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国的艺术

艺术家

艺术（art）和艺术家（artist）这两个词，在行会时代指的是手艺（craft）或手艺工人（craftsman）。到18世纪，手艺和行会被工业和工人取代时，就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现在，它们指的是音乐、装潢、制陶业、素描、雕刻、绘画、雕塑和建筑的经营者和工作者。天赋指的是某种与生俱来的、特异的性质或某种超自然的精神。现在，是指某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或具有此种能力之人。如奇迹和神迹一般，它已变成一种对一个异常人或一件异常事的自然和特殊说明的便宜措辞了。

工业、商业和都市生活的转变，使艺术的贵族气息有了进一步的衰退。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有钱人支持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而埃格雷蒙特爵士将在佩特沃思的庄园宅邸供来自伦敦的特纳隐居。乔治三世以5000英镑的赠赐和在萨默塞特的宽敞房舍，协助创立了皇家艺术学院（1768年）。它的40位学员并不如他们的法国同侪般自动地成为不朽，但是他们晋入具有乡绅头衔的士绅阶级。虽然他们的新尊荣不能传给子孙，却有助于改善大多数艺术家在不列颠的社会地位。该学院设有解剖、素描、绘画、雕塑和建筑各科，由一个保守的君主支持的机构变成一所传统和社会地位的堡垒。具有革新头脑的艺术家贬斥它，这群艺术家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赢得喝彩。1805年，某些贵族和银行家斥资创立了不列颠美术发展研究所，举行定期展览、颁奖并提供与皇家学院竞争的蓬勃风气。在这些竞争势力的指导、激励和滋养下，不列颠的艺术在各方面都创造出优异的作品。

也许音乐是一个例外。音乐在这一时期没有难忘的作品出现。英格兰十分清楚这方面的贫乏，以对来自大陆的作曲家慷慨的赞助作为补偿。所以，英国于1790年给予海顿衷心地欢迎，1794年再度给予其盛大欢迎。皇家交响乐团（The 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创立于1813年，历经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两个拿破仑王朝和两次世界大战，迄今仍如一个永恒的音符般屹立在变动无常的潮流中。

二流的艺术品一如既往地滋长。它们继续创造优雅却笨重的家具、精制的钢制品和线条优美的陶器。本杰明·史密斯替伦敦用铁熔铸了一支华丽的烛台，作为对威灵顿公爵的赠礼。约翰·弗拉克斯曼除了替韦奇伍德的陶器厂制作古典设计外，还制造著名的特拉法尔加银杯以纪念纳尔逊的胜利。他是在圣保罗教堂中建造巍峨的纳尔逊纪念碑的雕刻家和建筑师。

不这，雕刻在英格兰是一种不重要的艺术，也许因为雕刻偏好裸体像，不适合这个国家的风气和道德之故吧。1801年，托马斯·布鲁斯，第七代埃尔金伯爵，出任驻土耳其宫廷的不列颠使节时，说服在雅典的土耳其当局让他从卫城（Acropolis）将“那里一些有古代刻文的石块或人像”搬走。费了一番口舌，埃尔金伯爵将万神殿上的大部分带状雕刻和许多大理石半身雕像，于1803年至1812年，一船一船地运到英格兰。他被拜伦和其他人士贬斥为一位贪婪的艺术破坏者，但是他受到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庇护，而这批“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以3.5万英镑代价由国家收购（比埃尔金所付的代价相差甚巨），从此存放于大英博物馆。

建筑

在古典浪潮与哥特式对抗下的建筑形式之争中，大理石占有重要的地位，上千根圆柱——多利安式的、伊奥尼亚式的或科林斯式的——阻止了霍勒斯·沃波尔和威廉·贝克福德关于恢复中世纪为武士们和圣哲喜爱的尖弧形和楼塔牒型建筑的努力。即使在世俗的建筑中，圆柱也占了上风，威廉·钱伯斯的萨默塞特便是一座广袤的万神殿，许多村舍看上去像护卫着一座罗马宫殿的希腊式列柱走廊。且让詹姆斯·怀亚特的阿希利奇公园宅邸（1806—1813年）作为这种形式的一个范例吧。1792年，未来的约翰·索恩爵士，一名砖匠的儿子，开始重建坐落在一坐科林斯式圆柱门廊后面的英格兰银行，它是融合君士坦丁式拱门（the Arch of Constantine）与太阳庙或月亮庙为一体的一种建筑。

因霍勒斯·沃波尔的草莓山而开始复活的哥特式建筑（1748—1773年），不能抗衡列柱、圆顶和山形墙的大量涌现。威廉·贝克福德是这种浪漫气息的中世纪梦幻的英雄。他父亲是曾两度出任伦敦市长的有钱人，他接受了超过他天资的过多教育：他从年轻的莫扎特那里接受钢琴课程，从威廉·钱伯斯爵士那里接受建筑训练，从旅行中接受历史知识。在洛桑，他买下吉本的图书馆。在流传了一阵子绯闻后，他娶了玛格丽特·戈登。她死于难产。他写了《瓦赛克》（Vathek）一书，最具吸引力的东方神秘小说之一，浪漫气氛从此蓬勃兴盛起来。此小说以英、法两种文字出版（1786—1787年），赢得拜伦的极高赞扬。在怀亚特的协助下，贝克福德于1796年在威尔特郡的丰山（Fonthill）邸第上盖起一座哥特式的修道院，里边收藏着艺术品和书籍，自1807年至1822年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接着，他卖掉了它。不久，因该建筑倒塌而泄露了在结构和设计上的基本缺点。他于1844年死于巴斯，享年85岁。约翰·霍普纳替他画的画像（约1800年）使他保持了一份诗人的、神秘的、亲切的神韵。

约翰·纳什通过加上少许洛可可式的活泼情调改变了不列颠建筑的传统形式。在庭园设计师汉弗莱·雷普顿（Hamphry Repton）的善意赞助下，他以点缀茅舍、凉亭、牛棚设计了法国、印度和中国式的乡村景色。它们取悦了性情苦闷的贵族和士绅，纳什变成了有钱人，并赢得“奢侈之子”的雅号。1811年，他受命重建从摄政的卡尔顿宫起通至乡间的1英里长的摄政街上一个急转弯，纳什以新月形和坡形的不同形状来建筑，并在建筑物的空地上种植青草或树丛，利用伊奥尼亚式圆柱来美化通衢的转弯处（大多数被推倒的建筑准许建造大厦而少种青草）。它是市镇计划上一篇杰出的作品，但其花费之昂使一个正在和拿破仑交战而几近饥饿的国家震颤。

然而，愉快的摄政王要求纳什重建布赖顿的皇家园榭，这是亲王及其朋友们的一处游览胜地。纳什于1815年至1823年完成了这个任务，一共花去16万英镑。他将这座凉亭重建成印度—摩尔人的式样（Hindu Moorish Style），有帐形圆顶和侧伸的尖塔。它的招待室重新用椭圆形天花顶和中国式装潢来装饰，连同莲花形和盘龙形吊灯在内，一共耗资4290英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奇妙绝伦，最后验收时却被指责在装饰和花费上太过浪费。

1820年，乔治四世成为摄政。不久，他委任纳什重建白金汉宫，使之成为一座王宫。在战胜拿破仑随之而来的贫穷和濒于破产边缘的情况下，纳什仍勤奋不辍、出钱出力，直到这位皇家浪子去世（1830年）。然而，这位精力充沛的建筑师奉新政府的召唤说明他的开支及在这座建构上的某些想当然的瑕疵。英格兰弄得如此美轮美奂，或者说如此贫穷是前所未有的。

从漫画到康斯太布尔

20年战争期间，上千名不列颠艺术家在养活家人和实现他们的梦想之间挣扎。在报酬和名誉上，用漫画来表达过去的情形而发表在报章上的漫画家并不是最卑微的一群。对于这群恶作剧的天才们而言，拿破仑是一份恩惠，因为他们每日的“小邦拿”讽刺画（Satires of“Little Boney”）——或者“地中海的混血儿”（the Mediterranean mulatto），如《晨报》就这样称呼他——是送到一位精疲力竭的战争英雄手中的子弹，成为那位愤怒的国王自尊心上的一根芒刺。

这群讽刺画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托马斯·罗兰森。其父是一名富有的投机商人，他在素描天才上得到充分的鼓励。在皇家学院研修结束后，他到巴黎的皇家艺术学院就读。返回伦敦后不久，因他的素描而赢得喝彩。他父亲因在赌博上输得倾家荡产而突然变得一贫如洗，他却因得到一位在法国的姑妈济助3.5万英镑而重新恢复生机。讽刺他那个时代的荒谬和虚伪是自由的，他画出一位女公爵为了争取屠夫的一票而去吻屠夫，一位胖嘟嘟的教区牧师从一名面有菜色的农夫手中接过一只猪作为什一税，一群海军军官到码头上猎取妓女等讽刺画。他不断创作情节错综复杂的漫画——《沃克斯霍尔花园》（Vauxhall Gardens）、《巴斯风光》（Comforts of Bath）和举国知名的滑稽连环画《辛塔克斯博士游历记》（The Tours of Dr.Syntax）。他对政客、喝酒喧闹的人和傻瓜们的愤怒，导致他用夸张的手笔画出值得原谅的夸张漫画。他的许多素描过分夸张了猥亵的一面，他的讽刺失去了一切有益的怜悯，他的后期作品表现出鄙视人类的气息，好像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位受爱戴的母亲或一位慷慨好施的人值得去赞扬。

更为通俗的是詹姆斯·吉尔雷的漫画。读者争着在书摊上抢购他的初版漫画书。与罗兰森一样，他读过皇家学院，成为一名卓越的艺术家，他的想象力生动，线条稳健。他的艺术几乎都着重战争方面：拿破仑是一名侏儒，约瑟芬是一位卖鱼婆，福克斯、谢里丹和霍尔内·图克（以上诸人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匍匐在一家伦敦的俱乐部里，静候着大革命的胜利。他的讽刺画观念粗俗而形式精美，在全欧各地发行，连垂败中的拿破仑都看到了，在他死于滑铁卢之役前17天。

在那个世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版画家，威廉·布莱克在保存时代的错误上刻画得最深刻。他塑造出自己的风格，甚至尝试用蚀刻将课文和插图雕在铜版上以取代印刷。他的文笔超过他的雕刻工具，最后他通过诗来表达感受。

他是一位反叛者，因为他痛恨贫穷，因为皇家学院视雕刻家为技匠而不是艺术家，不准许他们的作品在皇家学院陈列，因为他激烈地攻击皇家学院干涉法令、传统和艺术资源的命令。“英格兰所要的，”他宣布（约1808年）, “不是一个人是否有天才和天赋，而是他是否肯任人摆布、圆滑熟练和在艺术上服从贵族们意见的奴才和保守分子。如果是，他便是一位神人。如果不是，他就得挨饿。”他有时几乎挨饿，因为他的素描和雕刻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而在1918年的伦敦，这些作品可卖到1.1万美元。他为《约伯书》一书作了22幅插图，这使他1823年至1825年每周有2镑的收入。这些插图以5600镑的价格卖给了（1907年）皮尔庞特·摩根。它们名列历史上最精美的一批雕刻。

布莱克是介于异端和清教徒、古典和浪漫气息的一位复杂的人物。他为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和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雕刻陶醉。他也感受到健美人体的优雅线条，并将这种优美表现在名为《愉快的一天》（Glad Day,1780年）一画上——一位穿着透明衣服的青年，有着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性在他的艺术品中只占轻微的部分，在他的诗中有过多的描述，在他的生活中却并不十分重要，他有一位忠贞、自持、能干而可爱的妻子。他的素描起初偏向古典，线条胜过色彩，形象超过想象。但是，他年龄渐长而又深爱着《旧约》时，他让画笔任意画出穿着袍子的想象中的人物，脸上刻画出生命的迷惘。

在晚年，他为但丁的一本书作了7幅版画。在病榻上（1827年），他印刷了关于创世纪的《古老的日子》（The Ancient of Days）一书。这是一本集他超自然的想象力和艺术达于纯青之境的集子，在他去世后一个世代，他成了前拉斐尔学派的先驱。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他。

在画家中，除了面包和牛油以外，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究竟该与学院派的意见和趣味迎合到何种程度？有些教授对历史题材给予极高的赞许，如绘制值得记忆事件中的著名人物便是。另一些教授则称许能刻画特性的肖像画法——以取悦希望保存在油画里的名人。少数学院兄弟会的会员注意风俗画，因为这种画有大众化的气息。得到最少赞许的是风景画。醉心于风景画的画家康斯太布尔，直到53岁获准成为皇家学院会员之前，一直默默地独自工作着。

1792年，雷诺兹爵士去世，学院选出一位居住在英格兰的美国人充任院长。本杰明·韦斯特1738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他在青年时期就表现了艺术方面的天才，慷慨的邻居送他到费城去进修，再到意大利。吸取了那里的美术馆和废墟上的古典真传后，他来到伦敦（1763年），绘制一些有利润的肖像画，取得乔治三世的欢心，也走上了历史题材的路子。他创作了《沃尔夫之死》（The Death of Wolfe,1771年）一画。沃尔夫是从蒙卡尔姆和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的英雄。这幅以现代服饰绘制的现代人物画震惊了皇家学院。不过，长老们认为，大半欧陆上的人士对穿着古代服饰的人物画较为敬重。

另一名美国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1738年生于波士顿近郊，以他的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柯普莱家族等肖像而赢得声名。1775年，他迁入伦敦。不久，以《查塔姆之死》（The Death of Chatham,1779年）一画达到巅峰。为逃避新古典派的历史人物画法，他以一种创新的写实主义手法来描绘事物。显然，这种手法令学院派不快，却引发了英国绘画史上的一次革命。

皇家学院的教育在苏黎世的约翰·亨利·菲斯利的领导下继续不辍。他于1764年，年方23岁时，就摇身一变成为伦敦的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在雷诺兹的鼓励下，他于1770年前往意大利研修八年。他天马行空的天才并没有完全由古典范本和正规模式治愈。重回伦敦时，他以《梦魇》（The Nightmare）一画骚扰一些睡美人（1781年）。在此画中，一位可爱的妇人梦到她被一群狰狞的妖魔亲近。这幅画的一件复制品挂在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研究室里。不去管他本人和他的嘲讽机智，富塞利毕竟成了皇家学院的一名教授，他在那里的讲座常常导入浪漫气氛和拉斐尔前期的风格上。

靠画风景来谋生的困难情形可由约翰·霍普纳和约翰·克罗姆的一生来作证明。霍普纳因爱好风景画而挨饿，然后因画肖像而发达，在绘画的数量和报酬上几乎与劳伦斯争雄。纳尔逊坐下来供他画，威灵顿、沃尔特·司各特及不计其数的贵族们也供他画过。圣詹姆斯宫藏有许多霍普纳的遗作。克罗姆在53年的生命中，几乎没有离开故乡诺维奇一步。他有一个时期画标志，研究霍贝玛和其他一些荷兰大师的画，从他们那里学到从简单的生命中吸取琼浆的方法。穷得不能去游历，他就从诺维奇的穷乡僻壤中寻找题材。他在那里画出了杰出风景画《莫斯霍德荒野》（Mousehoed Heath）。艺术和哲学至此已臻化境了。

劳伦斯爵士步上肖像画的坦途。他是一家客栈老板的儿子，所受的教育不多，接受的艺术熏陶更少：在没有学院的影响下，说他有如何成就，一定会使学院派不开心。他具有一种瞬间抓住人物特征而绘下来的那种属于先天性的禀赋。童年时，在布里斯托尔，他用铅笔作画；青年时，去巴斯，他用粉蜡笔作画；一直到他迁入伦敦（1786年），他才用油漆颜料。也许是他的健美身体和愉快神情使大家乐意打开心扉和大门欢迎他。20岁时，他受委任到温莎宫，为夏洛特·索菲王后画肖像，竟画得非常成功（因为她并不漂亮）。22岁时，他被选为皇家学院的助理会员，25岁时成为正式会员，上百名贵族争相坐在他的画板前面。他拒绝克伦威尔要他画下缺点和优点的忠告。缺点里没有黄金。他改良坐在他画板前面的人物特征，他们毫不抗议。他画出仕女们没有的美貌，他在画里让她们穿着飘逸的薄纱袍子，画出纤细修长的手指和含情脉脉的眼波，让她们在画上摆出优雅的姿态。他的一幅代表作是他于1815年画的英俊、生动的摄政王子的肖像画。有时，如收藏在亨廷顿艺术陈列馆（Huntington Gallery）的《小手指》（Pinkie）一画中表现的，他表现出令人难解的愉快神情，但在他的男性肖像画中，我们看不到由雷诺兹创造的、由他的姐妹传习的那份刚毅的个性。劳伦斯赚了不少钱，出手很大方，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偶像。他去世时，一队杰出人物组成的执绋行列护送他到圣保罗教堂墓地。

康斯太布尔坚持画风景画，到40岁竟娶不到一个老婆。他的父亲是一位萨塞克斯的磨粉厂厂主，很欣赏儿子的素描和绘画天才，资助他在伦敦研究两年。但是，康斯太布尔的发展很慢，1797年他感觉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便回到萨塞克斯父亲的磨粉厂中工作。闲暇时，他继续绘画。他将一些作品送到皇家学院，获得了入学许可。1799年，他再度回到伦敦，得到父亲一笔资金支持和本杰明·韦斯特的鼓励。另一位艺术家理查德·雷纳格在那年画了他的一幅动人的肖像。

也许是他读了华兹华斯关于温德米尔湖（Lake Windermere）周围风景的诗篇，他也从每片树叶上发现了上帝。1806年，他游历湖区（Lake District），研究被雾水笼罩的群山和在细雨纷飞下愉快的原野风光。他回到伦敦，决心将他的艺术致力于自然。谈到他的风景画时，他希望“用短暂的一瞬间，从绵密不尽的时光中抓到永恒和清醒的存在”。同时，他接受一些临时差使，以维持食宿。1811年，他终于创造了他第一次被誉为杰作的作品——《戴得镇的小路》（Dedham Vale），一幅正午时埃塞克斯的风景画。

约在同一年，他与玛丽亚·比克尔坠入爱河，她的父亲却禁止她与康斯太布尔这样收入微薄的人来往。直到5年后他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可贵的遗产，他才敢表示他的爱意。她的父亲最终被说服，康斯太布尔才娶了他花钱得来的新娘，喜滋滋地画下了目前光耀在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一面墙壁上的她的画像。之后，他绘出英国艺术史上空前的优美风景画——虽然不如特纳的那样有刺激性，但以一份爱心，表达了英国乡间每片叶子的宁静和碧绿的朝气。在那段愉快的时光中，他呈给皇家学院《弗拉富德的水车小屋》（Fletford Mill,1817年）、《白马》（The White Horse,1819年）、《运草马车》（The Hay Wain,1821年）、《索尔兹伯里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1823年）、《麦田》（The Cornfield,1826年）等画。每幅画都是杰作，却赢得极少的赞扬。

1824年，他将《运草马车》送到巴黎沙龙展览；1825年，《白马》到里尔公之于世。每幅画都赢得一枚金牌，而法国评论誉康斯太布尔为一位大师。伦敦的皇家学院不久终于承认他为正式会员（1829年）。

这份光荣来得太晚，对他已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年他的妻子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伦敦的煤烟恶化了她的肺结核。康斯太布尔继续创作如《山谷农场》（Valley Farm）和《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这种气势雄伟的风景画，但他的后期作品几乎都反映出一份持久不去的忧愁。直到他突然死去，他一直怀着哀伤的神情。

特纳（1775—1851）

约瑟夫·莫洛德·威廉·特纳就如他的名字一样自负，决不允许一份敌对的评论和一段破碎的爱情扰乱他朝杰出艺林迈进的步伐。

他生于1775年4月23日，也许与莎士比亚同月同日。父亲是科文花园剧院后面处女巷一家理发店的老板，那里几乎不可能是一位风景画大师生长的地方。依照一位早期传记作者的说法，处女巷是一处“阴暗污秽”的地方。污泥路，人声嘈杂，小贩叫卖声喧喧嚷嚷。理发店正对面是一家名叫苹果酒窖的客栈，游客经常唱出一些预言式的歌谣。此外，威廉的妹妹出生不久即死去，母亲变成疯子。自然和环境给予这个孩子一副坚强的身体和意志、一个现实的头脑，及76年历经危机和批评依然淬砺奋发而不能动摇的自信心。

他父亲从他身上看出与处女巷不甚协调的一份天才的信号。他将10岁的威廉送去与布伦特伍德的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位叔伯同住，威廉在那里上学。两年中，这名男孩已经画了一些素描，令他自负的父亲挂在理发店内外出售。一位牧师顾客推荐其中一些给学院的朋友。不久，威廉去学院接受一次测验，他表现得很好，14岁时就成了那里的一名学生，一年后又准许他在展览会上展出一幅水彩画。

在1789年至1792年的假期中，他带着素描本子游历乡间，远至牛津、布里斯托尔、威尔士等地方的野外。那些关于土地、太阳和大海的热情素描草图，至今仍可在大英博物馆见到。十几岁时，他将他的素描卖给杂志社。21岁时，他开始在皇家学院展出油画。24岁时他被选为副会员，27岁时成为正式会员。借卖画维持经济独立，他在赫尔利街64号开了一间宽敞的画室（1800年）。他的父亲前来和他同住，并充当他的伴护和业务经纪人。这份亲情跟这位艺术家不愿娶妻的念头颇为融洽。他并不是身体或容貌上不具有吸引力，只是对女人的态度上不太具有魔力。他是一位专心于事业的人——根据是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他主宰着英国的艺术，以他繁多而卓越的作品傲然于世。

传记家们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以便他们了解他。在第一时期（1787—1820年），他倾心于历史题材，但将它们转变为对太阳和大海的研究。1799年，他跻身皇家学院展览会中，展出庆祝纳尔逊在阿布吉尔湾摧毁拿破仑舰队的四画家的行列。1820年，他初度游历国外。邮船靠近加来港时，因浪高势猛不能泊岸。特纳和其他乘客设法乘一条拖船登岸。他就地取出草稿簿，勾勒出这艘船与风浪搏斗的景象。一年后，他去伦敦展出他的巨幅油画《加来码头》（Calais Pier）。在这幅画中，他充分表现了他喜欢乌云、怒海和勇敢的人们的倾向。从法国，他匆忙赶到瑞士，画了400多幅崇山高插天空的素描。他的草稿本成了他的第二记忆。

回到伦敦时，他发现学院的评论抱怨他用的彩色太厚、太无情和太混乱，总而言之，破坏了一切清醒的先例。他的方法漠视了已故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追随先前大师和遵守传统规范的教导。特纳尊敬这位仁慈的独裁者，但服从自己性格的主宰。因此，他在艺术上是浪漫派反抗古老、晦涩的规则及借习惯和写实来窒息经验和想象力的清醒呼声。他在画室中展出一幅《沉船》（The Shipwreck,1804年）来答复他的批评者们——一幅无情的大自然凌驾于人类的表现。此画得到了喝彩。一年后，他以纪念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一画得到英国人的欢心。这是船舶、风景和人性混成一团的一幅画，但战争本来就是如此。不过，批评者们大感迷惑，特纳全部用颜料，没有线条，即使颜料似乎也乱洒一阵，毫无形状，令主题自我表现。画布上的建筑物和人物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点子，点子不具任何意义，这位艺术家似乎被人类不能均衡的大自然的无助感，激怒了一般。也有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异样感受，如《雾中日出》（The Sun Rising through Mist, 1807年）。但是，在《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Hannibal Crossing the Alps,1812年）一画中，人类的英雄主义意识似乎失落在正抖缩于恐惧的兵士们肩头上旋动的乌云中了。这位狂野的艺术家是人类的敌人吗？

特纳继续以气魄和神韵挥舞着画笔朝自己的路子前进，显然决定要从地球上抹去一切人类和生命的痕迹，只留下太阳、云层、山脉和怒海在画布上。他不完全是一位厌恶人类的人，他有表达温情的能力，他与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培养了一份恬静的友谊，而在实践和理论上两人是相左的。但是，除了天才以外，他不承认贵族身份。他对一般人有一些误会，他喜欢自己的作品及其私生活，如达·芬奇一般，他认为“只有在孤独中，你才是真正的自己”。他对自然界没有十分清晰的信仰。他的神就是自然，他用自己的方式膜拜自然——不是对它的智慧和美，而是如华兹华斯的诗篇一般——对它的倔强和力量。他知道自然在忧郁的时间也会吞噬掉他自己乃至人类。他不太操心道德。他有一两位情妇，却绝对是秘密的。他画过某位色情人物的裸体素描，落到拉斯金（Ruskin）的手里，不久就被毁掉了。他爱钱，要求高一点的润资。他留下了一笔财富。他是一颗未经琢磨的钻石。

他的中期（1820—1833年），开始于他到意大利追逐太阳的一次旅行。在那6个月中，他作了1500幅素描。返回英格兰后，他将其中一些素描转变成有颜色、光度和阴暗的新奇小品，如《巴伊斯湾》（The Bay of Baiae,1823年）一画，画中即使阴影也能表现些什么。再度到法国时（1821年），他画了塞纳河上几幅轻逸的水彩画。1825年至1826年，他漫游比利时与荷兰，带了一些草图回家，其中一些变成了《科隆》（Cologne）和《迪耶普》（Dieppe），目前收藏在纽约的弗里克美术收藏馆。偶尔，如1830年，他受到在佩特沃思的埃格雷蒙特爵士的招待。同往常一般，埋首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以《落日湖滨》（The Lake at Sunset）一画使自己永垂不朽。

在他多产的一生的末期（1834—1845年），他越来越被光迷惑了，可辨认的标的物几乎全部不见，其余的时间致力于对色彩、光度和阴影的钻研。偶尔——为不列颠作了许多次惊人之举后，他让标的物在画布上显得较突出一点，如《最后一个泊位的战斗》（The Fighting Téméraire Towed to Her Last Berth,1839年）一画，或在《雨、蒸汽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1844年）一画中让自负的火车头宣布铁马世纪的到来一般。国会上下两院于1834年遭到火灾时，特纳就坐在附近，为后期绘画这种景观准备一些草图。在哈里奇渡海时，他乘坐的船遇到大风雪，这位上了年纪的艺术家任桅樯吹打4个小时，以便使自己烙下恐怖的情景和清晰的记忆。后来，他将这种混乱的情景融汇成一幅题名《暴风雪》（The Snowstorm,1842年）的白色巨幅。接着（1843年），他绘出《浮出海面的威尼斯太阳》（The Sun of Venice Going out to Sea）一画，这是他最后一幅杰作。

他的晚年因来自各方面的责难而失色，也因一位英国散文大师的赞美而稍予缓和。一位批评家谴责《暴风雪》一画为“肥皂泡沫和白色涂料”。另一位批评家则总称这位艺术家的末期作品为“一只病眼和无情的手”。而庞奇替特纳的一切绘画提出一句总评：“一阵台风吹进挪威飓风旋涡上空的热风中，一艘正在燃烧中的船，一轮半明不灭的月亮，一道阴阳怪气的彩虹。”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这些伟大杰出的作品似乎受到保守派的蔑视和抛弃了。

接着，1843年5月，拉斯金年方24岁时，出版了《近代画家集》（Modern Painters）的第1卷，其不变的主题是威廉·特纳比任何一位近代风景画家都要卓越，及特纳作品的活泼生动犹如对外在世界的一份记录。特纳发现自己被捧为超越青年时期的鼓舞者克劳德·洛兰时并不以为忤。但他继续看下去时，他开始感到这种赞扬文字的冗长和过度会伤害到自己。一度的确如此，批评家们赞扬拉斯金的文章，却怀疑他的判断，而且主张采用更为折中的观点。拉斯金没有受到抑制，他一卷接着一卷、一而再地辩护和阐释特纳的成就，一直到他将一本2000余页的画册，以将近1/3的篇幅用在对这位艺术家的辩护上为止。最后，他赢得了这次笔战，亲眼见到他的偶像被誉为近代艺术上一位发扬光大的先驱。

特纳死于1851年12月19日，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他的遗嘱将他的艺术遗著留给国人——计300幅油画、300幅水彩画、1.9万幅素描，并留下未用尽的所得14万镑给一个救济贫困艺术家的基金会（特纳的亲属打赢废止这份遗嘱的官司，他们和律师瓜分了这笔遗产）。

也许，他最伟大的遗产是他发现光在绘画上的意义。在同一世代，听到托马斯·扬完成光波理论。特纳将他发光的油画推广至欧洲，宣称光是一种物体也是一种媒介，光从不同的形式、颜色、成分和效果上表现。这是先于印象派画家之前的印象主义，也许马奈（Manet）和毕沙罗（Pissarro）于1870年访问伦敦时，看到过特纳的一些煌煌巨制。7年后，德加、马奈、毕沙罗和雷诺阿在送给一位伦敦艺术商的一封信上说，在他们的“光的无常现象”的研究上，他们不能忘掉“在这条路上，他们受到英国学派一位伟大的大师、光辉灿烂的特纳的引导”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