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生福祉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长期奋斗实践说明，我们什么时候比较好地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什么时候的工作就开展得比较顺利，就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无往而不胜；什么时候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什么时候的工作就比较艰难，就难以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就会碰到各种挫折，就难以抓住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需要将民生福祉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唯有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置于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的核心位置，我们才能与群众建立起鱼水般的密切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坚持了这一点，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点。4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样的历史进程和巨大的发展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优越性。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才指出：“九十六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要将民生福祉置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需要从问题意识出发，解决人民最关切、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精准扶贫、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障性安居工程与住房改革等方面交出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将我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先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接着又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这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创造了广阔空间。1978年，我国人均GDP按照当时估计的汇率计算，只有156美元。到2016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3980元，约合8866美元（按2016年汇率计算），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2013年已经达到0.719，这说明我国已经成为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

现在，社会大局稳定，九年义务制教育制度全面贯彻。我们要继续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此同时，还需要在人力资本的继续提升中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们要努力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的改进，到2017年年底，城镇化水平提升到58.52%，在劳动力流动市场配置中保证了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0%。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总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形成了制度性全覆盖，健康中国全面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连续十几年持续提升。城乡人民群众的居住面积大幅扩大，房屋持有率也大幅提高。据统计，中国城镇人口的平均住房面积已扩大到36.6平方米（同期，英国为35.4平方米，法国为35.2平方米，西班牙为25.8平方米）。到2017年年底，中国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也已降低到28.6%，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也降低到31.2%。这表明人民已经将更多的消费开支转移到非食品领域。消费结构的变化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获得感提升的一个主要亮点。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35岁提升到2017年的76.7岁。

但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转型、人口流动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也对民生问题的结构性供给形成了新需求。另外，毋庸讳言，与民生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与区域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满足程度。有些差距是原有制度配置造成的，有些差距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有些差距是社会变化造成的。而要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就需要推动城乡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就需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通过精准扶贫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渐多元化了，所以，社会安全供给、旅游、教育、保健和医疗资源配置、干净的空气和美好的人居环境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意义。

伴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各个社会阶层成员开始对社会治安、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关切起来。在城市加大了食品安全检查之后，有些假冒伪劣产品流到农村市场，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身心健康。在广大农村地区，虽然推进了新农村建设，但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人畜粪便洗浴废水污染、秸秆焚烧污染等问题，还严重影响着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这要求我们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教育影响着千家万户子女的成长。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教育差距还比较大。在经过多年学校硬件的建设之后，除某些偏远山区外，乡村中小学的校舍、课桌、操场等方面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但在软件配置、任课老师的授课能力等方面还与城镇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农民工的流动带动了子女的随迁，使流动儿童进入城镇就学，给流入地城镇造成教育资源压力，使一部分农民工子弟不得不就学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另一方面，农村小学和初中生源严重不足，教育资源浪费严重。偏远地区优质师资向当地中心城镇流动，剩余的师资大多学历较低、教学能力相对较差；这使偏远山区“麻雀”小学、初中的生源，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很难顺利考入优质高中。有鉴于此，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周年纪念活动的贺词中深刻指出，“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同样，医疗资源的硬件设备，在最近几年也有了长足改善。即使是在乡镇医院，住院部的床位数增加了，医疗检查设备更新了，医务人员的学历水平也提高了。但由于乡镇医院与县城医院和当地中心城市医院之间医疗水平存在差距，使乡镇医院收治病人数量趋于减少。乡镇医院医务人员与县城医院医务人员能力的差距有逐步拉大的可能。东部地区医院的医疗水平，也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医院的医疗水平。也就是说，基层医院与县城医院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越大，病人向县城医院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病人越向县城医院流动，则乡镇医院医生的诊治经验就越不足。这个矛盾不解决，县城医院或当地著名医院的诊治压力就不会降低，由此推而广之，全国著名医院的诊治压力，也不会降低。

在劳动就业服务方面，虽然近期全国的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但如果将就业脆弱群体——农民工的失业率、停业率等包括在内，则调查失业率会上升到5%左右，或者会在5%左右浮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企业的关停并转迁（关门、停业、合并、转产、迁厂）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流动到城镇与城市的农民工还不能完全分享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凡此种种，都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加速落实。

在社会保险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加速了并轨进度。在原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可转移、可携带的基础上，推进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从制度和体制上化解了多轨运行带来的待遇差异，在“一个统一”和“五个同步”下完成了并轨过程。“一个统一”，就是将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缴费与计发办法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统一。“五个同步”，就是使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待遇调整机制与计发办法同步改革，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与此同时，也逐渐推进新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逐步并轨，使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缴费和计发办法逐渐统一。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性并轨，但待遇差距仍然是存在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设计的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几乎可以让财政经费覆盖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益；但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虽然也设计了职业年金的类别，可企业实际缴纳的比重很低，绝大多数企业工作人员难以享受这类待遇。就是住房公积金，在企业职工中，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另外，即使是在机关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职业年金与住房公积金也存在很大差异。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大学的教职员工，住房公积金相对较高，但普通公务员和非重点大学教师的住房公积金则相对较低。对于新农保或享受居民保的老年人来说，他们每月能够领取的养老金仅仅为70元，在物价日益攀升的大格局下，老年农民与老年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还难以提高。这就是说，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关切群众普遍的制度性和现实性获得感，不仅在制度设计上有所进取，而且在制度的执行结果上更多地照顾到企业职工和基层人员的利益。

在住房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人均住房面积与住房持有率迅速上升。从表1-1所显示的调查数据看，城乡居民回答没有住房的比例只有5.1%，回答有一套住房的比例为77.0%，回答有2套住房的比例为15.5%，回答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为2.4%。

但在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大趋势下，还应该注意到，绝大多数农民工在流入地还没有住房，但他们在农村的住房却长年空置。不断上升的城市房价，从供给侧限制了农民工的购房需求；农民工工资水平的相对较低，则从需求侧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意愿。最近几年高涨的房价，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工资难以购置住房。要妥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率，就必须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应该说，城乡之间基本民生方面的差距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社会发展机遇。当前改革的重点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满足不同居民的民生需求。而在民生问题中，最影响老百姓改革获得感的几个问题是，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教育资源配置和医疗资源配置的均等化问题。

伴随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在农村市场，价低质劣的商品和药品还很多，甚至个别地区发现有些过期商品和药品还在改装出售。这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品质，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农村的空心化过程中，乡村卫生所、小商店、供销社等服务设施，已逐渐向城镇与城市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消费的可及性。只有从供给侧优化供给，建立起10分钟或15分钟的服务圈，加大对农村商品质量的监督力度，才能缓解人们对食品质量的担忧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将原来的“五有”拓展为“七有”。幼有所育可以进一步缓解婚育人口对生育成本的担忧，并提升人力资本，弱有所扶可以让弱势群体一道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总之，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就必须关心人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提供质量较高的消费品；另一方面，推动城乡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当前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有没有”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结构性短缺”的问题。而结构性短缺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完成供给，满足乡村和偏远地区人民群众的需求升级，消除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错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