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国的生活
阶级
一个文明是由政府、法律、宗教、道德、习俗和教育给予一个民族的社会秩序，而且有足够的自由从事发明和实验，发展友谊、慈善、爱情，创造艺术、文学、科学与哲学。这些秩序和自由的形式如何在1789年至1815年的英格兰运作？它们产生了什么呢？
首先，人类的自然禀赋——在遗产、机会和技能上——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的阶级，每一阶级贡献社会生活一份应有的支持。英格兰已没有严格的阶级制度，因为一个在财富或才艺上有卓越成就的个人，可以从一个阶级晋入另一个阶级，甚至可晋入贵族阶层的行列。贵族和农民的关系是一种友善的关系。虽然只有小部分的农民拥有他们的耕种土地，农奴制度已经不存在。贵族与其他阶级一样要纳税，有时（不像他们的法国同辈）从事商业或工业。只有贵族的长子继承贵族的头衔，其他诸子都是法律上（不是社会上）的平民。
有许多人为的不平等存在，财富非常集中。法律之前的平等因诉讼费用而抵消得一干二净。受指控的贵族们只由上院（贵族组成的陪审团）受理，这种“贵族的特权”一直到1841年才终止。出生不好的一般民众被强制征入海军服役。一般民众在海军、陆军、政府机关、大学或法律界鲜有晋入高级职位的机会。贵族和士绅的统治阶层绝少准许一般默默无闻的群众在政府人事或政策上享有任何决定的权利。
也许阶级意识在中层阶级中非常敏感，他们傲然地卓立于农民和无产阶级之上，梦想成为贵族。在中层阶级之间也有嫉妒的阶层：工业资本家轻视附近的小商人。
从事投机而获巨利的大商人则傲视工业资本家，以爱国主义和宗教来粉饰他们从殖民地搜刮财富的富豪们，正在形成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如此，在英格兰也不例外，似乎没有人对命运、才能或机遇带给他们的地位有任何满足，每个人都忙碌于提升自己的地位时，近代的骚动因此开始了。基本的斗争是资本家取代贵族阶级和掌理国家，在法国完成这个举动只需一个世代就成了，在英国却需要几个世纪之久。
直到1832年，贵族的身份是至高无上的，对挑衅者仅一笑置之。从严格的意识上看，1801年共有287位“世俗的”男女贵族，还有26位国教主教，他们以“神职贵族”的头衔成为贵族上院的议员。世俗贵族的顺序，以递降排列法，有王室血统的王子、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除了王子和公爵外，“贵族”一词的称呼对他们都适用，他们的头衔可以一代一代地传给长子。他们的财富根据他们的所有权，而由农民或长工耕种的大片土地和一年的租金收入而定，如纽卡斯尔公爵的年金为12万英镑、帕默斯顿子爵一年的年金为1.2万英镑。贝德福德、诺福克和德文郡公爵们的地产总和可与一个郡的收入相等。居于这群世俗和神职贵族之下，英格兰尚有540位男爵及他们的妻子，在他们的名字之前可冠以“爵士”或“夫人”的头衔，而且可将这些头衔转用到他们的家人身上。其次是350位武士及他们的妻子，赋予相同的头衔，但不能转用到家族身上。下面是6000余位乡绅或绅士——出生在古旧及有身份的家庭中的地主和有权穿戴有纹章制服的人。这些位于“贵族”之下的团体，组成比较低一阶的贵族阶层。不过，他们通常包括在统治英格兰的贵族阶级之中。
这些少数的统治者对农民的贫穷、工厂工人的低贱和爱尔兰的强取掠夺安之若素。他们相信，贫穷是对无能或怠惰者自然、必要的处罚，优柔寡断的理论家们必然不被允许将不列颠转变成建立在堕落的赈济上的民主国家。尽管有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雪莱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梦想家存在，某种政府形式仍然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形式，人民会变成一群暴众，将危及个人和自由。拿破仑喜欢英格兰不是偶然的，他去圣赫勒拿岛时曾说：“如果英格兰的贵族政治消失了，如果将英格兰的政权交给伦敦的群众，那将是欧洲人的不幸。”每个政府都是一个由少数的专制者统治的政府，统治者不是出生于贵族家就是出生于豪门。当然，民主政治属于后者，因为只有财富才能资助竞选，或付得出开销去说服人民投有钱的少数派候选人的票。民主方式选出来的人，不论就出身或素养，鲜有具备能成功处理国内问题的才干，对国际关系更是无能为力。一个贵族家庭是一所政治才能的养成所，有些从那里出来的人也许变成了一无用处的饭桶，但仍有一些由于长期与国家问题和统治人员接触，具有处理重大问题时不因他们拙劣的手法而危及国家利益的才能。一种适当的贵族政治，尤其会赢得人民的服从和对权威的敬重，这就有利于公共秩序和安全。
这些尖刻却不易令人体会的辩词，似乎说服了英国的大多数群众。但是，群众不相信那些愤慨于世袭财富、控制部会和国会的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他们被叛乱的劳工愤怒地遗弃了，他们感到恐惧，而决心承认诘责——一位自认贵族政府统治英格兰的方法的知识分子的严厉诘责。
政府
·立法
英格兰的宪法是国会有效地制定法律和法院未撤销的判决的总和。凭借这些惯例，政府的全部权威操纵在君权手里（国王或王后），国会在和谐中从事立法。通常，自1688年起，君权接受国会制定的立法。没有书面文件限制国会通过其为两院愿意制定的法律的权力。上院又称贵族院，依照出生的权利和传统、无须经过选举的世俗和神职贵族组成，具有否决经下院投票通过的任何议案之权，有处理司法判决提起的上诉、弹劾政府人员、对受重刑控诉的世俗人员提起一切司法诉讼的最高法院的性质。它是贵族政体在对激进的中产阶级斗争中从事防卫行动的一座堡垒。
下院共有558名议员，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各2名，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名，苏格兰45名，其余分别由40个郡和20个区由具有有限制的选举权的选举人选出，其详情十分复杂。妇女、贫民、罗马天主教、教友会、犹太人、不可知论者，及一般来说任何不能宣示对英国国教的权威和教义忠顺的人，没有选举权。总而言之，英格兰的900万人口中，有24.5万名合法的选民。因为选举是公开的，除了大地主提名的候选人外，很少人愿意支持其他的候选人。许多合法公民愿意去投票，有些选举是由领袖安排而决定的。每一区中分配的国会代表的人数是依照传统固定的，很少注意到选区中人口的消长。有些区中选民无几，却要选出一位或数位议员；而有6000选民的伦敦，只准选出4位议员；新工业中心在国会中有时竟没有代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没有一位议员，而康沃尔古郡有42位。不过，我们应该补充一下，在地区性事务上，许多城镇和村落拥有相当的自治权。所以，伦敦市由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可选择自己的政府及维持一个足以自傲而独立的国会。
下院中约有一半的席位由这些半公开的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另一半则由地方或区的大财主不经竞选而提名的议员占有。这些提名在许多情形中，都由区提供给最有提名权的人提名。“在区中，换句话说，在下院中的席次，如商业中的任何货物一般，是公开买卖的，国王本人有时是区的最大主顾。”
被选的人员大概分成两派——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些人早已忘却一度区分他们的问题了。两派中的领袖都出身于旧贵族家庭，但辉格党比托利党更愿意倾听工商界中正在崛起和有势力的贵族的意见，而托利党旨在维护——辉格党则在拒斥——王权的传统特权。争论的中心不是原则而是权力，两派都想改革当权的部会，分裂温和的官署和监督分赃的官僚机构。
尽管有贵族政体的基础，不列颠政府在其立法上比大多数大陆国家民主。而在某些国家（包括1804年后的法国），最高权力是由一位国王或皇帝操纵的。在不列颠，1688年以后，实际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国会。在两院制的国会中，权力主要在控制“荷包权”的下院：没有它的同意，不可能对公款做任何支配。理论上，国王可以否决由国会通过的任何决议。实际上，乔治三世从不曾利用其特权去触碰这一点。不过，国王可解散国会，要求全国重新选举。在那种情形中，他宠幸和资助的候选人有一次获得席位的好机会，因而这位土生土长的国王（追随在两位外来的乔治之后）再度成为国家的象征、爱国心和光荣的垂范。
·司法
英国的司法如其立法一样，随和、错杂而适得其所。首先，它必须执行一个几百年来几乎每日在成长、却一直缺乏系统和依然传统化的法学观点，即法官要不断修正或规避十分严酷的法律体系。法律上，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基督教干涉的痕迹：受指控的贵族仍然要求贵族来审理，教会的仪式仍然（直到1827年）免除国教牧师受到世俗法庭的管辖。好几百种法律，如禁止公开赌博、夜间娱乐、非经核准的集会，虽绝少实施，仍以成文法的形式存在。1800年规定的死刑，犯罪种类约有200种，正在不断地减少，资产和负债的实际报告可避免因债务而坐牢。但是，破产法不十分方便，商人们可以规避而做二次破产宣告。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目的是终止审判前的不当监禁，却时常被搁置，以致在如法国大革命战争一般的危机中失去效力。不列颠法律上的这种混乱、矛盾和野蛮，一直到边沁以持久、详细地要求改革而对其大力攻击。
由于市镇警察稀少而乡下警察几乎完全绝迹，逮捕刑事犯变得日趋困难，公民们不得不组织志愿团体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纵使捕到了罪犯，罪犯聘请律师找到捏造上诉的理由，就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拖延或逃避监禁。
法律职业中的最下一级是小律师，他们担任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或为大律师调查并准备资料，之后大律师才准许上法庭辩护。通常在大法官的推荐下，国王从他们中挑选法官。
普通法院的法官一年两次审理各郡对本地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诉讼。他们在任何一地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在每一郡或区中的司法行政，有些是新创的，留给当地的“治安推事”承理。这群治安推事是由中央政府从当地富有的地主中选出来的，他们是无薪金的，但是他们的财富可以不使他们腐化。他们不是没有阶级偏见，有些因对激进派判处严厉的刑罚而成为名人。但是，总而言之，他们对当地的行政处理得十分公正允当，几乎可与拿破仑法国的地方行政相比。
英国法律最主要的特点是受控的人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显然，这种加洛林王朝法兰克人（Carolingian Franks）的制度，随着诺曼征服者以其原初的形式传入英格兰。1367年以前，陪审人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为12人。大约就在那个时候，要求全体一致的判决。陪审团的人数从一个由48人到72人（通常都是中产阶级）的陪审员名单中，经过反方行使诘责权后选出来的。治安推事定期在每一郡中得到一个大陪审团的帮助，依照大陪审团的推荐才能期望法庭进行审判。在审判中，陪审员们聆听证供、反方辩护人的辩护和推事的结论。之后，他们退入议事室，在那里，“为了避免无缘无故的拖延，他们不食、不饮、不得被供给火或蜡烛”（除非得到推事的准许）, “直到他们一致同意为止”。
·行政
理论上，行政权是授予君权的。实际上，行政权操在国王的内阁部长手中。部长必须是国会的议员，他们的行为向国会负责，他们的经费依靠国会拨付。理论上，国王任命这些部长。实际上，他只指定最近一次选举获胜的政党领袖为他们的首脑。这位首相和他党内的其他杰出人才，经国王的正式任命，被任命为各部会的秘书。威廉·皮特在他第一任内（1783—1801年），担任首相和首席财务大臣两个职位，那意味着他控制了由国会批准征收和支配国库收入的两个位置。在内阁中，如整个政府一般，控制荷包的权力是惩戒和统治的主要方法。
乔治三世不准许他的属员进入国会。自他以22岁英年、于1760年登基时起，他就寻求行使皇家特权的机会。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的领导权被削弱，本人也遭受间歇性的精神错乱（1765年，1788年，1804年，1810—1820年），这大大损耗他的体力、精神和意志。1788年以后，除了三个例外的情形——对奴隶制度不得做最后的谴责；不列颠的天主教徒不得准许投票；直到路易十八安全恢复他的合法王位，不得与法兰西谋和——他已经把政事完全委诸威廉·皮特治理了。
乔治三世是属于他的观念和信仰中的一位好人。拿破仑在俘虏后的回忆中，称他为“在他的领土内最诚实的人”。除了十诫中的第五诫外，他以尊崇十诫中所有其他戒律而使自己优于汉诺威王朝的每位前任国王，对《利未记》（Leviticus）中“爱你的邻居如自己”的告诫则就不能实现其万一。但是，他爱护英国人民。尽管他错误不少，因为他的不幸命运，他们都报之以爱戴——因为爱他因袭的宗教，因为爱他的妻子和女儿，因为给予国家一张简朴和虔诚的朴素的生活蓝图。纵使有他这样的范例，每当他的儿子们以婚姻不如意、过度赌博、任意浪费、身体和性格愈形衰弱而污蔑了王子的头衔时，他的心仍向着他们。威灵顿形容他们为“任何政府中居于继承地位，而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指责的顽石”。
长子威尔士亲王乔治，是最惹是生非和颠倒众生的一位。他知道自己英俊潇洒。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讲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歌唱得不错，拉得一手大提琴，会写诗，熟悉英国文学。在他的知己朋友中，有理查德·谢里丹、托马斯·穆尔等人，他也是一位艺术的知音。他在卡尔顿宫建筑起豪华的宫舍，以国库的经费装潢得美轮美奂。他喜好政治，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不相上下，竟变成辉格党的偶像，令他父亲恐惧不安。他也喜欢与将财富花在奇装异服、女人、骏马及狗身上的年轻纨绔子弟在一起。他伴同这群英国人参加各种竞赛，在挥霍和负债上却远超过他们。国会一再投票通过几万英镑以恢复他偿付债务的能力，没有人知道这位心地善良的浪子在什么时候，如国王一般成为乐善好施的慷慨捐助者。
17岁时，他坦承“颇好女色和醇酒”。他早年的情妇中有玛丽·鲁滨逊，她在《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一剧中饰演普蒂泰（Perdita）一角而令他神魂颠倒。有3年的时间，他供应她奢华的生活。然后，他与两度成为遗孀、罗马天主教徒、长他6岁、任性不羁的玛丽亚·安·菲茨赫伯特熟悉，她拒绝做他的情妇，却同意嫁给他。但是，将英格兰王位传给汉诺威家族的王位继承法中规定，丈夫或妻子为罗马天主教徒者不得享有继承权，1772年的法律也禁止未满25岁的皇家人员未经统治者的同意结婚。不过，这位王子仍娶了菲茨赫伯特夫人（1785年），付给一位年轻的国教助理牧师500英镑，以履行这次不法的仪式。这次违法行为保存了王子的继承权。他于1788年僭取这项权利。他的父亲进入疯癫状态时，他不耐烦地等着父亲过世。父子几乎没有合意过。
不过，后来他同意，如果国王（实际上是国会）愿意付清王子的新债务（11万英镑），他愿意放弃他的平民妻子而娶父亲的外甥女、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公主。他发现她奇丑无比，她发现他臃肿肥胖，但是他们于1795年4月8日结婚了。卡罗琳后来说，他在结婚那晚烂醉如泥。她于1796年1月7日替他生下一女，即夏洛特公主。此后不久，他离开了她。一度回到了显然是他唯一深爱的女人菲茨赫伯特夫人的身边。（他去世时，从他脖子上找到了有她画像的小型饰物。）
1810年11月，乔治三世——为他的儿子感到羞耻，为他死去的女儿阿米莉亚而悲伤过度，在国会的反对下精神崩溃——终于发疯了。此后几年，这位英格兰国王是一个胡言乱语、受到人民怜悯和爱戴的精神错乱者，承继一切皇家的奢华和权力的摄政王是一位堕落、败坏、肥胖、年近花甲、因丑闻受到鄙弃的人。
宗教
英格兰的政府和知识阶级此时已就宗教形成了一项君子协定，怀疑论者认识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宗教那样作为对个人道德和大众和平的一项帮助时，自然神论对正统教义的攻击就归于寂静了。威廉·葛德文、罗伯特·欧文、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便是没有信仰的活生生的例子。但是，他们却不因之而大事宣传。托马斯·潘恩是一个例外。这位在年轻的伏尔泰身上发现了一些可爱之处的英国贵族，现在就安息日的仪式小心地注意了。“英格兰各地对下层阶级有了一种好奇感。”1798年的年鉴指出，在星期天“看到通向教堂的大道上停满了车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于1838年指出：
就英国人的心智，从思考和实际两个方面来说，有一种从各种极端中退缩的崇高礼赞存在……“不要骚扰清静”是那时受欢迎的教义……因此，在对宗教不要太过分骚扰或过分热心的情况下，教会甚至得到哲学家们的支持，当作反对狂信者的堡垒。将宗教精神当作阻止骚扰社会和谐或国家安宁的一帖镇静剂。国教教士认为他们在这些措辞上有一次合算的交易，而深具信心地信守其条件。
国教的正式名称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联合教会”，虽然它接受加尔文派教义的《39条条款》，它仍保留了天主教仪式的许多特征。它有天主教和主教的职称，但是他们通常都是结过婚的，而且是由英王任命的。地区性的牧师通常由当地的乡绅们选举，并协助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国教的牧师视国王为他们的领袖和统治者，并依靠国家从英格兰各家庭抽取支持教会的什一税。伯克形容不列颠为一个基督教联邦，其国内教会和国家为“合二为一的同一体，是组成全体中不可少的另一部分”。而约翰·威尔逊·克罗克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不列颠宪法的一部分”。除了没有迫害异端之外，其关系如天主教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政府之间的情形。
异端派——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公理会、教友会和唯一神会，在一个条件下获准传布他们的教义：他们须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卫理公会传教士用他们惊世骇俗的雄辩聚拢了一大批听众。市镇中受压迫的工人们丧失了世俗的希望，回返到他们童年的信仰上。因为这种热诚，革命的观念从法兰西渡过英伦海峡吹袭来时，他们抗拒了使他们反叛的一切努力。1792年，卫理公会的领袖们要求每位虔诚的信徒做效忠国王的宣誓。
在国教教会本身，卫理公会的影响力激起了一次“福音派运动”：许多年轻的教士和俗人决定用熟记福音的方法复兴国教教义，使自己致力于简朴的生活及虔诚、仁慈和教会的改革上。威伯福斯领导英国人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汉娜·莫尔利用她的布道、书籍和主日学校，大事传播基督教。
天主教和犹太教仍然得不到完全的容忍。英国新教徒不能忘记盖伊·福克斯及他要炸毁国会的企图（1605年），也不能忘怀斯图亚特王朝诸王——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和天主教的权力、情妇与理念的苟且情形。他们视一名天主教徒为效忠于一个外国统治者的人（教廷是教皇领地统治者的俗世主权），他们怀疑在罗马教皇和不列颠国王的冲突中会有何种行为。
1800年，英格兰约有6万名天主教徒，大多是爱尔兰籍，但有些是不列颠天主教改革前当地居民的后裔。对付他们的法律此时已大为松弛。1774年和1793年的许多制定法已经恢复他们拥有土地和主持他们自己宗教仪式的权利，他们在自己的学校中可以传布他们自己的信仰。以一篇特别措辞的誓词，他们宣誓效忠国王和政府而同时不背弃教皇。然而，他们不能投票和被选入国会。
直到18世纪末，英国天主教的全部解放运动已经呈现出成功的迹象。卓越的新教徒——卫斯理、坎宁、威伯福斯和格雷爵士——都支持这次运动。法国大革命在英格兰引起了一阵对伏尔泰和启蒙运动的抑制，有些人同情被革命政府反对的宗教。1792年以后，法国移民，包括天主教神父和僧侣在内，从不列颠接受到一份温暖的欢迎和经济援助，流亡人士准许设立修道院和神学院。一个如此式微和频遭蹂躏的教会观念可能是英格兰的一次危机的说法，至此似乎已成为荒谬之论了。在对法国的战争中，那种教会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联盟。1800年，皮特提出了一项解放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法案。保王党和高层国教会（High Church Anglicans）反对此法案，乔治三世也决心与他们采取一致的立场。皮特撤回了他的提案而辞职。英格兰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必须等到1829年才实行。
较此更为缓慢的（1858年）是解除英格兰犹太人的非公民资格。他们1800年约有2.6万人：大多住在伦敦，有些则在省城，几乎没有人住在乡下。长期战争阻止了更多移民，也让英国的犹太人适应不列颠的生活方式，因而无法冲破某些种族的障碍。法律仍然阻止他们取得参政权及担任重要公职的机会，除非他们经过“成为一位忠诚基督徒”的宣誓，并接受依照国教的圣礼仪式。不然，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他们家中和犹太教会堂中举行礼拜。几位杰出的犹太人改皈基督教——如银行家桑普森·吉迪恩、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作家伊萨克·迪斯雷利。
犹太人在银行业务中的长期经验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家族联系，使他们在“七年战争”和对法国的长期决战中能对不列颠政府有所帮助。本杰明和亚伯拉罕·歌德斯密兄弟协助皮特击退垄断财政事务交易上的不法经纪人。1810年，内森·罗斯柴尔德就他父亲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在美因河旁的法兰克福创立的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分公司。内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理财天才，他使他的家族在许多国家居于显赫的地位达数世纪之久。他成了不列颠政府与国外强权的财政关系上最得宠的中间人，即他或英格兰转入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公司的代理人，与拿破仑战斗。他在1815年后的英格兰工商业发展上居于领导地位。
教育
贵族阶级除了对自己的子弟外，对教育缺乏兴趣。维持农民、无产阶级，也许还包括中产阶级在内不能阅读的现状似乎较为有利。特别是目前，葛德文、欧文、科贝特、佩恩、科尔里奇和雪莱正在印行关于剥削的贵族、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s）、工厂奴隶、无神论等无聊手册时。“对旧制度的毅然辩护，”葛德文于约1793年写道，“没有鄙视的意见，反对知识的交换为一项最惊人的革新。”在他们著名的观察中——“一位接受读写训练的仆人不再是他们要求的被动机器了”——包含了出自整个欧洲社会哲学的胚苞。此外，较低阶级不能以智慧和谨慎判断讲演、看报或书籍提供给他们的要点。观念会爆炸，倘若教育普及化，如梦似幻的“魔鬼集团”就会设法摧毁唯一能保持社会秩序和文明的各阶级必要的权力及其特权。在制造商行里，在竞争者不择手段的竞争中，在发明者的压力和寻找廉价劳工的要求下，看不出教导童工人权和空想的意义。“这些原则，”葛德文引述一位匿名的保守人士说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在粗人的脑筋中发酵……或者使它们付诸执行的意图将会受到各种灾难所折磨……知识和兴趣、智能的良好，贤哲的发现，诗和艺术之美，将会在野蛮人的脚下践踏而磨灭。”
1806年，据帕特里克·柯古洪（前伦敦市警察总监）的估计，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0万名儿童没有接受教育。1810年，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默里（Alexander Murray）统计，有3/4的农业劳动者是文盲。1819年，依官方的统计报告，674883名儿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接受学校教育——占总人口的1/15。1796年，皮特提案由政府设置工业教育学校，他的提案没有付诸表决。1806年，塞缪尔·惠特布雷德提出的政府在每个教区设置一所国民小学的提案（在苏格兰早已成为事实）在下院通过，但是上院基于教育应置于宗教基础上的理由而将它驳回。
宗教团体自筹经费为他们的儿童提供某种教育。促进基督知识的俱乐部仍维持着“慈善学校”，但儿童入学的总数不超过15万人。汉娜·摩尔的学校几乎限制在宗教课程的范围内。贫民法律署开办了“工业学校”，授给194914名儿童中的2.16万人适合他们就业的教育。儿童在宗教学校中学得的一件事，便是《圣经》，它变成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学和他们的政府，是不幸、不义的迷惘的生活中一项可贵的资产。
1797年，安德鲁·贝尔博士在教师资源不足时，创立了“导生制”（Monetorial System），利用年长的学生到与国教信仰有关的国民学校中充任助理讲师。一年后，约瑟夫·兰开斯特介绍了一种以每位基督徒都接受为原则的类似制度。教会人士拒绝实施这种不区别教派意识的制度，兰开斯特被指责为一位自然神教的信徒、一名叛教者、一件魔鬼的工具，科尔里奇也加入叫骂的行列。1810年，詹姆斯·穆勒、布鲁厄姆爵士、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塞缪尔·罗杰斯创立皇家兰卡斯特协会（Royal Lancastrian Association），推广不分教派的学校。震惊于这项计划的进步，国教教会组织了“依据国教教义的贫民教育社”与之对抗。直到1870年，不分教派的国民学校全国性教育制度才在英格兰创立。
高等教育则由那些能供应较高等教育的家庭教师、公立学校、讲师和两所大学来提供。公立学校——伊顿、哈罗、拉格比、温切斯特、威斯敏斯特和查特豪斯，在收费政策下由贵族和士绅开办，偶尔招收有势力的中产阶级的子弟。研修课程主要是古典经籍——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学，旁及一些科学教育。但是，父母们期望他们的儿子接受有关政府的教育。他们深信，一位青年研修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文学和口才训练，较物理学、化学和英诗，对教育目标是更好的准备。不过，弥尔顿被誉为一位写拉丁文如同英文一样成竹在胸的罗马人。
公立学校中的训导是一种打骂和苦役混合的教育。违犯重大校规者将被教师责打。另外，有低年级孩子为高年级孩子服贱役的规定：受他们差遣，擦鞋、泡茶、拿曲棍球棒和球，并默默地容忍他们的恐吓，其理论是一个人必须在学会指挥之前先学会服从——与陆军和海军中通行的理论相似，纪律是在打骂、苦役和服从的基础上组成的，在此意识上，特拉法加和滑铁卢的胜利不只是在伊顿和哈罗的操场上赢来的，也是在公立学校的教堂和礼堂中赢得的。一旦一名服过苦役的低年级学生到达高年级，他已准备要护卫此制度了。在这些贵族养成所中，有一些民主政治的内涵在内：每位罚苦役者是平等的，不论他们的财富和门第，每位毕业生（如果他们不从事商业）也是平等的——而所有其他人，不管他们的天赋如何，都要较他们低一等。
这些学校中的毕业生——通常在18岁——继续成为牛津或剑桥的学生。这两所大学从中世纪后期，在文艺复兴的成就中渐趋没落。担忧在牛津的日子大多数浪费在不相关的研究上，吉本并非是唯一的一人（虽然他从拉丁和希腊文上获益匪浅），学生在赌博、酗酒、嫖妓和决斗上争强斗胜。入学许可需要得到国教教会的承认，授课由名字中有“唐”（Don）的教授担任，每位教授指导一名到数名学生，以公开讲授或私下指导来传授他们的学识。那里古典经籍也是课程的主修内容，但数学、法律、哲学和近代史已列入课程，对天文学、植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讲授也很盛行——但学生寥寥无几。
牛津是保王派的堡垒，剑桥是民权派的大本营，后者接受《39条条款》作为入学的条件已被取消，但只有国教会的会员才能取得学位。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自1785年起曾在此发生。科学在剑桥要比在牛津——就教师和学生方面来说——都要多，但是两所大学都比德国和法国落后。牛津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剑桥加上洛克、哈特莱和休谟的学说。剑桥培植国际知名的学者，牛津颇注重在国会中的雄辩术和谋略人才的培养，经过试验和磨炼后找找关系，就可在不列颠政府中扮演一个角色。
道德
·男人与女人
从这种政府，这种变动的经济，这种政教联合的政体，这种在内容和推广上如此有限制的教育，这种一度孤立的政策，目前正受到交通、革命和战争刺激的国家里，会展现出怎样的道德生活呢？
男人和女人不是生来就有道德的，因为他们偏向合作的社会本性通常不如他们自发的个体冲动健全，这些冲动必须予以扼制，而须借法律来表彰团体的意志和权力，并借助道德规范，通过家庭、教会、学校、舆论、习惯和禁忌的传达而加强。然而，不可避免地，在1789年至1815年的英格兰，诈欺和婚前性交的情况相当惊人。根据贺加斯和鲍斯韦尔的说法，娼妓和站街女郎在伦敦和工厂林立的小镇上十分猖獗。埃格雷蒙特爵士是特纳及其他艺术家们慷慨的主顾，“据说有一大群情妇替他生了许多孩子……可是，街谈巷议只增加朋友对他的好感”。我们也许可从上层社会以和蔼的态度使自己适应威尔士亲王的那些行为上，判断他们的道德。“王子在自中世纪起即已放荡不羁而闻名遐迩的英格兰贵族社会中长大。”农民也许还敬重旧道德规范，因为农业化的家庭组织要求一种强固的家长权威，存在最不可缺少的老人对青年的监护权。然而，从这种控制中解放出来的众多无产阶级，随着条件的允许，渐渐向其剥削者效仿了，“在残酷竞争的劳动工业中的低廉工资”强烈地诱惑着女性工人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求得在她们的最低工资上增加些微的收入。
法定适婚年龄规定男性为14岁，女性为12岁。一般而言，结婚是为了金钱。男人或女人的婚姻欲望，依据他或她的实际或期望所得而定，母亲们日夜筹划——如简·奥斯汀（Jane Austin）的小说所述的——把女儿嫁给金龟婿。基于爱情的婚姻仍然是稀罕的，虽然文学作品大事宣扬。普通法上的婚姻是法律承认的，正当的婚姻需要一位牧师主持。实行大家庭制度，因为孩子就是经济资产，这在工厂区和农业区的差别十分微小，避孕的方法十分简陋，人口出生率增加，但因婴儿和老年的高死亡率、营养、医药和公共卫生的不适当而抵消了一些。通奸之风盛行。离婚权则由丈夫或由妻子（1801年后）取得，但是只能由国会立法始可。此费用不赀，在该法于1859年放宽之前，只有317件离婚案件获得批准。直到1859年，妇女的动产在婚姻中是属于丈夫的，他自动取得结婚后归属于她的任何此类财产。她保留她在土地上的财产权，从土地上的收入则属于丈夫。如果她先他而死亡，她的一切财产则全部遗留给他。
我们听说过富婆的事，但她们的人数寥寥无几。依据继承的习俗，一位没有儿子的父亲——这样的例子很多——可将其产业遗赠给一位男性亲戚，使女儿们依靠友谊和怜悯生活。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习惯已使大多数不列颠妇女习惯于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但此时从革命的法国吹袭来的风潮，引致一些备受苦难者起而抗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有感于她们的遭遇，妇女解放运动因而有了一次历来最有力、最大声的呼吁。
她的父亲是一位想要从事农业的伦敦市民，他失败了，也失去了幸福和爱妻，终日耽于饮酒，让他的三个女儿自己谋生。她们办了一所学校，赢得塞缪尔·约翰逊的赞许。最后破产了，玛丽随后充任女管家，但一年后被解雇了，因为“孩子们爱他们的母亲甚于爱他们的女管家”。同时，她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1792年以33岁的年纪写的《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她将此书献给“已故欧坦的主教”塔列朗先生，并暗示由于制宪议会公布了“男人的权利”宣言，则宣布妇女的权利宣言为义不容辞之举。也许为了使事情进行得顺利，她提高了道德的调子，宣称忠于国家、道德和上帝。她绝少谈到妇女参政，因为目前这个国家实施的整个代表制度只是专制政治的一种权宜措施，她们（指女人）无须抱怨；他们也被描述成数量巨大、工作勤奋的技工阶层，当他们不能停止为孩子提供面包时，便会以忠诚的支持作为代价。然而，“我确实认为妇女应该在‘国会’有代表，而不是在政府的决议中没有她们任何直接参与的被统治者”。就以有关性别为基础的立法来说，她指出长子继承和指定继承的一个例子。而习惯甚至比法律更严苛，它因一个女人须臾间的错误，即在她的生命中烙上不贞的印记并予处罚，“虽然男人放纵在邪恶中时仍保持他们的地位”。
也许有些读者会因为玛丽的女权宣言所言及者，感受的是有关性交中的肉体满足而震惊。但是，她警告，两性“视爱情为一种兽欲其本身就已失去了立场”。事实上，在那种意义上，“爱情是一切感情中最易消失的一种”。就以肉体关系来说，爱情应逐渐由友谊来取代。这就要求互相尊敬，而尊敬要求双方应从对方那里找出各自的和发展的特性。因此，妇女解放的最好开端，便是承认她的错误，并认识她的自由将依赖她心智和行为上的教育。
这份《辩护》进而罗列那时一些妇女的错误：假装孱弱和胆怯，逗乐男性优越感的意识，恣纵在牌桌、闲扯、占星术和感伤及文学方面，沉溺在服饰和自娱上等：
本性、音乐、诗情和殷勤都有意使女人成为感情的动物……而这种过分夸张的感受自然地弛缓了心智的其他功能，阻止了获得其应获得的知识和权威……为了习练了解，每当生命进展时，唯一的方法便是指示本性抚平感情。
玛丽感到，几乎所有这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教育上的不平等及男人在使女人认为（如一位女作家告诉他们的）“你最好、最甜蜜的帝国便是取悦”说法上的成功。
玛丽气愤于这些俗气的做法和低劣的手段，并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接受教育和坚持学习、写出列入法国人心智中最佳文学作品的法国妇女。“在法国，可以想见知识的传播比欧洲任何一地都要普遍。部分原因，我归功于那里两性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社交活动之故。”在巴尔扎克前的一世代，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
法国人在美上表现了许多智慧，偏爱30岁的女人……欢愉而不失去理性时，他们准许女人共享他们最完美的境界，修养那种成熟的庄严的性格。青年时期到20岁，身体开始发育。到30岁，容光渐趋焕发，肌肉日趋韧性，在面部表现了个性——刻画出阅历和智慧，不仅告诉我们它们内蕴的力量是什么，也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运用的。
玛丽相信，女人的缺点几乎完全在于失去了教育的机会及承认了男性使女人自认婚前是性具，婚后是装饰品、奴隶和母性的机器的成功。让两性在发展心智和身体上有平等机会，男孩和女孩应在一起受教育，用相同的课程，可能时做相同或相似的运动，一直到从事职业。若有需要，每位妇女应具有同样健壮的身体、健康的心智活动，以谋得她自己生活的所需。但是，“能有什么方法使母性从她女人的范畴中解脱出来呢”？不久，生物功能和生理上的差异就会表明。母性的照顾对母性的健康是有益的，也可以使家庭变得亲密和坚强。妇女解放的观念应是受过教育的母亲和一位受过教育的男性建立在平等的联合上。
看到自己的书在报上发表后，这位光芒熠熠的青年女作家惑于大革命的创造性，渡过英伦海峡来到法国，却赶上了大屠杀和恐怖的一幕。她在巴黎和一名美国人——吉尔伯特·伊姆利船长——坠入爱河，并同意在不受约束下和他同居。她怀孕后，伊姆利以业务或其他原因为由时常一去数月，她写给他的信，几乎封封辞藻洋溢，与一个世纪前莱斯皮纳斯的那些信不相上下，而这却不能让他回来。1794年，她生下孩子，但孩子也没有留住父亲。他供给她一份赡养费以支持她的生活，她拒绝了，回到英格兰（1795年）。她投入泰晤士河企图自尽，却被热心的水手救了起来。
一年后，她遇见了威廉·葛德文，成了他事实上的妻子。两人都不相信国家有规范婚姻的权力。然而，为了他们将出世的孩子，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宗教仪式（1797年3月29日）。耻于他们的合法性，他们在激进的朋友面前隐瞒了他们不再过有罪生活的事实。有一段时间，她和葛德文出现于聚集在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周围的反叛人物的圈子：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托马斯·潘恩、威廉·华兹华斯和威廉·布莱克（他为她的作品作插图）。1797年8月30日，在痛苦的煎熬中，她生下了雪莱未来的妻子。10天后，她与世长辞了。
·社会道德
渐渐地，纵然有那些没有被历史记载的安定、优雅的生活，这一时期英国的每一阶级共同呈现出一种寻常道德上的退化现象。赌风盛行，政府本身以发行国民彩券在推波助澜（直到1826年）。酗酒是地方性的，当作一种逃避寒湿阴雨、残酷的贫穷、家族争吵、政治紧张、精神绝望的方法。皮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其他方面风马牛不相及，却一致听凭此种瘫痪现象。酒店准许星期六通宵营业一直到周日上午11点钟，因为周六是休息日，必须让酒店有时间搜刮大部分周薪。中产阶级饮得较为温和，上层阶级饮得很凶，却懂得如何把酒杯稳稳地抓紧，活像一只漏水的盒子。
一种特殊的奢靡风气在政府的每一阶层造成政治上的腐败。有许多情形，如前面指出的投票、选举区、提名、官署——在有些例子中，甚至贵族的身份像股票交易所公开买卖股票一样易手。乔治三世，他的政绩在于内政方面，不认为用金钱替国会或在国会内获得选票，或分配官职给政治上的支持者有什么不对。1809年，76位国会议员拥有这份闲差。“少数得宠者借关系与富贾、权贵保持联系，不劳而获得巨额薪水。实际从事工作的人，仅得微薄报酬的却比比皆是。”法官出卖辖区内的附属职位，并从获得职位的人手中抽取公家付给他们职务上酬劳的佣金。
政府既残酷又腐败。我们已提到过其刑法的严厉。强押路人加入海军是薪俸低廉、食物恶劣和无情训练的前奏。有好几次水手们哗变了，像这样的一次罢工曾封锁了伦敦港近一个月。然而，英国的水手仍是历史上最好的海员和海上战士。
就道德改革作过多次努力。1787年，乔治三世公布对破坏安息日、冒渎（诅咒）、酗酒、淫秽文学和不道德娱乐的谴责，其效果并无记录传下来。杰里米·边沁以他的《国会改革问答》（Parliamentary Reform Catechism,1809年），领导十几位能干的门徒揭露政治上的腐败和无能。卫理公会和福音派的布道有一些效果：法国大革命引起了道德上如此混乱的国家，为如何击退法国的入侵，如何敉平国内叛乱而惶然时，其效果自然扩大，变成一股为压制社会的邪恶而掀起的对抗决斗、娼妓和淫秽的潮流。其他的改革者攻击雇用童工，利用孩子去扫烟囱、监狱中的恐怖、刑法的残酷等。一阵人道主义的浪潮部分源自宗教，部分源自启蒙运动，推广了博爱和慈善的工作。
威廉·威伯福斯是英国改革者中最不眠不休的人。他出生（1759年）于郝尔镇的一户在土地和商业上都很富有的人家。他从剑桥毕业，成为威廉·皮特的好友。他在皮特任首相一年（1774年）后，毫不困难地入选国会。认识到福音派运动的影响，他协助创立了礼貌改革社（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1787年）。他抗议一个由官方认定的基督教国家依然容忍非洲的贩奴举动。
英格兰此时在这种贩奴勾当上居于领导地位。1790年，不列颠的船只运送3.8万名奴隶至美国，法国人的船舶运送2万名，葡萄牙1万名，荷兰4000名，丹麦2000名。每个国家依照其能力为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犯罪行为贡献了一臂之力。从利物浦到布里斯托尔，一艘艘船舶载着酒、军火、棉织品和形形色色的精巧装饰品，到非洲的“奴隶海岸”去。在那里，时常受到被买通的土著酋长的协助，基督徒船长们用他们的货物交换黑人，再运到西印度和北美洲的南部各殖民地。俘虏们被紧紧地关在船舱里，有时用铁链锁起来，以防止叛乱或自杀。食物和饮水只够维持他们不死，通风设备简陋，卫生设施几近于零。为减少在狂风暴雨中的载重量，病奴也许被丢出舷外。有时，没有病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每位奴隶都是保过险的，也许死的比活的更有价值。据统计，运送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约2000万名黑人，只有1/4在航行中生存下来。回程时，船舶装载了糖蜜。在不列颠，这些糖蜜制成朗姆酒，这是用作下一次购买奴隶的。
在两个大陆上的教友会教徒率先攻击这种贸易，跨出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步。有20多位作家参与在英国的这次运动：洛克、亚历山大·蒲柏、詹姆斯·汤姆森、理查德·萨维奇、威廉·柯珀，还有阿芙拉·贝恩夫人，她的小说《奥鲁诺克或王奴：一段信史》（Oroonoro, 1678年）对西印度经济作过深刻的描述。1772年，教友会教徒格兰维尔·夏普从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处取得一份禁止奴隶输入不列颠的命令，任何奴隶在踏上不列颠的领土时自然获得自由。1786年，另一位教友会教徒托马斯·克拉克森发表一篇《论奴隶制和人种买卖》的短论，提出了几乎穷毕生之力研究的全部可观的结果。1787年，克拉克森、夏普、威伯福斯、乔塞亚·韦奇伍德和扎卡里·麦考莱组成了废止奴隶买卖的俱乐部（The Society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1789年，威伯福斯向平民院提出终止这种邪恶，法案被商业基金会挫败。1792年，皮特又做了一次伟大的演说以辩护类似的提案，也失败了。威伯福斯又于1798年、1802年、1804年和1805年一再尝试，都遭到失败。一直等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出任短暂的部长时（1806—1807年），才迫使提案通过。国会屈服了，禁止了不列颠商人参与奴隶买卖的行为。威伯福斯及支持他的“圣哲们”知道这次的胜利只是一个开端，他们掀起了一个解放不列颠领土所有奴隶的运动。威伯福斯死于1833年。在威伯福斯离开人世的一个月后，8月28日，奴隶制度在不列颠统治下的每寸领土内全部废止。
礼仪
1797年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丝质高帽子的第一次出现。显然，第一个戴这种帽子的是一位声称“英国人天生具有特殊权利”的伦敦男子服饰销售商。群众聚集在他的周围，据说，有些妇女见到这种古怪的模样时昏厥了。但是，没多久，所有上层阶级的伦敦男性在他们的头上戴了一顶高顶窄边的大礼帽。
臀部挂剑和头戴假发的风尚消失了。胡须刮得精光。大多数男性让头发长到肩头，一些年轻人则借修头发来表达他们桀骜不驯的个性。马裤也穿到了男人的双腿上。1785年裤管长及小腿，1793年已到脚踝。鞋带已取代鞋扣，开始它们令人厌烦的统治。外套很长，此时已免去滚绣，但是背心精心制作，花费不赀。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执政内阁下的法国一样，贵族和平民的混杂产生了“讲究修饰的人物”——“说大话的人”或“花花公子”。“花花公子”乔治·布鲁梅尔·布赖恩擅长打扮自己，在穿戴装饰上要花去半天时间。在伊顿，学生们称他为“吹牛大王”，他成了威尔士亲王的密友。王子感到，服装是半个统治艺术。继承了3万英镑的遗产后，布鲁梅尔雇了不同的裁缝师裁制身体各部分的服装，使他自己成为伦敦男性时尚的仲裁人。他风趣，温文，干净得仅次于三角绷带。但是，他爱好赌博更甚于整洁，因此债台高筑。他为逃避债主渡过英伦海峡，过了20年贫苦潦倒的生活，最后以62岁的年纪，死在法国一家精神病收容所中。
妇女们放弃了衬裙摆的藤环，但她们仍然穿着紧腰衣以保持胸部平衡和丰满。腰围提高，一件大胆露胸的衣服抢夺了所有的眼球。摄政时期（1811—1820年），服装发生剧烈改变：紧身衣和衬裙弃而不用，长上衣透明到足可显露两条玉腿的线条。拜伦认为这种暴露使追求者神迷目眩，他以罕见的道德口吻抱怨道：“如夏娃一般，我们的闺女已没有羞耻感而且迷失了，因为她们赤裸着，毫不感到羞耻。”
不过，穿着比起饮食来要节俭多了。餐食很精致，不完全因为气候关系需要皮下脂肪来保持身体热度而需要大量的食物。穷人基本上可以吃面包、乳酪、麦酒或茶。但是，在富人阶层，主餐——有时从9点延长到午夜——可能有好几道菜：汤、鱼、鸡鸭、肉类、鹿肉、甜点，外加调制的酒类。甜点过后，女士们退席，那样男人们就可自由自在地谈论政治、赛马和女人。斯塔尔夫人抗议道，这种二分法将主要的刺激总分为社会礼仪和享乐两类。餐桌礼貌还不如法国那样优雅。
礼貌大致分为热情和粗俗两种。讲话中常带点猥亵，坎特伯雷的红衣主教抱怨说：“每天滔滔不绝的猥亵话进步得很神速。”斗殴在下层阶级中经常发生。拳击是一种大众爱好的运动，职业性拳击比赛吸引了各行各业的爱好者。罗伯特·骚塞（1807年）留给我们一段描写当时情形的精彩文字：
两位职业拳击选手举行一场比赛时，消息顷刻间通过报纸传播开去。间或有一段文字记载双方训练的生活情形，如他们采取何种练习、吃些什么——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吃生牛肉作为准备。同时，观众和赌徒挑选他们的押注对象，而赌况也披露在报纸上，全部赛程时常是大家关心的。否则，少数无赖就会利用它们来愚弄许多无知的观众了。
大群观众——有时达2万人之多——聚拢来看这种暴力的场面。奥尔索普爵士认为这种运动是人类侵略性本能的净化，经纪人则视其为荷包的洗涤剂。
较穷苦的人将一条公牛或一只熊绑到柱子上，用棍子和狗来挑逗、刺激它——有时一连两三天——直到一时怜悯心涌现时，他们才将作弄的动物处死或送到屠宰场，以寻求发泄。斗鸡直到1822年被禁止之前，一直是一项消遣活动。斗蟋蟀在英格兰可追溯到1550年，到18世纪才有正式的比赛规则，有大群观众从事豪赌和广泛的合伙，在竞赛中提供了最大的刺激和运动。赛马供给赌徒另一项发泄情绪的机会，但赛马也含有古代对马的爱好及饲养与训练的照顾作用。狩猎是各种运动中最时髦的户外活动，狩猎者乘着华丽的马车到达狩猎地点，骑着骏马，跟在欢欣跃腾的猎狗后面，疾驰在原野、庄稼、树篱、围篱和溪涧。
每一阶级有其自己的社交场合。咖啡店——在那里，简朴的人们喝啤酒、抽烟斗、看报，谈论政治与哲学，到布赖顿的豪华皇家园榭——在那里，有钱的人“几乎一年四季都欢欣鼓舞地沉浸在热闹中”。在家庭聚会上，人们玩玩牌或别的游戏，听音乐或跳舞。华尔兹舞已从德国传入，而且从德文“Walzen”变为“Waltz”，还增加了旋转的动作。道德家们指责此种舞为原罪的渊薮。柯勒律治于约1798年断然抱怨说：“每次舞会我都受到邀请跳舞的骚扰，这些邀请我都一一婉谢。他们跳一种叫作华尔兹的那种最不名誉的舞。约有20对舞伴——男人和他的舞伴彼此拥抱着，手臂、腰和膝盖几乎贴在一起，随着淫荡的音乐在舞池中旋转，旋转……”
上层阶级在最时髦的俱乐部——阿尔马克俱乐部、怀特俱乐部、布鲁克俱乐部——举办舞会和其他派对。他们也在那里豪赌，讨论西登斯夫人的最近演出、威尔士亲王的放荡、简·奥斯汀的小说、布莱克的雕刻、特纳的《风暴》和康斯太布尔笔下的风景。在民权派中，社交盛事是在荷兰宫，荷兰夫人在那里举行晚会。在那种场合，经常可以碰到布鲁厄姆爵士、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塔列朗、梅特涅、格拉顿、斯塔尔夫人、拜伦、托马斯·穆尔或民权派的顶尖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也是与会者中的要人。18世纪末，没有一家法国的沙龙可与荷兰宫比拟。
英国的剧场
除了这样多彩多姿的生活以外，英国的剧场蓬勃发展，但目前戏剧作家仍然无甚价值，演员也只不过是演演剧而已。不可避免的竞争似乎斫伤了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自谢里丹和哥尔德史密斯的高潮之后，最佳新喜剧如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的《毁灭之路》（The Road to Ruin,1799年）和伊丽莎白·英奇巴尔德的《情人的誓言》（Lovers'Vows,1798年）都是一些垂死的挣扎。这两部剧属于脆弱的中产阶级的感伤剧，与约翰逊令人捧腹大笑或莎士比亚具有哲学上隽永的剧力万钧的戏剧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初看之下似乎是一个家族，他们从罗杰·肯布尔的舞台演到亨利·肯布尔的舞台。罗杰的三个孩子——萨拉·肯布尔，后来的西登斯夫人；约翰·菲利普·肯布尔，他1783年加入德鲁里巷剧院，于1788年成为该剧团的经纪人；斯蒂芬·肯布尔，他自1793年至1800年管理爱丁堡剧院。
1755年，萨拉出生于威尔士布雷肯的羊皮旅馆（Shoulder of Mutton Inn），她父亲的巡回剧团在旅行演出中，她因母亲早产而出生。她能演戏时，父亲替她安排了一个角色。10岁时，她成为一位女配角。在她光辉灿烂的生命中，她设法接受相当的教育，使自己成为一位具有成熟和教养的头脑及事业卓越和永远妩媚的妇女。18岁时，她嫁给威廉·西登斯，同剧团中的一名小演员。两年后，加里克听到她在地方上演戏的成功，派一名代理人去看她的表演。报告受到了重视，加里克提出要她在德鲁里巷剧院演出的合约，她于1775年12月29日在那里主演宝夏一角。她演得不很成功，部分是由于紧张，部分也许是因为她才生产不久。她身材消瘦，高颀而沉郁，容貌古典而拘谨了点，而她的声音习惯在小剧场中，不能到达大剧场观众的耳中。经过一段失望的时光后，她又回到了地方巡回剧团。有7年时间，她耐心地改良她的艺术。1782年，继承加里克为经理人的谢里丹劝她重返伦敦。1782年10月10日，她担任托马斯·萨瑟恩（Thomas Southerne）的历史名剧《致命的婚姻》（The Fatal Marriage）一剧的名角，她的成功几臻十全十美之境。自那晚开始，她成了不列颠历史上最炉火纯青的悲剧女演员。有21年之久，她成了德鲁里巷剧院的台柱。超过10年的时间，她是科文花园剧院（Covent Garden）风头最健的王后。看她在那里演麦克白夫人是一名看戏者一生中弥足珍贵的享受。1812年6月29日，以57岁的年纪她扮演那个角色，她所演的梦游一景令观众深为感动，这场戏比当晚其余的戏目更赢得喝彩和掌声。之后19年的时间，她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她忠诚的婚姻生活令街谈巷议者有些怅然。庚斯博罗的画艺令她倾心，直到今天，她的画像仍然是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令人注目的一幅。
她的弟弟约翰·菲利普·肯布尔，跟她一样出生在乡村客栈中，因双亲之故，他是一位天生的天主教徒。也许，依照流行的理论，一位授圣职的人员为全家带来进入天国的机会，他被送到杜埃的天主教学院和修道院进修。他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获得了神职人员的庄严态度，那种态度几乎后来出现在他的每个角色中。但是，在那种恬静的环境里，他父亲的演艺事业对他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18岁时（1775年），他离开杜埃，回到英格兰。一年后，他加入一个巡回剧团。1781年，他在都柏林饰演哈姆雷特一角。他的姐姐萨拉也在那里演出了一段时间，此后她带他一道加入德鲁里巷剧院。他在那里初次登台时（1783年）饰演的哈姆雷特一角成就平平，伦敦的大众发现他演这个角色太镇定，剧评家批评他不仅节缩而且修改了莎士比亚的脚本。不过，他加入姐姐在《麦克白》一剧中演出时（1785年），他们的演出被称之为英国戏剧史上的一件盛事。
1788年，谢里丹，当时德鲁里巷剧院的主要所有人，指定肯布尔（约翰·菲利普）为剧团经理。但是，谢里丹的喜好独裁和财务不稳定使这位多感的演员不很惬意。1803年，他接受了科文花园剧院的经纪业务，购下这份2.3万英镑事业的1/6的股权。1808年，剧院大厦毁于一旦。过了一段奢侈的悠闲生活后，肯布尔重掌新建剧院的经理事务。但是，他设法提高票价以抵消新建筑意想不到的昂贵费用时，听众们不断喊叫“老票价！”而阻止了他的下一剧演出，直到他承诺恢复原价，他们才准他继续演下去。森伯兰公爵赠予1万英镑而挽救了这个剧团的命运。肯布尔继续奋斗下去，年轻演员对他的挑衅不断增加。在《卡里奥拉纳斯》（Cariolanus）一剧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后，曾在1809年表示反对的同一批观众的喝彩声震动了剧院时，他离开了不列颠的舞台，将他的皇冠交给埃德蒙·基恩。古典派演技也随他一同从英格兰消失，如同随他的朋友塔尔玛一同从法国消失一般。浪漫运动在剧院中抬头，一如在绘画、音乐、诗和散文上一样。
基恩1787年出生于伦敦的一处贫民窟，是老基恩——一名舞台管理，和克里·安娜——在舞台和街头争取一点糊口钱的女演员，一夜春宵的结果。幼年时他被双亲遗弃，由父亲的兄弟摩西·基恩——一位大众化的演艺人员——抚养长大。更正确地说，是由摩西的情妇夏洛特·娣慈威尔——德鲁里巷剧院的一名小演员——抚养长大的。她训练他演剧的艺术和诀窍，而摩西使他研究莎剧中的各种角色。这个孩子学到了可以掌握住乡下观众的每种技巧，从杂耍、腹语术和拳击，一直到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但是，他具有刚愎自用的个性，不断离家出走，最后夏洛特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狗领箍，刻着“德鲁里巷剧院”几个字。15岁时，他才取下这只领箍，以演员身份追求一份独立的事业，赚取每周15先令的报酬。
有10年时间，他过着一位漫游演员光辉而忙碌的生活，经常一贫如洗、备遭屈辱，却怀着一腔他可超越英国舞台上任何人的灼热自信。不久，为了忘却他的艰辛和痛苦，他借着酒精梦想他高贵的出身和即将来临的辉煌的胜利时刻。1808年，他娶了玛丽·钱伯斯，一名巡回剧团的随员。她替他生了两个儿子，并使他放弃他的爱好：威士忌和女人。最后，他接到德鲁里巷剧院的试演邀请。
他在那里初次登台（1814年1月26日），挑选了难演的夏洛克这个角色。他将生命中体验的轻蔑注入角色的某些情节中。夏洛克以轻蔑、讥讽的口吻，向身为基督徒的威尼斯商人讨回一笔债务时说，
一只狗有钱吗？一只杂种狗
可能借出3000杜卡特吗？
基恩好像已经忘记了他是夏洛克以外的任何一人了，他注入这部剧中的感情和过分狂暴，几乎以两句话终止了英国演剧的古典世纪，并在伦敦的舞台上打开了感受、想象和罗曼史的世纪。渐渐地，观众原本疏落的掌声和怀疑的神情，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带到另一个境界，而这位演员自己也被剧里的气氛迷住了。一景接着一景，欢呼和喝彩越来越高，直到落幕时，半数观众狂欢，为他折服了。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当时最权威的批评家，匆忙离去赶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基恩赶返家中，拥抱住妻子和孩子，对妻子说：“啊！太好了！玛丽，你有马车可坐了。”对孩子则说：“孩子，你们要到伊顿读书了。”
在基恩参加《威尼斯商人》的第二次演出时，剧院客满。第三次演出时，剧场经理塞缪尔·惠特布雷德给予基恩为期3年、周薪8镑的契约。基恩签了字，惠特布雷德接过契约，改8镑为20镑。基恩的契约索酬每晚50镑的时间不久也到来了。他几乎演过莎翁笔下每个著名的角色——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五世、麦克白、奥赛罗、依阿古、罗密欧。除了最后一个角色外，他全部很成功。罗密欧特有的贵族优雅气质，对于一个饱经风霜的演员是很难把握住的。
轮到他去看年轻演员演出时，他却将赚来的钱挥霍在饮酒上，大请酒店中的偶像崇拜者加入“谴责一切贵族和绅士”的一个秘密社团，而且受到与一名市议员的太太通奸的控告（1825年）。他付出讼费，并尽力争回在剧院中的地位。但是，他的头脑记不起他扮演过的角色的台词了，不止一次，他忘掉了台词。观众的无情一如当年的偶像崇拜一样，大家责问他为什么饮酒如此过度。他离开了英格兰，游历美国，制造了另一次发财的机会，随之又挥霍净尽。他返回伦敦，同意在科文花园剧院扮演奥西洛，他的儿子扮演亚戈。观众称赞亚戈，并无一词称赞奥西洛，没有掌声支持的演出对基恩太过分了。他的体力耗尽，几乎瘫痪。在说完“再见！奥西洛的风头已消逝了”这句话后，他跌入儿子的臂弯里，轻声对他说：“查尔斯，我要死了，替我说给他们听。”他被抬到家里：他曾一度遗弃的妻子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两个月后，1833年5月15日，他去世了，才46岁——英国历史上除加里克外，英年早逝的又一位伟大的演员。
总结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蓬勃而多产的英格兰。在这幅蓝图上有许多弱点，如每幅生命的真实图画一般：自由农消失了，无产阶级受到奴役，饮酒和赌博毁掉幸福并使家庭破碎，政府毫不掩饰阶级特权，法律是由少数男人为其他男人和全体妇女所定的。不过，隐藏在这些缺点和罪恶之中的科学正在发展，哲学正在反刍，康斯太布尔正在描绘英国的风景，特纳正在扣住太阳和遏止暴风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正给予英格兰自伊丽莎白一世起，任何地方都无以匹敌的一次盛大的诗会。在这一切惊天动地的情况下，正有一次准许更多自由的秩序和安定在酝酿——除了法国（那里过多的自由正在自毁）——比欧洲任何国家要多的自由：除了战争而外，有迁徙和旅行的自由、崇敬和礼拜的自由、新闻发表的自由，及依据先例为涉及腐败、涉及目无法纪、涉及不安定暴乱的革命辩护的自由。
这种自由带来的不是高水准的舆论，它时常发表一些无关宏旨的迂论，或高揭起古老的禁忌。但是，它有勇气轻蔑一位堕落的王子，赞扬被他残酷遗弃的妻子。它也经常在上百种致力于教育、科学、哲学和改革的社团和俱乐部中表达自己。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它在公共集会中表达自己和在法律保护下运用请愿的权利，它感到寡头政治的手段太沉重时，会起而抵抗。不止一次，经常有暴动在乡间和街道上进行。
政府是贵族政体，但它至少还表现得很文明。它推广礼貌，阻止反复无常，抗拒艺术中的粗野作风和信仰上的迷信，以维持隽永的水准。它支持好几种良好的运动以不让伟大诗人受饥挨饿。偶尔有一位疯癫的国王当权，但他的爪牙被剪除，使他变得无可奈何，他成了国家团结的一个象征、国家的热诚和骄傲的一个焦点。没有为了驱逐一位有用的司仪而杀害上100万人民的意识存在。在谦让了一两个回合后，一位英国人就可自顾自地走他自己的路，但是他不坚持在立法上擦鞋童和男爵有相等权利的主张。“在英格兰，”斯塔尔夫人指出，“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权利，群众十分有节制。”它是使自由萌芽的另一种秩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结合在艺术、科学、哲学、文学和政治才能各方面的作用吧。只有如此，1800年英国的生活蓝图才能公正完整地在我们的了解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