奔向港口；陆军官佐们则从各自的寓所仓皇而出，纷纷赶往营房和堡垒。

这一刻，已经睡沉了的旅顺口的平民们，自然也包括小学生斯捷潘诺夫和他的妈妈，也全都惊醒了。每个人都惊恐地坐在黑暗中，祈祷上帝保佑俄国军人击退来犯者。

很快，所有的舰炮和岸炮都在探照灯的指引下开始向远处猛烈还击。黑黝黝的远处，有一闪一闪的亮光，那正是敌舰在发炮。

旅顺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中。

俄军各种炮火猛轰一阵子之后，就渐渐消停了。因为海面上早就一片漆黑，没有偷袭者发出的一闪一闪的亮光。

显然，日本军舰已经消逝在茫茫夜色里。

俄国“总督府”发布第一号战报

日本人的不宣而战，让俄国人大为受伤！

不清楚阿列克谢耶夫当时是如何离开舞场的，人们只知道，天亮以后，“总督府”和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官佐，都无比沮丧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

停泊在港外的16艘战舰，有3艘主力战舰被日方鱼雷击中，其中本舰队最大的2艘战列舰——排水量12916吨的“泽萨列维奇号”，舵机部分被鱼雷击中；排水量12906吨的“列特维赞号”，直接被鱼雷打穿底舱，坐滩于黄金山下。另有排水量6731吨的二等巡洋舰“波尔塔瓦号”中央轮机附近被击中，所幸尚能自行开回港内。

据海军修船厂的工程师估算，这3艘受损的战舰，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修复。

阿列克谢耶夫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被沙皇陛下蔑称为“黄皮猴子”的日本人，竟然真的向俄罗斯帝国挑战了！

无奈，他只得马上向国内据实奏报。

当天下午，“远东总督府”发布了有关战争的第一号公告：

2月8日深夜，日本鱼雷艇未经宣战即向旅顺要塞的俄国舰队发起了进攻。俄两艘战列舰列特维赞号、泽萨列维奇号，及装甲巡洋舰波尔塔瓦号受损，毁坏程度，待查实后续报。战斗结果，虽不能遽行断定，但据我舰之观察，敌舰中若干艘已经受损。敌似见我势力之强大，故中止战斗，卒至退走。

公报的最后，悻悻的老毛子还没忘了吹一下牛皮。

旅顺口唯一的报纸《新边疆报》获准刊发了公报。

至此，整个世界都听到了远东旅顺口海面上的隆隆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