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生活的艺术

道德与美德

塔列朗（Talleyrand）曾说：“不是活在1780年的人，不懂得生活的乐趣。”当然，他还必须属于上层阶级，而且是对道德没有偏见的人。

我们很难为道德下定义，因为各个时代均从当时的习性与好恶出发给道德下定义。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以私通来缓和一夫一妻制，好像美国人以离婚来挽救一夫一妻制一样。而高卢人认为明智的私通对家庭的害处——至少对儿女的害处——小于离婚。总之，私通的行为在18世纪的法国非常盛行，而且通常都能得到谅解。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区别“束缚”（bind）和“牵系”（attach）两词时，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对妻子是有义务的束缚，对情妇却是情感的牵系。”（One is bound to one's wife, attached to one's mistress.）据当时的报道，“当朝权贵20人中即有15人是与未曾和他们结婚的妇女生活在一起”。拥有情妇和有钱同样是必要的。爱显然是肉欲的：画家布歇将之绘成粉红色，弗拉戈纳尔则给它加上花边并增添光彩。布丰则露骨地说：“爱除了肉体之外没什么好处。”

然而，处处还有美好的爱情存在，克雷比永的儿子就是一例，哲学家当中的爱尔维修也一直迷恋他的妻子，而达朗贝尔不管莱斯皮纳斯的兴趣如何变化，一直对她很忠实。卢梭则在这个时代里从事个人的道德改革。我们是否还要表扬一下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有些妇女把伪装美德当作一种时尚，但有些妇女欣然接受恢复婚前守贞和婚后重视贞节的道德信仰，以免自己受辱而成为那些登徒子的晋身之阶。至少一夫一妻制已不再是羞耻的标志。那批登徒子也结婚了，他们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们宁愿寻求二人结为一体的深长情趣，而不愿永远只是触摸变化多端、华而不实的爱恋。许多刚开始显得很轻浮的妇女，在儿女出生后也就安定下来了。有些人甚至在卢梭的劝诫之前，就开始亲自抚育她们的子女。而通常在母爱抚育下成长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很孝顺。卢森堡夫人在经历年轻时期一段惊险刺激的生活后，成为一位模范妻子，忠于丈夫，并温柔地照顾卢梭。莫雷帕伯爵曾臣侍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曾被长期流放，他去世时，他的妻子回忆说，他们“共同生活了50年，而未尝一日分离”。我们听了太多——我们自己也谈了不少——违背婚姻誓言，而得以晋身历史的女人。至于坚守忠贞、至死不渝的，则听得很少。克罗扎小姐12岁时就许配给后来的舒瓦瑟尔公爵，对他迷恋她野心勃勃的妹妹，她一直耐心地忍受着。在他被放逐后，她仍然陪伴着他，即使是颇通世故的沃波尔也称誉她为圣人。黎塞留伯爵夫人始终不渝地爱着她的丈夫，即使在他拈花惹草期间也不例外，她感激命运惠予她死在他的怀里。

变态、色情和卖淫仍然持续着。法国的法律要求对鸡奸惩以死刑。1750年，在格雷韦确有两位鸡奸者被焚死，但法律通常对成人之间的自愿和私下的同性恋行为视若无睹。经济的道德则昔今不变。卢梭的《爱弥儿》一书中有一段记载食物和酒的掺杂伪造。当时的政治道德也和今天一样，有很多热心的人民公仆，如马勒泽布、杜尔哥和内克尔，但也有很多人靠金钱和关系获取职位，然后利用职权做违法的勾当，假公济私。许多闲荡的贵族吸取农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公私的慈善机构也有不少。

大体说来，18世纪的法国人是温和的，虽然他们性伦理的法则违反了基督教规的公正。就看卢梭的一生吧，虽然取悦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仍有那么多人来援助他、安慰他。通常这些同情他的人又都是他曾辱骂过的贵族。男女关系的骑士精神已经没落，但在法国军官对待和他们同阶级的战俘的行为中继续存在着。暴躁而且充满敌意的斯莫利特（Smollett）,1764年在法国旅行时写道：“我很敬佩法国的军官，特别是他们的豪侠和勇气，尤其是他们对敌人的慷慨和仁慈，甚至在可怕的战争中他们也是如此。”戈雅（Goya）也许太夸张了一些，他用画笔绘出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军对待西班牙的残酷情形。法国人的确可能很无情、残忍，不过那是因为战争和刑罚把他们锻炼得如此。他们都很狂烈，在大学中动辄挥刀打架，常以街头暴动代替选举。他们都很冲动，常常不加考虑就决定事情的好坏。他们是盲目的排他主义者，他们无法了解为何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那么野蛮，不说法语而说其他语言。德尼斯夫人拒绝学习英文的“面包”（bread）一词：“为什么他们不都说‘pain'（面包）? ”也许他们比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更爱荣耀。不久，就会有数千人高呼着“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而死去。

当然，法国人的礼貌风度很卓越。路易十四时设立的礼仪习俗被虚伪、讥诮和肤浅玷污了，但本质上它们还存在着，因此他们的知识阶级拥有今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与之匹敌的美德。卡萨诺瓦（Casanova）说：“法国人是那么有礼，那么谦恭，以致你不知不觉中很快被他们吸引。”不过，他接着说他从来无法信任他们。

他们爱好清洁也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在法国妇女中，这成为她们主要的美德之一，而且终生不变。穿着整洁也是良好礼仪的一部分。宫廷中的男男女女，有时由于华丽的衣饰或繁复的发型破坏了文雅的韵味。男人所留的辫子发型，萨克斯曾加以反对，认为在战争中给敌人以把柄，太危险。他们像法国妇女一样，头发勤加抹油擦粉。妇女们把头发梳得太高，以致不敢跳舞，唯恐触到烛架而着火。一位德国来的访客量出某位法国女士的下巴正在她的脚和头发顶端的正中间。美容师们以不断变换发型致富。整洁并不沿用到妇女的头发上，因为她们整理一次头发需时太久，除少数特殊人物外，所有妇女都为了维持同样的发型不变而数日不用梳子。有些女士则随身带着象牙、银或金制的刮刀（grattoirs），以便优雅而痛快地搔头。

脸部的化妆和现代同样复杂。莫扎特1763年从巴黎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你问我巴黎的女人美不美。我该怎么说呢？她们涂抹得像纽伦堡的娃娃，她们用那令人厌恶的手法把姿容破坏无遗，一个诚实的德国人看到这样的女人能分辨得出她本来是不是美女吗？”妇女们随身携带化妆品，和今天的妇女一样，在大庭广众前重施脂粉，而不觉得难为情。德莫纳科夫人在临上断头台前还涂抹胭脂。女性的衣服式样既诱惑又不方便：低领，花边的紧身胸衣，令人着迷的珠宝，大篷裙和通常用亚麻或丝绸做的高跟鞋。布丰、卢梭和其他人反对妇女的紧身裙，但它们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直到大革命时期才被废弃。

多彩多姿和充满欢乐气氛的社交生活，也是巴黎吸引人的地方。波蔻（Procope）、雷让（La Régence）、格拉多（Gradot）三处咖啡馆款待知识分子和叛逆者，那也是城中游手好闲的人打发时间、和情人幽会的所在。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先知们则在沙龙大放光彩。门阀或财阀们使凡尔赛和巴黎在宴会、招待会和舞会的衬托下显得一片欢欣。在上流社会中，所谓艺术还包括饮食和说话在内。法国的烹调是全欧洲人羡慕向往的。法国人的机智精练使所有的话题显得贫乏，使厌倦掩蔽了光辉。18世纪后半期，说话的艺术衰退了；雄辩的激昂压倒了说话的艺术，说者胜过听者，机智由于过多和常不慎伤人而贬损了身价。自己也会刺痛人的伏尔泰提醒巴黎人说：机智而无礼会变成粗野。沙洛泰也认为“对机智的爱好……把科学和真正的学问”驱出了沙龙。

在打扫得极为整洁并点缀着许多雕像的公园里，人们悠闲地漫步，也有人带着小孩或牵着爱犬，伶俐的少年追逐着灵巧地装作无处可躲的少女。杜伊勒里的花园在当时可能比现在还美。且听维基·勒布朗夫人的叙述：

当时，歌剧院很近，就毗连着皇家歌剧院。夏天，表演在8点半结束，所有的高雅人士全出来了，甚至在未结束前就出来，在园地上散步。当时，女人流行戴很大的花束，花香，加上她们头发上散发出的脂粉香味，很自然地使空气中充满了芬芳……据我所知，在大革命爆发以前，这类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在露天的月光下，有各种音乐演奏……经常有大批人聚集着。

音乐

法国把音乐当作巴黎人欢乐的一部分，它无意在弥撒曲或庄严的合唱曲上与德国一争短长。莫扎特来到巴黎时，他几乎未加理会；可是，意大利的优美旋律令他着迷时，却也浑然忘了原来对异国情调的排斥。他从自己的音乐中谱制宴会节庆的曲子，尤其擅长谱制适合舞蹈的旋律或令人跃然欲动的舞曲——克兰多舞、莎拉本舞、捷格舞、甘伐舞及17世纪中叶一种缓慢而庄严的舞步。法国的音乐，就像它的道德、它的礼仪和它的其他艺术一样，离不开女人，而常冠以女孩子气的名字，诸如L'Enchanteresse、L'Ingénue、Mimi、Carillon de Cythère。

在法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在格鲁克出现以前，布法歌剧比瑟里阿歌剧更为盛行。一个自称奥皮阿—库米齐（Opéra-Comique）的歌剧团于1714年在巴黎成立。创立者菲利多尔（Philidor）曾以棋王的身份旅行欧洲各地，制作了25部歌剧，几乎全都含有幽默的风格，比如《萨查·潘卡》（Sancho Pança）和《汤姆·琼斯》（Tom Jones），不过格调很好，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他的歌剧至今已全被遗忘，但在棋界，人们还记得“菲利多尔防守”（Philidor's defense）和“菲利多尔遗风”（Philidor's legacy）是古典的棋步。芭蕾舞在法国的歌剧中是令人喜爱的穿插；于此法国人的优雅找到了另一个表现机会，而动作也变成了诗。让—乔治·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这位巴黎歌剧芭蕾大师，写了一篇名噪一时的有关舞蹈的论文——《论舞蹈与芭蕾》（1760年）——为格鲁克的改革铺了路。他提倡恢复希腊的舞蹈理想，即动作自然、服饰简朴，重点在于强调戏剧的意义，而不在于抽象的外形或美术技巧的表现。

在法国所有主要城市中，公开的音乐会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巴黎，圣乐乐团（1725年成立于杜伊勒里花园）为器乐立下了高水准。轻喜剧歌剧团演出波格瑟（Pergolesi）制作的《女佣做主妇》（La Serva Padrona）时，音乐乐团则演奏他的《圣母悼歌》（Stabat Mater），此演奏颇获好评。因此，一直到1800年，每年都演出。音乐乐团把亨德尔、海顿、莫扎特、约梅里、皮奇尼和巴赫的乐曲介绍给法国听众，由当时音乐名家表演。

演奏者们同意的一点是：在音乐方面，法国远不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哲学家们也同意这一看法。格里姆（一位日耳曼人）说：“这个国家的人们对音乐知道得这么少，实在很遗憾。”他把有美丽歌喉的费尔小姐排除在外。他也和卢梭、狄德罗一样，主张歌剧要“重返自然”。这三人在那次“丑角论战”（Guerre des Bouffons）中都是意大利派的领导人。这次论战是从巴黎的一个意大利剧团演出一出布法歌剧开始的。在其他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一关于法国和意大利音乐风格的论争并未就此结束，因为狄德罗在他的《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一书中，继续“丑角论战”；在他的《关于〈私生子〉一剧的谈话》（Troisiéme Entretien sur Le Fils Naturel,1757年）中，呼吁把法国的歌剧从夸大的言辞和怪异的技巧中挽救出来：“来吧，请把真正的悲剧和真正的喜剧搬到歌唱的（歌剧的）舞台上！”——同时他举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原文《伊菲革涅娅在奥利斯》（Iphigenia in Aulis）为例。当时，在维也纳的格鲁克可曾听到他的呼吁？伏尔泰于1761年一再预言道：

总有天才会出现，他的力量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恶习（技巧的），并将现正缺少的庄严和道德精神注入舞台的表演中。低级趣味的风潮正在高涨，不知不觉中淹没了对国家往昔光荣的记忆。但是我仍然要重复一遍：歌剧必须重新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以免贻笑于所有欧洲其他国家。

1773年，格鲁克抵达巴黎。1774年4月19日，他指导了《伊菲革涅娅在奥利德》（Iphigenia in Aulide）在法国的首次公演。不过成熟尚得等待良机到来。

戏剧

法国在这段时期没有什么值得令人怀念的剧作出现——也许我们该把伏尔泰从代利斯或费内送来的少数几部除外。但法国尽量给予戏剧上演的机会，并尽量予以嘉许。1773年，维克托·路易斯（Victor Louis）在波尔多建造了一座当地最好的剧院，有科林斯式圆柱的华丽回廊、典雅的栏杆和许多雕饰。法国喜剧剧院剧团，以拥有名角加里克及欧洲最佳演员阵容闻名，驻演于1683年建筑在弗斯大道上的法兰西剧院：狭长椭圆形的三层楼座加强了台词的效果，也为法国戏剧树立了台词派的风格。另有数百家庭剧场的私人的演出，从费内的伏尔泰到特里亚农的王后——彼处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卢梭所写的《乡村法师》一剧中扮演库勒特的地方——利涅·查理亲王认为：“有十余位有地位的淑女可以演唱得比剧院中的任何一个人还好。”“短剧院”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各地出现。深隐于伯瑞斯林中的贝纳丁修道院，也为它的教士们设立了一个短剧院，（教士中有人说）“没有心地狭窄和顽固的见识”。

虽然有业余者的竞争，法国喜剧剧院的明星仍然在法国各地熠熠发光。我们看到了列肯在沙特拉为伏尔泰演出时，日内瓦和费内的人们是如何的为他疯狂。他的本名是亨利·路易·卡安，但这是一个可憎的绰号，所以他才改名。他的面貌也并未使他得幸。克莱龙小姐也对他很热情。伏尔泰是在一次业余演出中发现他的演技，再加以训练后，为他在法兰西剧院剧团中觅得一个职位。1750年9月14日，列肯在伏尔泰写的《布鲁图斯》（Brutus）一剧中第一次扮演提图斯这一角色；那以后有一代之久（约30年）他在伏尔泰的剧中一直扮演男主角。这位暴躁易怒的创办人自始至终都很喜爱他。

但是，伏尔泰的舞台宠儿是克莱龙小姐（这时莱科芙勒尔已经去世），她的正式称呼是克莱尔。1723年，她在不合法的婚姻状态下出世，她的母亲以为她活不了，然而她活到80岁——作为一个女演员，那并不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她的家庭认为没有必要让她受教育，但她偷偷地溜进了法兰西剧院剧团。她深深地为舞台布景和台词吸引，以至于即使处于爱的狂喜中，也克制不了想要发表意见。她声称要当一个女演员。她的母亲威胁她，如果她坚持这种罪恶的决定，就打断她的手和腿。然而她坚持己意而加入了一个巡回剧团，不久她培养了这个新行业通常所需具备的品性：“还好我有这个天分，有姣好的容貌和平易近人的天性，看到那么多男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生就一付软心肠的我，要不陷入情网，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在巴黎，她迷住了波波利尼埃。他很欣赏她，于是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她在歌剧院谋得了一个职位；4个月之后，当时国王的情妇沙托鲁设法让她进了法国喜剧剧院剧团。剧团让她选择第一次扮演的角色，原希望她像惯例一样，选择一个次要的角色，但她要求扮演费德尔（Phèdre）。剧团虽然反对，但只好迁就她。她的冒险非常成功，从此以后她专演悲剧角色。其间她唯一的劲敌是杜梅斯尼尔小姐。克莱尔以贪图利益、滥于交际闻名。她接待一大群贵族，让他们尽量花费，她不断地积聚所得，然后把大部分积蓄的钱供给她心爱的情人，即为《百科全书》撰写经济论文的贵族约若古。她也为招待马蒙泰尔花了一笔钱，在下面一节里我们将会谈到这位《道德故事》（Moral Tales）一书的作者。从她写给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方的情形：“难道说你竟不知道你给了我什么麻烦（你是无意的，而我遭受到了），而这些麻烦让我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卧病6周？我不能相信你知道此事，否则你不会在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情况时出入于社交场合。”虽然如此，她和马蒙泰尔仍然维持了30年的忠实的朋友关系。

正是他的批评和建议，使她在表演上有了重大的突破。直到1748年，她遵循着法兰西剧院剧团的传统方法——强而有力、激昂的台词，夸大的手势和震颤的强烈感情。马蒙泰尔发觉这样的表演既不自然又令人生厌。在和他交往期间，克莱龙小姐读了不少书，成为当时最有教养的女人之一。她的名声和精神使她得以进入知识阶层的圈子；她发现场所愈空，共鸣愈大。1752年，梅毒的侵袭使她不得不暂时离开舞台。复原后，她接受了在波尔多演出35场的合约。第一个晚上的演出，据她告诉我们，她以“当时在巴黎最受欢迎的充满了嘈杂、愤怒和不合理的传统方式扮演费德拉一角”。她大受赞赏。但第二天晚上，她以沉着的声调、含蓄的手势扮演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的作品《布里塔尼居斯》（Britannicus）中的角色阿格丽品娜，让情感一直郁积到最后一幕。她得到热烈的鼓掌喝彩。回到巴黎后，她的老观众也接受了她的新式表演。狄德罗也大表赞许，他写作《演员的矛盾》（The Paradox of the Actor）一书时，是依据她而写的——那是说明一个演员，即使扮演的角色是处于最热情的情况时，他的内心仍必须保持平静而能自持。同时，他问道：“还有谁的演技比克莱龙的更完美？”她喜欢告诉仰慕她的人说，她以哀怜动人的力量使观众感动得流泪时，其实她的内心里想着她每个月该付的账单，而使仰慕她的人们大感惊讶。伏尔泰并不欢迎这样新的方法，但仍有力地支持她，而她也在改革舞台的服饰和布景道具方面迎合他。在这以前，所有的女演员都穿着18世纪的巴黎服装扮演她们的戏——不管是哪个国家或时代，她们穿着藤圈的裙子，头发则擦粉。克莱龙的穿着和打扮完全配合剧中人物的时代，使观众大为惊讶。她扮演伏尔泰的作品《中国孤儿》（Orphan of China）一剧中的艾达米一角时，服装和道具完全是中国式的。

1763年，克莱龙到日内瓦请教特罗尚医生。伏尔泰要求她和他一起留在代利斯。“德尼斯夫人病了，我也一样。特罗尚先生将到医院来看我们三个人。”她终于来了，这位老圣人如此爱她，设法诱使她在费内做更久的逗留，并说服她参加他的剧院的许多次演出。一张古画中画着他70岁时，跪在她面前做热情的倾诉状。

1766年，她从舞台上隐退了，43岁时健康情形就已不佳，甚至口齿也不清晰了。与莱科芙勒尔一样，她和一位活跃的年轻贵族坠入情网，她几乎卖尽她所有的财产来替他还债，他则将自己的爱情和她的金钱给予其他的女人作为回报。49岁时，她收到了安斯巴赫与拜律特侯爵——时年36岁的卡尔——的邀请，到安斯巴赫与他同居，做他的顾问兼情妇。她接受了（1773年），从此她依附了他13年。在法国，他吸取了启蒙运动的一些理想；在她的鼓励之下，他在统治的侯国中实施了数项改革——废弃刑讯并确立了宗教自由。她最后的成就是劝服他每晚和他的妻子共眠。终于她厌倦了当地的生活，渴望回返巴黎。侯爵偶尔也带她去巴黎。在一次旅行中，他有了一位新情妇，于是把克莱龙留在巴黎，很慷慨地给了她一笔钱。这时她已63岁。

她在沙龙里很受欢迎，甚至贞洁的内克尔夫人也不排斥她。她教导日后的斯塔尔夫人演说的技巧和风度。她又有了新欢，包括后来斯塔尔夫人的丈夫，而斯塔尔夫人也正乐于摆脱她这位丈夫。他使这位上了年纪的女演员过得很舒适，但大革命使她的钱大为贬值，于是她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直到1801年，拿破仑使她的年金币值又膨胀。就在这一年，一位名叫迪普瓦里耶（Dupoirier）的市民又向她表示最后一次同居的要求。她以一封凄楚哀怜的短笺道尽了许多年迈女演员的悲剧以劝阻对方：“在你的脑海中，大概仍以为我是一个辉煌灿烂、年轻而充满声誉的女演员。你必须改变你的看法。目前，我眼已不明，耳已失聪，齿牙脱落，满脸皱纹，只剩下一张干燥的皮包着嶙峋的瘦骨。”虽然如此，此人仍然不顾一切，来到她的身边，他们以回忆年轻时的往事彼此安慰。她于1803年由床上跌下去世。

她活得比古典的悲剧还长久，18世纪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代表伏尔泰称赞她是最优秀的悲剧传释者。巴黎的观众绝大多数为中产阶级，对王子、公主、教士和国王之类的押韵戏词已感到非常厌烦。高乃依和拉辛那些富丽堂皇的亚历山大诗法（抑扬格，六韵步，十二音节为一行的诗法），那种浮夸不实的六韵步，似乎成了贵族生活的象征。但是，历史上除了贵族外，难道没有别的人物吗？当然有！莫里哀就曾在他的作品中描写过其他的人物。不过他写的都是一些喜剧。在没有头衔的人们心里，在他们的家里，难道就没有悲剧、没有苦难的折磨和高级的情感产生吗？狄德罗认为，制作属于中产阶级的戏剧时机已经成熟了。既然贵族避免感伤，而让感情总戴着庄严肃穆的面具，狄德罗说，新的戏剧中应该让情感得到解放，不必羞于感动观众，怕他们掏手帕擦眼泪。因此，他和继他之后的一些戏剧家就写作“哭剧”（drames Larmoyants）。而且，有些新的剧作家不仅刻画、赞扬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还攻击贵族、教士，最后连政府也不放过——政府的腐败、苛捐杂税、奢靡和浪费。他们不仅公开指责专制政治和偏颇的行为（这一点伏尔泰做得很好），他们赞扬共和国和民主政治。其奋斗经过更受到特别热烈的赞扬。法国的舞台也加入了形成革命的其他上百种力量。

马蒙泰尔

沃波尔1765年在巴黎时写道，“作家比比皆是”，而他们“比他们的作品还要恶劣，我这样说并非赞美作品或作家”。当然，在文学方面不能与莫里哀和拉辛的时代相提并论，也比不上雨果、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时代。1757年至1774年这一短期内，值得我们记住的作家只有卢梭和马蒙泰尔，以及伏尔泰仍然燃烧着的火灰余烬，再就是狄德罗那秘密、尚未公之于世的狂热。不分男女，人们都热衷于谈话，以致在着笔前他们的才智就全已用尽。贵族式的优雅已经绝版。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登上了舞台，现在是内容支配形式。甚至诗也有传道倾向，达朗贝尔的《季节》（Les Saisons,1769年）一诗是模仿詹姆士·托马斯（James Thomson）的，但很不合时宜地指责狂热和奢侈，而且与李尔（Lear）一样，以凛冽的疾风刮过穷苦人家茅舍的手法来描述冬天。

马蒙泰尔的声名鹊起是因为他的精明、女人和伏尔泰。他出生于1723年，在晚年他写了一部悦人的《父亲的回忆》（Mémoires d'un Père,1804年），使我们对他的童年和青年的微妙经历有了认识。虽然他后来变成了怀疑论者，并几乎把伏尔泰当作偶像崇拜，但他对抚养他长大的虔诚的人们，和教育他的那些仁慈而又热心的耶稣会教士，除了好以外没有别的话说。他热爱这些耶稣会教士，因此也和他们一样削发，渴望参加他们的仪式，并在克莱蒙和图卢兹两地他们创办的学院中任教。但是，与其他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耶稣会教士一样，他风从欧洲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使他至少失去了聪慧的本性。1743年，他把自己写的诗送给伏尔泰，对这些诗篇爱不释手的伏尔泰也赠予马蒙泰尔一套他亲笔修正过的自己的作品。这位年轻的诗人把这套作品视作神圣的传家之宝，而且舍弃了教士生活的一切观念。两年后，伏尔泰为他在巴黎觅得一职，得以无条件地进入法兰西剧院剧团。的确，以他潜在的父亲似的好心肠，伏尔泰卖掉了马蒙泰尔的诗篇，并把所得之款全部送给他。1747年，马蒙泰尔的剧作《迪尼特安》（Denys le Tyran）——献给伏尔泰——被接受并编排上演。此剧出乎意料地成功。“一日间我名利双收。”不久，他成了沙龙里又一位名人。他凭机智来支付餐点费用，而且找到了与克莱龙同床共枕的门路。

他的第二部戏剧《阿里斯托梅内》（Aristomène）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金钱、朋友和女人。在唐森夫人主持的聚会中，他认识了丰特内尔、孟德斯鸠、爱尔维修、马里沃。在霍尔巴赫男爵的餐桌上，他闻知了狄罗德、卢梭、格里姆。由于女人的关系，他平步青云。因为在一些诗作里赞扬过路易十五，他获准入宫。蓬巴杜夫人倾心于他英俊的面孔和奕奕的神采，怂恿她的兄弟起用他为秘书，1758年她任用他做《信使报》的编辑。他为拉摩写了一部歌剧剧本，也为《百科全书》撰文。若弗兰夫人太喜欢他了，因此在自己家里为他准备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套房，他就寄此膳宿达10年之久。

他为《信使报》写了一套《道德故事》丛书（1753—1760年），使这一杂志得以登列文学之门。如《珈底斯·奥梅内斯》（Ex uno Judice Omnes）叙说苏利曼二世，由于对土耳其的种种娱乐已感到厌倦，因此要来了3名欧洲美女。第一位美女抗拒了一个月，屈从了一个星期后，国王就不再予以理会。第二位的歌喉非常美妙，但说起话来令人昏昏欲睡。罗克萨拉娜则不仅抗拒，她还厉责苏丹为好色之徒和罪人。苏丹斥道：“你难道忘了你我各是什么身份？”罗克萨拉娜回道：“你有权势，而我有美色，所以我们扯平了。”她的美貌并非超群，但她有一个微翘的鼻子，而就是这个鼻子使苏丹为之着迷。他用尽办法要她屈服，却总不得逞。他威胁杀死她，她却提议让她自杀省得他麻烦。他侮辱她，而她更苛刻地以牙还牙。她同时告诉他说他很英俊，如果有她的指引，他可以变得像法国人一样文雅。他又气又喜，最后娶了她，并封她为皇后。在典礼中他自问：“一个微翘的鼻子可能改变一个帝国的法律吗？”马蒙泰尔的寓意是：造成大事件的都是一些小事物，而假如我们能预知这些不易被发现的细微事物，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历史。

一直到出版《贝丽萨留》（Bélisaire）这部小说（1767年），马蒙泰尔几乎事事如意。这部小说写得很好，但它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怀疑“武力是否有权消灭异教，反宗教不敬上帝，而使全世界臣服于真正的信仰之下”。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指责此书中含有应受谴责的学说。马蒙泰尔于是跑到索邦神学院的董事面前抗议道：“先生，你们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在批评我，你不认为你们是在指责时代的精神吗？”这一时代精神在他的勇敢和对处分的宽容中显示出来。如果是在10年前，他一定会被送进巴士底监狱，而他的书也一定会遭到被禁的命运。事实上，这本小说的销售也人尽皆知，因为它仍有“国王的允许和恩典”，政府则由于劝服他对此事保持沉默而颇感满意。然而若弗兰夫人受到很大的困扰，因为索邦禁止《贝丽萨留》一书的敕令不仅在教堂中宣读，还张贴在她的大门上。她于是很委婉地建议马蒙泰尔另觅住处。

他仍像往常一样屹立不倒。1771年，他受命为皇家史官，待遇优渥。1783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常任秘书”。1786年，他在公立高中（里瑟大学预科）任历史学教授。1792年69岁时，由于对革命的暴行感到痛心疾首，他隐退到埃夫勒，然后转到阿布罗维耶，在那里他从事编写回忆录，其中他甚至没有提到索邦的事。他最后几年在贫困中度过，而毫无怨尤，他感激曾有过那么充实而多彩多姿的生活。他死于1799年的最后一天。

艺术

·雕刻

国王非常爱好艺术，朝廷中的王公、仕女，还有那些正渴望控制全国的百万富豪也有此好。1769年，蓬巴杜夫人设立的塞夫尔工厂开始制造硬瓷器，在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虽然早在60年前德国人在德累斯顿和迈森两地已开始制造这种瓷器，塞夫尔的产品还是很快地在欧洲开拓了市场。伟大的艺术家如布歇、卡菲耶里、帕茹、皮加勒、法尔康涅、克洛迪翁也都为塞夫尔的瓷器做设计工作。同时，彩陶和精巧设计的软土瓷器也不断地由塞夫尔、圣克劳德、香蒂利、樊尚等厂的工人手中制造出来。

陶瓷工人、金属工人、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锦画织工等，群策群力为王室、贵族、财阀们设计和布置住宅。像由布瓦佐（Boizot）设计，而由古蒂埃以铜铸成的钟是当时特殊的一种饰物。古蒂埃和卡菲耶里两人擅长“奥莫卢”（ormolu），字面上是“镀金物”的意思，事实上是主要用铜和锌组合而成的合金，经过雕镂，再加以镶嵌，制成家具。精致家具的木工大师组成了一个得意而有力的公会，会员们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上印上名字，作为负责任的标志。在法国，最有名的精致家具木匠是来自德国的弗朗索瓦·欧本及他的门徒亨利·里塞纳。二人参加了为路易十五制作一张“御用书桌”的工作（1769年），在设计、雕刻、镶嵌和镀金上都是用的洛可可式，国王为这张书桌花了6.3万银币。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都曾享用过，1870年存入卢浮宫博物馆，现在价值5万英镑。

在重视触觉价值的时代，雕刻几乎是以其最高的评价受到尊重，因为它的本质在于形式，而法国了解，艺术的灵魂在于形式，不在于色彩。于此女人又占了神祇的上风。表现出来的不是原形的自然残缺，而是敏感的雕刻家所能凝聚、构想而表现出的理想的形体和衣饰。雕像不仅装饰皇宫和教堂，还装饰了花园和公园。因此，在杜伊勒里花园里的雕像是巴黎最著名的雕像之一。而在赤土陶器、大理石器和青铜器方面，波尔多、南锡、雷恩、兰斯等地都不亚于巴黎。

库斯图二世（Coustou Ⅱ）这时制作了他最精美的作品。1764年，腓特烈二世委托他制作维纳斯和战神玛斯的雕像。1769年，库斯图制作完成后即送往波茨坦的萨斯克宫。同年他又开始为森斯大教堂制作多芬的庄严坟墓，为此他一直工作到去世（1777年）。在临终前十年他目睹了法国所有的4位显赫雕刻家的出现：皮加勒、法尔康涅、卡菲耶里和帕茹。

由于未能得到在罗马进修艺术的奖学金（grand prix），皮加勒在库斯图的帮助下自费前往。回到巴黎后，他以第一件杰作《天神信使墨丘里系缚鞋带雕像》（Mercure Attachânt Ses Talonnières）获准进入艺术学院。老雕刻家让—巴普蒂斯特·勒莫安（Jean-Baptiste Lemoyne）看到这件作品时惊呼道：“但愿那是我的作品！”路易十五也很喜欢这一雕像，于1749年送给同盟国的腓特烈二世。不过，它终于又回到了卢浮宫，现在在那里我们可以欣赏到这位年轻艺术家表现奥林匹亚众神使者的那份不耐神色的非凡技巧。蓬巴杜夫人非常中意皮加勒的作品，因此请他制作了许多雕像。他替她雕塑了一座半身像，现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她和国王的恋情变为一般的友情时，他又以她的容貌雕刻了一座《迪瑟·阿米蒂耶》（Déesse de l'Amitié, 1753年）。他制作了一座路易的雕像放在兰斯城的皇家广场（Place Royale）。他又为现在所谓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完成了路易十五像。他为狄德罗铸了一座铜像，刻画出他因矛盾的哲理而感到困惑的形象。他又雕刻了斯特拉斯堡的圣路易教堂埋葬萨克西遗体的墓穴塑像，使自己在历史上留名，那是热情的战士慷慨赴死以博取胜利的英勇姿态。

这一时期最受大家关注和谈论的雕像，是欧洲的知识分子选中皮加勒制作伏尔泰的雕像。内克夫人于1770年4月17日在她举办的晚会上提了这项建议。她的17位客人（包括达朗贝尔、莫雷莱、雷纳尔神父、格里姆、马蒙泰尔在内）一致拥护这个意见，而且群起捐助一切费用。但消息传出后，有人表示反对，因为除王室外，为活着的人立像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何况高乃依和拉辛在他们生前也未立过像。虽然如此，捐款仍源源而来，甚至欧洲半数的君王也参与捐助。腓特烈致送了200金路易来纪念这位老友与敌对者。卢梭也要求准予参加捐献。伏尔泰本人极力反对，达朗贝尔则劝他接受。弗雷隆、帕利索——反对他的人也表示要共襄此一盛举，但不幸遭到婉拒，哲学家的宽恕没有反对者转变得那么快。伏尔泰告诉内克夫人，他并不是雕塑的适当对象：

我年已76岁，而且身心刚遭受严重的病魔侵袭了6个星期，几乎至今仍未恢复。据说皮加勒先生要来为我塑像。但是，夫人，塑像必须有个预期。我的双眼深陷达3英寸，而双颊就像旧羊皮纸一样紧贴着嶙峋瘦骨，仅有的数颗齿牙也脱落无遗。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在装腔作势，那是确确实实的事实。一个可怜的人绝不在那样的情况下接受塑像，皮加勒一定会认为他是被玩弄了。至于我，我有自爱之德，而羞于与他见面。假如他希望停止做这件怪异的事，我会劝他略作改变，拿塞夫尔瓷器的小像作他的模特儿。

皮加勒建议为这个著名的小老头塑造裸体像，这使问题更加麻烦，但他终被劝阻了。他在6月到达费内，这位害羞的哲学家断断续续地为他坐了8天，但很不安分——要秘书为他笔录，扮鬼脸，拿室内各式各样的东西玩——使这位雕刻家大伤脑筋。他带了一尊模型回到巴黎，工作了两个月后，于9月4日公开展示他的杰作。有半数的上流社会人士前来观赏，对之大为惊讶和赞叹。该像现陈列于学院图书馆的大厅上。

这一时期，皮加勒在雕刻上唯一的劲敌是艾蒂安—莫里斯·法尔孔内（Étienne-Maurice Falconet），狄德罗曾说过一则他们之间互相仇视的有趣故事。小两岁的法尔孔内最初以制作瓷像来避免与他直接竞争。尤其是迪吕依照法尔孔内创意的设计仿塑而成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更为可爱，它显示出这位希腊雕刻家的《加勒蒂亚》（Galatea）大理石像意欲对他说话时感到的惊讶状。那座雕像可以象征几被忘怀的一个真理：一件艺术作品必须要能传神达意，否则就不称其为艺术。皮加勒看到这个由一小块黏土塑成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时，他说出了一位伟大艺术家对另一位伟大艺术家经常表示的传统的赞美：“但愿这件作品出自我手！”可是，法尔孔内看到皮加勒的路易十五的像时，并未报以同样的赞美。他说：“皮加勒先生，我不喜欢你，相信你对我的感觉也一样。我看过你雕塑的那座像。要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并非不可能，因为你已完成了这一件。但是我相信是艺术就脱不了这一范畴。这并不妨害我们保持原有的作风与面目。”

在获得普遍的赞誉以前，40年的考验使法尔孔内变得很乖戾。他变得很孤僻，过“狄奥尼索斯”（Diogenic）式的简朴生活，易与人争执，贬视自己的作品，对生前或死后的名声都表示不屑一顾。《伯吉纽斯》（Baigneuse,1757年）一像使他终于成名——那是一位美丽的浴女以她的脚趾试水温的像。这时，蓬巴杜夫人对他热心起来了。他为她雕塑了《阿莫尔·梅纳森特》——爱神丘比特威胁要射出一支爱之箭的样子。他在一段时期成了雕刻界中的布歇和弗拉戈纳尔，制作出如《维纳斯与丘比特》和《维纳斯面对巴利斯的裸露像》等迷人的可爱作品。他在设计大烛台、小喷泉和小塑像方面独具匠心。他用大理石雕刻了现存于卢浮宫的“三美时钟”（Clock of the Three Graces），他以音乐代表蓬巴杜夫人，使她芳心大悦。1766年，他接受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前往俄国。在圣彼得堡，他雕塑出他的杰作——彼得大帝的马上雄姿。他与狄德罗和格里姆共享女王的荣宠。为她工作了12年后，他与女王及她的大臣们发生了争执，愤然离开俄国，回到巴黎。1783年，他遭麻痹症的侵袭，其后的8年中，一直待在屋内，这更加强了他忧郁的人生观。

卡菲耶里可算是比较愉悦的一位，他的父亲雅各是前一时期中主要的铜像铸造者之一，为他铺陈了成功之路。他以一座留着胡须的老人像，在早年就获准进入艺术学院，该像取名为《河》（Le Fleuve）。法国喜剧剧院请他以法国戏剧家的半身像来装饰厅廊。每个人对他那理想化的高乃依、莫里哀、伏尔泰等人的雕像都感到很满意。他的杰作是一尊剧作家让·罗特鲁的半身像，那是中年的阿塔格南——垂发、鹰眼、狮子鼻、卷卷的胡须，这是雕刻史上最佳的半身像之一。皇家歌剧团由于羡慕法国喜剧剧院，因此怂恿卡菲耶里为他们的主角作像。他为卢丽和瑞米塑了像，但如今都已佚失。一座可爱的《少女》（Portrait of a Young Girl）仍保留着，那可能是歌剧中的一位芭蕾舞女，一对羞怯的眼睛和高耸的胸部构成了美妙动人的组合。

杜巴利夫人喜爱的雕刻家是帕茹。帕茹在罗马做过例行的见习后，因为接受了皇家的委任和国外的订货而成名甚早。他为这位国王的新妇作了12座像，藏在卢浮宫的那座穿着典雅的雕像栩栩如生。应国王的要求，他为国王的花园塑造了布丰的像，然后加上笛卡儿、蒂雷纳、帕斯卡和波舒哀的像作为纪念。他的最佳作品是他用来装饰凡尔赛歌剧院包厢最底层的浮雕。他的寿命很长，活到为路易十六雕像，哀悼他被送上断头台，而且目睹拿破仑横扫欧陆。

·建筑

在这18年中，法国可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建筑物？不多。教堂对于这残存的信仰而言已经太宽敞了，而宫殿已激起那些受饥馑侵袭的群众的嫉恨。由于在赫拉库兰尼姆（Herculaneum,1738年）和庞培（Pompeii,1748—1763年）的发掘物，而对罗马式建筑重新燃起的兴趣是古典式建筑复兴的开端——简朴而庄严的线条，圆柱和山形柱的面，有时再加上宽敞的圆顶。皇家建筑学院的教授雅克—弗朗索瓦·布隆代尔极度推崇这种古典的形式，而他的继承人朱利恩—戴维·莱洛于175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更加速了对这种建筑的推广与爱好。凯吕斯伯爵在遍游意大利、希腊和近东之后，出版了一册7卷划时代的书，并附有一些他自己的插图详加解说。整个法国艺术界，甚至法国的礼仪，都受到此书有力的影响，而反对巴洛克式奇形怪状的建筑和洛可可式的繁复建筑，进而寻求古典式的纯线条。因此，1763年，格里姆告诉他的追随者说：

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极力寻求古的纪念物和形式。这种偏好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现在每样东西都是希腊式的，从建筑物到女帽皆然。我们女士们的发型是希腊式的，我们的绅士们如果手上不提一个小小的希腊式箱子，那是很不体面的事。

而狄德罗，这位中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倡导者，突然也屈服于新潮流（1765年），读了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的译本。他记述道：“我觉得似乎为了能懂得如何观察自然，我们必须先研究古物。”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大变革。

1757年，苏夫洛（Soufflot）开始建造圣吉娜维芙修道院，这是路易十五在梅斯城卧病时，即立誓一俟他恢复健康就要为巴黎的守护神建造的。国王亲自奠立第一块基石，而这座大厦的建造，在法国“成为18世纪后半期的伟大建筑事件”。苏夫洛把它设计成罗马寺庙的样式，有雕刻山形的回廊和科林斯式的圆柱，与4个突出部分在三重圆顶下中央唱诗班席位上的一个希腊式十字形交会。建造中每个阶段几乎都有争论产生。由于设计受到攻击而烦恼泄气的苏夫洛，在建筑未完成时就去世了（1780年）。他设计的用来支持圆顶的四支脚柱的确太弱，因此夏尔—艾蒂尼·屈维利耶以更美的一圈圆柱来取代脚柱。这个古典复兴的杰作由于大革命而通俗化了。为了纪念阿格里帕在罗马的杰作，它被改名为帕特农万神殿，在新的社会下成为“众神”的葬身处，甚至伏尔泰、卢梭和马拉也埋葬在这里。它不再是基督教的教堂，而成为异教徒的坟场。它的建筑和命运象征着异教压倒基督教的胜利。

古典形式在1764年开始建造的第一座抹大拉教堂赢得另一次胜利，柱廊和平顶甬道代替了拱门和圆顶，而有一座圆顶加盖于唱诗班座位之上。拿破仑在它未完成时予以废弃，成为今日该处更古典的抹大拉教堂。

经过路易十四时巴洛克式的繁盛、路易十五时洛可可式的优雅，如今在路易十五治下又返归庄严的古典形式，正是转移到路易十六形式的一部分——建筑、家具和装饰品都以这位上断头台国王的名字为名。艺术本身已试着从无以计数的曲线和过多的装饰变为直线建筑形式的简朴式样。就好像基督的衰亡夺走了哥特式的狂喜，而使艺术除了转向没有神祇、紧附俗世的斯多葛的冷漠外，别无他途。

这一代最伟大的建筑师是加布里埃尔，他生于建筑世家。路易十五于1752年授命他重建贡比涅的一个古堡。他在入口处设计了一个具有古希腊最古朴的圆柱、齿状装饰的飞檐和未经装饰的栏杆的希腊门廊。他以同样的建筑形状重建了凡尔赛宫殿的右翼（1770年）。在同一座宫殿内，他加建了一座精致的歌剧院（1753—1770年）。泛红的圆柱、精心雕刻的飞檐和漂亮的门廊使这座歌剧院的内部建筑与装饰成为法国歌剧院中最美的一座。路易国王厌倦了宫廷的公开场面和形式化的繁文缛节，要求加布里埃尔在隐蔽的树林里为他建一座小型宫殿。加布里埃尔选择距皇宫1英里的地点，盖了一座法国文艺复兴式的小特里阿农宫（1762—1768年）。蓬巴杜夫人曾希望于此享受私人生活和安逸，杜巴利夫人也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子。在凡尔赛鼎盛时期快乐无忧的日子里，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把这里当作她理想的静养处。

·格勒兹

在贵族家庭里，绘画是很受人喜爱的装饰品。雕像冷淡而缺乏色彩，它们仅能满足视觉和心智的喜好，而不能满足心与灵的需求。绘画可以反映情绪和趣味的变化，而且人的躯体维持蛰居不动时，它能导引其精神至旷野、树荫下或观赏远处的景物。克洛德—约瑟夫·韦尔内（Claude-Joseph Vernet）画了许多行驶于法国河海上的船只。一则很有名的讽言上记载：路易十五认为法国无须再建造船只。法国政府雇请韦尔内去参观各个港口，并画下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他的画使法国为自己拥有的舰队感到无限骄傲。狄德罗获得了一张韦尔内的海景和风景画，他给予这幅画的评价非常高，他向上帝祈求道：“我愿舍弃一切，请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回，是的，全部，只除了韦尔内以外！”此外还有罗贝尔，他被称为“废墟中的罗贝尔”，因为他画的风景中几乎都有罗马的古迹，像尼姆的加尔河桥。勒布朗夫人说，在巴黎的沙龙里他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他嗜吃如命。还有弗朗索瓦—于贝尔·德鲁埃（François-Hubert Drouais），他以敏感的肖像画法为我们留下了瑟诺女侯爵可爱的影像，及查理十世和他妹妹玛丽·阿代拉伊德天真无邪的童年。但是，且来仔细瞧瞧格勒兹和弗拉戈纳尔。

格勒兹是画坛的卢梭和狄德罗，他以感情润色，使自己成为中产阶级的阿佩莱斯（Apelles，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画家）。感情比矫饰更令人愉悦，而且也不会像矫饰那么肤浅。我们要宽谅格勒兹只见到和画到生命中愉快的一面，宽谅他喜爱孩子们快乐的冒险、美丽少女易逝的天真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谦和满足。如果没有格勒兹和夏尔丹，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整个法国都已衰颓腐败，认为杜巴利夫人是法国的典型，而维纳斯女神和战神玛斯是它唯一的神祇。但衰颓的是那些贵族，腐败的是路易十五，陷入革命的是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除了乡村和城市里的暴民外，大部分人保留着借以挽救国运的德行，而格勒兹画的就是他们。狄德罗呼之为“法国的声音和健康”的是夏尔丹和格勒兹，而不是布歇和弗拉戈纳尔。

关于这位画家的青年时代，我们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他想要作画，他的父亲认为那是偷懒的托词而加以禁止。这个孩子在深夜里起床画画，这位父亲在得知实情后，动了怜悯之心，送他到里昂师从一位画家学画。但不久格勒兹对里昂能学到的渐感不满，于是他前往巴黎进修。一段时期，这位年轻的天才遭受到贫穷的考验。不过，后来他在画中表现人生较好的一面是很有原因的，因为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发现这繁忙冷漠的社会中也掺杂着浓厚的温情。约1754年，有位艺术品收藏家拉利弗·朱利买了格勒兹的一幅画《弗米尔》（Père de Famille,1758年），狄德罗采用这个名称作为他第二部戏剧的标题，并鼓励他继续作画。皇家的艺术教师在看过他的一幅画后，推荐他为学院候选人。但是，每位候选人必须在6个月内作出一幅描写历史景物的画。而这种“历史画”并非格勒兹作画的风格，因此，他放弃了候选权，接受了阿贝·古若的资助，前往罗马旅行（1755年）。

这时他已30岁，该早已感到女性的吸引力。不是有一半的艺术品都是这种不可抗力的副产品吗？他的这种经验在罗马时达到了极致。他在罗马从事教导一位公爵的女儿拉蒂娜绘画的工作，她正值双十年华，年轻貌美，坠入情网不是很自然的吗？他长得很英俊，一头卷发，脸色红润而又愉快，他的同学弗拉戈纳尔称他为“多情的天使”（amorous cherub）。到卢浮宫看看他晚年的自画像，再想象他30岁时的容貌；拉蒂娜无可避免地以其显赫的家世而与格勒兹串演阿贝拉尔与爱洛漪丝的师生之恋，但他没有欺骗她。她提议结婚，他也渴望得到她，但是他了解一个穷画家若娶了公爵的后裔，对于她而言将是一件悲惨的事。因为无法把握是否能够自持，他决心不再见她。她因之病倒，他去看她，安慰她，但仍未改变他的决心。我们确知他因发烧和精神狂乱而卧病3个月。1756年，他回到巴黎，对古典艺术或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无动于衷。

他告诉我们说：“在我抵达巴黎后数日，不知是什么命运作祟，我路过圣雅克大道时，恰好看到巴布蒂小姐正在她的柜台边。”布里埃尔·巴布蒂在一家书店里工作，狄德罗曾买过她的书，而且好几年前“非常喜爱她”（他自己这样说）。如今（1756—1757年）她已“30出头”（格勒兹的估计），而且对老处女的生活感到恐惧。她发觉格勒兹虽不富有，但很讨人喜欢，在他去看过她几次后，她便问道：“格勒兹先生，如果我愿意，你愿不愿娶我？”与其他所有可敬的绅士一样，他回答道：“小姐，任何人如果能和像你这样迷人的妇女共度一生，不都会觉得太幸福吗？”事后他没再想到这件事，她却让所有邻近的人知道他们有了婚约。他无心加以否认，而终于娶了她，有7年之久，他们过得的确相当快乐。她长得颇为甜美，自愿充当他的模特儿，为他摆出表面上毫无意义但寓意深远的姿态。那几年内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有2个活着，并承继了他的艺术禀赋。

他以儿童画闻名于世。我们不能期望他有委拉斯开兹的《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或凡·戴克的《詹姆士像》那样卓越的技巧。对格勒兹画的女孩，有时我们会因他的夸张和感伤而感到不快，在柏林的《少女的画像》（Portrait of a Maiden）即为一例。可是我们又何必排斥《天真》（Innocence）一画中的卷发、红颊和充满渴望与信任的眼神，或那未经着色的淳朴的《农家少女》（A Young Peasant Girl）及《拿着课本的男孩》（Boy with a Lesson Book）？在现存的133幅格勒兹的作品中，有36幅是少女的画像。一位住在巴黎的德国雕刻家约翰·吉尔格·维尔（Johann Georg Wille），倾囊买了许多这些将童年时期理想化的画，而且珍视它们甚过“当时最好的画”。格勒兹则把不讨人喜欢的萨克森人画作男子汉模范以为回报。这些女孩长大时，她们在格勒兹的画中变得更不自然。《挤牛奶的少女》（La Laitière）一画中的盛装打扮好像要去参加舞会，《破水罐》（La Cruche Cassée）（除了美以外）实在没有理由在水井汲水的归途中暴露出她的一边胸部。不过，在索菲·阿诺尔德（Sophie Arnould）的画像中，插着羽毛的帽子、俊俏的姿态和深红色的嘴唇似乎都很恰当。

格勒兹是夏尔丹和布歇的综合体。他确实崇尚美德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可是他偶尔会加上夏尔丹所欲避免的感觉的魅力而再予以润饰。格勒兹抛开妇女的肉体时，他可以画出像《乡村新娘》（L'Accordée de Village）一画中表现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田园风光。此画于1761年沙龙的最后一周展出，赢得了最高的荣誉，并成为当时巴黎人茶余饭后的话题。狄德罗颂扬它充满了感情，意大利的歌剧院给予它空前的赞誉而在舞台上的一幅“活画”中描叙出来。鉴定家则在画中发现了一些瑕疵——光度处理不当，色彩不调和，用笔和技巧不够完美。贵族们嘲笑它太感伤，不过长期沉浸在肉欲中的巴黎群众，就在这一年深受卢梭的“朱莉”的感动，对从画中似可听得见父亲对准新娘的道德劝诫充满了敬意。每位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都能体会到母亲们让女儿冒险接受婚姻的考验时的感觉；而任何农夫对农舍中母鸡和它的小鸡们啄食，安稳地在父亲脚边的碗里喝水的那种情景，都有熟悉与亲切的感觉。马里尼侯爵立刻买下这幅画，后来国王又以1.665万枚银币买了下来，以防此画被卖出国。目前此画存放于卢浮宫中一个较偏僻的房间内，由于表面色泽的减退而损坏，在写实主义和讥诮主义的反乐观主义的情绪中被忽视。

几乎所有巴黎的艺术家都觉得格勒兹没有以深入和公正的手法表现真理和特性，而以浪漫的手法加以描绘，因此贬低了艺术的价值。狄德罗则卫护他说：“他是第一位赋予艺术以伦理道德，并以画来叙说故事的艺术家。”他对格勒兹描绘的感伤的悲剧赞不绝口，他看到《为小鸟之死而哭泣的小女孩》（The Young Girl Weeping for Her Dead Bird）一画时，他大喊：“太好了！太好了！”（Délicieux! Délicieux!）他本人也在戏剧中表现中产阶级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感情。他视格勒兹为不可多得的同志，给他的赞誉甚至高于夏尔丹。格勒兹对他说的话太当真了，他把自己当作德行和感情的倡导者，把自己制作的一连串含有道德教训的画送到巴黎杂志上发表，甚至在他感情还方兴未艾时，艺术界对他已开始感到厌倦。

从他被接受为学院的候选人以后12年内，一直未能拿出作为会员所需要的一幅历史画。根据学院的判断，描叙日常生活的风俗画需要的才具不如历史画需要的更为成熟的构思和表达手法；因此，只原则上接受风俗画家，但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得到学院的荣誉或教授的职称。1767年，学院宣称除非格勒兹能拿出一幅历史画，否则他的画将不能于两年一次的沙龙中继续展出。

1769年7月29日，格勒兹拿出了一幅瑟普特米乌斯·塞维奴斯责备他的儿子卡瑞卡拉计划行刺他的画。学院的每位会员都看过此画。一小时后主席宣称他已被承认为会员，却补充道：“先生，你已获准入学院，但是以风俗画家的身份获准的。学院此次所做的决议是因你以往的优越作品而定的。对目前这作品则未予重视，因为此画本身的作者不值得获取此项殊荣。”震惊之余，格勒兹起而护卫此画，但会员之一指出了画中的瑕疵。格勒兹在给《前卫派》（Avant-Courier,1769年9月25日）的一封信中求取群众的同情。他的解说未能令鉴赏家感到满意，狄德罗也认为学院的批评很公正。

狄德罗之所以认为此画不够完美，是由于这位艺术家的心灵因婚姻失败受到干扰所致。他指出布里埃尔·巴布蒂已堕落为一个傲慢不驯的悍妇，由于奢侈而耗尽她丈夫的资产，使他因烦恼而精疲力竭，更由于一再地不忠而使他的尊严扫地。格勒兹本人也向警察局长提出了证据（1785年12月11日），控诉他的妻子不顾他的抗议，屡次邀引情人上门。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指控她窃取他一大笔钱，并企图“以一只水壶击破我的头”。他争取到合法的离婚，获得两个女儿的监护权，留给她一半的财产和1350银币的养老金。

他的脾气在这些打击下变坏了。对任何批评他都会感到气愤，作品受到赞扬时也没有谦虚的表示。不过群众附和他的自我评价。大批人涌向他的画室，购取他的画和复制品，使他获得不少财富。他将盈余投资在政府债券中。大革命使这些债券变成了废纸，格勒兹也一贫如洗。法国各地蔓延的阶级暴乱、政治狂热和新古典主义运动，摧毁了他以家庭幸福和平为题材的绘画市场。新政府以1537银币的年金来解除他的困境（1792年），但不久这个数目就已不敷使用，他要求政府再增加数目。一位名叫安提戈涅的娼妓来与他同居，照顾他衰弱的身体。他去世时（1805年），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已忘记了他的存在，只有两位艺术家护送他的灵柩前往墓场。

·弗拉戈纳尔

弗拉戈纳尔比格勒兹更经得起考验、更成功，因为无论在色调或技巧上，他都高格勒兹一筹。他优雅的艺术是18世纪法国妇女最后狂热喜爱的对象。

1732年，他出生于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在他的画中渗入了出生地的芬芳和花朵及抒情诗人浪漫式的爱情，同时加上巴黎人的欢跃和哲学的疑惑。15岁到巴黎时，他要求布歇收他做学生。布歇委婉地告诉他，他只收从事深入研究的学生。弗拉戈纳尔于是进入夏尔丹门下工作。余暇时，他模拟所有他可能找到的巨画。他把一些模拟的作品拿给布歇看，布歇感动之余，终于收他做门生，并利用他年轻活泼的想象来设计绣帷的图案。这个孩子进步神速，所以布歇劝他争取“罗马奖”（Prix de Rome）。弗拉戈纳尔创作了一幅历史画《耶罗波安向偶像献祭》（Jeroboam Sacrificing to the Idols）。就一位20岁的青年来说，那真是一幅了不起的作品——豪华的罗马圆柱，飘拂的长袍，长满了胡子、包着头巾或光头的老人的面孔。弗拉戈纳尔学得很快，以至于表现于老人面孔上的特性比未经世事风霜浸染的面孔更丰富。学院把奖给了他。他在旺洛（Carle Vanloo）的画室中研究了3年，然后欣然前往罗马（1765年）。

最初他看到当地有那么多杰作时，心中觉得非常气馁：

米开朗基罗的精力令人震惊——我那种感受非言语所能表达。看到拉斐尔完美的形象时，我感动得流泪，画笔不禁从我手中滑落。最后我竟心灰意冷，也无力克服这种心境。然后，我全心全意致力研究那些也许有一天我有希望与他们一争短长的画家们。也因此巴罗齐奥、彼得罗·科尔托纳、索利梅纳和提埃坡罗才吸引了我，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时，他不再模拟那些伟大的老画家，而着手画宫殿、拱门、教堂、风景、葡萄园及其他事物的草图。因为他已深深了解铅笔画的技巧，这使他在这个艺术人才济济的时代里成为最灵巧、最完美的图案画家之一。少数画获取了比弗拉戈纳尔在蒂沃利看到的维拉·伊斯特（Villa d'Este）的绿树更多的自然生命力。

回到巴黎后，他以参加学院不可或缺的历史画《接待的片段》博取学院的好感。与格勒兹一样，他发觉历史题材不合己意。在当时的巴黎，到处是迷人的妇女，比过去更富吸引力，布歇的影响在他心中仍颇有分量。经过长久的踌躇，他创作了《牧师和小姐》。我们且不要追究牧师和小姐是谁，学院认为这幅画很生动，画得很好，于是承认他为预备会员。狄德罗狂言道：“我不相信欧洲有其他的艺术家能创作出此画。”路易十五将它买下作为绣帷的图案。但弗拉戈纳尔随即终止了以历史的题材作画，事实上，1767年以后他即拒绝在沙龙展出，他所作的画几乎全是私人委托的，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作画，而不必受学院的种种约束。早在法国的浪漫主义者之前，他就反抗了文艺复兴的风格，而愉悦地进入没有领域限制的境地。

没有领域限制一说或许并不确切。华多曾以穿着鲜艳的妇女悠然前往维纳斯岛开拓他的画路，布歇跟着加上喧闹的感觉予以润饰，格勒兹综合了色情与纯真。弗拉戈纳尔则兼有以上各种特点：精致柔美的衣服在微风中飘荡，堂皇的小姐们以长衣裙的沙沙声或薄软的上衣，或有韵味的优雅、甜美的笑来迷惑男人。还有圆圆胖胖、苹果脸、头发蓬松、不知人生会有尽头的儿童。在他的图画和小画像中，他几乎描绘了儿童生活的各种动态——婴儿抚摸着母亲，小女孩玩弄洋娃娃，男孩子骑驴或逗狗玩的样子……

弗拉戈纳尔表现的高卢人的情爱适切地应了年老的官员和对生活感到厌倦的夫人们要求的——享乐的和动人的人体的画像。他的画题还远及异教的神学中躯体不朽的女神。这时，被推崇而捧上天的不是圣母玛丽亚，而是维纳斯女神。他采用宗教中大半的礼节作为爱的礼节：《吻》是一种祷告，《爱的誓言》是一种神圣的保证，《贡献玫瑰》是最大的奉献。在弗拉戈纳尔为杜巴利夫人坐落于洛弗森尼的别墅所作的5幅画中，一幅画的标题道尽了这位画家半数的作品：《使世界燃烧的爱情》（L'Amour Qui Embrasse I'Univers）。他试画出吉瑞萨米·里伯塔找寻水上女神在贞洁的里纳尔多面前炫耀美色的景象。他成了床上的布歇，展现全裸或半裸的妇女，如《睡美人》（La Dormeuse）、《脱去了上衣的》（La Chemise Enlevée）或《熟睡中的荡妇》（La Bacchante Endormie）。不久，由于发现裸体会消除人的迷梦，他又从完全暴露的展现恢复到暗示的手法，绘出了他最有名的作品《秋千上的冒险》（Les Hasards de l'Escarpolette）。一位情人愉悦地凝视着他的女友在秋千上高荡时露出的神秘的内衣，她边笑边将一只拖鞋踢向空中。最后，弗拉戈纳尔也与格勒兹，甚至像夏尔丹一样描绘庄重的妇女，如《作研究的女人》（L'Etude）、《阅读的女人》（La Lecture）和《母爱》（Les Baisers Maternels）。而在《纯洁的少女》（Mademoiselle Colombe）中，他发现女人也有灵魂。

1769年，37岁的他踏上了婚礼的圣坛。热拉尔小姐从格拉斯到巴黎来研究艺术时，她只道出了出生地即获准进入弗拉戈纳尔的画室。她长得并不美，却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人。而弗拉格（他的自称）像伯瓦瑞夫人一样，认为一夫一妻不会比私通更令人感到厌倦。在与她共同制作如《孩子的初步》（The Child's First Steps）之类的画时，他发现了新的乐趣，并与她同在画上具名。她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她要求让她那住在格拉斯的14岁的妹妹来帮忙照顾婴儿和料理家务。他同意了，有好几年这个家庭在不稳定的和平中度过。

如今他在描绘家庭生活方面胜过了格勒兹，而在表现宁静的乡村景色上与布歇争胜。他画了一些宗教画，也画了一些朋友的人像。他作为朋友比作为情人更具持久性，他对格勒兹、罗贝尔和大卫的喜爱不因他们的成功而有所改变。大革命爆发时，他献给祖国一幅爱国画《母亲》（La Bonne Mère）。他的储蓄大部分都因通货膨胀和政府的拖欠债务而告消失，但新时代的得宠画家大卫为他觅得了一份不太重要的闲差。大约就在此时，他画了如今悬挂在卢浮宫的赫赫名画——自画像：强壮而魁梧的头，头上密生白发，两眼仍然安宁而充满了信心。暴徒吓坏了他，也令他觉得恶心，于是他逃回家乡格拉斯，在友人莫贝尔（Maubert）处得到避身之所。他以总名为《爱情和年轻的故事》（Roman d'Amour et de la Jeunesse）的版画来装饰墙壁。这些原是他为杜巴利夫人画的，可是此时她已不富裕，因此拒绝了。现在它们成为纽约弗里克画廊的珍藏。

一个夏日，他满身大汗从巴黎走回家，在一家餐厅休息时，突然脑溢血，随即去世（1806年8月22日）。格拉斯为他建造了一座漂亮的纪念碑，脚边有一个裸体的顽童，背后则是一位旋转着裙子做愉快跳舞状的少女像。

一个艺术家必须为代表一个时代而付出代价。他的声名随着热情而消退，只有异域推崇他或诸种潮流使现代的趣味回复到过去的风尚时才可能恢复。弗拉戈纳尔的成名是因为他的画。裸体的或穿衣的女像为那个时代的人所喜爱，缓和了衰败并加以美化。可是革命的严厉法则，在抗拒欧洲所有其他的国家以求取生存之战时，除维纳斯之外需要其他的神祇来启发它，而在古代罗马共和国坚忍英雄群中找到了他们。女人的统治结束了，恢复到战士统治的时期。温克尔曼所再度推崇的希腊罗马的典型成为艺术家的一个新世代，而在古典形式的运动中，新古典主义的形态拂去了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的艺术作风。

沙龙

·若弗兰夫人

女人统治的时期随沙龙全盛时期的到来而趋于结束。这种独特的机构在若弗兰夫人时达到了极致，而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传奇中平息。大革命之后，它随着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而重受重视，但没有以往那种风味，也没有那么充实。全盛时期，政界名流于周六在杜德芳夫人的沙龙聚会；艺术家于周一，而哲学家和诗人于周三在若弗兰夫人处相聚；哲学家和科学家周二聚于爱尔维修夫人处，而周日和周四聚于霍尔巴赫处；文学和政界名人周二聚会于内克夫人处，而其中任何团体都可能随时在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聚会。除此以外，尚有许多次要的沙龙：卢森堡夫人、瓦利埃夫人、弗卡渠夫人、塔尔蒙夫人、布罗伊夫人、比西夫人、克吕索尔夫人、舒瓦瑟尔夫人、卡伯斯夫人、米尔普瓦夫人、比沃安夫人、安维尔夫人、德艾吉永夫人、乌德托夫人、玛查斯夫人、杜潘夫人及埃皮奈夫人。

沙龙里的这些高贵庄严的女人并非以美丽著称。她们大部分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妇女，是智慧、机智、优雅、影响力和万能的金钱使女主人能招聚到妩媚的女人和有才智的男人，他们能以机敏或智慧使聚会闲谈生色，而不受感情或偏见所扰。这种沙龙不是调情、谈色情或双关语的地方。每个男人在沙龙里都可能有个情妇，每个女人也都可能有个情人，但这在开化的礼节与思想的取予上被很恰当地遮掩。在沙龙里，人们可以找到柏拉图式的友谊，就像杜德芳夫人和霍勒斯·沃波尔或莱斯皮纳斯小姐之与达朗贝尔。革命来临时，沙龙渐渐失去了其公正的风格，成为叛乱的中心。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获得最高的评价，因为在经营沙龙者中她是最有技巧的驯狮者，她允许大家有更多讨论的自由，并不使人觉察到受压迫，知道如何使他们享受的自由不逾越礼仪和高尚的情趣。她是出身中产阶级而经营出色沙龙的妇女之一。她的父亲是玛丽安妮的侍从，娶了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丽·安妮出生于1699年，即日后的若弗兰夫人。她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具有绘画天分的女人，为了女儿的教养曾立下了一套伟大计划，却因一个儿子的难产死于1700年。这两个孩子被送往圣霍诺热与他们的祖母一起生活。半个世纪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她写一份简短的自传时，若弗兰夫人说明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多：

我的祖母……所受的教育极少，但是她很善于观察，而且聪慧、敏捷……这些弥补了她知识的不足。她对一无所知的事也说得头头是道，没有人认为她必须要知道得更详细……她很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她认为教育对于女人而言是多余的。她说：“我一切都处理得这么好，我从不觉得有受教育的必要。如果我的孙女是一个傻瓜，知识会使她自恃而让人受不了。如果她聪明懂事，她会和我一样，会用机智和理解力来补足缺陷。因此，在我童年时期，她只教我如何研读，不过她让我读了很多作品。她教我思考，教我探求理性；她教我认识男人时要我说出对他们的看法，然后告诉我她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她无法忍受舞蹈家所教的优美姿势。她只希望我具有自然赋予的一个完美的人应具有的优雅。

这位祖母认为宗教比教育重要。因此，这两个孤儿每天都被带去做弥撒。

祖母也参加了玛丽的婚礼。弗朗索瓦·若弗兰，一个富裕的商人，时年48岁，要求娶这个13岁的女孩子。祖母认为这是一段好姻缘，而玛丽所受的教养也使她没有反抗的余地。但是她坚持要带弟弟一起住到坐落于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的舒适的家，这即是她管理了一辈子的家。1715年她生了一个女儿，1717年产下一个儿子——此子不幸于10岁时夭折。

同住在这条时髦街上的唐森夫人开了一家著名的沙龙。她邀请若弗兰夫人参加，但若弗兰夫人拒绝了。关于唐森的过去曾有一些谣言，而她的座上客又都是一些危险的自由思想家，如丰特内尔、孟德斯鸠、马里沃、普雷沃、爱尔维修、马蒙泰尔等人。虽然如此，若弗兰夫人还是去了。她深深地喜爱这些毫无拘束的思想家。相形之下，来拜访她那年迈丈夫的商人是多么令人厌烦！这时他已65岁，而她是巴尔扎克所称的30年华的少妇（femme de trenteans）。她开始享乐。丈夫反对，然而她的威势凌驾丈夫之上。最后他同意为她主持宴会，他通常保持缄默，但总是彬彬有礼。他84岁（1749年）去世时，她的客人几乎没注意到他已不存在了。一位自旅行中回来的客人问道，那位经常很谨慎地坐在桌首的老绅士哪里去了。若弗兰夫人淡淡地回答道：“那是我丈夫。他去世了。”

唐森夫人也使她的常客们黯然神伤，1749年她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我们该再记下92岁的丰特内尔说的话：“这么一个好女人（她曾是一个十足的罪恶的综合体）！真是遗憾！如今我每周二要到哪里吃饭？”不过他又欣然说道：“好吧，此后每周二我可要到若弗兰夫人那里去吃了。”她很高兴能有他这位客人，因为他曾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之前的哲学家，他的记忆可回溯至马扎然（1602—1661年，法国政治家），他还有7年的岁月可活，能忍受他人的奚落而不以为忤，因为听力不好。曾是唐森夫人的座上名人的大部分效法他的做法，不久若弗兰夫人周三中午的餐桌上时而聚集了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格里姆、莫雷莱、雷纳尔神父、达朗贝尔和睿智的那不勒斯人加利亚尼——驻巴黎的那不勒斯大使的秘书。

她丈夫死后，不顾她女儿无理的反对，若弗兰夫人容许狄德罗、达朗贝尔和马蒙泰尔在她周三的餐会上安排思想与风格的讨论。她是爱国者，也是基督徒，但是她钦慕哲学家们的勇气和活力。《百科全书》筹划组成时，她贡献了50余万银币的费用。她的家成了“《百科全书》沙龙”。而帕利索（Palissot）在他的喜剧《哲学家》（Les Philosophes,1760年）中讽刺这些反叛者时，把她当作这个小团体的教母仙子加以取笑。此后，她要求她的座上名人出语谦恭一些，而以泄气的补充来抑制狂辞——“啊，那真不错！”最后她停止邀请她的常客狄德罗，但送给他一套新的家具和一件大得吓人的长袍。

她发现艺术家、哲学家和官员们并不能相处得很融洽。哲人们好谈论，官员们讲究谨慎和礼仪。艺术家属于不稳定的一派，唯有他们自己能相互了解。因此，收集艺术品的若弗兰夫人，因凯吕斯伯爵的影响而激发她审美的热情。她邀请主要的艺术家和巴黎的鉴赏家参加她每周一晚上的特别宴会。参加者有布歇、拉图尔、韦尔内、夏尔丹、旺洛、科尚、德鲁埃、罗贝尔、乌德里、纳捷、苏夫洛、凯吕斯、布沙东和格勒兹，马蒙泰尔是参加这种宴会的唯一一位哲学家，因为他住在若弗兰夫人家里。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不只是招待这些客人，她购买他们的作品，他们替她画肖像时，为他们摆姿势，并付给优厚的报酬。其中夏尔丹所画的肖像最好，画中的她是一位戴着花边帽、结实而和蔼的夫人。旺洛死后，她以4000银币买下他的两幅画，之后再以5万银币转卖给一位俄罗斯亲王，而将所获的利润赠给旺洛的遗孀。

为了使接待圆满，若弗兰夫人也邀请她的女界友人参加小宴会。可是没有妇女被邀参加周一的晚宴，而莱斯皮纳斯小姐（也许因为她是达朗贝尔的密友）是参加周三晚宴的少数妇女之一。夫人是有一些占有欲，不过她也发现女性在场常妨碍她的贵宾谈论哲学和艺术。而在她家的聚会中能有妙趣横生而饶有意义的讨论，这一美誉的赢得，似乎证明了她的隔离政策是正确的。在巴黎的外国人都渴望获得她的邀请。可以说，在他们回国时，曾参加过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是仅次于被国王召见的一项殊荣。休谟、沃波尔和富兰克林是甚受欢迎的客人中的几位。驻凡尔赛的大使——甚至那不可一世的考尼茨伯爵——也认为出席圣霍诺热大道上若弗兰夫人府上的宴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1758年，俄国大使坎泰米尔亲王带来了安哈尔特·泽布斯特公主，她谈到她女儿的才华。4年后，这位女儿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那以后数年，所有俄国的女皇都与这位中产阶层的沙龙主人保持极友好的关系往来。一位曾数次参加夫人晚宴、英俊而聪明的瑞典人，回国后成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s Poniatowski），这位更英俊的青年是常客，几乎可以说是若弗兰夫人的一位献身者（她有时为他清偿债务），不久他即称她为“姆妈”（Maman）。他成为波兰国王（1764）时，他邀请夫人到华沙，待为上宾。虽然这时她已64岁，但仍接受了邀请。途中，她在维也纳做凯旋式的停留。她记载道：“我在此更为出名。”有一阵子，她在华沙的皇宫里（1766年）像母亲似的进谏国王。她寄回巴黎的信就像伏尔泰寄自费内的信一样到处被传阅。格里姆记载说：“没有读过若弗兰夫人的信件者不配进入高尚的社交圈。”她回到巴黎继续主持晚宴时，百位名人为之欣狂；皮龙和德利莱二人还作诗庆祝她的归来。

这趟旅程相当辛苦——乘坐马车来回行走了半个欧洲。若弗兰夫人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活泼愉快了。她一度表示不相信死后天堂，并将宗教贬为慈善，如今恢复了对天主教的信仰。马蒙泰尔曾记述她那种特殊的虔诚：

为了与天主交好而不妨碍她主持的社交圈，她实行一种秘密的信仰方式。她偷偷地去做弥撒，就像别人偷偷幽会一样。她在一座女修道院中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在方济各教堂内有一席特别座位，一切就像当时一些活跃的妇女有供她们的情人使用的小楼房一样的神秘。

1776年，天主教会宣布了一个大赦日，凡在规定的时刻到某些教堂赴会者，将得到特赦。3月11日，若弗兰夫人参加了圣母天主堂的一长串仪式，返家后她突然中风。哲学家们对她在崇拜天主的仪式后竟然得病一事感到异常愤怒，刻薄的莫雷莱主教评论道：“她以自己为例，证实了她常说的一句格言‘一个人只有行为愚蠢时才去世’。”她的女儿弗尔泰·安博照料生病的她，并警告那些哲学家远离她。直到去世，夫人没有再见到达朗贝尔和雷利特。但是她吩咐，在她死后她所给予他们的年金要增加。她又活了一年，虽然瘫痪需要别人照顾，但至死都在布施。

·杜德芳夫人

在欧洲，只有一个沙龙在名声和支持者方面能与若弗兰夫人的沙龙媲美。我们曾于别处读到过玛丽·德维希的生涯和个性：她还是一个女孩时，她的自由思想如何使修女和牧师们感到头痛；她如何嫁给了杜德芳侯爵，如何地离开他，而以经营沙龙来慰藉自己的孤寂（1739年起在伯恩街，1747年改在圣多明尼哥大道的圣约瑟夫修道院）。她的新址吓走了所有人，只剩下一位从前曾来享受过她的美酒、欣赏她的机智的哲学家。达朗贝尔仍留了下来，因为他是哲人中最不好对付的；其余的常客都是贵族社会中的男女，这些人因若弗兰夫人是中产阶级人士而对其加以冷落。这位侯爵夫人在57岁（1754年）失明时，她的朋友仍来参加她的宴会。但每星期宴会以外的日子，她因有增无减的消沉而感到无限寂寞，后来她终于说服她的侄女来与她同住，并在晚宴上当女主人的帮手。

朱莉娅·莱斯皮纳斯是女伯爵德阿尔邦和杜德芳夫人的兄弟加斯帕·德维希的私生女。女伯爵收养了她，把她和自己其他的子女一起抚养长大，让她受特别好的教育，并设法使她成为合法的女儿，但她的一个女儿反对，因此终未实现。1739年，朱莉娅一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嫁给了德维希，而偕其夫婿住到勃艮第的尚翁堡。1748年，女伯爵去世，遗留给当时16岁的朱莉娅300银币的年金。德维希夫人把朱莉娅带到尚翁堡，但仍以私生的孤儿看待她，让她当孩子们的女家庭教师。杜德芳夫人到尚翁堡去时，她为朱莉娅·莱斯皮纳斯小姐的优越才华和风仪深深感动。她赢得了这个女孩子的信任，并得知她因目前处境不如意而决定进修道院。这位侯爵夫人建议朱莉娅到巴黎去与她同住。家人群起反对，他们唯恐杜德芳夫人设法使朱莉娅的身份合法，而让她承袭德阿尔邦的一份家产。侯爵夫人保证她不会这样惹她亲戚的麻烦。这时，朱莉娅已进入修道院（1752年10月），不过不是当见习修女（novice），而只是寄膳宿。侯爵夫人旧议重提。经过一年的犹豫后，朱莉娅答应了。1754年2月13日，侯爵夫人寄给她一封很奇特的信，这封信在我们判断因果时不能不提出：

我将把你介绍给大家，说你是来自我的家乡、打算进修道院的年轻小姐，而且声明让你住在我家里，直到你找到一位如意的人。你将受到礼遇，甚至获得敬重，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自尊绝不会受到侵犯。

不过……还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明。假如你的行为中有任何诡诈，即使微不足道的小小花招，我都无法忍受。我本性多疑，而我若怀疑到某些人奸诈，我会一直怀疑，直到对他们完全失去信心。我有两位亲密的朋友——福尔蒙和达朗贝尔——我非常喜爱他们，可是主要的不是因为他们可爱的性格和他们的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绝对诚挚。因此，我亲爱的小姐，你必须决心以最高的诚挚与我共同生活……也许你认为我是在说教，但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在谈到诚挚时我才会这样。对这一点我是很无情的。

1754年4月，朱莉娅搬来与杜德芳夫人同住，先是住在马车棚屋上，然后搬到圣约瑟夫修道院内侯爵夫人居处上面的房间。也许是出于夫人的建议，奥尔良公爵给了她一笔692银币的恩俸。她帮助失明的女主人接待和安置参加沙龙聚会的客人。她以悦人的风度、反应快速的机智和清新、青春的活力，使所有聚会进行得非常愉快。她算不上美女，但那明亮乌黑的眼睛和满头棕色的秀发配合得极其诱人。有半数到会的先生都爱上了她，甚至包括夫人老迈而忠实的护卫骑士夏尔—让—弗朗索瓦·埃诺。这个人是调查庭的庭长，已70岁，总是生病，老是喝得满脸通红。朱莉娅颇有分寸地接受他们的恭维，虽然如此，由于失明而敏感倍增的侯爵夫人，一定觉察到以往一些对她的崇拜如今已经转移了对象。也许还有一个因素掺杂在内：这位年长的妇人对这位年轻的小姐开始产生一种不容分享的感情。

朱莉娅不可避免地坠入了情网。最初是和一位我们只知其名为塔弗的爱尔兰青年相恋。他一经获允参加沙龙以后，几乎每天都到，侯爵夫人很快就觉察到，他不是来看她，而是来看小姐的。她发觉朱莉娅对这位青年的追求欣然接纳。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警告朱莉娅勿轻易妥协。这位傲慢的小姐对母亲似的忠告竟然感到愤懑。侯爵夫人担心失去她，另一方面又切望能保护她，免得她陷入那没有永恒保证的冲动情感。于是命令朱莉娅，塔弗来访时不可走出她的房门。朱莉娅服从了，但由于争吵时过分激动开始吸食鸦片以镇静情绪。18世纪，许多人都用鸦片当镇静剂。莱斯皮纳斯小姐每有一次新的罗曼史便增加一次药剂的分量。

她尝试忘记塔弗，但她的第二次恋爱上了历史，这次的对象是达朗贝尔。杜德芳夫人对他有一份像母亲却具有占有性的情感。1754年，达朗贝尔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百科全书》的合编者，《百科全书》是巴黎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伏尔泰在谦虚时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不过他没有伏尔泰具有的任何一点优势。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而且他自童年起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像普通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生长在一个玻璃工人家庭，鲁索夫人收养了他。他长得很英俊，干净、有礼，有时也很活泼快乐，他几乎可以和任何专家谈论任何问题，但他也会以故事的表面情节、以矫饰的行为和机智隐藏自己的才华。其他方面他与这个世界毫不妥协。他喜欢特立独行而不愿仰赖国王和王后的恩典。杜德芳夫人为他争取进入法国学院时，他拒绝赞扬埃诺所撰的《法国编年史》以争取他的赞成票。他的好讽刺的个性使他常常出口伤人，他会很没有耐性，“有时向他的对手大发雷霆”。他与妇女独处时总是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然而他的羞涩吸引了她们，好像在与她们迷人的魅力争胜。

杜德芳夫人第一次遇到他时（1743年），她深为他广博的见识和明晰的判断力吸引。当时她已46岁，而他仅26岁。她把他当作自己的“野猫”接纳下来。她不但邀请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沙龙，同时邀他参加私下的晚餐和聚谈。她曾誓言表示愿意“睡掉24小时中的22小时，只要其余两小时我们能厮守在一起”。这份甜蜜的友情持续了11年后，朱莉娅介入了他们的生活中。

在私生子和私生女之间，有着一份自然的关系。达朗贝尔在回忆中说：

我们两人都没有父母和家庭，我们出生时就被遗弃，不幸和不快乐的折磨，自然似乎是让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寻找彼此，以弥补彼此失去的，让我们像两株杨柳似的生长着，被暴风雨吹折了腰，但未被连根拔起，因为它们脆弱时，它们已将枝条交缠在一起了。

他几乎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感觉到这种“选择的密切关系”（elective affinity）。1771年，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时间和习俗使一切变得陈腐，却无以改变我对你的感情，这是你17年前激发起的感情。”但是，他等了9年才宣布这份爱意，而且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的。1763年，他从波茨坦写信给她，说明他拒绝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担任柏林科学学院的院长，具有“一千个理由，其中之一你是无论如何都猜不着的”。这是达朗贝尔奇怪地糊涂一时，因为有男人爱上自己时，一个女人不会不知道吧？

杜德芳夫人感觉出她的特殊客人和她监护的侄女之间的感情慢慢地增长着，她也注意到朱莉娅成为沙龙的话题和兴趣所在。有一段时间她没有任何责难表示，但在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1760年），她对达朗贝尔有了苛刻的批评。她让一位友人在达朗贝尔尚未来到前，向她的客人公开宣读伏尔泰关于这次批评的回信。开始读信后不多久达朗贝尔就到了，因而听到了恶意揭发隐私的一段。他和其他人一起纵声大笑，内心却受到了伤害。侯爵夫人设法补偿，但这次伤害仍留下了创痕。他于1763年谒访腓特烈二世时，几乎每天写信给莱斯皮纳斯小姐，但很少写给夫人。他回到巴黎后，在她们下来参加沙龙以前，他习惯上总是先到朱莉娅的房间看她。而有时杜尔哥、沙特吕或马蒙泰尔也陪他参加这私下的拜访。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发觉到那些她帮助和喜爱的人背叛了她。如今她视朱莉娅如仇人，而以种种激怒的方法来表露她的不满情绪——冷言冷语、琐碎的要求，并常说起朱莉娅依赖她。朱莉娅对这位“失明而好幻想的老妪”及对随时随地要听从侯爵夫人的使唤日渐感到不耐烦，内心的不快也与日俱增，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刺痛。她后来记叙道：“一切痛苦都很深刻，而快乐却是一掠即过的飞鸟。”在最后一次争吵中，夫人指责她在家里和开支方面有所欺骗。朱莉娅回答说，对这样对待她的人实在无法忍受再与她共同生活下去，于是，1764年5月初的一天，她离开了这里，出去另觅住处。侯爵夫人坚持达朗贝尔必须在她们二人中做一选择，使破裂无法挽回。达朗贝尔离开了她，再也没有回来。

有一段时间，这个老沙龙似乎因他们关系的断绝而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大部分常客仍来找侯爵夫人，但有好些人——卢森堡夫人、沙蒂永公爵夫人、布夫菲尔伯爵夫人、杜尔哥、沙特吕，甚至埃诺——都去找朱莉娅，表示他们的同情和对她的爱顾。沙龙里只剩下年迈而忠实的朋友，及寻求声名和美食的新客。杜德芳夫人描述1768年发生的这次转变：

昨天有12个人在这里，而我欣赏了各式各样、各种程度的无聊事，我们都是十足的傻瓜，各人有各人的形态……我们疲惫不堪。12个人都在1点钟离去，但没有一个人觉得些许遗憾……蓬德韦勒（Pont-de-Veyle）是我唯一的朋友，却有3/4的时间简直把我烦死了。

自从失明后，她就不再热爱生命，而现在最亲密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她更陷入无望和对人生的价值表示怀疑的绝望中。与约伯一样，她诅咒自己的出生：“一切的悲哀中，我的失明和年老是最微不足道的……只有一件不幸的事……那便是生于此世。”她嘲笑浪漫主义者和哲学家们的梦想——不只是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和萨瓦牧师，她也嘲笑伏尔泰长期追求“真理”。“而你，伏尔泰先生，真理的热爱者，老实告诉我，你找到没有？你改正、毁弃谬误，但你以什么取代它们？”她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她喜欢温和的怀疑论者如蒙田和圣埃夫勒蒙，胜于激进的叛逆者如伏尔泰和狄德罗。

她认为她的生命已经告终，但生命对她仍未完全了结。她的沙龙在舒瓦瑟尔当政期间恢复了一段时期，当时政府的要员们在老侯爵夫人家里聚集，而和蔼的舒瓦瑟尔的友谊又给这黑暗的日子带来一些光明。1765年，沃波尔开始来参加她的聚会，她慢慢地对他产生了一份情感，那成为她对生命的最后执着。我们希望在那最后的惊人的化身中再见到原来的她。

·莱斯皮纳斯小姐

朱莉娅选择了在伯勒查斯大道和圣多明尼哥大道交叉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作为她的新居——距侯爵夫人女修道院的家仅百米远。她并未因此变得贫困，除了数笔为数不多的年金外，她还自“国王的税收”（1758年、1763年）中获取2600银币的年金。显然，那是由于舒瓦瑟尔为她说项的关系。而在达朗贝尔的建议下，若弗兰夫人资助她一笔2000利维尔的年金和一笔1000克朗的年金。卢森堡夫人给了她全套家具。

在这个新居中安定下来没多久，朱莉娅便感染了天花。休谟写给布弗莱夫人的信中说：“莱斯皮纳斯小姐病得非常危险，我很高兴看到达朗贝尔在这时放下了他的哲学。”的确，这位哲学家每天早晨步行很远的路到她床侧看顾她直到深夜，然后再回到鲁索夫人家自己的房子里。朱莉娅病愈了，却一直很虚弱和神经质，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而且满脸红斑。我们可以想象，对一个32岁未婚的女人，这是什么滋味。

她及时痊愈以照顾达朗贝尔。1765年春，他因胃疾卧病在床几至死去。马蒙泰尔惊讶地发现他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光线不足，空气污浊，一张床窄得像棺材”。另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瓦特莱让达朗贝尔住到他在特姆普附近宽敞的家里。如今这位哲学家黯然同意离开自小供养他的家庭。杜克洛喊道：“喔，真是不可思议的日子！达朗贝尔断乳了！”朱莉娅每天到这个新住处，尽心尽力回报他近日对她的照顾。他恢复到可以走动时，她要求他住到她家的楼上。他于1765年秋搬了进去，但付给她适量的租金。他并未忘了鲁索夫人，常常去看她，与她分享他的收入，而且一直为他的离去而道歉：“可怜的养母，你爱我甚于爱自己的孩子。”

一度，巴黎人认为朱莉娅是他的情妇。表面的情况证实人们的这种推测，达朗贝尔与她同餐共桌，给她写信，处理她的事务，投资她的储蓄，为她收取所得。公共场合中他们总是在一起，没有人在邀请时只请其中一位。不过，慢慢地，说闲语的人也开始明白朱莉娅既不是达朗贝尔的情妇，也不是他的妻子或情人，而只是妹妹兼朋友而已。她似乎从未了解他对她的爱是完整的，虽然他无法以言语表达。若弗兰夫人和内克夫人，这两位标准的道德家，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精神上的恋爱。这两位年长的沙龙主持人邀请他们参加她们的聚会。

莱斯皮纳斯小姐自己成立了一个沙龙时，若弗兰夫人未加以公然反对，这对她母亲似的慈蔼是严厉的考验。朱莉娅和达朗贝尔早已交了许多的朋友，所以几个月之后，她的客厅每天从下午5点到9点这段时间几乎高朋满座，男男女女精挑细选的客人几乎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达朗贝尔主持讨论交谈，朱莉娅则发挥出女性所有一切悦人的能力，尽量使客人感到温暖亲切、宾至如归。沙龙中不举行宴会式晚餐，却被誉为全巴黎最富刺激的沙龙。出现在沙龙的有不久即在政界任高官的杜尔哥和布里耶纳，贵族如沙特吕和孔多塞（Condorcet），主教如布瓦门特和布瓦热兰，怀疑论者如休谟、莫雷莱，作家如马布利、孔狄亚克、马蒙泰尔和达朗贝尔。最初他们是来看达朗贝尔和听他的高论，后来他们开始欣赏朱莉娅用来引发每个客人表现出他或她的特殊才华的恰如其分的技巧。在这里，人们无所不谈而不会遭受禁止，人们讨论宗教、哲学或政治中最细微的问题；但是，受过若弗兰夫人这种训练的朱莉娅知道如何缓和大家激动的情绪，使争论恢复为讨论。大家都不希望令这位虚弱的女主人不快，这一默契形成了这个沙龙中共同遵守的不成文法。根据圣伯夫的判断，莱斯皮纳斯小姐的沙龙是路易十五末期“最时髦、最为大家向往的，虽然这时有许多有名的沙龙”。

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沙龙具有这种双重吸引力。朱莉娅虽是麻脸，又是无父的私生女，却是成打名人的第二情人。而达朗贝尔的声誉正达顶峰，格里姆报道说：

他的谈话对人的心智均具有教导启发作用而且能娱人心怀。他参与畅谈任何悦人的一般话题，并以此显示他具有无穷尽的思想、对逸闻趣事的知识及奇特的记忆。不管话题本身多么枯燥乏味，他都有秘诀使其变得生机盎然……他所有的幽默的话都有细微和深刻的创造性。

再看休谟写给沃波尔的信：

达朗贝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朋友，具有无可非议的品德。就拒受俄国女沙皇和普鲁士国王的赠予而言，他显示出无视于私利和虚浮自负……他有5笔年金：一得自普鲁士国王，二得自法兰西国王，第三笔是科学学院院士年金，另一笔是法国学院院士年金，最后一笔则取自他自己的家族。其总数每年未超过6000银币，以其中半额他过着小康的生活，另一半资助与他有关系的穷人。总而言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很少见到比他更有德行、更贤明的人。

除了说话的灵巧和言词的优雅略为逊色外，在其他任何方面朱莉娅和达朗贝尔都搭配得很好。然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是启蒙运动中最后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寻求思想和行为的理性和尺度。在卢梭之后，朱莉娅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第一个有力的提倡者，马蒙泰尔描写她“是自萨福以来，想象力最丰富、最热情、最容易激起幻想的人物”。无论真实人物或作家的虚构人物——卢梭的爱洛漪丝或卢梭本人，或理查森的克拉丽莎或普雷沃的曼侬——没有任何一个浪漫主义者在感觉的敏锐或内心的热情上能胜过她。达朗贝尔是客观的，或者说，他尝试表现得客观。朱莉娅则主观到有时只重一己的利益或事务。不过她有“人溺己溺的精神”。她鞠躬尽瘁地安慰生病或受了委屈的人，她狂热地为沙特吕和拉阿尔普获选入学院而奔走。但她坠入情网时，她忘了一切事务和所有其他的人——被她遗忘的人第一次是杜德芳夫人，第二和第三次则是达朗贝尔本人。

1766年，一位年轻的贵族莫拉——西班牙大使的儿子——进了沙龙。他年方22岁，朱莉娅34岁。他12岁时曾与一位11岁的女孩结婚，女孩于1764年去世。朱莉娅不久即为他的年轻迷人所惑，也许受惑于他的财富。他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地发展到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地步。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父亲即命他回西班牙服兵役。莫拉入营了，但不久即辞去军职。1771年1月，他开始咳血，前往瓦伦西亚，希望能休养恢复，病未痊愈他又奔回巴黎找朱莉娅。在她精致小寓的欢乐声中和达朗贝尔暗地里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1772年，大使奉召回西班牙，并坚持要他的儿子一同回国。他的父母都不同意他和朱莉娅的婚事。莫拉于是弃家出走，北上与朱莉娅重聚。但1774年5月27日，他因肺结核死于波尔多。那天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正前来与你重聚，而今我却面临死神的召唤。多么可怕的命运！……但你曾爱过我，想到你的时候我仍感到非常快乐。我为你而死。”从他手上退下了两个戒指，其中一枚镶有朱莉娅的青丝，另一枚刻着几个字：“一切逝去，爱情永存。”心地高尚的达朗贝尔如此记述莫拉：“我为那仁慈、心地善良而高尚的人感到遗憾……他是我认识的最完美的人……我将永远记得这么纯洁、高尚、强健而又温和的人与我自己的灵魂交融的时刻。”

朱莉娅得到莫拉的死讯时心都碎了，尤其因为正在这时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人。1772年9月，她遇到了29岁的吉贝尔，他曾在“七年战争”中立下显赫的战功。而且他那部《战术的全面研究》（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ctics）被将领和知识分子公认为一部巨著，后来拿破仑在他所有的战役中一直随身带着他曾亲加注释的一部。其中指责所有君主政体的《初论》（Preliminary Discourse），在大革命前的20年就系统地道出了1789年的基本原则。从一个重要的沙龙中讨论他时人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大家对吉贝尔的倾慕：“吉贝尔的母亲、姐妹或情妇最受人妒羡吧？”当然，他有一位情妇——蒙特莎夫人，这是他最近，也是最久的一次恋情。朱莉娅在对他不满时，曾严苛地批评他：

他对待女人轻浮，甚至无情，是因为他小看了她们……他认为她们喜欢调情、虚荣、脆弱、虚伪和轻浮。那些他最钟爱的，在他认为就是最浪漫的。虽然他也承认有些女人有很好的品德，但他并不因此提高对她们的评价，只是认为她们的缺点比优点少而已。

然而，他长得很英俊，待人处世的态度毫无瑕疵，他的言词既有内容又富有感情，既博学，思想又清晰。斯塔尔夫人说：“他的谈话是我所听过的最富变化、最有生气、内容最丰富的。”

朱莉娅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吉贝尔对她主持的聚会表示出喜爱。他们为彼此的声誉吸引，他一时的征服心理与她炽烈的热情，促成了他们的爱恋。就是这炽热的爱情使她写给吉贝尔的情书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当时最出色的文学之一。法国初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她的情书中比在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中更能找到生动的表现。

现存她最早写给吉贝尔的情书（1773年5月15日），显示她已坠入他的情网，却因违背了对莫拉的忠贞誓言而懊悔不已。她写信给正动身前往斯特拉斯堡的吉贝尔，说：

老天爷！是什么魔力，是什么天命，你竟把我迷惑成这个样子？为何我没有在9月死去？当时我若死去就可以不必……有现在的自责。天哪，我觉得，我仍可为他而死；我的任何利益无一不能为他牺牲……啊，他会原谅我的！我遭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我的心身都因这长时期的悲哀而疲惫不堪。得到有关他的消息时我陷入了狂乱。就在当时我第一次遇见你；那时你接受了我的心，并使我心快慰。我不知该怎样做比较好——是心领呢，还是接受？

8天后她卸除了所有的防卫：“假如我仍年轻、漂亮而又迷人，则我可以说你对我的态度、行为有很多做作。可是因为我未具有其中任何一项，所以你对我的行为包含了亲切与敬重，使你永远赢得我的心。”有时她以爱洛漪丝对阿贝拉尔似的放纵态度写道：

世界上唯有你能拥有并占有我。今后只有你能填补我的心灵……今天，我的门每开一次，我的心也随着怦跳一次。有一阵子我真怕听到你的名字，可是听不到你的名字时我又觉得心碎。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互相抵触的情绪，一切都是真实的，而只有三个字能加以解释：我爱你。

两份爱情的矛盾增加了她的不安，也许由于渴望或女性愿望的满足及染上肺病的一种倾向，1773年6月6日她在给吉贝尔的信中写道：

虽然你的心灵受到激荡，却不和我的情形一样，我的心灵不停地自震荡趋于沮丧。我吸毒（鸦片）来镇定自己。你看我已无法自持，开导我，给我力量。我会相信你，你将是我的支柱。

吉贝尔在10月回到巴黎，断绝了他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而把爱情献给朱莉娅。她感激地接受了，并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他——在歌剧院中她包厢的前座里（1774年2月10日）。嗣后，她声称这一次，在她42岁时，是她所谓的“荣誉”与“美德”的第一次瑕疵。但她并未自责：

你记否你使我陷入何种处境，你信否你置我于何种境地？我要告诉你，在很快恢复镇定之后，我又站起来了（这几个字是用斜体写的），而且我发现自己较此之前并未有毫发差别……令你感到惊讶的是，也许在所有使我的心趋向于你的冲动中，最后一个是唯一我不觉得后悔的……在那种放肆下，在自制和所有个人利益的最大限度下，我可以向你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件不幸的事是我无法忍受的——冒犯你和失去你。那种恐惧会使我舍弃我的生命。

有一段时期她终于体验到了令人心神恍惚的幸福。她在写给他的情书中说（因为他们的关系保持秘密而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惦念着你。我迷恋你到这种程度，因此我可以了解献身于上帝者的感觉。”无可避免地，对这种毫无保留全部倾泻而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爱情，吉贝尔感到厌倦。不久，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布弗莱伯爵夫人，而且恢复了和蒙特莎夫人之间的关系（1774年5月）。朱莉娅责怪他，他却表现得很冷淡。6月2日，她获知莫拉在前来与她相会的途中去世，临终时对她犹念念不忘。她因悔恨显得精神错乱，并企图饮毒自尽，吉贝尔阻止了她。如今在她给他的信中谈的全是莫拉的事，说这位年轻的西班牙贵族比她认识的任何一个其他的男人都优秀。吉贝尔更少去看她了，蒙特莎夫人希望自己至少仍是他的情妇之一。朱莉娅为他筹划婚事，他则拒绝她所做的安排，于1775年6月1日与17岁富有的库塞尔小姐结婚。朱莉娅在给他的信中充满了怨恨和鄙视，以对不灭爱情的抗议作为结束。

这段热恋的过程她竟能瞒过达朗贝尔，他一直认为莫拉的离去，以及后来他的死亡是朱莉娅神思恍惚的原因。他欢迎吉贝尔来参加她的沙龙，给他一份极为诚挚的友情，并亲自寄送她已封好的写给吉贝尔的情书。不过，达朗贝尔发现她对自己已失去了兴趣，有时还因他在场而感到不悦。事实上，她在写给吉贝尔的信中也曾说：“那样是否算太忘恩，我敢说达朗贝尔若离去，我将会感到很快慰，他在场增加我的心理负担。他使我觉得全身不适，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他的友情与仁慈。”她去世时，他写给她的“悼魂词”中有这样的语句：

我既想象不出，也猜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一度）对我那么亲切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又觉得我可憎？是我做了什么令你不高兴的事吗？如果你有什么怨言，为什么不向我抱怨……或者，亲爱的朱莉娅……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把我蒙在鼓里，而如果我知道了的话，我会宽宥？……有20次我几乎要投入你怀里，问问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我恐怕你的双臂拒纳我……9个月来，我一直伺机想告诉你，我遭受的痛苦和我的感受，可是那几个月我一直觉得你柔弱得承担不起我对你苛细的指责。唯一能毫无隐瞒地向你展示我沮丧而泄气的心的，竟是那可怕的时刻，就在你去世前的数小时，你伤心地要求我原谅时……可是以后你再也没力气跟我说话或听我说话了……而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我失去了在我生命中将是最珍贵的一个时刻——再次告诉你，你对我是如何的珍贵，我分担了多少你的哀伤，而我如何深愿和你在一起终止我的哀伤。我愿以我全部的余生换取那我再也不可得到的一刹那，有那一刹那能向你表明我对你的情爱，也许能使你恢复对我的柔情。

朱莉娅梦想的破碎加速了肺病夺取她的生命。博尔德乌医生被请来诊治她的病，他宣布她的情况已经无望。1776年4月起她一直未能离床。吉贝尔每天早晚来看她，达朗贝尔则除睡觉外不离开她的病榻。沙龙停止了，但孔多塞、叙阿尔及好心的若弗兰夫人——虽然她也将辞世——仍然到沙龙来。在最后一段日子里朱莉娅不愿吉贝尔来，因为她不希望他看到她那因痉挛而变了样子的脸，但她经常写短笺给他。此时他也郑重声明：“我一直爱着你，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爱你，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而言你比其他任何一切都要珍贵。”这个声明加上达朗贝尔默默的忠诚及朋友们的关怀，是她痛苦中仅有的慰藉。她立了遗嘱，其中指定达朗贝尔为遗嘱执行人，并把所有的文件和财物托付给他。

她的弟弟德维希侯爵从勃艮第来看她，并力劝她与教会妥协。他在写给德阿尔邦伯爵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我终于劝服她当着百科全书派，不顾其反对立场而接受了圣礼。”她给吉贝尔的遗言：“朋友，我爱你……永诀了。”她向达朗贝尔表示对他长期诚挚的谢意，并要求他原谅她的忘恩负义。她于1776年5月23日清晨去世，并于同一天在圣萨皮斯教堂下葬，一切遵照她的遗嘱——“像穷人一样”收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