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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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说着淡泊名利，一面渴求某一天名利双收——我在这高尚和虚伪的夹道上，有时健步如飞，有时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犹如一条土狗，想要混进贵妇人的怀抱，努力与侥幸成为我向前的双翼。所不同的是，当土狗在遭到贵妇人的一脚猛踹时，会知趣地哀叫着回身走开，躲至空寂无人的路边，惘然地望着天空，思索着它应有的命运，而最终夹着尾巴孤独地走向荒哀流浪的田野。而我，会在思索之后，舔好自己的伤口，重新收拾起侥幸的行囊，再一次踏上奋不顾身的名利之途，等待着从来没有断念的闪念与想愿。

终于，我又一次想到了李撞。

我家乡的这个人物，已经多次以原型的身份出现在我的写作中。在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里，都有着他的生活之原型。我还曾以小说的笔法，纪实的方式，写过一部小说叫《速求共眠》，可惜那时我以虚构的名义发表了。如果那时我读过《冷血》那本书，我一定会以非虚构的方式使它走进读者的视野里。那样儿，也许我会果真一夜成名，暴得名利，说不定早就是名满天下的一个非虚构的大师了，何至于直到今天，我还在文坛为微名小利而蝇营狗苟、偷偷窃窃，活得像牢笼中要光无光、要灭不灭的豆油灯。

要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和文学。文学只能在时代的预热中率先点燃才能名众而经典。所以，好的作家都是时代未来的巫师或者算命师。可惜这个道理被我参悟到时我已年过半百了，除了名利，我已经看透艺术那玩意儿：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是名利的西装或者中山装。只要名利大到足够的砝码，随手放在地上的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也会被世人以为是行为艺术的飞轮和先驱。还有达利的画，恐龙灵异类的破电影。一切的艺术都在反复证明着一条规律：艺术的乡愁是名利；而名利的故乡是艺术。如此，一个作家或导演，是从艺术走向名利，还是从名利走向艺术，这又有什么差别呢？基于这样果敢而明了的想法，在我五十岁生日的前一夜，失眠给我送来了神赐的灵感之大礼。那是6月13日的深夜，窗外的北京，被夜色的灯光浴洗得如KTV的包间，朦胧的欢乐，掩盖着一个城市的忧伤。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重温着烦恼、伤痛的哀歌，伸手去床头寻摸失眠灵的药瓶时，摸到了在那儿沉默了一夜的手机。

黑夜让我想到了手机上的手电筒。

手电筒让我想到了摄像机。

摄像机让我想到了电影。

电影让我想到了李撞和我的非虚构。

猛然地从床上坐起，犹如地震把我从梦中摇醒了一样：灵感袭来了！这不期而至或说如期而至的灵感，仿佛情人因为过度爱我而掴在我脸上的耳光，那种热辣辣的快感，将会使从未体会过虚荣的人，终生无法理喻和明白。心跳如鼓，手汗如注。老实说，三十年的勤奋写作，把我从一个乡下孩子转变为一个所谓的作家，洋洋洒洒，泥沙俱下，毁誉参半的所有作品，都在那一刻变得轻如鸿毛，微不足道，仿佛于连从巴黎远郊的乡野，千辛万苦，受尽屈辱，而当那一夜他终于爬上贵妇人的窗口，看到了室内的奢华和贵妇人雍丽的肉体时，便觉得此前人生中的一切欢乐与苦痛，都已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我从床上走了下来。

妻子说：“你怎么了？”

我回答：“你睡吧。”

然后，朝着窗口走去的我，如同忧虑天下而从中南海里走出来，在长安街上深夜散步的一个伟人样，看着西三环去南驶北的夜车，和直伸在半空的CCTV通红明亮的电视塔，我莫名地把手在窗前的空中挥了一下，一如一个皇帝把手从一张地图上抚过而感到江山的实在般。我决定：我要用自己所谓的名声，再次以李撞这个人物为原型，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集编剧、导演、主演于一身，让自己从贫穷而又自诩清高的文学队伍中，一跃跨界为电影艺术的大师，让那些苦苦在电影圈里为名声、票房、片酬和国内、国际的奖项而每日奋斗的导演和演员，完全折服于这部电影。——诚实地说，在那挥手之后的一念间，我想到了影视圈——那飘飞在垃圾场上的花园里最为芬芳的一句话：“铜臭花开，暗香扑鼻。”想到了那部我未来的电影，在影院先冷后热、前寂后炸，从微温到迅速火爆短暂的旅程和口碑的爆棚。想到了国际电影节上的金熊奖、金狮奖、金棕榈奖和直到今天中国电影还为之一路狂奔而空白浩荡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小金人（倘若不是李安和他的《卧虎藏龙》，中国电影就委实如妓女啐在想要强奸她的嫖客脸上的道德之痰了）。如此沿着思维的跑道，那些倒在跑道上的多米诺骨牌，又反其道而回转地纷纷站直了身子。我想到了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姜文、冯小刚、贾樟柯等，所谓中国电影的导演大咖们，在我的那部电影挤入院线公映的几天后，或者半月后，他们伴随着如潮的好评和如股市暴涨般的票房，一个个是怎样地带着妻子或者某位女明星，悄无声息地走进影院内，混进观众的人群，一边看着电影，一边不断地拍着自己的大腿，情不自禁地用脚去踢着前座的后背，而嘴里却是不停地骂着：“妈的！妈的！”如同马尔克斯在大学的宿舍里，看完卡夫卡的《变形记》，气得把书摔在地上后，还又拾起来扔在蜡烛上，盯着书页燃烧的火光，一连说了三句“他妈的”！还有远在北美的斯皮尔伯格，法国的吕克·贝松，英国的丹尼·博伊尔，意大利的鲁奇诺·维斯康蒂（他还活着吗？）还有那个伊朗的阿巴斯（也死了？）……这一瞬间，涌进我脑里的伟大导演和伟大的电影，挤得如败退城池的兵丁和佣工，连城门都不可阻挡那从城池泻流出来的溃散和落马……

还有另外的期冀、希望和可能吗？

当然有！

不仅有，而且还多而美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一世界的绝望，都如那时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而看到了人类未来全部的希望和光明。实在不敢多说，不敢多言。倘若我今天能够破釜沉舟、披肝沥胆地把我那一念间的真实，全都斗胆写下来，我想每一个读者，不骂我是神经病，那就一定是他们有了神经的麻木和面瘫（请读者原谅我，这儿我大约省去了我内心耻辱、恶念、卑劣并应该摊牌直写的五百字。这省去的五百字，正是我虚伪的写照和佐证）。有时候，在中国的文化情势下，坦诚会毁掉一切；保留与虚伪，才是成就事业的根基。这一点我深深地明白，在我们的现实中，谎言的价值，远远大过真实的意义。深味了名利的我，就像一个卖塑料盆景而给自己卖出一个真正花园的人，看透了电影这门所谓的艺术，是最能把金钱、名声和精神、灵魂混为一谈而纠缠不清的一个魔艺桶。在我看到的现实中，世界上唯有电影才可以把灵魂的斤两，以正比的方式，摆上巨型天秤的两端。而别的艺术，则完全失去或正在失去这种正比的依据。当绘画进入了灵魂，而不着边际的抽象，则成了灵魂存在的物证。而三岁幼童的彩墨，则似乎是抽象的原祖。所以，毕加索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生理的年龄越大，而抽象的年龄愈小——所有抽象的艺术，我以为都是一场板着面孔的玩笑。而文学——以我的经验论，你若写出了人的灵魂，就一定要放弃对读者的苛求。想要获求读者和钱包的喜悦，那就一定要在小说中把灵魂当作大锅炖菜中的猪肝和猪心。世界就是这样儿。文学也是这样儿。我正是因为参悟到了这一点，才开始明白电影这门所谓的艺术，其实正是一门要把红烧肉烧成晚霞的老行当；是今天唯一可以把灵魂以斤两变卖的典当行。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典当师和艺术商，集编剧、导演、主演于一身，要拍出一部惊天动地的电影来，既在国际上获奖频频，又在票房上财源滚滚，让中国乃至全球的观众、导演和演员，都不知是世界电影又发生了一场新革命，还仅仅是一个叫阎连科（何等无耻！）的人，在他五十岁的生日到来时，上天为了给他游戏和庆生，终于赐他灵感和机遇，让他在世界电影场上闹腾一下子，得名赢利后，又重新回到他的书房去写他的新小说。

未来是不可知的。只有现在，才是未来的实在。想到并认定了这一点，我从窗口退回来。这时正是凌晨两点钟，大脑中高度的清晰和兴奋，让踌躇在我脑里的穷白和寡空，荡然而无存。害怕这种兴奋会使我成为体温超过四十度的人体发烧样，让我在来日进入一个混沌模糊的旋转里，我到洗澡间天长地久地冲了一个冷水澡，然后就穿好衣服等待天亮了。

2

煮奶。面包。榨菜和咖啡。最后给自己泡上一杯绿茶，可以看到早上七点西三环汽车的拥堵，如同膨胀的蚁伍拥挤在雨前的楼道。晨时的凉爽，让我重新思虑了我那热辣辣的灵感。为了证明那部电影的可行性，我在窗口静静地从七点呆坐到八点钟，又从八点呆坐到八点十几分，直至八点三十分，当看到我的双手上，还依然捏着激动、亢奋的汗液后，我相信了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名利双收的可能性。

八点三十一分，我以最低调的姿态，做了高温中含有阴冷的三桩事：

1.给顾长卫工作室的编剧、策划杨薇薇发了一个短信，询问了顾近时的工作状况。

2.待杨回我短信说，顾导正在为寻找新的剧本抓耳挠腮时，我给顾长卫发了一个长微信：

尊敬的顾导：还好吗？昨夜彻夜失眠，终于等到了灵感降临，想到一个奇好的电影故事。我想，这个故事也许票房不一定好过《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但其艺术之可能，堪与你我都喜欢的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相类比。望能一见相聊。

顾很快回了我微信：“真的吗？！”

我回他：“中午十二点，老地方见！”

3.这是让许多人更感意外，而我却觉得选择恰好、顺理成章的一桩事——我用微信和蒋方舟有了如下的对话和讨论：

我：“方舟，想挣一笔大钱吗？”

她：“多大？十万，二十……一百万？”

我：“一千万。”

她：“阎老师，你没有发烧吧？”

我：“是真的。你想没想过我们一道拍一部电影，由你出任女主角，我做编剧或别的什么……而我们谁都不要片酬，作为投资计入电影成本，最后从票房分成呢？”

她：“……”

我：“知道吗，今日中国电影票房正呈井喷之势。有人预计今年电影票房是二百亿，而明年全国票房最低二百六十亿，后年为三百亿。请你算一下，如果今年拍摄，明年上映，凭你我之努力，顾长卫之号召力，我们在中国电影票房中的二百六十亿中取百分之一就是二亿六千万，百分之二就是五亿二千万，百分之三就是七个亿……如此以保守为计，你觉得我们做一部电影没有三个亿的票房可能吗？而我们的这部电影投资小，场景集中，故事好看，人物丰满，在中国上映之前先到国外各大电影节上参展和参评，倘若（是肯定）撞了一个国际奖，那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仅仅是每人分上一千万、两千万的意义吗？”

她：“……”

我：“别忘了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为稿费写作的事；别忘了托尔斯泰因为是贵族，吃穿不愁才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事。”

她：“……”

我：“……”

最后我们不再争论什么了，她默认这桩事并被我说服了。也许她只是抱着看看玩玩的心态吧。总之，一个人过分早熟并被称为天才时，必然有其单纯甚至傻痴的地方伴随着他（她），一如一个真正的傻子所隐藏的智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那样。蒋方舟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落在纸上的才华在让人称道时，她为人中的单纯正是可以让人利用的。爱文学，我就把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黑夜中寻找金币而在黎明中撞见了伟大文学的道路铺在你面前；爱生活，那就理应出来尝试做一次电影的女主角，品尝一次生活另外的味道而去丰富生活本身之单调。没有人知道，我在军队服役时，曾经当过全军的优秀指导员。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把你东去的思维拉到西行的轨道上。更何况，在一个消费的时代，名利这东西，一个是买家，一个是卖家，而所有拥有名利心的人，不是被名买过来，便是被利卖出去，又有谁不在名利中间被人操弄呢？所谓的利益与输赢，其实就是看谁是名利的操盘手；所谓的贞洁与高尚，就是看你在贩卖名利时，用了什么样的辞藻和借口。

我明白，在我的这部即将拍摄的电影中，我是那个最大最大的操盘手，是所有物事的总导演。其他任何人，顾长卫（这个“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守墓人”）、蒋方舟（这个被才华遮蔽着单纯的刚刚离校的大学生）、杨薇薇（这个总是被自己的性情所左右的优秀编剧和策划人）、郭芳芳（这个胸怀电影抱负而被命运推向异处的好导演），还有又一次仅仅因为是我的同乡，他们就必然要从生活现实走向电影艺术的真人李撞、苗娟和他们的儿子李社、麦子及北京大学的李静等，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将成为我的一次操弄和消费，都将被我从名卖到利，又从利赎回卖给名。而最终，用他们的一切成就了的我，将会突然因为电影《速求共眠》而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艺术家。

难道不会吗？

那就走着瞧。

上午十点钟，一切都沿着我预谋中的轨道开始和行进。偌大的北京城，天还是那个天，地也还是那片地，楼宇、街道和树木，也还是昨日的楼宇、街道和树木。而那个叫阎连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工作在人民大学的小说家。他是导演、疯子、商人、巫师和谎言制造者，是艺术的仇敌和名利设计师，是这个社会的毒瘤和灵魂假药的制造商，还有所谓的教授、农民、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家、最诚实的奸诈者和所谓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所有又都不是我（疯子还是神经病？是一次浪漫还是一个无赖的精神之行旅？）。从家里走出来，我很礼貌地朝小区的保安点了头，还顺手将物业清洁工那巨大的黑垃圾袋扛在肩上捎到了垃圾桶。然后我就在西三环的路边站了站，感受了一下真实的世界后，让自己朝着真实走过去。

把陷阱的填坑者们都约在西三环紫竹桥西北角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从我家走到香格里拉只需几分钟。先走几十步的辅路人行道，再在半空折弯两次过街天桥就到了。在过街天桥上，我看见了贴小广告的年轻人和在桥上卖太阳镜、手机膜的中年汉。还有一个突然出现在那儿摆卦摊的算命人。算命人大约六十岁，秃顶发稀，借着一团树荫蹲在桥角上，面前铺着生白布，白布上放了一本《周易》书。看见我他很惊异地站起来，说了一句把他自己的脸色惊成苍白色的话：

“先生，你今天出门会有大灾啊！”

我在他面前站下来：“没事。我就是专门把灾难带给人的人。”

他愕然：“我说的是真话。”

“我不光说真话，”我朝他冷笑笑，“我还要真的那样做。”

然后，我就从他面前过去了，朝着香格里拉那边走去了。长话短说（这是一切写作的基本要领），我们是在香格里拉大堂靠北的咖啡厅里见的面，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郭芳芳（刚好一桌饭），大家握手、寒暄、问候，热情和客气，如四月的春风。在咖啡厅最北的玻璃墙下面，顾长卫和杨薇薇坐在茶几西边的沙发上，郭芳芳和蒋方舟（她现在的身份是剧本策划人，还非女主角），坐在他们对面向东的沙发上，而我如主席、总统样，坐在长茶几的最顶端，面对着玻璃外的果树和草坪，看见有两只乌鸦和一群麻雀在外面的花树上，叽叽喳喳、啾啾鸣叫，可它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却没有一句穿过玻璃透进来。于是，大家陷入了热情后的沉默里，如冰淇淋被悄无声息的油锅炸了般。

好在这时咖啡送来了。沉默是被服务员的高跟鞋给踢破的。

顾端了一杯咖啡看看大家看看我：“阎老师，你说说？”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经过一夜失眠，一夜的深思熟虑和准备，我已经把该要做的事情提前都做了。如同把陷阱挖好后，将作案工具扔了样，我朝大家看了看，从我的黄色军用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袋，从信封袋里取出四份打印好的纪实小说来，一一地分给他们四个人。

“看看这部小说吧——《速求共眠》，这是我们这部电影创作远行的始发站。”

大家笑一笑，接过小说，放下端在手里的咖啡杯。“有小说？那你该从邮箱发给大家呀。”忘了是谁带着埋怨说了这句话。但这句话将我的第二步计划自然而然地导引出来了。

“我希望大家现在看，看完就讨论。”我扫视着众人说，“我可以出钱在这儿开两个房间，请大家到屋里看小说——静心地阅读，是真正的心灵呼吸——我希望大家看我的小说不是走马观花，像去野地里拔草样。现在看，就现在！看完小说后，中午在这儿吃饭我请客。”

大家把目光都落到了顾长卫的脸上去。

“怎么能让你请客！我们有剧组。”说完这句话，顾导看了看他手机上的时间后，竟果真如我想的一样，在这五星级的酒店开了两个房间，并在日本餐厅订了一个包间，让大家都分头到宾馆房间和餐馆包间去看纪实小说《速求共眠》了（太好了！——在这儿，我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一个十分大方的人。之所以会说我出钱开房和请客，是我算定只要我说出来，顾长卫就会让大家留下看小说，会花钱请客并开出两个房间来。以我对他的熟悉和了解，他不这样他会内疚到仿佛自己强奸了别人样）。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庄严的关于电影创作的行为艺术，就这样如一部通俗小说般，以死亡和凶杀为开端，把读者强行拉入了情节里。而他们几个人，也就这样被我推上了没有开关的电影创作的高速跑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