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途回望

我这一辈子所念的“经”，似乎只有“民间文艺”一部。我为念诵它，学习它，研究它已虔诚地度过七八十年的时间了。

作为农民儿子的我，是听着故乡韩城秧歌长大的。小时候，爷爷教我学文化，妈妈教我学唱歌。我是在家人、艺人、学人和许许多多种田人的关爱、教育下逐渐成长，走上文艺之路的。正如《夜思》这首诗写的那样：

 

我选了一条从艺之路，

但至今无悔。

身披家乡的尘土，

走遍千山万水。

遍访各地盛景，

采撷四方花卉；

目送蓝天浮云，

心随鸿雁高飞。

向着草原，

向着大海，

浩歌翱翔，

从不思归。

 

但要说的是，我虽在从教、从艺的过程中学文学、写诗歌，却未成为作家和诗人；恋戏曲，喜音乐，却不是什么音乐家和戏剧家。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成，只是由于行政工作环境的制约，不可能专事写作。我把有限的业余时间、精力和注目点，全放在我所乐于追求的民间文艺上了。对包括民间歌谣、歌曲、器乐、舞蹈、戏曲，乃至民间剪纸、皮影、泥塑、耍乎（戏）、石雕、木雕、纺织、造纸、榨油等民间工艺在内的各类“泥土艺术”，特别钟爱，每每触及欣赏，就像伏天于耕作口渴时痛饮山泉一般的舒畅，解馋，故而酷爱，采风，学习，欣赏，关注，照应，摸索，研究，一直走到今天的耄耋之年。

庆幸的是，连做50多年的行政管理工作，也是采风、学艺、探索的过程，因为我所接触的老师，是艺人，是演员，是从民间文艺汲取营养又用之于民的作家、艺术家。可以这样说：采风、学习、探索、实践，是贯穿我整个人生的。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农村民间文艺的长期熏陶下所自然形成的认知、兴趣和动力所致。正由于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是历经数千年开荒造田、引水耕作、播种收获、取火造饭、唱歌跳舞、造字书文并不断传宗接代、造福于民、强国兴邦的种田人的后代，对民风、民心、民情、民艺有着割舍不了的情愫，因此，不管是上学，任教，下放劳动，还是后来从艺，写作，采风，或参加行政管理工作，都没离开我对民间文艺美学真谛的追求。也许缘于这个原因，我后来从事了30余年的全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作了11年的“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幼时，妈妈教育我不能浪费，要我每每吃饭，把米粒吃净，说“种田不易，应思甜想苦”，说“麦地里有油”“碗底里有福”。这话还真的应验了我的“福”缘。至今想起，我这大半生所走过的路，虽也有曲折、坎坷之时，但总的还是顺当、通畅和“终生有福”的。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韩城黄河岸边、梁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与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同乡。尽管度过的是“战时童年”，但由于日寇未渡过黄河，还算平安。1948年，我13岁时家乡解放，喜获新生，顺利上学，直至大学，学有优绩，留做助教。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间，吹笛、拉琴、写歌、演戏，从未间断。工作后下放凤县山区劳动一年，联系到以后的多次上山下乡，使我有机会深入民间，接触群众，参加劳动，学习民艺。因文艺所好，我极喜业余创作。这既是我学习民间文艺的感悟和收获，又是我初期步入文艺创作的实践和成果。尽管多系“下里巴人”之作，但总是自己亲手播种、收获的黍豆。

在一些作品获奖后，经资深作家胡采推荐，于1961年从陕西师大调入陕西音协，这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其亮点，是我幸运地参加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全省音乐采风活动，跑了榆林、定边、靖边、绥德、清涧、延安、洛川、韩城、商州、丹凤、汉中、南郑、略阳、安康、旬阳、白河等20多个市县，100多个乡镇、村落，从200多个艺人口中，记录了1000多首（个）歌谣、民歌、戏曲、曲艺曲谱、唱词，积累了大量极有原生态历史、艺术价值的俗文艺资料。我边走边记，在记谱的间隙，写了日记、杂记、散文多篇，一部分发表于报刊。这是我在大学教科书里所学不到的“教材”，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课堂作业”。其课堂在乡间，其授课老师，是成天“把日头从东边搬到西边”的胡子八叉、满脸皱纹的种田老人和烧柴做饭、搂抱小孩的老妪、村姑。那时，我才28岁。1996年，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采风录》，是我“采风日记”的扩充和提炼，那里边有对这些歌者、老师的零星记载和我对他们的尊师之情。

机遇总是朝着幸运儿来的。我在“采风”之后的机遇有四：

其一，经过长达五年的“斗批改”，我被选到陕西省南泥湾干校学习。是幸运、幸福的感觉，是最浓烈的惬意。这是由于它曾经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是马可著名曲作《南泥湾》诞生的故乡，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几个月之后，我被较早地调入陕西省文化局（最先叫“文化组”，以后叫“文化厅”），从那时的43岁，一直干到我61岁退休，度过了近20年的“从政期”。由于如上所说的爱好和追求，我幸运地走进一个民间戏曲、音乐、舞蹈等“俗文化”的“窝子”和推行“雅文化”并行使文艺管理职能的“乐府”“宫廷”了。在这里，不仅结识了我小时候就崇拜过的戏曲正宗泰斗、传人（如李正敏、刘毓中、阎更平、苏育民和后来者任哲中、李爱琴、萧若兰、李瑞芳等），还接近了像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姜炳泰、石鲁、赵望云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在这里，我既触摸到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继承、发展跳动着的脉搏，也感悟到了“俗文化”和“雅文化”巧妙结合、凸显繁荣的奥秘和气息，是一个在“俗雅文化”学习基础上的另一个高层次的课堂。在这个“社会大学”，我学到了关于中国民族文化理论的许多许多……

其二，从1979年起，我参与了文化部和各有关协会发起、组织实施的宏伟的“修筑中华民族文化长城”工程，即十大卷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辑出版，一直干了30多年！在陕西，动员、组织这项工程的第一个官方文件就是由我执笔起草的。从此，十次上京开会，与全国头面文艺家钟敬文、贾芝、晓光（文学）、周巍峙、赵渢、孙慎（音乐）、张庚（戏曲）、马学良（语言学教授）、罗阳（曲艺）、吴晓邦（舞蹈）等先生接触，学习了近代鲜活的文艺史。

其三，1994年12月，在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由于身份和工作的关系，与全省广大民间艺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使我在全面研究陕西民间文艺方面进入了一个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进修”阶段。

其四，我（1996年）退休后，做了以下事情：2003年，以陕西民协主席的身份、发起举办了“陕西省首届大学生艺术节”；从2004年起，与李玫、李世斌、李恩魁几位朋友协助民族音乐史学家李石根先生完成了《西安鼓乐全书》的编辑出版，并参与“西安鼓乐”的中国、世界非遗申报工作；2006年以后，继续编辑未完成卷的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并开始办“博”;2006年夏，受聘担任“西安大唐芙蓉园”顾问，参与其“中国（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及其他多种活动；2008年以后受聘担任西安西市“雨田文化集团”高级顾问并参与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单位的群众文化活动；2011年，支持一群青年成立“陕西秦域文化传播中心”，连续开展了一系列“非遗”保护、研究活动。特别是在周至鼓乐之乡——南集贤村协助建立了农村文化保护基地，在西安鼓乐社固定活动的基础上，与以田孝梨主任（兼鼓乐社社长）为首的村委会合作，成立了农民合唱团、农民歌舞团、业余秦腔团和曲子班社等业余组织，将现存的民间音乐、戏曲、曲艺、民间手工工艺、旧有农具、遗存保护等连为一体，开展“四季开花”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实施农村“非遗”的全面保护、发展，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基本建设，促进农民团结、协和和经济发展。

于是，才有了这本书中或正论、或散论、或诗论的上千篇诗文，也就有了这部名为“文博天下”的三百万字多卷本书。

集大半生之感受，就是我总结出来的《两手》歌诗诀：“老朽雷公，已过八旬，韩城人氏，农家出身。种过大田黍稷，读过大学中文，酷爱民间文艺，极喜吟歌奏琴。欲探求文艺之根，还原文艺之本。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民间，读诗，听歌，观舞，习文；赏画，击缶，和乐，弹琴。五十年来，一直在民间文艺的汪洋大海中游弋嬉戏，在长安故道上疾步狂奔……”（见新浪网“秦风雷达站”首页《自吟》）

我正是用这“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民间”的红线，编辑这部诗文集的。

这“古代”，是纵向的，历史的，以往的；这“民间”，是横向的，地域的，现时的。有纵向和横向，即可囊括我所写民间文艺的方方面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