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运动对安康的影响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爱国运动的伟大成果，最主要的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推动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安康的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旅外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其中一些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安康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五四运动前的安康政局

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由袁世凯一手培植的反动集团，统治全国达16年之久。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以冯国章为首的直系，以段其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各据一方。北洋军阀顾及不到或插不进去的地区，则由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所割据。各派军阀互争“正统”，此倾彼轧，尔诈我虞，遂酿成混乱战局。

陕西辛亥革命不久，督理陕政的国民党人士张凤翙，屈从袁世凯的压力，投靠北洋政府。袁世凯为进一步加强对陕西的控制，派其亲信陆建章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陆乃皖系军阀的重要人物，是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屠杀民党人士的刽子手，被人们称为“陆屠夫”。陆督陕之后，解散刚刚兴起的地方军事力量（除陈树藩旅），废除陕西辛亥革命以来的一切新政措施，大肆镇压革命活动、捕杀革命党人。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

1915年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下令称帝，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陕西民党人士和人民策应云南的护国战争，掀起“反袁逐陆”的斗争。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陈树藩死心塌地效忠北洋政府，受到段祺瑞的赏识，任命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陈树藩窃取陕西的军政大权后，秉承北洋政府的旨意，对陕西人民施行残酷的反动统治。

在这一时期，安康存在着皖系川军等军阀与直系势力之间的“拉锯”战。许多地方沦为战场，战争持续4年零5个月之久，人民饱受战祸之苦。1917年北洋系川军刘存厚率众25000多人从四川败退陕南，陕西靖国军派人到云南求援。次年8月，滇川黔靖国军第二路左翼总司令王安澜奉唐纪尧令，率部由川入陕抵达平利县城，除抢掠枪支财物外，索饷10万元。9月，在西乡茶镇被刘存厚打败，王安澜东撤到石泉、汉阴暂住。在此，该部到处抢掠奸淫，无所不为，与土匪无异。一时人心惶惶，纷纷逃避，对此群众称其“跑王安澜”。11月6日，王安澜围攻安康城，经四昼夜战斗方破小南门，入城洗劫旧城7日，杀死无辜群众510人，并派员到各县“筹借款项”。随后，王安澜命第一师施宪武部到宁陕，欲到西安受阻，东返安康途中到达紫阳城，群众逃匿一空，乘机尽抢城中财物。当时，安康成了一个满目皆兵的大兵营，安康人民也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在北洋军阀的卵翼下，陈树藩羽毛渐丰，更加残酷地盘剥、镇压人民，陕西人民“反段倒陈”的护法运动随之兴起。在关中渭北地区，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成为一支反段驱陈的重要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形成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在安康也出现了反抗北洋军阀混战和统治的斗争。1913年2月，安康县恒口农民600多人，聚守尖山寨，爆发了反抗县署和恒口团总暴行的起义。这场斗争持续近两月，虽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安康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显示了安康人民反压迫求生存的斗争精神。

在封建军阀的混战和残酷统治下，安康的经济到了完全破败的境地，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民的困苦日甚一日，“民国”成了虚有其名的招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安康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学生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在陕西、在安康都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纷纷外出，赴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求学、谋生，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二、五四反帝爱国精神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初，战胜的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瓜分战争果实的所谓“和平会议”。中国政府由于在大战中参加协约国方面，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历经劫难的中国人民对这次会议曾寄予很大希望，并促使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等正义要求。但帝国主义操纵的巴黎和会，不仅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日本，使中华民族的尊严又一次蒙受了严重的凌辱。消息传到国内，舆论鼎沸，群情激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从5月4日北京学生的反帝示威游行开始，到6月3日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迅速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6月10日，北京军阀政府被迫罢免了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受命与日谈判“二十一条”）、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曾任袁世凯政府的驻日公使，参与谈判“二十一条”）三人的职务。6月28日，被迫同意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在此期间，旅京求学的安康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石泉的陈雨皋、汉阴的陈兆枢、镇坪的于振瀛等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在五四当日被反动军警逮捕的32人中就有陈兆枢。陈兆枢（1895－1970），笔名汉南，汉阴县涧池镇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2年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五四运动中，他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加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参加了大队的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被捕出狱后继续战斗，直到6月3日运动完全胜利。

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一部分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热心进行宣传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9年，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早实践家，他积极参加和指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使五四以前兴起的宣传科学和民主为主的新文化运动增加了新的内涵。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的结合，进一步教育和团结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引导他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由于安康交通闭塞，信息传递困难，加之军阀战乱割据的分割，以及反动当局的严密封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安康。以致安康人民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斗争比较晚，进程也比较曲折、复杂。安康得知五四运动的浪潮，主要是由当时旅外学生的书信和在假期回乡探亲传到的。他们将传播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报纸，寄回或带回安康。与此同时，在西安上学的安康籍学生，也将西安的学生运动情况传到安康，这样才使沉睡于苦难中的安康人民感受到一点革命气息，才使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精神在安康产生震荡。

祖国的危难牵动着人们的心，安康人民开始行动了。首先响应的是教育界。汉阴、安康等县的高级小学在新学年开始时，增设了白话课文和活页时事教材。学生们了解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后，第一次走出校门，冲向大街，高呼“打倒卖国贼——曹、陆、章”、“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稚嫩的吼声振动了秦巴二山和汉水流域。由于安康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参加运动的学生人数少，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加之工商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几乎没有。所以，响应的阶层不广泛，规模不够大。但是，五四运动的春雷终于振动了安康，使安康人民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之声。

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从此，中国的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