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格兰在忙碌
处于1792年后反革命之首的，是英格兰的政府和人民、处于蓬勃中的工商业、海军、纳尔逊及心智和意志。拿破仑的其他敌人因不愿联盟或于节节崩溃之际仍各自为战，失败在所难免。在战事爆发之初，领袖们和舆论犹豫不决、恐怖惶惑或激愤奋发。对革命的理念、革命军的热心和勇气，诗人和哲学家们常报之以热情。但是不久，他们因埃德蒙·伯克的愤怒雄辩，因理想社会制度下的大屠杀和恐怖的新闻，而变得痛苦了。来解救众人的军队变成征服者，置半个欧洲于法兰西的野心之下时，英格兰目睹了这个岛国的安全和自由受到威胁。战争似乎在所难免。
渐渐地，英国开始团结了。纵使她的盟邦一个一个投降，她的贸易横遭阻挠，工商和财政濒临破产，她的劳动者们精疲力竭，几乎就要接受正雄踞欧陆、威吓着要以50万不败之师跨过英伦海峡的、那位集卓越和恐怖于一身的科西嘉人的条件。自1066年起，英格兰纵然未曾有过这么大的挑衅，国王和国会却也是立场坚定，贵族和商人愿意付出重税，孑然一身的人甘愿征召入陆军或海军中服役。英格兰天下无敌的水手们，由溃不成军而进入胜利之境，不到半个世纪。这块可爱的土地，从1810年至1811年的赤贫和濒临饥荒的边缘上脱颖而出，建立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最有声威和文明的一个帝国。
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出戏剧和冲突，先去衡量一下使这次胜利、这次转变成为事实的土地和劳动资源，科学、文学和艺术，心智、教条和特质诸因素。
另一种形式的革命
地理因素产生了某种作用。气候不很理想：由北大西洋暖流带来的气团，与来自北极圈的强冷气团相遇，这种冲突带给爱尔兰和英格兰充沛的湿度和雨水，使土壤肥沃、公园常绿、森林茂密、街道潮湿。一位怪杰曾喟叹：虽然太阳从不在英联邦落下，它也从不曾在英格兰升起。拿破仑也深信这种夸张的说法。“你们英格兰没有太阳。”他告诉他的英国医生阿诺特。他却纠正拿破仑说：“啊，有啊，我们有太阳……七八月中，英格兰阳光普照。”他们住所的潮湿空气隐蔽了布莱克的诗情，使特纳（Turner）的画才不得舒展，也许造成了英国人的独特个性和制度。他们的岛屿使他们与世隔绝。但是，也保护了她抵御瞬息万变的各种风潮、艺术时尚、革命狂飙及经常在海峡对岸的大陆上肆虐的战争大屠杀。他们纹丝不动地站稳了脚跟。
虽然这个岛屿不大，但冲激或轻抚海岸的海洋唤起他们从事远洋冒险的意念，上千条流动的道路前后左右地摇摆着，正诱惑着总是傲然屹立着的人们。上百处遥远的陆地以其丰富的产品和市场，将帮助英格兰从农业国家转变成工商业国家和世界性的经济大国。无数海岸深沟提供了在海洋中寻求和平的出口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船舶的安全港。在岛上，有十几条可供航行的河流和上百条与那些河流相连的运河。没有一位英国人的住处距他们入海的河流超过75英里远的。
不列颠因工业革命而克服了地理上的障碍。英国建造了当时号称空前的巨型商船，有些命名为“东印度”巨人号，航行半年即可抵达印度和中国。这个国家酷爱海洋，视之为英格兰领土的延长；为控制那个延长的领土，英国先与西班牙，接着与荷兰，而此时则与法国，战至濒临崩溃的边缘。英国开辟通往各大陆、各港口，通往非洲、印度、远东、澳洲、南太平洋及南北美洲的新水路。虽时顺时逆，那些地方的人们也渴望贸易。唯有西北部的水路蔑视了这群永不满足的不列颠人，令他们徒手而回，却没有令他们屈服。
不过，那些商船队和保护它们的巡洋海军军舰，大部分必须用进口的木材来建造。那些殖民地和贸易国的原料、金银、香料、食物和异果，必须以不列颠的工业成品来换取；那些种类繁多的商品，必须靠工业革命来运送或资助。渐渐地，英格兰——特别是中部和北部两地，和苏格兰——特别是南部，从田野和农村吸收了大量民众至市镇和工厂，从缓慢的家庭手工业或行会中吸收许多男女老幼，施以使用机械的训练，重组他们的经济生活，并为全世界生产大规模的成品。
一方方的园地帮助了这种转变。远在12世纪，善变的英国人已计算到，他们使用大块土地比小块土地要有利可图。他们购下私有农田和公有地——农民们习惯上用来放牧和砍伐采薪的那些公有地和森林地区。他们雇用的工人在一人的监督之下，在这批大规模产业上劳作。15世纪，他们认为饲养家畜比耕耘收获更多，饲养羊群尤为有利。因为人口较少，而且发现在凄寒而喜好肉食的不列颠以外，有大量供应兽肉和羊毛的市场。愈来愈多的农田所有主出售或荒废了他们的农田，流向城市，体力充沛的自由民慢慢地消失了，同时带去了英国性格中旺盛和骄傲的素质。至1800年，不列颠有1500万头羊，据一则笑话说，这群羊会吞噬人们。一直以来，旅行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州郡中，会有农田和农作物寥落的印象，唯可见到有人居住的一些绿野和篱笆围起的土地上，羊群正懒洋洋地在啃着青草，它们身上的羊毛是这块富饶的土地的最重要产品。
我们无须夸张，在这一时期（除了1811年拿破仑的大陆围堵政策带来的几近饥荒的危机外）——英国的农业渐渐进入资本化和机械化，可不假外援而优裕地喂饱英格兰人民了。种植者们深具信心，他们说服国会通过《谷物法》（Corn Laws）
，以严峻的关税阻止进口谷类的竞争。纵然如此，迨至1790年，迁往城市的农民以及从苏格兰和爱尔兰迁入的贫困移民，提供了使工业化成为可能的劳动力。
工业大部分仍停留在家庭和工艺制作所中，大部分工业仍由地区性产销左右，没有组织成可供应分布在边远地区的各种市场的大规模生产作业。家庭或制作所的工人在原料供应商和产品经销商的摆布之下，其收入因供需关系和竞争者的欲望而改变。通常，妻子和孩子必须自早到晚与他一起工作，才能免于饥饿。如果要满足城市人口激增的需要，或满足寻求国外物资或黄金的商人的要求，就要找出一些更有效的方法补充财政及组织工业。
除了亚当·斯密的警告鼓舞外，受到利润动机的刺激，英国的工业转向私人企业的方向发展，大多免于政府的支配。企业从盈余中，从赚钱的商人手中，从征收田赋和房屋租金的地主手中，从知道如何使金钱生息、从以较法国同业要低的利润贷款的银行家手中，募集资金。所以，个人和组织将资金供给提议以大规模机械、有技巧的劳动者生产工业产品，并结合农田和牧场的产品，以增加英格兰财富的企业家来使用。资金提供者监督资金的运用。
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计划。一次投资也许因经营方法不当、价格或市场波动、款式的改变、消费者无力购买致使生产过剩或因竞争者的新发明而毁于一旦。惧怕损失刺激起贪婪的欲望。工资必须维持在最低水平上，对新发明一定要提供奖励，尽可能用机器取代人力。开采或进口铁砂以制造机器、装甲舰、桥梁和枪械。煤必须开采（所幸英格兰蕴藏丰富）以供炼制厂用作燃料，熔炼铁砂和锻钢。尽可能为机械提供动力，可能用风能、水能或机器装置产生动力。但是，最好的动力厂是詹姆斯·瓦特设在伯明翰附近的马修·博尔顿的工厂（Matthew Boulton's Plant）装置的一具蒸汽引擎（1774年）。若有足够的资金和周密的组织，任何一类机器都可由一两具引擎来操作，大大节省了人力，并提高了效率。工厂制度由此诞生了。
不久，林林总总的大烟囱在勃兴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伯明翰、谢菲尔德、利兹、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上空冒出浓烟。1750年的不列颠，有两座城市拥有5万名居民；1801年，有8个城市；1851年，可能增至29个。便于运输原料、燃料和成品到工厂、市场和港口的道路也铺设完成。一次可载客8位，每小时可行驶10英里的公共定期马车，开始大量生产使用。约1808年托马斯·特尔福德，1811年约翰·麦克亚当（John McAdam，两人均为苏格兰工程师），设计出方便铺设的新道路路面。1801年，乔治·特里维西克制造了第一台蒸汽火车头，在铁轨上拖运一节车厢。1813年，乔治·斯蒂芬森制造了改良的火车头。1825年，斯蒂芬森开始首次定期蒸汽火车旅运——只限于斯托克顿和达灵顿之间。1801年，一艘小型的蒸汽船开始在一条苏格兰的运河上航行。1807年，博尔顿和瓦特工厂仿造由罗伯特·富尔顿建造、同年8月航行在纽约至奥尔巴尼的克勒蒙特的蒸汽船模型，制造了一艘客运蒸汽船。同时，伦敦、哈里奇、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格拉斯哥正在发展为海洋通商所需的海港和设备。纳尔逊则在阿布吉尔湾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为英格兰取得了制海权。
1801年，英国政府对大不列颠（含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作了首次科学调查，以了解愤于私权受侵的公民的恐惧，作为步入组织化的先声。当时的人口总数为10942646人（美国当时只有600万人）。1811年，人口已增加到12552144人。也许，这种增加正是粮食供应的增加、医疗的改良和婴儿与老年死亡率逐渐下降的结果。1811年，伦敦人口增至1009546人，但是扩张最速和最大的则在工业化的北部和西部。1811年，不列颠从事农牧的家庭约为895998户。从事贸易或在工厂工作的有1128049户，其他职业方面有519168户。政府用批准私有土地的方法抑制农业，而且用示惠自由企业以保护关税，禁止劳工联盟谋取较好的工资，以鼓励工业的发展（1800年）。政府借改良道路和运河及建造一支无敌舰队以示惠商业。商人、工厂主和财政家们获得大量财富，有些人甚至用钱买到了国会中的席位。
1800年，不列颠的经济蓝图上显示，在最上层的仍然是贵族阶级。在他们之下和周围，是一群正在扩展中的态度粗鲁的企业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工厂主，以他们的新财富和卑劣的礼貌，要求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他们下面是一群学养深厚的物理学家及剽悍、恶毒的新闻记者。最下面的一群是失去所有、依靠救济为生的农民和从事挖掘、终日不见太阳的矿工，一群到各处铺设路面和开辟运河的工人，及一群命运悲惨的工厂中的劳工大众。
底层
1800年，工厂劳动本身并不是当时不列颠工业的主要特征，大多数工业制品仍然在农村或都市家庭中的纺织机或旋盘上，或在工匠自己的作坊中生产，工厂大部分仍限于棉布、亚麻布或羊毛的加工生产。虽然如此，工厂在这个世纪中扮演的角色却是英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出插曲。
工厂设立在贫民窟且处于由工厂喷出的恶臭与浓烟笼罩之中，工厂内部通常布满了尘垢且脏乱，通风设备简陋，光线暗淡——直至1805年，各处装置了煤气灯时才有所改善。机器装备被工人小心照料，一天运行12至14个小时。因一些新发明的机器节省了劳动和人力，中午有一个小时可供休息午餐之用，然后苦工继续工作，大多数情形一直要工作到晚上8时，劳动力则随时由流离失所的农民或不注意节制生育的妇女来补充。
在雇佣工作上，妇女优先于男人，而童工又优先于妇女，因为要求的工资较低。1816年，41家苏格兰工厂的1万名雇佣工人中，男人有3146人，妇女有6854人，18岁以下的童工占4581人。工资更低廉而普遍受到欢迎的，则是由穷人救济部门的各级主管送到工厂的孤儿或穷人家的孩子。1802年的《工厂法》（The Factory Act）规定使用这些“学徒工”的最低工资给付标准，禁止他们每日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但是国会拒绝给付指定强制实施该法案的委员们薪金。一般而言，童工现象在不列颠的工厂中一直到1842年才停止。
1800年，一位伦敦的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周18先令。在乡村中，大约不到此数的1/3。一般而言，一个家庭要想维持生存，妻子和小孩也要参加工厂劳动。雇主辩称，工资一定要降低，才能使工人们上工。有些劳动者周末要玩上两三天，他们再上工时仍然醉醺醺的，只有饥饿才能把他们带到机器房。
当然也有一些改进，有些雇主替他们雇用的人付房租和燃料费用。消费品价格低廉，直至1793年与法国开战时，工资大抵与物价同时涨落。那时，各个阶层在收入上都受到伤害，工人们的工资压低到生活所需以下时，他们遭受的痛苦就更大了。
他们居住在空气中充满了毒素的市镇上，滋生细菌的贫民区，拥挤的住宅区——有时是潮湿的地窖——经常见不到阳光，灯光暗淡，污浊不堪，家庭争吵令神经疲惫，私生活如空中楼阁，妇女唯一的避难所是信神，男人则是去公共场所。酗酒是每天的常事。家庭从水井或公共抽水机中取水。这些地方的水位不够时，妇女就到最近的河流或运河中取水。这些河流或运河中充满了因工业、家庭或人类排泄产生的污秽，如同废水一般。卫生也十分简陋，排水沟稀少。“我深信，”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当时是牛津政治经济学教授）于1890年写道，“就可资征信的现存资料，英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人力劳动的状况，要比1782年至1821年之间的40年更糟糕了。在这个时期中，工厂迅速地累积财富，地价增加了一倍。”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1795年至1840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长大的卡莱尔总结不列颠工厂工人在那一时期中的状况，认为英国人比他们中世纪农奴时期的状况优裕。工业进步使无产阶级分享到一点成长中的财富，在举止、服装、娱乐和语言上却留下粗俗的痕迹，“文明创造了奇迹，”托克维尔在访问曼彻斯特时写道，“受文明熏陶的人几乎又回到野蛮了。”荣耀归于曼彻斯特及其同类城市从它苦难的日子起所得的巨大进步。
最先于1601年制定的《济贫法》（The Poor Law），向穷人提供了一些帮助。该法由通常集合接受救济者到工厂工作的教区官员执行，它是用加于户长的特别税来资助的，户长们抱怨他们的税赋一无是处，却鼓励了无限增加的生育率，他们提议将税款移作防止社会紊乱的保险金。1795年以后，在许多地区救济金的比率是以补助认为不敷维持生活所需的工资而调整的，有些雇主即利用此种利益而维持低工资的给付政策。
尽管有这些补助救济办法，19世纪初工人们不满的情绪达于临界点。1824年，虽有防止改善给付的禁令，他们仍秘密地组织了。虽然禁止罢工，他们还是罢工，解散之后，他们重新罢工。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这些改革者警告国会——除非工厂状况改善，否则损失不赀的暴动将有增无少。不满的情绪因与法国重起争端而受到扼制（1803年）。战争拖延下去时，不满的情绪又增加了，1811年竟演变成公开的叛乱。叛乱并非由工厂的工人领导，而是由诺丁汉城内或附近的家庭和小规模制作所的制鞋带和袜子的组织所领导的。这群男人和妇女依然记得农村空气清新的生活，也许他们与忙碌在织布机边的工作对照，对那种生活更向往。他们愤慨屈服于租给他们纺织机，供给他们原料，及以他或他的股份和资本供应者决定的比例买走他们产品的针织机商人。尤其是他们担心，即使目前的工作不久也将因繁荣的工厂和许多功能强大的纺织机而失去，在盛怒之下，他们决定捣毁一切机器，这些机器压榨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一位名叫奈德（Ned）或路德（King Ludd）的小人物，也许是一位神秘人物，组织起这群愤怒的编织工人，并为他们的暴动拟订了计划。1811年秋，属于“路特派”（Luddites）的各个小队侵入各个地区，捣毁了他们发现的每一架织布机。这个运动经诺丁汉蔓延到兰开夏、德比郡、曼彻斯特郡，持续了一年（1812年）。这群捣毁机器者除了报复命令其工人向他们开火的雇主，未伤及任何人。半个英格兰战栗在恐怖中，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当此之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写道，“除了陆军以外，没有别的力量能保护我们不受到这场大灾难的恐怖威胁，一场穷人反抗富人的叛乱，能依赖陆军多久，是一个我不敢自问的问题……这个国家在我们的脚底下战栗。”威廉·科贝特——一位精力旺盛的自由派新闻记者——在下院替暴民辩护，诗人拜伦在上院发表有利于他们的一篇热情生动的演说。首相利物浦爵士在国会中通过了一些严峻的法律，而且派遣一个团的兵力压制叛乱。叛党领袖遭到围捕，在约克郡的群众审判上简单地定了罪（1813年），有些被驱逐出境，有些被当众吊死。机器加倍地增加。直到1824年，没有立法救济以疏解不列颠的劳工。
忧郁的科学
经济学家给予工人极少慰藉。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98年一篇《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文章中，解释提高工资是无用的，因为这样会导致大家庭制度、增加依赖粮食供应的人口压力，不久将会恢复到人类自然不平等所产生的永久性贫穷。在他这篇著名文章的补遗中（1803年），马尔萨斯提出了自己的“工资铁则”（iron law of wages）:“劳工的工资永远受到需要劳工的比例节制。”在《政治经济学原则》（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0年）一书中，他警告节俭不能太过分，因为节俭会缩减投资和生产。他辩护“收益”（从财产投资上的回报）为“目前的勇气和智慧，与过去的精力和机诈的报酬”。他同意伏尔泰富人的奢侈为有技巧的工匠提供良好就业机会的说法。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他建议公共工程是生产缩减时期中增加就业的方法。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接受了他的朋友马尔萨斯的一般原理，并在之上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成为卡莱尔所谓的“忧郁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的经典著作达半个世纪之久。李嘉图是一位在伦敦交易所发迹的荷兰犹太人的儿子，他皈依唯一神教，娶了一位教友会的女子作妻子，设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赚了一大笔钱，从事业上退休下来（1815年），写了几篇深奥难解的论文：主要是论财政的。1819年，他被选入下院，他在下院抨击国会的腐败，为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组织工会辩护。他警告资本家，避免不列颠的地主任意提高租金，不久将吞并他们在工业上的收益。在他的划时代的论文中，他声辩提高工资绝不是真实的，因为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的涨价，不久将增加的工资抵消，劳工的正当工资是维持他生存和繁衍子孙（不增加人口）所需的总和。李嘉图借生产所需的劳动总和来辩护商品的价值（不是价格），留给了马克思一点借口。他并不如他的科学一样的忧郁。他和马尔萨斯成为莫逆之交；不过，在私底下和文字上时常不尽趋同。他们两人都作古时（李嘉图死于1823年，马尔萨斯死于1834年），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提到他们时说：“我与亚当·斯密仅有一面之缘，与李嘉图相知甚深，与马尔萨斯堪称莫逆。就一门学问的3位大师，是我平生所知的3位顶好的好人而言，能不值得一记吗？”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罗伯特·欧文生于威尔士的纽敦，父亲是那里一位成功的马具商、铁器制造商和邮局局长。罗伯特童年时身体孱弱，但是他注重自身的保健，而活到88岁的高龄。他9岁时就开始工作。10岁时，他去斯坦福的一位布料商处当学徒。14岁时，他成为曼彻斯特一位布料商的助手。19岁时，他担任了兰开夏一家工厂的经理，年薪为300镑。他在那里待了8年，赢得才智双全的美誉。他贪婪地储蓄、研究和阅读，了解约翰·道尔顿与原子化学，罗伯特·富尔顿与他的蒸汽船，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与他的激进观念和令人难忘的诗篇。1799年，年方28岁，他替自己及两名合伙人买下大卫·戴尔设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新拉那克的纺织厂，并娶了戴尔的女儿为妻，当作这次买卖的红利。她为他生了7个孩子。
新拉那克是一座约有2000名居民的市镇，包括500名经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贫民救济院送来的孩子。欧文后来回忆说：“百姓们过着游手好闲和贫穷的生活，几乎无恶不作，自然债台高筑、健康欠佳和忧愁愤懑。这群人的无知和缺乏训练，养成了他们酗酒、偷窃、说谎和肮脏的习惯，加上在政治和宗教两者的全国性的强烈偏见下，反对一位陌生人要改良他们状况的各种意图。”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几乎没有公共卫生可言，住宅污黑而脏乱，犯罪被看作一种从沉闷的劳动中解脱的刺激的方法，公共会堂是逃离吵闹的家庭的一个温馨而愉快的避难所。欧文已失去一切超自然的信念，更专心致力于基督的伦理理论，他受到新工业奴隶制和旧基督神学结合的反驳。他决定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和基督教道德之间寻找出一些调和。
他对5%的投资回报的想法颇为自得，而他的合伙人却大为惊讶。他提高工资，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童工。他拒斥马尔萨斯提高工资会增加人口赋予粮食供应上的压力、会提高物价而使实际的工资并未改变的论点。他辩称从大海中可得到无限的食物，增加的人口可因大事培植和新发明的倍增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得到充足的食物，并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但是政府必须采取他提议的改革为前提。他在新拉那克开了一家商店，以便宜的价钱供应生活必需品。他不但在生产技术上，也在生活艺术上不厌其烦地告诫职员们，他对他们保证，倘使他们能互助合作，他们将享受到前所未曾体验到的和平与满足。他在守秩序的习惯、清洁和清醒上似乎争取了许多工人的合作。他的合伙人抱怨他把用来赚取较高利润的钱花在慈善和救济上时，他解散了公司，另组一家新公司（1813年），新公司的股东——其中一人为杰里米·边沁，大为赞扬他的实验，而且同意他5%转投资的观念。
设在新拉那克的工厂获得了举国乃至国际性的声誉。该镇远离主要干道——从格拉斯哥穿过山峦和浓雾，约有一天的驿程。不过，仍有好几千名访客前来参观一所依照基督教原理经营的杰出的工厂，1815年至1825年，有2万人在访客簿上签名。其中包括作家、改革家、殷实商人，奥地利的约翰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等。1815年，赞同这种经营和结果并邀请欧文到俄国经营类似工厂的尼古拉大公（不久即位为沙皇）来访问。
积14年之体验，欧文感到可以向世界公开这个经验了，因为他深信，如蒙普遍采用，将会“带给未来每一世代每一个人的幸福”。所以，1813年他发表了四篇总题为《社会新观点》（A New View of Society）的论文，成为改革文献中主要经典中的第一篇。他温和地提出他的主张，他向不列颠的统治者和厂商们保证，他没有任何剧烈改革的欲望——也没有这种信心。他的计划不会使任何人遭受损失，事实上，那样会增加雇主的收益，并使英格兰免于革命的厄运。
他提出一个几乎可以作为任何改革基础的前提——人的本质，假设具有陈旧而且不变的竞争并冲突的特质，事实上是从童年的经验和信念陶铸而成的。“最大的错误是个体塑造其自己特质的观念。”相反，每一个体的特质是由他们出生之前及自出生至死亡的无数侵蚀他们的影响力形成的。欧文以不加掩饰的热情在结论中说：“任何特质，自最好至最坏，自最无知至最具启蒙的，可适用于任何社团，在应用某些方法上，甚至可适用到全世界。在指挥、控制之下的大范围内，可适用到各国政府的统治者身上。”欧文从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两个前提：第一，目前的统治阶级不应因他们的做法和信念而受到责难，因为他们也是过去和现实环境的产物。其次，改革须自教育开始，并从改良学校和增加学校着手。必须努力教导儿童，使他们了解任何人都不会因他的个性或所处的社会和工业环境而受到责难。每个人必须考虑到其他人，必须心甘情愿地合作，必须毫不犹豫地示人以慈爱。因此，英格兰还没有适应一般儿童所需的足够学校时，欧文倡议“每个乡村的统治者应筹划全国性的教育大计和塑造他们子民共同个性的模式……并毫无例外地，由种族而党派而乡村”。
大卫·戴尔在新拉那克已经为儿童教育贡献良多。欧文进一步在他的一栋大厦中设立了他的“新托儿所”（1816年），以使听话的或不听话的孩子都变为无须神学的基督徒。他要求“几乎在他们能行走时就开始”。他与柏拉图一样，害怕他们已经定型或变质的父母们，传给他们的孩子侵略和竞争的精神。他恳求母亲们把年幼的孩子交给他。通常，他教导3岁大的孩子，如气候许可，就让他们在外面游戏和学习。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接受“三R制”的训练，不过它们是合并在持家的艺术中一并教导。男孩则要施以军事训练，如女孩一样，他们也要接受唱歌、舞蹈和演奏乐器的训练。这些属于德育的养成课程，是加强在谦让、仁慈和合作的课程上的。体罚是不准许的。每天功课结束时，孩子就回到父母身边。在10岁以前，孩子禁止到工厂工作。
显然，在欧文的学校中没有宗教课程，在晚间的成人补习教育中也没有。对一名启蒙时期的儿童，他深信宗教会使这个孩子的头脑中充满迷信而不智。智慧是至高无上的品德，普及教育是应付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案。进步在这种协助下，是真实而无限制的。在他的工厂和学校里，没有种族和教义的区别，“慈善和仁慈一体共认”。他相信他辩护的方法是朝基督伦理观方向迈进的一种尝试，他热烈地期待他期望的原则带来道德上的乌托邦的实现。
他的第四篇短论（1816年）是贡献给摄政王的，他提出了一些立法上的意见。他要求国会迅速减少含酒精饮料的进口、提高消费税，最后停止批准杜松子酒店和麦酒店的设立，那样酗酒就成为有钱的傻瓜的奢侈品了。他建议为了改良未来子子孙孙的道德，应普及和资助国民学校。他呼吁订立“工厂法”以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和雇用未满18岁者从事夜间工作，调节劳工的工作时数和环境，维持定期工厂检查制度。劳工部应定期收集当地劳工供需变动的统计数字，并利用这种资料疏导失业。他呼吁废除国有彩券制度，因为这是“陷害不谨慎和掠夺无知”的一套可耻的计划。
他赞同马尔萨斯的《济贫法》——这是维持失业者和穷人免于饥饿的一个步骤。为了取代由此制度维持的劳工介绍所，欧文提议（1817年）国家应设置公社，每一公社应维持在500到1500人之间，由可自给自足的劳工部门生产可自给自足的衣食和维持其自己教育的劳工组成。
除了向国会请愿毫无结果外，欧文发表了一篇演说《致不列颠各厂商》（1818年），描述他在新拉那克的组织的成功，督促他们不再雇用12岁以下的童工。他们找不出要这么做的理由，他们愤慨欧文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投资超过人们购买力的分析。他们指责他没有真正了解雇主必须面对的问题，或不了解只有宗教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
最后，欧文转向劳动者，在一次《致劳动者们》的演讲中寻求他们的支持（1819年）。他以“体力劳动者在适当的指导下是一切财富和国家繁荣之源”来取悦他们。但是他提醒他们，英格兰及其劳工阶级们尚未到准备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抵制不列颠政府目前应就其所有劳动大众直接予以雇用的任何提议和意图。他反对任何拔苗助长的方法，他拒斥革命为“预计产生和唤起一切仇恨和报复的邪恶感情的祸根”。不过，在他1820年的《告拉那克郡》（“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中，他公开宣布目前英格兰需要的不是零星的改革，而是一个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
在英格兰遭到挫折后，他满怀希望地寄望于美国，那里的几个教派做过几次共产主义的实验。1814年，一个德裔美籍人士组织的虔信派团体，沿沃巴什河（Wabash）的印第安纳保留区西南方购置了3万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创立了一座号称“和谐”（Harmonie）的小镇。1825年，他们面临破产的危机。欧文伸出援手，给了这片土地和这座小镇4万英镑，重新命名小镇为“新和谐”（New Harmony）。他邀请仁慈的男女人士和他携手合作，在那里建设一个互助合作的公社。除了那里的学校由威廉·麦克卢尔资助外，他负担了一切开销。上千热心人士涌去，白吃了欧文一年，使自己慢慢地适应有规律的工作，对宗教和政治却迭起争论。1827年，在赔尽了4万英镑后，欧文将此社区交给麦克卢尔，自己回到不列颠。
他并未就此罢休。他领导了一次使工会发展成与生产性工业中的私人企业竞争的基尔特运动，全国建筑业者联盟（The National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接受建筑契约。其他的联合接踵而至，1833年欧文将它们组织成为一个全国总工会（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他希望它逐步取代不列颠的资本主义，最后取代国家。国会制订抑制性的法案进行干涉，并正式付诸实施，银行也拒绝借款。1834年，欧文接受了失败的事实。
他的一生，在工业上有如此成就的一生，此时似乎已到一败涂地的境地。信仰的不同也摧毁了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一名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当她发现他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时，她天天担忧他会受天谴。后来，她督促他们的儿子罗伯特承担起乃父皈依加尔文教的责任。结果，儿子的宗教信仰遭受到相当大的挫折。自美返英后，欧文与妻子分居了；不过，他们仍维持着极为友善的关系。他并不害怕离婚，却也不急于离婚，他专心在自己的使命中。
他积极地支持有意实践他原则的几个公社：苏格兰的奥比斯顿村（Orbiston）、爱尔兰的勒拉辛镇（Ralahine）和英格兰的昆吾镇（Queenwood）。第一个公社在两年后解散，第二个在三年后，第三个则在六年后，他继续用讲演和文字发表他的理念，并亲眼见到了不列颠岛屿上许多消费合作社的成立。他不停地写作，向学术团体、政府人事部门和维多里亚女王进言改革。最后，1853年他转向唯灵论，变成各种媒介的中间人，与富兰克林、杰弗逊、莎士比亚、雪莱、拿破仑和先知但以理举行知心的晤谈。1858年，前尘往事成了泡影之后，他回到故乡纽敦，以88岁高龄在那里谢世。
他是一个好人，如任何一位自诩为十全十美的人一样，是一位几近大公无私的人。他不能完全超越自我，他在权力、成功和知识上暗自怀着一份自负感。他的事业表现在他的个人规范上，但是他主张竞争性的合作需要纪律和权威是正确的。一个人可能做得最好的是扩大自我而包容他的亲人、国家、同类，并因此在较大的利益上找到满足。这毕竟就是罗伯特·欧文在一种率真而进取的程度上做到的，将他视为改善人类生活的先知是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