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是文人？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副刊除了面向威权主义政治的批评话语外，也弥漫着对文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存在的必要性的深度怀疑，千古文人侠客梦的豪迈，变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幽怨与自怜。这种对文人阶层的否定与批判，自然与余英时先生所言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大有关系，深究这种自我边缘化的前因后果，又会发现其跟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的崛起有隐蔽的关联。在政党文化的挤压之下，自由自足的自我已经越来越没有社会空间。左翼文人徐懋庸在题名《“读书人”》的杂文里说：“所谓‘读书人’，正和‘第三种人’一样，本不能算作特别的一种人的，至于在今日以‘读书人’‘知识分子’自居，与生产劳动游离，而不以为憾，至以为自己于社会有用的人们，则实在可以蔑视。他们咬文嚼字，连他人的文章的意思都看不懂，口说着未来的社会，而连友人和敌人都分不清，然而，这些人对于社会的用处在哪里呢？”徐在这篇文字里也提到了读书人的“游离”，并且用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判断文人之有用与否，可以说已经隐隐然露出了政治规训文艺的先兆。

“读书人”已经成为急剧变迁的大时代的“多余人”，“无用”的意识深深地困扰着这些追求对民族国家有用的知识人。曹聚仁直接地把“书生无用”这个话题推向了《申报·自由谈》的作者和读者，他先是引述汉宣帝的故事、《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里的故事，说明无论是帝王、绿林好汉还是读书人自己，都认为书生是不中用的，是于社会人生无益的“点缀”，是没有力量去掌控自身命运的阶层。最后，他引用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的自责信来说明书生无用的普遍性：

我的天分似乎并不过薄，不过我的能力不足，所以不论什么都不能成就。即有天赋，毫无用处，即使下了种子，不是一定都有结果。在我，没有能力使人们感动，尤其是没有能力使女人注意。只靠一点知识，是毫无益处的。很想热心地运身做事，但是事实上丝毫不能实现：我的命运，真是可怜可笑！

与此形成对照和呼应的就是《申报》上大量对于知识分子出路的讨论。出路与文人的生活困境相勾连，正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文人普遍陷入困顿之中，才有对于出路的探讨。《申报·自由谈》的一篇文章在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局势（包括贫富分化、阶级冲突、国难深重等）后，认为对这样剧烈的历史变动，“就中，最切身感到的，便是濒于没落的中产阶级，而一般文人，大都是属于这一阶级的，因之一种悲哀已深入了他们心中，虽有国难当前，仍不能有慷慨激昂的作品，而幽默之流行、怨苦之流露，乃不可免。许多人讶奇在中国的这种现状之下而不产生可歌可泣感动人心的创作，倘使明白了文人的处境，就可知道自有必然之理了，切身的生活问题，究竟是第一义。”

“悲哀”与“怨苦”确实是当时多数文人内心最切实的体会，两者都生发于应对日常人生的无力感与无助感，更别说从狭窄的人生挤出一条心路，去关切社会、国家的根本问题了。古人说文章是“穷而后工”，可那是针对一个生活成本较低的农业社会而言，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摩登上海的文人来说，多数的结局是“人穷志短”，作文的格局与气象都大受限制，“自由谈”的某些文字确实显示出一种狭隘、逼仄、浅薄之征象。在一篇讨论知识分子出路的文章里，作者用挖苦的语气写道：“我以为最先要打破他们的‘学问万能’‘品格高尚’的传统思想，而且要改辕易辙地从体力劳动或生产工作上进行，男的不妨去当‘茶房’之类，女的不妨去当‘娘姨’之类。但在‘市场日窄’的现状下，我也怀疑着我的方法之是否有效？”

林语堂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系列讨论“方巾气”的文章，其实质是讨论知识分子的“道学气”“书呆子气”，他强调其创办《人间世》《论语》等小品文刊物的目的，就是“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题材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申报》的一些作者受此启发，从文人去除“方巾气”的角度来探寻其出路。一篇题名《谈谈方巾气》的短文这样分析读书人的困境：“读书公子，不能再永久地住在象牙塔中，‘米珠薪桂’的问题，不能不迫着他们来到十字街头，但是他们除了读书而外，并无谋生技能，于是只有彷徨，流离无聊，倘若去度劳动的生活吧，因着传统观念很深，有失体面的事，绝不肯为，所以终日只有感慨系之，而这种生活，在内心是比乞丐更苦。”同样地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北平的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因为不能忘情于民族危机和政治抱负，而或轻或重地离开象征象牙塔的大学，步入政坛或直接议政，他们基本上不太需要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上海文人所谓的象牙塔更多的是指涉他们蜗居的亭子间，或者说他们内心持守的读书人的文化身份，他们来到十字街头却更多的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前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徊徨，而后者则是在生活世界与符号世界之间游离，也正因为如此，后者的内心更苦闷、更绝望。

这篇短文引来阿龙在《申报·谈言》上的回应，阿龙认为读书人的苦闷主要是因为他们死死地守住“虚妄的自尊”不肯放手，就像穷困潦倒的孔乙己总要穿着长袍，来显示他与咸亨酒店里短衣人的身份差异一样。作者直接建议道：

试问为什么不肯把此衣服脱去呢？因为我是上等人，我是读书人，我是体面人，若着短衣，便有失身份，便变成下等人，亦是“饿死事小失礼事大”的一种懵懂观念，我再问上等人与下等人其阶级果然分别在长衣和短衣么？假定你是毫无人格的人，无论你衣服着得十分漂亮二十分道地，总是“下作”，若你是有人格的人，就是短衣，恐亦无伤大雅，就再拿事实来讲，现在为实利主义的时代，样样式式趋重实际，不尚虚文，为什么又便利又省料的衣服不穿，偏要去穿累赘不堪的长衫袍子呢？

相对于这种执着于书生气的上海文人，另外的一批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时代的变化，而开始自觉地抛弃传统的身份与社会角色，自动地向工农阶级靠拢，以体力劳动洗涤灵魂，并发出我“为何还不是一个工人”的浩叹。这批更为激进的左翼文人就没有如上述的读书人那么大的内心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