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革命下的人生（1789—1799）

新的阶级

在此我们停止时光的飞驰，注视民众受难的浓缩历史。从恺撒渡过鲁比孔河至奥古斯都即位的20年中（公元前49—29年），与巴士底狱陷落至拿破仑最后逊位的26年中（1789—1815年），是比较平稳的转型期——都充满着难忘的事件。虽然处于政府惊恐、人物变迁、天才泯灭的情况，但是文明的要素与优美持续着：粮食与财物的生产与分配，知识的寻求与传播，品格与才能的训练，情感的交流，辛劳的减轻，及艺术、文学、慈善、游戏、歌唱纷呈的竞争，幻想、信仰与希望的斑驳陆离。除了政府更迭与英雄沉浮是偶发的短暂的梦想演进形式外，这些不也是现实之于历史的连续吗？

农民。1789年，他们中有许多仍然是按件计酬的散工或佃户，在他人的土地上工作，但是1793年以前农民拥有法国一半的土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以便宜的价格从没收的教会财产中购得耕地，而且除少数农民外全部免除了封建税。所有权的激励使劳工摆脱低收入的贱役的束缚，转而有能力奉献，并不断增加盈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的、教会的、学校的财产——如果能取悦或欺骗税务员就更好了。税收可用指券——政府的纸币——面值支付，同时产品能出售以换取指券——乘以100等于他们的票面价值。法国土地从未被如此勤勉与有效地耕种过。

在取消了社会阶层划分的法国，农民这个最大阶级被解除束缚，是大革命最显明、最持久的影响。这些不屈的供给者成为大革命最强大的防御者，因为大革命给予他们土地，是波旁皇族复兴后可能会被夺走。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支持拿破仑，并在15年间奉献他们半数的儿子上战场。作为财产所有者，他们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联合，而且在整个19世纪，在国家不断的变动中，成为保守派政治的基石。

国民公会为要求权利平等而于1793年废除长子继承权，规定财产必须设有遗嘱，并以均等的比例分配给儿女，包括那些私生但为父亲承认的。这项立法的后果是：法国人民不愿定期地分配世袭财产给许多子女，而使他们的继承人沦为穷人，因此助长了缩减家庭规模的古老作风。农业仍然是兴旺的，但是法国人口在19世纪增长缓慢——从1800年的2800万人增至1914年的3900万人，而德国人口从2100万人增至6700万人。农业兴隆后，法国农民迟缓地移向都市与工厂，因此法国继续维持卓越的农业，而英国与德国趋于工业与科技的发展，善于战争，而且主导整个欧洲。

劳动阶级中，无土地的农民、矿工与城市的工人和小商贩，是最贫穷的。人们挖掘土地寻求工业与战争所必需的金属与矿物，硝石是火药必需的，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发动机的动力。城镇在白天光明生动，在晚上则黑暗柔和，一直到1793年，巴黎公社才在巴黎装设路灯。工匠在他们点有蜡烛的工厂中工作，商人在市场中心的商店，在山巅的堡垒与教堂附近，或在市郊的代理店销售他们的产品。1791年，行会被废除，国民公会还宣布此后每个人可以“自由经营某种事业，从事某种由他意愿选择的职务、行业或买卖”。《谢普雷法》（Law of Le Chapel）禁止工人采取联合一致的经济行动（1791年），此禁令持续生效至1884年。罢工被禁止却经常在各地发生。工人努力让他们的工资不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一般来说，他们维持工资与物价做同比例的上升。罗伯斯庇尔失势后，雇主增加对他们的控制，因而劳动阶级的情况更为糟糕。1795年之前，无套裤汉是贫穷而窘困的，如同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他们对大革命失去信心，1800年他们满怀希望地向拿破仑的独裁屈服。

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获得胜利，因为其金钱与智力超过贵族阶级或平民。资产阶级购买政府没收教会的财产中最获利的部分。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是冻结在不可移动的土地上，它是可被移转的，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目的到另一目的，从一人到另一人。资产阶级能够支付金钱给军队与政府，及暴动的民众。资产阶级获得政府的行政经验，而且利用贷款影响财政部。资产阶级实际上受的教育超过贵族或教士，更适于统治一个以金钱为循环血液的社会。资产阶级认为贫穷是愚钝的惩罚，而财富是勤奋与智慧的公正报偿。资产阶级借无套裤汉的力量轻视政府，将劳动阶级的暴动当作不可忍受的错误，公然抨击政府的阻碍。这是确定无疑的——在革命的狂热与骚动平息之后，资产阶级将是政府的控制者。

在法国，那是一个商业而非工业的资产阶级。在那里并未以畜牧业取代农场。相反，英国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田地到城镇，为工厂带来便宜的劳动力。英国的封锁对可用以支持法国工业发展的输出贸易，是一项打击。因此，工厂制度在法国的发展较英国缓慢。在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有真正资本主义的组织，但是大多数法国的工业仍然是在手工艺与小工厂主的掌握中，甚至资本家将许多手工艺术品制造委托给乡村或其他家庭。除了战时独裁主义的扰乱及一些雅各宾派的挑拨，大革命政府用自由企业的重农主义理论作为刺激经济与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制度。1795年跟普鲁士和1795年跟奥地利订立的和约，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免除了经济上的束缚，如同英国与德国的，被保护在最少受到政府支配的氛围中进入19世纪。

贵族政治失去了经济和政府方面的所有权势。其成员大多数仍是移民，在国外靠着屈辱的职业过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收入被终止。留下或回国的贵族中有许多被斩首；一些参加了大革命；其余的，一直到1794年，仍躲藏在危险的黑暗处，他们的人身及其财产不断受到骚扰与侵占。在督政府的统治下，这些情况为之减少。许多民众私下表示，只有受到有能力的贵族政治的支持与牵制，法治与安全始能归还法国人。拿破仑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并在他自己的任期内，赞同他们。

宗教。在法国大革命接近尾声时，宗教渐渐可在无政府的支持下生存。新教徒占那时人口的5%。1791年的宪法确认路易在1787年赋予他们的有限度崇拜上帝的自由。1791年9月28日的一项法令，赋予法国的犹太人一切公民权利，并与其他所有公民在法律上共享平等。

天主教的教士，从前的第一阶级，现在受苦于伏尔泰学派反教士政府的敌对。较高阶级失去对教会的教义的信仰，中等阶级获得其大多数土地上的财富。1793年以前教会的财富，曾估价为25亿法郎，现已被出售一空。在意大利，罗马教廷的地位与财富已被剥夺，庇护六世一度成为囚犯。成千的法国教士逃到其他国家，他们中有许多靠着新教徒的施舍过活。成百的教堂被关闭，财产被没收。教堂的钟已沉寂或被熔化。伏尔泰与狄德罗、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明显地赢取了他们反教会的战争。

这场胜利是不明朗的。教会失去它的财富与政治势力，但是它生命的根源留存在教士的忠贞与人民的需要和希望上。在大城市中，许多男人失去信仰，但是在圣诞节与复活节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去教堂。在大革命的顶点（1793年5月），一位教士沿着巴黎街道高举着神圣的圣像时，有目击者称：“男人，女人，小孩跪着崇拜。”即使怀疑基督教真理的人都感受到了这个仪式的引人入胜与故事的永恒美丽，而且他们可能深思帕斯卡的“赌注”——一个人应懂得信仰宗教，因为宗教信仰者最后不会失去什么；反之，无宗教信仰者将失去一切。

在督政府期间，法国内部的分裂发生于缓慢恢复传统信仰的人民与决定以法律和教育建立纯粹世俗文明的政府之间。1798年10月8日，清理过的新的激进派督政府将以下的指示，发给所有县立学校的教师：

你们必须将所有与任何宗教，或任何教派关联的教义或礼仪，排除于你们的教学之外。宪法一定宽容他们，但是宣扬教义并不是，而且永远不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宪法建立在人类全体道德的基础上，这个道德是适于各时、各处与各宗教的——这个法律被刻在人类住所的匾额上——它必须是你们教学的精华，你们教导的目标与你们学问联结的链环，如同它是社会有束缚力的结节。

此处，很明显，在与宗教信仰无关的道德制度上建立社会秩序，是大革命最艰难的计划。拿破仑谴责这个不能实行的建议。

教育。政府从教会获得对学校的控制，努力使其成为智慧、道德与爱国心的培养所。1792年4月21日，公共教育的负责人孔多塞向立法会议提出一份历史性报告，请求重整教育，以便“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产生的进步对我们有所助益，对于去除社会痼疾，对个人幸福与公共繁荣，打开一个无穷尽的来源”。战争延迟了这个理想的实施，但于1793年5月4日，孔多塞从一个角度更新这个请求。“国家，”他说道，“有义务抚养它的子女，它不能将这个责任托付家庭的自傲或个人的成见……教育应该是普遍而且平等地及于所有的法国人民……我们表示出它的伟大特性，类似我们政府的特征与我们共和国最高的原则。”这个规划似乎想将思想灌注的形式做一个改变——国家主义的而非天主教的，国家主义将是公认的信仰。1793年10月28日，国民公会规定教士不能被指派为公立学校的教师。12月19日，它宣布所有的小学是免费的，所有的男孩必须接受小学教育，女孩将从她们的母亲或从修道院、家庭教师处得到教育。

中学的改组必须等待到和平。即使如此，1794年2月25日，国民公会开始设立那些将成为县立学校或高级中学的巴黎中央理工学院。专业学校开设采矿、公共建筑工程、天文学、艺术与工艺等课程。1794年9月28日，巴黎工艺学校开始发展。法国军事学校如同保守派分子的收容所，被关闭于1793年8月8日，但1795年10月25日，国民公会为激励与管制所有的科学、艺术而设立研究各种专门学术的法国国立军校。此处的科学家与学者仍然维持启蒙运动的理智与传统，对拿破仑侵入埃及给予最具深远意义的论断。

“第四阶级”——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界——在这沸腾的若干年对法国精神与情绪的影响，是甚于学校的。巴黎的人民——及其他各省少数的法国人——每日贪婪地阅读报纸。喜爱讽刺的报纸成功地刺伤政客和学者，因而博得民众的欢喜。在人权宣言方面，大革命保证自己维护出版的自由，它借着控制立宪与国民会议予以兑现。但是党派倾轧之热高升，每一党派以限制其敌人的出版表明自己的胜利，实际上出版的自由在国王被处死刑时（1793年1月21日）即被埋葬。3月18日，国民公会对“任何企图策划土地区分法（agrarian law），或破坏土地、商业或工业财产法律的人”判予死刑。3月29日，得胜的弑逆者说服国民公会对“任何其著作或印刷品被判定将可能激起……王权的再建，或任何其他伤及人民主权的力量的人”判予死刑。罗伯斯庇尔久已维护出版自由，但是在送赫伯特、丹东与德穆兰上断头台之后，他停掉了曾支持他们的杂志。大恐怖期间，甚至在国民公会，所有的言论自由消失。督政府于1796年恢复出版的自由，但是一年之后，在共和历12月18日的政变与驱逐42家杂志的编辑之后废止了它。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并未被拿破仑摧毁，但在他得权后遭到禁止。

新道德

·道德与法律

舍弃了道德的宗教基础——敬爱并恐惧着一位警觉世象、记录善恶、赏罚人类的上帝，服从属于他的法律与圣训，法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没有保障，因而只有用他们已放弃的伦理教条抑制那些产生于中古世纪的饥饿、贪婪、危亡，而且与深深扎根于他们身上的最老、最强、最个人主义的本性做斗争。他们把基督教的伦理托付于他们的妻子与儿女，在畏惧暴力的动乱社会中寻求可作为道德铁锚的新观念。他们希望在其中发现公德心，接受从有组织及有保护的社会的义务与特权的意义上来说的公民职责与权利。在每个道德选择上，个人为偿付保护与社会的许多劳务，必须认识社会的完善是占最重要地位的法律——人民利益至上（salus populi suprema lex）。建立天赋的个人道德的规范是宏大的计划。溯及整个基督教的世纪，哲学家的代表——米拉波、孔多塞、罗伯斯庇尔、维尼奥、罗兰、圣茹斯特——在正统派的历史或传说中发掘他们寻找的典型：李奥尼达、伊巴密浓达、布吕蒂斯、加图与西庇阿。因此，视爱国为至上职责的人可能为国家的利益而正义地杀死他的儿女或父母。

大革命的第一回合适当而顺利地经历新道德。第二回合开始于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废除路易，并掌握无责任感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旧政体下，一些哲学家与圣者鼓吹贵族社会体面与人道主义的特性，以减轻人类相互掠夺与攻击的天赋癖性。但现在接着的是阴惨的行动，“九月大屠杀”，国王与王后的死刑，及恐怖时代与所有断头台牺牲的延伸，罗兰夫人描述为“各各他（Golgotha，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地）的巨大屠杀”。大革命的领袖成为战争的投机者，迫使被占领地区慷慨地支付人权的代价，法国军队被吩咐依靠占领区过活，被解除束缚者或战败者的艺术珍宝归属于得胜的法国。此外，立法者与军官勾结补给者以欺骗政府与军队。在放任主义的经济中，生产者、分配者与消费者竞相诈取，或规避最大可接受的价格与工资。这些或类似的恶劣行为当然早在大革命前几千年就已存在，但是在对它们控制的尝试中，新道德鼓吹的“公德心”似乎毫无助益。

在大革命使社会秩序不稳，在生命加注不安全因素时，民众以犯罪表现他们的不安，在赌博中寻求乐趣。决斗继续着，但不像以前那么频繁。1791年和1792年曾宣布禁止赌博，但是秘密的赌场加倍，1794年前巴黎已有3000家赌场。督政府期间，富裕的上流社会人士下注金额庞大，以致许多家庭毁灭于命运的转变。1796年，督政府恢复“国家彩票”（Loterie Nationale）。巴黎公社的土伊勒里派（Tuileries section）向国民公会请愿，请求用法律废止所有的赌场和妓院。“没有道德，”它表示，“就可能没有法律与秩序，没有个人安全，也没有自由。”

大革命政府费力地给予易怒、暴力的民众一个新的法律制度，但是信仰衰落与国王的死亡让他们在道德和法律上解缆。伏尔泰要求全面修订法国的法律，并将360项省或地区的法规整合成为全法国有条理的法律。这个请求在大革命骚动时期未被准许，它必须等候拿破仑的处置。1780年，夏隆学院提供奖金给有关“不危及公共安全之下减缓法国刑罚的最好方法”的最佳论文。路易则以废除严刑拷问回应之（1780年），并于1788年宣布愿意将所有的法国刑法修订成为前后一贯的法国法律。此外，“我们将寻求各种方法缓减惩罚的严酷而不损及良好的法制”。当时掌握巴黎的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律师梅斯与贝桑松反对这个计划，国王也正为他的生存而战，遂将其搁置。

提呈至1789年三级会议的“陈情书”建议几项法律的改革：审判应予公开，被告人应允许有法律顾问的协助；国王逮捕反叛者的密令应加禁止，有陪审团的审判应予建立。6月，国王宣布逮捕反叛者的密令终止，同时其他改革立即被立宪会议确定为法律。陪审团制度曾存在于中世纪的法国，现已恢复。立法者现在可以不受教会的影响，而且留心于商业的需要——1789年10月3日宣布，索取利息不是犯罪行为。1794年的两项法律解放了法国及其殖民地的所有奴隶，并将法国公民权给予黑人。基于“一个绝对自由的国家不能允许任何社团在它的核心内”的理由，1792年至1794年的种种法律禁止所有兄弟会、学会、文艺协会、宗教组织与商业社团。令人奇怪的是，雅各宾俱乐部不受损伤，但劳工联盟被禁止。大革命迅速以万能政府取代君主专政。

旧法律的繁杂、新法律的树立及商业关系的逐渐复杂，促成律师倍增，因而律师现在取代教士成为第一阶级。自从最高法院解散后，他们并未被正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了解所有法律上的漏洞及所有程序上的诡计与伎俩，因而变得很有权势以致政府——本身也是律师集团——发现很难加以控制。人民开始抗议法律的迟误、律师的阴险与立法的代价高昂，因为使所有人民在法官面前平等并不属实。一连串的会议尝试不同的措施，以减少律师的数量并弱化其权力。在反律师法猛烈进行时，他们禁止所有公证人的活动（1791年9月23日），关闭所有法律学校（1793年9月15日），而且宣布（1793年10月24日）:“律师事务所予以撤销，诉讼当事人仅可授权代理人代表他们。”这些法规常常被规避而留有记录，一直到1800年3月18日拿破仑复原律师制为止。

大革命在刑法的修正上有较好的改进。过程较为公开，这将暂时结束秘密审查和证据匿名。监狱不再成为苛责的主要手段。在许多监狱，入狱者被准许携带书籍甚至家具，而且只要出钱还可享受由外面送进的食物，可以有限制地谈恋爱。我们听到一些温情的恋爱事件，像囚犯约瑟芬与囚犯奥什将军。国民公会批准过成百的死刑执行，在它最后会期宣布（1795年10月26日）:“从和平公告之日起，法兰西共和国各处的死刑废止。”

同时，大革命宣称它能改善死刑的方法。1789年，吉约坦博士（Joseph Ignace Guillotin），三级会议的代表，建议以机械刀刃代替绞刑吏与用斧者，因为它可以在人感觉痛苦前就被砍头。这不是新想法，13世纪以来它被用于意大利与德国。在医生手术刀对尸体做若干试验后，“斩首机”于1792年4月25日被竖立在德格莱维广场（Place de Grève，现在的市政府广场），然后在别处逐渐竖立。死刑为之加速。这种死刑一时吸引许多群众，其中包括一些嬉戏的妇女与孩童。但是它们过于频繁，以致成为可以忽视的常事。“民众，”同时代一家杂志报道，“暴动发生时继续在他们的店铺中工作，甚至不因搅扰而抬起他们的头。”谦恭者活得最久。

·性道德

在囚车之间，在废墟之中，爱与性幸存。大革命已忘记医院，但在医院，在战场，在贫民窟，慈善减轻了痛苦与悲伤。美德阻遏邪恶，父母的情爱同时残存于子女的自主。许多孩子看到父母的无能，因而惊服大革命的热情与新风尚，他们中一些人抛弃旧道德限制，变成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者。男女乱交盛行，性病蔓延，弃儿倍增，性变态风行。

萨德侯爵出生于巴黎东南普罗万一个地位很高的家族，高升为布雷西亚与比热的总督，似乎注定终身为行政官。但是他的心中激荡并沸腾着性幻想，为了使它们成为正当的哲学而寻求不已。涉及与4名女子的风流韵事后，他在艾克斯昂省以“毒害与兽奸之罪”被判死刑（1772年）。他逃亡，被捕，再逃亡，犯了更大的罪，逃至意大利，回到法国后，在巴黎被捕，监禁在樊尚（1778—1784年）、巴士底狱和沙朗通（1789年）。1790年获释后，他支持大革命。1792年，他是皮克派（Section des Piques）的书记。大恐怖期间，由于他被误认为是一名回来的移民而被逮捕。一年之后被释放。1801年，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他因出版《朱斯蒂娜》（Justine,1791年）与《朱丽叶》（Juliette,1792年）而再度入狱。这些是性经验的小说，有正常与不正常的。作者偏好不正常的性行为，而且使用相当的文学手腕替自己辩护。所有的性欲——他主张——是自然的，而且应无愧内心地纵情，甚至可以从传染病毒的痛苦中获得性欲的欢乐。他以一字声名（指萨德主义）永垂不朽。他在不同的监狱度过他最后的生命，写作风采优雅的剧本，最后死于沙朗通精神病院。

我们得知在大革命期间大学生之间的同性恋，可推测它已普及于监狱。妓院一般开在王宫附近，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圣希拉尔街与白蒂沙普街，妓女极多。她们也出现在戏院与歌剧院中，甚至出现在立宪议会与国民公会的走廊上。标注着女人的住址与费用的小册子到处都是。1793年4月24日，坦普尔派（Temple Section）发布一项命令，“会议……愿意终止由公共道德毁灭及女性堕落与不忠引起的无数不幸，而且借此指派警察局局长”等。其他派系从事运动，私人的巡查被组成，一些罪犯遭到逮捕。罗伯斯庇尔支持这个措施，但是在他死后监护人的勤勉为之松懈，娼妓再度出现于督政府期间。

1792年9月20日以后，只有公证结婚是合法的，教士是不必要的，只需要在官方作证下签署共同的誓约。在较低的阶层，许多男女未婚同居。私生子数目庞大。1796年，法国登记有4.4万名弃儿。1789年至1839年，默朗的新娘在她们结婚时24%是怀孕的。法国大革命前丈夫通奸常被赦免，富有的人可能有情妇，在督政府期间情妇更是被公开夸耀。1792年9月20日的一项法令使离婚合法。女人的合法权利有所增加。由于更多不为习俗约束的年轻人逞强，父系的权威因而减少。1802年，普伦普特里在法国旅游时，在报道中引用一位园丁的话：

在大革命期间我们不敢责怪我们孩子的过错。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视惩罚孩子为违背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些变得十分难以控制，以致一位父亲责骂他的孩子时，后者常常会告诉他应管好他自己的事业，又说“我们是自由与平等的，共和国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并无其他的”……那将需要许多年使他们服从。

色情文学盛行，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读物。1795年以前（如同1871年），一些曾经过激的父母开始将他们的儿子送进教士管理的学校，为的是远离一般放荡的道德与作风。一时，家庭似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在拿破仑时期，风纪的恢复暂缓，一直到工业革命才较缓慢较一致地给予改正。

在旧制度期间，妇女由于优雅的风度与高尚的情操，及她们思想的教化而获得很高地位的这种情况，大多受限于贵族与中上阶层。但1789年以前，妇女团体显然在政治中脱颖而出。她们前进至凡尔赛，并将国王与王后送回巴黎作为突然得权的公社的俘虏后，几乎赢得大革命。1790年7月，孔多塞发表一篇文章《准许妇女有参政权》。12月，艾德夫人尝试成立俱乐部献身于女权运动。妇女在议会的旁听席上表达她们的意见，而且试图组织她们自己。她们获得若干利益：妻子与丈夫一样，能请求离婚；母亲与父亲一样，对未达限定年龄儿女的婚姻，有许可或否定的责任。督政府期间，无选举权的妇女成为政治上公开的力量，支持部长与将军，而且骄傲地展示她们在风度、道德与服装上的新自由。拿破仑于1795年26岁时，这样描述她们：

妇女在各处——在游戏场所，在公共散步之处，在图书馆。你们在学者研究室看到非常美丽的妇女。世界各地只有此处（巴黎），女人的确具有值得男人为她们疯狂的影响力，而且男人不考虑其他，仅为了她们度过一生。一个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应给予她的、什么是她应有的权利，必须在巴黎住上6个月。

风俗

几乎像舆论等其他一切事一样，风俗也在变化。在贵族逃避平等运动风暴之前，他们获有自己的头衔、谦恭的谈吐、花式签字、自信安逸且风度悠闲。不久，沙龙的温柔、舞蹈的合宜与柏拉图哲学的用语，成为贵族的耻辱，甚至可能涉嫌与时代潮流相悖而招致监禁。1792年底，在切实平等方面，所有在法国的法国男人已成为公民，所有法国女人已成为女公民。没有人是先生或夫人，而且个别谈话中谦恭的“您”（Vous）被家庭与街道上的“你”（tu）与“你”（toi）取代。虽然如此，早在1795年，这个“你”（tutoiement）已不流行，“您”又被广泛使用，先生与夫人替代男女公民。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爵位再度出现，1810年以前获得爵位的人比以前都多。

服装的改变较为缓慢。富有的男士久已采用，现在拒绝抛弃往日高贵的三棱角高帽顶的帽子、丝绸衬衫、平滑的领结、彩色与刺绣的背心、及膝的礼服的外套，膝盖以下长短不同的宫廷仪裤、丝袜与方头有带扣的皮鞋。1793年，公安委员会尝试“改变目前全国的服装，使它适合于共和国的习惯与大革命的特性”，但是只有中上阶层采用工人与商人的长裤。罗伯斯庇尔继续穿得像一位贵族，然而在华丽上胜不过巴拉斯前导的督政的正式服装。一直到1830年，马裤尚未赢得反宫廷仪式裤（裙裤）的竞争。只有无套裤汉穿戴着革命的红色苏格兰帽与卡曼纽装（carmagnole）。

妇女的服装受大革命信仰的影响，其足迹遵循共和政体的罗马并吸收伯里克利的希腊。掌握法国艺术的大卫，1789年至1815年将有名的英雄作为他早期的对象，而且用古典的风格装饰他们。因此，巴黎时髦的女人，在清教徒罗伯斯庇尔没落后，丢弃裙子与衬衫，采用一种轻便飘拂、透明得足以暴露大部分软滑外形的长服，作为她们主要的外出服，以吸引贪婪的男性。腰线非常高，支撑着乳房。领口低得足以引起男人的遐想，袖子短得足以展露出诱人的手臂。无边帽被束发带替换，高跟鞋取代轻便的浅帮鞋。同时异常之人（Incroyables）与绝妙之人（Merveilleuses）——令人难以置信的男性与不可思议的穿着时髦服装女性——努力以放肆的服装赢得注目。1792年，一群妇女以男性打扮出现在巴黎公社的会议上，受检察长肖梅特温和的谴责：“你们性急地想做男人，你们是不满意你们实际的命运吗？你们还要什么？你们左右我们的判断力，立法者与行政官在你们的脚下，你们的专横是我们的力量唯一不能抗争的，因为那是爱的专横，而且为本性的所为。为了那个真正的本性，你们保留随心所欲的本性。”

可是女人确信，她们能改进人的特征。在1792年8月15日《导报》中的一项公告，布罗坎夫人宣布她尚未用完她的“一次施用，染为红或白，粟褐或黑色头发的著名粉末”。如果必要，还可以戴假发——大多由被斩首的年轻女人的卷发做成。1796年，留长发与发辫的中上阶层社会人士很普遍。

大革命的前两年，巴黎的80万名民众过着日常的生活，仅偶尔注意立法会议或监狱发生的事情。较高阶层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家庭继续相互拜访与邀宴，参加舞会、宴会、音乐会与游戏。巴黎即使在1792年“九月大屠杀”与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失势的凶暴期间，有2800次死刑的执行，所有幸存者的生活还是按习惯工作与游戏、继续性的追求与父母的爱。1794年，梅西埃报道：

阅读我们报纸的外国人想象着我们全为鲜血覆盖，穿着破衣服，过着悲惨的生活。估计他们会惊奇——他们到达香榭丽舍的堂皇大道，一边是高雅的二马四轮马车和诱人的、可爱的女人，然后……那个遍布土伊勒里宫窗外不可思议的远景及……那些华丽的花园，现在更加华美而且比以前有更好的照料！

在那里，有比赛——球赛、网球、骑马……在那里，有露天游艺场像蒂沃利花园，在该处——一个晴朗日子容纳1.2万人——能够找人算命，在小商店购买好玩的小玩意，欣赏烟火、走绳索的人、气球上升，听音乐会，或者将儿童放在旋转木马上玩指环游戏（抓指环）。可坐在露天的咖啡馆，或在富瓦咖啡馆的大帐篷下，或在高级咖啡馆像托尔托尼或弗拉斯卡帝，或跟观光客进入夜总会像卡沃，或索洼日，或盲人（Les Aveugles，该处为盲人音乐家表演娱乐节目）。可到俱乐部阅读或闲谈或听取政治争论，你们可参加其中一个政府办的综合而精彩的节目，如果你们愿尝试新舞蹈——华尔兹，刚从德国传入——你们可从巴黎人名地址簿上300多家公共舞厅中的任何一家找到舞伴。

大革命平息后几年，一些移民被允许回国。现在（1795年），隐藏的贵族大胆地外出。资产阶级显示他们的财富——昂贵的住处与家具、宝石装饰的女人及耗费金钱的娱乐。巴黎人民走出他们的公寓与住宅，到土伊勒里宫或卢森堡宫的花园，或在香榭丽舍宫殿附近晒太阳或呼吸夜晚的空气。女人展示她们粗俗迷人的服装，她们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如画般扇子，及隐蔽她们诱人双脚的高雅定型的鞋子。社会复苏了。

但是，现在社会中许多学派的组成分子，不是大革命前夕在沙龙中表露才智的有来历的上等人士与著名的哲学家，他们大多数是通过教会不动产变动、军队合约、商人独占、靠财政策略与政治敛财的新富人。一些溃散的波旁皇族时代的幸存者，来到冉丽斯夫人或孔多塞与爱尔维修寡妇家中，但是大多数罗伯斯庇尔死后开张的沙龙（斯塔尔夫人的圈子例外），没有才气焕发的交际本领，而且缺少较古老时期由于土地财富长久的安全所获的安乐。目前最高级沙龙是一个存于巴拉斯督政在卢森堡王宫的舒适房间，或在他的德格罗斯布瓦堡。其诱惑并不是哲学家的智识，而是塔利安与博阿尔内夫人（约瑟芬）的美丽与微笑。

约瑟芬那时还不属于拿破仑，塔利安夫人也不再是塔利安的妻子。她于1794年12月26日嫁给他，而且暂时承认为“共和历11月的圣母”——她离开衰败恐怖政治主义者不久之后，变成巴拉斯的情妇。一些新闻业者嘲弄她的道德，但多数报以微笑，因为她的美貌中不带有任何傲慢，她的仁慈是著名的。德勃朗德公爵夫人形容她为“卡皮托利尼的维纳斯，甚至比菲狄亚斯的作品更可爱。因为可以看出她有同样完美的容貌、同样匀称的手臂与脚，而这些由于仁爱的表情而生气蓬勃”。这是巴拉斯的优点。他慷慨地对待她与约瑟芬，不仅注意她们女性方面的美丽，在欢迎会中他与成百的潜在竞争者共同享受它，并祝福拿破仑虏获约瑟芬。

音乐与戏剧

各等级音乐盛行。人们能用一个硬币要求街上歌唱者再唱一次，或者加入群众的歌唱队伍。在埃多（Eeydeau）音乐会，人们惊异于加拉，当时的卡鲁索，他的声音能引起内心兴奋及唤醒筏夫，而且就那个范围来说，他的名声遍及整个欧洲。1793年恐怖期间，国民公会成立国家音乐学院。两年后，它将其扩大成为音乐院并每年赠24万利维尔给600名免学费的学生。在罗伯斯庇尔倒下的那晚，一个巴黎人可在歌剧院听《阿米狄》（Armide），或者在喜歌剧院听《保罗和维尔吉妮》（Paul et Virginie）。

歌剧盛行于大革命期间。1794年，贝尔纳丹将简单美妙的诗歌或散文作成音乐，同年勒絮尔以费内隆的《忒勒马克斯》（Télémaque）获得另一次胜利。他以《盗匪的巢窟》（La Caverne）唤醒整个法国，并获得700场演出。拿破仑在位期间他继续创作，而且活得很久，足以指导柏辽兹与古诺。寿命较短的梅于尔为喜歌剧写了40部以上歌剧曲谱，同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赞美诗——《理智的赞美歌》（Hymne á La Raison,1793年）与《离别歌》（Chant du Départ,1794年）——使他成为大革命的音乐偶像。

大革命期间，伟大乐曲作者是凯鲁比尼，1760年他生于佛罗伦萨。“我6岁开始学音乐，9岁学作曲。”16岁以前他已撰述3首弥撒曲、1首圣母颂、1首赞美歌、1部神剧与3部清唱剧。1777年，利奥波德，仁爱的托斯卡纳大公爵，赠予他一笔津贴。3年后，凯鲁比尼成为对位乐曲的能手，1784年他被邀请至伦敦，但是他表现得并不好。1786年，他迁至巴黎，除了短暂外出，他留在那里一直到他去世（1842年）。他在那里的第一部歌剧（1788年），放弃使情节与管弦乐附属于曲调的轻松的那不勒斯风格，而跟随格鲁克深入“大喜剧”（其曲调是附属主旋律的开展），及合唱与管弦乐曲。大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最大的成功是《拉多伊斯卡》（Lodoïska,1791年）与《梅代》（Médée,1797年）。以他至今更著名的《两天》（Les Deux Journées,1800年），他开始了拿破仑统治下的困苦生涯。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有30家以上的剧院，全是每夜客满，甚至在恐怖时期。大革命免除教会早前加诸演员的歧视——演员被逐出教会，甚至死后不能入基督徒墓地。但是他们受制于更仔细的检查（1790—1795年）：国民公会要求喜剧不得包含任何贵族政治的英雄与情趣，戏院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喜剧败落至低水准，新悲剧沿循大革命路线与古典的调和。

与以往一样，第一流的演员比政治家更有名气，有些——像塔尔玛，更惹人喜爱。他的父亲曾是侍仆，转业成为牙医，赴伦敦后事业为之兴隆，送他的儿子到法国受教育。毕业后，塔尔玛回去做他父亲的助手。他学习英语，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学会演奏乐器，加入在英国表演的一个法国剧团。回法国后，他获准进入音乐院，1787年首次出演伏尔泰《穆罕默德》（Mahomet）中的塞狄（Séide）一角。他均匀的身材、轮廓显明的古典型容貌及粗黑的头发和黑亮的眼睛，助他高升，但是他对大革命的支持疏远了他的大多数伙伴，因为他们的生存归功于国王的恩惠。

1785年，塔尔玛看到大卫的画《贺拉提的誓约》（The Oath of the Horatii），使他受感动的不仅是它戏剧化的场景，还有它对古代服装的忠实。他决意将同样的真实性诠释在舞台的服装上。呈现古代希腊和罗马人所穿的长袍与草鞋及赤裸的双臂与双脚，来表演伏尔泰的《布鲁图》（Brutus）时，他的同行为之惊讶。

他成为大卫的朋友，而且从大卫那里吸收不少革命的热情。他演出谢尼埃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1789年11月4日）时，他将这热情置于反君主政体一节——描写年轻的国王下达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命令——他震惊于他的大多数观众与许多朋友仍有几分忠于路易。大革命激烈进行时，“赤色分子”（Reds）与“黑色分子”（Blacks）在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冲突变得十分激烈——导致决斗——以致塔尔玛、维斯特里斯夫人（Vestris，第一流悲剧演员）与其他演员背弃高贵有特权的法国国家剧院，而在王宫附近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培植他们自己的演员。在那里，塔尔玛以研究历史、品格与他戏剧节目中每个人及每段时期的服装，来改进他的艺术。他练习控制表情来体现每种情绪与思想的变动，他减少道白的朗诵音调与情感的戏剧渲染，结果他成为艺术界公认的能手。

1793年，较老的演员重新定名国家戏院，而且制作带有讽刺与嘲笑大革命领袖的剧本《法之友》（L'Ami des Lois）。9月3日至4日晚上，整团的演员被逮捕。塔尔玛的演员被严厉地审查，莫里哀的喜剧被剪辑与更改，贵族的尊称——甚至先生与夫人——被排除在可接受的剧本之外，类似的净化被要求实施于所有的法国戏院。罗伯斯庇尔没落后，被捕的演员获得释放。1799年5月31日，大革命接近尾声时，新旧两派演员在法国国家剧院结合，将靠近王宫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作为他们的集会之处。此处留存至今，商业繁荣。

艺术家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艺术受到三个外来事件的影响：贵族的废除与迁移，在意大利西南古城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1738年及其后庞贝（Pompeii）挖掘古代的遗物，拿破仑抢劫意大利艺术。大多数上层阶级的移民携带着足够的金钱与购买艺术品的嗜好离开法国，有些艺术家如维吉·勒布朗夫人，随移民离境。弗拉戈纳尔完全依赖休闲阶级的钱包维持生活，仍然支持大革命，因而几乎饿死。其他的艺术家支持大革命是由于他们记得贵族如何将他们当作仆人与佣工看待，还有美术专业学校如何只允许他们自己的会员在其沙龙展览。1791年，立法会议开放美术专业学校给任何够资格的法国或外国的艺术家来竞争。国民公会禁止美术专业学校成为实质上贵族化的学校。1795年，督政府以新的美术专业学校替换它，而且在罗马设立办公处。1792年，这所学校已成为博物馆。在那里，法国的艺术家被允许研究模仿拉斐尔、乔尔乔涅、柯勒乔、达·芬奇、韦罗内塞的作品……甚至圣·马克的马，赃物从未被如此良好地予以利用。1793年，国民公会恢复政府资助的罗马奖（Prix de Rome）及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逐渐地，日见高升的中产阶级取代贵族成为艺术品的购买者。1795年沙龙展览的535张画吸引了无数的观赏者，艺术品价格上升。

奇怪的是，大革命并未在艺术上产生任何激进的波动。相反，那不勒斯附近的古代雕刻与建筑的发掘，及1755年以后温克尔曼与1766年莱辛的作品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灵感，以其贵族政治的内涵，刺激古典形态的复苏。其影响的强烈，足以抗拒大革命浪漫与民主的影响（普吕东不赞同）。这一时代的艺术家在理论与实际上完全接受古典与贵族的法律准绳、风纪、礼节、智能、理性与逻辑，以遏阻激情、盛怒、热忱、骚动、放纵与伤感。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艺术遵循昆体良与维特鲁威、高乃依、布瓦洛的古老法式。但在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时期，它趋向于新异奇怪的样式。借卢梭稳定情绪，以狄德罗支持情操，似乎无限接近浪漫主义的时代。但这是在政治与文学，而不是在艺术方面。

1774年，维安受到在赫库兰尼姆和庞贝挖掘报告的激发，带着他的学生大卫动身前往意大利。这位一心向着大革命的年轻人发誓，他将永远不受古典制度的拘束与贵族艺术的诱惑。但是，在希腊与罗马艺术方面他表现出他精于轮廓的高贵、结构的合理及线条的笔力与纯净。他起先抗拒古典艺术男性的寓意，渐渐向它屈服，而且将它带回巴黎。它使大革命排除基督教，使加图与西庇阿的理想调和化，它甚至使塔利安夫人的希腊晚礼服与其一致。现在这一时期以下风格适当地搁置一下——哥特式的神圣抱负，巴洛克式的少不更事，洛可可式（17—18世纪欧洲流行一种纤巧华丽的建筑和音乐形式）放荡的矫饰，布歇的玫瑰色的裸体画，弗拉戈纳尔的跳跃的女孩。现在古典线条的理论把握、冷静的思考、贵族的约束与斯多葛的轮廓，必须是富有色彩的、情感的、民主的、浪漫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艺术目标与原则。

大卫在大革命与帝国期间左右法国艺术。1748年，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兴旺的资产阶级家庭，这使他终生未受穷困。16岁，他进入艺术专业学校，在维安门下学习，两次尝试得到罗马奖，均告失败。他禁闭自己，还想绝食自杀。一位邻近的诗人惦念他，寻找他，并在找到他之后，请求他不再绝食。1774年，大卫再度参与竞争，并以一幅洛可可式的画——《安条克渴望斯特拉托尼的爱》（Antiochus Dying for the Love of Stratonice）获胜。在罗马他爱上拉斐尔，然后又改了主意，因为拉斐尔在方式与线条上过于女性的柔和。他发现较有力的滋养在于达·芬奇，思想与轮廓严谨的控制在于普桑（Nicolas Poussin）。他从文艺复兴的《圣母画像》（Madonnas）中接受古代英雄的哲学、格言与争胜精神，同时在基督教的首都他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

他于1780年回到巴黎，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并获得一连串的古典题材——贝利萨留、安德洛玛刻与一些爱国志士——提供给美术沙龙。1784年，他到罗马为路易绘制一幅以反对罗马为背景的画——《贺拉提的誓约》。他在罗马展览此画时，一位年老的意大利画家巴托尼（Pompeo Batoni）告诉他：“只有你与我是画家，至于其他的人，他们可以去跳河。”到巴黎后，他在1785年的沙龙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贺拉提的誓言》。在李维的传奇历史中，大卫发现爱国精神是古罗马的真正宗教：贺拉提家族的3位兄弟发誓将与古里提（Curiatii）部落的3位兄弟作殊死战，以解决罗马与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之间的战争（公元前7世纪）。在大卫的画中：贺拉提宣誓，并接受他们父亲的剑，而他们的姐妹悲伤着，她们其中之一已与古里提部落中人订婚。从高乃依的《贺拉斯》（Horace）知道这个故事的法国人，感受到这画描写的国家地位高于个人和家庭。一位真诚致力于改革的国王与一个已蓬勃显现革命的城市，共同称赞这位艺术家，同时他的竞争者承认他显露英雄的勇气、仁慈的牺牲及女子悲伤的技巧。《贺拉提的誓约》是艺术史上最圆满、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意味着古典风格的胜利。

受此方法与主题的鼓励，大卫转至希腊并于1787年推出《苏格拉底的死亡》（The Death of Socrates）。雷诺兹爵士在巴黎观赏此画，宣称它“为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后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在伯里克利时代它是雅典的光荣”。两年后大卫再现了罗马人的传奇——《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这是李维的罗马行政官的故事（公元前509年）——他判决他儿子死刑，为了图谋恢复君主政体。这幅画受委托绘制于巴士底狱陷落之前，明显未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暴动。国王的艺术部长禁止其展出，但是民众的支持使其获得1789年沙龙画展的入场许可。来看这幅画的群众向它致敬如同它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大卫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代言人。

其后他致力于大革命政治与艺术的罕有的结合。他接受大革命的原则，说明它的枝节，组织与装饰它的庆典，而且表扬大革命的烈士。激进派代表圣法尔若1793年1月20日被一名保王党暗杀后，大卫开始积极表现这一情景。两个月内他将这幅画呈献给国民公会，被挂在议事厅的墙上。马拉1793年7月13日被杀后，一群哀悼者进入国民公会走廊，随即他们之中喊出一声：“大卫，你在哪里？你已将圣法尔若为国捐躯的容貌传给子孙，另一幅待绘制的画正等你来画。”大卫起立并回答道：“我愿意画它。”10月11日，他将完成的画呈献给国民公会。这幅画显现马拉半躺在他的浴盆内，他的头无生命地向后垂下，一只手紧握一份原稿，一只手无力地落在地上。浴盆旁的一块木头刻有光荣的碑文——“给马拉 大卫”。这是违反大卫特有风格的，革命的热忱将现实主义取代新古典主义。这幅画与《圣法尔若》采用最近的事为主题并弃绝古典的惯例，它们使艺术参与大革命。

1794年前大卫在政治上变得那么杰出，被选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他追随罗伯斯庇尔的领导，并为最高主宰日的庆典安排游行与艺术装饰。罗伯斯庇尔失势后，大卫被当作他的信徒之一而遭到逮捕，在监狱服刑3个月后由于他学生的抗辩而被释放。1795年，他隐退到他画室的个人小天地，但1799年他以一幅精巧的全景《萨宾人之劫》（The Rape of the Sabines）恢复声誉。11月10日，拿破仑得权，51岁的大卫开始全新而成功的生涯。

科学与哲学

大革命不偏爱理论科学，但它激励应用科学以配合社会为自由而战的需要。因此，化学家拉瓦锡改进火药品质与生产，有助于美国与法国的革命。贝托莱与其他化学家受英国封锁刺激，找到进口的糖、苏打与靛青的代替品。拉瓦锡被当作投机商被斩首（1794年），但是一年后，大革命政府否认这项行动并恢复他死后的名誉。国民公会以隶属于它的委员会保护科学家，实施他们的计划，颁行10进位制度。督政府给予新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很高的地位，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勒让德尔、居维叶、德朗布尔、贝托莱、拉马克——这些名字仍然闪耀在科学史上——是它最早的会员。科学暂时取代宗教成为法国教育的主要部分。波旁皇族的复辟中断了这项行动，但是随之而起的是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哲学”。

拉格朗日与勒让德尔在数学方面留下他们永恒的符号。拉格朗日有系统地陈述“微积分的变数法”，其方程式仍然是机械科学的一部分。勒让德尔从1786年至1827年致力于椭圆积分，把他的结果发表在《函数专论》（Traité des Fonctions）上。加斯帕尔·蒙日，一位小贩的儿子，发明图形几何学——在二次元平面上描绘三次元物体的方法，他创立铜与锡全国性的开发，写了一篇关于制造大炮的优良技术的著名论文。作为大革命政府与拿破仑的数学家与行政官，他度过漫长的职业生涯。拉普拉斯以他《天文学史话》（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1796年）激发欧洲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是有系统地陈述星云的假设而且尝试解释宇宙为单纯的构造。拿破仑问他“谁创造这整个”架构时，拉普拉斯答道：“我不需要那个假设。”拉瓦锡作为现代化学的创设者，担任公制设计委员会主席（1790年）。贝托莱推展理论与实际的化学，协助拉瓦锡设立新的有系统的化学命名法，而且以其原矿变为铁及铁变为钢的方法，帮助其整军备战的国家政府。比沙（Xavier Bichat）用他组织的显微镜的研究，开拓他的工艺学。1797年，他在生理学与外科手术上开始一连串演讲，他摘要他的结论于《普通解剖学》（Anatomie Générale,1801年）。1799年，他年方28岁，被指派为主宫医院（Hôtel Dieu）的医生，他因为跌倒（1802年）结束31岁的生命时，正着手研究由疾病引发的组织性改变。

卡巴尼斯在他那个时代被当作一名医生，后代则发现他是一位哲学家。1791年，他作为医生看顾濒死的米拉波。他在医学院讲授卫生学、法医与医学历史。他曾代理巴黎所有医院的院长。他是杰出的人物之一，他还深爱着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他接触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孔多塞、孔狄亚克、富兰克林、杰斐逊。作为一名医学研究者，他特别喜欢孔狄亚克，孔狄亚克以“所有知识来于感觉”主宰法国的哲学舞台。这个感觉论的现实主义之含意引起卡巴尼斯的兴趣，相关理论将他发现的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作用配合得很好。他的名言甚至震惊了同时代的高深的思想家：“正确观念运作的结果是构成思想，因而必须视头脑为特别器官而其特别功能是产生思想，如同胃与肠有担任消化、肝过滤胆汁等特别功能。”

不过，如同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的论证，卡巴尼斯坚持感觉先进入一个在出生时已一半形成的组织，其后受每次经验的影响，不断运送它的已往至它的细胞与记忆中，形成变动的性格的一部分，包括内部感觉、反射作用、直觉、感情与愿望——因此他修改孔狄亚克的分析——精神物理的全体因而按照它收到的感觉的结构与意向，制成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卡巴尼斯同意康德，思想不是记下感觉的白板（tabula rasa，没写过的书版），它是转换感觉成为理解、观念与行动的组织。但是（卡巴尼斯坚持），康德如此尊重的思想不是从组织与神经生理器官的实体中得到。

这个明显唯物主义的系统说明在12份论文报告的第一份（1796年），卡巴尼斯于1802年以《人类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的主题合并出版。它们透露急切地活跃于好奇与思索领域的有力的思想（或者头脑）。第一篇论文研究心理状态的不定相关，并且是生理心理学的纵览。第三篇分析“无意识”：我们累积的记忆（或神经中枢的记入）可结合外在与内在的感觉而产生梦，或者可不知不觉影响我们的观念，甚至在最警觉的清醒状态。第四篇认为思想的年纪与身体的一致，以致同一个人的观念与性格在他20多岁时与他70多岁时可能完全不同。第五篇成功地讨论有关腺的分泌——特别是性的——可能影响我们的感觉与思想。第十篇主张人类由成为遗传的偶然变化与突变而进化。

在一本据称为卡巴尼斯死后16年出版的《关于第一因的一封通信》（Lettres sur les causes Premières,1824年）中，他似乎收回他的唯物主义，承认上帝赋予人智力与意志。唯物主义者可能使我们想起优秀的外科医生提醒过我们：防备上年纪的身体影响相关的思想。怀疑论者可能假设意识的神秘导致卡巴尼斯怀疑：唯物主义简化非常复杂并与目前相关的现实。无论如何，一位有道德的哲学家应使他自己想起：有时，他是在无限大的空间中执行教皇职务的人。

哲学时代幸存的两个人亲身感受到十分热烈而必要的大革命。雷纳尔以《哲学史》成名于1770年，见到民众的无节制致使启蒙运动的光明变为阴沉，他于1791年5月31日，寄给宪政会议一封抗议与预言的信。“我久已尝试让君主知道他们的职责，今天让我告诉人民他们的过失。”他警告，群众的专横可能有如君主专制的残酷与不公正，只要宗教或教士策略的反对者无拘无束地表达他们的见解，他即保护教士传教的权利。同样，他谴责政府资助任何宗教（政府当时付给教士薪金），并利用反对教权的暴徒打击教士。罗伯斯庇尔说服恼怒的立宪会议对78岁的哲学家网开一面，但雷纳尔的财产被没收，他死于贫困与失望（1796年）。

沃尔内（Volney）度过大革命，而且了解从霍尔巴赫到拿破仑在巴黎的知名之士。在数年旅行于埃及与叙利亚后，他被选入三级会议，他服务于立宪会议一直到它1791年被解散。1791年，他发表其引起共鸣的漫游哲学《在废墟那里默想帝国之大革命》（Les Ruines, ou Méditation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s Empires）。什么致使如此多的古代文明崩溃？沃尔内回答道：它们的衰落是因为与专制政府有关联的宗教的超自然信仰和因代代之间知识传递的困难而招致人民的无知。既然神话的信念失去它们的支持物，而且印刷品加速知识的保存与文明的移转，人类可能希望设立以道德法规支持的永久的文化。其成长、其智识散布，将开设人类对不合群趋势的控制，促进合作与和谐。1793年，他被当作吉伦特派人逮捕，留在狱中9个月之久。获释后，他乘船至美国，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却被亚当斯总统抨击为法国间谍（1798年），他匆忙回到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他作为一名参议员，反对从执政府变为帝国，隐退至适于做学者的僻远地方，一直到路易十八让他于1814年成为一名贵族。他死于1820年，经历波旁王族的罢黜与复位。

书籍与作者

不怕被送上断头台，出版者保存了一些易于消逝的文字：诗人作诗并按韵律吟诗，演讲者用美丽的辞藻演说，戏剧家混合历史与爱情，历史学家修订往事，哲学家批评当下，还有两位女作家在感情的奥妙、政治的胆量与智慧的力量上，与男作家们竞争。其中一位是罗兰夫人，我们在监狱与断头台上见到过她。

迪多家族（Didot）是最著名的法国出版者，继续改进铅字的铸造与书籍的装订。弗朗索瓦1713年在巴黎成立印刷与图书公司。他的儿子昂布鲁瓦兹与皮埃尔·弗朗索瓦继续活字印刷术的试验，并受路易委托出版法国古典文学集。昂布鲁瓦兹的儿子皮埃尔·迪多出版维吉尔（1798年）、贺拉斯（1799年）与拉辛（1801年）的版本，这些书如此精美以致富有的购买者即使不阅读它们也喜爱它们。弗尔曼，昂布鲁瓦兹的另一个儿子，以铸造新铅字获得美名，铅版印刷术的发明应该归功于他。1884年，弗尔曼的公司出版拉克鲁瓦（Paul Lacroix）的《督政府，执政府与帝国》（Directoire, Consulat, et Empire）的精装版，但其中许多有关条款被剽窃。在这方面，我们得知整个大革命期间，伏尔泰与卢梭作品的销售达到数十万册。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1793年7月19日）保护一个作者作品的著作权一直到他死后10年。

大革命十年中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开始在写作技巧与风格上远离大革命，而且以同样的方式于1794年结束生命。德格朗丁创作美丽的诗与成功的戏剧，他成为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长、丹东的秘书和国民公会的代表，在该处他投票驱逐吉伦特派人和处死国王。他被派至委员会设计新日历，并为各个月份发明许多生动的季节名称。1794年1月12日，他被控贪污、伪造及与外国间谍和投机商交易而被捕。在受审时，他唱着迷人的歌谣《下雨了，下雨了，牧羊人！牵回你们的白绵羊》。但是没有一名陪审团员懂得田园诗，在他至断头台途中（1794年4月5日），他分送他的诗稿给民众。

谢尼埃（Chénier）是一位不错的诗人，他有较好的道德，但无较好的命运。他出生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位法国父亲与一位希腊母亲，这使他的文学爱好平均分配在希腊诗与法国哲学上。他在纳瓦尔接受教育，1784年到巴黎，与大卫和拉瓦锡成为朋友，但有保留地接受大革命。他反对以天主教的教会束缚政府的《教士法》，他建议国民会议彻底隔开教会与政府，给予每种宗教充分的信仰自由。他谴责“九月大屠杀”，称赞科黛杀死马拉，并为路易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公会以求助人民免于死刑——这件事使他得罪雅各宾派。被当作吉伦特派人遭受监禁时，他爱上一名美丽的犯人夸尼小姐，称呼她“被俘的小姐”，而拉马丁称之为“曾经从地牢缝隙发出的最悦耳的叹息”。审问时他拒绝为自己辩护，并将他的死当作从野蛮与暴虐中获得解脱。在他有生之年，他仅公开两首诗。他的朋友在他被处死刑25年后，出版一本他的诗集，使他成为法国文学的济慈（John Keats）。在《年轻的俘虏》的最后诗节，表达的必定是他与她的抱怨：

哦！死亡，你不必匆忙！走开！走开！

去安慰羞耻与害怕熟识的心，

及为无望悲哀包围着的。

渴望我的佩尔（Pales，羊群的女神）仍有她多草的路。

爱情有它的吻，缪斯有她的短抒情诗。

我至今还不愿死。

谢尼埃的弟弟约瑟夫·谢尼埃，是一位成功的戏剧家。他为《理性的节日》（Feast of Reason）中演唱的威武的《出发曲》与《自由的国歌》写歌词。他向法国人介绍格雷，翻译他的《墓园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被选入国民公会后，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成为大革命公认的诗人。之后，他受法兰西学院的委托，写作《自1789年起法国文学的状态与进步的历史图表》。他在完成之前去世，即使如此，它一度著名，虽然现在已淡出人们的记忆。

文学在国民公会期间受政治的压制与吞噬，但在督政府期间复原。成百的文艺协会成立，阅读俱乐部倍增，读书的民众增加。他们大多数喜欢小说，浪漫小说与诗开始取代古典悲剧。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的《莪相》被翻译成法文，成为广泛读者——从清理卧室的女仆到拿破仑——的心爱之物。

斯塔尔夫人与大革命

一位借声音与文字的力量从文坛中突出的女人，她在成功的小说与络绎不绝的爱人当中，接受大革命，公开抨击暴动与恐怖，用各种手段打击拿破仑，而且在他经历阴惨生活时仍胜利地幸存着。杰曼·内克（Germaine Necker，斯塔尔夫人的闺名）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杰出的家族：她的父亲早为百万富翁，后变成法国财政部长。她的母亲一度为吉本追求过，其沙龙聚集巴黎及其他各处的著名才子，却无心勉强教育她的孩子。

1776年4月22日，她出生于巴黎。内克夫人坚持做她的首席家庭教师，灌注她大量的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把她塑造成拉辛、理查森、加尔文与卢梭的混合体。杰曼克服了克拉丽莎式的敏感忧虑，以青年的热诚怀疑卢梭的自由理论，但是她费力地证实对加尔文教义的强烈反感，而且抗拒每日的神学与宗教戒律。她刻意躲避她生病、独裁的母亲，同时爱上她善良而放任且节俭的父亲。或许这使她在其他方面的感情不深入、不稳固。“我们的命运，”她写道，“将永远地结合我们，如果命运使我们成为同时代的人。”同时，由于不俗的智慧搞乱她的情绪，她被允许从早熟的青春期起，参加她母亲才华人物的定期聚会。在那里，她以敏捷的领悟与巧妙的应答取悦学者。此时她才17岁，已成为沙龙中的名角。

依目前的情况，不易为她寻找一位配得上她的智慧与她的未来的丈夫。她的双亲比较中意皮特——英国政界蒸蒸日上的显赫人物。杰曼用她母亲拒绝吉本的相同理由予以拒绝——英国没有足够的阳光，而且那里的女人是美丽却不为人所知的。已经破产的斯塔尔男爵向她求婚。内克夫妇阻止她接近他，一直到斯塔尔成为瑞典驻法国大使。之后，杰曼同意嫁给他，因为她期望更加独立自主，像一个妻子，而非像一个女儿。1786年1月14日，她成为斯塔尔—霍尔斯坦夫人，她年方20岁，而男爵27岁。我们确信“她到结婚时才了解性爱”，但对每样事物她都是聪明的学习者。主持婚礼的布夫莱尔伯爵夫人描写新娘“受到钦佩她才智的宠颂，以致她难以了解自己的缺点。她过分傲慢与顽固，自信配得上任何像她这个年纪的人，这是我从未见的”。她不很美丽，具有男性的体格与思想，但是她的黑眼睛闪耀着活力，在谈话中她没有对手。

她居住在巴考大道（Rue du Bac）的瑞典大使馆，不久她在那里设立自己的沙龙。她的母亲正生着病，她在父亲银行上面的公寓中监管她的沙龙。内克1781年被财政部革职，但1788年他复职并躲过大革命的威胁。现在他仍有百万财富——仍然是巴黎人的理想——依然热心地以文章与口才支持他的杰曼，让她有值得夸耀的理由。政治，仅次于无节制的爱，成为她的饮食。

由于内克的建议，路易召集三级会议。不顾内克的反对，路易命令三个阶级分开坐着，以维持阶级的区别。1789年7月12日，路易二度撤去内克，并命令他立刻离开法国。内克与夫人驾车至布鲁塞尔，杰曼愤怒地跟随他们。斯塔尔暂时放下他的公职。7月14日，巴黎民众袭击巴士底狱并威胁君主政体。惊恐的国王派了一名朝臣追及内克，召他回到巴黎办公处。内克来到，人民向他欢呼。杰曼赶至巴黎，其后一直到“九月大屠杀”，她每日感受着大革命的风暴。

她支持三级会议，但是要求一个在君主立宪下的两院制的立法，以确保代议，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与财产的安全。大革命持续时，她用所有的影响力制约雅各宾派并鼓励吉伦特派。

然而，她用她的道德哲学超越雅各宾派，几乎所有遇见她的人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婚姻是财产而非内心的结合，应该有一两位情妇给予他们艳事的刺激。但是他们相信，相同的特权不能给予妻子，因为她的不贞将惹起财产继承分裂性的不确定。杰曼未受此影响，她决定无拘无束地寻求浪漫史，甚至尝试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

她不久即失去对她丈夫的尊敬。他太顺从而无趣，太拙劣而无偿付能力。她不反对他以克莱龙小姐作为情妇，但他花费公款在一个70岁的女演员身上，忽略他担任的大使职责。他赌博并输钱，不断累积他妻子与岳父不愿支付的债务。因此，她结交过几个爱人。虽然她在《代尔菲内》（Delphine）中表示“上帝与爱之间我承认除了我的良心外并无媒介者”，然而良心能被支配。她的第一个爱人是塔列朗——欧坦的前任主教，在他之后是基伯特伯爵，最后是十全十美的莱斯皮纳斯。莱斯皮纳斯死于1790年，年方47岁。早在一年前杰曼已与纳博讷有着较深、较耐久的情感。他是私生子，他本人在33岁时已经是几个私生子的父亲，而且具有无门第年轻人很少能学到的安闲与优雅的风度。他完全支持贵族政治，反对“突然发迹的”资产阶级，但是杰曼使他了解她的君主立宪政体的观念——资产阶级将与贵族和国王分享权势。如果我们能相信她所说的，纳博讷“为了我，他改变他的命运。他克服一切阻碍并奉献他的生命给我。总而言之，他使我确信……他以拥有我的心作为他自己的幸福，如果他无法挽救地失去它，他可能活不下去”。

1790年9月4日，内克的自由政策被国王周围的贵族破坏，因而辞职，并与他的妻子隐退至他在科佩的别墅，过着暂时平静的生活。10月，杰曼加入他们，但是她很快即厌倦瑞士的宁静，又匆忙地回到她称之为比较令人愉快的“巴考大道的贫民窟”。在那里，她的沙龙不断传出拉法耶特、孔多塞、塔列朗、布里索、巴纳夫、纳博讷与她自己的声音。她不愿意为才气焕发的谈话设立限制，她渴望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她沉迷于导引法国从天主教教义到基督教新教义的美梦中。但是，她希望借着她沙龙中的著名人士，大革命可以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寻得一个和平的方案。在拉法耶特与巴纳夫的帮助下，她为纳博讷谋得陆军部长的任命（1791年12月6日）。安托瓦内特不赞同此项任命。“斯塔尔夫人有什么荣耀，”她评论道，“何种乐事为她所有以致整个军队听其支配！”

纳博讷行动太快。1792年2月24日，他呈递路易一份备忘录，建议国王与贵族断绝关系，而且将他的信赖与支持给予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因为后者保证维持法律与秩序及有限的君主政治。其他部长愤怒地抗议，路易屈服于他们，并撤掉纳博讷。因此，杰曼的计划失败，她的敌手罗兰夫人通过布里索使她的丈夫获得内政部长的任命，这让杰曼痛上加痛。

杰曼在巴黎度过恐怖的1792年。1792年6月20日，她证实由群众率直态度产生的土伊勒里宫风暴很可怕。“他们可怕的誓言与喊叫，他们威胁的姿态与他们杀人的武器，显现出恐怖的情景，而这能永远毁灭人类应当激发的尊敬。”然而，那个大事变的日子（虽然法国人称为民众的暴乱）是一次温和的预演，受到国王头上大革命的无边帽的表彰而平息。8月10日，她证实，流血占领土伊勒里宫的暴徒并未停止，一直到国王与王后逃亡，并得到立法会议的保护。胜利的暴徒开始拘留每个可以利用的贵族，杰曼利尽全力保护她有爵位的朋友。她将纳博讷藏在瑞典大使馆的隐秘处，她顽强地抗拒，终于转移搜索巡逻的目标，8月20日前使纳博讷安全地逃到了英国。

9月2日，更恶劣之事仍然发生，极端愤怒的无套裤汉领着被逮捕的贵族与他们的支持者走出监狱，而且谋杀他们。斯塔尔夫人也面临危险。帮助她的许多朋友逃出巴黎与法国之后，她在那晴朗的9月2日乘坐一部配备六匹马与穿着制服的仆人的华丽马车，准备驶向城门，她有意穿着时髦并佩戴大使夫人的勋章，希望借此获得外交礼仪。她出发时，马车被“一群从地狱里冒出的老妇人”阻止。粗鲁的女工命令前排左马骑手驶向公社的总部，一名法国骑兵从那里引导这伙人穿过怀有敌意的群众到达市政厅。在那里，“我走出被武装暴徒包围的马车，并通过长矛的墙篱。我踏上也是长矛竖立的楼梯时，一个男人用长矛对着我的心脏。保护我的警察用他的军刀挡开它。如果我在那时摔倒，我就没命了”。在公社总部，她找到一位朋友并获释。他护送她至大使馆，给她一份护照，使她在次日清晨安全地离开巴黎，经过长途旅行至科佩。那天，群众举着插在长矛上的拉伯尔公爵夫人的头，游行经过王后的囚禁处。

杰曼于9月7日得到她双亲的接应照顾。10日，他们得知日内瓦发生革命，只得向东移至较接近洛桑的洛雷。1792年11月20日，这位26岁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阿尔贝，在她的亡命途中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孩子的父亲可能是纳博讷，但她的丈夫被骗相信——或假装——是他父亲。在洛雷与在科佩，她使许多在恐怖时代来临前逃走的男女——有或没有爵位的——获得短暂的避难处，“她和她的父亲在灾祸面前都不担心舆论”。

杰曼得知纳博讷计划离开他在英国的避难处并来法国护卫路易，她认为那样做太危险，她必须到英国劝住他。她从法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并于1793年1月21日在伦敦附近的米克勒姆的朱尼珀会堂（Juniper Hall），与纳博讷会合——路易被斩首的那天。塔列朗经常从伦敦附近来拜访她，用他的幽默带给他们愉快。范妮·伯尼（Fanny Burney，英国小说家）加入他们，麦考莱（Dame Rose Macaulay，英国小说家）曾摘录她的批论：“以前从未听过此类的谈话。他兼备最灵巧的口才、最敏锐的观察、最有才气的隽智、最谦恭的风度，使她心醉神迷。”伯尼拒绝相信纳博讷与杰曼通奸的闲言，她写信给她的父亲，一位著名的音乐历史学家：

……对于我而言完全是新鲜的，我断然相信它是粗鄙的诽谤。他对她更加温柔，却如此公开、如此率直、如此真挚，具有毫无保留的奔放骄态。她非常平凡，而他非常英俊，她的天资必然能使她独特的魅力与他相配……我想你若能与他们相处一日，即察觉出他们的交往是不是属于纯洁而高贵的……友谊。

当伯尼确信这显赫的一对正生活在无耻的罪恶中时，她不再访问朱尼珀会堂。

这个小团体也回避较早期的移民，它指控他们长久卫护大革命。1793年5月25日，杰曼到达奥斯坦德（Ostend）。她仍是瑞典大使夫人，因而她安全地抵达伯尔尼，在该处她遇见她的丈夫，并伴随他至科佩。她出版《一名女子对审判王后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Trail of the Queen, by a Woman），激烈地请求宽恕安托瓦内特。但是，王后被斩首于1793年10月16日。

内克夫人死于1794年5月15日。她的丈夫哀痛不已。杰曼未被击溃，她迁至在洛桑附近的梅泽雷住宅，设立一个新的沙龙，并用黎丙伯爵的力量忘却其他一切。纳博讷姗姗来迟，发现自己被替换，因而回到他以前的情妇身边。1794年秋天，高身材、满脸雀斑、红发、瑞典籍的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其年约27岁，在里昂遇见杰曼，与她开始文学与爱情的结合。

其时罗伯斯庇尔已失势，温和主义者得权。现在她可以回到巴黎。1795年5月，她与她的丈夫和好，重新启用她在瑞典大使馆的沙龙。在那里，她聚集了濒于灭亡的国民公会的新领导者——巴拉斯、塔利安、安格拉与文艺界名人如谢尼埃。她如此热烈地投入政治，一位代表借国民公会策划君主主义的阴谋及她的丈夫与他人之妻通奸的理由抨击她。新的公安委员会命令她离开巴黎。1796年1月1日之前，她回到科佩。在该处，在贡斯当和她的书本之间，她写了一篇使人伤感的文章《情欲的影响》（De l'Influence des Passion），里面充满着卢梭的论调，附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且赞美自杀。她在巴黎的朋友准备着狂喜的轻松歌剧，督政府通知她可以回到巴黎，但是她不得进于距首都20英里以内。她与贡斯当定居于赫里瓦克斯的一所修道院。1797年春天，她获准在巴黎与她的丈夫会合。6月8日，她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阿尔贝蒂娜，但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明。在这些复杂过程中，她通过巴拉斯让塔列朗从放逐中召回，而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1797年7月18日）。1798年，斯塔尔男爵失去他的大使职位。他与杰曼友好地话别，隐居在一所公寓，位于现在的协和阅兵场。他于1802年去世。

1796年12月6日，在塔列朗为一些从意大利回国的胜利者所开的庆祝会上，她第一次遇见拿破仑。他向她说了赞美她父亲的话。在她生命中她首次不愿回话：“我有点为难，开始时有些钦佩，接着有些害怕。”她愚蠢地问他：“在活着或已故的女人中最伟大的女人是谁？”他顽皮地回答：“一位生过最多孩子的女人。”四天之后他在卢森堡王宫的戏院接受督政的欢呼时，再次见到她。她被他既谦虚又高傲的气质迷惑，现在，她觉得他是掌握法国命运的人。她渴望成为他的心腹，与他共同承担伟大的事业，或者把他视为她的胜利之一。1799年11月10日，吕西安告诉她拿破仑在圣克劳德获得胜利并被提名为首席执政——实际的法国统治者时，她高兴得像他的秘密情人。她觉得骚乱与暗晦的时代已终了，另一个英雄与光辉的时代出现了。

回顾

虽然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被叙述得像古代历史一样不偏不私，它在相同的界限内仍面临哲学上的论题：大革命由它的原因或结果证明为正当吗？它留给法国人民或人类意味深长的利益吗？没有他们在纷乱与苦难中的牺牲，这些利益能达成吗？一般说来，牺牲的记录会警示有关革命的终止吗？它有助于阐扬人类本性的意义吗？在此，我们仅说到政治革命——政府在人员与政策方面迅速与剧烈的变动。无暴力的发展我们应称为进化，不变动政府形式却快速而激烈或不合法地变动人员将是一场政变，任何公开地抗拒现存的权势都是反叛。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简言之：（1）最高法院的反叛削弱了国王权力与贵族的忠诚；（2）奥尔良替代路易十六登上王位的野心；（3）资产阶级反抗国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政府干预经济，国家面临破产时教会不合作的财富和贵族的金融、社会与任命的特权；（4）农民反抗封建的税收与特许状、政府税收与教会什一税；（5）巴黎民众反对阶级压迫、法律的无能、经济的不足、高物价与军事威胁。资产阶级与奥尔良以金钱支持杂志与演讲者的宣传、群众的管理与第三阶级重组成为指挥革命宪政的国民会议。民众提供勇气、臂力、鲜血与暴力，胁迫国王接受国民会议与宪法，而且恐吓贵族与教会放弃他们的封建税与什一税。也许我们应将仁慈与优柔寡断的国王反对流血列为次要原因。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如此广泛，如此复杂、不同与持久，人们必须以公平的立场写19世纪的历史。

一、政治的成败是明显的：自由与部分有产阶级的农民取代封建制度，民事的法庭取代封建制度的法庭，财产有限的民主政体取代君主专制政体，适合商业的资产阶级取代有爵位的贵族成为最有力的管理的阶层。随着民主政治产生的是——至少在简短的警句与希望中——法律与机会的平等及言论、信仰与出版的自由。这些自由即因人类能力的天生不平等，及他们在住所、学校、财富上的不平等为之减少。几乎与这些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大革命的群众扩张他们的影响力至意大利北部、莱茵地区、比利时与荷兰。在那些地区，封建制度也为之瓦解，而且在拿破仑崩溃后并未恢复。在这方面来说，胜利者是束缚的解除者，以他们统治榨取之钱财玷污了他们的天才。

大革命——借他们封建制度的男爵领地与通行税、他们不同的出身、传统、金钱与法律——统一那些半独立的省份而为一个有国家军队与国家法律之中央统辖的法国。这个变动，如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法国政治家、作家）提出的，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发生。没有大革命，它可能依赖逐渐超越省界的全国性的商业的统一予以达成——颇像在美国全国性的经济迫使“州的权力”减弱而使联邦政府为之强大。

同样，没有大革命，这可能由农民的解放及增加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势和政治力量缓慢地达成。在国民会议期间（1789—1791年），大革命被广泛地证明有它长远的影响。1792年至1795年的大革命是野蛮谋杀的插曲，恐怖行为与道德崩溃，而这些却不适当地以外国阴谋与攻击作为辩驳的理由。1830年，在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之前的另一次革命，产生的效果近乎1791年达成的。

大革命从统一的法国获取的利益，因为国家主义造成新的集团仇恨而被抵消掉。18世纪，知识分子阶层趋向于淡化国家之间文化、语言与服装的差别，军队拥有外国的将领与士兵。大革命以征集入伍的士兵取代这些通晓数种语言的战士，并以国家取代王朝成为效忠的目标与战争的源泉。军队的将领们接替贵族的社会地位。爱国军队的势力压倒旧政权的懒散受雇者。法国军队在戒律与荣誉上进步时，它是国家混乱时法治的唯一来源，也是由政府无能与民众暴动引起混乱时的唯一避难处。

无可置疑，大革命促进法国与更远地方的自由。它暂时延伸新的自由至法国殖民地，而且解放那里的奴隶。但是，个人的自由包含公正惩罚（nemesis），它趋向于增加直到它超过社会秩序与团体生存的必需界限，不受限制的自由是绝对的混乱。此外，为大革命工作所需的能力性质，与建立新秩序所需的性质十分不同：前者的工作需要愤恨、热诚、勇气，而且忽视法律；后者需要忍耐、理智、合乎实际的判断，而且尊重法律。因为新的法律不受传统与习惯的支持，它们通常依赖武力作为他们的制裁与支持。自由的提倡者成为屈服权势的支配者，这些人不再是暴徒的领袖，而是军事政府保护与监督下有纪律建设者的领导者。大革命是幸运的，能逃避或缩短独裁政治，并为后代保存自由的利益。

二、大革命的经济成效是自耕农制与资本主义，而且各自产生循环不息的影响。有财产的农民成为有权势的保守派，这使无财产的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徒劳无功，并在大革命及其余震的一个世纪的动乱期间成为国家稳定之锚。资本主义在乡村受到阻碍而向都市发展，可自由流动的货币替代土地财富成为经济与政治的力量，自由企业逃避政府的控制。劳动阶级借“市场”中的竞争——不为法律阻止的经济活动的力量，赢得他们决定价格、工资、产品、成功与失败的战争。财物在各省之间的移动不受内陆通行税的阻碍与延搁。工业财富增加，逐渐集中在最高阶段。

大革命——或者立法——不断重新分配集中的财富，但是能力不等或特权使之再度集中。不同的个人才能必须有不同的报酬。天生的优越条件产生环境或机会的优势。大革命尝试减少这些人为的不平等，但是它们很快被恢复，而且最快地处于自由政权之下。自由与平等是敌对的：人类享有的自由越多，他们越易获取他们天生或环境优越的成果，因而在政府偏袒自由企业与支持财产权的情况下不平等为之增加。平等是不稳定的均衡，任何继承，健康、智慧或性格上的重要改变，使其迅速瓦解。大多数的革命发现这一点，如同在独裁国家，仅能用限制自由的方法抑制不平等。在民主政治的法国，不平等无拘束地增加。至于博爱，它被断头台摧毁，终于成为一项协议。

三、大革命的文化成果仍然影响我们的生活。它颂扬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却苛刻地削减这些自由。在战争的沉重压力下，拿破仑结束了这项自由，但是这一原则幸存并在19世纪历经许多抗争，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值得接受的要求并实施。大革命计划创始全国性的学校制度。它激励科学成为可替换神学的世界观。1791年大革命政府指派一个委员会，由拉格朗日率领，为新近统一的法国创定重量与尺寸的新制度。这种合成的公制于1792年正式被采用，并于1799年成为法律。它必须通过各省打开一条生路，直到1840年它才获胜，现在公制艰难地取代了大不列颠的12进位制。

大革命开始隔离教会与政府，但在天主教势不可挡的法国及传统地依靠教会给予人民道德教育的情况下，这显得十分困难。这种隔离到1905年才完成。为了尝试进行隔离，大革命努力传布自然道德规范，我们觉察到这已失败。从某些方面来说，19世纪的法国历史仍痉挛般定期地企图从大革命的道德崩溃中复苏。20世纪接近它的目标，却未发现可转变人类的兽性成为道德宗教的自然代替物。

大革命为政治哲学留下一些课程。它使扩张的少数派了解人性在各个阶层是相同的，那些革命家为了增加权势，举止像他们的祖先，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更为粗鲁——将罗伯斯庇尔与路易比较。民众觉察到，人类强烈的野蛮本性不断地对文明的克制施以压力，于是变成大革命宣言的怀疑论者，不再期待清廉的政治家与神圣的“上议院议员”，他们失望于大革命仅能达成如同进化必然达成的及人类的天性将许可达成的。

即使有它的短处——可能因为它的无节制，大革命在回忆、感情、希望、文学与艺术方面，留给法国与其他的国家——从俄国到巴西，深刻的影响。甚至到了1848年，老人经常告诉孩子们关于动乱时期的英雄与恐怖，及所有传统价值受到无情怀疑的粗鲁。很难像以前那样鼓动幻想与热情，重现那种美景的快乐状态，或者刺激男人与女人不断尝试了解历史性十年的高贵幻想。这令人惊异吗？它的残忍故事使人变得悲观乃至丧失各种信仰，在下一代将是叔本华与利奥帕尔迪，拜伦与缪塞，舒伯特与济慈那样的人。还包括鼓舞希望与勇气之士，像雨果、巴尔扎克、戈蒂埃、德拉克洛瓦、柏辽兹、布莱克、雪莱、席勒、贝多芬。在古典派的谨慎、传统、禁律与抑制的背景中，浪漫派的情绪、幻想与欲望得到高升。有26年之久，法国通常在大革命与拿破仑——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在他最伟大的浪漫史的魔力下惊叹与犹疑，而且半个世界常常受到这一时期的事件的恐吓与鼓舞。只是这种高尚与困苦，在一个国家表现得如此卓越与深刻，是史无前例的，而以后可能永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