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年高德劭的伏尔泰（1758—1778）

善良的领主

1758年10月，伏尔泰在费内买了一幢古老的宅邸，这里位于瑞士边境的热克斯（Gex）郡区。此后不久，他又以极高的价格买下了邻近的图尔奈的领地，如今他成了名正言顺的领主（lord），而在法律文件上的签署为“图尔奈伯爵”（Comte de Tournay），他把纹章饰于大门和银盘上。

1755年以来他一直在日内瓦的代利斯过着逍遥的生活，并以百万富豪哲学家自居。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有关日内瓦的论文，暴露了当地牧师私下的异端邪说，使伏尔泰被指控向他的朋友出卖了这些牧师。他在瑞士土地上不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因而另觅住处。费内在法国境内，但距日内瓦只有3英里，在那里他的藐视仍能及于加尔文教派的领袖们；而假如远在250英里外的巴黎天主教领袖旧账重算，要拘捕他，他可以在一小时内跨越国界，当时（1758—1770年）他的友人舒瓦瑟尔正执掌法国的内阁。也许担心政治的风向转变时遭到没收的厄运，他以侄女德尼斯夫人的名义买下了费内的地产，但与她约定，只要他活着，她必须承认他为地产的主人。一直到1764年，他一直主要居住在代利斯，他从容地重新设计在费内的房子，同年搬了进去。

新厦是用石头砌成的，大部分是伏尔泰设计的。新厦还包括14间卧室，是这位领主为他的朝臣准备的。他说：“那不是宫殿，而是个宽敞的乡间住屋，毗连着一大片粮草、小麦、稻和燕麦的田地。我有一些像苍松般挺立着的橡树，耸入云霄。”图尔奈增加了一个古城堡、一个农场、一个谷仓，还有一些马厩、田园和树林。他的马厩容纳了马、公牛和50头母牛。他的谷仓宽敞得除了收藏他土地上的收获外，还可容纳制酒的压榨机，鸡窝和羊栏。400个蜂窝使耕地上嗡嗡声不绝于耳，树则供应木柴让主人取暖，使他免于严冬受刺骨寒风的侵袭。他买来幼苗并加以种植，并在温室内培育幼苗。他扩大屋子周围的花圃和土地直达3平方英里，其中包括果树、葡萄园和各式各样的花卉。所有这些建筑、植物和田园，及30个管理员，他都亲自监督管理。与他进入代利斯时一样，他再度满足得不知老之将至。他在写给杜德芳夫人的信上说：“我的生命和健康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而得来的。我敢说我很聪明，我真幸福。”

对住在大厦里的30余名仆人及客人，德尼斯夫人管理得不甚恰当。她天性不错，但有点脾气，爱金钱甚于其他任何东西。她说她叔叔吝啬，他则加以否认，无论如何他“慢慢地把财产的大部分都转让给她”。在她孩提时代他就爱她，长大成人后他爱她如故，如今他很高兴有她来当这大厦的女主人。她在他所编的戏剧中担任角色，而他认为她的演技可以与克莱龙小姐媲美。这个赞美使她颇为自负，于是她自己也写戏剧。伏尔泰力劝她不要把那些剧本公之于世。她对乡间生活感到厌倦，渴望前往巴黎。为了取悦她，伏尔泰长期邀请并容忍一连串的客人。她不喜欢他的秘书瓦吉尼，而喜欢亚当，他是伏尔泰邀请到家里来作为下棋对手的一位老耶稣会员，一天，他经过仆人芭芭拉身边时被伏尔泰吓了一大跳。一次，也许是因为她任拉阿尔普舍弃了这位大师的一部原稿，而把伏尔泰激怒了，他将她遣往巴黎——给她年金2万法郎。18个月之后他后悔了，又恳求她回来。

费内成为那些有能力旅行并欣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人士朝圣的目的地。到这里来的有统治者如维滕贝格公爵、选帝侯巴拉丁伯爵，王公如查理亲王、黎塞留和维拉尔，名人贵族如福克斯，传记作家如伯尔尼与博斯韦尔，江湖客如卡萨诺瓦及上千的次要人士。不速之客来访时，他穷于应付地托词道：“告诉他们，我生病。”“告诉他们，我死了。”但是没有人肯相信。他在写给维莱特的信中曾说：“老天！把我从朋友手中救出来吧，我倒愿意亲自照顾我的敌人。”

博斯韦尔来访时（1764年12月24日），他在费内并未完全安定下来，此时他正勤于与卢梭叙晤。伏尔泰叫家人传话下去说他仍未起床，不可以打扰他。对于这位热心的苏格兰作家而言，这只不过是些微的失望而已，他固执地一直等到伏尔泰出来。他们做了极简短的谈话，然后伏尔泰即退回书房。第二天，博斯韦尔从日内瓦的一个小旅馆中写信给德尼斯夫人：

夫人，我必须请求你为我在伏尔泰面前求个情。我打算星期三或星期四再返费内。这个庄严之城的大门竟然在最……荒谬的时刻关闭了，以至于在这位著名的领主有时间接见客人以前，我们却不得不于餐后住在他处……

夫人，可否许我在伏尔泰大师府上借宿一宵？我是一个强壮而有力的苏格兰人。你让我住到最高最冷的阁楼上，我也不会拒绝，即使睡在你女仆卧室的两把椅子上也行。

伏尔泰吩咐他的侄女叫这位苏格兰人来，并告诉他已为他留了一张床。12月27日他来了，伏尔泰一面下棋一面跟他讲话，他深为这位大师流利的英语与犀利的言词吸引，然后被“很有礼貌地留宿”在“一个豪华的房间里”。第二天，他设法要改变伏尔泰，使他接受正统的基督教。不久，伏尔泰觉得头昏脑涨而要求中止。一天后博斯韦尔与教士亚当谈起大师的宗教信仰，亚当告诉他说：“我每天为伏尔泰先生祈祷……很遗憾他不是基督徒。他具有许多基督徒的美德。他有最美的灵魂。他慈悲、宽厚，但对基督教怀有极强烈的偏见。”

伏尔泰供给食物、智慧、机智和戏剧，以款待他的宾客。他在住家附近建了一座剧院。英国历史学家吉本于1763年见到时，形容它“很精巧，设计得很好，就坐落在他的小教堂旁边，而教堂比它逊色多了”。这位哲学家嘲笑卢梭和加尔文教派的传教士，他们责难他的舞台是魔鬼的演讲台。他不但训练德尼斯夫人，还训练他的仆人和客人，参加演出他自己及其他人编写的戏剧，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扮演主要的角色，职业演员也随时能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演出。

访客们发现他的外表和他的谈话同样迷人。利涅亲王描述他裹着一件以花为图案的长袍，巨大的假发上戴一顶黑丝绒的小帽，上等棉制的外套长及双膝，红色马裤，灰长袜，白布鞋子。据说，他的眼睛“明亮而充满了热情”。他那位忠心耿耿的秘书还报道说，他的主人“常用纯净的凉水洗眼睛”，而且“从不用眼镜”，到了晚年，由于懒得刮胡子，他用钳子拔掉。瓦吉尼接着说：“他酷嗜干净整齐，他本人就非常洁净。”他经常使用化妆品、香水和发油，他敏锐的嗅觉经不起怪味的侵扰。他“枯瘦得令人难以相信”，简直到了皮包骨的程度。伯尔尼博士于1770年拜访过他之后写道：“很难想象在这样只有皮和骨构成的躯壳中能有生命存在……他以为我急着要想象……一个人死后行走的样子。”他自己说：“没有死去实在很滑稽。”

他半生都病着。他的皮肤非常敏感。他常抱怨周身奇痒，也许是因为神经质，也许是过分的洁癖所致。他有时因小便淋沥——排尿慢且痛——而痛苦异常。他与卢梭经常意见相左，在这方面却同病相怜。他每天喝咖啡，据腓特烈二世说，一天喝50次。瓦吉尼则说一天喝3次。他嘲笑医生，说路易十五比他的40个医生还长寿，又说“有谁听说过有活到100岁的医生？”不过，他自己则使用许多种药。他同意莫里哀参加博士候选的论文中所说的任何重症的最佳救药为灌肠剂。他每星期以肉桂溶液或油滑的灌肠剂清肠3次。他认为最佳的药剂是预防疾病的药物，而最好的预防药物是清洗内部的器官和外部的皮肤。虽然他一大把年纪、多病，又有那么多访客，他仍以孱弱的身体尽力工作。瓦吉尼计算他的主人每天的睡眠“不过五六个小时”。他工作到深夜，有时还把亚当神父从睡梦中叫醒帮他查考一个希腊字。

他认为活动是冷静和保持健康的良剂，而户外的活动更好。伏尔泰确实亲自栽培自己的园圃，有时他亲手犁地或播种。杜德芳夫人在他的信中发觉他看到自己种的包心菜长大时而获得的喜悦。他希望他的子孙至少由他种植的数千株树而记得他。他开垦荒地和干涸的沼泽地。他设立了一个养马场，弄来了10匹牝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德瓦耶侯爵所送的一匹种马。他写道：“我的后宫已准备妥当，只缺苏丹王……近年来大家热烈地谈到人口问题，我希望至少我能以马来增加热克斯这块地的生物密度，因为我没有繁殖自己种族的荣幸。”他在写给生理学家海勒的信中说：“在这世上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是耕种，其他的自然科学的实验，相形之下都是儿戏。向那些耕种田地的人们致敬，为那些糟蹋大地的人——官吏、军人或僧侣教士——感到悲哀！”

由于没有那么多土地让他附近的居民从事农耕，他在费内和图尔奈开设制表店和织袜厂——他种的桑树供给袜子所用的丝。他雇用所有向他求职的人，直到他拥有800个人为他工作。他为工人盖了100栋房子，以4分利贷款给他们，并协助他们寻求产品经销的市场。不久，君主们购买在费内制造的手表，而高贵的仕女们受了他书信的引诱，穿着他工厂出品的长袜，因为他宣称有些袜子是他亲手织成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买了价值3.9万银币的费内手表，并答应替他在亚洲寻觅销路。3年之内在费内所制的手表、时钟和珠宝定期输往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俄国、中国和北美。在伏尔泰居住期间，费内由于新工业的发展，从一个仅有40个农民的村落扩展为1200人口的地区。他在写给黎塞留的信上说：“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我就能建立一个城市。”天主教徒和异教徒在无宗教信仰者的土地上和平相处。

他和他的从属者之间的关系是那种“好好先生”（bon seigneur）式的。他本着良心，慈和有礼地对待他们所有的人。莱恩亲王说：“他和农民们讲话，就像对待外国大使一样。”他免除他们的盐和烟税（1775年）。虽然徒劳无功，他继续为这个地方的全体农民争取免除农奴的身份。这个地区遭受饥荒的威胁时，他从锡雷进口小麦，而以低于成本很多的价格卖出。他从事反邪恶的战争时——反迷信、反蒙眛、反迫害——他花了许多时间从事实际的工作。他找借口不离开费内：“我有800个人需要指导和养活……我不能离开而使一切陷于混乱。”他经营的成功使所有看到成果的人大感惊讶。对他批评最厉害的人士中的一位说：“他判断清晰，而且很有见识。他管理的人也都热爱他。一次他路过时，人们把月桂树的叶子抛入他的马车里。”年轻人尤其喜欢他，因为他每个星期日开放大厦以供舞会和其他娱乐。他鼓励他们参加，并与他们同乐。加勒廷夫人曾说：“他很快乐，一点都看不出已82岁。”他自觉年事已高，但非常满足。他写道：“我已成为年老的族长。”

作家之王

同时，他继续写作各式各样的历史、论文、戏剧、故事、诗歌、短论、小册子、书信和评论，以惊人的数量呈现在迫切等着阅读他作品的国际人士面前。1768年他写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巴比伦公主》（La Princesse de Babylone，他的最佳故事之一）、《布瓦洛书札》（Epître à Boileau），及两部喜剧的歌剧剧本和一部悲剧。几乎每天都写一些“即兴诗”——简短、轻松、优美的讽刺短诗。在这方面他没有敌手，即使精美的《希腊诗集》（Greek Anthology）也比不上他的作品。

他还有许多有关宗教哲学的著作。我们且看一下他在费内时所写的剧本——《坦克雷德》（Tancrède）、《纳尼纳》（Nanine）、《一个苏格兰女人或自由之家》（L'Écossaise）、《瑟克瑞特》（Socrate）、《扫罗》（Saul）、《伊雷娜》（Irène）——这些是他最不活跃的作品，虽然当时它们是巴黎人的话题。《坦克雷德》一剧于1759年9月3日在法兰西剧院演出时获得普遍的赞赏，甚至伏尔泰的一位刻薄的敌人弗雷隆也表赞赏。扮演德博拉的克莱龙小姐和扮演坦克雷德的列肯在此剧中的演技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舞台上没有观众，场地变得很宽敞又有极为动人的舞台布置，中世纪和骑士的题材取自古典题材而受欢迎的一支。的确，这位布瓦洛的门徒于此写的是一个很浪漫的戏剧。《纳尼纳》一剧则显示出伏尔泰与狄德罗一样，也受到英国小说家理查德森的影响。卢梭本人对此剧也表激赏。《瑟克瑞特》一剧含有一句名言：“一无所有而生活得很好，那是理性的胜利。”

伏尔泰在当时被称为高乃依和拉辛的对手，他不断研究这两个人，很难判定他究竟更喜欢哪一个。最后他选择了拉辛。他大胆地将这两人排在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之上，他评道：“莫里哀，就其最佳作品而言，优于纯美而冷淡的泰伦提乌斯，也胜过小丑阿里斯托芬。”

他得知戏剧家高乃依的侄孙女玛丽·高乃依贫困地住在埃夫勒附近时，他感到很激动。他决定收养她，并供给她受教育；他获知她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时，他向她保证，她可以利用一切机会从事她的宗教信仰工作。她于1760年12月来找他。他收留了她，教她写美好的法文，矫正她的发音，并陪她一起去做弥撒。为了筹措她的嫁妆，他向法兰西学院建议授权让他编纂高乃依的作品，学院同意了。他于是即刻着手重读这位前辈的戏剧，并加入序言和注释。而且，由于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发布这一出版计划的广告并请人捐款。路易十五、俄国伊丽莎白女皇、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各捐助200册，蓬巴杜夫人和舒瓦瑟尔各50册，其他的捐助金则取自查斯特菲尔德和其他外国贵族。其结果造成了许多人来向玛丽·高乃依求婚。她结婚两次，于1768年成为夏洛特·科黛的母亲。

伏尔泰不仅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1757年，俄国伊丽莎白女皇请他写一部她父亲彼得大帝的传记。她邀请伏尔泰到圣彼得堡，并答应给他许多荣誉。他回答说他年纪太大无法跋涉这么遥远的旅程，不过，假如她的大臣舒瓦洛夫伯爵能提供有关彼得大帝的生平和这位沙皇改革政治新貌的文献资料，他愿意写这部传记。他年轻时曾在巴黎见过彼得（1716年），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过仍是一个蛮人。为了避免过分冒险谈论他的观点，他决定不写传记，而写那段值得纪念的统治时期的历史——一项远较传记更艰巨的工作。他从事相当的研究，从1757年到1763年一直为这个工作操劳，而于1759年至1763年出版，名之为《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史》（Histoire d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这真是当时令人赞赏的一举，一直到19世纪以前，此书是处理这个题材的最佳作品。但是，直率的米什莱（Michelet，法国历史学家）认为那是一部“令人生厌的书”。伊丽莎白女皇看了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作品赠送伏尔泰一些“大钻石”，但这些钻石于途中被窃，这位女皇则于此书完成前去世。

“七年战争”在他周遭激烈进行时，有时他又从事把他的《世界史》（Histoire Générale）或名为《各国风格与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增补一段《路易十五阶段》（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文字的工作，以使其内容更接近时代。那实在是一个很微妙的举动，因为形式上他仍受法国政府的放逐。假如他谨慎地略过在位国王的缺点，我们应该原谅他。即使如此，那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简单明了。在记述君主爱德华（后来的查理王）的故事时，几乎力求胜过他自己以前所写的《查理十二史》（Charles XII）。在记叙人类心智的发展时，为了忠于他对历史的认知，他加入了一个结论——“论路易十五时代理解力的进步”（“On the Progr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Age of Louis XV”），而记下他认为的成长的标志：

整个秩序（耶稣会会员）被非宗教的力量革除，其他秩序的纪律被这种力量改革了，法官和主教之间（司法权）的划分，这一切显示出偏见已如何被驱散，有关政府的知识已达到什么程度，及我们的心智被启迪到什么地步。知识的种子是在最近这个世纪播种的；现在它们已在各地萌芽，即使在最边远的地区亦然……纯科学已开启了有用的艺术，而这些已开始治愈这个国家由于历经两次致命战争留下的创伤……对大自然的认识，及对一度被称为历史的古代奇谈的怀疑；正确的形而上学脱出了经院学派荒谬的樊笼：这些是这个时代的产品，人类的理性已有了很大的改观。

清偿了历史的债务后，伏尔泰又回到哲学及他与天主教会的论战。他以极快的速度出版了一连串我们前已看过的小书，这些反邪恶的书有如战争中的轻炮：《幼稚的哲学家》（The Ignorant Philosopher）、《关于博林布鲁克绅士的审视》（Important Examination of Milord Bolingbroke）等，在写作这些著作的过程中，他不断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数量惊人的书信。

意大利画家卡萨诺瓦于1760年拜访他时，伏尔泰让他看到那年为止收集的约5万封信件，此后收到的大概也有那么多。因为是由收信者付邮资，所以伏尔泰有时要为一天收到的信件付出100银币。成千的崇拜者，成千反对他的人，上百位年轻作家，上百位业余哲学家送给他礼物、花束、侮辱、咒骂、质问和手稿。性急的来信者附上回信信封要他立刻回答是否有神的存在，或提出人的灵魂是否不朽等问题，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最后他在《信使报》登了一则警告：“许多人抱怨对送到费内、图尔奈或代利斯的包裹没有收到收条，请注意，由于包裹太多，我不得不拒收那些与主人无缘相识者送来的包裹。”

在希奥多尔·柏斯特曼所编的定本中，伏尔泰的书信多达98卷。布吕内蒂埃认为那是“他整个作品中最生动的部分”。而事实上，在这么多书信中没有一页是枯燥无味的，因为，在这些信件里我们仍能听到当时最出色的健谈者，以朋友最亲切的口吻谈话。像他这样以一支流畅的笔含蕴的礼貌、活力、魅力和优雅的作家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信不只是机智和流利口才的荟萃，也是温暖的友谊、高尚的感情及敏锐思想的一种享受。与他相比，塞维涅夫人的书函虽然悦人，但似乎都是随便浅谈一些琐碎或暂时性的事情而已。在伏尔泰书信的华丽文体中无疑有某种目标存在，但他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似乎故意如此：“我全力拥抱你，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竟相隔这么远。”（而达朗贝尔的回信中说：“再见了，我亲爱又杰出的朋友，我亲切地拥抱你，而我较以前更成为你忠实的朋友。”）再听伏尔泰给杜德芳夫人的信：“再见，夫人……在我追寻的所有真理中，最真确的似乎是你具有与我意气相投的心灵，而在我仅有的短促余生中我将会深爱它。”

他写给巴黎友人的信，收信者都极为珍视，而且字字珠玑似的被传阅。因为在书信中伏尔泰的文体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他的历史著作中显示的文体并非是最好的，因为其中注重的不是口才或机智，而是平而流畅的叙述，他的戏剧则流于夸大的演说形式。但在书信中，他可以让他那生花妙笔发生隽永的光辉，或以无可比拟的精确和简洁说明一个话题。他以拜尔的学识加上丰特内尔的高雅，再润以帕斯卡的《省区书简》中具有的讽刺笔调。在他70年的写作生涯中难免自相矛盾，可是他从不含糊。我们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那么明快简捷。他常一针见血，直入思想核心。他尽量少使用形容词和明喻，以免使思绪变得复杂，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是一道见解。有时一篇文章有太多的见解，太多的机智；有时读者被这些见解之光照花了眼，而错过了伏尔泰敏锐的隽语。他知道这过于绚烂的光芒是一种缺点，就像长袍再镶上珠宝一样。他谦虚地承认说：“法文在路易十四时代已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当时半数的贵族名士都是他的朋友——不只是所有的哲学家，法、英两国所有的主要作家，还有红衣主教、教皇、国王和女王。克里斯蒂安七世因没有在丹麦立刻施行伏尔泰所有的改革而向他道歉；波兰的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因为在前往费内的途中被召登王位而觉得很难过；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感谢伏尔泰能偶尔瞥见寒冷的北方，并为他祈祷“愿上帝使你长寿，你的生命对人类是如此珍贵”。腓特烈二世责备他对莫佩尔蒂的残酷及对国王的无礼，但一个月后他写道：“愿这位在世上前无古人或可能后无来者的最恶毒、最吸引人的天才健康、成功。”而1760年5月12日，他又说：

就我而言，我将到那里（地狱）去告诉维吉尔说，有一个法国人在艺术上的成就超越了他。我也要这样告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说有一个法国人在戏剧上的成就超越了他们；告诉修昔底德，说一部法国的历史著作超越了他的历史作品；告诉昆图斯，说一个法国人所写的《查理十二史》胜过他写的《亚历山大大帝》。也许我会遭这些嫉妒的已逝作者投石攻击，因为一个人居然能集他们各人所有不同的杰出特长于一身。

1774年9月19日，腓特烈二世继续他的赞美：“你死后将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在法国，美好的文学将终结。”（当然，这个说法是错的，法国美好的文学没有终止的时候。）最后，1775年7月24日，腓特烈二世的王权终屈居于伏尔泰笔杆之下：“就我而言，能活在伏尔泰的时代就觉得欣慰，感到满足。”

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给伏尔泰时的态度犹如一个君王对另一个君王——事实上，犹如学生写给老师。在登上俄国王座以前，她已欣赏他的作品16年了。然后，1763年10月，她以第一人称答复他以韵文写给她的一名外交使节的信，由此开始，他们有书信往来。伏尔泰称她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Semiramis），很技巧地略过她的罪行，而成为她在法国的辩护者。她要求他不要这样赞美她，他却说得更多。她珍视他的偏袒，因为她知道主要是由于他——然后是由于格里姆和狄德罗——她才能在法国获得“舆论的好评”。法国的哲学竟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伏尔泰向叶卡捷琳娜推荐使用亚述式大镰刀的武装战车以抗拒土耳其人，她只得解释，不合作的土耳其人攻击时不肯靠近得让他们能很方便地用镰刀砍倒。他对叶卡捷琳娜的大军可能将希腊人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显得热心，而忘了他最痛恨战争。他呼吁“法国、英国、意大利”支持这支新十字军。“塞米拉米斯”突然停止她的目标时，他感到非常悲伤。拜伦继续了他呼吁的工作。

许多法国人痛骂伏尔泰对皇室的轻浮，他们觉得他谄媚王室而加以赞美，无异贬损了自己。这种谄媚无疑也令他感到昏眩，但他也是在玩一种外交游戏。他从未奢望共和，他一再主张由“开明的君主”主持国政，比交权给易变、未受教育、迷信的群众能获得更多的进步。他与之争战的不是国家，而是天主教会，而在这场战争中，统治者的支持是难得的帮助。在他为卡拉斯和瑟温斯所做的胜利的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支持是多么珍贵。在他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战役中有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做后盾，那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没有放弃赢取路易十五的希望。他赢得了蓬巴杜夫人和舒瓦瑟尔，他向杜巴利夫人求爱。他使用策略一向不踌躇，而事实上，到了路易十五统治末期，他已获得法国政府半数的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一战已经获胜。

伏尔泰政治学

在政治学与经济学方面他希望有什么成就？他同时着眼于高处和低处。他的伟大目标是将人们从神学的神话和牧师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此外他只要求一些改革，而未冀求乌托邦的实现。他嘲笑“那些宰制世界的立法者……在他们的阁楼内向国王发号施令”。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他反对革命。他可能已被革命震骇——可能就是断头台吓倒了他。此外，他富有得几乎让人反感，而他的财富无疑使他的观点染上了色彩。

1758年，他计划在洛林投资50万法郎。1759年3月17日，他写信给腓特烈二世：“我从法国获取6万法郎的收入（年金）……我承认我很富有。”他的财富是从资本家朋友如巴黎兄弟处获得的“小费”、从在法国和洛林赢得的彩票、从分享他父亲的田产、从买政府债券、从分享商业上投机的红利及从放贷给私人所获的利息积聚而成的。对6%的利息他觉得很满足，不过想到其中所冒的风险和损失，这个利率并不算高。由于在加的斯的斯历特厂的破产，他曾损失了1000银币。1768年，在提到伏尔泰借给黎塞留的8万法郎时，吉本说：“公爵惨了，那保证毫无价值，他的钱是完了。”伏尔泰去世时，1/4的贷款收回了。伏尔泰每年的养老金有4000法郎。1777年，他的收入总计达22.6万法郎。他以同等的慷慨使他的财富增辉，但他觉得必须做得符合一个哲学家的身份：

我看到这么多文人贫穷而受歧视，因而我下决心不让他们的人数增加。在法国一个人若非铁砧即为铁锤，我就是铁砧。微薄的家产一天天变少，因为长时期下来每样东西都在涨价，而政府又常扣收入和钱财的税……你必须在年轻时节省，老年时你会意外地发现你拥有一笔财产，那就是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

早在1736年，在他的《俗世之人》（Le Mondain）一诗中他就承认：“我爱奢侈、舒适的生活，一切享乐，一切艺术。”他认为有钱人对奢侈品的需求使他们的钱得以在工匠之间循环。同时，他怀疑如果没有财富就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产生。伏尔泰出版梅利耶（Meslier）无神论色彩的《我的圣约》时，他删除了反对财产的一节。他相信若没有所有权的刺激，任何经济制度都不可能成功：“财产的影响使一个人的力气加倍。”他希望看到每个人都是财产的所有人，卢梭在波兰认可农奴制度时，伏尔泰写道：“假如农民不是奴隶，则波兰有3倍于现在的人口和财富。”不过，他并不赞成农民变成富人。到那时，谁来充当国家强有力的军人呢？

他并不像卢梭一样对平等论异常热忱。他知道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他抨击爱尔维修的看法。爱尔维修认为假如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教育和机会，不久所有的人就能有同等的教养和能力。“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牛顿，那真是荒唐的想法！”任何时代都同时有强者与弱者、智者与平庸者，因此，也会有富者与贫者：

在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里，要让一个人生活在不分为两个阶级——一为发号施令的富人阶级，一为服从的贫穷阶级——的社会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每个人都有权以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的想法自娱，但那并不意味着主教的厨子可以命令他的主人替他准备餐点。不过这个厨子可以说：“我和我的主人一样是个人，我和他一样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也将像他一样在挣扎中死去……我们具有同样的动物的本能。假如土耳其人占有了罗马，而我成为主教，我的主人成为厨子，那么我也会要他来服侍我。”这些话完全合理、公正。但是，在壮大的土耳其人未占领罗马之前，这个厨子就不得不尽他的责，否则人类社会只有灭亡。

生为公证人之子，而在晚年才成为领主的他，对贵族政治有着复杂的看法。很显然，他比较喜欢英国式的。他认为君主政体是一种自然的政体。“为何几乎全世界都是由帝王统治？……真实的答案是：因为人差不多都不值得拥有自治权。”他嘲笑国王们的神权，而追溯国王和国家征战的历史。“一个种族，为了侵略征伐，选出了一位领袖，而让自己服从他，他则统率这些族人。我相信这就是君主政体的由来。”那究竟是否自然？且看农家庭院的情形：

农家庭院的情形是君主政体最完美的代表。没有哪个国王能与公鸡相比。他雄赳赳、凶猛地在他那一群中行进时，并非由于虚荣。敌人来袭时，他并不以命令臣民出去为他争战而觉得满足……他亲自出马，身后统率大军，而奋战到最后一口气。假如他战胜，那么唱赞诗的就是他自己……假如蜜蜂真的是由一位女王来统治，她与所有的臣民做爱，这会是一个更完美的政体。

住过柏林，然后住在日内瓦，他可以在看到实例的情况下研究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与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他也因为有些帝王——腓特烈二世、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一些大臣——舒瓦瑟尔、阿兰达、塔努奇、庞巴尔，曾听取改革的请愿，或给哲学家们年金，而有了偏见。俄国的农民都很幼稚，民众大部分都没受过教育而又疲于思想时，倡导民治的法规似乎太荒谬。事实上，瑞典和荷兰的民主政治是寡头政治。喜爱古老神话和宗教仪式，像大军似的屹立在智力的自由与发展的道路上的是那些老百姓。只要一个力量就足以抗拒法国天主教会，因为它很成功地抗拒了英国、荷兰和德国的教派，那就是政府。只有借助现在的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君主政府，哲学家们才有希望赢得反迷信、反偏颇、反迫害及幼稚神学的斗争。他们不能期望获得议院的支持，因为这些议院与教会争胜，其黑暗、检查制度和偏执甚于国王。另一方面，再看看航海家亨利为葡萄牙所做的，亨利四世为法国所做的，或彼得大帝为俄国所做的，或腓特烈二世为普鲁士所做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件伟大的事不是由一个人的天才和决心与群众的偏见相对抗而成就的”。因此哲学家祈求有开明的国王，伏尔泰在《梅罗珀》（Mérope）上写着：“国王具有美德，这是上天最杰出的成就。”

伏尔泰的政治学，部分是出于一种怀疑，认为许多人即使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无法加以消化吸收。他指的是“人类的思考部分，也就是十万分之一的那一部分”。他担心的是一般人心智的不成熟和情绪的过分激动，“老百姓有理性时，一切都失去了”。因此，一直到他达到较成熟的年龄，他都不太赞成民主政治。卡萨诺瓦问他：“你愿看到人们拥有统治权吗？”他回答说：“但愿上帝不要容许这事发生！”“天禁之！”他又告诉腓特烈说，“我要求你主持恢复希腊的精美艺术时，我的请求并未要求你重建雅典的民主政治。我不喜欢暴民组成的政府。”他同意卢梭所说的：“民主政治似乎只适用于小国家。”不过他又加上更多的限制：“只适用于位置适中的国家……他们的自由是由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及那些采用这一政体而对邻国有利的国家。”他欣赏荷兰和瑞士的共和政体，不过对这两国他仍有疑惑：

如果你还记得荷兰人把德威特两兄弟的肉烤着吃，假如你……记得那个赞成共和的约翰·加尔文在倡导我们不应迫害任何人，甚至那些否认三位一体的人也不可加以迫害，却把一个对三位一体的看法与他不同的西班牙人用绿色（燃烧很慢的）木柴活活烧死。那么，依事实而言，你会获得结论，承认共和政体并不比君主政体更有德行。

在发表了这些反民主的论调后，我们发现他积极支持日内瓦的中产阶级反对贵族（1763年），又支持没有选举权的日内瓦居民反对贵族和中产阶级（1766年），现在且不谈这些事件。

事实上，伏尔泰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激进。1768年，他出版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第一年此书出了10版，但被巴黎的议院焚毁，出版商被送入监牢。这样严厉的处置并不是因为故事中对重农主义者滥予嘲讽，而是对农民因苛税而陷入赤贫的生动描写，及教士们依靠从农奴身上收聚财物而过着闲散而奢侈生活的描述。在他1768年的另一部小册《A先生、B先生和C先生》（L'A, B, C，伏尔泰极力否认是他的作品）中，他让“B先生”说：

我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民主政府……在同一块土地上拥有财物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维护那个地区的秩序。我愿看到自由人士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自己制定法律……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帮我建造房子的泥水匠、木匠和铁匠，我的农民邻居，我的朋友制造商，将使他们自己超越他们的行业，对大宗的利益了解得比最侮慢的土耳其官员还清楚。在民主政体下，劳动者或工匠都不需要担心干扰或轻蔑……自由、平等是人真实而自然的生活。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都是卑鄙的策略，是一个扮演主人、另一个扮演奴仆，一个扮演寄生者、另一个扮演生产者的恶劣喜剧。

1769年或这年过后不久，在《哲学字典》的一个版本中，75岁的伏尔泰对法国的虐政和弊端有严苛的描述，而相较之下对英国加以赞扬：

英国的法令事实上已达到所有人都获得天赋人权的绝佳地步，在几乎所有的君主制国家中，人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出版自由，所有的犯罪案件都能接受由自由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只依据严格的成文法而受审判的权利，每个人放弃只有国教的信徒才奉行的仪式时，都有公开宣称他选择的宗教而不受到妨害的权利。这些是……无价的特权……在躺下时，你可以确信起来时拥有的财物将会与躺下休息时一样，你不会在深夜时被迫离妻别子，被关进牢狱或遭放逐于沙漠客死他乡……你有权利公开发表你的思想……这些特权属于每位踏上英国领土的人……我们不得不相信没有根据这些原则而建立的国家将会有革命产生。

与许多观察家一样，他预见了法国的革命。1764年4月2日，他写信给德肖夫兰侯爵：

我到处预见到那无法避免的革命的种子，不过我将没有荣幸目睹。法国人什么事都做得晚，不过他们终于还是做到了。启蒙运动已普遍展开，一有机会马上就会爆发；而那一爆发将非同小可。年轻人有幸了，他们将能看到大事件的发生。

然而，他想到因自己居住在波茨坦，而曾冒犯的国王如今宽容他住在法国，他看到蓬巴杜夫人、舒瓦瑟尔和杜尔哥已使法国政府朝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时，或许他渴望能获准回到巴黎，他常以更为爱国的语调和反对激烈革命的主张发表意见：

穷人感到极度穷困时，战争就跟着来临了。大众反抗罗马的议院，及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农民的反叛，所有这些战争早晚都会因人民被征服而结束，因为大人物有钱，而在一国之内金钱是万能的。

由下层阶级引发的动乱，破坏之后不会有重建的能力出现，而头脑简单的多数人又将臣服于少数的聪明人，因此，伏尔泰愿为非暴力革命而工作，让启蒙思想从思想家传递到统治者，到传教士和法官，到商人和制造商，以迄工匠和农民。“领导者的内心，首先必须存有理性，然后理性渐渐下传，终而能治理人民。人民不知有理性的存在，但看到他们的统治者温和时，也学着模仿他们。”他认为唯一真正的解放是教育，唯一真正的自由是才智。“人愈有知识就愈自由。”唯一真正的革命是革面洗心的工作，而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贤者与智者。

改革者

伏尔泰并未激发激进的政治革命，他从事的是法国社会内部温和的、零散的改革。而在这个范畴内，他比当时任何其他人的成就都要大。

他最根本的请求是法国法律的彻底修正，法国法律自1670年以来从未修正过。1765年，他读了米兰的法律学家贝卡里亚（Beccaria）用意大利文所写的划时代的著作《罪与罚》（Trattato dei Delittie delle Pene），而贝卡里亚的思想受哲学家的影响。1766年，伏尔泰出版了《罪行及罚则》（Commentaire sur le Livre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坦白地接受贝卡里亚的指示。一直到1777年，他不断地抨击法国法律的不公正和野蛮，这时他年已82岁，他又出版了《人性公正的奖赏》（Prix de la Justice l'Humanité）。

首先，他要求教会组织附属于民法，要求检讨那些腐败的惩罚或强化宗教祭日的牧师的权力。他要求减轻亵渎圣物的处罚，并取消对自杀者侮辱身体、没收财物的法律。他坚持要区别“原罪”（sin）与“罪”（crime），并终止所谓犯罪的处分是为被冒犯的上帝复仇的观念：

任何教会的法律在未受到政府的认可以前，不发生效力……与婚姻有关的一切事物只取决于法官，牧师只有祝福新夫妇的高尚功能……贷款取利纯粹是民法事件……所有的教士，无论在什么案件中，都应受到政府绝对的控制，因为他们是臣属于国家的……任何教士都不能借口一个国民是罪人，就夺取他所有的权利……法官、耕种者和教士对国家的开支同样都要负责。

他把法国的法律比喻成巴黎——零碎的建筑物、机会和环境的产品，矛盾组成的混乱状态。伏尔泰说，一个在法国的旅行者，每到一地面对不同的法律几乎就像他换驿马一样。各省的所有法律应统一，取得一致。每则法律都应清晰、明确，并尽量免除漏洞。法律之下人人都应平等。死刑的处分应因野蛮、无益而予以废除。对欺骗、窃盗、走私或纵火处以死刑确实太野蛮。假如窃盗不免于死刑的处分，则小偷将没有理由对谋杀有所顾忌，所以在意大利强盗常有行刺的行为。“假如你把一个偷了女主人一打餐巾的女仆在公众绞刑架上施以吊刑（如1772年在里昂发生的），她将不能为你的国民添增12个小孩……一打餐巾和一条人命不成比例。”没收死刑犯的财物，显然是国家对无辜者的抢劫。假如说伏尔泰有时是只从功利主义的立场提出争论，那是因为他知道，对于大部分立法者而言，这样的论点胜于任何人道主义者的要求。

但在谈到法庭的刑讯问题时，他却极富有人道主义者的精神。法国的法律允许法官在审判前施以刑讯以逼问口供，假如有线索指明疑犯有罪时。伏尔泰提出在所谓野蛮的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刑讯的敕令来羞辱法国。“法国人，被我认为是——不知为什么——非常仁慈的民族，对那极尽残暴、自我们手中夺走加拿大的英国，居然放弃使用刑讯感到非常惊讶。”

他控诉有些法官欺凌弱小，他们所作所为像是原告，而不似法官。显然，他们一直认为被告有罪，直到他们被证明无罪为止。他抗议被告在接受审判之前被关在污秽的牢里好几个月，有时还加上手铐脚镣。他发现一个人被控以较大的罪时则被禁止与任何人交谈，甚至不能与律师交谈。他一再提及对卡拉斯和瑟温斯的处置来说明对无辜者的草率定罪。他力辩只有两个人的作证，即使目睹，也不足以判定一个人谋杀的罪名。他引证一些伪证的案件，而极力主张废止死刑，以防万一处决了无辜者。在法国，死刑只要有两位法官通过即可成立。让·卡拉斯是在八对五的票数下被处死的。伏尔泰主张死刑的判决要大多数，最好是全体的同意。“以六比四，或五比三，或四比二，或三对一的比例来玩弄一个人的生与死，那是多么荒谬恐怖！”

从各个方面看来，伏尔泰倡议的改革是他中产阶级的传统，他对教令的怨恨，他作为商人和地主的经验和投资，及他人道主义者具有的诚挚情感的折中处理法。他的要求很适度，但在许多情况下都很有力。他为出版的自由力争，而在他死前已放宽了很多——即使那只是政府的宽容。他要求终止宗教迫害，而1787年法国确实停止了宗教迫害。他建议异教徒也应获准建立教堂，遗传或继承财产，并享受法律的完全保护。这几点在大革命前都做到了。他要求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的婚姻应被视为合法。他公开指责官职的买卖、必需品的上税、国内贸易的限制、农奴制和永代让渡的存在。他劝政府从教会接管遗嘱的处理和年轻人的教育问题，而在这些事情上，他说的话都有影响力。他率先倡导把观众逐下法兰西剧院的舞台，这一点在1759年办到了。他建议税应加诸各阶级人士，并依照他们财富的多寡征收，这一点《拿破仑法典》（The Code Napoléon）做到了（1807年）。政治斗士最大的成就是他们决定了到现在为止的法国法律程序，而这是由法律学家和哲学家促成的。

伏尔泰其人

对这位18世纪最为显赫惊人的人物，我们该如何加以归结论定呢？关于他的心智我们不必多说——本书已有很多记述表明了。他思想的敏锐与清晰，才智之高与丰富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非常小心地为才智下定义：

所谓才智，有时是一种惊人的比较，有时则是一种精美的描述。也可能是舞文弄墨——你以某一含义使用一个字，而且知道对方（最初）会想成另一种意思。或者以巧妙的方式把不常联想在一起的想法并列在一起……那是找出两个不同者之间的关联或相同者之间的区别的一种艺术。那是把你想表达的意思说出一半，而将其余一半留待别人想象的艺术。如果我自己能有更多才智的话，我会说得更详尽些。

没有人会有更多才智了，或者如我们所说的，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他的幽默感有时如脱缰之马，常常很粗俗，偶尔会流于滑稽。

他的感觉力、联想、比较的快捷使他没有取得和谐的余暇，而他思维的迅速使他不能总是对一个问题深入探讨到人力可能达到的深度。也许他早已把群众视为“愚民”。他知道限度，也有谦虚的时候。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你以为我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够清楚，我就像小溪流一样——晶莹透彻，溪水清浅不深邃。”1766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12岁以来，我就预言出许许多多我不具有天分的事物。我知道我的能力对数学不会有什么造诣。对音乐我没有什么喜好。相信一位老哲学家的想法，他愚蠢得……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农夫，而不会自以为具有一切天分。

对一个处理这么多事务的人，你若要他在执笔以前用尽对每个问题可能采用的材料，那是很不公平的。他并非完全是学者。他是战士、是文人，他使文字成为行动的一种方式，成为变形的武器。然而从他藏书6210册的图书室，及书上所加的旁注、评论，我们可以得知他是多么迫切与用心地在研究这么多科目，而对政治、历史、哲学、神学和《圣经》的批评，他又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他的好奇与兴趣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他思想之丰富与记忆力之强也是如此。他从不认为传统是理所当然，什么都必亲加研究分析。他有适度的怀疑，使他毫不犹豫地以常识去对抗荒谬的科学和众人所信的传奇。一位公正的学者称他为“亚里士多德以来，具有最多对宇宙各方面正确知识的思想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从这么多不同的领域中把这么多广泛的材料纳入文学并化为行动。

我们须把他描绘成一个情绪变化无常而且有想象力与能力的奇特混合体。他神经容易紧张，使他总是处于动态中。除非专心于文学著作他是静坐不了的。一位只有一边臀部的小姐问道：“被黑人强盗抢劫多次，被割伤臀部……被剁成碎片，战之于长船上……或静坐着什么也不做，这两样哪一样比较不好？”他深沉地回答说：“那是一个大问题。”伏尔泰有过快乐的时光，但他很少能体味到心身的平和。他不得不忙碌、活跃、买、卖、种植、写作、活动、朗吟。他对厌倦比对死亡还害怕，一次他感到厌烦时，把生命骂成“无聊或搅拌过的奶油”。

假如我们描述他的外貌而未注意他的眼睛，或叙说他的缺点和愚态而未提及他的美德和吸引人之处，我们会把他画成一个丑陋的人。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绅士，他觉得像他的拖债的债务人一样，他也可以有权利有头衔。他态度与言词的优雅不下于最高贵的君主，但对一个小数目他也会讨价还价，为了14堆（Cord，一堆相当于128立方英尺）木材，他连珠炮似的向布罗斯首相提出质问，并加以谩骂——这批货他坚持要当作礼物接受，而不以之为一宗买卖。他把钱看成安全保障的根本。德尼斯夫人毫不留口德地指责他的吝啬：“嗜钱如命使你痛苦……内心里，你是最卑下的人，我将尽可能地隐藏你内心的邪恶。”但她说这话时（1754年），她仰仗着他的腰包在巴黎过着穷极奢侈的生活，而与他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里，她在费内也过着很豪华的生活。

在成为百万富翁前后，他以一种有时几近于阿谀的谄媚手段来培养他的社会与政治权力。在《红衣主教杜布瓦传略》中，他认为那一身恶习的人比黎塞留主教还伟大。他寻求获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门路时，他向有影响力的托尔神父保证他生与死都希望服膺于神圣天主教会。他已出版的欺人之谈可以编成一本书。但有许多著作未经付印，有些则无法付印。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在战争中并无不妥，他觉得和他与教会之间的“三十年战争”相比，“七年战争”只不过是国王们的游戏而已，而一个能将说实话的人下狱的政府，假如他说谎，也不能很正当地控告他。1764年9月19日，在他与教会的战争最激烈时，他写信给达朗贝尔说：“只要有最轻微的危险产生，请立即通知我，以便我以一向具有的坦诚率直在公众报刊上否认我的著作。”除了《亨利亚德》与有关丰特努瓦战役的诗外，他否认了几乎所有的作品。“将真理显示给子孙时需要勇气，显示给同时代的人则需要谨慎。这两个职责很难取得一致。”

不用说，他很自负，自负是发展的激素，是作者的秘诀。通常，伏尔泰抑制住自己的自负，他常常接受善意的建议和批评而修改作品。对那些不与他竞争的作家——马蒙泰尔、拉阿尔普、博马舍——他都不吝加以赞扬。但对和他竞争的人，他曾像小孩子似的嫉妒，就像他在“赞美克雷比永神父”中诡谲的批评。狄德罗认为他“对每座塑像都会嫉妒”。他的嫉妒心使他对卢梭嘲弄辱骂：他称卢梭为“钟表匠的孩子”“背叛哲学的犹大”“看到人就咬的疯狗”“是第欧根尼的狗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狗偶然地结合生下的疯子”。他认为《新爱洛漪丝》一书的前半部是在妓院写的，后半部则是在疯人院写的。他预言《爱弥儿》一书一个月后就会被人遗忘。他觉得卢梭背弃法国的文明，尽管法国文明有错误和罪恶，他自己却视之为历史的醇酒。

神经过敏而骨瘦如柴的伏尔泰比卢梭还要敏感。人对痛苦的感觉总是比对欢乐的感觉敏锐，所以他能轻易接受赞扬，但对相反的批评“陷于失望”。他很少会聪明地约束自己的事，每一位反对者，不论其多么渺小，他都给予回复。休谟说他“从不原谅别人，也从不认为哪个敌对者不值得予以理会”。对像杜德芳丹和弗雷隆之类固执的敌人，他不停地、毫无节制地与他们奋战；他使用各种讽刺、讥笑和谩骂，甚至狡猾地歪曲事实。他的怨恨震惊了老友，也树立了新敌。他说：“我知道怎么恨，因为我知道怎么爱。”“按照我的星座，（我）有些恶毒的倾向。”所以，他能很成功地领导他的全体人员击败布罗斯的法兰西学院候选资格（1770年）。他以阿特格安（d'Artagnan）和拉伯雷的混合口气对这件事加以概述：

至于微小的我，我作战到底——詹森派教徒，摩里纳派教徒（Molinists），弗雷隆，蓬皮格南（Pompignan）之辈，传教士，及卢梭。我被刺一百下则反击以两百刀，我啊……美哉上帝！我认为整个世界是一出笑剧，它有时会变成悲剧。在一日结束时一切都一样，就是到死时也仍一样。

他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与少数人之间产生的怨恨转而怨恨整个民族。他从那些怨毒的立场来解说犹太人的历史，他注意到其中最细微的缺点，而很少加以怀疑。他认为：“我看到基督徒诅咒犹太人时，我觉得像是看到儿子在殴打父亲。”在《旧约》中他看到的除了谋杀、淫荡、大屠杀的记录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了。《旧约》中的《箴言篇》在他看来似是“一些琐碎、卑贱、无条理的格言集，没有味道，未经过选择，没有经过计划”。而《雅歌》在他看来是“可笑的诗文”。然而，他赞扬犹太人自古以来不相信不朽，赞扬他们的禁止变节和相互容忍。撒都该派信徒（Sadducees，犹太教一派）不相信天使的存在，但未因异端而遭受迫害。

他的美德是否超过他的缺陷？是的，即使我们没把他的智慧与道德品质放在天平上衡量。与他的小气相对的，我们该想到他的慷慨，与他的爱钱如命相对的是他能欣然接受损失和与人共享所获的利益。曾当过他多年秘书的科利尼应该知道他的缺点，我们且听他怎么说：

再没有比责备他贪婪更无稽了……在他家里从没有吝啬这回事。我不知还有哪个人能让仆人如此轻易地占用家产。对他的时间，他是一个小气鬼……对金钱他持着和对时间同样的原则：他说：“为了能慷慨，必须要节俭。”

从他的信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送的许多礼物通常都不具名，而且不只是给朋友和熟人，也送给他从未见过面的人。他允许书商从他的书获取利益。我们曾看到他帮助高乃依小姐。我们也将看到他帮助沃里科特小姐。他帮助过沃韦那格和马蒙泰尔。同样，他也帮过拉阿尔普。在成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前，拉阿尔普尝试当剧作家，但失败了。伏尔泰请求把政府给他的2000镑年金拨一半给拉阿尔普，而不让他知道谁是捐赠者。马蒙泰尔记述道：“每个人都知道他如何善待所有具备写诗才能的年轻人。”

假如说伏尔泰身躯矮小，没有体力（让自己接受包利革上尉1722年的一击），他却有惊人的道德力量（攻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机构——罗马天主教会）。如果说他与人争论时刻薄激烈，可是对手寻求和解时，他也会很快地原谅——“他的怒气随着第一个恳求消逝。”对所有要求他付出感情的，他都慨然施予，而且忠于朋友。他与交往了24年的瓦吉尼分别时，“他哭得像一个小孩子”。至于他的性道德，与夏特莱夫人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标准之上，与他侄女之间则在标准以下。对性的不道德他能容忍，但对不公正、盲从、宗教迫害、虚伪、刑法的残忍愤恨不平。他给道德下的定义是“对人类行善”。其余的他嘲笑禁令，他以恬静而有节制的态度欣赏酒、女人和歌。在一则称为《巴巴贝克》（“Bababec”）的小故事中，他以特有的刻薄方法讽刺禁欲主义。奥姆尼问婆罗门他最后是否有机会抵达第十九重天：

婆罗门回答说：“那要看你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我试着做个好国民、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有时我把钱借给富人而不取利息，我施舍穷人，我与邻居和睦相处。”

“但是，”婆罗门问道，“你是否偶尔在臀部钉上钉子？”

“从来没有，可敬的教父。”

“那真遗憾，”婆罗门答道，“你是一定达不到第十九重天的。”

伏尔泰最高和最济人的美德是仁慈。他为卡拉斯和瑟温斯所做的努力，唤醒了欧洲人的良心。他指责战争为“大幻象”:“战胜国从被征服者处得来的掠夺品中得不到好处，它要为一切付出代价，打胜仗和打败仗者遭受同样的苦难。”任何一方赢了即失去人性。他恳求那些有多种需求和身份各异的人们记住大家都是兄弟，他的这个恳求让深入非洲（探险）的人也感激地听从了。卢梭攻击那些倡导人类爱者，认为他们太博爱而忽略了邻居。对这项指控伏尔泰也没有屈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记得他对周遭最卑下的人是何等慈蔼有礼。他尊重每个自我，由于知道自己的感受而知道每个自我的感受。他的好客让人吃惊，若弗兰夫人写道：“我太感动了，你总是那么伟大又那么完美，你善待所有周遭的人，若可能，你对全人类也会如此。”他可能暴躁而易发脾气，但是，另一位访客写道：“你想象不出他的内心有多么可爱。”

由于他帮助受迫害者的声名传遍欧洲，及他个人的慈善行为的报道遍及法国各地，伏尔泰的新形象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来了。他不再是反基督、反对穷人们信仰的斗士。他是卡拉斯的救主，是费内的好好先生，是成百的为无理的教条和不公平的法律而牺牲的人的维护者。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怀疑在最后审判时，他们的信心是否能抵得过这位不敬者的成就。有教养的人原谅他的不敬、他的争吵、他的自负，甚至他的怨毒。他们看着他由敌对产生出了慈善。他们认为他是法国文学界的泰斗，在世界学者中他是法国的荣耀。他回到巴黎并在那里逝世时，一般民众对他都加以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