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难当

法医最露脸的时候，当数破命案。记得我刚当上法医时，北京的京西煤矿出了一起杀人案，半夜三更我们出现场。到地方虽然是黑灯瞎火的，可我下车抬头一看，漫山遍野密密麻麻站的全是看热闹的人，就等着警察来。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法医颇有点“范儿”的味道。

命案侦破起来轰轰烈烈的，领导重视，各方支持，媒体关注，法医抽丝剥茧、丝丝入扣地在现场分析推测一番，最后被证实分析对了的，算是在破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不无得意，立功受奖、升职晋衔、电视访谈好不热闹。但是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命案中除了推断死亡时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他大部分情况并不难。被人用石头砸死了，脑袋都扁了，现场上长着眼睛的都能看明白；尺把长的刀子一下子捅进身体里去，能看见刀口，认定是刀杀的也不需要什么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特殊的职业训练。

当年我读研究生时，给法医专业本科生讲高坠损伤：坠落的高度不同，坠落者身体的损伤就不同，高度越高伤得越重；坠落地面硬度不同，损伤就不同，地面越硬伤得越重。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实验课上还让学生拿了几只兔子从不同的楼层上扔下去，分别落到水泥地和草地上。学生们看得心惊肉跳，等回过神儿来问我，老师，您说法医学是科学呢，还是常识呢？我一时竟无言以对，只好敷衍地说科学也是源于常识。不料想，后来从事法医工作时间长了，见的案子多了，发现这“常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我后来处理的空难中，飞机的高度足够高了吧，可是发现高度虽高，但遇难者身上的损伤却并不及想象中那样严重。所以对于法医来说，没有不可能，凡事皆有可能。

这是我刚当法医时的照片，大概是1984年初；老师正在讲一具尸体，我们听得入神。当时，北京的法医已经换上了新警服（前排），从外地来进修的还是旧警服（后排）。

我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当法医就不害怕吗？对普通人来说，一生当中见到死人的机会很少，见到血肉模糊、残缺不全尸体的机会就更少了，加上影视和文学作品中一些神鬼故事的描写，以及敬畏鬼神的文化传统，使人们对死人，或者准确地说是对尸体产生了恐惧。但是对于法医来说，情况就简单得多了。

首先，绝大多数法医都受过医学训练，经过解剖课的历练，已经过了害怕尸体这一关了。说实话，在医学院刚开始学习解剖时还是有点怕的。大一上解剖课，我挺奇怪，男生胆大，不怕也就罢了，怎么女生也不怕？直到一天晚上我们在解剖室里对着尸体上自习课，我们几个男生要先走，嘱咐她们记得关灯，这几个女生连忙说，等等，我们也要回去了——噢，原来她们还是有点儿怕的。

二是在法医的眼睛里，现场上的尸体不是单纯的死人，而是一个重要的物证，破案子全靠他/她了。法医面对尸体时，一大堆问题扑面而来：这人是怎么死的，什么时间死的，临死前的情形是怎样，死亡的性质是什么，致死的工具是什么，身上的伤是怎样形成的，自己能形成这样的伤吗，现场有搏斗吗，激烈不激烈，凶手是几个人，有没有可能受伤，是熟人作案还是生人偶遇，现场有可能留下什么物证……回答不出这些问题，案子就没有办法破。在破案的压力面前，法医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害怕”呢。

记得刚当法医那会儿，我出一个碎尸现场，现场处理完毕，把碎尸块运回解剖室，检验完毕把尸块存入冰库，然后就回去休息了。蒙眬中我突然想起，装尸体的是一个红蓝白色条纹的塑料编织袋，编织袋的拉锁上挂着一把小锁，死者裤子的皮带袢上拴着一串钥匙，这两者有没有关系呢？当时已是后半夜，我一翻身从床上爬起来，一个人重新跑回解剖室，也顾不上害怕了，拉开巨大而沉重的尸库大门，从尸块旁存放的死者裤子上把钥匙解下来，逐个试着朝小锁眼儿里插，突然“叭”的一声小锁打开了。这表明这个编织袋是死者生前自己带来的，凶手作案后就地取材，把死者装在他自己的编织袋里了。那个年代用这种大编织袋的主要是“倒爷”，钥匙和小锁为查明死者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最后证实死者是一个倒卖香烟的东北小贩，编织袋是用来装香烟的。他从东北来北京进货，卖家看他挺有钱，见财起意，把他灌醉后杀害，抢走了钱，又碎尸装入编织袋。

法医最窘的事是死因不明的案子。死因不明在法医学上叫阴性解剖，就是说经过一系列详尽的尸体外表检验、内部解剖检验、显微镜下病理学切片检验，以及体液、胃内容物、组织的毒物化验后，穷尽了一切检验手段，始终没有发现导致死亡的原因或异常。这导致死亡的原因或异常，法医学上叫做阳性发现。没有阳性发现，可是这人就明明死了。

无论一个人怎样死亡，按照死亡的性质来说，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死亡，也叫自然死亡，比如年岁过大，或是得了某种严重的疾病，回天乏术，这种死亡是自然规律，对谁都一样；另一种是非正常死亡，简单说就是不该死的人死了，当然没有哪个人是该死的，只是说这个人在生命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到死的份儿上。非正常死亡中按照主观意识不同，常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杀，自杀是自己有意识地对自己实施暴力。第二类是事故，不管是自己造成的事故，还是别人造成的事故，肇事者和被害者都没有主观故意，一般是过失所致，比如煤气中毒、失足落水，还有最多见的交通事故。第三类就是被害，或被杀，加害人一定有主观故意，明确地要对被害人实施暴力。

法医是个与死亡打交道的行当，但主要是与非正常死亡打交道，在非正常死亡中又主要与杀人或伤人致死打交道，当然自杀和事故也时常需要法医去澄清事实，查明真相，甄别真伪。破命案能让法医出名，碰上死因不明的案子，可就很难出名了，立功就更别想了。对法医来说，能对付过去，不出差错就算万幸了。虽然现代科学对人体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和原子水平，但是对生老病死原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许多死亡并没有科学准确的解释，阴性解剖也就在所难免了。

法医办理死亡案件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死亡的性质，是被杀的，千万不能错定成自杀或事故，否则就会放纵罪犯。案犯逍遥法外，今后这个案犯不再作案便罢，如果再作案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使案件暴露出来，案犯被抓后交代说，哪个案子也是我干的，就会发现法医当初定错了，那就是造成了错案，这个法医就很难在这个行当里“混”下去了。案件当中匕首捅、菜刀砍、斧锤敲、棍棒打、砖石砸、绳子勒、开枪射的，损伤明显，一目了然的好办，一些体表损伤微小的，如电击，甚至是体表根本就没有什么损伤的，如投毒，就要特别当心了，不是有投毒的案子十几年、几十年都破不了吗。

最要警惕的是把凶杀伪装成自杀或是意外事故的。有一个案子，夫妻俩一同睡觉，夜间发生煤气中毒，女的死了，男的活了。我们接到这个案子时感到有点奇怪：从生理上说，男的呼吸深，耐受力差，女的呼吸浅，耐受力强，所以，在同样条件下，男性更容易因煤气中毒死亡。可是这个案子男的活了，女的却死了，这是个例外吗？法医办案就是要先顺着正常的思路和最多见的情况去找，一旦出现异常，又没有合理的解释，往往就是有了问题。

睡在同一房间中夫妻两人都应该中毒，就算是男的命大，侥幸活下来，也应该是重度煤气中毒的样子：头晕恶心，嗜睡萎靡，语无伦次，失去记忆，甚至呆傻，可是这位男士没有明显中毒迹象，思维正常，语言清晰，对答流利。只是发现他与我们交谈时，时常咳痰，痰的颜色是黑的，再仔细看，他鼻子、鼻孔和口唇都有些发黑，这又是怎么回事？煤气中毒没有见过这样的。

现场双人床的枕头旁就是煤炉，炉子上有烟囱直通屋外，炉子连接烟囱地方的炭灰有擦蹭迹象，男的睡在靠近炉子这一侧，枕头和被子上也有少许不易察觉的黑色痕迹。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说，他总咳黑痰可不好，我们对他负责，帮他检查一下，就把他送到了医院，联系呼吸科的大夫对他进行了气管纤维镜检查，发现他的气管里、支气管里有许多黑色物质，取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就是黑色炭末。经过审讯，他供述，他与妻子感情破裂，妻子死活不离婚，只得想出这么个办法。晚上他把烟囱从炉子上拔下来，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当煤气在屋里蔓延开来时，他的妻子中毒身亡了，他却能通过烟囱呼吸；烟囱中的大量炭灰被他吸进了肺里，成了杀人证据。

反过来，如果把自杀或事故错定成被杀，最后顶多是破不了案，抓不到人，公安人员白忙一场，但不会对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当然，把命案错定成自杀和把自杀错定成命案都不应该，法医只要把案件性质定准确了，一般就不会发生大的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