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辉煌史 立书济后人——“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感言

【絮语】由文化部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集成志书编纂出版表彰总结大会于2009年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宣布从1979年起步，历经25年，按全国规划出版的298卷450多册5亿多字的集成志书已全部完稿。至此，陕西省承担的十卷本已有8卷出版，即《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陕西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陕西卷》《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陕西卷》《中国谚语集成·陕西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中国歌谣集成·陕西卷》已终审，于明年可付梓。《中国曲艺志·陕西卷》预计在2006年可出版。会议期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中华民族文化长城——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成果展”。参展的陕西省集成志书成果，充分展示了包括周巍峙等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自1937年以来收集整理的陕西省民间文艺成果，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

全国集成志书的编纂，是列为我国的重大艺术科研项目之一。这次会议对展示我国各民族民间文艺收集整理的成果，总结我国编纂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经验，推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期间召开的文艺集成志书学术研讨会，检阅了各地编纂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理论成果。我写的《历史不会忘记——论民间文艺集成的编撰是“抢救保护工程”的基础》和李世斌写的《我们也要创造历史——国家重大艺术科研项目陕西文艺集成工作评述》两篇论文获“优秀论文奖”。

 

4月初，接刘嘉电话，说“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三百卷就要全部出齐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自是日夜兴奋，激情难捺。脑海里回旋的，是47年的风风雨雨，是30载的辛勤耕耘。当年风华正茂，步行万里采风，吃尽征途之苦；而今鬓发斑白，喜见累累硕果，焉能不喜？回顾编辑岁月，旧影浮现，感慨万千。欣读煌煌长卷，心中确有说不完的话，唱不断的歌，道不尽的情……

难忘一九六二

人们谈到文艺集成编纂史，多从1979年始，其实，应从1962年计。那时，经吕骥、刘采石等同志谋划，由中国音协行文，组织各省区音协，共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这应是而今十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辑的先声。虽然其宗旨、内容、要求，与70年代末提出的不尽一致，但出发点是相同的。正由于此，那时的大部分省区，均开展了大面积的采风活动。以我所在的陕西为例，曾组织有二三十人参加的专业采风队，于1962年2月起分组奔赴陕北、关中和陕南，时间长达一年半。成员来自西安音协（即省音协）、陕西省艺术馆、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我所在的省音协是其组织者和主力军。

当时的要求是，一要深入到不常去的边远之地，注意多歌种的收集；二要记谱准确，歌词记录完整，对多段体民歌，因歌词不同或情绪变化，对相异的乐句也要用括弧标记；三要注意对风俗、宗教等稀有歌曲，特别是对革命民歌的搜集；四要注意拍照和录音。

据此要求，北至长城外的神木、府谷，南到巴山汉水的南郑、白河，都成了采风队的到达之地。可贵的是摈弃了“关中无民歌”的偏见，由艺术馆负责，将东至韩城、渭南、华县，西到彬县、长武的关中民歌也收集到手。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仅我所赴之地，就有陕北的延安、榆林、靖边、定边、清涧、洛川和陕南的商县、丹凤、汉中、南郑、略阳、安康、白河等13个市、县，行程数万里，步行多村镇。其搜集之范围，词曲之完整，记谱之准确，在当时是空前的。一些老作曲家和知名音乐家如油达民、王海天、许友福、刘均平、杨璀、邓怡如等都参与了这项活动。1962年10月我在商洛采风时，中国音乐学院的姚锦新（女）教授，也参加了，还对我说她计划要写一部名为《中国民歌旋律学》的书，说明这是一次很有意义和影响力的活动。

这次采风，不仅摸索了经验，而且训练了人才，以至后来多成为编纂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领军人。

那时，交通不便，许多歌窝子，要靠步行才可到达。我们背着铺盖卷，拿着照相机，像部队行军一样，一天要走六七十里的路。踏雪窝，走沙地，爬大山，趟江河，有苦有乐又有甜，磨破脚，受饥寒，是常有的事。

因正值困难时期，常常忍饥挨饿。记得行至洛川时，半斤粮票，只能换回一个糠窝窝头，稀饭不用筷子搅，是看不见米粒的。翻过五里深沟，在公社食堂一人竟吃了一斤多的面条和馒头。为采访1942年秧歌运动中已颇有名声的老艺人冯明山，走出定边城，八级大风刮起，漫天飞沙遮路，因迷失方向，跑了十多里地，却错跑回到原驻地。

在此次采风中，大约收录各类民歌两万余首，收获是丰盛的。其一，抢救了那时已经衰落而今已经消亡了的歌种。如流行于陕北三边、关中淳耀一带的“大秧歌”，还有如今已消失了的陕南《牛歌》。其二，抢救了那时还可听到的许多革命民歌。“民国二十三年世事乱，起了些红军要共产。红军的头儿是白雪山，一心要把清涧占。”类似这样记录1934年清涧起义事件的许多革命民歌，现已听不到了。人们都知道有个叫《打宁夏》的歌，也知《刘志丹》的歌，唱的就是《打宁夏》调，但谁也弄不清《打宁夏》唱的是什么，原来唱的是北伐时期的军阀混战，就是在这次采风中弄清的。其三，抢救了那时还遗存的风俗、宗教歌曲。如陕南的《哭嫁歌》《祭歌》《烧拜香》等，现在也已基本消失了。

民间文艺具有自生自灭的属性，它随着依附着的时代、生活、环境的变迁，不断在变化着，发展着。今天滋生的，明天就有可能消亡；今日已消亡的，明日却可能再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轮回发展，反复无穷。鲁艺音乐家记录的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民歌，和我们所记60年代的民歌，待80年代编“新卷”时，大多已不存在或者变样了。

这次采风活动，对后来十部集成志书的编辑与出版，有着承上启下的积极意义。

为此，我们在编民歌卷时，特意将延安鲁艺音乐家于30至40年代记录和我们60年代记录的一些民歌收了进去，是有特殊含义的。

总记老者风范

集成编辑出版，从策划、实施到胜利结束的三十年流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盛世修志”的光辉伟绩。其指挥部就是于1979年成立的“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在指挥部内，既有钟敬文、赵渢、孙慎、马学良这些国学大师，艺界老人，又有周巍峙、吕骥、张庚、吴晓邦、李凌、贾芝这些来自“鲁艺”的“老延安”，还有被我称为“少帅”的曲艺家罗扬。名家汇聚，集思广益，分工负责，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这就为三百卷的编辑出版，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组织保证。他们深谋远虑的指导思想，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倡导策划组织、制订规范体例，到层层编辑、三审定稿，再到出版发行，都印记着他们艰辛的历程和卓越的功绩。

除政府工作人员外，参与者大多是多年从事文艺工作和富有经验的中老年同志。在此项工作中，古今承传，老少接力，内外结合，上下一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国既有历史上采风辑诗的优良传统，更有鲁艺时期倡导向民间文艺学习，从事现代文艺创作的革命传统。以前有《诗经》传世，《乐府》集存，鲁艺时期有《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的出版。再后，就是继1962年采风后的这三百卷的编辑出版。都是中国采风辑诗活动的延续，是继承发展民间文艺的必然。

我觉得，延安鲁艺采风辑书的经验，对三百卷的编辑，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以周巍峙为代表的一批参加过延安文艺实践的老同志，在这项工作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我采访过在鲁艺参与整理、刻印当时采集民歌的刘恒之同志，也多次看过《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这本用当年许多文艺战士血汗凝成的极有历史价值的书，深知其成果的来之不易。该书既有采录者姓名、采录时间、采录地点，且有较科学的分类。其编辑体例，尤其是较科学的分类方法，成为我们后来编辑三百卷的重要借鉴。参与当时采风及编辑者，多是当时鲁艺的师生，后来皆成为促进发展新中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事业的功臣。吕骥、周巍峙、李焕之、张庚、吴晓邦、李凌、李季、何其芳、张如松、刘恒之、刘炽、李群……如果要一一列举，至少有百人之多。他们先行的经验，探索的勇气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在鞭策、鼓舞着数以万计的我们这些参与三百卷的编书人，还有由我们这一茬带入的许多年轻人。正是这种自发、自觉和必然的承传，才保证了三百卷稳定的编辑队伍和旷日持久的韧劲和耐力。“发扬延安精神，促进集成编辑”，已成了我们陕西卷编辑人员长期坚持的行动口号。这是最最可贵的！

能与老一代艺术家共事，是我平生最好的机遇。在他们膝下学习、工作，实感幸运和惬意。民文卷总编辑部开会，钟敬文先生每次必到，而且要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看看大家了”的话，在我的记忆里，共有三次。吕骥同志几次坐着轮椅参加会议，指导工作。2009年12月在出席“第四届全国集成志书编纂出版表彰大会”同志们合影时，不见钟敬文、吕骥、张庚、赵渢、李凌、吴晓邦的身影，遂知他们已去世了。我即兴写了“京华嘉奖庆功会，影照前排少几人”的诗，怀念他们，慨叹失去了这么多的一代先师。

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是周巍峙老人。30年来，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三百卷上了。1999年11月，84岁的他来陕与余丛同志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初审会，他那高尚的人格和务实的作风深深地鼓舞了大家。2007年12月，已进入92岁高龄的周老来西安参加另一活动，特提出一定要见见陕西参与十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辑的同志，大家一起交谈，分外地高兴。他那以身作则的风范，鼓舞大家硬是把最后的歌谣、曲艺志两卷编完付梓。

景仰无私奉献

人在世上走一趟，酸甜苦辣百味尝。重要的是不应单为自己的享乐而苟活，要发挥自我优势，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对人类有所奉献。集成的编辑出版，就是一项造福人类、惠济后人的浩大工程，从打地基、垒砖瓦到建厦封顶，一定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行。许多参与者根据亲身感受，叫它为“集成精神”，这是我们这代人参与并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法宝。

回想往事，感人至深。在“向钱看”的十多年间，我们每月只拿20元的编辑费。1983年夏，安康突发洪水，马少谋已移至高处保命，想到集成资料未能转移，又蹚江而过，资料保护了，而他却在返回时被洪水卷走了。1987年，韩城耿万津正伏案书写戏曲志稿，心脏病突发，卒于座椅，献身集成。妻子患癌症，命在旦夕，为了不误春节舞蹈录像时机，李开方硬是去了榆林。1991年10月为修订刚刚复审过的民歌卷，刘均平、杨璀、李世斌、李恩魁、刘劼诸君在北京西郊租一陋室，日夜修订，为了节约，他们上街采购，自做饭菜，大战60天终于完稿。1994年，身患癌症的顔广兰，坚持修订舞蹈集成稿，当她在病床上打开卷本时，泣不成声，泪流满面。于1998年去世的她，为舞蹈集成卷的完成立下了汗马之功。2000年8月许德宝等10余人在京“苦熬三伏天”，完成了戏曲音乐终审稿……

我从这些数不尽的画面中，看到了这种高贵的“集成精神”，并百倍地景仰它！正由于这种肃穆的敬仰，才促使我无私地工作，在群英搏战间，不敢怠慢。

出于对“文艺集成”工作的忠诚，我于1996年出版了记录1962年那次采风活动的散文集《采风录》，算是对那段历史的交代。说真话，因受老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感召和“集成专业户”群体精神的鼓舞，我在集成编辑工作中，还是敢作敢为，勇负其责的。从执笔起草陕西有关集成的第一个《通知》起，一直在守护和关照着它。除编写了说不清的那些文件、文章和简报外，有个嗜好，就是用诗词来抒发我对采风、集成及其参与者的“情”。大约有百首之多，收录于后来出版的《绿叶集》，都是些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它从另一侧面，记录了此项工作的历史真实，还有我对许多无私奉献者的褒扬赞颂。何以如此？正是“集成精神”使然。

集成出版，是采风辑书的成果，也是学习民间文艺、提高保护认识的过程，许多有关民间文艺的学问，多是在编辑过程中“悟”出来的。我的有关方言、民歌、戏曲、曲艺、民间美术的数十篇论文，都是在边学、边悟中写出来的。因了这种悟性和悟果，于1994年至2005年被推选为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又破格地上了“研究员”的台阶，使我在民间文艺的海洋里破浪而行，游弋远方。这也是“集成精神”使然，或者说是受集成恩泽的必然归宿。

在周巍峙等老者面前，我是一个无名的“小卒”，但站在李松、张刚、刘嘉身边，我却成为一个两鬓斑斑的“老者”了。回想参加1962年那次采风时，我仅27岁，现在七十有四，还不老么？但心态却尚年轻，还在做着集成的“后续”之事。如参与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办以保护民间文艺为主题的网站等。近两年，与他人合作帮助90岁的李石根老人编辑出版400多万字的《西安鼓乐全书》。这些，也都是在“集成精神”的鼓舞下干的。虽苦犹乐，自愿为之。

无妨杞人忧天

集成三百卷出齐了，但还有许多后续之事要做。不然，就会造成历史的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我确有点“杞人忧天”之愁。

最担心的是未入卷的大量资料，会否丢失？由于篇幅限制，未入卷的资料很多，且颇珍贵。如民歌，宗教部分就全未入卷。其他被刷下来的，不计其数。如果丢失，将无法挽回。就此，规划领导小组曾发过文件，但据我所知，陕西就未实施。大量的原始资料，大多存于个人手中。

危急的是，散播于个人手中的这些资料，或因人的去世而舍弃，或因保管不善而散失。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也颇叫人寒心。我1962年在陕北采风时，收集到许多民歌手抄本和边区纸币、贫农协会章程、游击队徽章等实物。强烈的组织观念，促使我交给陕西音协资料室，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有个叫张醒民的延安时期的音乐家，藏有许多随身而存的民间音乐资料，因他的去世而不知何往。李石根先生，一生从事西安鼓乐研究，藏有10多册清代人抄写，却类似宋代“俗字谱”的手抄本，弥足珍贵。还有为数甚多的各市县的各类手抄本、油印本和铅印本。照片、录音、录像资料也是如此。因单位变更、人事变动等原因，面临散失的危险。

建议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直接征集、编号存库并开发利用为好。如果事成，在建立民间文艺资料库方面，那将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豪富”了。

再如集成志书的利用，理论研究的深化，系列成果的推出，原始生态的保护等，均需做出规划，付诸实施。

古有诗经三百篇，今读集成三百卷。欢歌赞唱丰功伟，古韵今声响耳边。

 

喜见集成，三百卷，煌煌巨献。群英苦著数十年，金光闪闪。田歌社戏藏千种，曲艺民谣汇亿篇。八音绽。唱民族智慧，舞翩跹！

书历史，映民间。承古艺，继相传。叹千秋大业，载誉人寰！青春愿奉一身勇，老岁何惜两鬓斑。今聚会，对饮千杯酒，更少年！

 

献一曲仿《满江红》词，祝贺三百卷出齐！祝集成老少功臣们万寿无疆！

2009年4月18日于西安龙门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