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建设绿色家园，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共有一个地球，建设绿色家园是全球共同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立足于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243]，“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244]。中国在致力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用先进的理念和积极的行动诠释全球可持续发展观，逐渐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在国际领域的充分展现。

一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任国家主席之初就以高屋建瓴的眼光指出“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245]，强调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并认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4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欢迎，于2017年2月10日首次被写入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中，成为国际共识[247]。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开创全方位外交布局，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明确指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了互利共赢的外交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总体目标，并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国际观[248]，中国基于普遍联系的辩证哲学观，将世界视为国与国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各国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应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坚持共商全球性议题、实现共同繁荣的统一性，又尊重各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道路等差异性，求同存异，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观，源于中国“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既主张国家之间放弃零和博弈思维，追求睦邻友好、走向合作共赢，又强调有所作为、“兼济天下”，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发展机遇，创造和平安稳的国际环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包含五大支柱：政治上要建立平等互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49]。

工业文明导向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无论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需要摒弃传统的发展思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恰恰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方法和政策经验，是整个人类社会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将引起价值认知、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与之适应的体制机制的变革，正是世界的需求维系着“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中国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宗旨，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命运共同体理论最先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得以实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东南亚与中国的联系提供了支撑；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张为促进亚洲区域合作、共建绿色家园描绘了理想蓝图。中国将继续通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实际行动，向世界发出“绿色发展”的邀请，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二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写照，是基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厚植发展优势、深化国际合作、拓宽发展空间、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新趋势的现实背景而提出的，反映了互利共赢的本质要求，掀开了中国与欧亚非国家互通互利的新篇章，不仅涉及政策、贸易、文化、资金的互联互通，更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赋予“一带一路”新的内涵，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分享“绿色发展”理念，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便车。

将“绿色发展”融入沿线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大亮点。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晰了“一带一路”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明确将绿色发展融入沿线各个建设领域：在投资贸易中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强化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在能源开发领域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在产业合作领域要加强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在促进沿线国家当地建设中要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在民间交流中要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广泛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绿色“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交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以包容性发展为本质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旨在发挥国际联通渠道的合作交流作用，加强生态保护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和支撑，促进沿线国家转变发展方式，共同创造新发展机遇，其生态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西汉开始建立的丝绸之路自古便是东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通道，“一带一路”的建立继承了对外交流、睦邻友好的传统价值观，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义利观，在当代更注重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有助于促使各国在合作中达成生态环保共识，建立起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方式。

二是推行生态经济形式，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国际产能合作要有基本的绿色门槛，通过推行生态经济来确保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性。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为特征的生态经济要求建立绿色产业体系，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使国内的绿色产能走出去，带动沿线国家实现绿色化生产方式；要求明晰对外投资和项目建设中的绿色环境标准，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要求依托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实行绿色信贷，为环保技术研发、新能源开发利用、新兴产业培育、绿色化公共产品和服务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三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确保资源能源安全和生态系统稳定。“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多为大陆性气候和高山气候，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地形多为高原和沙漠，人口压力大，生态环境较为脆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多个航运枢纽和能源运输通道，面临着海洋生态威胁。沿线国家可借鉴中国的环保经验，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环境治污技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共同研发和交流，减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源头上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携手共建生态安全屏障，开展跨境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维护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持绿色思维，对国内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发展大局的要求，旨在将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一带一路”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相连接，形成空间开发、区域合作的大格局，促进沿线国家人力、财力、物力的流通和配置，为区域发展增添了活力，绿色“一带一路”所遵循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满足了亚欧国家普遍面临的转型升级发展需求。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我们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还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合作开展造林绿化，共同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中国将绿色发展理念全方位贯彻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引领沿线国家走向共同繁荣[250]，既是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求，也是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体现，顺应了和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实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拓宽发展空间、创造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地缘政治学“生存空间论”认为国家如同有机体，一国的兴盛需要有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支撑。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的换挡期，产能过剩问题明显、能源资源约束趋紧、节能减排任务紧迫，限制了经济发展的空间。绿色“一带一路”推动钢铁、建材、铁路和电力等产业整合升级，向需要该类产品和技术的国家转移，将有效地化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携手沿线国家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风险，通过绿色经济、绿色技术的转移和合作，拓宽国内发展空间，创造投资机遇和发展红利，促进区域要素流通、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互利共赢。

实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是凝聚民心、维持互惠互通的根本保障。“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过程，也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寻求共识的过程。维持“一带一路”长久的互惠互通，需要综合考虑各国共同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在产业布局、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规划等重大项目实施中充分衡量生态环境影响，制定环境风险应对措施，改善沿线各国的生产面貌、全面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明确节水、节地、节材、环保的标准，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强调资源价值、明晰资源产权，在资金融通中以绿色金融支撑节能环保项目的推行，将绿色理念渗透“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方面面，使“一带一路”成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以可持续发展为准则的区域合作发展模式。

以绿色“一带一路”为纽带，中国将引领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探寻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通过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来释放合作发展的潜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三 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生态安全

气候变化是当今压倒一切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也是环境管理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携手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化解矛盾，共同致力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生产国和净进口国[251]和最大的碳排放国[252]，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

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事关生态环境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其背后蕴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且有着深刻的学理依据。

首先，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全球道义。“气候变化”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到的气候自然变异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问题核心是全球变暖问题，将引起自然环境或生物区系变化，由此对生态系统的组成、复原力或生产力、社会经济系统的运作、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由于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复杂性、不可逆的特征，需要各国共同承担治理责任，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维护良好的生存空间。

其次，气候变化谈判是争夺发展空间的国际政治博弈。当前在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有限的技术条件下，经济活动难免会涉及碳排放，而且减排要求资金和技术等支持，在短期内加重了发展成本，尤其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减排任务艰巨，因此各国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意味着对发展空间的争夺，应当充分考虑公平和责任问题，量力而行。

再次，应对气候变化为各国提供了发展机遇。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要求决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碳税、碳排放交易权等碳排放控制手段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影响一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谁能掌握减碳清洁技术、采用绿色循环低碳的经济形式，意味着谁将占据世界经济制高点。执行减排的过程有利于倒逼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依靠技术创新开发新经济增长点、开辟新市场，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最后，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共同承担减排责任、实施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指明了气候治理的全球性和必要性。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措施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然而，减排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属性，制度约束的缺乏必然导致各国“搭便车”，不愿主动承担减排责任，温室气体的无度排放引起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也必然应由世界各国一起埋单。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着各国的发展空间，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全球性以及减排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理应建立全球治理机制来保证减排任务的执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个人或团体处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一种调和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53]。因此，全球气候治理体现为集合各国力量，协调各国利益，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核心任务，就减排时间、标准、资金、技术和监管等问题达成共识，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并付诸行动，逐渐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造成了一定障碍，但应对气候变化仍然是全球的广泛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无论别的国家气候政策怎么变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和政策行动不会改变，中方愿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共同维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成果。中国不仅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应尽的国际义务，在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治理行动中展现出诚意、决心和中国智慧，还以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之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实现了国家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统一，在国际舞台作出了为世人称道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贡献中国智慧，促进包容发展。坚持正确义利观，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促成气候治理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倡导“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254]的全球治理理念，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255]，这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思想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候治理不是“零和博弈”，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发达国家主动承担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也要避免重走工业文明高碳发展的老路。巴黎会议召开前夕，中国与多国举行谈判并发布联合声明，气候谈判中的法律约束力、资金、力度等焦点分歧在联合声明中都有描述，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提供了政治基础[256]。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国际协议成功的标准在于既能解决当下矛盾更要引领未来。基于这一论断习近平主席指出《巴黎协定》应着眼于强化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也要为推动全球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具体来说，《巴黎协定》应该有利于实现公约目标，引领绿色发展；有利于凝聚全球力量，鼓励广泛参与；有利于加大资源投入，强化行动保障；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四项建议从遵循公约原则的基本条件、制度安排、资金技术支持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方面为解决《巴黎协定》涉及的现实难题提供了指导。

表明中国态度，履行减排承诺。习近平主席指出“法国作家雨果说：‘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257]，气候变化谈判中各方应当展现诚意、坚定信心、齐心协力。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愿意继续承担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258]中国主动承担减排责任，在《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前后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并在《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上表示从2016—2030年将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目标。习近平主席强调：“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259]杭州G20峰会前夕，中国率先履行承诺批准《巴黎协定》，有力地推动了该协定的生效。

落实中国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习近平主席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就像一场赛车一样，有的车已经跑了很远，有的车刚刚出发，这个时候用统一尺度来限制车速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多作表率，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重要原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愿。”[260]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始终是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立足点，同时，“中国责无旁贷，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261]。中国不仅在气候变化大会中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权，还从绿色技术转移、资金扶持、教育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帮助。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倡议各国加强合作，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并宣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帮助，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来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展现中国担当，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在国际气候大会上展开斡旋，促进协议生成，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帮助发展中国家平衡减排和发展间的压力。同时还将余力发挥在国际气候大会之外，充分把握国际交流合作机会，依靠政府间组织或民间组织等力量，搭建新平台、形成新机制。如，以天津APEC绿色发展高层圆桌会为平台，发起实施全球绿色供应链、价值链合作倡议，带动产业升级、发展方式向绿色化转型，为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路。第二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上，中美省州、城市及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代表们围绕碳市场、城市达峰等17个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就低碳城市政策研究和能力建设、低碳技术创新应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262]；同时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提出“环保方面中国有需要、有市场，美国有技术、有经验，两国地方环保领域交流合作理应成为中美合力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鼓励发挥地方的力量，推动两国开展交流合作，落实减排行动。

提供中国经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中表明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来推动，并将绿色发展的先进理念向国际推广：“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263]，中国将更加注重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明确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的目标，倡导“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四 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深化全球可持续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21世纪议程》、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系列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确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脚步不断向前，对各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空间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在顺应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中，不断深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结合具体国情探索正确的发展思路，对内推动经济转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用积极行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外构建对话机制，促进合作交流，由最初的参与者变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实现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与落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并进。

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成为第一份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行动计划，由于设立的目标覆盖面广、关联性差、缺乏量化且没有考虑各国国情，导致执行不力。中国据此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作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纲领，开启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步探索。

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发布《千年宣言》，次年提出八项具体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集中全球力量来解决减贫等关键问题，各个目标得以量化并规定2015年作为截止时间，实践性较强。MDGs收官之年，据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联合国千年目标中国执行效果最好，对全球的贡献最大，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千年发展目标，在减贫、卫生、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包括从1990—2015年，将人均收入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半，确保所有儿童完成初等教育课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二，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四分之三，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及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降低了一半，等等。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一步强调环境与经济、社会共同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地位，同时也纳入执行手段和内容，注重各领域、各目标的关联性和统一性，采用全球性的指标配合以会员国拟定的区域或国家指标来进行衡量和监测，更具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引领世界在今后15年的发展中实现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及遏制气候变化的目标。该议程提出的“5 P”（即People,Planet,Prosperity,Peace,Partnership）愿景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保护地球、发展经济、社会和谐和合作共赢的一体化思想，其“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意旨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率先公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确立了“协调推进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并在消除贫困和饥饿、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进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全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有效利用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作出安排。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纲要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对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作出战略部署，使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机结合。中国抓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效，然而发展中仍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尤其是当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资源约束趋紧、民生建设有待提升，三者相互掣肘，需要寻求新动力、新模式来突破发展瓶颈。在此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判断，提出新时期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264]，与国际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高度契合，为我国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树立起正确的发展思路。

针对我国过去粗放型、外延式增长方式带来的诸多弊病，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明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265]，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发展必须是尊重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实质就是要保持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指明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把立足点放在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上，底线在于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针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66]，使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破解生态环境难题的有效途径。

针对发展中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生改善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67]，要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作出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部署。

这些发展理念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也将作为“中国方案”充实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以中国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国广泛参与全球治理、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与担当，一方面表现为集合国际力量，大刀阔斧地在气候变化、绿化国土等领域搭建国际对话机制、推动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表现为逐渐以领导者的姿态引领全球治理。

一是加强南南合作，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

南南合作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中国加强南南合作，坚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对建设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重塑包含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秩序至关重要。

以往南南合作的突出主题是减贫，促进相互间的经贸往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对新时期南南合作提出了四条建议：探索多元发展道路、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务实发展成效、完善全球发展架构，其中“扩大同发达国家沟通交流，构建多元伙伴关系，打造各方利益共同体”，指明了南南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格局多极化的路径。

近年来，中国从资金、技术和项目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2015年9月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于2016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帮助他们提高融资能力。多边资金机制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渠道，“南南合作基金”是中国自主创立且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资金机制，将与绿色气候基金等协调配合，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二是召开G20杭州峰会，开启全球可持续发展新时代。

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主，推动各方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就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绿色金融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我们把发展置于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共同承诺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制订了行动计划。同时，我们还将通过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提高能源可及性、提高能效、加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268]中国借助G20平台发挥在全球可持续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充分展现中国引领世界走向包容联动发展的责任担当，将开创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优先工作，号召成员国签署并落实《巴黎协定》。G20峰会前，中美各自批准了《巴黎协定》，并在杭州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促进协定在2016年内生效。会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号召G20成员国尽早签署并推动《巴黎协定》早日生效，确认发达国家落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所作的承诺，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协定开展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资金等。同时，G20强调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作为优先工作，鼓励提供和动员更多资源应对气候变化，鼓励资金流向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具有气候韧性的发展，号召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纳入发展战略，并鼓励多边开发银行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不仅对推动协定的生效起到表率作用，还为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

将绿色金融纳入发展议题，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峰会提出为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投融资的重点领域和专门领域，通过“绿色金融”为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提供金融服务。在国内政策层面，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已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成为全球首个建立较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由中国发起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向杭州峰会提交了第一份《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和由其倡议的自愿可选措施，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此外，G20还提出了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学习网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等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举措。正如峰会公报所示，绿色金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金融政策工具，也将会成为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

围绕可持续发展提出具体行动计划，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G20杭州峰会制订《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保证了本次会议发展战略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衔接。其中行动计划中提出高级别原则，以求通过其号召力在全球最高层面发起倡议，进而促成集体行动，具体包括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认识到全面、平衡、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经济、环境、社会）的重要性，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等。作为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的为期15年的“动态文件”，行动计划涵盖推进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能源可及性、清洁能源和能效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将根据未来G20主席国提出的倡议及新出现的需求、经验和挑战作出更新和调整，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提供了行动指南。

传播结构性改革的先进经验，提高环境可持续性。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推动了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配合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次结构性改革在G20杭州峰会中的分享，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保证环境可持续贡献了“中国方案”。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为各成员提供高级别指导，同时倡导结构性改革的选择和设计应符合各国经济情况，特别将“提高环境可持续性”确定为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之一，把环境因素纳入促进增长的内因，与农业、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相结合，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