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立法会议（1791.10.1—1792.9.20）

戏剧中的角色

第二个革命的国会的选举受到新闻业者热烈的旁听与俱乐部有力的监督。因为新闻审查几乎已不存在，新闻业者获得对公共政策新的影响力。布里索、卢斯塔洛、马拉、德穆兰、弗雷隆、拉克洛——每人都有一份定期刊物。1790年，仅巴黎一地就有133份杂志，上百份杂志散布在各省。这些杂志几乎都走激进派路线。米拉波告诉国王，如果想保住他的王位或者他的性命，他必须收买一些有名的新闻记者。“老的贵族，”拿破仑说，“如其充分领悟而成为印刷工具的专家则能长远幸存……大炮的到来毁灭了封建制度，而油墨将毁灭近代制度。”

俱乐部的作用与杂志不相上下。布列塔尼俱乐部改名为“宪法赞助者的学会”，而且将雅各宾派以前靠近土伊勒里宫的修道院餐厅作为聚会场所，不久扩大成为图书馆，甚至成为教堂。雅各宾派最初全是会议代表，但没多久即允许政治、文学、科学或商业方面的杰出人士也加入进来，使他们的会员人数增加。有些代表像罗伯斯庇尔，自我排拒于新的会议之外，而找寻另外的权力支点。会费很高，1793年大多数会员来自中产阶级。

雅各宾派的势力被附属的组织扩大至许多最小地方行政区，而且母社的学说与教义最能被大众接受。1794年，法国约有6800个激进派俱乐部，会员总数达到50万人。他们在无组织的群众中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少数党。他们的政策受到新闻界的支持时，他们的势力仅次于最小地方行政区——由他们市政会议与有选举权的团体，控制国民卫队的地方联队。这些力量融合时，国民会议必须照他们的意思来做，否则将面临武装起义或难以控制的局面。

1791年，一位在巴黎的英国人报道：“每条街上都有很多俱乐部”，文艺协会、体育协会、互助会的支会、工人集会等。一些雅各宾派发现他们的俱乐部过分浪费与资产阶级化，因而于1790年组成“人类与公民支持者的俱乐部”，不久巴黎人称其为科德利埃俱乐部，因为它在圣方济修会早先的修道院中聚会，这里给马拉、赫伯特、德穆兰与丹东提供了演讲坛。由于雅各宾派太过偏激，拉法耶特、巴伊、塔列朗、拉瓦锡、谢尼埃、内穆尔于1790年组成“1789年协会”,1790年开始在王宫召开会议，支持动摇的君主政体。另一个君主立宪派团体，由巴纳夫与亚历山大·拉梅特领导，因聚会地点是西多教团的僧人修道院而定名为斐扬俱乐部。几个废弃的修道院，现在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这是巴黎人迅速世俗化的讯号。

俱乐部之间有敌对的倾向，1791年6月至9月，投票选举新的“议会”。勤王者由于教育与安逸而变得柔弱，又依赖说服与行贿获得选票。雅各宾派与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子依靠民众的力量，借武力增加行贿。他们利用法律禁止任何拒绝宣誓效忠新宪法的人投票。因此天主教徒，大多数都自动被排除。群众有组织地捣乱，驱散勤王者的集会，如在格勒诺布尔。有些城市，像波尔多，市政当局禁止雅各宾派以外其他所有俱乐部集会。在某一城市，雅各宾派与他们的党羽烧毁一个投票柜，因怀疑其隐匿大多数保守派的选票。

民主作风有所整顿，此选举使立法会议获得一个赤诚保护君主政治的有势力的少数党——264位斐扬派，即君主立宪派，占着大厅右面部分。136位代表，承认自己是雅各宾派或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子，坐在左面高起部分被称为“山岳党”。在会场中央的355位代表拒绝被标示，他们被称为“平原党”。这755位参会者中355位是律师，适合构成一个立法团体。现在律师继承教士控制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中产阶级。革命仍然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宴会。

1792年6月20日以前，立法机构中大多数人后来组成了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吉伦特派（Gironde）。他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也不是山岳党），但是他们几乎全来自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区域——卡昂、南特、里昂、利摩日、马赛、波尔多。这些工商业中心区的居民惯于自治，他们控制了大多数财富、商业、王国的对外贸易，乃至波尔多、吉伦特省；他们以培养出孟德斯鸠与蒙田为骄傲。几乎所有高层的吉伦特派成员也是雅各宾派，而且赞同其他大多数的雅各宾派反对君主政体与教会，但是他们愤恨整个法国被巴黎及其民众管理，建议以自治省的联邦共和国代替之。

孔多塞侯爵是他们的理论家、哲学家，也是教育、财政与政策规划方面的专家。他们伟大的演讲家是维尼奥（Pierre-Victurnien Vergniaud）。他出生于利摩日，其父为一名商人；离开一所神学校后，即专攻法律，并就业于波尔多，然后被派至立法议会。除此，有更多影响力的是布里索。他生长在沙特尔，有点像冒险家，曾抽样调查欧洲与美国的职业、气候及道德规范样本，还于1784年被短暂监禁于巴士底狱。他是黑奴协会的创建者（1788年），而且是热心的奴隶解放运动工作者。身为巴黎派至立法会议的代表，布里索负责外交政策，并引导国家走向战争之路。孔多塞把他与维尼奥介绍给内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他们变成她沙龙的忠诚随从，并帮助她的情人——纳博讷伯爵，被路易任命为陆军部长。很长一段时期内吉伦特派被称为布里索派（Brissotins）。

历史对罗兰记载得较多，主要因为他娶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女人，她给予他思想与风格，蒙骗他，赞美他的记忆力，而且以一个著名与传奇的判决使她走上断头台而名垂青史。25岁的玛农（罗兰夫人的闺名）于1779年在鲁昂认识罗兰时，他已45岁，头发微秃，并因事业操劳及哲学思考而疲乏不堪。他有父亲般的亲切微笑，倡导高贵的斯多葛哲学，因而迷住了玛农。她熟悉古代的文豪与英雄，她在8岁时就读过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作品，有时候在教堂里她以它取代了祈祷书：“普卢塔克使我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

她是一个高傲的孩子。她说，“有两三次我父亲鞭打我时，我咬他压在我身上的大腿”，而且她从未失利过。但是她读过圣人的传记，并仰望殉道者。她深感天主教仪式的美丽与庄严，并保留她对宗教的尊敬，及少许基督徒的信念。她甚至欣赏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与达朗贝尔。她不喜欢卢梭，她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她向往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沉醉于加图父子与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的作品。她与吉伦特派人是从他们的思想中获得政治理想。她也读塞维尼夫人的书信，因为她渴望写十全十美的散文。

有不少人向她求婚，但是她太关注自己的才华而不能接受普通的情人。也许25岁时，她开始妥协让步了。“一位意志坚强，极为忠实，有学问与有趣味……”她找到罗兰——“他的庄重使我以为他好像无性欲。”在他们结婚后（1780年），他们住在里昂，她描述那里为“一个建筑宏伟的城市，工商业繁荣……以富有而著名，甚至连约瑟夫国王都为之忌妒”。1791年2月，罗兰被派至巴黎并在立宪会议的委员会中保护里昂的商业利益。他参加雅各宾派会议，并与布里索有深厚的友谊。1791年，他说服他的妻子迁至巴黎。

在那里她由他的秘书升为他的顾问，她不但以高雅的智慧与才能草拟他的报告，而且似乎已指导他的政治策略。1792年3月10日，通过布里索的影响，罗兰成为国王的内政部长。他设立一处沙龙作为布里索、佩蒂翁、蒲佐、孔多塞与其他吉伦特派人聚会以及讨论计划之处。她给予他们食物与建议，却将她的爱情秘密给予蒲佐，而且不顾性命地追随他们。

战争（1792）

这是大革命的一段危险期。1791年，国外的移民已在德国科布伦茨聚集了2万人的军队，并请求援助。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觉得他可利用此机会沿着莱茵河扩张他的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约瑟夫二世已向腓特烈二世的姐姐求援，他的人民也骚动不安，他本人有些像革命者，而且已接近死亡。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于1790年继承他的王位，却不喜欢战争。他与普鲁士国王发布《皮尔尼兹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1791年8月27日），而且邀请其他统治者共同在法国恢复“一个可立即调和君主权力与促进法国福利的君主形式的政府”。

奇怪的是，君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都赞同战争。王后不断促使她奥地利的哥哥给予援助，国王明确地要求普鲁士、俄国、西班牙、瑞典、奥—匈帝国的统治者集合军队恢复法国的王权。奥地利渴望佛兰德斯，普鲁士想获得阿尔萨斯。1792年2月7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一项与法国敌对的军事联盟。3月1日，利奥波德二世驾崩，由他的儿子弗兰茨二世继位，这是一个渴望战争与个人荣誉的君主。在法国，拉法耶特赞成战争以期能成为统帅，而且能够同时掌握立法会议与国王。杜穆里埃将军作为外交部长，赞成战争为的是他们从奥地利得胜后，会受到荷兰的欢迎，并可能以较小的王位奖励他。因为尚未涉及征兵，农人与劳动阶级以为目前的战争为必然的罪恶，因为亡命者可不受阻挠地回到法国，恢复或者可能增加更多旧王权时代的不公正。吉伦特派人赞成战争是因为他们预期奥地利与普鲁士将攻击法国，因而反攻是最好的防御。罗伯斯庇尔反对战争是因为他认为战争将使劳动阶级流血，中产阶级获利。布里索呼喊着“为着新的圣战，为着全人类自由的圣战”公开宣布：“时机已来到。”1792年4月20日，立法会议在仅7票反对之下，正式对奥地利宣战，希望分割此联盟，因此开始23年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战争。4月26日，鲁日·德李尔（Rouget de Lisle，法国军人、作曲家）在斯特拉斯堡作《马赛进行曲》（The Marseillaise）。

但是，吉伦特派人未曾估计法国军队的状况。法军在东线有10万人，奥地利军队只有4.5万人，但东线法军是由旧政权训练的军官统帅。杜穆里埃将军命令这些军官率领他们的士兵采取行动时，他们回答说他们未经训练的义勇军尚未装备武器，而且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然而，前进命令反复下达时，几个军官辞职，3个骑兵部队投降敌军。拉法耶特给在布鲁塞尔的奥地利统帅一项建议，让他率领国民卫队到巴黎，而且恢复国王的权力，前提是奥地利答应不进入法国领土。除了拉法耶特随后的责问（1792年8月20日）与他逃向敌方外，这个建议无任何结果。

立法会议将一项议案送给占优势的吉伦特派内阁，要求为巴黎设立一个护围军营，而且停止将政府薪水付给拒绝立誓臣从的牧师与修女。国王拒绝签署这项议案时，形势出现了危机。国王草率决定，不但拒绝签署，而且将杜穆里埃将军以外所有的部长撤职，而这位将军不久即辞去比利时前线统帅的职务。否决议案的消息传遍巴黎时，路易正期待一支军队——法国或外国的，来到巴黎并立刻结束大革命。民众计划由巴黎撤出并在卢瓦尔河更远处组成新的革命军队。吉伦特派的领袖要求在土伊勒里宫前举行群众示威。

1792年6月20日，一群激动的男女——爱国者，歹徒，冒险家，及罗伯斯庇尔、布里索或马拉的忠实信徒，冲进土伊勒里宫的庭院，高声要求和辱骂，坚持要见“否决权先生与夫人”。国王命令他的守卫准许他们其中几位进来。50人进来了，并挥舞着他们各式各样的武器。路易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听取他们的要求——取消他的否决。他回答：“考虑如此复杂的事务所需的时机不对。”他听取辩论、请求与威胁达3个小时之久。一名暴徒叫道：“我需要法令许可打击教士……批准，否则你将死亡！”另一名暴徒以剑指着路易，但他保持镇定。有人给他一顶红色无边帽，他高兴地戴在头上。这些入侵者叫道：“国家万岁！自由万岁！”最后则是：“国王万岁！”这些请愿者离去了，而报道说他们曾给国来王带来极大的惊恐。群众退至城市中，又不满意又很疲乏。不顾及国王的否决，这不利于不肯宣誓效忠的教士实施法令。但是，立法会议担心其与王宫断绝关系，竟邀请国王参加为其举办的一个热烈的欢迎会。国王接受立法会议继续勤王的要求。

激进派不喜欢资产阶级与君主政府的正式和解，他们怀疑国王的诚意，而且愤恨立法会议准备阻止大革命——现在正为中产阶级巩固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大革命。罗伯斯庇尔与马拉逐渐使雅各宾派俱乐部摆脱资产阶级的格调，并转向争取较广泛民众的同情。在工业化都市中，劳动阶级趋向与巴黎工人合作。立法会议要求每个省派遣一支联邦国家卫队的支队参加庆祝巴士底狱陷落三周年时，这些“加入联邦的”由各城市的地方行政区选出的大多数，都赞成雅各宾派的政策。一个特别的反叛团体拥有516名群众，7月5日由马赛出发，立誓废弃国王。他们在行进中，唱着鲁日·德李尔写的新歌，而且由他们想出非他意欲的歌名《马赛进行曲》。（1795年7月14日，《马赛进行曲》被国民公会确定为国歌。它曾被拿破仑与路易十八拒绝，恢复于1830年。后来又遭拿破仑三世禁止，最后于1879年被确定。）

马赛人与其他参加联邦的代表们后于7月14日到达巴黎，但是巴黎公社（the Commune of Paris）要求他们延迟返期。巴黎公社——由巴黎48个“区”（Section）代表组成的中央机构——现在已被激进派领袖掌握，并由其设在市政厅的办公处逐日取代市政府官员，成为首都的政府。

7月28日，巴黎再度惊骇与震怒，因得知不伦瑞克公爵从科布伦茨发布的宣言：

奥地利国王与普鲁士国王两位陛下托付我统率他们聚集在法国边界的联军，我要对这个帝国的居民宣布这两位君主决定此政策的动机及他们的目的。

任意侵犯阿尔萨斯—洛林日耳曼皇族权力，干扰与破坏王国内良好秩序与合法政府……这些霸占政府统治权者至少已对国王陛下宣布不义战争及实施攻击他北海的低地国（Low Countries）各省的军务。

对一些重要利益应慎重处理……此即，终止法国内部的无政府状态、阻止对王权与神坛的攻击……恢复国王安全与已被剥夺的自由，并让其执行属于他的合法权利。

确信正直的法国人民厌恶过多的小党派掌握法国，而且大多数人民耐心期待可让他们公开宣布反抗他们压制者的可怕企图，国王陛下与普鲁士国王陛下请求他们立即回到合理、正义与和平之处。依照此目的，我……宣布：

1. ……这联盟的朝廷不接受法国福利以外的目标，不愿以征服使他们富有……

……

7．城镇与乡村居民凡是敢反抗国王与国王陛下军队并攻击他们的……将依照战时最严厉法律立刻受到惩戒，他们的房子将被……摧毁……

……

8．巴黎所有的居民必须立刻向国王投降……两位陛下宣布……如果土伊勒里宫被闯入或被攻击，如有最轻微暴动波及……国王、王后与王室家族，及他们的安全与自由不能被迅速加以保证，他们会将巴黎交给军队处理并完全摧毁……

出于这些原因，我要求也劝告所有帝国的居民，不反对我统率的军队的行动与任务，相反要让他们在各处可自由通行，并全力协助他们……

1792年7月25日于科布伦茨总部

查理·威廉·斐迪南

不伦瑞克—吕内堡公爵

宣言第8段（也许由那些满心复仇的移民提呈给这位温和的公爵）要求立法会议、巴黎公社与巴黎人民要么放弃大革命，要么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抵抗侵略者。7月29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演讲，要求反抗不伦瑞克，立刻推翻君主政体，而且建立具有成人选举权的共和国。7月30日，马赛的联盟代表仍然在巴黎，要求加入其他各省的代表废除国王。8月4日及次日，巴黎一区接一区地通知立法会议，他们不再承认当今的国王。8月6日，各区代表正式向立法会议请愿废除国王。立法会议并未采取行动。8月9日，马拉号召人民攻击土伊勒里宫，逮捕国王及其家属，还有所有亲君主政体的官员：“作为国家叛徒……必须先为国家的利益牺牲。”当夜，巴黎公社与各区敲响警钟，要求人民第二天清晨在土伊勒里宫附近聚集。

有些市民在凌晨3点就来了，7点以前25个区已确定应分派的人数并配备步枪、矛与剑，有些人还带着大炮。有800名联盟代表参加，群众人数立即达到9000名。王宫被900名瑞士籍与200名其他地方的卫队队员防守着。为了平息暴动，路易领着他的家族由会议室到王宫戏院，立法会议在那里呈混乱状况。“我来到这里，”路易说，“为了防止一项重大罪恶。”

暴徒被允许进入庭院，但瑞士卫队守住通往国王寝室楼梯的最下层，阻止暴徒向里面前进，群众推挤他们，瑞士卫队于是开枪射击，杀死100多名男女。国王命令瑞士卫队停火并撤退，他们遵命不再射击，但是由马赛人率领的群众又击溃了他们。瑞士卫队中大多数人被杀死，不少人被逮捕，其中50名被送至市政厅并被处死。国王的仆人们，包括厨房工作人员，均被杀死。马赛人唱着《马赛进行曲》并用王后的大钢琴伴奏，一名疲倦的妓女睡在王后的床上。家具被烧毁，酒窖被哄抢，藏酒被喝光。在王宫附近，快乐的群众放火烧了900栋建筑，并射杀一名消防队员。一些胜利者举着用死去卫兵的红色制服做成的旗帜游行——这是首次用红旗作为革命象征的著名的例子。

立法会议企图挽救王室的家族，但是几位代表被闯入的群众杀死，迫使其他代表将王室的避难者交给巴黎公社处置。他们被严密地看守在神庙，这里原为圣殿骑士（Knigts Templar）旧式而坚固的隐修院。路易没有任何反抗，他向着白发的妻子与生病的儿子悲叹着，耐心等候着末日来临。

丹东

在这几个动乱的星期中，右派的代表几乎都不参加立法会议，8月10日以后，只剩下285名代表。这个残余的立法机构，现在投票通过以省的行政会议替换国王与他的参谋，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举丹东为司法部长掌握暂时行使国王权力的行政会议，罗兰为内政部长，塞尔旺为陆军部长。选举丹东的部分理由是想平息巴黎的骚乱，除了他的名气外，他还是当时革命行动中最有才能、最得力的人物。

他那时33岁，并愿为革命在35岁牺牲。革命是年轻人的一项特权。他出生于香槟地区的阿尔西，并追随父亲进入法律界。他在巴黎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但是他选择与朋友德穆兰同住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工人区，不久他在该俱乐部显得极为杰出。他的嘴唇与鼻子在幼年时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毁形，而且皮肤生有天花，但是人们看到的是他挺拔的身材与宽大的额头，同时感觉到他明智与果断思想的力量，在革命的聚会里、雅各宾俱乐部或劳动阶级群众中，常常听到他对神明不敬的粗暴如雷的演讲。

他的性格不像他的脸或声音那样残忍或高傲。他做出的判决可能草率而且十分无情——如同意1972年9月的大屠杀，但是他有些潜在的软弱，而且无恶意，他愿意很快宽恕别人。他的助手时常惊奇于他取消他自己发出的严峻指令，或者保护他过严命令下的牺牲者。不久他将失去性命，因为他胆敢提出“恐怖时代持续的时间太久”，还说“慈悲的时期已来到”。不像冷静的罗伯斯庇尔，他喜欢法国讽刺滑稽作家的幽默、世上的乐趣、赌博和美丽的女人。他以赚来与借到的钱在阿尔西买了一栋理想的住所及大批的教会财产。人民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多的金钱，许多人怀疑他因保护国王而获得贿款。不利于他的证据压倒了他，于是他承认自己采用了最有利的革命措施，而且从未违背任何一项革命的主要利益。他拿国王的钱同时替劳动阶层工作。他知道劳动阶级的独裁权是一个矛盾名词，只能在政治上存在很短的时期。

他受过很多教育，这使他不致成为乌托邦主义者。他的藏书中，法文的有571册、英文的有72册、意大利文的有52册。他的英文与意大利文都念得很好。他有伏尔泰的著作91册，卢梭的16册，及狄德罗所有的《百科全书》。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他赞成穷人对宗教的信仰。在许多方面他像缪塞：

以我个人而言，我只承认一个神——整个世界与正义之神……田间劳动者更有此概念……他的年轻、他的刚毅与他晚年受恩于牧师给他的少许幸运……留给他一些幻想。如你愿意的话教育他……但是别让穷人害怕会因此失去与他们一生相关的东西。

身为领导者，他牺牲一切保护革命不受来自别国的攻击及不陷于国内的骚扰。出于这些缘故，他愿与任何人——罗伯斯庇尔、马拉、国王、吉伦特派人合作。但是罗伯斯庇尔忌妒他，马拉批评他，国王不信任他，吉伦特派人害怕他的脸孔与声音，并因他的指责而发抖。无人可使他出国；他发起战争，并为和平谈判；他大声怒吼像头狮子，但却言及仁义；他为革命而战，却帮助一些贵族逃出法国。

身为司法部长，他致力于联合所有革命的团体来阻止反动。他也负责处理8月10日的民众暴动——本来这些民众可成为热爱革命的士兵。革命战争需要一些精神上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他阻止一项支持大革命反对外国君主的不成熟意向——那将使所有君主联合与法国敌对。他反对吉伦特派撤销政府与卢瓦尔河旁的立法会议的建议，这将打击人民的士气。讨论的时间已过去，采取行动的时间已来到，现在是建立新的军队并加强他们的精神与信心的时候。1792年9月2日，他在一次热烈演讲中发表了一段名言，鼓舞法国也响彻了一个骚乱的世纪。普鲁士—奥地利的军队已进入法国并节节胜利。巴黎彷徨于果断的反应与沮丧的恐惧之间。丹东为了行政会议，来到立法会议激励他们为国奋战。

由一个自由国家的部长对人民宣布我们的国家已获安全是很令人满意的。人民全都激动、热忱与兴奋地加入这个战争……我们的人一部分将守卫前线，另一部分将挖掘并以武器守卫壕沟，第三部分将以长矛保卫市区……任何拒绝提供个人劳务或武器的人，我们将会处以死刑……

我们敲响的警钟并非是危险的警告信号，它命令攻击法国的敌人。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冒险、再冒险，永远在冒险中——法国才能因此得救。

就在这有力而具历史性演讲的同一天，大革命最悲惨的插曲发生了。

大屠杀（1792.9.2—9.6）

9月2日，由于宗教与政府的冲突，民众努力地将崇拜从宗教转移到政府，这种情绪的狂热升到了顶点。立宪会议已接受天主教为公认的宗教，并付教士与政府公务人员相等的薪资。但是巴黎公社认为政府无理由必须补助传道所需的金钱。这种看法为社会接受，最后也为立法会议接受，结果造成教会的敌对与对大革命的威胁。

国王被废位几个小时后，巴黎公社送给各教区一张涉嫌有反革命意见与企图的教士名单，这些教士大多被拘捕入狱，不久成为大屠杀中的受害者。8月11日，立法会议终止教会对教育的控制。8月12日，巴黎公社禁止公开穿着宗教的法衣。8月18日，立法会议修改一项全国性法令，删除所有宗教法规。8月28日，放逐所有未向《教士法》宣誓效忠的教士，限他们两个星期内离开法国。约有2.5万名教士逃到其他的国家，并加强对那里的移民传道。由于教士一直掌管出生、结婚与死亡的登记，立法会议必须将此职能移给俗世的机构。大多数民众坚持以正式的仪式举行圣礼之际，废弃传统典礼的企图会加深虔诚的民众与世俗主义的政府之间的裂隙。巴黎公社、雅各宾派、吉伦特派与山岳党一致希望对新共和国的奉献能成为民众的宗教，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代替上帝、圣子、圣礼，而且这新的三位一体的促进最终能成为考验社会秩序与道德的首要标准。

新共和国的正式成立被延至9月22日，共和历新年的第一天。同时一些未来派请求立法会议将此定为趋向他们梦想的全世界民主政治的范例。“法国公民权应授给凡有勇气支持自由主义与有助于人道的外国哲学家。”8月26日，立法会议同意将法国公民权赠予普里斯特利、边沁、威廉·威伯福斯、克洛茨、约翰·裴斯泰洛齐、科希乌斯科、席勒、华盛顿、潘恩、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亚历山大·洪堡来到法国，他说是“为呼吸自由空气，为支持谴责专制政府”。新的宗教分枝在生根后迅速延伸。

9月2日，民众穿上去教堂礼拜的服装，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他们的忠诚：青年与中年人聚集在募兵站自愿投入陆军，妇女亲切地替他们缝制外衣，并为将来的伤患准备绷带；人们将武器、珠宝与金钱提供给各区的中心部门，以为战备之需；母亲们收养那些已赴前线的军人与护士的孩子；一些男人杀死监狱里的教士与新信仰的敌人。

自从不伦瑞克发布7月25日宣言后，革命领袖已成为人们受难时的榜样人物。8月11日，在市政府的行政长官发给桑泰尔（当时地方的军事统帅）一封奇特的短笺：“我们接到通知，一些暴徒计划绕至巴黎监狱并抢夺所有人犯，以便能迅速审判他们。我们请求你的监管伸展至沙特莱、康西格里与拉福尔斯——三个巴黎主要拘留中心。”我们不知桑泰尔如何阐明这个消息。8月14日，立法会议指定一个“特别法庭”审判所有革命的敌人，但是马拉不满公布的判决。在8月19日的《人民之友》中，他告诉读者：“拖出那些叛徒，特别是瑞士官员（属于皇家卫队）与他们的同谋，然后全部处死。审判他们是多么愚笨啊！”借此热忱，巴黎公社任命马拉为主笔，在公社的会议室中分配他一个位子，让他加入监督委员会。

如果民众听取马拉并尽可能服从他，那是因为他们也处于害怕与愤怒中。8月19日，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与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鲁士人越过边界，而且跟随一队移民，誓言对所有革命者报复。8月23日，侵入者占领隆维。9月2日，他们到达凡尔登，该日早晨一件快报送至巴黎，丹尔登这个牢固无法攻破的堡垒业已陷落（它在下午陷落）。现在通往巴黎的路已陷于敌人，因无任何法军在此路上可阻止他们。首都似乎可随意任他们处置，不伦瑞克公爵预计很快就可进占巴黎。

同时反对大革命的革命队伍已经占有法国两个区域——旺代与多芬，而且巴黎本身容有成千成万同情国王的民众。由于9月1日发行的一本小册子，警告有一项阴谋试图释放所有犯人，并让他们屠杀所有的革命者，立法会议与巴黎公社召请所有男人加入军队，出发抵抗进犯的敌军。这些男人怎能离开家园而让他们的妻子儿女任由巴黎监狱逃出的贵族、教士与惯犯随意处置呢？一些地区投票决定，所有的教士与嫌疑犯应该在义勇军离开前予以处死。

9月2日，星期日，约下午两点，6辆马车装载不肯宣誓效忠的教士接近修道院监狱。群众嘲骂他们，一名男子跳上一辆马车的踏阶，一位教士用木棍打他。群众咒骂着，人数增加，在犯人于监狱门口下车时予以袭击，监狱的守卫加入攻击，30人被杀死。群众受到流血场面与不具名谋杀的狂喜的刺激，冲向圣衣派修道院，并杀死被监禁在那里的教士。夜间，经过一番休息，群众因罪犯与歹徒及由马赛、阿维尼翁与布列塔尼来的雄壮联盟代表的军队回到修道院而集结扩大，强行带走所有的人犯，给予他们一个迅速而非正式审判，然后将他们大多数——每支瑞士卫队、教士贵族或国王及王后的仆人——交给戴铁手套的人以剑、刀、矛或棍棒处死。

起初，这些刽子手是惩戒性的，在那里并无偷窃——从受害者那里得到的贵重物品则移交给巴黎公社当局，以后这些辛苦的工作者将获得战利品作为他们应得的报酬。每人每天工作报酬是6法郎、三餐与所有他们要喝的酒。他们之中有些显示怜悯，他们恭贺那些无罪释放者，而且护送许多有名望的人回家。他们之中有些人特别凶狠，他们将定罪者作为观众嬉弄的对象来延长他们的痛苦，一位狂热者将他的剑从拉勒将军的胸前拔出后，以手伸入受伤部分，拿出心脏，并放在嘴边似乎在吃——这是野蛮时代流行的风俗。这些屠杀者劳累之后，略作休息、喝酒，立即恢复工作，一直到修道院所有的囚犯均被路边法庭审判为自由或死刑为止。

9月3日，法官与刽子手转移到拉福尔斯与康西格里两处监狱。在那里又有新的受难者，并且大规模的屠杀继续着。此地有一位著名的妇人，朗巴尔公爵夫人，以前非常富有与美丽，是安托瓦内特心爱的朋友，她曾参与援救王室的计划，现在43岁，她被斩首与切断手足，她的心脏被拿出并被一个凶恶的共和党徒吃掉。她的头被用矛举起，游行经过王后居住的修道院密室的窗下。

9月4日，屠杀者转移到托尔·圣贝尔纳、圣菲尔曼、沙特莱、沙尔佩特各地的监狱，在那里对女犯以强奸代替死刑。在比赛特尔，入狱者中有43名年轻人，年纪从17岁至19岁，被他们的父母置于一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全遭屠杀。

大屠杀在巴黎持续两天，使受难者总数达到1247人至1368人。天主教徒与保皇党遭受恐怖，革命者认为暴动的发生是由于不伦瑞克的威胁与战争的危险。佩蒂翁，巴黎新任市长，将刽子手当作辛苦工作的爱国志士，而且接见他们，以酒款待，立法会议派了一些代表到达修道院现场，他们回来后指出大屠杀无法遏制。最后立法会议的领袖们——吉伦特派人与山岳党人——认为最安全的方法是他们的一项批准。巴黎俱乐部派代表参加临时审判。比兰—瓦伦，巴黎公社的代理律师，到达修道院现场，向屠杀者祝贺：“同胞们，你们正烧死你们的敌人，你们正执行你们的任务。”马拉骄傲地将整个任务归功于他。一年之后，科黛受审判时被问及为何杀死马拉，她答道：“因为他造成‘九月大屠杀’。”问及证据时，她答道：“我不能给你证据，这是整个法国的判决。”

要求丹东阻止屠杀进行时，他耸耸肩膀。“这将是不可能的，”他回答道，而且他反问道，“我难道应让我自己受困于正在等待外国人来屠杀我们的那些教士与贵族……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敌人胆战心惊。”他暗中将他的力量由监狱撤回。一位行政会议的官员抗议这个屠杀时，丹东告诉他：“平静下来，这是必需的。”一位年轻人曾问道：“你为什么要助长这种恐怖行动？”他答道：“你是太年轻而不了解这些事情……巴黎人与移民间必定会发生战争而且流血成河。”他认为巴黎人现在是向大革命表示友善。而且，那些正赴前线抵抗侵略者的义勇军，应该知道他们的投降将得不到仁慈的宽恕。他们将为他们的生存作殊死战。

9月2日，立法会议也觉得这次突发事件，导致已被选定实施的宪法的毁灭，因而决定举办全国性选举以产生国民公会，草拟适合法国新情况与适应战争需要的新宪法。因为农民、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样受征召保卫他们的国家，他们其中任何人，不论缴税与否如被排拒不得参加投票似乎是无法忍耐的。因此，罗伯斯庇尔得到他第一个主要的胜利：他占重要角色的国民公会是经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

9月20日，立法会议结束它最后一次会期，却不知在那天一支由杜穆里埃与克勒曼率领的法国军队遭遇到不伦瑞克率领的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正规军队，并与他们激战未分胜负——事实上是一场胜利，因为在此战役后，普鲁士国王命令他战败的部队从法国领土撤退——放弃凡尔登与隆维，腓特烈二世不能持久地与遥远的法国纠缠，因为现在他正与他的邻国俄国与奥地利竞争，以期能从瓜分波兰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此外香槟地区的葡萄使他的军队遭受痢疾的痛苦。

在那次战役之后，歌德对萨克森—魏玛公爵的幕僚讲了一句名言：“从今天、从此地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