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陕西靖国军在渭北的活动及其影响

一、张义安领导的三原起义与陕西靖国军的建立

（一）起义背景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坚忍不拔地同反动势力斗争。袁世凯称帝后，派遣心腹爪牙陆建章在陕西执政，陆建章亲兵驻守各县。其间，巧取豪夺、为非作歹，无所不用其极，激起了陕西人民极大愤慨。孙中山讨袁护国兴起，陕西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即一致奋起“讨袁（世凯）平陆（建章）”。

1916年5月7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率军驻扎富平县。胡景翼与民党刘守忠、张义安、邓宝珊等人，在县城内外人民群众的援助下歼灭了“中坚团”，擒获陆承武。5月9日，陈树藩由蒲城移兵渭北中心地区三原县，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之生命安全为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看到全国反袁斗争一日甚于一日，在陕西已难以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

陈树藩（1885～1949），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早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学习，后在陕西新军第三十九混成旅任职。1911年参加陕西新军起义，任东路宣慰使。中华民国建立后，投靠袁世凯，任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1914年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兼任陕南镇守使，后任陕北镇守使。1916年乘云南起义之机，驱逐陕西督军陆建章。陈树藩窃取陕西军政大权后，背叛革命党人，公开投靠段祺瑞，秉承北洋政府旨意，于6月6日撕毁自己所发的响应西北护国通电，对陕西国民党人和青年军官多方裁抑、迫害及暗杀，排除异己，结党营私，钳制舆论，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较之陆建章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次激起陕西人民和民党人士的公愤，结果又形成了“反段（祺瑞）驱陈（树藩）”高潮。

（二）起义经过与结果

1917年10月26日，耿直在西安刺杀陈树藩未遂，退兵岐山，陈树藩令胡景翼团追剿。陈树藩素知胡景翼思想激进，信仰孙中山革命主张，对其依附段祺瑞颇有异议，人虽在其下，心却另怀大志，因而对胡景翼怀有戒心。经过一度激战，曹世英劝说胡景翼让道给耿直，由胡景翼的防区撤向蒲城、富平。胡景翼明追暗放，更引起陈树藩怀疑。陈树藩一面托故扣留补给胡景翼部的枪支弹药，一面为稳定胡景翼，委其为“渭北剿匪总司令”，严饬向富平、蒲城跟踪追击耿直。同时，还令其心腹旅长曾继贤到三原，勒令张义安移交各城门防务。张义安审时度势，明察陈树藩之动机，将东、南、北各城防门交曾继贤部驻守，以出入便利为理由，仅留西门一处，曾继贤亦首肯。但时隔不久（起义前四五天），曾继贤迫令张义安即日离三原开赴富平。

张义安接到命令后，极为愤慨，再难容忍，即同备补营教练邓宝珊，连长董振五和王诚斋（扶风人，董振五的老师，同盟会会员）等人，在附近染房的一间屋里，秘密计议，决计迅速消灭曾继贤、严锡龙部，然后以三原为阵地，响应西南护法，声讨依附皖系祸陕殃民的陈树藩。有人担心敌众我寡，张义安坚定地说：“兵不在多，主要在于如何运用。我取主动，先发制人，敌人兵虽多而无备，胜算可操。”当即消除了大家的顾虑。

之后，张义安表面上积极准备开拔，使曾继贤、严锡龙等不疑，暗地里却作动员部署。张义安以曾继贤旅部拉运行李为名，向三原县政府和商务会要骡马大车若干辆，集中在要冲地区，并张贴布告，令本部官兵送还借用商民的物品，清理商号欠款等。同时，令学兵携带测图板，在野外和城内各地以实习测绘为名，将三原全城街巷交通状况，所驻曾继贤、严锡龙部队番号、主官姓名、部队驻防以及私人住宅位置和出入道路等做了周密详查，并绘制成地图，制订了详尽的兵力部署方案，并派人摸清了曾继贤部每晚的口令，仿制了曾继贤部标记的灯笼。

1918年1月24日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张义安决计当即发动起义。夜幕降临，张义安以举行告别宴会名义，邀请曾继贤部10多名军官赴宴，宴会中张义安频频敬酒，曾继贤部军官不知是计，举杯畅饮，人人烂醉。张义安一声令下，曾继贤部10余名军官被全部拿下。与此同时，张义安派飞骑给胡景翼、曹世英分别送去急信，言明当晚之事，请求派兵支援。密信中写道，“陈贼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决定今晚与贼等决一死战，以报十年的知遇，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云云。

是日晚9时许，张义安集会排以上军官，宣布起义，按照事前商定的方案，由董振五、邓宝珊、张协万分别率兵先后缴获东、南、北城门守兵枪械。张义安亲率张成亮骑兵排和学生连攻击三原县城姚家巷严锡龙团部及骑兵营。

各城门被控制后，董振五率百余人从山西街西口向曾继贤旅部发起进攻，宋锡侯排在东口堵截。因曾继贤旅部设在山西街一深宅大院，墙厚屋高，不便进攻，遂派人迂回登房，向其院内投掷弹药。顷刻间炸弹爆起，枪声大作，正在打麻将的曾继贤大惊失色，急下令抵抗，双方处于相持状态。此时，张义安所带人员已将姚家巷严锡龙团部和骑兵营团团包围，趁敌混乱之机，佯喊“骑兵营哗变了！”以迷惑敌人。严锡龙团部不明真相，即下令向骑兵营开火，而骑兵营也以为张义安前来偷袭，拼命还击。如此自相残杀，直到天亮。这时，团、营双方均被张义安部火力封锁，不能出击，只能作困兽斗。

一夜战斗，起义军缴获了大量枪械弹药，迅速补充到各连排。围攻山西街曾继贤旅部的官兵，士气高涨，上房凿墙，步步逼近。25日近午，曾继贤部官兵伤亡惨重。午后，曾继贤的副官和严锡龙之弟严锡鹏分别在驻地被击毙。曾继贤、严锡龙指挥力量大大削弱。入夜，董振五连已逼至曾继贤的住宅。曾继贤见大势已去，带残余人员由后门溜下河坡，仓皇逃窜。严锡龙得知主子逃跑，也乘夜潜逃。26日拂晓，枪声渐绝，剩下残兵也或逃或降，中午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历时一天两夜，俘敌数百名，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

（三）陕西靖国军的建立

张义安举义之日，曾飞骑致函胡景翼：“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函请曹世英来援。胡景翼接到张义安急信后，一面先派靳伯伦率骑兵驰援，一面急调蒲城之田玉洁、岳维峻营星夜赴三原集结，随后亲自率部出师。与此同时，曹世英也从耀县向三原进发。当各路援兵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各方将领便聚师三原，众议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讨陈，但为总司令之职互争雄长。张义安愤然说：“不争于疆场，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讨贼，以谢国人。”凛然大义，深以感人。旋经会商，达成共组陕西靖国军协议，共推胡景翼为靖国军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

1918年2月2日，靖国军传檄四方，宣布讨陈。旋即召开军事会议，共商讨伐陈树藩大计，决定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安。左翼军曹世英、郭坚、高峻等部为东路军，由高陵之渭河桥进军；右翼军胡景翼部张义安、董振五、冯毓东（志明）等部为西路，经兴平、户县进军。其时陈树藩亦命令刘世珑会同曾继贤，由泾阳进攻三原。胡景翼、曹世英各军迎战陈树藩军于三原西南城郊，激战竟日，陈树藩军大败，退守泾阳。不久，陈树藩调泾阳驻军增强西安防务，胡景翼遂派田玉洁支队进驻泾阳。

二、反对军阀陈树藩的艰苦斗争与靖国军的分裂

（一）靖国军反对直系军阀陈树藩的几次激烈战斗

靖国军形成两翼军之后，按照围攻西安计划，右翼军以张义安为先锋，与董振五、邓宝珊、李虎臣（李云龙）等率300余众，西出咸阳、礼泉之间，经兴平、周至、户县等地抵达西安近郊，并致书陈树藩部团长樊钟秀（醒民），说服其树靖国军旗帜，将驻防之西安城西南部四寨让予靖国军，樊钟秀引军退入商洛“休整”。

1918年1月28日，左翼军曹世英率领大军与陈树藩军战于西安灞桥、东十里铺、光台庙、水腰、草滩等地，战线长达50余公里，激战终日，是夜乃撤防回新筑镇。2月初旬，左翼军得知张义安部已占领西安西关大营盘，遂发起二次进攻，一度曾攻入北关。但因陈树藩调大军增援，激战竟日不能取胜，遂又撤回新筑镇。次晨，陈树藩军突过灞河反扑，左翼军因指挥不统一，纷纷撤回渭北。此时，适有卢占魁（耀辰）率部3000余人，由绥远来陕，参加了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西安之役。是役灞桥战斗中，卢占魁亲督精骑，出桥东攻陈树藩军侧翼，大胜陈军。是日，卢占魁进驻斜口。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获胜后，陈树藩军疲于东西应战，防线曲叠，迨及百里。陈树藩采用避实击虚之法，知曹世英军本不耐战，而卢占魁部无纪律，遂出精锐数营，猛攻斜口，卢占魁部骑兵猝不及防，呼应不及，于斜口战斗中失利，全军被迫再次退回渭北。

陈树藩被靖国军东西两路夹击，疲于应对，便以省长官衔为诱饵，求告豫西刘镇华镇嵩军驰援。刘镇华镇嵩军原为土匪，后被段祺瑞收编。刘镇华率5000之众抵户县，与张义安部对垒，1918年3月13日（农历二月一日），张义安亲赴前线督战，不幸中弹身亡。胡景翼令董振五带领其部撤回三原，靖国军两翼围攻西安之役即告结束。靖国军退守渭北之后，陈树藩据省东渭河以南及省西咸阳、兴平等地，重整兵力，向靖国军全面反朴，渭河以北地区的战火更为激烈。

1918年4月下旬，陈树藩亲率所属各部及镇嵩军大部，组成东路军，从渭南渡河向三原、高陵、富平等地靖国军发起进攻。另派刘世珑、白弋人为西路军，由乾县、礼泉直扑三原、淳化，同东路军遥相呼应，企图相机决战，消灭靖国军。

陈树藩军渡河之前，靖国军郭坚部已围攻大荔近一月。陈树藩军渡河后直扑大荔，郭坚撤围退守羌白镇。4月25日，陈树藩军队围困羌白，激战数日，郭坚得到卢占魁部弓富魁（海亭）骑兵的增援，击溃了陈军。与此同时，陈树藩集结兵力号称4万之众，与靖国军展开关山之役。陈树藩军于4月16日首攻界坊，守军杨虎城及王祥生（崇瑞）部奉命抗击。李虎臣、邓宝珊、董振五、冯毓东及弓富魁等相继增援，陈树藩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被迫于20日停止进攻，向下邽、固市退却。靖国军乘势猛追陈树藩部，占领田市镇，生擒陈树藩部营长刘登科。在下邽几乎全歼陈树藩之姜宏谋部。在湭河口、上涨渡等地战斗中，陈树藩军亦连续遭受重创。同时陈树藩部西路军刘世珑也在泾河西岸受挫，停止前进。关山一役，激战一周，陈树藩精心策划包围消灭靖国军的计划彻底失败，陕西靖国军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得以巩固。

陈树藩兵败关山后，调整兵力企图消灭大荔之郭坚部，郭坚退到羌白坚守40余日，终因给养、弹药告罄，于7月31日夜，率部突围至蒲城兴镇与杨虎城、张铎部会合。郭坚、杨虎城等决定，利用陈树藩在西部兵力比较单薄和正逢粮食收获季节等条件，向西路进兵。

（二）于右任归陕后的陕西靖国军

陕西靖国军在4个多月的反陈战斗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但所属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各自为政，号令不一。有鉴于此，胡景翼、曹世英等高级将领及民党人士商定，派王玉堂（子元）、张庆豫（立卿）等为代表，赴上海请于右任回陕。适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挤，由广州至上海，王、张拜见了孙中山。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于1918年7月回到三原。经各部代表商讨，决定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于右任、张钫于8月8日通电就职。总司令部设于三原东里花园。陕西靖国军统一改编为六路，抽签为序，第一路郭坚，第二路樊钟秀，第三路曹世英，第四路胡景翼，第五路高峻，第六路卢占魁，另编惠思温（又光）部为陕北游击支队。延聘李元鼎（子逸）、茹欲立等为顾问。陕西靖国军的改组对于团结内部，统一指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强和坚持反陈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军队实权仍分操于各路司令之手，号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陕西靖国军改组后的一段时间，各路军都有较大发展。

9月，靖国军分路出击，向陈树藩控制的区域展开进攻。陈树藩惊恐万状，急忙联合刘镇华万余镇嵩军，倾巢出动，对靖国军防地进行全面扫荡和反扑。一场错综复杂的战争从此全面铺开。

西路，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首先率部突袭乾县，城内守军弃城而逃，乾县遂克。接着兵分两路，乘夜袭击兴平、武功两座县城。兴平县城在重兵压境之下，发生兵变。连长贾福堂火并营长王振藩，遣人迎郭坚，愿受编制。郭坚单骑入兴平，编贾福堂为第一路第七支队。半月后，张铎部攻克岐山，李夺部攻克眉县，靖国军势如破竹，西路各县多被郭坚部占领。

东路，第五路司令高峻先声夺人，一夜间克复了合阳，委王怀斌为合阳知事。杨虎城支队东进黄河一线，克复了韩城，委曹仁寿为韩城知事。副总司令张钫和第二路司令樊钟秀率部出蓝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攻零口，绕长安城向周至、眉县一带挺进。三、四路军连挫陈树藩军数番进攻，驱军渡过渭河，在马驹寨一线，重创陈树藩军主力。

眼看靖国军步步紧逼西安，陈树藩一面急电北洋政府加派援军，一面使出惯用的缓兵之计，请出井勿幕和彭世安到三原靖国军总部议和，并暗中指示他们相机策反胡景翼部。此前，靖国军发兵讨陈后，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因赴渭南固市镇，劝降自己旧日助手姜宏谟（胡早先任陈树藩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姜任团附。三原首义，胡被推为右翼总司令，姜未参加，受陈嘉奖，率一团兵力驻防于固市镇）不成，反被姜宏谟暗中告密，被陈树藩挟持至西安软禁起来。陈树藩软禁胡景翼，一是想劝其归顺自己，二是想借其离开部队之机，分化离间胡景翼的部下。而胡景翼部军官又多系井勿幕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旧部，陈树藩想利用这层关系，请井勿幕去三原游说胡景翼部倒戈。

不料，事与愿违，陈树藩弄巧成拙。井勿幕到三原后，非但没有做他的内应，反而和于右任相谈投机，被推举为靖国军作战总指挥。于右任得到井勿幕的支持参与，如虎添翼，加快了军事进攻步伐。农历重阳节，于右任特派总部秘书党晴梵到乾县犒军，与郭坚计议兵进凤翔。凤翔踞关中右辅，向为西路政治经济之中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郭坚赞同于右任之计议，即留党晴梵为第一路军秘书长，部署进兵凤翔与西路各县。

郭坚部先到岐山设立大本营，以麻振武为前锋，于1918年10月20日兵临凤翔东郊。李夺、张铎部亦继至，将兵力部署于附近村落。靖国军对凤翔构成四面合围之势后，郭坚留参谋长马凌甫于距城三里的河南屯指挥攻城，自己亲率精骑百余，快马加鞭，直取千阳、陇县。陇县驻军头目李栋才，惧其锐气，派人到郭坚部谈判，假意愿投降，但要求仍守其地，请郭坚军队不要进城。郭坚轻信李栋才，遂驱军南进宝鸡。宝鸡守军闻风自乱，不战而逃。郭坚留少数人守之，即回师凤翔城下。郭坚率百余轻骑，风驰电掣，四日行程500余里，连克千阳、陇县、宝鸡三城，极大地震慑了凤翔城内的守军。

其时，凤翔城为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三部驻守，这三个人均为张钫任师长时的旧属。于是，张钫亲临凤翔，先以书致魏进先等劝降。魏进先等尚有犹疑，举棋不定。这时有消息传来，滇军叶荃率靖国军第八军，经四川出宝鸡抵陇县，先前假意投降郭坚的李栋才部迫于大势，出城投降。张钫即派参议刘承烈，郭坚派陈家谟赴陇欢迎滇军。叶荃遂以李栋才为前驱，亲率第八军合围凤翔。至此，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慑于大势，不得不献城投降。

1918年11月6日，靖国军各路浩浩荡荡，开进凤翔县城。张钫设总司令部行营于行台，叶荃设第八军司令部于县高等小学校，郭坚设第一路司令部于县署。为统一行政事务，经总司令于右任批准，靖国军在凤翔设立民政厅，由马凌甫兼任厅长。民政厅设总务、财政、教育三科，以蔚定侯、庞益三、刘子馨分任科长。所有西路一切行政事务，统由凤翔民政厅处理。同时，给凤翔、岐山、眉县、扶风、武功、乾县、千阳、陇县、宝鸡九县委派了知事。自此，西路各县一切政务渐入常态。

西路既平，张钫回师陕东，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三部随往，与久驻终南镇的樊钟秀合围周至，激战十余日，周至县城克复。樊钟秀即在周至县城设立第二路司令部，张钫总司令部行营亦由凤翔行台移到周至县城，委任了周至县知事，仍隶属凤翔民政厅管辖。

此时的陕西局势，除汉中道尚为刘存厚盘踞，榆林道的井岳秀中立，关中道除西安至潼关以外，大体上尽被靖国军占领。但由于靖国军战线拉得过长，连日不容喘息的闪电式运动，克关夺隘后的巩固工作来不及考虑，对陈树藩军怀有各种动机归降的部队也来不及整编，这就给胜利中的靖国军埋下了灾难性的隐患。在闻知北洋政府援兵不日抵陕，陈树藩、刘镇华联军的攻势变得活跃时，靖国军内部潜伏的隐患便一起爆发出来。

驻兴平的贾福堂部首先倒戈叛变，将第一路驻兴平的参谋兼营务处副处长肖荣寿拘捕，押送西安杀害；营务处军官张在璇也在被押送西安途中，在咸阳遭杀害。贾福堂叛变后，井勿幕率第四路岳维峻部围攻兴平，事先到凤翔与郭坚会商（贾福堂系郭坚收编），并向叶荃通报情况。叶荃即派李栋才率部参加合围，驻兵兴平城外南仁堡。一天后，井勿幕同郭坚一道赴兴平前线。11月21日，二人相约去南仁堡。不料，先到的井勿幕竟被李栋才杀害，郭坚闻变，中途急速折回。李栋才携井勿幕首级叛逃西安，复降陈树藩邀功。陈树藩授李栋才汉武军统领。魏进先、梁文炳、吕金堂亦同时叛去，靖国军兴平之围自解。陈树藩乘隙派张鸿远入兴平，又杀了贾福堂。从此，西路战事陷入了拉锯式的复杂局面。

井勿幕遇害后，遗体十天后运抵三原，于右任抚尸恸哭，悲痛欲绝。在致广州参议院院长林森电中，于右任痛切地说：“噩耗传来，五内俱裂，凡我将士，莫不痛心。我军倚望之胡君未及脱险，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惨祸，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右任抚躬自咎，愤恨何及。”一连多日，于右任神志恍惚，怅然若失。安葬之日，于右任用他雄劲的笔锋给井勿幕写挽联：“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谁言李栋才，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高度赞扬了井勿幕的革命精神，痛斥了陈树藩一伙军阀屠手残害革命志士的卑劣行径。

1918年下半年，陕西靖国军迅猛发展，陕西在当时全国南北对峙的斗争中，逐渐占了重要地位。南北双方都把注视的焦点投向陕西，纷纷向陕西调兵遣将。立冬后，大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南方护法军方面，继叶荃入陕，颜德基、但懋辛、吕超、石青阳、石星川、王安澜等滇、川、黔、鄂部队，亦运动北上。北洋政府方面，也加紧调兵步伐。段祺瑞急调奉军许兰洲部，直军张锡元部2万余人，星夜赴陕援陈。又调晋军13000余众，自禹门渡河入陕。狭长的关中地带，一时兵营林立，南北各路军马总计不下20万。

北洋军进入陕西，困境中的陈树藩如乏鱼得水，士气大振。遂派所属张鸿远部出兴平、武功为中路，白弋人部出礼泉为北路，镇嵩军出户县为南路，对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扑。靖国军叶荃、郭坚、卢占魁所属各部，与张鸿远战于兴平、武功之间。

1919年1月4日，陈树藩军占领距武功城3里之华家坞，接着攻克兴平马嵬坡，两军成相持状态。其时，许兰洲率部由咸阳西进兴平，形势骤变，叶荃遂以郭坚、卢占魁为左、右翼，在扶风、武功之间的杏林镇一带阻敌，并急告于右任，请派第三、第四路援军出周至、武功助战，以成夹击之势。但因配合不当，各路军马未到达指定地点。1月27日，大王村一战，靖国军受挫，名将董振五阵亡。

此时，北洋军张锡元部又抵渭南一线。靖国军总部吃紧，第三、第四路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即撤回，以保三原基地。叶荃孤军势单，只得弃杏林退撤凤翔。樊钟秀部被镇嵩军围困于周至，久等援军不至，退守眉县。北洋军长驱直入，不日兵临岐山。西路靖国军缩短战线，集兵凤翔。北洋军倚仗势众，以数倍兵力，四面合围，轮番进攻，凤翔城墙被炸得几无完堞。靖国军将士虽经血战，终因孤城无援，粮储不济，械弹奇缺，情势极为危急。

其时，甘军谢洪涛部又进入长武、邠县（今彬县）、陇县及凤翔以北，北军管金聚旅进入宝鸡，对西路靖国军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东路战场经界坊、交口、相桥、临河诸战，一度出现相持状态。援陕的王安澜、吕超等部，在进入陕南地区后，看到靖国军接连受挫，迟疑观望，拥兵不动，从而使在兵力悬殊下艰苦作战的陕西靖国军处境更为困难，靖国军控制的地区日见缩小。面对日趋不利的战局，身为总司令的于右任焦虑万分。

1919年1月9日，于右任上书孙中山，痛陈陕局之危急，请促援陕各路急进。适值此时，全国政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矛盾亦日益尖锐。西南军阀为了保存自己，与同和英美勾结的直系军阀联系，准备“南北议和”，设法排挤孙中山。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离开广州。

北洋政府方面，先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不满段祺瑞的偏袒与专横，秉承冯国璋“主和”主张，通电主张和平，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后值新总统徐世昌上台，英、美等国为了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亦反对与日本勾结的段祺瑞，不断向徐世昌提出南北和平的劝告。

早在1918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就发表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的命令，日本被迫表面同意南北议和。南北议和一时成为大势所趋。在国内外压力下，段祺瑞不敢公开反对议和，但仍利用参战督办的职权，快速扩大武装，随时准备再走“武力统一”的老路。事实上，段祺瑞以所谓“剿匪”为借口，对陕西靖国军继续按“剿匪条例”进行讨伐，企图把陕西撇在停战议和之外。

于右任痛愤地在报上著文揭露北洋政府“在北杀人，在南欺人”的罪恶行径。在舆论的压力下，加之南方政府的出面交涉，陕西停战始达成协议，并通过由原国会议员张瑞玑赴陕西调解并监督停战事宜。而张瑞玑其人，是个接近立宪派的旧官僚，有明显偏袒陈树藩的倾向，受命后迟迟不肯成行，故意给陈树藩留下进攻靖国军的时机。其时陕西方面，北洋军政数旅之众围困凤翔多日，靖国军伤兵与日俱增，弹尽粮绝，军心浮动，情势越来越不利。

张钫、郭坚、樊钟秀等会商，决定局部议和，于1919年2月15日派党晴梵去扶风与许兰洲晤谈，未达成协议。次日凌晨，奉军就发起了攻击。为冀成和局，张钫亲率卫队和随从前往，意欲同许兰洲晤谈。不料中途遭奉军截击，张钫在卫队保护下脱险，绕道回到三原。其弟张铮被击殒命。参议刘承烈以身穿之猞猁皮袍相赠截击之奉军兵士，幸免于难，见到了许兰洲。许兰洲对议和本无甚心思，但囿于南北议和大势，表面上满口答应，同意刘承烈速回凤翔，斡旋和局。

刘承烈回到凤翔后，郭坚决定派马凌甫与之同行，与许兰洲商定和谈具体事宜。二人领命再达许兰洲军驻地时，已是夜晚掌灯时分。许兰洲亲自迎接，表面优礼相待，十分客气，安顿二人歇息，答应第二天再谈。二人无疑，放心休息。然而老谋深算的许兰洲，一夜却不曾入睡，指挥奉军乘夜攻击岐山，企图拿下岐山后再行谈判，以增加谈判的砝码。无奈攻城无果，天亮后，双方开始了谈判。

按照预先议好的条件，马凌甫坚持：一是只与许司令妥协，不与陈树藩合作；二是双方各守原地，维持现状；三是保证叶荃部安全出境。许兰洲对靖国军提出的一、三满口答应，唯独不肯接受第二条牵扯实质问题的条款，坚持要靖国军做出让步，把岐山一线划入奉军辖区。双方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一时出现僵局，许兰洲负气拂袖而去，谈判不欢而散。

刘承烈、马凌甫回到凤翔后，从岐山方面传来消息，守军已难支持，夜间就要突围而出。此时，靖国军顺水推舟，答应了许兰洲的要求，和议方告成功。许兰洲同郭坚在凤翔、岐山交界的横水镇会晤，郭坚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二支队，樊钟秀部为第一支队。从此，西路战事暂息，靖国军方面实际只保有三原、高陵、泾阳、富平、白水、澄城、同官、耀县等八县的渭北一隅，陕西大部又重新操在陈树藩之手。

陕西政局如此错综复杂，于右任虽然数次上书孙中山痛陈利害请求援助，但恰值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孙中山亦无能为力。1919年2月18日，孙中山复函于右任“陕事危迫，而兄日在痛苦之中，谁则能为分忧者？北既不舍，南不能救，不得已惟有藉力于和议”。此后，孙中山又嘱张群入川督熊克武“与陕军联为一致”，但熊克武却拥兵不前，援陕之事始终未能落实，因而使陕西靖国军在南北和谈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直到1919年4月，由于多种政治力量的干预，牵动南北的陕西战事才终于停息下来。

（三）陕西靖国军的分裂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段祺瑞下野。军阀曹锟、吴佩孚建立了直系中央。陈树藩见段祺瑞下野靠山已倾，为了保住陕西这块地盘，尽早解除靖国军这个心腹之患，遂于7月27日释放了软禁在西安两年之久的胡景翼。陈树藩认为，胡景翼曾是他的部下，虽然一度倒戈，但为人豪爽义气，两年来好吃好喝奉为座上贵宾，必能回心转意为之效劳。陈树藩嘱咐胡景翼回靖国军后，相机解决曹世英部，结束靖国军残局，自己则率部属赴凤翔前线围攻郭坚部。

胡景翼回到三原，于右任十分高兴，委胡景翼继续担任靖国军总指挥。时值全国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孙中山在南方敦促陈炯明誓师回粤，兵分三路，展开了驱逐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军阀的战争。壮心不已的于右任遂偕同胡景翼，于9月1日在三原宣布再次兴兵讨伐陈树藩。不料，靖国军内部却同室操戈，于右任的得力谋士总司令部参议于鹤九因办报评论军事得失，批评部分军队纪律废弛且扰民等事由而招致忌恨，被岳维峻部士兵追杀而自毙身亡。于右任极为伤悲，讨陈之事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20年，陕西境内大旱，数以万计的人背井离乡，饿殍遍野，惨不忍睹。于右任虽尽其所能，募款赈灾，但无异于杯水车薪，难扼灾情燎原之势。更不能容忍的是，靖国军下属部队中竟有人趁火打劫、残害百姓，出现了贪污受贿、绑票索捐、滥征粮款等腐败现象。于右任痛心疾首，曾亲手严处了几起事件，无奈兵乱如山崩，他的三令五申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于右任愤然离去，于12月避居耀县药王山。两月之后，群龙无首的靖国军诸将领内部意见益发分歧，遂公推代表，请于右任下山。1921年2月，于右任由耀县入归三原，再次面对非常棘手的局面。

1921年5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任命阎相文为陕督，命冯玉祥护送入陕。8月初，冯玉祥军占领西安，陈树藩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往陕南。冯玉祥即集中精力对付和瓦解靖国军。郭坚部是靖国军中坚，其部人数最多，声势最大，驻陕西西部，掌握川陕交通咽喉。及奉军西来，血战连年，后与奉军议和，受奉军收编。冯玉祥决定首先吃掉这支部队。于是，精心筹划，设下了一个圈套。8月12日，郭坚收到冯玉祥送来的请柬，邀请他于13日下午赴宴。郭坚与副官商议，明知冯玉祥摆的是“鸿门宴”，然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已受奉军收编，而直皖战争中直奉是一家，冯玉祥不至于刚入陕就对他下手。第二天下午，郭坚带随从赴宴，被冯玉祥击毙于宴席桌前。杀了郭坚，在直系军阀内部钩心斗角中，冯玉祥又挫败了阎相文。8月23日，阎相文不明不白地宣告“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此后，冯玉祥软硬兼施，在武力弹压的同时，采用封官许愿和金钱收买等手段，对靖国军各部进行分化。

这个时期，广州革命政府受到挫折，“反段段已去，倒陈陈已倒”，靖国军斗争的目标已经失去。加上入陕直系军阀的威胁，疲惫不堪的靖国军人心涣散，胡景翼、曹世英、高峻等各路将领主张受冯改编，于右任总司令则极力反对，并晓谕各方，但终无效应。陕西靖国军原辖一、二路军早受奉军收编，第六路随云南靖国军叶荃部入川。其余三、四、七路皆受冯玉祥改编。在收编与否问题上，靖国军两位高级将领于右任和胡景翼的意见也日趋分歧。于右任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拔旗易帜，等于投降，是革命者的奇耻大辱！”胡景翼则表示：“不如委曲求全，保存力量，待机发难……”

在此期间，孙中山曾致函邓宝珊，表示反对陕西靖国军各路接受直系军阀的改编。胡景翼不顾孙中山致函，于1921年9月19日至21日，在三原城隍庙召开“国民代表会议”，胡景翼宣布所属部队易帜，接受吴佩孚之命，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胡任师长。9月25日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于右任万分失意，既无力扭转大势已去的局面，又不愿随波逐流、丧失气节，只好采取“洁身自好”的办法，离开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居新建的三原民治学校内。

胡景翼被收编任命为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后，极力推荐于右任担任陕西自治筹备会会长，于右任却一笑置之。冯玉祥对于右任亦是早闻其名，为了笼络社会名流以壮声色，争取陕西民心，除提议委于右任为陕西林垦督办外，还外加直系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等，于右任“都拒绝不受”，反而移居三原以北10里之东里堡唐园躲避起来。冯玉祥恼羞成怒，便想用武力威胁于右任屈服。

1922年1月18日，胡景翼派兵包抄靖国军总司令部，夺印信，毁文书，逐办公人员，查封了办公室。于右任闻讯，冒雪夜走淳化方里镇，暂住于鸣皋营部。3月23日，于右任偕李元鼎、茹欲立设行营于武功。5月31日，于右任率参佐人员离凤翔，经千阳、崇信、清水，入川至重庆赴沪。

坚持了四年多的陕西靖国军，由于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方向，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涣散和内部的许多矛盾，以及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加之队伍中存在危害百姓之事，处境较为孤立，多种原因最终导致了靖国军的解体。

陕西靖国军在响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继续向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和“护法”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牺牲精神是十分可敬可叹的。陕西靖国军的武装斗争，反映了陕西人民寻求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难痛苦过程。陕西靖国军主政期间，倡导民主、自由，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和教育事业的政策，为渭北地区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和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全国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陕西辛亥革命在三原，三原起义促成了陕西靖国军的兴起，靖国军的壮大与发展促进了三原的社会进步，使三原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轫之地。共产党人林伯渠曾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民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辛亥革命和靖国军时期成长锻炼的一批三原籍进步青年人士，成为后来渭北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三、于右任主政靖国军时期对渭北革命形势的积极影响

（一）背景与经过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日本帝国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之机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帝国主义列强意欲掠夺中国。在这种政局混乱的形势下，1918年，陕西靖国军在军阀混战中登上了陕西政治舞台。

于右任主政陕西靖国军后，靖国军举义树帜，横扫关中，震动了西北。各地革命党人和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军队闻风鹊起，桴鼓相应，渭北三原一时成为革命进步人士瞩目向往之地。省内外各路首领纷纷率民军投入到靖国军大旗下，河南民军首领樊钟秀由商州直至西安附近蓝田，卢占魁率内蒙古骑兵3000余人赶赴三原。一时宛若星云际会，靖国军声威大壮，以三原为中心的各县军营星布，绵延数百里。陕西靖国军在4个多月的反陈战斗中得到空前发展。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各省中唯一大规模响应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和解散国会的斗争军事力量。于右任主政靖国军时期，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所发起的辛亥革命，在陕西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势力，抗击数倍之敌并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在陕西这块炎黄圣之地上创造了八省战阀的盛举。

（二）主要成就

在靖国军兴起的前几年里，由于中国国内连年战争，军民交困，根本无暇顾及地方建设。南北和议后，战事缓和，靖国军开始注意所辖区域的建设。总司令部明令禁止北洋政府所订的各种苛捐杂税，撤销盐禁，推行调节民食政策，严禁烟毒，制裁农村豪绅地主高租，高利盘剥，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利商贾、活贸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

靖国军在三原建立新的省议会，与陈树藩、刘镇华所把持的省议会相抗衡，借以扩大政治宣传。在靖国军区域内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下，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许多学校公演话剧《列宁传》等。靖国军一些高级领导人还带头参与了这些活动。虽然当时社会各界对苏俄的理解仅是浮浅的，但一片憧憬向往之心却是感人至深的。

靖国军还注重军政人才的培养工作，各军普遍设立了军事教育和普遍教育机构。第一路军在凤翔设立了军官研习所。第二路军在高陵创设了经武学校及简练队。第四路军在三原设立了军官教导团。第五路军在白水开办了教导营。其他支队亦多举办有学兵连。总司令部还先后选拔各路下级军官200余人送四川讲武堂及广东韶关讲武堂深造。

靖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各部也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除致力恢复旧有的各级学校外，还大兴军人办学之风，先后创建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凤翔右辅中学等，新创立的小学达17所。

于右任主政靖国军时相继创办有《战事日刊》《启明日报》《正义时报》《救国时报》《捷音时报》等报纸，传递时事消息，宣传革命主张，介绍中外政治思想及社会主义学说，分析和评论政治形势，在陕西乃至国内一些地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0年夏，陕西发生大旱灾，靖国军辖区尤为严重。于右任与刚刚被释归的胡景翼等奔走呼号，筹办赈济，先后向国内各地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灾款近70万元，在渭北20余县发放赈款11次，救助了大量灾民。

1921年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支持三原各界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利用救灾赈济款余额，实施引泾吊儿嘴水利工程，公推李仲三为会长，李仪祉为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勘测，约经两年，测绘、设计大体完成。后因靖国军解体未能施工，但为1930年杨虎城主陕后完成引泾灌溉工程奠定了基础。

（三）陕西靖国军对渭北及陕西革命形势的积极影响

1919年4月初，陕西划界停战后，陕西靖国军主要统辖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铜川、澄城等八县，形成了隔渭水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同时得到当时南北两个政府的承认，靖国军在其辖区内行使行政管理权。

护法军兴起后，三原成为陕西靖国军的军事政治中心，直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并在三原建立了新的省议会，与陈树藩、刘镇华所把持的陕西省议会分庭抗礼，在区域内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在经济上形成了自主发展的特区，其对渭北乃至全省、全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陕西靖国军和广州护法政府的联系、配合较为密切，其斗争也称为陕西护法运动。它顺应时势，合乎潮流，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坚持战斗四年多，是渭北及陕西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陕西靖国军的顽强斗争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给三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靖国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深深感染了三原人民，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团结和奋起，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组织在三原的早期建立和发展开辟了良好环境，也为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