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
张载学术使命意识的深湛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张载（1020—1077）一生穷神研几，勇于造道，探索宇宙奥秘，阐发人生真谛，建构了精严的哲学体系，创立了独立的关学学派，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和精神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清初王夫子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纵观中国哲学史，审视张载所处的历史坐标及其深远影响，可以说，王夫之的点赞并非溢美之词。
作为关学宗师，张载既提出了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哲学思想，如“太虚即气”“太和谓道”“一物两体”“天地之性”“德性所知”，等等；也培育了雄浑博大的关学精神，包括“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和“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在关学系统而丰厚的精神体系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是其纲领，“民胞物与”的宏伟价值理想是其核心。其中尤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影响极其深远。
在中外哲学史上，大凡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必有两大要素：一是对建构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建成了自己的体系；二是对自己的哲学使命有高度的自觉，并且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使命。张载就是这样一位自觉实践着自己哲学使命和认真建构了自己哲学体系的真正哲学家。
张载表达自己哲学使命的四句话，不同版本的文字略有差异，一般依据的是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的《宋元学案》。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的按语中写道：“先生少喜谈兵，本跅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第1册，页664）
一、“横渠四句”的意义
这四句话被明代学者贺时泰称为“横渠‘四为’”，被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称为“横渠四句”，被台湾蔡仁厚先生称为“张子四言”，被当代刘梦溪先生称为“横渠四句教”。由此可见古往今来学者们对张载四句话的珍视之重和推崇之忱。那么学者们是如何理解这四句话的意义呢？
（1）张载的使命和信念。黄宗羲、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的按语中写道：先生“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宋元学案》第1册，页664）“自任”者，自觉使命承担之谓也；“自重”者，自觉珍重信念之谓也。
（2）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刘梦溪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中华读书报》2008-10-30）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3）儒者的宏愿和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蔡仁厚先生说：“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最能表现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
（4）人之为人的特点。冯友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笔者认为，尽管学者们对其意义的认识有广狭之异，但都认同横渠四句的本义乃是张载对自己的哲学使命和人生宏愿的集中而概括的表达。
二、“横渠四句”的蕴涵
（1）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通过自己的哲学，揭示和阐发宇宙的本质和法则，进而开启人之智慧，提升人之道德，使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到与宇宙法则（“天理”）相统一的精神境界。
“天地之心”一语的含义，儒家经典本来就有解释。《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张载在《经学理窟·诗书》中写道：“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张载集》，页256）天地原本是没有心的，但人是天地所生，人有知觉、有意识，有灵明、有思想，在天地之间为万物之灵。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能通过自己的知觉灵明感知天地、认识天地。由于人与天地是“合一”的，所以，人对天地的认识实乃天地的自我认识，是天地的灵明。于是，“人之心”就是“天地之心”。既然如此，那么，“为天地立心”的实质就是“立人”——“立人心”。
“立人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张载在《正蒙·太和篇》对“人心”的规定是：“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性”就是“德性所知”，就是人的道德；“知觉”就是“见闻之知”，就是人的认识。在张载看来，认知与道德的统一就是心。那么，立人之心就是开发人的智慧，升华人的道德，使人成为真正的“天地之心”。
张载是从学术使命的角度提出“为天地立心”的。其意思显然是说：要通过自己的哲学，揭示和阐发宇宙的本质和法则，进而开启人之智慧，提升人之道德，使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到与宇宙法则（“天理”）相统一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人之心”与“天地心”相“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为天地立心”。
张载的哲学使命意识明确地体现于他的教育和治学宗旨之中。张载认为治学和教育虽然包含有“博文”“见闻”的知识内容，但却不应“安于见闻”，限于求知，而其根本宗旨在于“充其德性”，修德育人，培育圣人人格。他说：“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则亦动其心乎？夫思虚不违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养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学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则可以力致。”
又说：“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充其德性则为上智，安于见闻则为下愚。”张载讲学，对弟子“多（每）告以智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并特别强调：“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由此看来，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使命，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培养具有“大心”智慧境界和“仁爱”道德境界的圣人人格。圣人人格乃是人之为人的极致，这样的人才佩为“天地之心”。
在《横渠易说》中，张载还提出过“天地之心惟是生物”的命题。他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横渠易说·上经》）这里的“心”指性能而言，是说天地的性能就是生物，“生”是天地固有的性能，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生物是天地本身固有的必然的性能，那么就无须由人来“立”。因此，将张载表达其学术使命的“为天地立心”一语，解释为“为天地立生物之德”，未免有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之弊。
（2）所谓“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做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价值目标。“为生民立命”一语在《张载集》中原文是“为生民立道”，《宋元学案》中引为“为生民立命”。“命”“道”都是指人生准则和人生价值目标。“为生民立命”就是用哲学向人们昭示人生之道，为人们提供一个做人准则和价值目标。张载认为，“为生民立命”是哲学的一个崇高使命。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德国著名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张载的“为生民立命”，也就是为人生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给人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做人准则和价值目标，提供一个人生观。他的《西铭》对人的精神家园即“立命”之地做了全面描绘：“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认为宇宙好比一个大家庭，乾坤是其中的父母，人好比其中的儿女，这个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以他人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乐天知命，和睦相处。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每个成员就应该担负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在张载看来，“乾父坤母”“民胞物与”，就是人生最崇高的价值目标，最美好的精神境界；而人在有生之年尽其作为宇宙的成员和社会的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则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准则。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张载为生民所立的“命”“道”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尽善尽美，只是想说明，张载是在自觉地通过他的哲学活动，为实现“为生民立命”的哲学使命而努力。
（3）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就是继承和发扬被异端思想所中衰了、中断了的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张载认为，千百年来，由孔孟创立的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五代，千百年间，由于受到佛教、道家的冲击而中衰不彰，一直未能善续先秦儒家的学脉，致使“学绝道丧”。其生命之光、哲学之慧、治世之道，都未能开显。特别是佛氏影响尤烈，“自古波、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正蒙·乾称篇》）。他的使命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被异端思想所中衰了的儒家学说，“唱此绝学，亦辄欲成次第”（《语录下》）。的确，在张载以前，针对佛教教义，从哲学思想上进行批判的，实少其人。张载是第一个从形而上学理论的高度批判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更为可贵的是，他通过批判佛教弘扬儒学要义的历史使命感是自觉的，而且是经过他自己在探索道路上的曲折反复才形成的。史载青年张载接受范仲淹的劝告读《中庸》，“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宋史·张载传》）。经过这一反复，张载深切体会到自佛教炽传中国以后，“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结果造成“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于是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哲学活动与之“较是非，计得失”（《与吕微仲书》）。他批判了佛教“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了佛教“死生流转”的“轮回”迷信；批判了佛教“梦幻人世”“以人生为幻妄”的消极人生观，并深刻指出佛教既不“知天”，也不“知人”；既未“穷理”，也未“悟道”。针对佛教的种种谬误，张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中“以气为本”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高扬了传统儒学“乐且不忧”的人生观，“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的道德观，和“一天人、合内外”的价值理想以及“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理性。从而实现了他“立大本，斥异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哲学使命。也正由于此，司马光称赞他：“中年更折节，六籍事钻研。羲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造次循绳墨，儒行无少愆。师道久废阙，模范几无传。先生力振起，不绝尚联绵。……当令洙泗风，郁郁满秦川。”（《又哀横渠诗》）王夫之赞叹道：“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张子正蒙注·序论》）张载所继的“绝学”虽然是指以孔孟为宗的传统儒学，但他所表现的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在错误思潮面前，“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正蒙·乾称篇》）的哲学精神，至今仍闪耀着灼灼光辉。
（4）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指明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中国古代的儒家哲人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之道，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张载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明确地把“为万世开太平”即展示美好的社会理想作为哲学的崇高使命之一。张载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基本上仍然是儒家的“大同”“仁政”和“礼治”。由于张载所处的时代，北宋社会已暴露出种种弊端，一些有志之士力主改革，张载也是其中之一。但与坚持现实主义路线的王安石不同，张载着眼于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他所提出的措施是理想主义的。他主张以儒家“三代”为学习的榜样，实行礼治，推行“井田”，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井田制”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他说：“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他认为井田制有两大优越性，一是“足民”，二是“均平”。他说：“为政在乎足民”，“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经学理窟》）在张载看来，达到“足民”“均平”，天下就会长治久安，万世太平。此外，张载还主张恢复“三代”宗法及宗子制度，以达到“管摄天下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目的。不难看出，尽管张载提出的实现“天下太平”的具体方案和途径是陈旧的，但他追求的“足民”“均平”“厚风俗”的社会目标，却是合理的，它“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使命更是十分崇高的。这表明，同历史上其他哲学家一样，张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历史局限，为社会描绘出一幅光辉灿烂的未来图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张载为追求“万世太平”的理想所从事的哲学努力。因为，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使命，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是张载关于哲学使命的自觉意识，也是张载哲学体系的最高宗旨。其含义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世界观，为民众确立合理人生观，为民族建立承传不绝的道统——文化观，为社会绘制万世太平蓝图——社会观。
冯友兰先生说：“明白了这四句话，也就懂得《西铭》了。”其实，理解了这四句话，对张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把握了。
张载不但提出了崇高的哲学使命，而且还为完成和实现这一使命确立了方法论原则，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大心”说中。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篇》）他指出，做到“大其心”的关键有二：一是“不以见闻梏其心”，即摆脱有限的感性知识对心灵的束缚；二是“不以嗜欲累其心”（《正蒙·诚明篇》），即排除有害的私欲嗜好对心灵的侵蚀；如果一个人不能“大其心”而是“小其心”，那么他只能是累于私欲，囿于见闻的“井底之蛙”，他绝不会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和见识，当然也不会向自己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了。
总之，张载“四为”的哲学使命意识和“大心”的哲学认识方法，是历史上一个真正哲学家对哲学价值和哲学素质的深刻认识和精辟概括。
三、“横渠四句”的现代启示
“横渠四句”作为张载自觉的崇高哲学使命，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和担当，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启示。
（一）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具有优良素质，应肩负崇高使命
在现代，要做一个好的哲学工作者就必须把自己从狭窄的经验见闻中解放出来，从狭隘的个人私利中超越出来，“不以见闻梏其心”“不以嗜欲累其心”。从而使自己具有十分宽广的视野，博大精深的知识，旷达开阔的胸襟，面向未来的气度和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还必须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去不断发现真理，深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用自己的理论成果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明确历史前进的方向，担负为祖国繁荣，为人民幸福，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责任。这就是当今一个哲学工作者应具有的素质和应肩负的使命。
（二）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所担当，应该负使命，尽责任
张载四句名言之所以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就在于他指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所以，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由巨型电子屏幕映出后，就引起了众多国家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被人们传颂不衰。2006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访欧洲前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曾引用这四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迹。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访问大陆，也曾用以寄语北大学子，足见张载四句名言的精神感召力之强盛。
（三）一个人应该有“人之为人”的高度自觉
冯友兰说先生说，“横渠四句”其实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说出了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标志。因为：第一，人就是“天地底心”。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以孔子为人类的代表。其实应当说：“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木虫鱼、飞禽走兽，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自从有了人，有了人心，山河大地方被了解，被赏识。天地、宇宙好像开了一盏明灯，就不再是“长如夜”了。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他就为天地“立心”了。人所立之“心”，就是宇宙天地“底”（所有格）心。第二，人生就是修身以俟命的过程。“立命”二字，在儒家经典中，初见于《孟子》。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个人应该做的就是“修身”，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第三，人生存于过去与将来之间。对于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无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第三、四句所言也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第四，圣人是人之为人的真标准。儒家认为真正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的人，乃是“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全在于他具有大公无私的之德，达到了最高精神境界。程颢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氏文集》卷二）横渠四句就是要人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冯友兰先生的阐释，“横渠四句”蕴涵着人的实然之性与应然之道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作者简介：赵馥洁，男，1940年生，陕西富平人，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