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

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在形成过程中，与以下一些经济政策直接有关。

（一）对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与否定新经济政策。

在1924—1929年，苏联党内展开的大论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而其中尤为突出的争论是按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争论的结果是：

第一，虽然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但应看到，俄共（布）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用行政命令、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政策。这也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被击败并清除出党，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初步确立，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方式上来了。

第三，1929年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可以说是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方位的“大转变”。斯大林在1924—1929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以这个“大转变”为标志，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政策，从而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

第四，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明朗。这种斗争在整个苏联发展历史中没有停止过，苏联各个阶段状况的变化一般都与两种模式斗争的结果有关。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他逐步确立起来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前，虽然遭到多次冲击，但长期居统治地位。

第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可以认为，1924—1929年是斯大林主义奠定前提的时期。这时的斯大林主义“是比较简单的、有点庸俗的、没有被理解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革命人民中明显有两派：一派虽然有些左的情调，但仍可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派、革命民主派；另一派是左倾革命派、兵营共产主义派。早期斯大林主义更多依靠的是后一派革命群众。”“兵营共产主义派则是那些被抛弃在最底层、比较封闭的劳动群众，他们憎恨现存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涅恰也夫分子就认为，‘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彻头彻尾的、无处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们想借助‘火和剑’，借助强大的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当时有一个革命领袖说过：‘如果太阳只照亮资产阶级，那就把它弄灭！'”“斯大林主义把这种否定的价值和冒险主义方针固定下来了，并且提升为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

（二）工业化运动对最后形成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苏联在工业化开始后，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靠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另一方面着手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改组的目的是加强对工业的计划领导与计划工作。

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从1930年“一五”计划第三个年度计划开始，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不再是一些控制数字，而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必须执行的国家计划，从而也就改变了计划的性质。斯大林在评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义时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在斯大林看来，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后来，苏联经济界对否定计划的指令性的观点加以批判，说是一种“左倾”理论与“投降主义”。

其次，不论是部还是总管理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

第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1929年通过的《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虽然把工业基本管理环节落到了企业，形式上企业成了独立法人，但实际上随着核算单位变为企业之后，更便于国家加强对企业的集中控制，其手段是加强指令性计划。企业的收入几乎全部上缴国家财政，而企业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由财政无偿拨给；企业所需的重要物资由国家物资管理部门统一供给；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企业所需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分配；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物价管理部门统一定价。

第四，形成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企业实行集中领导。

第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使得工业化时期力图实现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基本上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

第六，1920年3月俄共（布）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在工业管理方面逐渐推行一长制，但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在推行工业化政策期间一长制得以实际执行。与一长制相适应的工业管理系统实行垂直单一领导制，即下级只接受上级行政首长的指令，上级各职能管理机关只是行政首长的参谋和助手，不能越过行政首长给下级下达指令。这些措施，加强了领导体制的集中程度。

第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1928年），私人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还占17.6%，而到了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32年）就只占0.5%。可见，苏联在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这是苏联全面推行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也是使计划范围充分扩大和国家成为工业管理的主体与中心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到战前的1941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这是因为：第一，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只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并且使其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第二，在工业化运动过程中，对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管理大大加强了，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第三，1929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快速推行，农业也受到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统制；第四，工业化运动时期，斯大林不仅一个一个地打败了他的政敌，并且接着在30年代搞大清洗，最后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专政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

（三）农业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斯大林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结果是，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在全苏形成高度集中的、全面统制的经济。同时也意味着苏联向建成完整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迈进。

在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强大的政治压力，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随着集体农庄的建立，国家开始对农业实行直接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从而最后形成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在内的完整的斯大林模式。

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庄计划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从农业集体化时期开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