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千代田线
A725K
在地铁千代田线散布沙林的行动小组由林郁夫和新实智光组成。林实施，新实是司机。林年纪大，又是医师且同科学技术省的“武斗派”划清界限——这样的他何以被选为实施者，原由自是不得而知，但林自身推测“大概是为了封口”。即通过让他参与事件而切断其逃路。在这一阶段林已心知肚明。他皈依麻原彰晃[2]程度很深，但麻原好像并未从内心相信他。叫林洒沙林时，林后来说“感觉心脏在胸中陡然一缩”，还说“心脏在胸中倒是理所当然的事”。
林乘坐七时四十八分由北千住站驶发、开往代代木上原的千代田线地铁列车最前面的车厢，在新御茶水站捅破沙林袋，在那里下车。在新御茶水等待的新实让做完案的林上车，直接返回位于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这是交给两人的使命。林不能拒绝，他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马哈姆德拉修行之一”。马哈姆德拉修行是争取被赋予正悟师等级的重要修行。
“想拒绝不是可以拒绝的么？”对于麻原辩护律师的这个执拗的提问，林这样回答：“如果能够拒绝，这一系列奥姆事件岂不（一开始）不会发生了？”
林生于一九四七年，是品川区一位开私人诊所医生的次子，由庆应大学附属的初中、高中升入该大学的医学部，作为心血管外科专门医生在庆应医院工作。后来转去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国立疗养所医院任循环器官科主任医师，乃不折不扣的超级精英。相貌端庄，表情带有一种职业自信，想必是作为医师自然而然形成的。头发似乎在头顶那里开始略略变稀。如多数奥姆干部所表现的那样，姿态端正，脸直对前方。不过说话方式总好像有些单调和不自然。在法院旁听证言时，作为个人我蓦然觉得某种感情的流程在他身上受到阻碍。
他在飞黄腾达过程中突然信了奥姆真理教，九〇年辞职和家人一起出家。两个孩子也在教团中接受特殊教育。医院方面舍不得他的能力而予以挽留，但他决心已定。看上去他对医生这一职业几乎没有留恋之情。在教团内受到喜欢精英的麻原彰晃的重用，任“治疗省大臣”。
林似乎在某个阶段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深刻的根本性疑问，从而水到渠成地为提供超科学答案的麻原彰晃所吸引。
被指名在地铁实施散布沙林的林郁夫于二十日凌晨三时被领去上九一色村的第七修行所，和其他四人一起练习捅扎沙林袋——用打磨锋利的伞尖捅扎充水（代替沙林）的同一规格塑料袋。指挥练习的是教团干部村井秀夫。其他成员有时表现出乐意练习的样子，但林郁夫以不无理性的目光看着其他四人的行为，也没有实际捅扎。在四十八岁的医师眼里，看上去一切都像在做戏。
林说：“我没有练习。虽然一看就会，但我从内心提不起兴致。”
练习完后，五人乘车返回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身为医师的林在那里把加入硫酸阿托品的注射器发给大家，指示说：“如果出现沙林中毒症状，自己立即注射这个。”
去地铁途中，林在市谷的便利店买了手套、切刀、自粘胶带和拖鞋。负责开车的新实弄到了用来包沙林塑料袋的报纸：《圣教新闻》和《赤旗》。“最好不是随处买得到的报纸，那才有趣。”新实以他特有的幽默说。林从中选了《赤旗》。这是因为，如果使用宿敌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那么就太露骨了，效果反而不好。
林上车前戴上了口罩。地铁列车编号为A725K。在车厢里看到妇女儿童，林多少有些动摇，心想在这里洒沙林，自己右前方的妇女必死无疑，要是能中途下车就好了。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就此罢手。这是为了法的战斗，不能优柔寡断向自己屈服。
临近新御茶水站时，他把沙林袋扔在脚下，一狠心用伞尖捅了进去。手有感觉，“噗一声有一种弹力感”。接着捅了几次，至于几次则不记得了。结果，两袋中仅一袋开了洞，另一袋原封未动。
但是，沙林液体从开洞的袋中全部流淌出来，给乘客造成了极大伤害。在霞关站，两位想处理那个袋子的站务员以身殉职。A725K在国会议事堂前停止运行，让所有乘客下车，在那里开始清扫车厢。
两人因林郁夫洒的沙林遇难，一百三十一人受伤。
“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
和泉清佳（当时二十六岁）
和泉是金泽人，现在外资系统的航空公司广报科工作。
大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进了JR[3]做一般性事务工作。在那里工作三年之后，无论如何都想做航空方面的工作，于是两年前断然转行。进航空公司是她小时就怀有的梦想。但中途进这家航空公司，必须跨过千里挑一这道非同一般的难关。而就在她转行不久，上班途中遭遇了沙林事件。
和泉说她“反正就是喜欢自学什么”。一看就知她是个无论做什么都积极而又认真的人，属于一旦确定自己的目标就勇往直前那类性格。健谈，说“正义感”未免说法有些老套，但言谈之间可以感受到那种不拐弯抹角的、敢说敢做的直率。如果不进航空公司，就打算当政治家的秘书。实际上也为取得那一资格而学习过。假如如愿以偿，很可能成为干练的秘书人才。
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合适，一看见她就不由得涌起一股亲切感。觉得高中时代班里就有一两个这种能干的女孩。如今有没有了呢？
她说JR的工作，坦率说来没多大意思。虽然学得社会上不少东西，但感觉上一切取决于人事关系。工会力量非常强大，整体上像是狭小的特殊空间，不合自己的脾性。她想从事能用英语的工作。所以，不顾周围人“何必辞职”那样的反对声音，依自己的判断，毅然转到现在这家公司。但在这次沙林事件中，她在JR研修时接受的应急训练意外派上了用场。
性格上特别喜欢和人接触，一个人连酒吧都不进。至于单独生活，就更“寂寞得受不了了”。
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住在早稻田。因为房子太窄，最近搬了家。
公司位于神谷町，所以我每天的乘车路线是：从早稻田坐东西线到大手町下车，再换乘千代田线到霞关，然后在那里换乘日比谷线到相隔一站的神谷町。公司八点半上班，我每天大概七点四十五或五十出门。一般八点半稍前一些到公司，但我仍算是早到的。大家都踩着钟点上班。在日企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上班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到公司，而外企则是各自按照自己喜欢的步调开始工作。早去公司也不会得到什么表扬。
早上六点十五或二十左右起床。早饭几乎不吃。只是简单喝点儿咖啡。东西线是相当拥挤的，不过除了拥挤倒也没什么不愉快的。至今也没遇到过色狼。
我身体一向很好。但三月二十日那天从早上开始就觉得不舒服，相当难受。心想那也得上班，于是坐上电车，下了东西线，在大手町换乘千代田线。一边想着今天身体不太对劲儿，一边下意识地深深吸了口气。就那样突然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我在千代田线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里。这么说来，到达霞关时，我的位置应该离日比谷线的换乘口最近。电车不是很挤，座位倒几乎都坐满了，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站着。对面车厢一目了然。
我站在驾驶席最前面，抓着门把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吸了口气，一下子觉得很难受。不，不是难受的感觉，而是像给人当头打了一棒。突然间完全喘不过气来。如果再吸一口气，整个内脏就要从嘴里出来了，感觉就是那么强烈。最初一次就像处于真空中似的。我还以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缘故。可是，再怎么不舒服也不至于这样啊，情况就是这么严重。
现在想来有点可笑。我当时还想是不是爷爷去世了。爷爷住在石川县，当时是九十四岁。去年去世了。恰巧，那几天听说爷爷感冒了。我首先想到的是莫非这就是所谓预感？是不是爷爷去世了？
过了一会勉强能呼吸了。就要到霞关车站了，可就在经过前一站日比谷的时候，又突然咳嗽起来。那时候，车内很多人都“咳咳”咳嗽起来了。我感觉车厢里有些不太对头，周围的人也开始骚动起来。
不管怎样，电车终于到了霞关。我什么也没多想就下了车。但有几位乘客下车后，对在那儿的乘务员大概说了“车里有些奇怪过来一下吧”之类的话，把乘务员叫到了车上。之后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列车长将那儿的沙林包拿到了外面，后来去世了。
我同往常一样出了车站，朝日比谷线方向走去。在走下日比谷线站台处的台阶时，突然听到了火灾警报器的声响。“BBB……响个不停”。车站里这种通知紧急事件的声音，我在JR的时候就听习惯了，因此马上想到发生事故了。那时候，话筒里传来了站内广播声。正当我心想就这样出站好不好的时候，日比谷线电车开进站台。
当时车站工作人员的行动，一看就知很混乱。因此我想这可不是普通情况。这趟日比谷线的电车与我想坐的车方向正相反。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列电车也被放了沙林，在神谷还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异常状况，乘客全部下车了。然后电车开进了霞关。
火灾警报器响了以后，站内广播通知大家到车站外面去。周围人都朝出口动起来。我在那里才开始觉得有些恶心，心想与其这样出去，还不如先去趟洗手间。就在站内四处寻找洗手间。先看到了站长办公室，旁边就是洗手间。
我经过站长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三四位车站工作人员横躺着，我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伤亡事件。但我还是径直去了洗手间。过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后，我从通往通产省前的出口向上走。大概前后花了十分钟。这时间里，刚才倒在办公室里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被抬到了外面。
上了台阶从出口出来，往四周一看，怎么形容呢，简直是地狱一般的景象，三个人横躺在地上，嘴里插着勺子。好像为了避免他们咬掉舌头而有人往他们嘴里插了勺子。另外还有六七位工作人员也在那儿，大家都抱着头坐在花坛旁边哭。接下来在台阶的出口处，看到一个女孩在哇哇哭（这位就是在后面出现的野崎）。走到外面的一瞬间，我丧失了所有语言。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我抓住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自己以前在JR工作，已经习惯处理紧急事件，问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那位工作人员眼睛完全没有焦点，目光游移不定，只是一个劲说“帮帮忙吧”，我对一屁股坐到那里的乘车员说这可不是哭的时候。结果对方却说“什么啊，哪里在哭”。可是那个时候，我确实看到了大家好像都在哭。我还想大概因为躺在那里的一位同事去世了，大家才这么悲痛吧。
我问“叫救护车了吗？”答说已经叫了，我也确实听见了救护车的汽笛声，但不是来这里的。为什么我们这里被推后了呢？结果，症状最严重的人却被最后送到了医院，两人都不幸去世了。
这一场面东京电视台都拍下来了。旁边还停着写有“东京电视台”的面包车。于是我对他们说“现在可不是干这个的时候，请把车借给我们，送这些人到医院”。经过交涉一番，开车的人又和其他几个人商量一会儿后，答说知道了，好的。
在JR的时候，我们被要求经常身带红色围巾。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挥动围巾，一挥列车就会停下。于是我最先想到了围巾，有哪位带显眼的围巾吗？我朝四周喊着。有人借给了我。但因为东西太小，只好把我的手帕交给电视台的司机：“请将他们送到最近处的医院。事态紧急，要一路鸣笛，不用管红绿灯，直接开过去。”
手帕的颜色我不记得了，大概带有彩色花纹吧。我只记得这些。是让挥手帕还是要求系在后视镜，这也想不起来了。因为我相当激动，所以这个地方记不太清楚了。不管怎样，让已故的车站工作人员高桥先生和一位助手坐在了后座。此外还能坐一个人，所以又拉了一位工作人员。
后来碰到丰田先生，他说：“那块手帕没法还给你了，后座上的那位当时恶心，手帕正好派上用场。”最后他送我一块新手帕做为礼物。
当时我本以为高桥先生还活着，但细看才知道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要死的人，可当时马上就感觉到了，心想这个人就要死去了。但不管怎么说，必须帮帮他。
驾驶员让我也一起坐上去，我说“不，我不能上去”。因为还有几位被人背到这儿的病人，我必须照看他们。所以我留下了。那辆车到底开去哪家医院了，我不知道。那些人最后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
后来，旁边的那个女孩哇哇哭了起来，身体抖个不停。我走到她旁边，安慰说没事的，没事的。终于，救护车来了。这期间我照看了很多人，他们的脸色与其说是苍白，倒不妨说已经接近褐色。其中一位，一看就像是位老大爷，嘴里不停冒着泡沫。我甚至想，人居然能吐出这么多泡沫啊。我解开他衬衣扣子，松开他的裤带，把摸他的脉，他的脉快得惊人。“老大爷，老大爷！”我叫了几声，没有回答，看来完全没有意识了。
这位看上去像老大爷的人，其实是车站的工作人员。因为已经脱了制服上衣，所以当时不知他是车站职员。他脸色煞白，头发稀疏，我以为他是上了年纪的乘客。后来才知道他叫丰田，是已故车站工作人员（高桥、菱沼两位）的同事。他在千代田线站台工作，是晕倒的三位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在那之后，住院很长时间，是所有患者中住院最久的。
救护车来之后，医生问有意识吗？“没有意识但有脉搏。”我用近乎喊的声音回答。于是救护人员拿出氧气罩扣在那个人的嘴上。接下来救护人员说：“还有一个呼吸器，有谁不舒服快上来，在救护车上吸氧。”我也稍微吸了一些。一个劲颤抖和哭叫的那个女孩不停地吸氧。快吸完时，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那位哆哆嗦嗦的女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以致一整天都出现在电视上。
照顾大家的过程中，我丝毫没有感到不适。听到“吸氧”，才想起自己呼吸也有些不正常。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和这次事件有什么关系。自己身体没事，所以理应照顾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居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件，反正是大事件），帮他们做些事，我就是这样想的。前面说过，我本来早上起来身体就不太舒服，我想即使感到有些不适那也纯属我个人的个别原因。
不知不觉间，恰巧有位公司同事从这里经过。他和我一起，帮助那个女孩逃脱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之后同事说一起走着去公司吧。我也想不管怎样先去公司吧。从霞关到公司大约要三十分钟。走的过程中，总感觉呼吸不畅，但还没到要坐下来的程度，勉强能坚持走。
到公司后，公司的领导们都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于是问：“和泉，真的没事吗？”到公司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领导说：“好好休息吧，不要勉强。”我依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那样开始工作了。结果人事部的一位同事说好像是有毒气，不舒服赶紧去医院。正巧那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妙，于是在神谷十字路口在大家帮助下坐救护车去了医院——一个叫麻布医院的小医院——那里已经来了二十几个病人。
接下来的一周一直处于像感冒一样的状态，还像哮喘一样咳嗽，三天后开始发烧，量了量体温居然四十度。心想肯定是体温计坏了。因为体温计的水银柱已经蹿到最大限度，所以实际温度可能比四十度还高。反正我已经处于动弹不得的状态了。
发烧之后，伴随有哮喘的咳嗽也持续了一个月。这显然是沙林毒气的影响，大概毒气进气管了吧，真是非常痛苦。总之，一旦咳嗽就停不下来。经常痛苦得连呼吸都困难。像这样说话的过程中突然咳嗽起来的状况也时有发生。广报部是与人打交道的部门，我这个样子做工作是非常痛苦的。
我做了很多次梦。大概口含勺子的工作人员形象在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总是梦见他们当时的样子。梦中，躺在地上的人的数目非同寻常，长长地朝远处排列开去。因此，晚上经常从梦中惊醒，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来。
我们当时所在的位置，正是霞关通产省的门口。几个遇害者口吐白沫，还有几个晕倒在地上。道路的这半边简直如地狱一般。与此相对，道路的另半边是一如往常上班的人流，完全是正常世界。我一边照顾病人，一边看着马路对面。来来往往的人虽然面露惊讶神情，像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打算过来。那儿完全是别的天地。没有人停下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
貌似通产省的人就站在眼前。这边有三个人晕倒了，横躺在地上，默默等待迟迟不来的救护车。那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但是通产省的人既没有叫人来帮忙，又没有帮我们叫车。
沙林毒气是在八点十分施放的。等救护车就等了一个半小时以上。那些受害者一直处于没人管的状态。电视里偶尔播放高桥先生口含勺子躺在地上无人救治的场面。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痛苦得无法自持。
——假如那时你作为通勤者从路的另一边走过，你会过来照看倒地的人吗？
会，我想肯定会。我不能容忍把他们放置不管。即便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也仍然会去帮他们的。说实话，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但是又想，即便自己失去理智，也还是于事无补。环视四周，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没有人照顾病人。病人就那样一动不动地被抛弃不管。所以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说实话，对于施放沙林毒气的罪犯，我倒不觉得十分愤怒和怨恨。大概是不能很好地将这些联系起来，才使得我没有对罪犯感到愤怒和憎恨。与对罪犯的愤怒和憎恨相比，因为看到了不幸去世的人们以及深感悲痛的他们的家人，所以这方面的痛苦要大得多。奥姆真理教的某某将沙林带进了电车……这样的问题对我却不构成任何问题。我没有把沙林毒气事件同奥姆真理教联系起来，这样的因果关系在我的头脑里是没有的。
我从不看电视里有关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报道，根本不想看。本来也不打算接受任何采访。如果对被害者、对其家属有帮助的话，我会主动说的。但如果出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好奇心，我是不想接受媒体采访的。
这次的犯罪行为理所当然应被社会各界严厉追究。最让人揪心的是遇难者家属的心情，一想到这些，我就坐立不安。将犯人处以死刑，事情就彻底解决了么？大概因为我亲眼看到人的死亡，所以对死变得敏感起来。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无论对犯人给与怎样严厉的刑罚，我对他们也是无话可说的。
“进公司以来一直在这里（霞关站）。虽然没办法同其他站相比，可我就是喜欢这里。”
汤浅胜（当时二十四岁）
在后来出场的丰田和去世的高桥眼里，汤浅在年龄上完全属于孩子一代，又滑又爽的头发，浑身充满活力。相见时他二十六岁，脸上还带有少年稚嫩的面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
出生于千叶县市川，在那里长大。也是由于有一位年长的堂兄在营团[4]地铁工作的关系，不知不觉对铁路有了兴趣。高中上的是上野的岩仓高中——将来打算从事铁路方面工作的人大部分上的都是这所学校。他一开始就想当司机，选择了机械专业。进营团地铁是一九八九年，那以来一直在霞关站工作。给人的印象很好，坦率、认真，日常工作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正因如此，这次沙林事件带来的打击也就格外大。
汤浅按照上司的命令，用担架把倒在千代田线的高桥抬上地面，在所定位置静静等待救护车到来。然而，本应马上来的救护车怎么等也不见影。高桥的症状在他眼前迅速变糟。一看就知道。但他束手无策。并且，遗憾的是高桥到底没来得及接受治疗，就那样丢了性命。他在那一过程中感受的焦躁、困惑和愤怒，显然非同寻常，完全超乎想像。也许由于这个关系，当时当场的记忆，许多地方变得模糊不清。如他本人承认的，有的部分甚至不翼而飞。
因此，和在同一现场的其他人的证言排列在一起，事情的顺序和内容在细部上多少有所不同，但仍大体照其原样收在这里。毕竟那是汤浅体验的事。
上高中的时候，与铁路有关的专业无非就是机械专业和运输专业。但还是学运输专业的待在办公室的人多一些，例如把时刻表放进抽屉之类的工作。我也喜欢铁路，但程度不一样。相比之下什么也不懂的狂热者太多了。
就业去向当然是JR的人气最高。因为想当新干线司机的人不在少数，但我不同。不过我毕业的时候JR不招人了。因此，一般说来西武、小田急和东急这样的铁路公司很受欢迎。但这些铁路有个规定：“非沿线住户，不予录取。”另外，不在那里打过工也不行。反正相当严格。
我本来也想去地铁的。营团也很受欢迎，工资和其他地方比也不低。假如你想从事铁路工作，就绝不会把你调到百货商店。
车站的工作很多，不只是检票。除了检票口和站台之类的工作外，还有引导遗忘物品的乘客、调解乘客纠纷等等，工作各种各样。十八岁进来，一下子就得做这么多工作，真是太难啦。因此，第一次值夜班的时候感觉一天真是漫长啊。最初工作的几天，晚上末班车结束后去关卷闸门的时候，终于舒了口气：啊，一天总算结束了！全身松懈下来。最初就是这个样子。
最讨厌的是醉汉。有的人喝醉后胡搅蛮缠，有的人跟人吵架，有的人呕吐。霞关不是繁华地段，这样的事还算不多。但偶尔也还是有的。
——进公司前你想当司机来着，可有资格考试什么的？
不，一次都没考过。倒是有好几次机会。但是考虑再三又放弃了。第一年有乘务员考试，参加的人很多。我正好工作了一年，车站的工作也渐渐熟悉了，所以就没参加，虽然刚才我说过会有醉汉之类让人讨厌的事，但我仍想继续做车站里的工作。
是啊，无论如何都想当驾驶员这一最初想法，在站内工作时间里也慢慢改变了。
霞关车站内有丸之内线、日比谷线、千代田线这三条线进入。每个人属于不同的线路，比如我就属于丸之内线。日比谷线的事务所是最大的。丸之内和千代田线也都有各自的事务所和值班室。
发生沙林毒气事件的三月二十日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天。我在千代田线的事务所值夜班。因为千代田线缺人，所以我就补充上了。这是常有的事。值夜班必须几个人，这是有规定的。人数必须凑齐。我们这儿人数不够时，日比谷线也会有人来填补。虽说属于不同的线，但大家都在一个车站工作，都是老熟人了。反正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因此经常委托别人或被人委托，相处得就像一个大家庭。
十二点左右放下卷闸门，关掉检票口，拔掉售票机的电源，接下来洗漱，大约一点多睡觉。因为上早班的人十一点半就结束工作了，所以他们十二点左右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上早班的人四点半起床，上晚班的五点半起床。始发车根据线路不同而不同，大概就五点左右吧。
早上起来后先打扫，打开卷闸门做好检票口的准备工作。接下来轮流吃早饭，早饭我们自己煮，还做大酱汤。轮流做饭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名副其实同吃一锅饭。
那天我上晚班，所以五点半才起床。先换好衣服，五点五十五到了检票口，工作到七点。七点到七点半轮流吃饭。接着去相反方向的虎A口的检票口。虎A口是指A12、13出口处的检票口。在那儿工作到八点十五，至此结束。
和下一位做完交接工作后，我走着去了事务所。正好松本主任拿着拖布从事务所出来。“您这是干什么去啊？”我问。主任说去打扫车厢。我正好工作也结束了，手头没事，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于是和松本先生一起坐电梯去了站台。
丰田、高桥和菱沼已经在那儿了。站台散落着湿淋淋的报纸。他们正用手将这些报纸装进塑料袋。站台上有从袋子里滴漏下来的液体。松本先生用拖布把那些液体擦干净。
我没拿拖布，报纸也没多少，而且几乎都装进袋子里了。所以我没帮上什么忙，只是在旁边看着。
我也想过，这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没想到会是沙林毒气。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接着高桥朝尽头的垃圾箱走去。可能因为擦地板纸不够，打算去垃圾箱捡些被扔掉的报纸来擦站台被弄湿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垃圾箱前的高桥踉踉跄跄倒下了。
大家慌忙跑过去，问高桥“怎么啦，怎么啦”。都以为大概因为上夜班又跑来跑去的，所以有些不舒服。谁都没想到会那么严重。问他能不能走。但看样子不能走了，要用担架。站台有用于联络的对讲机，就用它通知事务所拿担架过来。
高桥的表情显得极为痛苦，说不成话。他挣扎着像要用手放松领带。到底是哪里难受呢，看起来真得很痛苦。
用担架把高桥抬到事务所后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时候我问丰田：“救护车来，应该在几号出口”？这种时候救护车停到哪个地方，是定好了的。所以我就问了丰田。结果丰田却口齿不清。真有点奇怪。但我想丰田大概是因为当时脑子很混乱，才说不清楚的。总之，地点是在A11号出口。
我先飞跑到A11号出口。在高桥被抬过来之前我先在这里等救护车。等车来了，我再领着去接高桥。我出了出口，在通产省旁边等救护车。
在去A11号出口的途中，正好碰见日比谷线的职员，听他们说，日比谷线的筑地车站发生了爆炸事件。更详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车站十五日那天也放着一些可疑的东西。这个那个，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好奇怪的一天。我一边想着，一边在A11号出口等救护车来。
但是左等右等救护车都没来。这时间里，事务所其他人也上来了。大家都说，还没来么，怎么办啊。最终决定不管怎样先把高桥抬到出口处。我一直在外面不知道，听从事务所上来的几个人说，在事务所越待越觉得不舒服，所以都不愿意再回事务所。肯定是因为塑料袋装的东西（沙林毒气包裹）还在事务所。
但不管怎样，必须把高桥抬上来。所以大家又下了台阶返回事务所。
回到事务所，有位症状加重的女乘客坐在入口处的沙发上（后来的野崎小姐）。高桥在里面，放在地上。情况比刚才严重不少，意识也几乎完全丧失。其他工作人员跟他说话，也似乎没反应。我们四个人把担架上的高桥抬到了上面。
可是无论怎么等，救护车就是不来，真是非常焦急。为什么还不来啊？现在想想，救护车肯定都去了筑地。能听到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但就是不来这儿。我还担心是不是搞错地方，跑到别处去了。甚至想跑过去把他们叫过来。
实际也往那边跑了几步，但跑的时候觉得有点目眩，头也有点……，感觉不太舒服。但当时只以为大概是上早班的原因。
把高桥往上抬的时候，媒体的人已经到了出口处。女摄影师“啪啪”拍照。不，不是电视台的，因为她拿的是普通的静止相机。我看她是媒体的摄影师。因为拿的是专业人士使用的大型照相机，好像在拍躺着的高桥。我因为救护车迟迟不来有些激动，就对摄影师生硬地说：“不许拍照。”陪同摄影师的一个男的也挤进来。我也冲着他喊：“不许拍照。”当然摄影师的工作就是拍照，但我还是无法忍受。
接着电视台的面包车来了。后来才知道是东京电视台的。我好像接受了谁的采访，问我情况如何。是不是东京电视台，我记不清楚了。但这根本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救护车还是迟迟没来。
这时候得知电视台的人是坐面包车来的，就跟他们交涉：“既然有车，那么就帮我们运送病人吧。”可能我的口气有点强硬。到底是怎么说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当时很激动，再加上互相之间对彼此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交涉稍微花了点时间。反正对方没有马上同意。彼此沟通花了些时间。
说好以后，把后排座位放倒，让高桥躺上去。另外一位职员（大崛）因为不舒服也坐上去了。他因为一直看护着高桥，上到地面后症状就加剧了，有点呕吐。另外还有一位职员（泽口），总共三位被拉走了。
我问司机：“医院找得到么？”他说找不到。我就坐到助手席上跟他一起去了。目的地是日比谷的H医院。因为车站里有病人的时候必去那里。那时有位普通女乘客说：“如果有块红布什么的，别人就知道是救护车了。”后来听丰田说，那是一位以前在JR工作过的人说的。但那时候没有什么红布，那位女士就把手帕给了我。我把手伸到窗外，挥动手帕，就那样去了医院。那手帕不是红色，是普通花纹的。
早上九点左右道路相当拥挤，我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光是等救护车就花了相当长时间。司机什么样，给我手帕的那位女士的长相完全不记得了，想不起来了。我当时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连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也没有。去医院的途中，大崛先生吐在了后面座位上，这一点我还记得。
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还没开门。是几点我也记不清了。因为是开门之前，也就九点左右吧。放下担架，我就去了问询处。进去后我说：“情况紧急，拜托了！”接着走出医院来到外面，在高桥先生身边守着。高桥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大崛先生一直蹲在那里，但是医院却没有一个人出来。
——谁也没出来？
大概他们认为情况并非多么紧急。我因为思绪混乱，也没有详细跟他们解释，只说了句“情况紧急，拜托了”。所以他们就以为不是什么紧急情况，不管怎么等都没人出来。
于是我又一次去了问询处：“拜托了，请来个人吧！”这次语气比较强硬，总算有几个人出来了。看到高桥和大崛的样子，他们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把病人抬进医院。您问这过程花了多长时间？绝对不止二十分钟。我当时大概也很恼火，说话可能有些激动。
泽口留下来陪护，我和电视台司机一起返回地铁站，还是八号出口。那时候，我也差不多平静下来了。或者说不停地告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大崛刚才吐在了座位上，我向那位送我们去医院的司机道歉说：“把座位弄脏，真是对不起。”司机很客气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不用放在心上。”我终于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了，再以后的事就记不清了。
记得回来的时候，丰田和菱沼已经被抬上来了，两人都完全一动不动。那儿有救火用的氧气瓶，把它对在丰田和菱沼的嘴上。又给他们做人工按摩什么的。除了他俩，那里还蹲着几位职员和几位乘客。旁边是通产省的墙根，大家都坐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依然一头雾水。
又过了一阵子，救护车终于来了。那段记忆不太确切。菱沼和丰田好像分别被两辆车拉走了。一辆车拉不了两个人，另外一个人被一辆不是救护车的车拉走了。那时候拉走的只有两个人。除了他们，那儿再没有重病人了。
当时11号出口聚集了很多人。媒体的人也来了很多，警察和消防人员也来了。我记得人很多。媒体的人拿着话筒，一个劲儿采访乘客和工作人员。可能那时车站已经不让进去了。
现场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我走着去了H医院。到了医院，大厅里有电视，正播放NHK[5]新闻，里面有地铁事件的场面。这时我才得知高桥去世了。通过电视荧屏知道的。还是晚了，真是太遗憾了。
我自身的状况是瞳孔收缩，感觉四周昏暗，然后是轻度呕吐。但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接受什么检查或问诊。只是过一会输了一点儿液。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输液再说，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段时间也一直穿着制服。我算是症状轻的。应该是靠近现场的人里面受害最轻的。大崛可是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我大概是因为较早从现场出来的关系。
输完液，我和其他几位职员一起走着回到地铁站。因为千代田线途经霞关站，所以我们返回了丸之内线事务所。忙这忙那，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真是长长的一天。第二天休息了一天，二十二日就回去上班了。
说实话，关于事件当时的记忆很零散。有的地方印象深刻，有些地方就模糊了，或者说突然断开了。因为我情绪激动的缘故吧。比较而言，高桥晕倒的场面和送到医院的场面还记得。后面的就记不太清了。
和高桥并非私交很深。高桥是车站的副站长。比我年长很多。因此我们的地位不同。高桥的二儿子（同是营团职员）也在车站工作。说起年龄，和我差不多。因此，从年龄上看，我们就像父子。但是和高桥说话的时候，我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年龄差。他不是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前辈和后辈关系的那种人。非常和蔼，是谁都喜欢的一个人。对待乘客也是，什么时候都很亲切。我叫他高桥，但大家都叫他的爱称“一正”。他就是如此受大家喜爱。
我并没有产生因为遭遇这次事件而有换一个地方的想法，丝毫没有。进公司以来一直在这里（霞关）。这里虽说没法和别的地方比，但我还是最喜欢这里。对这里有特殊感情。
“那时高桥还活着。”
宫田实（当时五十四岁）
宫田实在名叫三和商事的公司工作，六年前开始为东京电视台开车。平日一直守在电视台里，一有事件发生就开起装有直播器材的车奔往现场，但他本身不属于电视台人员。不知道制度是这样的。但不管怎样，开车是一把好手。时而拼命超车，时而受命直接从东京开去北海道。
开车开很久了，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握方向盘。年轻时就喜欢汽车，一说车就满面笑容。不过几乎从不违规和出事故。由于不得已的原因一年里违规一两次——“明知故犯”——此外无可挑剔。他说：“不光看前面，还要看后面，这样开起来才不至于出事故。”不过，在沙林事件现场因为看不下去而把受害者送往医院时，车不得不横冲直闯。
生在东京长在东京，家里有太太和一个小孩儿。看上去十分年轻，根本看不出有五十五岁。讲话干脆利落，不啰嗦，显得非常果断。这种果断在事件现场发挥了作用。
分配给我的是一辆丰田汽车。电视台的名字大大横写在车上。这是我的专用车。一同去的工作人员时常变换，不过车总是这一辆。平时都在下面值班室那里停着，一旦有事，马上出动。工作大致是从九点半到六点半，不过有时候会加班，偶尔半夜被叫去的时候也有。一年会有那么几次吧，倒也不是太多。
对驾驶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是比其他电视台晚到就麻烦了。可车毕竟是车，也不能开得太快。但为了早到一会儿，比如说可以选择那些不拥挤的道路什么的。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空闲的时候总是看地图，把那些细小的路段也一一记在脑子里。关东一带，即使第一次去的地方，路也还是大体知道的。
事件每天都会有。啊，今天一天很闲没什么事可做——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
三月二十日那天，八点半出了电视台，和摄影师一起去上田帕罗取材。上田帕罗位于兜町，是贸易区。虽说是采访，其实也不是什么紧急的事，只是去拍摄一些图像资料而已。
从神谷町站的十字路口直走，正要从昭和路的十字路口通过的时候，看到十字路口那里好像有什么大的骚动。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事？我边看情况边慢慢开车。摄影师也说：“说不定还没等咱们到目的地，就会被叫来这里。”车上只有我、摄影师和VE（图像工程师）。所以我就那样慢慢开车。
正当我们要穿过新桥隧道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电话打来了，让我们前往霞关的十字路口。目的地不是神谷町，而是霞关。去的地方是外务省、大藏省、经济产业省和农林水产省的拐角处一个最宽敞的地方。到那儿的时候，看见几个穿着绿色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倒在地上。躺着的有两三个，蹲着的有两三个。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大声喊叫：“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我们是最早到达的媒体。当时那儿只有一辆救护车，并且已经有几个人抬上去了。旁边有位警察，用无线电话怒气冲冲地说：“把这辆车先做救护车用吧！”那时候，在筑地等其他地方已经发生了恐慌，所以救护车没能来这里。连便衣巡逻车也被用来运送受害者。人们都满口怒气。这场景被我们的池田给拍下来了。
如此一来，就有人说：“有拍照的时间，干嘛不帮忙把晕倒的人或受害者运到医院去？”因为救护车迟迟不来，所以就直接求我们了：“既然那里有车，就帮我们运病人吧！”
可是，车上还放着器材等其他必要设备。车走了会很麻烦的。VE牧君也在场，于是他、我、池田三人商量了一下：怎么办好呢？不送病人的话也太说不过去了。最后我说还是我去吧。“送到哪里好呢？”我问刚才喊的那位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对方回答说：“送到日比谷的H医院。”最近的医院其实是虎门医院。我觉得有些奇怪，就问了问原因。结果说营团地铁的指定医院是H医院。我说“知道了，这就送去H医院。”虽说是紧急任务，但并没有带红色紧急灯。于是，坐在副驾驶员位置的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从窗户伸出手，摇晃手帕，就这样一直开到H医院。
红色手帕是当时在场的一位像是护士的年轻女士给的。她说要想让别人知道这是救护车，最好摇晃红色手帕。当时拉的是已故高桥副站长和另外一位不知道名字的人。不过，应该是车站工作人员。年龄三十左右，那个人的症状比高桥先生轻，自己还能上下车。把他俩抬到后座上，放倒座位让两人躺着。
那位年轻人一直对着高桥先生喊：“高桥先生，您没事吧？”我们才知道，那位是高桥先生。不过，高桥先生几乎没什么意识了。问他有没有事。他也只是唔唔呻吟，处于完全不会说话的状态。我们把装在车上的器材都卸下去了，以便需要时使用。
H医院位于新桥附近、第一酒店的旁边，是一家相当大的医院。到达那里花费的时间，大概三分钟左右，很快。路上，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一直摇晃红色手帕，意思是说：“紧急情况，请允许通行”。一路闯红灯去的，单行线也闯进去了。警察看见了也说：“走吧，快点走！”我也想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拼命开车。
但是医院的人却迟迟不让我们进去。有护士出来，我们说这两位好像在霞关毒气中毒了。而她们却说医生不在，不让我们进去。结果，好一段时间都没人搭理我们。说“无人问津”可能对不住医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不明白。
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在问询处哭也似的央求医院的人：“快要不行了，请想想办法”。我也过去了。那时候高桥先生还活着，眼睛一眨一眨的。高桥先生从车上抬下来以后，就一直躺在路上。还有一位蹲在那里。大家都一肚子火。至于在那里花了多长时间，具体的说不上来了。不过，时间相当长，就那样被扔在外面。
又过了一会，终于有医生出来了。用担架把两位病人抬到了里面。
总的来说，发生了什么，院方对于情况也是一无所知的。也没有任何人通知他们：“给你们那里送去病人了。”所以他们丝毫不了解情况，完全不得要领。那时已经过了九点半，距事发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即便如此，院方对于事态依然全然不知。我们好像是去的第一批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事态根本不了解。
从结果来看，如果当时去了虎门医院说不定就得救了。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虎门医院又近，走几步就到了。H医院一点也没有紧迫感，给人感觉就像是“反正先看看再说吧”。那时候的我们已经在竭尽全力，如果能早三十分钟，或许他们就得救了。真是可惜。
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看着，真是可怜。已经很严重了。单位的同事、长辈就在自己眼前处于生死边缘。他拼命地不断地喊道：“快点给看看，快点给看看！”我也一直担心到底会怎样，在医院门前等了一个小时，但是没有任何回音，只好返回现场。那以后我再没有去过H医院，也没见过那位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
那天晚上我得知高桥去世了。自己送去的人去世了，太遗憾了。
对于奥姆真理教的愤怒？那已经不是什么愤怒了，我不是在开玩笑。简直骇人听闻。那些人说什么是受麻原指使才做的。我希望他们既然做了就做好死的心理准备来接受审判。
我因为工作关系去了好几次上九一色村。那里的普通信徒，个个都像丢了魂一样，呆呆的，不哭不笑，面无表情，就好像戴着面具。我想那就是所谓精神控制吧。但是，身为头领的那些人却不是，他们仍然面带表情，会考虑问题，会笑会哭，没有受到精神控制。指令是他们发出的。信徒们想跟麻原夺取国家政权。即使辩解也没有辩解的余地，最好把他们全判死刑。
我到目前为止，因为工作去过很多现场。阪神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去了，但沙林毒气事件是最特殊的。那完全是地狱。不错，也许我们的取材方式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采访者是多么不幸，我认为很了解这点。
“我不是沙林受害者，是亲历者。”
丰田利明（当时五十二岁）
丰田是山形县人，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恰巧同沙林事件发生日期相同——进入营团地铁。“高中毕业后在乡下也找不到事做，真正是只背一个铺盖卷来到东京的。”本人这样说道。并非对地铁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亲戚介绍的。自那以来三十四年间一直在地铁站工作。说话还多少可以听出山形口音。我倒无意以出生地归纳人的性格，不过给人的第一印象的确是做事不屈不挠的“东北人”。
说实话，同此人交谈时间里，我脑海里始终浮现“职业伦理”这四个字。或许可以换成“市民伦理”这个说法。三十四年间在现场脚踏实地工作，从中得到的类似ethics（道义性价值观）那样的东西仿佛成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一看就知是一个好样的从业者、一个好市民。
这当然不过是想像，在千代田线霞关站处理沙林袋而不幸失去性命的丰田的两个同事也好像具有同样的——尽管程度不同——伦理观。从他的话语中，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为了保证在使用体力的地铁站工作不出问题，至今仍每个星期跑步两次，甚至参加过公司内部的职场接力对抗赛——那可以出汗，忘掉工作，“很开心”。
差不多听他讲了四个小时。尽管事情让人难受，可他一次也没抱怨、没哀声叹气。“想尽快克服自己心理软弱的一面，忘掉那个事件”——虽然丰田这样表示，但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往后他必须抗争的东西是那么鲜明、那么巨大。至少我是那么感觉的。
采访丰田之后，我每次坐地铁都注意仔细观察在地铁站工作的站务员的身姿。工作的确够辛苦的。
一开始我最想说的是，如果可能，这件事我尽量不想去谈。事件发生的前一晚，我和去世的高桥一起在车站留宿。当天我作为事务助理在千代田线工作。结果，两位同事都在那时去世了。都是同吃一锅饭的同事。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那件事。说实话，我本来是不愿意再想这件事的。
——明白了，您说的我很能理解。必须问这些事，这也让我感到痛苦。我想尽可能不触动已经开始愈合的伤口。但作为我，在这一事件上面打算更多地——哪怕多一个人也好——直接听人介绍情况，以便作为活生生的证言写成文章，出一本书。想以准确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东京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有不想说的，不说也可以的。只说您认为可以说的就行——能让我听一听吗？
当然向他人传达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好不容易开始忘掉，却又旧事重提，这样一种心情却怎么都无法抹去。我总是想忘记想忘记，可一有什么事情就又想起了。
不过也是，不能光说这些。好吧，我尽量试试吧。
有一种叫“全泊”，那一天的前一天在车站留宿，工作到第二天的早上八点。七点四十的时候，在五号线的站台向一位叫冈泽的站务助理道一声“没什么异常”，开始工作交接。之后，我检查完检票口和站内情况，回到事务所。高桥（殉职）在里面。我去站台的时候，他在事务所。他去站台时，我在事务所。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轮流。八点前，菱沼先生作为调头车的确认者也赶来了。菱沼先生是电车区段的人，负责指导司机和乘务员。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边喝茶边互相说着笑话，谈什么“只要有我在，电车就不会晚点”之类的话。大家都很有精神地打着招呼。
到了八点，高桥去了上面的站台（千代田霞关的事务所在站台底下一层）。我在事务所，向早上来上班的工作人员交代一天当中的注意事项以及联络事项。这时候，冈泽回来了，拿起对讲电话说：“接到通知，筑地发现了疑似爆炸物之类的东西，电车因此停驶了。”日比谷线一停止，从霞关开往日比谷方向的车自然忙碌起来。因为筑地一发生什么事，电车的折返点就在霞关。紧接着，从指令所那里来电话说：“电车里有不明物，希望予以确认。”是冈泽接的电话。我说：“我去看看吧，你在这等着，以便联系。”说完我就上了站台。
上站台一看，电车的门已经关上了。是一列编号为A725K的由十节车厢组成的电车，眼看就要驶发了。这时我发现，站台内地上一点一点的，就像灯油洒出来一样。
一节车厢有四个门，位于最前面那个门附近的站台圆柱底部那里的第二个门好像有煤油滴下来的痕迹。而且圆柱的周围散落着七八个揉成一团的报纸。感觉好像有人试图擦掉这些痕迹。高桥在站台上，应该是他擦的。
菱沼上驾驶台和司机说话，但电车运行似乎没什么障碍。那时正好有相反方向的六号线站台开进来一辆电车。（扩散沙林毒气的）说不定是车进站带来的风。
普通垃圾铲很难将这些报纸收拾起来，所以我告诉高桥说我去拿塑料袋，返回办公室。
我又从办公室去了值班室，指示那里的工作人员：“煤油之类的东西洒在站台里了，快准备拖布，手头没事的人快来帮忙。”冈泽委托别人看门，跟我来到了站台。那时候，站内广播正在播放着日比谷线停止运行的消息。
我遭受沙林毒气后，前后的记忆很模糊，记不太清了。不过，去站台的途中好像有人给了我一把拖布。拖布是我们日常使用惯了的工具。这是因为，污渍和水洼之类的东西，不马上擦掉，乘客有可能摔倒受伤。比如，站台洒上了酒，也得赶快用拖布擦，往上面撒上锯末擦掉。这些作为工作中的常识早被牢牢规定下来。
圆柱底部放着用报纸包起来的什么东西。冈泽打开塑料袋，我蹲下去把它们捡起来，放进袋子里。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像油似的，黏黏的湿湿的。那些包裹，即便电车经过时带起的风都没把它们吹动，显然相当重。后来，菱沼也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将揉成一团的报纸归拢起来，放到塑料袋里。一开始我以为是煤油，却没有煤油的味道，也不是汽油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很难表述。
后来听说，冈泽因为受不了这种味道一直扭着头，我也觉得味道让人讨厌。过去，我去乡下参加过火葬，跟那个味道相似，也像死老鼠的味道。对，就是那样的味道，很强烈。
那时候我有没有戴手套也想不起来了。我经常带着手套以备不时之需（掏出手套），不过戴手套是不能打开塑料袋的呀。所以我想当时我应该是没戴手套。后来冈泽说：“丰田你那时候没戴手套，因为从你的手指缝里还滴滴答答滴东西。”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后来听他这么一说，吓得浑身发抖。
但是，从结果来看，没戴手套却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戴手套，渗进去的沙林毒气就被带到别的地方了。而空手就全都滴了下去。
报纸大体都收拾到塑料袋里了，但站台上还残留着煤油之类的东西。当时，我还提心吊胆地想会不会爆炸啊。因为有通知说筑地有爆炸物，并且前不久的三月十五日，在丸之内线的霞关有人放了类似小型公文包的东西。有人怀疑是奥姆真理教的人干的。还有人说里面放的是肉毒杆菌。当时有个助理将这箱子从垃圾箱附近搬到没人去的临时检票口，那个人说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很可能死掉。
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对家人说今晚可能回不来，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工作中随时可能发生什么。当然沙林毒气事件就是一件。另外比如因吵架而掏出刀子的人也可能有。精神不正常的人突然从后面把站在车站里的工作人员摁倒在轨道上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还有，发现爆炸物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对部下说你去拿。像我这样性格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必须自己去拿。
这样的事情，从我年轻时做监督工作期间就一直考虑。因此，那时我想的是必须趁这个东西在站台爆炸之前把它带到没有乘客的地方，至少先把它拿回办公室。
袋子是透明塑料垃圾袋。塑料袋的口应该是封住的，因为着急把它快点带到哪里去，所以我想当时大概没有系得很紧。我和冈泽回到了办公室。打扫的事交给了别人。高桥还在站台上继续打扫。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管谷助理（当天值全夜班的副站长）来接班。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在哆哆嗦嗦颤抖了。想看看时刻表，却连数字都没法看下去。管谷和我擦肩而过，对我说：“还是我用指令电话报告吧。”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将塑料袋放到了办公室休息处长凳下面。
有问题的A725K车在我去办公室取塑料袋的时候已经发车了。应该将不明物放了下来，又打扫了车厢，然后才发车的。菱沼是负责运行的助理，估计和指令所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去下一站的指令。
高桥总是站在车站里离车头最近的站台处。因此，应该有乘客告诉他里面有奇怪的东西。他当然想早点把它处理掉。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以上不过是我的想像。我觉得高桥自己把那个包裹拿到外面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他离那里最近。
对面站台上有垃圾箱，我猜想高桥有可能从那里拿来报纸擦了车厢地板。同时，菱沼也指示司机打扫一下车内，于是他们两个分头打扫了。如果附近有拖布的话，自然就用拖布了，没有的时候，出于着急收拾好的迫切心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了报纸。当时时间很紧，正处于上班高峰期，大体上只有二三十秒的间隔时间。不过，这些终究不过是我的想像。
接下来，我回到办公室看表，想把当时的时间记下来。我因为工作关系，有及时把一些东西记下来的习惯。过后要写报告书，所以必须事先记录下来。事发时间是八点十分，所以我想写八字，可圆珠笔一个劲儿颤抖，怎么都没法写。身体也不停颤抖，连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不行。接着眼睛也渐渐看不见东西了，数字也看不见了。视野越来越狭小。感觉完全莫名其妙。
这时，站台那边传来消息：高桥晕倒了。有一位拿着拖布去帮忙打扫的工作人员，回来拿担架，说高桥晕倒了。然后，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一起去救护高桥。我当时根本无法去帮助高桥，身体颤抖不止，什么都没法做。勉强能做的就是按铁路电话的按钮了。我给霞关站日比谷线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高桥倒下了，希望来救援。但是因为颤抖不止，发不出声音。
身体这么颤抖下去，明天很可能没法工作了。我开始检查教育资料等用品。不管怎样，现在得先收拾收拾日常用品。已经给医院打电话了，一旦被带到医院，什么时候能回来，就不得而知了。绝对不可能明天就回来。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收拾行李。这时间里，沙林毒气包裹一直放在旁边的办公室凳子的下面。
那时候，被担架抬回来的高桥已经没有意识了。我招呼道：“一正，一正加油！”可高桥纹丝不动。无意间一看，狭窄的视野中有一位女性，她也来到了办公室。于是我想，必须处理掉那个塑料袋。若在这爆炸，很可能伤到乘客和工作人员。
接着，有人告知高桥的口腔已经变得硬邦邦的了，感觉就像癫痫。我想必须处理那个塑料袋，于是拿起袋子。又想到在此之前必须帮助高桥做点什么。我发出指示，给高桥嘴里塞手帕，塞的时候小心手，不要被咬住。我听说给癫痫病人嘴里放东西时手会被咬住。
那时候，我自己的状况也很惨，流鼻涕，眼泪扑簌簌往下掉。不过当时自己全然不知。后来有工作人员说：“丰田，你当时的脸真是没法看。”我这才知道当时自己的状况。
我对刚来帮忙的工作人员说：“把这个塑料袋拿到那边去”。我让他拿到里面的休息室。这样，即使爆炸也不会对这里的人造成危险。休息室和这边用不锈钢隔开了。
我后来才知道，据说那位女性在电车中看到了不明物，前来告诉我们。她因为感到不舒服，在二重桥前下车，又坐下趟电车才来到霞关（后面的野崎）。
这当口，菱沼从站台回来了。我对菱沼说：“刚才拿回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身体抖个不停，这样的情况生来还是第一次。我在车站工作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菱沼好像是和用担架抬来的高桥一起回来的。菱沼自己也眼睛看不见了。好像因为工作人员晕倒了，所以他给下趟车发了信号。
我当时想，不管怎样，我的职责算是尽到了。不明物暂且处理了，菱沼和高桥也回来了。这样，作为当天值班助理的我，职责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对来帮忙的工作人员说：“救护车会来A11a出口处的，去接接吧！”也就是通产省门口。如果救护车来，那里是最方便的。因为我做的是这种工作，所以救护车在哪里停最近，我平时就记在脑子里。我就指示他们把担架抬到那里，在那里等着。
接下来，我去洗了脸。鼻涕出来了，眼泪出来了，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我只想把脸弄得干净点。我脱下制服，在水龙头下洗了洗脸。洗脸的时候，为了不弄湿衣服，我一直都是先把制服脱下来的。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但是，后来得知，把制服脱下来是件好事。因为制服上已经沾上了沙林毒气。同样的道理，洗脸也是对的。
那时候，身体已经抖得很厉害了。当然，感冒的时候因为凉气也会打颤，但是这比那个要严重得多。不冷，可身体却抖得没法停下来。往小肚子使劲也不管用。接下来，我走到物品保管箱，拿出毛巾擦脸。边走边擦，半路上就觉得怎么都站不住了，结果就那样摇摇晃晃倒了下去。
想吐，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我和菱沼几乎是同时晕倒的。我们差不多同时说难受。我的耳边至今仍残留着菱沼当时的声音：“啊，难受！”旁边有人说已经叫救护车了，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坚持一下——这种声音也还响在耳边。后面的事情就完全不知道了，也不记得了。
当时也没想到什么死。我想高桥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吧。心想如果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与死相比，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想办法做自己的工作，这种心情是占上风的。必须首先完成自己作为当天站务助理的责任。洗脸时也满脑子都是工作的事和工作人员的事。
据说我嘴里一个劲地冒泡泡。还把擦脸的毛巾紧紧地握在手里，怎么都不松手。不过，后来工作人员帮了大忙。办公室里有空气呼吸器，我们的工作人员绀野把它拿来，让我和菱沼吸。我的症状好像比较严重，自己都按不住面罩，只是瞪大眼睛。但菱沼是自己按着面罩。因此，那时候我的症状应该比菱沼严重。
办公室的担架用来抬高桥了，没有担架抬我们了。于是工作人员从内幸町口的检票口拿来担架，先把症状较重的我抬了上来。菱沼用的则是留宿时候用的新床单，用那个抬上来的。于是大家都在A11a的出口处等待救护车。（别人也证明了，救护车迟迟不来）
我被抬到慈惠医大医院，恢复意识是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为了吸氧和让肺动起来，我的嘴里被塞进两根管子。不能说话，还从头部注射点滴。两处动脉也被插着什么东西。家人都在旁边。
之后，霞关的四位职员来看我。我不能说话，只好借来笔。由于手握不住笔，只能用手指夹住，勉强写出“一正”两个字。高桥一正的一正。因为我们都把高桥叫“一正”。我的意思是问高桥怎么样了。他们用双手做了一个“×”姿势，就是说不行了。最终还是没抢救过来啊！接着我又想打听菱沼。但菱沼的名字怎么都想不起来。记忆完全停止。于是，我用片假名写了一个“乘务”。结果他们又做了一个“×”。我知道，菱沼也没救了。
之后我又写了“カスミ”。问有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受害。这样，知道再没有其他人受害，我算是最严重的了。
我感慨只自己活下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一无所知。知道的是，自己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得救了，让大家担心了，还见到了很多人。这些是我深深感受到的。说庆幸重生，实在对不住其他人。不过，身体终于有了点力气。恢复意识的第二天怎么都不能入睡。感觉就像第二天要郊游的孩子，头一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我想，多亏了大家我才能得救。因为大家齐心合力及时伸手援助，我的生命才得以挽救。
三月二十二日出院，之后又在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五月二日重新回去工作了。虽说体力渐渐恢复了，可是心理问题却很难战胜。首先是睡觉睡不实的问题，睡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突然一下子就醒来了，再就怎么都睡不着了。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好几天，真是痛苦。
另外就是特别容易发火，或者说是焦躁。不管对什么都莫名其妙地动怒。肯定是兴奋状态的一种。这也是因为我不会喝酒，所以心里的问题不能很好消解。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本来告诫自己要冷静的，可一遇事，脑袋就一下子热了起来。
妻子一开始特别细心照顾我。可由于我总是乱发脾气，所以她也烦了。我也觉得还是早些回去工作好。穿上制服在站台工作，也是战胜自己的方式。这样，回到工作单位就是第一步了。
外表看起来我一切正常。但精神上却背负着沉重包袱。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当然，重新开始工作也是有恐惧感的。同样的事情也许还会发生。关键是如何克服恐惧。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考虑这件事。不然，始终抱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态度，不知不觉之间自己的心态就会扭曲。受害者心理必须尽可能抛弃，自己的敌人其实是消极的自己。
这是因为，偏巧坐地铁不幸遇上这次事件而丢了性命或成为受害者的乘客也是有的。仍在痛苦中煎熬的人也是有的。想想这些人，就知道始终把自己看做是受害者的想法是要不得的了。所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而是沙林毒气的亲历者。说实话，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但我尽量克制不去想这点。何况又不是卧床不起。如果说是后遗症，那么只能慢慢消沉下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抱着积极态度克服它。至少自己活下来了，单凭这一点就很值得感恩了。
当然，恐惧和心灵创伤还是有的。即便要求我展示出来，也无法做到。无论对去世的人们，还是对殉职者的家属，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
我现在也不觉得恨奥姆真理教的人了。这些就交给当政者吧。作为我，叫作憎恨或立场之类的东西已经早就过去了。即便恨他们又有什么用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道我也不看，看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不看也明白。看了里面报道的情况，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判决、量刑什么的也没有兴趣。那是法官决定的事情。
——不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造成奥姆真理教这些人出现的社会土壤。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与乘客接触，这点事情自然就知道了。那是道德问题。在车站，能很清楚地看到人性善的一面以及恶的一面。比如，我们拿着笤帚和垃圾铲打扫站台，刚打扫完，就有人啪地扔烟头或垃圾。与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的人相比，只看别人不好的一面而自以为是的人要多得多。
——道德一年不如一年吗？
你怎么看？
——我（村上）不太清楚。
那么还是多少注意些好。
当然，也有乘客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始发车上有一位经常跟我打招呼的五十上下的男士在我回到公司上班和他见面之前，他大概以为我活不成了。昨天早上我碰见他了。他说：“活着就意味着必须做点什么，请好好努力！”“是啊，我必须感谢一切，一起努力吧！”我回答。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鼓励，能接受如此开心的问候就是幸福。
怨恨什么也产生不了。
野崎晃子（当时二十一岁）
本来打算把野崎晃子（假名）小姐的证言收在这里的。她在上班途中目睹了千代田线车厢里的沙林袋。因为呼吸困难而在二重桥站下了车，而乘下一趟车去霞关站事务所报告“发现了可疑物”。汤浅君和丰田先生在事务所里见到的年轻女性即是这位野崎小姐。和泉小姐从媒体采访人员中护送出来的，也是这位野崎小姐。
她的证言是证实这些人证言的重要一环。由于种种原因，其证言未能收在这里。但为了明确她的存在，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将这段文字写在这里。
“不是坐不坐地铁的问题，出门本身至今都让我害怕。”
高月智子（当时二十六岁）
高月现在涩谷区同丈夫一起住在外祖母家里。卷入沙林事件时，两人刚刚结婚，单独在川崎市生活。
现在住的池尻大桥这个家，原本是她母亲的娘家。如今独自生活的外祖母将二楼作为出租屋经营，她借住其中一个套间，“城中心，方便，房租也便宜。”她说。但她外祖母解释说：“我腿脚不好，想必是放心不下才来的。”事件发生当时，她的乘车路线是：乘南武线从中野岛坐到登户，转乘小田急线坐到代代木上原，再从那里乘千代田线坐到霞关，又在那里转乘日比谷线坐到神谷町。
高月说她二十六岁，但看上去说是大学生也有人信，苗条，充满青春气息。提出采访时，她很客气，淡淡地说“我没受多大伤害，没什么要特意说的，还是先采访别人……”。但实际听她说起来，得以明白她至今仍在承受那起事件带来的非同一般的影响。看起来倒像是性格坚强的人，但并非主动和人交谈的直言快语那一类型。尽管如此，斜对面交谈时间里，也还是一点一点说出了心里话。
采访过程中，她那位身材高大而似乎性格沉静的丈夫小心待在里面房间里。她介绍说，一次外出喝酒时因为人数不够，她被朋友勉强拉去充数，结果两人相识。
顺便说一句，高月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沙林事件受害者。
公司在神谷町，从川崎的家到那儿大约要花一个小时。没有感觉通勤时间特别长，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那再平常不过了。
电车内特别拥挤，为了避开客流高峰期，平时我很早便从家出发。总感觉小田急线电车内怪人不少（笑）。大约六点半出家门，对我来说，早起床本来就不算是苦差事，只是三月二十日那天偶尔晚了。
平时早上五点半左右起床，吃完早饭出门，到公司七点半。九点开始工作。在那之前的一个半小时，一般坐在办公桌前看看报纸，吃点零食什么的。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五年了，从事的是系统维护方面的业务。大学时代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司后却被分配到系统维护部门，为此还接受了三个月左右的培训……。现在具体做的是编制公司内部用软件。我们部大约有一百五十人，男性的数量要多于女性。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那天临近春分假日，上班的人数大约是平时的一半，我哪儿都没有去，照常到公司上班。
丈夫的工作地点在四谷，平时都是两人一起乘小田急线上班，我在代代木上原下车，他则继续乘车前往新宿，但那天我不知为什么，磨磨蹭蹭直到很晚才从家出发。
我在霞关站下车，平时总是在那里换乘日比谷线，但那天车厢非常拥挤，况且离上班还有些时间，于是决定步行去公司。走了十五分钟，大约有一站路，这时突然发现有一位车站工作人员晕倒在月台上，非常痛苦的样子，但周围的工作人员却没有太大的反应。我不禁纳闷：这是怎么了？他这么痛苦，而大家却视而不见！于是走到他旁边，盯着看了一会儿。若在平时，因为要急着换乘电车，早就跑上台阶了，而那时想偶尔走走，放松一下。
过了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下来看了一下又离开。我猜想他肯定去叫救护车了，自己也该走了。但这时身体突然难受起来，是不是因为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被传染了？转而又想：咳，女人就是很容易受影响啊！我没太在意，直接离开了。
上台阶的时候，脑袋昏昏沉沉的，鼻水眼泪都流了出来，心想可能是感冒了。出站以后，感觉周围暗暗的，不由得又想：会不会是发烧了？一发烧，头当然晕了。然后走了一段路，越来越难受，心里直后悔：当初真不该一直盯视晕倒的那位车站工作人员！
到公司后，眼睛刺痛，眼泪鼻水流个不止。我大声嚷道：“眼睛痛，眼睛痛！”难受得无法工作。感觉房间内黑黑的，怀疑是不是电灯关掉了，抬头看了一下，依然开着。这真是奇怪了，为什么感觉周围那么暗呢？比戴上太阳镜还要暗，问同事，他们都说一点都不暗啊！为什么会这样，令人莫名其妙。
过了一会儿，公司总务科的人过来巡视，问有没有不舒服的，当了解到我眼睛痛时，马上建议我去医院，因为我的症状与电视报道的一模一样。那时不知道是沙林毒气，以为地铁发生了爆炸事故，不过我只是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公司除我之外还有一人，他的症状要严重得多，听说住了一个多星期医院。
后来得知，我所乘坐的那列电车并没有沙林毒气，而是在月台吸入了一些。被施放毒气的是对面一列电车，为了换乘方便，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而对面电车的第一节车厢恰恰被施放了沙林毒气，所以一下车就……。听说霞关站的几位工作人员去世了，真是不幸。
但那时即使出了车站，也不会有救护车赶来。大家都像往常一样赶路，根本不会想到发生什么意外，对于一位车站工作人员的晕倒，或许以为是心肌梗塞等身体原因，如此而已。倘若没有发生这一幕，我也会毫不留意，匆匆走过的。
眼睛非常痛，于是决定先去看眼科。首先去了一家普通的眼科医院，刚开始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瞳孔稍微有些奇怪。”我告诉他眼睛非常痛。这时，一位资历高的医生出来建议我去大医院看一下。于是搭出租车到了最近的虎门医院，但那时虎门医院挤满了人。没有办法，只好改去慈惠医院，路上从出租车广播中得知那里的患者也特别多，于是又改去了圣路加医院，没想到那里人更多……，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陪我一起去的同事是NTT出身，他建议去五反田的递信医院，因为那里的患者可能不会太多。我已经从出租车广播中得知原因是沙林中毒，但不知道接下来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那里的医生也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笑）。看眼科时，医生说先洗洗眼睛吧。洗完后感觉似乎好些了。听我这么一说，医生便决定让大家都洗一下眼睛（笑）。觉得医生也束手无策。
幸运的是，到公司后我立即换上了工作服，所以症状没有继续严重下去。
接下来是血液检查、打点滴，并被要求住院治疗。我纳闷，自己的内脏非常健康，为什么会感觉这么恶心呢？尽管恶心症状很快消失了，但仍发着烧，眼睛依然刺痛，直到第二天高烧才退下来。
只住了一天院，丈夫非常担心，但我本人却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眼睛痛得无法看电视，也无法到病房外边去，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安。
二十一日是休假日，二十二日去了公司，但眼睛盯视电脑画面十分钟都坚持不下来。于是我说先回去了，同事们对此半信半疑，似乎在说“既然是她本人亲口说的，那也只好如此”。他们这样也无可厚非，毕竟症状不是一目了然的。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无法工作。想要看东西时，眼睛焦点无法聚在一起，形不成影像。这样向大家一说，便被反驳道：“你的视力本来就不好嘛！”
去了医院多次，但瞳孔依然难以恢复，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现在眼睛仍有些疼痛，我想可能是眼睛本来就不太好的缘故吧。心理上的不安仍在持续，视力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因为工作的关系，眼睛状态不好，令人非常痛苦。
经常听到受害者因遭遇沙林毒气而对通勤产生恐惧感的报道，而对于我则没有，可能是他们担心电车内又被投放沙林毒气的缘故吧。事发两天后，尽管乘坐同一列电车去公司，我也没有感到恐惧。毕竟还有其他人也在这列车上，我没有遭遇事故后的真切感受，尽管旁边有人死去。
最近头痛非常严重，我想大概是沙林中毒的原因吧。但原来就经常头痛，所以不知道是由哪种原因导致的。头痛的次数也比以前增加了……。眼睛一疲劳，便感觉非常恶心，这是最令我担心的。一想到沙林事件，头脑便无法控制，只好安慰自己说这些都无所谓。电视上有位医生说只要症状没有出现反复，就不必担心后遗症。但对此谁都不敢妄下结论。但愿不要复发……对以后没有坏影响就好了。
当然气愤了，（罪犯）绝对不可以原谅，我非常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希望他们解释一下，向大家谢罪。
有时禁不住在想自己那时说不定会死掉，现在不是坐不坐地铁的问题，出门本身至今都让我害怕，因此外出时总是和丈夫在一起。那大概是精神性后遗症吧……，时常想自己会不会突然死掉。本来就属于神经质性格，一考虑这个肚子就痛。
丈夫非常担心我的身体状况，其程度甚至超过我本人。对于我没住几天便出院，他说：“多住些日子不好吗？”每当身体不舒服，他总会担心地问：“是不是沙林毒气的影响？”我觉得有丈夫在身边真是太好了，真希望以后两人可以永远在一块。早上上班时在车站也不想分开。从那以后，我们从未吵过架。如果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早就吵得不可开交了，而现在想如果在车站吵架分开，一旦发生什么，那可如何是好呢？
“沙林事件发生第二天，我向妻子提出离婚。”
井筒光辉（当时三十八岁）
井筒现在一家大型商贸公司负责水产品虾的进口工作。原是船员。东京商船大学毕业后，在国际航线当了一段时间船员，由于海运经济严重不景气，三十岁就中止了作为海员的履历，转入海虾进口专门商贸公司。在那里做了七年海虾进口工作之后，作为海虾专家转到现在这家公司。这是两年前的事。同肉类相比，水产品进口单价高，市场行情变动大，属于风险高或赔赚分明的买卖。所以，没有一定程度的实战经验是干不了的。井筒并非以前就对海虾买卖怀有特殊兴趣，只是想做同外国有关系的工作，而在找商贸工作时碰巧遇上了水产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两年前就想从这家海虾专门公司辞职，自己开一家进口公司，但同这家公司商量资金时，公司说眼下正值泡沫经济破灭时期，劝他再干一段时间。于是继续干到现在——经历颇为奇特，就像浪子回头重操旧业似的。
因此，感觉上同一步步积累资历、以管理职务为目标的普通公司职员多少有所不同。见面交谈起来，也还是给人以独立意识强的印象。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却又不显得强加于人，而只是把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方式归纳成形并从中找出价值——就是这一类型的人。
到底在大学时代练过柔道，体形好，坚定地目视前方，表达一清二楚。看上去充满活力，衣着整结利落，领带十分漂亮。
那么，当时三十八岁这位海虾进口专家在某日早晨的通勤电车中是怎样体验、怎样接受从天而降的沙林事件的呢？
一直想到国外开阔一下眼界，于是考入东京商船大学，毕业后当了大副。除了非洲以外，五大陆都已去过。那时年轻，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是感觉有趣，现在想来，幸亏早些换了工作（笑）。
家在新丸子，以前住在樱木町。我一般乘坐东横线到国会议事堂前附近的公司上班。九点十五分公司开始工作，平时八点半左右赶到那里。是的，非常早，但那时地铁不太挤，到公司后同事也少，可以放慢节奏工作。早上六点起床，这都已形成了习惯。早上虽然精力旺盛，晚上却难熬，如果没有事的话，一到十点钟就睡了。没有事的日子不多，加班、接待客户、和同事一起喝酒是常有的事。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比平时稍晚，乘七点钟的东横线电车，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到达中目黑站，然后乘日比谷线到霞关，最后换乘了千代田线。正是在霞关与国会议事堂前这两站之间，我遭遇了沙林事故。
在霞关换车时，我一般乘坐千代田线的第一节车厢，因为从那儿下车后跨上台阶去公司最方便。那天赶到千代田线月台时，铃声已经响起，我急忙跑了过去，但电车一直停在那里。进入车厢，发现两位车站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地板，水似的液体从袋子中流出……。当时自然不知道那就是沙林。车站工作人员擦拭地面期间，电车一直停着，我才得以乘了上去。
他们用包过沙林袋子的报纸擦拭地板，而不是用拖把。可能是因为要尽快发车，没有时间去取拖把。工作人员将那袋子拿出车外，终于发车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大家都已知道：将包裹取出车外的霞关站长已经不幸去世，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在第二天死去。
电车大约在那里停了五分钟，那时间工作人员一直在收拾处理那个包裹。车内虽不是太挤，但也没有空位可坐，我一直站在那里，看他们忙着。当时没有发觉有任何怪气味，但大家都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心想是不是有人将挥发性物品忘在车上了……？电车驶离车站后，发现地板又脏又湿，于是移动了四五米。
我在国会议事堂前下车前，车内没有发生任何特别奇怪的事情，只是大家都在剧烈咳嗽。我没有太在意，直接赶到了公司。公司里装有用于了解汇率的电视，有时也播放新闻，不经意间瞅了一眼，看到筑地附近好像发生了大的骚乱。
其实在那之前我到南美洲出了十天差，三月十九日刚刚回来。二十日那天本可不必上班，但考虑到第二天春分可休息一天，况且好久不在公司，说不定有什么工作，于是到公司去了。事务所内为什么这么暗，我感到纳闷。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所乘的地铁车厢被施放了沙林毒气。随后逐渐恶心起来，甚至有缩瞳症状，周围的人都劝我：“会不会是沙林中毒？最好马上去医院！”
我首先去了附近一家眼科医院，对瞳孔做了检查。眼前无论有没有光亮，瞳孔都没有反应。接着巡警也来检查，之后我们被送到了后面的赤坂医院，那里已经做好了打点滴的准备。沙林毒气患者还有其他好几个人，医院流水作业似的对他们进行检查。赤坂医院没有准备好解毒剂，床位也不足，院方建议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先回去，明天再来。对了，赤坂医院也没有给我们做血液检查，现在想来，那真是他们的疏忽。
当时我大体可以猜到自己中了沙林毒气，电视报道与我所经历的一模一样——同一列电车、同一节车厢。
大概当时也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吧……，心想自己在赤坂医院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回去会不会死掉（笑）。事发时，我站在电车中，能够自由地向后面移动，那还是比较幸运的。同一列电车中坐着的乘客由于无法移动，中毒很深，住院住了相当长时间，这是我从前来了解情况的警察那里听说的。
由于瞳缩症状迟迟不见好转，结果整整十天又是去赤坂医院，又是去看眼科。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治疗，连胆碱酯酶值都没有检查。
说真的，遭遇事故当天，我一直在公司工作到五点半。因为恶心没有食欲，中午饭没怎么吃。冷汗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脸色发青，如果突然晕倒当然可以直接回家，但症状又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大家七言八语地说：“是不是刚从南美洲回来，患上花粉症了？”头痛、眼睛的焦点无法聚拢，所幸我的工作主要是接电话，看文件的工作只好交给女同事了。
第二天是春分休息日，我一直躺在床上不动，眼睛不舒服，连动的力气都没有。晚上没有睡好，几次被噩梦惊醒，那时非常担心如果这样沉沉睡去，就再也不会醒来。
现在我一个人生活，那时却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这样说似乎有些复杂，真不好意思（笑）。虽说有家人，现实中却同没有一样……。
我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已经很大，另一个刚上小学。那天当我把穿过的衣服挂在衣橱里时，小孩子突然说眼睛痛。我就心想这真是不吉利的东西，不如扔掉。于是将那一整套西服扔掉了，只是鞋子没有扔。
作为事件的后果，有的人不幸去世，有的人则为后遗症所苦恼。对罪犯，我当然感到愤怒，只是与同一列电车内遭遇事故的乘客看法也许有些不同。我的症状较轻，可能看待沙林事件会比较客观。
这么说也许有些不正常，很久以来，我对宗教及狂热的信仰从未否定过，觉得并不是不能理解。从小我就喜欢星星、神话什么的，于是成了一名大副。我非常讨厌集体化，所以对宗教团体没有兴趣，但并不认为对此进行认真思考本身是坏事。
不过也真是奇怪，我去南美出差时，在哥伦比亚应邀与当地大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唱卡拉OK，第二天本以为还要去原来的地方，却被请到了另一处。结果，就在那一天，原来那家卡拉OK发生了爆炸事故。我不由得感叹：“还是日本安全啊！”谁知回国后第二天上班途中便遭遇了沙林事故（笑）。在南美、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是家常便饭，死亡随时可能找到头上，这和日本不同。
沙林事件发生第二天，我向妻子提出离婚。原本夫妻关系就不太融洽，趁着去南美出差的机会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打算回国后提出。没想到，遭遇了沙林事故。实际上，以当时的状态，回家后也难以开口讲出来。
遭遇事故不久，我从公司给妻子打过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她对此却反应冷淡，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怎么样？”这样的话都不曾问起。我想这对于提出分手是起决定作用的，加上当时的心情极不稳定，使得我能够把离婚顺利说出口来。
如果没有发生沙林事件，我也许不会那么早提出离婚。因此，沙林事件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痛苦经历，也是一个契机。由于家庭内部关系不太融洽，当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我安危，当然也想到自己可能会死掉。即使那样，我也会认为那是一次偶然事故，说不定早想通了。
说起现在的兴趣就是绘画、雕刻版画。我家后面住着一位专职画家，经常向他请教。一般晚上或者空闲的时候画画。我喜欢风景画、静物画，常画水彩。无论是独自一人画画还是同画友交谈都是一种享受。但从不愿谈及画虾的话题。
“好在迷迷糊糊打盹来着。”
风口绫（当时二十三岁）
风口小姐出生在荒川区町屋，一直住在那里没动。她喜欢町屋那里，从没动过去别处的念头。和母亲、小自己十四岁的妹妹、父亲四人一起生活。已经走上社会了，也曾想过差不多该独立一个人生活了，但归终“撒娇”地住在一起。
高中毕业后，进贸易学校学信息处理和记账，后来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公司有几个独创性品牌，她负责其中一个。她虽然不大熟悉女性服装行业情况，但知道这个品牌属于“可爱”系列的高档服装，主要以山手[6]的富家小姐和少太太为对象。她父亲从事服装业，因这一关系进了现在这家公司。倒也不是对服装业有多大兴趣，只要用得上电脑和文字处理机，什么职业都无所谓。
喜欢的音乐是雷格摇滚（Reggae）。喜欢的体育运动有滑雪艇、滑雪板和冲浪之类。“我这人赶时髦啊！”她笑道。喜欢和同伴们一起去做体育运动。小学时的同学全都留在町屋，现在仍相处得很好。
看上去人很有精神，雷厉风行，尽情享受独身生活的快乐。不做作，性格开朗活泼。想必在男孩子中间很有人缘。披肩发，笔直泻下。顺便说一句——说不说都无所谓——她母亲和笔者同岁。
我进入这家公司已经四年了，现在是营业助理。工作内容不外乎用电脑查一下库存，处理一下退货什么的，也有时接一下客户电话。此外就是计算营业额和各种票据，总之是一些营业性事务。
现在是服装展览会旺季，特别忙。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这段时间直接决定秋冬季服装的营业额。我们的业务属于服装批发，摆好样品，零售店的员工前来定货。现在经济不景气，如果营业额再下滑，那可就难办了……（笑）。
从町屋的家到公司大约要四十分钟，首先乘千代田线从町屋坐到二重桥前，然后步行至有乐町站，最后换乘有乐町线到新富町站。到公司时大约八点五十五分，正式上班是九点二十分，所以有二十到二十五分钟空余时间。我没有迟到过，每次都乘坐同一班地铁。
地铁挤得要命，特别是从千代田线的町屋到大手町这段路，连转身的空隙都没有。上车时人推人挤进车厢，偶尔也会遇到流氓，特别讨厌。
在大手町站可换乘的路线较多，所以过了那一站，车厢便空了下来。二重桥前是大手町的下一站，因此我的通勤路段一直非常拥挤。
从町屋出发，依次经过西日暮里、千驮木、根津、汤岛、新御茶水、大手町……这段路程，在车厢内什么都没法做，只好站在车门附近，倚在人群中睡觉……是的，站着就完全睡着了，大家都那样，静静地闭着眼睛，反正动也动不了，那样反而会轻松一些。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那天是不是星期一？对，是星期一。那天早上八点半我们科有一个会议，因此要比平时早一些赶到公司。大约七点五十分我从家出发，乘坐地铁的班次也和以往不同。时间较早的地铁车内总是多少空一些，我在车门与坐席之间找了个位置，打起盹来。
我一般总是从最前一节车厢的第二个门上车，然后躲在车门一侧，无论其他乘客上车还是下车，站在那里都无须移动。
但由于二重桥前站开的车门与町屋相反，到达大手町附近时，要移到车门的另一侧。那时车内空处较多，移动倒也方便。
那天正打算这么做，于是睁开眼睛，若不睁开眼睛，无法移动嘛（笑）。但这时突然感觉呼吸困难，胸部有强烈的压迫感，无论怎样努力呼吸，都是徒劳……。那时还以为是早起的缘故呢（笑），所以没有特别在意。
打开车门，让外面的空气流进来倒还好些，但在大手町附近时车门紧闭，呼吸更加困难。那时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空气像凝固住了，时间也仿佛停滞似的……，这样说也许有些夸张。
手抓吊环的几位乘客开始咳嗽起来。那时车内人已经不多，大约有三四个人站在座位旁边。我呼吸困难，一心盼望早一些到站、早一刻出去。从大手町到二重桥前虽然只有两三分钟路程，却让人痛苦无比。
这时突然发现车门另一侧附近，有个报纸包裹的物体，而我恰恰就在那包裹的对面。包裹有饭盒大小，周围的报纸被像水似的液体浸透，并随着车的行驶不断摇晃。
我出生在平民区，去鱼店这些地方买东西时，总是习惯用报纸包起来。于是以为这是谁家买的鱼遗忘在这里了，但又一想没有人会在早上买鱼后再乘电车，真是奇怪。一个中年人也似乎感到纳闷，走近细细地瞧了一番。那是四十多岁穿着风衣的上班族，碰倒是没有碰它。
这样，电车到了二重桥前，我在那里下了车。一同下车的乘客都开始咳嗽，我也不例外。下车的虽总共不过十人，但大家都无一例外地剧烈咳嗽，情形到底有些奇怪。
由于时间紧，我急急忙忙登上月台，一边深呼吸，一边在通道上小跑，毕竟小跑着会轻松一些。不知为何流了大量的鼻水，心想可能是比较冷的缘故吧，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赶到公司开会时间里，突然感到恶心，差点呕吐起来。过了不久，知道地铁发生了事故，又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头便“轰”一声……我的胆子很小，马上去了圣路加医院。
在医院打了两个小时点滴，接受了血液检查，最后被告知可以回去了。检查结果没有显示异常，也没有瞳孔紧缩症状，只是有些恶心而已。
——眼前就是被划破袋子的沙林毒气，而症状却不很严重，对吧？
当时非常难受，但时间一过就完全好了。警察也开玩笑似地说：“好在迷迷糊糊打盹来着！”闭着眼睛，迷迷糊糊打盹，呼吸也浅（笑）。感觉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谁都喜欢负面新闻，嘴说够受的，实际却很开心。”
园秀树（当时三十六岁）
园君在位于青山[7]的某高级装饰公司的东京分公司工作，负责营销。泡沫经济破灭，如今服装方面的营销不怎么好做，“这回总算恢复正常了。”他说。一个老伯领着年轻女孩子得意地一掷千金，价格高得惊人的名牌服装流水般卖得飞快——看上去作为他也好像对那种世道有点儿疲倦了。甚至让人觉得他对这种情况的消失反倒舒了口气：“这样，我们本身也总算恢复正常了！”
园君自己说他不适合做营销，也的确没有所谓铁杆营销员那样的味道。总的说来，像是个内省而冷静的人，不凑热闹，不中意喝酒，不喜欢集体旅伴和打高尔夫球。但毕竟做营销，高尔夫多少还是要打的。时隔很久去一次高尔夫球场，打开袋子一看，“啊，这么多，呃——，糟糕！打哪一个好呢？”他这样向周围人问道。便是这个程度的高尔夫玩家。
“社会这么无聊，只知道赚钱，所以年轻人为宗教那种精神性东西所吸引——心情不是不能理解。但我本身完全不为所动。”他说。虽然事后为后遗症困扰得相当厉害，但对奥姆案犯几乎没有感觉出个人性质的愤怒或怨恨。至于为什么感觉不出，他自己也不明白。
“虽然干服装行业，可我本身对服装几乎没有兴趣，看一眼就马上买下，没什么好犹豫的。”——话虽这么说，而其衣装却非常时尚。
泡沫经济时期，服装特别好卖。人人都笑逐颜开，公司每年都组织员工到夏威夷旅游。与那时相比，现在生意可惨淡多了。服装零售商、批发商接二连三倒闭破产，资金很难回收。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已有十年，之前曾在大阪一家公司干过四年。大学一毕业，便进入一家综合建筑公司，从事会计工作。那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考虑到以后生活的稳定才选择的。但工作实在没意思，索性辞了职。当时偶尔得知现在这家公司招募员工的消息，结果应聘成功。当然并不是特别想从事服装这一行业，只是感觉似乎更有趣一些罢了。
会计是一项按部就班的工作，无论干什么，自己都很难掌握主动权，至少新职员如此。从工作的性质上说，与会计相比，感觉自己更适合干经营。我现在是营业部门的负责人，带领六个人的团队。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零售商、批发商那里了解信息，平时待在公司的时间占六成，外出占四成。同一直坐在公司办公桌前相比，外出与人打交道更有趣一些，也不会产生压力。
现在和妻子两人生活在一起。二十四岁结婚，已有十三年了。婚后辞掉第一份工作刚进入现在这家公司时，感到特别不安。但妻子没有任何怨言，两人对此都不太在意。
家在千叶县。早上一般七点半左右从家出发，乘坐八点十五分从松户始发的千代田线。当然电车始发时没有空座位，大约四五分钟后到大手町时，便有座位可坐了。早上容易困，有座位一定坐下，趁机好好休息一下。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那天，因有特殊工作要在上班前处理，所以从家出发时比往常早了三十分钟。那时是服装展览会旺季，有许多相关工作要做。
我们是做营业的，到月末必须计算出本月的营业额，即这个月卖了多少商品。基于公司的预算，每个月必须卖出一定数量的产品。首先得出个人的营业额，然后再计算出团队的总额，它往往决定着个人或者团队的命运。我必须对此做出总结，向总公司汇报，并出席下周的会议。
那一周的营业额是好是坏，我记不太清了……。
三月二十日，实际上是妻子从工作了六年的公司辞职的日子。此前她曾是某一杂志的编辑，工作异常繁忙，便萌发了辞职的念头，现在从事商业广告的设计工作。那天也恰恰是她的生日，因此三月二十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一般坐在最前一节车厢，那里离检票口最近，出站上去就是表参道森英惠时装大楼。车厢前门上车下车的人特别多，后门显得安静一些，因此我总捡那里的座位坐下。
那天侥幸在新御茶水捡了个座位，连续参加服装展览会，天天早起，疲惫不堪，有座位可坐，感觉“真是太好了”，一坐下便睡着了。醒来时已到霞关站，那是距新御茶水的第四站。突然咳嗽醒来，接着便闻到了一股怪味。许多人都涌向后面的车厢，因此我近处的车厢之间的门不断开开关关，异常嘈杂。
睁开眼睛时，看到身穿绿色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从车门进进出出。地板也是湿的，我离那里不足五米。罪犯在新御茶水划破了装有沙林的袋子后，下车逃走。但我当时睡得正熟，什么都没有看到。警察也就此向我询问过，因为没有亲眼看见，问也问不出结果。当时似乎还被警察怀疑过。然后，我到了青山，那里也是奥姆真理教总部所在地。
电车到了终点站国会议事堂前，所有乘客下车，车随后返回。车内广播也未做任何说明，只是说“终点站到了，请下车”。但是从霞关到国会议事堂前这一路段，多数人都呼吸困难，非常痛苦。电车到达国会议事堂前时，我身边有的乘客甚至无法动弹。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被车站工作人员抬下了车。这节车厢里共有十多位乘客，有的用手帕捂住嘴巴，有的咳嗽不止。我心里纳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真是奇怪！但由于今天有工作必须完成，所以还是要准时赶去公司。到了月台附近，看到许多人蹲在那里，大约有五十位病情严重的乘客聚集在车站工作人员身边。有两三人动弹不得，一两个人躺在月台地面上。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紧张，只是感觉怪怪的，呼吸不顺畅，空气也像变稀薄了似的。走路倒还稳，心想没有大问题，不算严重，决定乘下一班车。
车马上来了（在这个时刻，千代田线往往绕过霞关运行）。但一上车，两腿就开始发抖，眼睛也突然看不清东西，仿佛到了晚上，开始后悔当时要是和大家在一块就好了。
到达表参道站后，我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身体感觉怪怪的，地铁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说在八丁濠发生了爆炸事故，但当我说刚才乘坐的车不正常时，对方又解释说车厢内被人施放了沙林毒气。信息十分混乱。于是去站长室询问，但表参道站工作人员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只是说：“请在这里休息一下，吃一点儿冰冷的东西。”他们都很亲切，但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想这样待着可不行，就上到外面。虽然天气非常好，但眼睛总感觉暗暗的，就马上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医院。但到了医院也什么都说不明白。只是说：“可能得急病吧，刚才在地铁中出现了这种症状……。”但毕竟不得要领，就被放到一边不管。这样一等便是三个小时。这期间我向公司打了电话：“身体不舒服，要迟到一会儿”。当时呼吸越来越困难，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东西，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焦急地向地铁站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够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怎么也打不通。
到十一点时，沙林事件的消息得以确认，医生开始给我诊断病情，接着打点滴、住院。我是这家医院的第一个沙林毒气受害者，医生们对这种病例相当感兴趣。病情虽不太严重，但许多医生都聚在我周围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结果在那家医院住了三天。
可能是太累了，晚上睡得特别好，住院这几天也像在医院休养似的。但接下来的三个月极为痛苦，一做事便感觉非常疲劳，眼睛也看不清东西，视野模糊。由于工作关系，以前经常开汽车，而现在一到晚上就看不到东西。原本不错的视力，现在却看不清路标，电脑画面也模糊不清，无法工作。
脑袋也似乎变得不太正常，到处一本正经地对周围人说：“我们这地方有些不对劲儿，肯定要发生不寻常的事，一定要当心！”然后去户外运动商店买了野外生存刀具（笑）。身体恢复正常以后，心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傻事啊！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愤怒，当然一想到死去的人，愤怒之情在所难免。想到冒死运出沙林毒气液体的车站工作人员，感到特别伤心，没有他们，说不定自己早已死掉了。正如刚才所说，对于罪犯，我个人却没有感到愤怒，权当遭遇了一次意外事故而已。也许这个回答并不是您所期待的。
——哪里，也没期待什么，又不存在一个所谓典型。
不管怎么说，我特别讨厌媒体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道，甚至看都不愿看。同时对媒体有很强的不信任感。说到底，谁都喜欢负面新闻，嘴说够受的，实际上却很开心。最近我连看周刊杂志的心情也没有了。
“沙林的恐怖，是从未诉诸语言的那类恐怖。”
中野干三（精神科医生，一九四七年出生）
中野先生在圣路加医院精神科当主任医师时正赶上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当时位于筑地的圣路加医院有六百四十人之多的受害者涌来。医生人手不够，尽管专业不相干，但还是帮忙做了急诊处理。不久，住院的沙林中毒患者有几人到精神科诉说症状。从那时起到现在，已接受了超过五十人的同地铁沙林事件有关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从圣路加医院退职后，在东京九段开了“九段中野诊所”。一九九六年二月和十月得以两次倾听其宝贵的专业性见解。“请更多的患者来这里咨询”——话虽这么说，而他实际上处于几乎独自一人接受众多患者的状态，工作相当繁忙。
态度稳重，说话温和，但热情极高——一心一意救助尽可能多的处于痛苦之中的PTSD患者，想让社会更多的人正确认识这种症状的存在。其真挚之情扑面而来。自不待言，深受患者信赖。
第一次采访（九六年二月）
PTSD症状的出现开始于沙林事件发生后一周左右。第一位患者来向我诉说：“本想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但两腿发软打颤，根本去不成。”那是三月二十七日的事。但仅就中毒本身来说，那位患者还算是轻的。
作为常见症状，最多的是受害场面的再次浮现，也就是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感觉也同事发当时如出一辙。那并非简简单单的回忆，而是仿佛体内有异物不断涌上来的感觉。那也不同于所谓的“白日梦”，而是一种“记忆入侵”。
身体受沙林毒气伤害的程度，同PTSD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精神受伤害的程度问题。比如，有些人尽管自己受了轻伤，但仍在现场照顾晕倒的重伤员。看到对方口吐白沫，痛苦不堪地在自己面前死去，那种场面的悲惨程度丝毫不逊于战场。实际目睹这一场景的受害者中患PTSD的概率非常高。
这种情况，就好比毫无征兆地被突然推进死亡的深渊。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那都是一种极为恐怖的体验。而且，沙林的恐怖，是从未诉诸语言的那类恐怖。因此对于受害者来说，无法很好地将那种恐惧表达出来，从而对身体产生了一定影响。自己的感觉无法置换为语言或者无法很好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只得将其勉强地抑制住。但无论怎样努力抑制，总会对身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常见症状，有无法入睡、做恶梦、感到恐惧等等。所谓恐惧心理，打个比方来说，不敢乘地铁、不敢过地下通道，焦躁、坐立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以及总想逃避什么，整天无精打采。由于竭尽全力忍受着病痛折磨，当然没有精力顾及其他，也就是说同其他活动断绝了关系。与此同时，脑中浮现出的中毒症状的瞬间场面也导致了受害者出现疲劳和倦怠感。
有些人不得已辞去了工作。曾有一位女性对头痛症状非常苦恼，以至于无法工作，却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公司以病已治好，没有大碍为由，不允许她减少工作量。每天加班到深夜两点左右。向别人诉说，却没有人肯帮忙，甚至不理解。她只好辞去工作。
这种疾病并不像外伤一样可用眼睛直接观察到，因此往往难以得到他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尽管是一种疾病，但还是要归咎于患者依赖心太强，不够努力。
——例如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受害者的状况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晓好几天被压在倒塌的大楼下的情况，以及疼痛和难受的种类、程度等等。但在地铁沙林事件中，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难以切身理解那种恐惧的。
是的。另外，相反，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只是单纯地将事件影像化、程序化，这很容易使人们形成一个观念——“原来就这么回事啊！”比如在地铁入口处人们不断倒下，但那只不过是一层表象，真正悲惨的部分在电视上并没有播放出来。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触：接受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恢复程度当然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点点循序渐进地康复，有的人因为某种契机而戏剧般地恢复，情况多种多样。
说到治疗方法，我并没有特殊手段。只是倾听对方的痛苦，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进行交谈。
比如逮捕麻原当天，有人想起了地铁沙林事件，从而陷入了恐慌状态。一旦发生这种大的相关事件，患者头脑中便经常浮现事发时的瞬间场面。的确，在地铁车厢看到有人头戴面具就会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那完全是错觉或者是幻觉状态。而在那个人脑海中，事情却已真真切切地发生，他对此深信不疑。遇到那种情况，就要反复告诉他：“不，事件并没有发生。”
不断地诉说恐怖、恐怖的患者，一般来说会逐渐康复。总的来讲，这类患者比较容易治疗。倾听他的话，感受他的痛苦，稍微加以调理，就会让他轻松起来。但现在仍有许多患者处在无法调理的混乱与无法表达的状态中。
——这么说，许多人都患有潜伏性的心理创伤。来这里治疗的人，是不是说只要有想治愈的意识就还有救？
是的。我想，有PTSD症状的患者数量大约占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全体的三四成。受害者总数超过五千人，因此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曾对圣路加医院的八十位患者，分别以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六个月为时间基准做过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脑海有过浮现受害场面经历的人数超过三成。这三个月时间里，患者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恶化的例子。
尽管内心有很深的创伤，却不愿承认，有时会变得非常危险。比如有些人通过拼命工作或过量饮酒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与烦恼。
我有一位病人，最近在电视上看到海湾战争场面时，日中战争[8]时遗留下来的内心创伤再度复发。五十年前，他曾用刺刀杀死过中国人，那种场面在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来，从此再也难以入睡。也就是说在意识深层隐藏了五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唤醒了，结果被噩梦魇住。
沙林事件的受害者也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无论怎样将其抑制在意识的深层，也会在某一时刻因为某种意外而再度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许多人想独自一人处理，结果反而使其恶化，因此有必要求得他人的帮助。对方不一定非是专业医生不可，但要能够理解你，这是必需条件。比如向其人倾诉烦恼，对方却说“那是因为你太脆弱了”。这样一来，心理创伤反而会更严重。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多见。昨天第一次来这里的一位患者便遇到了这种情况，完全丧失了信心。长此以往，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会逐渐加剧。难以被真正理解——这是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典型特征。他们真的很孤独。
除此以外，社会上或许还存在着对他们的隐性歧视，即对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心理歧视。因此有些受害者试图尽量隐瞒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这让人感觉如同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尽力隐瞒受害事实一样。
按我的理解，那同日本社会的“污秽”这一观念有着某种关联。在日本，很久以前，如果有人接触到死亡或灾难，便被认为沾上了污秽，并且有将其从周围隔离开来的传统。在古代，那是非常有必要的。虽实行隔离，但被隔离之人仍未脱离共同体，并接受着治疗，无需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给了他们一种保护。并且，在袚除污秽的仪式中，“污秽之人”会逐渐痊愈。所以，古代的“污秽概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到了现代，共同体这一系统在实质上已经消亡。但那种“污秽”意识仍潜伏下来，从而衍生出类似心理隔离的东西。这对受害者实在过于残酷了。
第二次采访（九六年十月）
——距第一次采访已过去了九个月，PTSD治疗情况进展如何？
我这里已经接诊了五十位患者，现在仍有二十几位。诊治过程中，有的患者痊愈，但有一部分患者放弃了治疗。因此不能说在此接受过治疗的患者都已康复。康复患者的数量现在还没有用准确数字统计出来，大约有一半吧。
来这里接受治疗的患者的症状大都比较严重，毕竟是特意来的。
——迄今为止我采访的几位患者都诉说记忆力下降得厉害，这是我感觉到的最明显的特征。这也同样是PTSD引起的吧？
有许多人精力、注意力下降很快，甚至有人思维能力也大不如从前。记忆力下降也是那一系列功能下降的表现之一，根源在于PTSD。极其痛苦的记忆被压抑在心底，导致自己思维活动范围缩小，自然也会限制记忆力的活动范围。
因为记忆被强有力地压抑住了。也有能量在这方面消耗过多的原因。能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或者说不能参与正常活动，身体功能下降也是必然。那是PTSD的典型症状之一。
——这么说，它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只要压抑消除，功能便可恢复，是吗？
是的，本来它就具有那种性质。也有的患者置之不理而自然康复的，有的则不然。这是由心理外伤程度来决定的。
——根据目前采访情况，坦率说来，作为后遗症为沙林毒气受害者所苦恼的症状，全部是由PTSD引起的——这个结论我觉得多少有些武断，您看如何呢？
我认为大部分症状是由PTSD导致的，只是视力下降等症状用PTSD无法解释。这并不是只从精神因素便可说清的，尽管眼痛一般被认为是PTSD症状。
——采访当中另外强烈感觉到的一点，就是大部分患者都在“一个人独自烦恼”。例如总以为自己记性不好和体力下降是年龄的缘故，缺少同有过相同经历的受害者、专家交流的场所和途径，因此只能独自一人陷入痛苦与烦恼之中。
所以阪神大地震之后，我们考虑受害者可能要疏散在全国各地，建议设立地震灾害PTSD患者收容机构，为此找过厚生省，但未能如愿。至今厚生省也未对PTSD患者治疗采取积极对策。
治疗沙林毒气受害者的精神科医生只有我一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曾向其他医生打听过，如果有其他医生也在从事此类患者的治疗工作，那么最好建立一个网络，以便交流。
在我工作过的圣路加医院内部，其他科室的患者可以到精神科接受治疗。但在其他综合医院似乎没有采取此项措施，相互间很难沟通，我是有这样的印象。在不少大医院，内科、外科、精神科不互相配合，各干各的。
圣路加医院自阪神大地震以来，拥有一支由精神科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做了大量而有益的工作。因此，作为我个人，从一开始便是以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这一事件的，否则，开展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关于您的治疗方法，上次听您讲过基本上是倾听患者的诉说，现在也是这样的？
是的，是这样的。
比如有的患者说不出“恐惧”两字，那往往是源于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恐惧感。内心的恐惧如果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心绪便能稳定下来。也就是说那类患者内心的混乱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但不能对它强拉硬拽，混乱便要以混乱的状态来接受它，使之顺其自然，而不应由医生强拉硬拽。混乱稍加平稳之后，恐惧感便一点一点勉强流露出来。
因此，上次也说了，我的治疗方法便是倾听对方诉说，理解他们的恐惧和痛苦心理——我认为那是根本途径，然后用药物辅助治疗，效果相当好。
事件发生已有一年半了，但仍有患者没有从最初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那是要一点点、一点点从中解脱的。事件发生以来，有的患者一忍再忍，到最后实在忍不了时，才来这里治疗。最新一位患者是八月末来的。
这位患者非常烦恼，甚至想辞掉工作。他暂时从公司请了一段时间假来接受治疗。恢复的效果比较好，差不多可以返回公司上班了。
——有家庭破裂那样的事例吗？
据我所知，还没有。现在出现的问题大都集中在职场。因为大多数公司对于这种疾病不理解，有的公司甚至不为员工办理“劳动灾害”补偿手续，要么推托敷衍，要么故意拖延时间，直到受害者在公司干不下去，不得已辞职。办理“劳动灾害”补偿手续，并不花费公司的资金，但有些公司就是故意为难人。
有一个好消息便是，劳动省承认此次PTSD适用于“劳动灾害”补偿。我对此也写了意见书，最终得到正式承认。
——一般人恐怕只是知道PTSD的含义，对于具体症状及其真正痛苦则几乎无从了解，因为肉眼无法看见。所以即使设立法律等“容器”，而若没有正确的认识、共同的感受等内在要素，能否得到具体适用仍是个问题……
是的。因为不是身体性症状，认识很难普及，加之上班族往往隐瞒自己的病情，装作没有病痛的样子工作。结果，越隐瞒症状越严重。正如刚才讲的，有的公司故意为难人，使员工呆不下去，被迫辞职。因此受害者往往受到双重伤害，一为事件本身，二为社会态度，甚至有人因此倒下。对那些患者应该怎样伸出援助之手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制度应扩大适用范围。
为后遗症所困扰的患者，请放心来此治疗，只管来就是。如果被告知“没有问题，不用担心”时，那就是说真没有问题了。所以，如果感到不安，随时都可以来，千万不要以为症状这么轻，不看也可以。有什么痛苦，还是要找专业医生商量一下。
——有哪些应当注意的呢？
最应当注意的还是恐惧，如脑中是否再次浮现事发时的瞬间场面？是否难以入睡？是否做噩梦？是否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下降？是否有焦躁易怒倾向？是否头痛、头晕、疲惫不堪？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所以，一旦觉得哪里不正常不舒服，请不要顾虑，尽管来这里商量一下。
——听您这么一说，感觉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事件发生到现在的一年半之中，我重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每痛感自己还有一无所知的事情，心想原来这位患者竟有如此恐怖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