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统治者
乔治一世（1714—1727）
正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久发觉的那样，英国人在政务上要比法国人聪明得多。在斩首一位君主并吓得另一位君主渡过英吉利海峡逃亡后，他们现在引进一位心神留在德国的国王。他长时间在故乡汉诺威停留，而今注定要受到一个他永远无法了解其方式和语言的国会的左右。
汉诺威王朝源于中古时代的德国，其王室血统可以由不伦瑞克—吕内堡诸公爵追溯到“狮王”亨利（Henry the Lion，1129—1195年），再由他追溯到他的韦尔夫或吉尔菲祖先。汉诺威于169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选帝侯区。它的第一位选帝侯奥古斯都娶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孙女索菲娅。奥古斯都死后，他的遗孀根据国会的《继位法案》（Act of Settlement，1701年），成为英国王位的女继承人。
她的儿子乔治·路易是第二位汉诺威选帝侯——由于一门不愉快的亲事，这个愉快的继承权蒙上了阴影。他的妻子多罗西娅愤恨他的拈花惹草，打算跟英俊潇洒的禁卫军团长菲利普·范·柯尼希斯马克伯爵私奔。乔治洞悉了这桩密谋，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这位伯爵的消息，他极可能被处以死刑（1694年）。多罗西娅被捕受审，其婚姻宣告解除，在余下的32年中，她一直被关在阿尔登古堡中。她为丈夫生下一儿一女，女儿成为腓特烈大帝的母亲，儿子成为英王乔治二世。
汉诺威的孀居女选帝侯索菲娅死于1714年，在安妮女王去世的前两个月。她丧失了王位，但她的儿子立刻被拥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乔治一世。同年9月18日，他抵达英格兰，开启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带着儿子和媳妇、一批德国助手和两名情妇：夏洛特·范·基尔曼瑟奇，他封她为达林顿公爵夫人；梅卢西纳·范·德·舒伦堡伯爵夫人，他封她为肯德尔公爵夫人，或许也是他的妻子。根据当时的道德风气，英国可能会接受这种安排，但是，对于英国人的眼光和荷包来说，这两位女郎都是丑陋而奢侈的。梅卢西纳出卖她的影响力的价格高到连贪污的总监督华尔波尔都抱怨起来。关于这一点，乔治一世问道：华尔波尔自己不是也卖官鬻爵吗？
1714年，乔治一世54岁，身材高大而英勇，是一个不屑花一文钱买书的“爽直、粗鲁的男人”，但曾在战场上显示他的勇武。玛丽·蒙塔古夫人称他是一个“老实的木头人”，不过他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愚钝。她也承认“他是唯唯诺诺的大好人，如果他们让他安享宁静的话，他也希望全人类都如此”。在这样一个生疏的环境、这样一个不安定的地位下，显然他无法安适自在。不列颠的寡头政治雇用他来阻止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对王位，他没有神授王权或个人的要求权。他明白这些控制国会的专横的英国人也一心要支配他。他简直无法宽恕他们说英语这件事。他认为他们不及他的汉诺威伙伴优越。他撤回到圣詹姆斯宫幽居，几乎每年逃回汉诺威一次，而且竭尽所能转移英国的财源和政策，以保护他所爱的选帝侯区。
更糟糕的是，他的儿子恨他有如恨一名杀人凶犯。乔治·奥古斯都现在是威尔士王子，他公开指责继续监禁他的母亲，反抗国王情妇的权势和装腔作势，跟国王的大臣们争吵，而且清楚地表示他的看法，以致他的父亲将他逐出宫外。威尔士王子和王妃卡罗琳奉敕令跟他们的子女分开，引退到莱斯特宫（1717年），另组朝廷与国王对立。牛顿、查斯特菲尔德、赫维（Hervey）、斯威夫特、蒲柏及更迷人的女士来到他们身边，都只发现威尔士王子比国王更乖戾、更愚钝。
王室的这种分裂多多少少跟执政的少数派和国会分为托利党和辉格党有关。伏尔泰估计，约有800人控制了政府、国会选举、国家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不再有任何像克伦威尔的独立党（Independents）与平等派（Levellers）提出的烦人的民主论调。国会的投票选举权限于财产所有人——在这个时期约有16万人——这些选举人通常圈选乡绅或地方领主推荐的候选人。政客根据他们支持有爵位的贵族或上流社会人士（财产较少的地主）和商人分别为托利党或辉格党人。英国国教信徒走的是托利党路线，非国教派人士则支持辉格党。托利党反对君主服从国会，他们和国教教会坚守君权神授的学说。在安妮女王临终前，他们曾考虑使流亡在外的斯图亚特王室复位。汉诺威王朝既然登基了，反对詹姆斯二世拥护者的辉格党自然就取代他们了。其实，在此之前，内阁通常包括两党人士，乔治一世只任命辉格党人担任高官，因此透过内阁由政党组成政府。从此，由于不懂英语，他不再主持内阁会议，最有势力的阁员成了首席大臣，接管国王的职权。
詹姆斯·斯坦霍普领导内阁有7年之久。他最受欢迎的初期行动之一，是恢复马尔伯勒公爵丘吉尔（John Churchill）——他一直遭到托利党人的弹劾——所有原职，尤其是陆军总司令的官衔。结束放逐生涯、返国后，这位公爵隐居在布莱尼姆宫，他在那里忍受长期病痛，并于1722年6月16日与世长辞。英国宽恕了他，并记取了他连续不断的胜利，接受了博林布鲁克的判决——“他是如此伟大的人，因而我不记得他是否犯过任何错误。”他的遗孀，10年来左右一位国王的萨拉·丘吉尔，花了22年的时间，珍藏并维护他死后的名望。萨默塞特公爵向她求婚时，她回答：“要是我像过去一样年轻貌美，而不是现在这样衰老憔悴的话，你可以把整个世界放在我的脚下，也绝无法分享一度属于约翰·丘吉尔的芳心和玉手。”1743年，在她享年84岁与世长辞的前一年，她曾打算烧毁早年的情书，但再翻阅一遍后，她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便留了下来。能够这样忠于爱情的女人，及能够获得这样一位难与相处的女人如此坚贞的男人，必然有许多可取之处。
博林布鲁克继马尔伯勒之后遭到放逐。被乔治一世撤免政府官职，因暗中与失势的王朝勾结而遭到弹劾的威胁，深受被他以才智螫刺的辉格党人和非国教派人士的痛恨，国教信徒也将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蔑视者，因而闭门不纳。他逃往法国（1715年3月），投靠詹姆斯三世，成了他的国务大臣，协助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筹划在英国的叛变，而且主张由法国进攻英国。国会宣告他犯了叛国罪，没收他的财产，判了他死刑。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运动几乎推翻了乔治一世。托利党人痛恨汉诺威人有如篡位者和乡巴佬；英格兰的老百姓忠心耿耿于旧王朝，私下渴望被放逐的王朝复辟；苏格兰的中上阶层，以出了一位苏格兰籍的英国国王而自豪，在解散苏格兰国会的合并法案（1707年）下烦躁不安——准备帮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詹姆斯·斯图亚特夺回王位而发动的入侵。
詹姆斯·斯图亚特，现年27岁（1715年），历史上说他是“老王位的觊觎者”。他在法国长大，因修道院教师和他父亲詹姆斯二世身受的苦难而深信天主教，博林布鲁克建议他应该改信新教，用以加强英国境内拥护詹姆斯二世者的情绪，他拒绝了。博林布鲁克辩称，长老教会的苏格兰教友和托利党的英国国教徒如何能够奋起支持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物登上他们的王位？詹姆斯坚持到底，他宣称他宁可做一名没有王位的天主教徒，也不愿意当信奉新教的国王。在此同时（1714年8月），英国国会悬赏10万英镑捉拿詹姆斯三世，以防止他踏上英国本土。
一个人的出现似乎使局势转而对这位王位觊觎者有利。马尔伯爵厄斯金，在安妮女王晚年一直是苏格兰的国务大臣。被乔治一世免职后，他策划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在英格兰起义，然后乘船至苏格兰号召苏格兰人加入他的起义行列（1715年9月6日）。几位贵族加入他的队伍，使他的兵力增至6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但爱丁堡、格拉斯哥和苏格兰低地（Lowlands）南部地方支持汉诺威王朝。英国政府明令宣告叛国者死罪，并没收财产，为对付叛乱分子，英国动员了1.3万名步兵，还召集了6000多名海军，同时下令统率爱丁堡和斯特灵卫戍部队的阿盖尔公爵镇压叛徒。他在谢里夫默尔遭遇马尔伯爵的部队（1715年11月13日），在这场战斗中双方都无法宣称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另一支2000人的苏格兰部队并未加入马尔伯爵的行列，鲁莽地推进到距离利物浦30英里以内的地区，徒然希望激起并保护英格兰城镇中的起义。在普雷斯顿，因受到一支政府军的包围，被迫无条件投降（11月14日）。
詹姆斯三世于12月27日搭船离开敦刻克尔之前，必然已知悉这些。博林布鲁克曾经警告他，英格兰境内不会有人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叛变。这位王位觊觎者由于深信他的起义是天赋的合法权利，再加上法国政府给的10万克朗和梵蒂冈的3万克朗，一时为之陶醉沉迷。在苏格兰登陆后，他在珀斯加入马尔伯爵的军队，还打算在斯昆举行庄严的加冕典礼。但他的沉默寡言和抑郁的表情，及就这次起义的声势不够大而满腹怨言，这些对苏格兰人的热心毫无助益。他们也抱怨从来没见他笑过，也难得听他讲过话。此外，他因疟疾而颤抖，几乎不能忍受北方的寒冬。马尔伯爵判断他的部队不适于作战，下令他们撤回蒙特罗斯，焚毁所有的城镇、村庄和作物，以阻止阿盖尔公爵的追击。詹姆斯对这种破坏感到遗憾，并留下钱赔偿那些财产受损者的一部分损失。接着，阿盖尔公爵大占优势的军队进逼蒙特罗斯时，詹姆斯、马尔伯爵和其他叛军的领袖仓皇逃往海滨，并搭船前往法国（1716年2月4日）。各地的叛党部队非降即散。
大多数俘虏被运往殖民地服劳役。57人遭到处决，12名逃亡法国的苏格兰贵族，如果返国即将予以处死。詹姆斯原先还指望奥尔良会派兵到苏格兰救他，但法国现在正考虑跟英国结盟，而且力劝詹姆斯离开法国。他在教皇的领地阿维尼翁停留了一段时期，然后在罗马定居。
博林布鲁克在法国停留到1723年。精通法文的他，处于沙龙和哲学家之间，怡然自得。除了政治外，他样样皆精，他买了约翰·洛的公司的股份，在骗局拆穿之前抛售，结果赚了一大笔钱。他的妻室留在英国，他和寡居的德·维莱特侯爵夫人马尔西，结下了几乎是体面的亲密关系。她40岁，而他38岁。像许许多多的法国女人一样，她甚至在美貌消逝后还保持着一股魅力。或许吸引他的是她的优雅风度、活泼性格和智慧。他成了她的情人，在博林布鲁克夫人去世后，他娶了这位侯爵夫人，和她一起住在拉·苏尔斯。正如我们知道的，伏尔泰在那里拜访了他（1721年）。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说：“我在这位杰出的英国人身上发现了英国的饱学和法国的文雅。”
对这次叛变的镇压使几名贵族丢了脑袋，但并未减弱英国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情绪。根据1641年和1694年的《三年改选法案》（Triennial Act），任何国会不得持续3年以上。因此，乔治一世的第一届国会在1717年面临托利党和拥护詹姆斯二世的多数派可能东山再起的大选局面。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国会根据1716年的《七年改选法案》（Septennial Act），投票决定它再行使职权4年，同时决定此后所有的国会都可以持续7年。马尔伯勒最显赫的后裔说：“这是英国仅见的最大胆而最完整的维护国会至高权力的行动。”乔治一世也害怕托利党获胜，他批准了这项新的法律。实际上，汉诺威王室必须让位以便统治。
为了进一步保障新的王朝，斯坦霍普与法国和荷兰（1717年）缔结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结束了法国对拥护詹姆斯二世者要求的支持及英国支持西班牙对付法国的行动。1720年，西班牙签署了一项顺从的和约，乔治一世在剩下的7年里可以更安稳地坐在外国的王位上了。1726年，他那仍被监禁的妻子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他，要他在一年之内在上帝的审判椅上跟她会面。不久她死于脑膜炎。传说曾有一位占卜者预言，乔治一世不会比他的妻子多活过一年。1727年，这位国王的健康情形开始恶化。6月，他离开英国前往他所爱的汉诺威。在奥斯纳布吕克市附近，一张折叠的纸条扔进他的座车，那是他妻子留给他咒他死的字条。读过后，这位国王一阵昏厥，于6月11日一命呜呼。
乔治二世与卡罗琳王后
他的儿子和敌人接到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上帝过分延迟的公正行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乔治一世的遗嘱交给乔治·奥古斯都时，他把它塞进口袋里，而且从未公布它的内容。有些人说遗嘱秘而不宣，是因为他建议将汉诺威和英国分由两位君主统治；其他人则宣称，他留给孙儿路易·腓特烈、情妇或妻子肯德尔公爵夫人和他的女儿普鲁士女王大笔遗产将会使国库空虚。
与他父亲一样，乔治二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25岁时，他在尤金和马尔伯勒公爵麾下在奥登纳德英勇作战。60岁时，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在戴廷根获得胜利。他经常把军营里的那一套带到宫廷，火气十足地大声叫喊，随意称他的大臣为“恶棍”“臭木头人”“小丑”。但他孜孜不倦地处理国王的事务，说正确的英语，虽然带有浓重的威斯特伐利亚口音，急躁而谨慎地注意国会赋予他的权力限制和收入，13年来坚决地支持罗伯特·华尔波尔使英国人保持松懈和和平。与他父亲一样，他经常回到汉诺威，使人人皆大欢喜。与他父亲一样，他和威尔士王子口角，正如贺拉斯·华尔波尔所说的，因为“痛恨长子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与他父亲一样，他也有情妇，就像赶时髦似的；但不像他的父亲，他深爱他的妻子。
卡罗琳，勃兰登堡—安斯巴赫马格雷夫·约翰·腓特烈的女儿，是在乔治一世的姐姐、普鲁士第一位女王索菲娅·夏洛特的夏洛滕堡宫廷里长大的。她在那里遇到了莱布尼茨，欣赏哲学家、耶稣会教徒和新教神学家的辩论，而且扩展宗教自由主义和宽容态度到令人反感的程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向她求婚并要求她改宗，她都拒绝了，并嫁给汉诺威选帝侯“小红脸”乔治·奥古斯都（1705年）。两人历经考验，她都对他至死不渝。乔治待她苛刻，还把他的风流韵事写在长信中详细地告诉她。但他敬重她的智慧和人格，让她在他长期去国期间（在华尔波尔的协助下）统治英国，还让她在他返国时左右他的政策。
在她丰满、艳丽的青春逝去后，除了一双纤纤玉手和少许的优雅举止或谈吐外，她的身体别无吸引她丈夫的动人之处。然而，他爱慕她胸脯的挺实。她脸上满是天花的疤痕，嗓门大而低沉，热爱阴谋和权力。但逐渐地，英国人开始喜欢她由衷的幽默，他们了解到她为了做个贤惠的妻子和女王，在健康和幸福方面做了怎样的牺牲。英国的知识分子惊异地看到这个粗鲁的勃兰登堡女人对文学、科学、哲学和音乐的鉴赏力。
她的宫廷几乎成了沙龙。在那里，她接待过牛顿、克拉克、贝克莱、巴特勒、蒲柏、查斯特菲尔德、盖伊和蒙塔古夫人。她支持蒙塔古夫人在接种预防方面的创举。她曾使弥尔顿的一个女儿免于贫困。在公众和国王情绪的变化中，一直支持亨德尔。她拿出私房钱鼓励年轻而需要帮助的才能之士，她曾以一笔养老金拯救异教徒威斯顿，她保障了拥护詹姆斯二世的苏格兰人的宗教自由。她安排过英国国教主教的任命，根据他们的学识而不是由于他们信奉正教。她本人是对不朽论抱着怀疑的自然神教者，不过她认为英国国教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以协助加强人民的道德和平静。伏尔泰说：“这位王后必然是为鼓励艺术、为人类谋幸福而降临人世的……她是坐在王位上的和蔼可亲的哲学家。”
即使在临终时，她也有足够的智慧来笑对死亡。她一直不让国王以外的任何人知道她染患了严重的脱肠症，她奉劝当时50岁的国王在她死后再娶。他的答复忧伤而诚挚，反映了当时的风气：“不，我将只有情妇。”她高声说道：“噢，亲爱的，那并没有什么妨碍呀！”他以非比寻常的心情悼念她的死去：“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值得替她扣鞋子的女人。”23年后，遵照他的遗嘱，安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王后棺木被打开，这样他的遗体才能放在她的旁边。
罗伯特·华尔波尔
由于他勇敢奋战，对付一批求取官禄、酷嗜战争的政敌，华尔波尔才能给予英国20年的繁荣与和平。他不是圣贤，他也许是英国历史上贪污最厉害的大臣，不过他也是最有才干的大臣之一。在那个贪污腐败的时代，才智之士只有通过贪污才能掌权。
身为古老的诺福克家族（Norfolk family）的长子，华尔波尔原来打算献身宗教。他在伊顿学院念的便是宗教。在那里，他和未来的政敌博林布鲁克是同学。但他的兄弟相继死亡，他成了家产的继承人。由于他的家族控制了3个选帝侯区，他轻而易举地由神学转向政治。25岁时，他进入下议院成为辉格党的一员（1701年）。他的关系、财富、机智和善于理财的特长，使他赢得国防大臣的职位（1708年）。1712年，获胜的托利党免除了他的职务，并以贪污的罪名将他关进伦敦塔。不过，银币的味道已经无处不在，迷漫得致使嗅觉麻木，他不久即告获释，之后再度当选，入阁成为财政大臣（1715年）。政治的错综复杂使他于1717年辞职。1720年，南海公司倒闭，证明他事先的警告是正确的，甚至他的政敌也深信他是领导英国恢复财政稳定的最佳人选。正如我们见到的，再度出任财政大臣（1721年）后，他以英格兰银行支持南海公司的债务而停止了人民的惊恐。该公司欠下的700万英镑逐渐全部还清了。感激不尽的这群英国赌徒以22年的大权报答华尔波尔。
乔治二世的登基暂时中断了华尔波尔独揽大权的局面。这位新登位的国王曾誓言永不宽恕所有曾经为他父亲效力的人。他撤免了华尔波尔的职务，要求康普顿爵士筹组新内阁，但康普顿不久就显示并承认他才能不够。卡罗琳建议丈夫再度起用华尔波尔，华尔波尔以应允给予国王和王后更多的财富来停止这一争执。康普顿爵士感激地接受了伯爵爵位，而由华尔波尔再度掌权。“首相”的头衔首次用在他身上，最初这一称呼是滥骂之词。他也是第一位以唐宁街十号作为官邸的首相。
他只在大学念过一年，这在英国历任首相通常具有的教育背景上，显得微弱。他的举止或谈吐鲜少文雅。麦考利（Macaulay）说：“他不谈政治时，他只能谈女人，他肆无忌惮地谈他最热衷的话题，连当时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吃惊不已。”他的儿子贺拉斯并不因为他只读过几本书而反对他：“他了解人类，而不是他们的著作；他顾及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制度。”他懂得足够和乔治一世交谈的拉丁文，因为乔治一世不懂英文，而华尔波尔不懂德文和法文。他几乎具备了英国人所有的特质：果断、直率、恳切、温厚、脚踏实地；他讲究饮食，但在必要时会勤奋工作；他炫耀他的财富而不是他的佩剑，这一点或许也像英国人。
他几乎毫无道德可言。多年来他公开和人通奸，完全不顾贵族礼仪。他和卡罗琳王后取笑她丈夫的情妇，在卡罗琳死后，他建议她的女儿招来这些贵妇以分散国王的哀伤。他嘲笑宗教，在卡罗琳垂死之际，他派人召请坎特伯雷大主教。“让这出闹戏上演吧，”他提议，“大主教会演得很好。你要他演多短，他便演多短。他对王后不会造成伤害，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但会满足所有聪明而善良的傻瓜，如果我们不装得像他们一样是大傻瓜的话，他们会叫我们为无神论者。”他不相信高贵的动机或为人着想的行业。与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他利用公职大饱私囊。他为他的儿子贺拉斯和其他亲戚谋求政治利益。他耗费20万英镑在霍顿的地产建造了一幢豪华大厦，并在宅邸里装饰了据贺拉斯估计价值4万英镑的绘画。他为人慷慨，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政敌的话）他无法分清英国人和他自己的财产。
与黎塞留用钱招兵买马、亨利·夸特勒（Henri Quatre）用钱使敌人不能动弹一样，他也用钱收买国会议员。在一切较为温和的争辩都失败后，华尔波尔用钱作为最后的手段。自查理二世以来形成的议会腐败，已经到了只有用大笔金钱才能操纵下院（无论是好是坏）的地步。华尔波尔保留了一笔秘密准备金——甚至还有一个特别房间——用以收买议员、选票和编辑。据说，他每年花费5万英镑津贴报刊，以刊载说明他的观点。1725年，他怂恿乔治一世设立巴斯最高荣誉勋位，成员包括国君、大书记官和36位骑士。对于华尔波尔来说，一如对于拿破仑而言，用绶带统治人们似乎比用金钱经济得多。
他用这些腐败的方法保持英国的繁荣和平静。他通过这些手段达到目的虽不正当，但这些目的也显示了他性格较好的一面。他是一个好心的人，不顾一切政党政治的骚乱、阶级利益的阻挠、盲目的爱国主义者要求战争的叫喊，他决心使他的国家保持平稳。他说，让睡着的狗安睡。这是他的座右铭，虽然这使人们难以区别他是以征服或以改革实行统治，但他赢得了贤明的美誉。他的政敌也承认他不是存心报复或爱记仇的人，他的友谊比一般政客更可靠，甚至更可信赖。他没有长远寻求荣耀的阴谋，但在问题发生时，他每每都能精明、宽容而老练地予以解决。因此，除了他保守的对外政策外，英国最后宽恕了他的一切过错。
他的经济立法打击了地主阶级与商业阶级之间的一项妥协。他寻求降低土地税，并支持严惩侵犯财产的行为，同时他欢迎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以出口奖励金和进口税照顾商人和制造商，似乎对乡村没有地产的劳工和市镇中逐渐增多的无产阶级的贫困毫无感觉。他似乎觉得财富的分配不均是自然的能力分配不均无法避免的结果。除了那些奖励金和税金外，远在法国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和亚当·斯密之前，他就提倡自由贸易的政策。在一年内，他减轻了106种出品货品和38种进口货物的关税；他废除了许多对美洲殖民地贸易的限制。他辩称，英国的经济在国家限制最少的情况下将最为繁荣。时间证明了他的观点。无论分配如何不均，国家的财富迅速增加，政府的岁收增加了。以极度俭省而有效地运用这些收入，华尔波尔赢得了“英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商务大臣”的美誉。
他最大的败笔是他的著名的《消费税法案》（1733年）。烟酒的走私者减少关税的财库收入，同时加重一般财产税，使超出应缴的数目。为了遏止这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华尔波尔计划对这些物品课征消费税（“除去”给政府的一部分），而不论其贮藏在英国哪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出售。税务官员（“消费税官员”）获得授权在任何时间搜索任何住家，凡经发现藏有应缴关税的货品者均将遭受罚款或监禁的处分。与进口、走私、销售或消费烟酒有关的每个人都起来抗议。下院反对华尔波尔的议员们抨击这种关税和强制执行的方式是暴君专断的行动，而且严重侵犯英国人的自由。正如腓特烈大帝对这件事的评语：“国会议员们告诉华尔波尔说，他可以赔偿他们普通的损失，但这个建议超出他们舞弊的限度。”——或许他们希望代替他控制公共资金。成千本小册子大肆谩骂这位大臣。群众涌到英国国会大厅，在几十个火堆中焚烧华尔波尔的肖像，而且企图在他离开圣斯蒂芬教堂时对他施以私刑。英国激怒到了处于革命的边缘。卡罗琳王后忧心军队的忠贞问题，也为新王朝的安危焦虑不安。华尔波尔取消了这项措施，承认失败。从那一刻起，他大权旁落。他的敌人开始在旁虎视眈眈。
博林布鲁克
他们人多势众，派系纷杂。一派仍然拥护詹姆斯二世，与“觊觎王位”者一同策划，他们不久将因年轻活泼的王子查理的罗曼史而兴奋。一派围绕在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的四周，他是国王的政敌和继承人。反对华尔波尔的有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蒲柏、菲尔丁、阿巴思诺特（Arbuthnot）、汤姆逊、埃肯赛德（Akenside）、盖伊。他们嘲笑他的举止，揭露他的德行，抨击他的政策，而且谴责他不大力奖掖使威廉三世和安妮王后统治下的政府呈放异彩的一群作者。渴望执掌政权的托利党人在幕后主使，操纵诗人，在国会里兴风作浪，一心一意准备取代在位的大亨们。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查斯特菲尔德和刚崛起的皮特（Pitt）道出了他们的目的，博林布鲁克则由他致命的笔坚定不移地予以维护。
博林布鲁克曾于1723年接获皇家赦免状，允许他返回英国，恢复他的家产。但是，由于华尔波尔的影响力，他被视为犯有多重叛国罪、忠贞可疑，而被摒弃于政府和国会之外。但他仍是一个权势人物。英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伦敦寓所，迷惑于他英俊潇洒的风采、他世故的才智和他姓氏的高贵。在那里和他的乡间别墅，他和斯威夫特交换讽刺文章，跟蒲柏交换异端邪说，与盖伊唱和民谣；在那里，他努力将饥饿的托利党人和失意的辉格党人联合起来反对华尔波尔；在那里，他创办一份杂志——最初（1726年）称为《乡绅》（The Country Gentleman），接着改为《工匠》（The Craftsman），10年来，周复一周地抨击华尔波尔所做或打算做的每一件事。博林布鲁克本人撰写措辞严厉的攻击性文章，这是这个时代最为才气焕发的政论文章，19封信的连载（1733—1734年）——《政党论》（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是嘲弄华尔波尔的。查斯特菲尔德写信给他的儿子说：“在我读到那些文章之前，我并不晓得英语语言的渊博和威力。”
博林布鲁克的性格是他的致命伤。在他的意志受到阻挠或他的意见跟人相左时，他优雅的举止（这是他唯一的道德典范）就离他而去。1735年6月，他和反对党的名义领袖普尔特尼争执，然后愤怒地返回法国。在那里，他和他的侯爵夫人定居在枫丹白露附近，以哲学治疗他的创伤。他的《历史的研究与其用途书简》（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1735年）形容历史是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历史事件以人、经济和国家在其中做过无数的实验。因此，历史是人性最佳的向导，也是解释目前现象和预期未来的最佳指针。“历史是以实例教授的哲学……我们在历史中彻底看透了人类。”我们应该“以一种哲学的精神潜心研究历史”，目标不只在领悟原因、结果和一定的关系，也在以迄今证明最适合人类发展和幸福的方式持身。这种研究的困难在于“很少历史不带谎言，更没有一部历史没有一些错误……虚妄的精神已经由教会的历史学家传到其他的历史学家身上”。不过，不屈不挠的学者以谎言对付谎言，或许可以在谎言之间努力寻求事实的真相。
1736年，博林布鲁克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书简》（Letters 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返回政坛。这些信函攻击华尔波尔政府的腐败，而且要求一种不顾自己、献身英国政治的新精神：
无论是蒙田撰写他的《散文选》时，笛卡儿在建立新世界时，或是……牛顿在以实验与高等几何为基础，从而发现并建立真正的自然法则时，所感觉到的知识上的喜悦，都比不上他觉得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决心尽他了解的全力，并把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花在谋求国家福祉时的喜悦。
他的希望转向年轻的一代。1738年访问英格兰时，他和现在带头反对华尔波尔的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结交为友。博林布鲁克现在向腓特烈的私人秘书发表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位爱国国王的构想》（Idea of a Patriot King）。腓特烈死于1751年，但他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三世从这些文字中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条。基本上，这篇短论就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将在下一个世代中梦寐以求的，以仁慈的君主政治为依归。博林布鲁克辩称，英国现在是腐败得无人能加以拯救，除非有一个超乎党派、甚至超乎国会之上的国王亲自揽权，排斥并惩处贿赂行为，在位并统治。但这位爱国的国王将不视他的权力是神授的君权，而是公众的信托，不是绝对的权力，而是受到子民的自由、报业自由和国内风俗习惯的限制，同时他将根据人民福祉受到的影响裁决一切的争端。他将促进贸易作为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在英国，他将强化海军作为国家独立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监护者。
《一个爱国国王的构想》试图联合丧失职位的托利党人和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建立一个服膺辉格党原则的新的托利党，抛弃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政策，寻求调和土地与商业、自由与帝国、私人财富与公用事业。参照伯肯黑德爵士的摘记：“辉格党人去洗澡时，博林布鲁克偷走了他们的衣服。”这篇短论的发表（1749年）成了年轻狂热者起而投效的口号。身为“国王的朋友”，他们指望君主政体能净化英国政府。它形成了约翰逊和皮特兄弟的政治哲学。它激起了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自由的保守主义，他的《英国宪法的辩白》（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35年）赞誉博林布鲁克为托利党民主政治之父，是“彻底重组公众的心智而为未来托利党掌握政权奠下基础”的人物。博林布鲁克和迪斯雷利的影响力将挫败的托利党改造为今日英国前进的保守党。
卷入战争
同时，博林布鲁克的宣传与见钱眼开的国会的好战精神共同结束了华尔波尔长久的权贵之势。将职位任期奠基于所保有的和平之上，这位谨慎的大臣避免与外国发生纠纷，与弗勒里红衣主教——他以同样的原则治理法国——协议尽可能维持《乌特勒支条约》建立的和平，至于其他则让他能干的兄弟贺瑞修去处理。但是，英国保有直布罗陀及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争夺美洲和海洋控制权的敌对，随着事态的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暴力争端。乔治一世和他的大臣斯坦霍普于1721年1月和6月，曾向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保证，一旦英国的财政和国会的情绪好转，英国将尽速放弃直布罗陀，但英国民众拒绝默认这种投降。
南海公司大肆滥用西班牙赋予英国的特权，每年派遣一艘商船到新大陆（New World）的西班牙领地，“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因而展开”。这些贸易部分由南海公司经营，部分则由其默许。西班牙登上涉嫌走私的英国船只检查以资报复。罗伯特·杰金斯（Robert Jenkins）宣称，在一次这样的事件中（1721年）他失去了一只耳朵。他保存下这只耳朵，在英国公开展出，而且大声疾呼报仇。西班牙没收了几艘从事合法贸易的英国船只，并将英国囚犯予以监禁。英国的私掠船俘虏了西班牙人，把他们卖到英国殖民地当奴隶。走私活动继续进行，西班牙政府提出抗议。华尔波尔虽然严厉制裁英国沿海的走私活动，但不愿意减少挣扎中的南海公司的收入，他仅采取姑息的政策。英国商人对海军的优势深具信心，加以国土没有遭到侵略的危险，同时希望开辟新的市场与扩展贸易，因而赞成开战。一般英国人对真实的和虚构的西班牙暴行感到愤激，叫喊采取行动的英国人被誉为勇敢的爱国者，那些建议采取温和手段的人被讥为胆小的懦夫。杰金斯向国会展示了他那只装在瓶里的耳朵（1738年3月），于是普尔特尼、皮特及其他反对华尔波尔的国会议员都发表了有关英国尊严的激烈演说。据贺拉斯·华尔波尔说，杰金斯死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两只耳朵完好如初。伯克提到过“杰金斯耳朵的无稽之谈”。另一种说法认为，杰金斯丧耳是海盗的杰作，这名海盗因此遭到西班牙政府的惩罚。另一方面，西班牙民众公开抨击英国人信奉异教，轻易相信一名英国船长迫使一位西班牙贵族割掉并吃下自己的鼻子的故事。
两国政府都明智地采取行动。西班牙首相拉·夸德拉（La Quadra）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华尔波尔以向民众交代，但私下通知他说，西班牙欢迎通过谈判解决。不顾人民的鼓噪，英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巴多协定》（Convention of Pardo，1739年1月14日），双方都做了让步，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解决所有重大的问题。西班牙大多数民众接受了这项协议，但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愤怒地起来反对。南海公司控诉道，这项协约将大为限制它的收入和红利。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也是该公司的代理商。此外，西班牙准许英国供应黑奴至西班牙美洲领地的特权，已于1739年5月6日期满，而菲利普五世拒绝重新签订这项合约。然而，为了实行他的和平政策，华尔波尔召回驻在地中海的英国舰队；接着，误以为西班牙正与法国签订秘密同盟，他解除了这项命令，而且要求这支舰队保护直布罗陀。拉·夸德拉提出抗议。华尔波尔顺从了国会和人民要求作战的情绪，谈判破裂。1739年10月19日，英国对西班牙宣战，仍然称呼华尔波尔是个懦夫的民众欢欣鼓舞，英国各地的教堂钟声齐鸣。这时，汤姆逊写下了他那振奋人心的民谣《统治，大不列颠！》，保证“英国人绝不会成为奴隶”。
反对派觉得华尔波尔的心神不在推进中的军队上，他们把所有的军事逆转都归咎于他的处置不当，而将波托柏洛港（Portobello）的海军大捷完全归功于身为反对派的海军上将弗农的天才。1741年2月，塞缪尔·桑兹（Samuel Sandys）向国会建议奉劝国王将他的首相撤职。这项动议没有成功，不过这只是由于华尔波尔恳求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票源的结果。他在他的职位上又干了一年，然而他明白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需要一次改变。
他也已心力交瘁。他的儿子写道：“在前几年，他只要把头靠上枕头就能入睡……现在绝不会睡上一个小时而不醒过来。以前，他老是在进餐时忘了自己是大臣，而且比在座的任何人心情都要愉快而满不在乎，现在他不声不响地坐着，两眼凝望不动，整整一个小时之久。”新的大选选出一个完全充满敌意的国会，并在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击败了他。1742年2月13日，他辞职了。年纪太大以致无法面对下院的喧嚣，他轻而易举地说服乔治二世封他为奥尔弗德伯爵。这样一来他转而向上打入上院，他下台之前早已营私中饱了。
在毫无怨尤地忍受长期痛苦的疾病后，他死于1745年3月18日。英国告别了和平，在皮特兄弟相继执政之下开始征服世界。
爱尔兰（1714—1756）
在历史上很少有像爱尔兰这样受到压制的民族。由于英格兰军队一再成功地镇压当地人民的叛乱，束缚爱尔兰人肉体和灵魂的一项法律制定了。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只有一小批天主教地主留有一部分土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在对待农工有如奴隶的新教徒手中。查斯特菲尔德说：“爱尔兰可怜的人民遭到他们主人奴役的情形比黑人还糟。”莱基（Lecky）说：“大地主们在寓所中有固定的监狱，用以立刻惩罚卑贱阶级的人，这在爱尔兰并非罕见的事。”许多地主居住在英格兰，并在那里花费掉（斯威夫特估计）爱尔兰佃户缴纳的2/3的地租。这些佃农——负担着交给地主的佃租，付给他们痛恨的英国国教的什一税和付给自己的传教士的费用——居住在屋顶漏雨的泥造小屋里，衣不蔽体，还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斯威夫特认为：“爱尔兰佃农的生活比英国的乞丐还凄惨。”那些停留在爱尔兰的地主和身在外地的地主代理人，以佳肴美酒的狂欢宴会、奢华的款待、争吵和决斗及豪赌来麻醉自己，而对周围的野蛮状态和敌意视若无睹。
全面控制爱尔兰之后，英国国会压制任何与英格兰竞争的爱尔兰企业。我们曾在别处看到一项1699年的法案如何禁止爱尔兰毛织品输往任何国家，以摧毁成长中的毛织品制造业。以同样的方式，爱尔兰在政治混乱和军事蹂躏期间保存下来的外国毛织品贸易，也被英国法律无情地扼杀了。爱尔兰的输出品须上交出口税，这一措施使它们除了英格兰外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市场。许多爱尔兰人靠饲养家畜并将它们输往英格兰维生。1665年和1680年的法律禁止英格兰人进口爱尔兰的牛、羊或猪及牛肉、羊肉、咸肉和猪肉，乃至奶油或干酪。爱尔兰曾经将其产品输往英国的殖民地。1663年的一项法案规定，除了少数的例外，除非由配置英格兰船员的英格兰船只从英格兰载运，欧洲的货品不得输往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商船队无法生存了。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受到英国为爱尔兰子民制定的法律的困扰。在一个有名的例子中，他们加入天主教徒推翻英国政府的运动。上交给身在外地的地主的租金不断外流，以致1722年造成爱尔兰硬币缺乏的情形。华尔波尔建议发行铜币以消弭这种情形。计划是合理的，但仍染上习见的贪污。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铸造这种新硬币的专利权，她以1万英镑的价格把专利权卖给制铁业者伍德。为了筹措这笔款项再加上他的利润，伍德建议铸造10.08万英镑的半便士或1/4便士的铜币。由于当时爱尔兰金属货币总额只有40万英镑，爱尔兰人提出了抗议，认为在付款和找换零钱上必须使用铜币，而外国的账目，包括身在外地地主的佃租，则以银币或纸币支付。不值钱的硬币将驱使良币囤积或外流，那时除了令人困扰的铜币外，爱尔兰人将别无他物作为货币。为了消除这些抱怨，英国政府同意将新币的发行数额减少到4万英镑，还提出铸币大师伊萨克·牛顿的一份报告：伍德的半便士硬币的金属成分和专利要求的一样好，而且比过去留传下来的硬币好得多。
这时，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教斯威夫特以德拉皮耶（M. B. Drapier）为笔名发表一连串书简加入辩论的行列。他以热烈的精神和谩骂的手法，抨击新的货币是一项欺骗爱尔兰人的企图。他坚称送给伊萨克·牛顿检验的铜币是特别铸造的，伍德绝大多数的半便士硬币的价值远不及它们的面额。确实有些经济学家证实了他的说法，他们估计，照最初的计划发行这种硬币，爱尔兰将遭受60480镑的损失。在第四篇书简中，斯威夫特进一步强有力地指控英国在爱尔兰境内的一切统治，而且下了“所有未经被治者同意的政府就是奴隶制度”的定义。爱尔兰人，包括其中大多数的新教徒，热切地回应这个大胆的注释。街头唱出力促反抗英格兰的歌谣，几个世纪来蔑视整个民族的英国政府，现在发现它在一支秃笔面前退缩不前。它悬赏300英镑捉拿这位作者，虽然有几百个人晓得作者是当地那位郁闷的主教，却没有一个人敢对他采取行动，也没有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敢接受这种新硬币而面对人们的愤怒。华尔波尔承认失败，取消新币的发行，并付给伍德2.4万英镑，以赔偿他徒劳无功的开销和化为幻影的收获。
爱尔兰的政治结构使任何反抗英格兰统治的行动不可能实现，除非是群众的暴动或个人的暴力。除非皈依英国国教，没有人能够服膺公职，因此爱尔兰国会自1692年后，完全是由新教徒组成的，现在也已完全顺从了英国。1719年，英格兰国会重申其对爱尔兰立法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英国保障议会或个人自由的法律，像《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和《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并不扩及爱尔兰，在英国享有的报业相对的自由也并不存在于爱尔兰。这两个议会只有在他们的选举人和议员的贪污腐败上彼此相似。英国国教主教在爱尔兰上院具有主宰力，这点却大不相同。
爱尔兰境内的英国国教，包括约占总人口1/7的信徒，国教靠取自农民的什一税维持，而农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一小部分爱尔兰人信奉长老教会或其他非国教派，他们获得少许的宽容，但没有适任公职的资格。天主教徒不仅被摒弃于公职外，而且被排除于几乎一切需要学问的职业外，及几乎每个接受高等教育、获得财富或权势的机会之外。他们不得购买土地或以土地作为抵押投资，或持有任何长期或有价值的租约。除非是在找不到新教徒的地方，否则他们不能担任陪审员。他们也不能在学校教书，不能投票选举市政府或全国性的公职人员，或合法地与新教徒通婚。他们可以保有宗教信仰，但须由政府立案，而且做弃国宣誓（Oath of Abjuration），由不再效忠斯图亚特王朝的传教士主持仪式。其他的传教士动辄遭到监禁，但在1725年后，这项法令很少执行。1732年，爱尔兰国会一个委员会报告，爱尔兰境内有1445名传教士、229座天主教堂、549所天主教学校。1753年后，英国人的热情减弱了，爱尔兰境内天主教徒的处境获得改善。
宗教生活的杂乱、人民的穷困及社会进步的无望使爱尔兰人道德风气败坏。最能干和最勇敢的天主教徒——他们将会提高爱尔兰人能力、道德和知识的水准——纷纷迁往法国、西班牙或美洲。许多爱尔兰人为了免于饥饿而沦为乞丐或罪犯。盗匪集团藏匿在乡间，走私者和掠夺难船者潜伏在海岸附近，而有些拥有财产的人雇用多达80名的刺客干他们无法无天的勾当。数以千计的牛羊被流浪的游民宰杀，显然这是天主教徒报复信奉新教地主的行动。由于爱尔兰国会经常说占总人口3/4的天主教徒是“公敌”，人们实在难以尊重国会通过的法律。
爱尔兰人的生活也有较光明的一面。人们欢乐、逍遥自在、爱笑的性情历经一切艰难仍然存在。他们的迷信和传说使他们生活在神秘和诗意中，而没有导致像苏格兰和德国境内以巫术迫害为特征的暴动。爱尔兰境内的英国国教教士包括一些杰出的学者，及18世纪最初的25年中最伟大的英文作家，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教斯威夫特。1731年创立的都柏林学会（Dublin Society）努力改进农业和工业的技术，刺激发明，并鼓励艺术。新教徒个人协助穷困的天主教徒，法官宽大处理触犯刑法中的严峻条文的囚徒，其例自不在少数。
但大致说来，爱尔兰的情况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可耻的穷困、无法无天、流浪的贫民、3.4万名乞丐、无数的窃贼、上层阶级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而农民食不果腹、每一次作物歉收都带来广泛的饥荒——斯威夫特说：“年老和患病的人由于寒冷、饥馑、不洁和寄生虫而垂死、腐烂。”——这幕恐怖的景象必然在我们对人的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739年长期的严寒之后，发生了1740年至1741年严重的饥荒。根据一项估计，有20%的人丧失了生命，从而留下许多荒无人烟的村庄。在克立郡，纳税人总数由1733年的14346人减到1744年的9372人。贝克莱估计：“爱尔兰可能无法在一个世纪内复原。”他的估计错了。妇女们耐心地生育子女以填补死去的人。随着教育的普及，新教徒的宗教热诚减退了，天主教徒的宗教虔诚则随着他们的宗教与这个民族争取自由的奋斗而加强。天主教赞成高的生育率，作为她对抗一切反对派的秘密武器，这迅速抵消了饥荒、时疫和战争对人口的掠夺。1750年，爱尔兰的人口由1700年将近200万的数目增加到约237万。到头来，被压迫者的信念和多产击败了征服者的武力和贪婪。
苏格兰（1714—1756）
苏格兰的命运和爱尔兰的命运何以大不相同？
苏格兰从未被人征服过；相反，它曾给英格兰人一位苏格兰籍的国王。它的高地民族首领仍然未被征服，他们提供了一再领导苏格兰侵略英格兰的战斗部队。它的低地家系是盎格鲁—撒克逊族，基本上和英格兰人是同一个血统。它的土地仍然在勇敢的当地人民手中。它的宗教和英国国教一样，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不是中世纪教会的遗产，同时它团结而非分化了整个民族。在合并法案（1707年）之后，苏格兰根据人口的比例分享目前不列颠——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国会的议席。它接受来自伦敦的统治，不过这只是在勒索商业让步使苏格兰人致富之后。苏格兰的每个教区都设法为其子弟设立一所学校，同时有4所大学提供当时不列颠群岛最好的高等教育。在18世纪，这种教育活动兴盛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ish Enlightenment）——休谟、哈奇森（Hutcheson）、里德（Reid）、罗伯逊、亚当·斯密——因而带动英国人的心灵向前迈进。
然而，辉煌的成就必须付出艰辛，在合并的果实成熟之前，已经度过了50年的光阴。1714年的苏格兰基本上仍是封建的，在城市之外，每个地区都由一位高高在上的贵族通过属下的地主治理，土地由忠心耿耿而目不识丁的佃农耕作。但现在和英格兰的政治合并迅速地破坏了那种结构。贵族支配着苏格兰的国会。当苏格兰国会解散时，不列颠国会的苏格兰籍议员发现他们置身在一个贸易、工业的影响力和土地的势力互争长短的环境中。他们采纳了英格兰的观念和技术。1750年，苏格兰的制造商和商人开始向阿盖尔、阿瑟、汉密尔顿和马尔诸家族的全国领导阶层挑战。1745年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事变是苏格兰封建势力闪出的最后一次火花，它失败后，苏格兰的经济与英格兰的经济合而为一，中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开始。这个合并使英格兰的殖民地开放给苏格兰人。1718年，第一艘苏格兰船只自格拉斯哥横渡大西洋。不久，苏格兰商人变得到处都是。农业技术和都市卫生有了改进。死亡率降低，人口由1700年的100万人增至18世纪结束时的165.2万人。拥有5万居民的爱丁堡，1751年成了大不列颠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和布里斯托。
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Kirk）仍然近乎狂热地效忠加尔文教派的神学。每个星期日，人们步行——有时两三英里路——到毫无装饰的教堂，聆听几个小时强调宿命论和地狱恐怖的讲道和祈祷。《圣经》是每个苏格兰家庭每天的精神食粮。1763年，休谟以戏谑夸张的口吻估计道，苏格兰境内每个男女老幼都有两本《圣经》。传教士的教育程度不高，但诚挚而虔敬感人，他们生活俭朴，他们的言传身教加强了苏格兰人特有的坚定和诚笃。每个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严格地监视教区民众的言行，他们分别对赌咒、诽谤、争吵、巫术、乱伦、通奸、任何不守安息日规定、任何违背他们严厉教规的行为加以处罚。牧师们谴责跳舞、婚宴和看戏。他们仍然对巫术举行审判，虽然由于巫术而处死的情形已越来越难得一见。1727年，一对母女就因为这样的罪名被判刑，女儿逃了，但母亲被烧死在柏油筒里。英国国会废除规定巫术处死的法律时（1736年），苏格兰的长老教会抨击这项行动违反《圣经》的昭然戒律。
同时，长老教会学校由教区维持，城镇学校由城镇维持，培育准备升大学的学生。各个阶层渴望求知的年轻人来到爱丁堡、阿伯丁、圣安德鲁和格拉斯哥。他们来自农村和工厂，也来自地主和贵族之家。一种求知的热诚激发他们，他们忍受了求知过程中任何的艰难。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寒冷的阁楼里，以定期由父亲农庄运来的一袋燕麦片作为主食。教授们也都清心寡欲，年收入很少有超过60英镑的。在大学里神学是课程的核心，比教区学校几无不及，同时也教古典文学，还有一点科学的课程；苏格兰人的心灵接触到了欧洲的世俗思想。在格拉斯哥教伦理学（1729—1746年）的哈奇森，撇开教义的讨论不提，将他的伦理学建基于自然的基础上。一位苏格兰作者曾于1714年提道：“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和学生中间大受欢迎。”少数陶醉于解放的年轻人组织了俱乐部——“硫黄社”“地狱火”“龙骑兵”——自豪地宣扬无神论，或许他们已和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不满分子混在一起。因为除了那些和英格兰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商人阶级外，苏格兰仍然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记忆激动不已，而且梦想詹姆斯三世或他的儿子再度领导苏格兰人越过边界，使苏格兰王朝坐上不列颠王位这一时刻的来临。
活泼的查理王子（1745）
詹姆斯三世企图率军远征英格兰和苏格兰失败后，已经精疲力竭。1719年，他娶了波兰最著名国王的孙女玛丽亚为妻。这是一桩不愉快的婚姻，但它使詹姆斯有了一个儿子，他那可爱的脸庞和活泼的性情——或许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使他父母感到既骄傲又头痛。英格兰称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是“小王位觊觎者”，苏格兰称他为“活泼的查理王子”。在一个不谐和的家庭中长大，他的天主教和新教家庭老师教他互相矛盾的信念，查理在冷漠的教育下长大成人，但他有强壮青年所有的动人之处及渴想戴上皇冠的一切热情。利里亚公爵对这位少年的“美貌”、他那快活的棕色眼睛和淡褐色的头发感到震颤不已。一名勇敢的骑士、一位优秀的射手、一副6英尺高而适于作战的体格、一位“了不起的高尔夫选手”、一位娴熟的音乐家、一位优美的跳舞能手——这位公爵说：“这一切加在一起是我曾见过的最理想的王子。”查理注意到自己的长处，这使他经常难以驾驭。1734年，还是一个14岁的大孩子，他获准在加埃塔（Gaeta）与西班牙军队作战，一试锋芒。由于这次战火的洗礼，他几乎无法再等待攻取英格兰的机会。
英国国会压制华尔波尔的反对而与西班牙开战（1739年）时，机会似乎来了。腓特烈大帝对西里西亚（1740年）的进攻，扩大成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国将主力军派往欧洲大陆，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哪里还能找到再次向英国王位冲刺的更好时机？在苏格兰，他们组成“联军”（Association），誓言完成这项大业。他们派遣特务前往英国煽动叛乱，同时向法国请求金钱、武器和军队的支援。路易十五下令7艘战舰和21艘运兵船在布雷斯特集结，准备载运马雷夏尔·萨克斯麾下的1万名士兵由敦刻尔克到英格兰。在意大利，查理王子焦急等候来自巴黎邀请他参加远征的通知。邀请的通知没来，但他于1744年1月10日离开罗马，夜以继日骑马到弗拉斯凯蒂、莱里奇和热那亚，搭船到昂蒂布，然后疯狂地赶往巴黎。他那位年迈的父亲留在罗马，之后从未再见儿子一面。查理受到法王亲切的接待，获得适当的财力支援。他继续前往格拉沃利纳，急躁地等候与马雷夏尔·萨克斯起航的命令，而后者也不耐烦地在等候法国舰队的到来。
风势和浪潮跟往常一样对英国有利。法国舰队自布雷斯特启碇（2月6日），陷入了恐怖之海，而且老是碰到逆风。船只互撞，桅杆折断。52艘船只组成的英国舰队逼近的消息传来时，一切都紊乱不堪。法军逃回布雷斯特，但丧失了许多船只，其余的都受到暴风的重创。随着这一挫败的消息而来的，是法国听说英国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已经瓦解，同时精神散漫，如果法国人来了也无法指望他们帮忙。路易十五谕知萨克斯必须放弃入侵计划。当时尚未与法国正式交战的英国控诉道，查理留在法国境内是违反条约承诺的。乔装潜藏在巴黎的查理向友人发誓说，即使他一个人搭乘一艘毫无遮掩的小船，他也要攻入英国。他的父亲写信要求他别鲁莽行事，“这将招致你的毁灭，及所有和你一起行动的那些人的毁灭”。与此同时，查理的支持者争权夺利，在他面前互相攻击对方，直到他绝望地写道：“我被折磨得要死。”（1744年11月16日）
最后，不顾一切警告，也未和法国王室磋商，他决心“试试我的运气”，“不成功便成仁”。他派密探到苏格兰号召族人起义。这些族人准备不周，因此他们考虑禁止他来。苏格兰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在博林布鲁克的领导下，正与乔治二世寻求和解。然而，查理借了18万利维尔，接受了两艘武装船的协助，进而驶往苏格兰（1745年7月15日）。在英格兰西南端的兰兹角（Land's End）附近，这支小舰队遭到一艘英国战舰的迎击。查理乘坐的船遭到重创，因而折回布雷斯特。他搭乘另一艘战舰向北前往英格兰西部，8月3日，他在外海布里地群岛（Outer Hebrides）的艾利斯卡（Eriska）踏上苏格兰领土。一位部落首领建议他回家。这位王子答道：“我现在是回家了。”他接到警告说，英国政府已于8月1日悬赏3万英镑捉拿他，不论死活。查理遣走载他来的船只，以切断了他自己的退路作为答复。8月19日，他在苏格兰高地的格伦芬南（Glenfinnan）升起他的旗帜，并呼吁所有拥护詹姆斯二世的人协助他。
大多数部落首领仍然保持冷漠，有些自称追随他的人暗中图谋背叛，6位领主声明支持他；在他的2000人中有1200名麦克唐纳和卡梅伦家族的人。为避开约翰·科普爵士麾下的政府军，查理率领他的部队开往南方。9月17日，他们进入爱丁堡，攻下了哨塔和大门，在一度是王宫的霍利鲁德（Holyrood）建立了他们的指挥所。这位25岁的王子，以他苏格兰高地的习惯，用红色天鹅绒短裤、绿色天鹅绒帽和白色的帽章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画。许多苏格兰人认为国家的荣耀已经在这种英俊潇洒的化身中重现，下跪亲吻他的手，所有的女士都为他祈祷并渴望赢得他的青睐。在他获悉科普率领2000人逼近爱丁堡时，已几乎没有时间享受别人的款待。9月21日，查理率领他现有的3000人出战，在普雷斯顿潘斯迎战科普的部队，予以击溃，生擒了许多名俘虏，善予对待，随即凯旋返回霍利鲁德。苏格兰似乎赢了。
自由逍遥了一个月，查理为他的军队征募粮食和衣物，而且欢迎其他的家族加入。路易十五从法国送钱和军火给他。11月8日，这位快乐的王子徒步率领4500人越界进入英格兰。他包围占领了卡莱尔城，在曼彻斯特受到欢迎，继而推进到德比城，希望借着他戏剧性的推进唤醒英格兰接受他为合法的国王。他发表宣言，保证英国国教徒和长老教会信徒不会像信奉路德派的乔治一世统治时那样，受到他这位天主教徒的伤害。但英格兰并不相信他，而且不打算再度展开新旧信仰之间令人疲惫的斗争。苏格兰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人起来反对查理，但只有一小批英格兰新兵前来援助他。英格兰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明哲保身，以策万全。
乔治二世已由汉诺威匆匆赶回来保护受到威胁的王位，并下令三支英国军队在德比集中。查理根本不理会他们，带着他的6000人赶往伦敦，但苏格兰的首领们拒绝追随他。他们指出，每支政府军都在1万人以上，而这些在他后方的军队会袭击并迅速打败他，同时，他所保证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起义毫无消息。他们坚持要返回苏格兰，在那里他们或许可以号召更多的族人，而且可能得到法国的援军。查理屈服了，率领军队懊丧地由德比撤至格拉斯哥。在福尔柯克附近，他以9000人击败霍利（Hawley）麾下一支1万人的英格兰军队（1746年1月17日）。但这是一次损失惨重的胜利。他的军队因死伤和逃亡而实力削弱；补给逐渐耗尽，只能以燕麦片当粮饷；军队的首领们像党派般争吵不已。他们再次建议撤退。查理王子请求暂时别动，他了解再往后撤退只会导致崩溃和灭亡。他们为什么要逃避并不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呢？他又一次屈服了，但现在他知道他被击败了。苏格兰军队掉头向高地开拔。首领们的悲观主义传染到士兵身上，逃亡的人数以千计，剩下的不像一支部队，而是一批没有纪律又精神沮丧的散兵游勇。
这时，英军的主力部队在坎伯兰公爵的率领下进入苏格兰，控制了东海岸，而且在利斯获得乔治二世从奥地利买来的500名雇佣兵的增援。坎伯兰率领8800人向北开进因弗内斯郡。1746年4月16日，在卡罗登荒原（Culloden Moor），查理拥有的是7000名装备低劣、粮食不足、领导奇差的军队。他们以苏格兰人的英勇作战，但被坎伯兰占优势的炮兵发射的霰弹击溃了——（一位苏格兰诗人说）“成袋的弹丸将他们打倒，就像割草机前纷纷倒地的草一样。”查理骑着马疯狂地来回奔驰，企图集合他那支溃败的部队，但他们在仓皇中四散而逃。他的属下抓住他的马缰强迫他退出战场。他的精神崩溃了，他和少数朋友逃逸而去，由一个避难地逃到另一个避难地，荣耀尽失，重写了查理二世的故事。最后他找到了一艘船载他返回法国。
坎伯兰下令“不留活口”，追击溃败的敌人。叛变的苏格兰人一律格杀勿论，住屋一间间遭到搜索，查获带有武器的苏格兰人就当场枪决，效忠乔治二世的党派可以任意处置参加过叛乱的党派，数以百计的住屋焚毁了。坎伯兰伯爵说：“温和的措施行不通，我们所做的好事只是流了一点血，这仅减弱了疯狂，却没有予以根绝。”事实上，叛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叛变。十多年中，苏格兰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继续在歌咏而且回味过去的败绩并梦想着即将来临的胜利，直到他们一度雄姿英发的王子在罗马老迈颓废，粉碎了他们的信念。
英法之间的《艾克斯·拉·柴培尔条约》（1748年）要求将查理驱逐出法国。他拒绝服从。他被法国军队强制驱逐出境。他化装潜回巴黎，甚至1750年潜往伦敦，企图重振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运动，却毫无结果，答应放弃天主教的信仰也毫无作用。最后他承认失败，耽于酒色淫乐，使所有主要的天主教势力都遗弃了他。他于1788年死于罗马，享年68岁。30年前，伏尔泰就已经对第二次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叛变，写下了公允的墓志铭体裁的散文：
因此（随着查理于1746年返回法国）结束了一项冒险，在骑士游侠的时代，这种冒险或许会证明是幸运的，但在军纪、炮兵及最重要的金钱将决定一切的时代，无法展望其成功。
威廉·皮特的崛起（1708—1756）
华尔波尔的倒台遗留给英国一个在政治混乱、没有结果的战争中挣扎的无力内阁。维明顿爵士以财政大臣的身份（1742—1743年）在国内执政，而乔治二世以戏剧化却真实的英雄气概在戴廷根（1743年6月27日）作战。腓特烈大帝写道：“在整个战事期间，英国国王亲自率领他的汉诺威警卫营，左脚在后，宝剑在手，臂部前伸，非常像是一位击剑能手。”同样地，他以自己的勇武来激励士兵，而他谦逊地接受将领们的指挥。亨利·佩勒姆的内阁（1743—1754年）领导英格兰恢复和平，但继续采取收买城镇和国会选票的统治方式。他的弟弟纽卡斯尔公爵继续向英格兰的政客收税（卖官之意），为了预算的方便，他列出了时下每个人灵魂的市场价格。这两个内阁最为人瞩目的成就是缔造了不列颠帝国，及在动乱时期坚持到底，成为历史上最有势力的人物。
皮特由于他的祖父托马斯在印度发了大财而生来富裕（1708年）。托马斯本人是不可小看的人物。他曾在一艘商船上充当水手，在孟加拉定居，并且从事贸易，跟国会支持的东印度公司进行“非法的”竞争。他被罚款1000英镑，但继续竞争下去，终于使东印度公司与其订约，他加入了该公司，并当了12年的马德拉斯总督。1701年，他富可敌国，富有到能以2万英镑买下著名的“皮特钻石”（Pitt Diamond），而且精明到将它以1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法国摄政者菲利普二世。托马斯将他的获利投资在英格兰的不动产上，在国会购得一席位置，并于1710年至1715年出任“只有少数居民但仍有议会代表的市镇”旧萨鲁姆这一城镇的国会议员。他将他的财产遗留给他的长子罗伯特·皮特，罗伯特娶了哈丽雅特·比列尔斯，她为他生了7个子女，威廉·皮特是他们的次子。
在伊顿学院，威廉抗议校规不合理。他认为旧生差使新生的传统将使学生的精神崩溃，但并没使他精神崩溃。在牛津大学，他以18岁的年龄患上痛风病而出名。希望在较暖和的气候下根除病痛，他没有得到学位便离校前往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但痛风一直伴随他一生。尽管如此，他还是投入军旅，在军中服役4年，没有见过战争，但退伍时深信战争是历史的决定者和国家命运所系。1735年，平素对他很是吝啬的父亲，为他买下旧萨鲁姆市镇的选票，他开始了国会生涯。
不久他就使自己在那里出名，因为他是那个辩论的巨穴（国会）所曾见过的最打动人的演说家。他将热情融入他的演说中，野心促使他向往权势，弄垮华尔波尔，支配国会和国王，最后随心所欲地改造欧洲。为了达到那些目的，他运用逻辑、戏剧、想象力、热忱、诗歌、大话、谩骂、挖苦、讥讽，同时诉诸爱国主义、个人及国家的利益和荣耀。渐渐地，他发展雄辩的练达，直到包含了狄摩西尼或西塞罗一切的雄辩术为止。他能够降低他的声调为耳语或升高到怒吼的程度。他能够以一句话毁掉敌人。他遵守狄摩西尼的原则，使行动成为言辞的生命。每句话都有它的表情，每一种情绪都表现在他老鹰般的脸上，在他深陷的眼睛中闪耀，直到他整个身体开始活动，好像言词成了血肉一样。他是有史以来政治舞台上最伟大的演员。
他不是圣人。野心是他性格的主桅及帆上之风。他的野心环抱整个英国，而且不管愿意与否，总拖着英格兰横渡帝国领海成为世界的霸权，终于耗尽了野心本身。由于觉得自己是国家的喉舌，该凌驾在任何汉诺威的喉音或华尔波尔的贿赂之上，他制订出政府的道德——凡有利于国家者，则不论他运用欺骗、诽谤、恫吓、阴谋、忘恩负义、大谎、背信等手法，均属正当。这些是政治家职业的工具，而且将由国王而不是由传教士来评断是非。几乎在他崛起的每个阶段，他都抛弃了他以一切道德情感的极致来自卫的立场。他很少停下来解释或道歉。他竭心尽力朝着目标去做。他的成功——也是英格兰的成功——使他的罪恶成为正当，并使荣光罩头。同时，他的自豪也有些伟大的地方。他不屑以卑屈的态度求取功名，他在贪污的风气下洁身自爱，他也以一种毫不妥协的顽强个性的力量达到了目的。
他抨击华尔波尔是一个太胆小以致不敢冒险与西班牙开战的和平商贩，他对国王也太过臣服。皮特说，这位国王显得“对汉诺威有种荒诞、忘恩而不忠的偏爱”，并认为“英格兰只是一个卑劣的选帝侯区里的一个辖区”。这位热情的雄辩家如此热衷地追求黩武政策，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于1744年垂死之际遗留给皮特1万英镑遗产，因为这位公爵夫人继承了她那死去丈夫对战争的热爱。亨利·佩勒姆执政时，他请求国王任命皮特为国防大臣。乔治二世拒绝了这个请求。佩勒姆坚持己见，他形容皮特是“我们拥有的最能干而有用的人，真正廉洁而绝对正直”。国王屈服了，1746年皮特入阁，最初担任爱尔兰的联合副财政大臣，接着出任武装部队的军需官。这个职位一向是个肥缺，军需官可以收取国会表决给外国王子的所有津贴的0.5%，同时将留给他支付军饷的大笔流动资金投资获利，并将之纳入私囊。皮特拒绝接受公俸以外的任何津贴，萨丁尼亚国王强迫他接受一份赠礼时，他拒绝了。长久以来认为这种临时津贴是对人性的一种正常施惠的英格兰，赞誉皮特反常的廉洁，而且支持他的计划——建立一个横跨世界的不列颠。
1755年6月，英国与法国未经宣战就在美洲爆发战事。1756年1月，英国与普鲁士签订一项条约。5月，法国与奥地利签署同盟条约。11月，现任国务大臣的皮特，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决定欧洲版图的七年战争期间，成了英国的喉舌和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