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
伏尔泰的年轻时代（1694—1715）
一开始，他还不是伏尔泰。在1718年从巴士底狱获释以前，他是弗朗索瓦·马里耶·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他于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而于1778年作为这座城市的精英去世。据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律师，与诗人布瓦洛（Boileau）和名妓尼侬（Ninon）熟识，他们的遗嘱都是他的父亲起草或执笔的。此外，在他父亲熟识的圈子中，还有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伏尔泰描述此人是他遇到过的“最令人生厌的人”。他的母亲玛丽·玛格丽特·多马尔具有贵族血统，是最高法院官员的女儿、皇家卫队长的姐姐。通过这些亲戚，她得以进入路易十四的宫廷。她的活泼和充满活力的才智，使她的家变成一个较小的沙龙。伏尔泰认为，她拥有其家族所有的智慧；他的父亲则具备相当高明的理财才能；而他这个儿子，将这种暗藏于本性当中的商人气质，作为遗产一并继承下来。母亲在40岁，即他7岁时，就死了。在她的5个孩子当中，阿尔芒（Armand）是长子，他狂热追随詹森派。弗朗索瓦·马里耶是最小的孩子，不满一岁体弱多病，没有人相信他能活下来。事实上，他一直活到生命的第84个年头。
这个家庭的朋友中有几位神父。其实，神父这一头衔（father），是给予任何世俗神职人员的，而不论是否正式任命过。相反，许多一直穿着教士服装的神父，却是凡夫俗子和社会中的显贵；有些人特别谙熟下流圈子，简直熟门熟路；有些人名义上虽丝毫无愧于他们的头衔，却私底下干着龌龊的勾当，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德·沙托纳夫神父是尼侬的最后一位情人、伏尔泰的第一位老师。他是一个博学广识、视野开阔的人，把尼侬的异教信仰和蒙田的怀疑论传授给了他的学生。据一个古老但未能证实的故事说，他把史诗《穆瓦萨德》（La Moisade）介绍给这个男孩，当时该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着。它的主题是，宗教除了使人相信一位上帝外，便是统治者用来维持秩序并保持敬畏的一种诡计。
神父老师带他去拜访尼侬时，伏尔泰的教育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位名妓当时（1704年）已经84岁。弗朗索瓦发现她“干瘪得像一具木乃伊”，但妇女特有的亲切仁慈一点都不曾减少。他后来回忆说：“她把我写入她的遗嘱，这让她很高兴。她留给我2000法郎作为买书之用。”不久，她便去世了。
为了均衡饮食，10岁时，作为一名住读生，他被送进巴黎左岸（Left Bank）的路易大帝耶稣会学院。那里被誉为巴黎最好的学校。在该校2000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一些能够负担教育费用的贵族子弟。在那里的7年中，伏尔泰结交了许多贵族朋友，而且终生都与他们保持轻松惬意的关系。而在古典文学，特别是戏剧方面，他接受了很好的训练。他在那里上演的戏剧中扮演角色，并在12岁时写下自己的第一个剧本。他功课很好，获奖无数，使他的老师们又惊又喜。他不相信有地狱，而称天堂为“世界的大寝室”。他的一位老师悲伤地预言，这位青年才俊将成为法国自然神论——除了信仰上帝外，几乎摒弃全部神学的思想理论——的旗手。他们以一贯的耐心来容忍他，而他也对这些把他的智慧训练得明晰和有条理的耶稣会士，保持一种热烈的尊敬和感激，这超越了他所有的离经叛道。52岁时，他这样写道：
我有7年之久接受这样一些人的教育，他们不计酬劳，诲人不倦，为的是塑造年轻人的心智和品行……他们启发、激励我领略文学的滋味，培养了即便在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仍足以引为慰藉的情操。没有什么能从我心中抹去对波雷神父的记忆，他对门下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地珍爱。还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能使学习和德行变成如此令人愉快的事！……我是如此幸运，由不止一位具有波雷神父品质的耶稣会士养育成人。与耶稣会士相处的7年，我发现了什么？勤勉、朴素而有条理的生活。他们将全部时间一分为二：照料我们和培养我们的情操。我请几千名像我一样曾接受他们教育的人作证，没有人会与我所说的不同。
毕业后，弗朗索瓦打算以文学作为职业，但他的父亲警告他说，以写作为业只会陷入贫困的泥潭，坚决要求他学法律。用弗朗索瓦自己的话说，整整3年，他“学习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的法律，了解巴黎的情况”。他憎恨“无用的事物之v多，他们就希望把这些装进我的大脑。我的座右铭是，把握重点”。他没有埋头于法典和判例，却加入在教堂中结识的一些持怀疑论的伊壁鸠鲁的信徒——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在巴黎一座古老修道院的遗存。他们的领袖是菲利普·旺多姆公爵。旺多姆拥有庞大的教会收入，却鲜有宗教信仰。他的同党是修道院院长塞尔维安、德·比西、德·肖利厄、侯爵德·法尔、王子德·孔蒂，及其他坐享横财、过着放荡生活的贵族。修道院院长德·肖利厄宣称，美酒和女人是英明而仁慈的造物主赐予男人的最令人愉快的恩惠。伏尔泰轻而易举地让自己适应了这一摄生之道，他外出不归，与这些寻欢作乐者厮混，直到神所不容的晚上10点，使父亲大为震惊。
大概是应他父亲的请求，伏尔泰被任命为法国驻海牙大使的随员（1713年）。世人皆知这位易激动的青年如何爱上迪努瓦耶，如何用诗歌追求她，并以永恒的崇拜作为许诺。“没有谁的爱能比得上我的，”他向她写道，“也没有人比你更值得爱。”大使通知老阿鲁埃，说弗朗索瓦于外交并无助益。于是父亲召唤他回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威胁说要把他装上船，扔到西印度群岛。此时，弗朗索瓦从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彭班德”，说如果她不来到他的身边，他就自杀。由于她大他2岁及性别的关系，她比他理智些，回信劝他最好与父亲融洽相处，做个好律师。他的父亲答应，假使他进律师事务所，并与律师们住在一起，便原谅他。他终于同意了，“彭班德”最终与一位伯爵结婚。那显然是伏尔泰青年时期最后的富于激情的罗曼史。他像任何诗人一样容易兴奋，神经高度过敏，只是性欲不强。他想要名垂青史，却以为心灵上的结合远比肉体的吸引重要。他的活力从笔尖涌溢如泉。25岁时，他便已写信给米默尔侯爵：“友谊比爱情珍贵千倍，看起来，我完全不适合谈情说爱。我觉得爱情有点荒谬……我已决心永远与之断绝关系。”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使新教的欧洲和崇尚天主教的法国大为释怀。那是一个王朝和时代的结束：一个延续72年的王朝，一个大世纪的时代——始于军事辉煌胜利、文学杰作灿烂、巴洛克式艺术光辉夺目，而终于艺术和文学式微、人民贫穷疲惫、法国受挫屈辱。每个人怀着希望与疑虑，转向一个即将继承这位辉煌绚烂而不受哀悼的国王的政府。
摄政之争（1715）
新王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那时年仅5岁。他自幼失去祖父、父母、兄弟、姐妹，最后是曾祖父。在这种情形下，谁将替他摄政？
两位皇太子均比太阳王（即路易十四）早死：儿子路易死于1711年，孙子勃艮第公爵也于1712年去世。另一位孙子已被承认为西班牙菲利普五世，条件是放弃法国王位的一切继承权。老国王的两位私生子尚在人世，他已经立他们为嫡生子，并留下遗训，在缺乏皇族血统的太子时，他们可以继承王位。其中年长的路易·奥古斯都，即梅因公爵，时年45岁，和蔼可亲，但身体孱弱，他因为畸形足而更加害羞和怯懦。如果不是他野心勃勃的妻子激励他攫取摄政权，他本可满足地安享在索镇（Sceaux，在巴黎城外）的90万利维尔的财产。梅因公爵夫人从未忘怀自己是大孔德的孙女，她在索镇维持几乎像王室的宫廷，在该地资助艺术家和诗人（包括伏尔泰），并聚集了诙谐而忠实的随员在她身旁，作为登上君权的先驱和跳板。她薄具姿色，体态和打扮堪称无瑕，娇小纤细得被误认为少女。她机智、聪慧，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口才敏捷，充满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她深信在她的帮助下，她的丈夫将轻易地抓住摄政权。她已完全战胜即将去世的国王周遭的势力，而从国王那里赢得了遗嘱（1715年8月12日），让梅因公爵掌握了小路易的抚养、教育及御林军的控制权并在摄政议会中有一张席位，但遗嘱附录指定议会的主席为菲利普二世奥尔良公爵。
菲利普是老国王的哥哥菲利普一世第二任妻子——粗鲁而现实的夏洛特·伊丽莎白，即巴拉丁公主所生。这位青年的教育已交托给一位神父——圣西蒙的《回忆录》（Memoirs）和杜卡洛的《摄政秘忆录》（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均形容这位神父为罪恶渊薮。纪尧姆·迪布瓦是一位乡下药剂师的儿子，他努力求学，以作家庭教师维生，结婚后，得到妻子的同意，离开她到巴黎的圣米歇尔学院深造。他在那里刻苦打工缴付学费。毕业后，他担任圣洛朗菲利普一世的家务总管的助手。他负责僧职及其他职位，显然把妻子忘了。圣洛朗逝世后，迪布瓦成了这位未来摄政者的家庭教师。罕做公平论断的杜卡洛说：“这位神父觉得，如果不使学生堕落，则他很快就会被轻视。因此，他不惜一切努力达成这一目标，但很不幸，他太过成功了。”圣西蒙嫉妒名门贤才，他自得其乐地描述迪布瓦说：
他矮小、憔悴、瘦得像干扁的鲱鱼般令人怜恤，头戴浅黄色假发，脸上稍微露出智慧的光彩。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汉，罪恶的念头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使他心中无时无刻不在骚动。贪婪、放荡、野心勃勃是他的信条；不义、谄媚、阿谀奉承是他的行为方法；完全不信神是他的宗教观；而在他的意念中，有一项更重要的原则，即认为正直、诚实是人们用来装饰自己的一种妄想，事实上并不存在……他聪明、有学问、懂世故、渴望取悦、幸进，但都被从他身上每一孔隙散发出来的虚伪气息破坏……他邪恶……叛逆、忘恩负义，精于最恶劣的罪行，被发现时，又表现得非常无耻。他觊觎一切，嫉妒一切，并想拥有一切。
圣西蒙与菲利普家族来往亲密，他的批评当然不会被轻率地反驳。况且这位神父是优秀的学者、能干的助手、机智而卓越的外交家，菲利普二世深知其为人，直到最后都很信任他。
这位学生或许是受祖先熏习的缘故，很快吸收了他们的教导，并在心智与罪恶上更胜他们一筹。他强固的记忆力、聪明的智慧、敏锐的机智及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与鉴赏力使老师大为欢愉。迪布瓦请丰特内尔（Fontenelle）为这位青年打稳科学基础、龙伯格引导他学习化学。后来，菲利普二世像英王查理二世和在锡雷（Cirey）的伏尔泰一样，拥有私人实验室。他弹七弦琴，为书绘制插画，对艺术品的收集有很强的鉴赏力，只是在这些方面挖掘不深。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的娱乐随时而异。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即使在公众场合，他也表现出“诽谤、不敬上帝”。他在这方面和性放纵方面，给他的国家和那个世纪一种象征与推动力。
与一般人一样，他具有多重性格。若情形需要或兴致勃发，他能够轻易而狡猾地说谎；他搜刮贫民的财产，而把成千上万的法郎花费在个人的嗜好与追求上；但他也慷慨、仁慈、和蔼而容忍，“本性善良、人道而富有同情心”（圣西蒙说），而且对待朋友比对待情妇更忠实。他常常灌醉自己，以此作为晚上上床睡觉前的仪式。他的母亲谴责他时，他回答说：“自早上6点钟至晚上，冗长而令人疲惫的工作折磨着我，如果工作后不去寻欢作乐，我会受不了而最后抑郁而终的。”
他初恋的受挫也许是他为自己的荒淫无度寻找的一个借口。他倾慕母系为贵族、出身高尚的塞里小姐。他写诗追求她，歌颂她，每天求见她两次，并向她求婚。路易十四为此皱眉，极力推荐自己的私生女布卢瓦女公爵给他。菲利普二世表面服从（1692年），但仍对塞里小姐百般殷勤，终于让她生下一子。愤怒的路易十四把塞里逐出巴黎。菲利普给了她不少金钱，并开始试着对妻子忠实，但不久便告失败。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即未来的贝里公爵夫人，这造成了后来他最真诚的爱和最凄惨的悲剧。
他父亲的逝世（1701年）带给菲利普二世公爵头衔和家产，他除了于平时享受人生、于战时须冒点险而外，别无义务。他在对抗第一次大同盟的战役（1692—1697年）中，表现英勇，但也受到几处重伤。不久，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争夺战（1702—1713年）中出生入死，获得更高的荣誉。战后余生，他举行一次糕点宴会慰劳自己。除了不敬神外，他在一切罪恶中尚保持举止的迷人和谈吐的文雅与礼貌，而令人忆起太阳王富有朝气的年轻时代。
只有在全部王位直接继承人去世后或受条约限制不能登基时，菲利普才能争取摄政权。此时，谣言纷起，说他不惜毒害具有血统的各个王子，以清除掌握王权之路，但路易十四及其后代均对这些诽谤不予置信。一些团体开始转变态度，认为他不比梅因公爵夫妇差劲。因为他主张信仰自由，那些受压迫而低头转向天主教的法国新教徒，那些受苦于教皇训谕及皇家宗教迫害的詹森派教徒、那些乐见以一自由思想者统治法国的自由人士、那些厌倦于已故国王苛政的巴黎人民和提供他经济援助而受婉谢的英王乔治一世，都为他争夺摄政祈祷。最重要的是，那些“将领贵族”——被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削夺权利而成为朝廷寄生虫的有爵位的家族都希望借菲利普二世的力量，替受私生子统治及商人把政的王室复仇。圣西蒙身为高阶贵族，他催促菲利普二世放弃安逸放荡的生活，为争取摄政权而战。
但菲利普二世爱好玩乐甚于权力，他可能宁愿清闲享乐。现在受了朋友的激励，他驱策自己奋力不懈地展开行动。当着梅因公爵的面，他收买了皇家禁卫军，以求得他们的拥护；并以官职相许，赢得政治与军事首要人物的支持，并使议会认为他们有希望恢复以前的特权。1715年9月2日——正是路易十四去世的翌日——菲利普二世召集巴黎议会、贵族领导者及国内主要官员到法院。梅因公爵也参加，希望接受摄政权，但勇敢、聪明而雄辩的奥尔良公爵击败了他。菲利普二世宣告：“除了解除人民痛苦、重新建立财政的秩序、维持国内外和平、恢复教会的统一和安宁外，我将永无其他目的。我将接受庄严的议会明智代表们的协助，在此我预先请求他们的应允。”这就是说，他将老国王反对、忽视的“抗议权”（反对王室敕令）归还议会。这个巧妙的动议大为收效，议会几乎全体一致地拥护菲利普二世摄政，并给予他完全控制议会的权力。梅因公爵抗议这违反先王遗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本人不能再负这位孩童国王的抚养之责，要求解除这项责任。菲利普二世和议会信以为真，狂怒而无助的梅因只好退休到索镇，受着妻子喋喋不休的指责。从那时起，42岁的菲利普二世开始了为期8年的摄政生涯。
先盛后衰（1716—1720）
菲利普二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稳定。他继承了一个破产的政府，负债24亿利维尔，还有浮动债款5.9亿利维尔——流行于国内的王室特定票据，现在面值几乎不到原来的1/3。政府1715年的净收入为6900万利维尔，而花费则为1.47亿。1716年的大部分收入均已预先支出。
圣西蒙建议断然宣告破产，但遭诺瓦耶公爵反对。摄政当局采取节省与改革并行的折中办法，把军队减至2.5万人；退役军人免纳税6年；有8个孩子者永久免税。封建领主的租税、盐税、人口税及其他赋税均已降低；滥用积蓄皆受指责，有些甚至被矫正。很多政府冗员被解雇——仅巴黎就有2400人。当时还成立了正义法庭（1716年3月），那些资本家、商人及其他人士，均以曾经骗取政府财物的罪名，受召出庭。熟谙军事措施的诺瓦耶，开始了令人恐怖的行动：凡揭发别人没履行契约的人，被应允受宽大处理；告密者因而收回被查扣款额的1/5；凡干涉揭发者，均处以死刑；财产公告不实者，须没收财产，并放逐海外。犯罪者有些被绞死；有些加上枷刑，在欢呼的民众面前游行。少数无以自表清白的金融家，终于自杀。方法虽好，效果却差。大部分罪犯贿赂法官、摄政者的亲信或情妇，以免除审问和罪行。官方的腐败甚至到了不是罪犯行贿而是朝臣索贿的程度。一位资本家被罚款120万利维尔，一位朝臣应允以30万利维尔为他脱罪。“亲爱的大人，”这位资本家说，“你来迟了一步。我刚刚和尊夫人达成协议，费用只是你所提的一半。”解散正义法庭的敕令公布下来（1717年3月），以罕见的坦诚说道：“各种犯罪遍布使各阶级几乎都受传染，因此，政府很难对如此多的罪犯施以公正的惩处而又不致危害到商业、社会秩序和国家。”待审讯结束时，政府净利约为7000万利维尔。
不满于这些结果，摄政转向于提供新财政制度的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约翰·洛（John Law）生于1671年，是爱丁堡某位银行家的儿子，他在伦敦学习金融，亲眼目睹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开幕。在一次因爱情纠纷的决斗中，他一时失手杀死了对手，因而顶着死刑的罪名，逃到欧洲大陆。他英俊、和蔼，有数学天赋；在外币汇兑方面的投机颇为成功，而且他对纸牌组合的计算与记忆能力，帮助他在各地牟取利益。他观察了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热那亚银行的运营。在阿姆斯特丹，他尤其感到信贷制度的魔力，即银行发行抵得几倍国库金价的纸币，同时以10基尔德担保，结果刺激、促进并繁殖了工商活动。他看出不必麻烦地携带或以金银交易，而仅仅转移银行票据，即可进行买卖。他不相信在法国竟然无法建立这种国家银行和信贷制度。他预想出后来被称为他的“制度”的这一学说。
他的主要构想是以国家赊账，发行纸币，以使物资两倍于国家现存的金、银与土地的总值，同时降低利息，以鼓励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图谋工商企业与方法的革新。这样，金钱创造事业，而事业则增加雇员与产品，国家税收和贮藏将逐渐丰富，同时也可发行更多的钱币，如此，利润便可获得扩展。如果人民能够被优厚的利息吸引，将他们的积蓄储存于国家银行，而不私藏珍贵金属，则人民的积蓄增加了储金，更多的纸币就能发行，散漫的金钱，将集中在一起而发生作用，国家的繁荣即可促进。
1708年，约翰·洛向法国政府提供他的意见，但路易十四不予采用。菲利普二世摄政时，约翰·洛再提出他的学说以解救法国破产的财政。他问道：在欧洲各主要国家中，为何单独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仍未成立国家银行；土地如此富饶、人民如此聪颖的法国，为何仍然平躺在经济的停滞状态之中。于是菲利普二世的态度有所松动，允许他建立普通银行；作为私人冒险。银行接受存款，支付利息，提供贷款，发行10、100、1000法郎不等的银行票据，其稳定的价值，因有固定重量的银子作为基础，因此很快成为人所乐用的买卖媒介。这些票据首次构成正规的纸币，约翰·洛的银行及遍布各地的支行，建立了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信贷制度。1717年4月，银行票据被认可代替缴税。
同年9月，约翰·洛把他的主张带到更为冒险的阶段。他要求摄政当局把特权赋予新成立的欧洲公司，以开发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然后归法国管辖。他以每股500法郎的价格把欧洲公司的20万股卖给人民，那是很高的价格，但其中3/4的款额可由政府票据以其面值支给，3倍于其实在价值。很高兴有此机会将跌落的纸币转换成可分红的企业股份，人民很快便买光了所有的股份。越来越如意的约翰·洛指导他的银行买下皇家烟草专利权及所有进行对外贸易的法国公司；将它们与欧洲公司联合起来成为印度公司，其目的在于垄断全部对外贸易。
1718年12月4日，约翰·洛重组他的银行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它的票据被承认为合法的偿债钱币，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财政。他在印度公司以每股550法郎发行新股票，一时被抢购一空。期待高价报酬提高了人们对股份价值的估计；在一片投机潮中，人们纷纷以不断上升的价格来买卖股票，直到喊出5000法郎，9倍或10倍于其面值为止。蒙塔古女士1718年路经巴黎，对法国经济命脉竟受制于一位英国人的现象，报以微笑。约翰·洛的想象超过了他的判断。这个新的皇家银行不仅管理制币厂与所有税收，并以政府规定的5000法郎的股价交换印度公司的股份，转而接管国家债务。这样一来，被动资金就会在他各个企业中用活。他又将2400股献给摄政者作为礼物，而危害到银行偿债的能力。
虽然这般轻率地冒险，人们对他的信任毫不受损，人们对公司的热忱愈来愈高，股份买主喊着愈来愈高的价格。骗徒在市场中兜售假股证件，使行情更为狂热。银行所在的那条狭窄、肮脏的柯堪坡街，两年来变成了巴黎的华尔街。各阶层的买者、卖者，公爵夫人、娼妓、巴黎人、乡下人、外国人，群集于此，而且骚乱每天上升。有些人在拥挤中被践踏致死，有些人则被贵族的马车辗倒。马雷夏尔·维拉尔（Maréchal de Villars）乘车路过，曾驻足演说，训斥群众贪婪的狂热。小街中陋屋每月的租金，比过去20年来的总收入还多。居民抱怨嘈杂声难以忍受。买者还是竞相喊价；股份价格几乎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在上涨；1719年底，有些股份已售到每股1.2万法郎；当时未出售股份的市场价格80倍于法国公认的金银总价。因为每股只需支付面值的1/10，因此周转率高，一天就可致富。一位银行家赚了1亿法郎，一位旅馆侍者赚了3000万法郎。人们首次听到“百万富翁”这个称呼。
约翰·洛一时成了风云人物。1720年，他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华丽的贵族、女士，翩临其接待室，纷纷请教他对金银财宝的高见或寻求他的支持。“我曾经亲眼，”伏尔泰回忆说，“看见他通过巴黎皇宫的走廊，后面跟着公爵、贵族、法国高级将领、教会主教。”一位公爵夫人谦逊地吻他的手。
他并未因其主张的辉煌胜利或权力的伸张而骄纵恣肆，事实上他还震惊于人们的贪婪对公司股份所喊出的高价。他也没有借此机会中饱私囊。反对这一制度的圣西蒙宣称：
他的为人既不贪婪，也不欺诈。他是一位慷慨、善良、可敬的人物。太多的债权和财富并没有宠坏他，他的举止、马车、桌子、家具，任何人见了都不会愤慨。他一心一意，坚忍不拔地忍受事业带来的烦恼；直到最后……他变得急躁而常发脾气。
有些望族不满他是外国人和新教徒，而且发现，他虽然和其英国太太恩爱相处，他们的结合却属非法。为了减少这些敌意，约翰·洛成为法国公民和罗马天主教徒。
他运用权力去刺激法国的繁荣。他减低赋税，并结束私人代理笨拙而腐败的税敛。他对群众表现出一般财政家少有的怜恤心。为了农夫的耕种，他禁止教会或财团占有大片土地；他甚至在刚刚上任总长时就强迫教会售出自1600年以来所占有的全部财产——那几乎是法国财富的一半。他先于杜尔哥（Turgot）废除了法国境内食物和货物的运输税。他有组织地筑路、修路、造桥、开发运河，同时从国外招进技工专家以建立新工业；降低贷款税率以鼓励工业的扩张；在他上任两年内（1719—1720年），法国企业增加了60%。他重振并扩张商业舰队，使商业延伸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从事外贸的法国船只，1719年3月为16艘，1720年6月则达300艘。在约翰·洛的领导下，法国对外贸易再度达到柯尔伯（Colbert）任职时曾达到的最高峰。他说服法国贵族支援路易斯安那咖啡和烟草的生产，他自己则支援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流域的开发。1718年，新奥尔良城正式建立，取摄政者家族之名以为纪念。
尽管约翰·洛和菲利普二世多方面地努力，但在美洲的事业并不蓬勃。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大部分地带，仍是尚未征服的荒野。政府尽一切力量招揽法国移民在此区域定居。约翰·洛提供每一户移民家庭迁徙资金及450亩土地。人们发现移民不比投机诱人后，罪犯、流氓、娼妓被驱逐到路易斯安那，而青年男女则像普莱沃（Prévost）小说中的曼侬·莱斯戈被诡计或武力强迫冒险。这些牺牲品由于伙食恶劣，许多死于途中。1720年5月的诸项敕令，方才禁止这种野蛮的强迫行为。殖民地本身，由于设备不良、管理不善，加上叛逆者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密西西比公司的利润远比投机者所预测的少。虽然约翰·洛自己也曾陶醉于这个梦想，但从殖民地土壤发掘金矿或珍贵矿物的希望，终属虚幻。
这些困境必已传回法国。最聪明的投机者判断出公司的股价已达高峰，认为现在该是出售的时候了，他们迅速售出而获得暴利；其他同样贪婪、但消息较不灵通或判断较不正确的数以千计投资者，则因脱手较慢而破产。到1719年12月，卖潮压过了买潮，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波旁公爵抛售了2000万法郎的股份；孔蒂王子售得1400万；后者招来三大马车以载运用银行票据与公司股权换来的黄金，约翰·洛并不敢加以拒绝。一位普鲁士投机者卖出他所有的股权，而带着相当于3000万法郎的金条离去。其他的人则兑换股份以购买土地、房屋、珠宝和其他以人类需要或虚荣为稳定基础的有价物品。曾经遭受正义法庭惩罚过的金融家，以兑现票据并将金条运出法国，作为报复。约翰·洛努力阻止金条外流，请求摄政者下令禁止人民私藏、交易或输出珍贵金属，并要求交出所有超过皇家银行500法郎以上的金银。银行官员受权进入住宅搜索私藏的珍贵金属。“许多百姓，”据圣西蒙说，“把金钱藏得如此隐秘，以致死时无法讲出以前匿藏之处，他们的小财宝因为长埋，没能传与子孙。”
股票的市值继续下降，约翰·洛竭尽全力（提供9000万法郎的纸币），欲图支持局面，但随之而来的银行钞票之增加，降低了币值，并提高了物价。1720年5月，物价已经比1716年上涨了100%，工资则上涨了75%。7月，一双丝袜高达40利维尔。通货膨胀的恐慌开始了，人们争相以纸币和贮藏物品证券交换货物。因此，福斯公爵囤积蜡烛，马雷夏尔贮存大量咖啡和巧克力。为了防止纸币脱手转购物品，约翰·洛宣布（5月21日），银行钞票和公司股份贬值50%。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许是受到震恐的摄政者所施的压力，而后者则感到约翰·洛与其他贵族及教会仇敌所施的压力。菲利普二世把所有的公司股份投进银行，欲图挽救这一危机。
但卖潮仍然持续。7月，银行被迫对超过10法郎的票据暂停付款。票据的持有者围困银行，喧闹着要兑换纸币为金条或银条。在巴黎，涌动的人潮在混乱中踏死了10名妇女，稍后，愤怒的群众扛着其中3具尸体在摄政者的窗下游行示威。因自己疯狂的投机引起这一制度崩溃的人民，却指责约翰·洛，要求他对一切困难负责。他们设法捉他，想要杀他泄愤，不得逞后，于是将皇宫庭院内他的大马车予以捣碎。反复的骚动显示出人民觉得受经济骗术玩弄，及高阶层者以公众牺牲为代价而中饱私囊这一情绪。国会联合起来攻击约翰·洛，菲利普二世将他贬到蓬图瓦兹（Pontoise，7月20日），人民拥护国会。
8月，曾经达到1.2万法郎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现在降到2000，而银行钞票则降到原有价值的1/10。10月，消息泄漏出来——而且很快流传开来——摄政当局在皇家银行鼎盛时，从中提出总额30亿法郎，其中大部分花费在馈赠亲友或情妇的奢侈品上。大约同时，一位银行出纳员私卷大量金条，潜逃至普鲁士。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跌至200法郎。摄政当局一则废除银行（12月），解雇约翰·洛，一则重开国会。14日，约翰·洛带着儿子离开法国。他已经将私人财产全部投进印度公司，与大多数股东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未在外地存钱；现在他仅仅剩下2000利维尔和一些不珍贵的珠宝。在布鲁塞尔，彼得大帝邀请他掌管俄罗斯的财政。他予以拒绝。他退休到威尼斯，与妻子和女儿团圆，过着默默无闻、贫穷的生活。1729年，他终于在该地告别人间。
他建立银行的原则，理论健全；若不是投机者令人难以置信的贪婪与摄政者的挥霍无度，将使法国偿清债务并繁荣强盛。约翰·洛的看法经过考验，被证为无误。法国经济一时显然停顿在颓废状况之中：股份与票据持有者要求无法兑现的付款，钱币的流通几乎瘫痪，工业滞阻，对外贸易也停顿下来，物价超过人民的支付能力；摄政者召集巴黎的首脑人物，商讨维持秩序，平息混乱之策。他们买进全部钞票，并以政府税收为抵押赎回各种不同的股权，持有者损失16%—95%不等。狂怒泄尽的民众，只好耐心地屈服于这种实际的破产。
有些事情则未受到混乱的影响。农民由于产物价格上涨与钱币贬值，反而得益。工业受到低利和高价的刺激，迅速复原；新企业纷纷成立。国内贸易因路税减低而蒙利；商业自混乱消退后，也再度扩张到海外。视求利为自然而必需的中产阶级，不但没受伤害，而且更加扩大。金融家的数目与势力均已倍增。贵族以贬值的钱币偿债而受益，但因在投机的热潮中表现出和各阶级无异的求利欲而丧失面子。摄政因无法履行财政契约，又在一片灾情中仍旧奢侈生活，而失尽光彩。一位匿名的评论家批评说：“我们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根除约翰·洛造成的恶习：纵坏人民过惯安逸、奢侈的生活，使他们不满足现状，扬升食物及手工品的价格，使所有的商人追求暴利。”但那同样的商业精神，虽则败坏了法国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和法国人的智慧。1722年，法国的财政已恢复到足以让摄政怀着对政府所具有的松弛良心，而回到惯有的宽仁统治与挥霍淫乱的道路上。
摄政者
他的德国母亲曾经警告、批评他的友善态度。“仁慈胜于苛刻，”她告诉他，“但是，正义存在于处罚与奖赏之间；尤其重要的是，不使法国人民畏惧他的人，则他将很快会畏惧他们，因为他们轻视那些无法使他们畏服的人。”菲利普二世由蒙田塑造而成，他崇拜英国的自由，畅谈不盲目服从他的一些臣民，但也明智得能让自己向他们解释为何要制定那些法律。为了表示其政权的精神象征，他迁出凡尔赛宫，住进巴黎心脏，热潮所在的皇宫。他讨厌宫廷生活的仪式和排场，因而将它们置于脑后。为了更安适及保有私人园地，他规定年轻的国王不得住在凡尔赛宫，而住在郊区的万塞纳城堡。一点也不像谣言诬告的那样毒害孩子，菲利普二世对待年幼的国王非常慈爱，并恪尽君臣之礼，因此，路易十五对摄政者给予他的百般照顾，终生都铭感在心。
路易十四下葬两天后，菲利普二世即下令，除了那些危害社会的重罪者外，余者从巴士底狱全部释放。其中数以百计的罪犯，都是由老国王的秘密信函拘捕入狱；他们大部分是詹森派教徒，所受的指控只是不遵奉国教；有些人下狱日久，以致无人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知罪因。有个人入狱35年，却未曾受审问或告知监禁之因；到老年才被释放，反而对自己的自由迷惑不解；他在巴黎举目无亲，又身无分文；他要求留在巴士底狱度过残年，结果获准。
老国王临终时的告解神父米歇尔·泰利耶，平日追捕詹森派教徒，结果被逐出巴黎。摄政者劝告教会里的反对党，止息他们的争论。他对秘密的新教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任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任职行政机构。他打算恢复自由主义的《南特诏书》，但耶稣会会员和詹森派教徒联合起来指责这种容忍，而他那位想要钓取红衣主教地位的牧师迪布瓦，也加以劝阻。教会里的两派拒绝施给新教徒的正义，只能由哲学加以赢取。在信仰方面，摄政者是伏尔泰的崇拜者。菲利普二世没有显而易见的宗教信仰；在虔诚信教的路易十四之下，他在教堂读过拉伯雷的作品；而现在他已允许伏尔泰、丰特内尔及孟德斯鸠出版书籍，仅在一年前，这些著作被视为危及基督信仰而遭禁止。
在政治上，虽然菲利普二世将伏尔泰送进巴士底狱，他仍是一位自由而开明的统治者。他对民众解释律令时，措辞非常温和、真诚，所以米舍莱（Michelet）看出其为1789年国民大会的先导。纵使有些人对摄政者含有敌意，政府各部门中的任职者都是能干的专才；一位曾经威胁要暗杀他的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菲利普二世是一位自然享乐主义者，在下午5点钟以前，他是一位苦行僧。直到那时，圣西蒙说：“他完全献身于公众事业，接见部长、议员等，白天从不进餐，只在下午两三点时吃点巧克力，此时任何人都可进入他的房间……他的亲善和敏捷博得人民极度的喝彩，但过于滥用。”“在亨利四世的所有后裔中”——即是所有波旁皇族——伏尔泰说，“菲利普·奥尔良在勇气、仁慈心肠、率直、欢乐气象、和蔼可亲、自由思想及良好教育各方面，最像这位君王”。他以其广泛的知识、深入的见解、明智的判断，精选大使与议员。但他也有与哲学家一样的弱点——看出一件事情的多面性的能力与意愿，将时间花费在讨论上，因而延缓了行动。
他虽然崇尚自由，但对于传统的王室权威的任何剥夺，却丝毫不容。国会运用他曾应许他们的疏谏特权，拒绝认可他的一些法令（把这些法令列入已承认的土地法规中）时，他便召集（1718年8月25日）著名的“正义之光”（lit de Justice）——国王坐在判决的“床”上，行使其王权以强制王室敕令的签署，153位法官，身着庄严的鲜红色长袍，徒步至杜伊勒里宫，年轻的国王遵照菲利普二世的指示，命令他们（他们照做了）——签署摄政者的法令。因为梅因公爵及其夫人仍在议会中反对他并施以种种阴谋，他利用这个机会剥夺皇室的私生子成为王子的权利。合法的公爵重获高官和特权，圣西蒙公爵大为欢愉，对于他而言，这是摄政最伟大的成就，也是他的《回忆录》最辉煌的时刻。
梅因公爵夫人并不承认失败。1718年12月，这位公爵夫人联合西班牙大使切拉马雷、西班牙总理阿尔贝罗尼及米歇尔·波利那红衣主教，准备推翻摄政当局，而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入主法国、以梅因公爵为内阁首脑。但这个叛谋终被揭发，大使被革职，公爵夫妇则分别被送进不同的监狱，而于1721年获得释放。公爵对这项计划辩称不知。公爵夫人在索镇，重新部署她的计划。
受到这些打击和传统及本身性格的限制，菲利普二世仍然采取一些温和的改革。在他当政的短短几年内，与统治半个世纪的路易十四相比开辟了更多的道路。他放弃了马尔利（Marly）和凡尔赛，因而积蓄了数百万法郎。他维持一个绝对朴素的宫廷。约翰·洛的许多改革以更经济、仁慈的税收而留存下来，那些受到贪污或浪费指控的收税官均被解雇。菲利普二世尝试施行分等级的所得税办法：他先在诺曼底、巴黎、拉罗谢尔试行，但由于他的早夭而告失败。他全力避免战争；遣散成千的部队，分发他们到未开发地区；他将残余的军人驻扎在军营，而不住在民间。他以宽大的眼界允许所有够资格的学生免费进入巴黎大学和皇家图书馆；他以国家基金资助皇家科学学院、皇家题铭及纯文学学院、皇家建筑学院；他援助学术作品的出版；在卢浮宫建立机械文艺学院，以促进发明与工业艺术。他为文艺作家、学者及博学之士发放津贴，并在皇宫给予他们居室，他很喜欢跟这些人畅谈他们在不同领域的造诣。他的方法和改革收效不明显，部分由于债务的负担和经济革命的溃败，部分由于摄政者本人生理与道德的缺陷。
那是法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如此聪明才干的俊杰，竟然由于他所处阶级与时代的淫荡而玷污、受损。他的父亲近男宠，而他本人受教于一位放浪的教士，他长大后纵欲好色，几无限制。“如果他能无原则而获有美德，”杜卡洛说，“则他已是道德之士。”他被迫与路易十四的私生女儿结婚，却寻不到妻子的爱情、体贴，便经常酗酒，其情妇甚多。他结交了一些以金钱及昂贵艺术品追求性刺激的朋友，他称呼这些狂欢者为“浪荡子”（roués）。在皇宫或在圣克劳德的别墅里，菲利普二世招来朋友——大都是年轻的贵族，但也有一些有教养的英国绅士如斯泰尔及斯坦霍普伯爵——举行小小的晚宴，在那里，有教养的女士像杜德芳夫人，掺杂着女伶、女歌手和情妇，成为男士钩心斗角竞相追逐的对象。圣西蒙带着伪装神圣的色彩说：
在这些集会里，每个人的性格，尽收眼底。部长像其他人一样放纵恣肆。古今宫廷及朝野的风流韵事，所有古老的故事、笑话以及荒谬的事儿，都被挖掘出来；无人幸获一免；奥尔良公爵也像其他人一样秽言秽语。但这些交谈很少留在他脑海里。他们尽可能地互相灌醉，使他们更为兴奋，毫无顾忌地说出下流的话，竞相畅吐亵渎之语；他们喧噪胡闹，酩酊大醉之后，便上床入睡，以便第二天再开始玩同样的把戏。
菲利普二世好动轻浮的本性，在他和姘妇相处的短暂上，一览无余。他们在一起很少超过一个月，但被替换者往往在等待着良机的再临。他的男仆，甚至朋友，不停地为他带来新的候补者。高贵的女士像帕拉贝雷伯爵夫人，女冒险家像唐森夫人，歌剧里的歌手与舞蹈家，漂亮无比的模特儿像萨布朗女士，她的“高贵气质”和“举世无双的体态之美”，连清心寡欲的圣西蒙都为之震动，这些女士都献身给摄政者，以沾染皇家气派，或是求取金钱、珠宝；他从自己的收入或羸弱无力的财库里，挥霍无度地赠送她们礼物。他虽然粗心大意，但从不让这些女人从他那里私探国家秘密或讨论国事。萨布朗女士设法打听这类事情时，他便让她瞧着镜中的自己，问她：“一个人怎会和这般漂亮的脸孔谈论事情呢？我完全不喜欢那么做。”稍后不久，她就不再得宠了。
这样一个浪子，却很孝顺母亲，他每天探望她两次，温驯地忍受她伤心的申诫。他不爱发妻，但还表现出关怀与风度，他和她生下5个孩子。他很喜爱孩子，他最小的女儿进修女院时，他每日前往探望。而他住在卢森堡宫廷的长女，其生活几乎和他一样丑闻昭彰。
她和查理·贝里公爵的婚姻，很快就变成时战时休的吵架状态。他被外国军队掳获后，她答应说如果他能赦免她的不贞，她也将对他的不忠一笑置之。历史学家添油加醋地说：“他们还保证互相保护。”她是巴伐利亚人的后裔，血液里含有疯狂的成分，她自觉不能控制心智和道德上的稳定；她对自己过错的自觉，更使她高傲的脾气火上加油，震惊了所有闯进她生活圈子的人。她充分利用她的追求所得，在巴黎像个皇后驾车而过，并在卢森堡维持一个奢侈华丽的家庭。有时仆人就有800人之多。她丈夫死时（1714年），她还接待一连串的情人。她的酗酒、淫荡、猥亵的言语及轻蔑的骄傲，使每个人心惊肉跳。她偶发的虔诚与对宗教怀疑的攻击，交互消长。
她爱父亲似乎胜过其他任何人，而她父亲爱她也是如此。她继承了他的智慧、敏感、机智与品行，她年轻时的美丽与父亲最美的情妇匹敌。巴黎流传着谣言，指控他们乱伦；为了齐全起见，谣言还添说他与3个女儿都有染。或许这些谣言是由梅因夫人圈内人散布。最知悉内幕的圣西蒙予以反驳，而视之为卑鄙的残酷手段。菲利普二世则从未为之烦恼，予以否认。他一点也不嫉妒他女儿的情人，而她也从未对他的女人吃醋，这或许能说明问题。
只有一个人能将她从她父亲那里拉走——皇家禁卫队队长里翁，他的男子汉气概深深迷住了她，使她变成他的俘虏。1719年，她将自己关在卢森堡，仅留几名侍者，为这位队长生下一个女儿。随后，她秘密地和他结婚。她要求父亲准许她宣布这桩婚姻，但遭拒绝；她对他的爱变成疯狂的愤怒。她因此病倒，寝食俱废，结果大发热病，死于她的医生配给她的泻药（1719年7月21日），仅24岁。验尸时发现她的大脑里有畸形物。没有主教愿意主持她的丧礼，圣丹尼斯的修道士允许她葬在他们大修道院的王室地下坟墓时，菲利普二世不惜卑躬感激他们。她的母亲乐于听到女儿的死讯，她的父亲则把自己埋葬在权力的空虚中。
摄政政治下的社会
从《南特诏书》的颁行到撤销（1598—1685年），法国财富的增长、生活的都市化、自宗教战争与詹森教派的争端后人民对宗教信仰的减却，导致了在贵族中道德律令的松弛。国王和门特隆夫人的婚姻（1685年）、他转向于一夫一妻制及忠贞和军事灾情严重的影响，已经迫使朝廷改变对外方针；而且，牧师的自我检讨，已经阻止了这一代教会的没落。自由思想家检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享乐主义者背着公众，狂欢恣肆。但是，多疑、淫佚而容忍的摄政者上台时，这些限制又告消退，受抑制的本能愤怒地爆发成一股非宗教和自我放恣的潮流，这颇类似清教徒得势一代（1642—1660年）后，英国王权复兴时代那种恣情声色的英国社会。不道德现在成了解放和老练的象征，淫乱则成了一种礼节。
基督教远在受到《百科全书》攻击，甚至在伏尔泰第一次以尖刻的文笔予以批评以前，便已衰微。迪皮伊（Dupuy）于1717年指责巴黎的物质主义者充斥其间。“今天，”马西永（Massillon）于1718年说，“不敬神几乎声威赫赫，凡民得以接近伟人，这是一个好处……使无名之士得以和受到人民拥戴的王子熟识。”那位王子的母亲，于1722年临死前写道：“在巴黎，不管是牧师，还是普通人，我不相信会有100个人真正信仰基督教，真正相信我们的救世主。这使我不寒而栗。”少数年轻的一代想要从天主教转到新教，他们先转向比较安全的无神论。普罗科佩和格拉多特两家咖啡馆，像礼拜堂一样，是不信教者的集会地。
如果说这股风气松弛了上层社会的道德准绳，那么贫穷也助长了人们违反法律的天性，在巴黎下层社会造成道德的混乱。博学的德拉克洛瓦（de Lacroix）估计，“危险人物、乞丐、流浪汉、小偷、各式各样的欺诈者，大约占了人民总数的1/6”；而我们可以想象出都市里的穷人，像富人一样，以私通来调剂辛劳。各种各样的罪犯，纷纷出笼，从巴黎的扒手到拦路的土匪，应有尽有。巴黎有正规的警察，但管不住罪犯，有时还和土匪分取掠夺品。1721年，国防部终于成功地逮捕了卡图什（Cartouche）——法国的杰克·谢泼德（Jack Sheppard）——和他的500个徒众，他们拦路抢劫，使社会动荡不安。那时，只有农民和中层社会人士维持正常的法国生活。
但是，巴黎的贵族，城里流动的绅士，文学或艺术的沉迷者，资本家以及修道院院长、长老，也几乎忘却了道德箴言，基督教只被记忆为礼拜日的社交时辰。当身为妻子者到了巴黎或凡尔赛宫，那视妻子的不贞重于丈夫的不忠，并欲借以保护财产的继承的双重道德标准，一时也被置诸脑后；在那里，专情于丈夫，已被视为古板；在那里，妇女和男士竞相撮合、离异。婚姻只用以维持家庭和财产、名声；除此之外，当时该阶层社会并不限制丈夫或妻子的忠贞。在中世纪，婚姻被视为导致爱情之门；现在，婚姻导致相爱者绝少，反而是爱情导致婚姻；纵使奸情，也很少以爱为借口。尽管如此，仍有忠实的夫妇散布在普通人中，闪耀着勇敢的光芒：圣西蒙公爵夫妇、图卢兹伯爵夫妇、吕内夫妇、蓬查特兰夫妇、贝勒·艾斯勒夫妇。很多放荡的妻子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收敛其行为；而有些人，她们的魔力随着时光渐渐消逝，终于退休到舒适的女修道院，献身于慈善事业以贡献她们的才智。
摄政时期最富进取心的女性是克洛迪娜·唐森，她32岁时逃出女修道院，绯闻之多，令人头晕目眩。这也是有原因的：她父亲，格勒诺布尔的议会主席，是一个调情圣手；她母亲是一位轻浮、风骚的女子；而克洛迪娜明白自己的妖艳，渴望得到垂青。她的姐姐格罗莱夫人，只略比她检点。87岁时，克洛迪娜在临死告解之时说道：“我年轻、漂亮；男人如此称赞我，我也相信他们；其余的便可猜想而知。”克洛迪娜的哥哥皮埃尔·唐森谨守圣道，由于很多女人的帮助，登上里昂的主教和大主教职位。为了节省嫁妆，克洛迪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位于孟特弗列里的女修道院。在那里她于勉强的信仰中烦躁地度过了16个年头。1713年，32岁时，她逃脱出来，藏在德图什骑士家里，他是一位炮队指挥官，由于他的帮助，她成了（1717年）哲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的母亲。未能预见此位婴儿将来会编纂“百科全书”，她把他遗弃在巴黎的圣·让·兰德教堂的台阶上。她先后委身于马修·普莱尔、博林布鲁克伯爵及阿尔让松，然后投入——据说在摆出裸体的雕像姿势之后——摄政者的怀抱。她在那里为时短暂，她设法利用她的拥吻使摄政者答应给她心爱的哥哥一席牧师之职。菲利普二世回答说他不喜欢在床上讨论事业的少妇，此后便不再欢迎她。她努力振作，结果征服了迪布瓦。我们会再遇到她。
在道德变迁的潮流中，有些巴黎的妇女继续保持卓越的法国品德，集显贵、才俊、佳丽于沙龙。巴黎最著名的人士，聚集在苏利宫这一壮观的建筑中；那里，有政治家、经济学家、诗人——60多岁静默的丰特内尔与20岁朝气蓬勃的伏尔泰。一群更乐天的团体聚集在布永宫，勒萨日（Lesage）在该处曾经发过一阵脾气，使该宫长留回忆：他应邀去读他的戏剧《杜卡莱先生》（Turcaret），但由于迟到而被女公爵傲慢地训责：“你使我们损失了一个小时。”他回答说：“我将使你们得到两倍的时间”，然后离开房间。我们已提过梅因夫人在索镇的沙龙。将成为斯塔尔男爵夫人的玛格丽特·洛奈充当公爵夫人的随侍，曾经写下灿烂的《回忆录》（1755年），描述那些闹剧、矫饰、晚宴和化装舞会。索镇娱乐之盛，使宾主几无交谈余地。
安娜·康史利，即兰伯特侯爵夫人主持的纳韦尔公馆（现为国立图书馆），则以交谈为主。富裕而苛刻的她，在恣情欢乐的摄政时代，仍旧保持路易十四晚年稳定沉着而堂皇庄严的气派。她劝阻人们玩牌、下棋，甚至欣赏音乐。她是一位全能的女才子。像夏特莱侯爵夫人一样，她对科学和哲学很有兴趣，有时（伏尔泰说）她谈出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她每星期二招待科学家和贵族；每星期三则为作家、艺术家及学者，包括丰特内尔、孟德斯鸠和马里沃（Marivaux）。她聚会时，有博学之士演讲、作家朗读即将问世的作品，他们的名声也因而外扬；这位慷慨、雄心壮志的女主人，经由智囊团的运作，使她的门客跻入法国皇家学院之林。她是数百位使法国历史在世界史上写下最光辉的一页的和蔼、有教养而开明的女性之一。
华多与艺术
艺术革命反映出政治和道德的变迁。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年）和路易十四的帝国主义政策溃败后，法国的民心由血腥的军事耀武转向和平的安乐。新教堂已不再为人民向往，高楼大厦如马蒂诺饭店，由不规则形状和装饰丰富的形式变成几乎脆弱的文雅，再趋向戏谑的、无限制的幻想。精美的涂饰、明亮的色彩及令人吃惊的设计，变成摄政风格（Style Régence）的特征。古典样式由于讲究优雅轻佻的曲线而消失，角隅隐藏不露，壁嵌盛为雕镂。雕刻则废弃凡尔赛宫那种奥林匹斯诸神巍巍然的外观，转向表现优美的律动和情感的诱人的小巧风格。家具避免直角和直线，舒适比壮观更受重视。现在，出现了供两人用有靠背的双人椅，专为不喜欢距离的朋友或情侣设计。查理·克雷桑（Charles Cressent）是为摄政者制造精致家具的首席细木工匠，将椅子、桌子、写字台和办公室，嵌镶以珠贝之细工，满室光彩夺目，轻盈可爱，从而树立了摄政时期家具制造的风格。
菲利普二世自己的表现、态度和嗜好，都象征着趋向洛可可式这一转变。在将政府从凡尔赛迁移到巴黎时，他把路易十四代表的古老庄严变为巴黎较为轻快的精神，他还引导中产阶级的财富资助文艺。他是卓越的赞助者。他本人富有，慨予出钱赞助。他的兴趣既非富丽堂皇或是巨幅的展览，也非宗教、传奇或历史那种传统生动的主题，而是诱人手指、开人眼界的那种手工完美的小小杰作，像嵌珠小箱、银器、金碗、迷人的中国古玩，及鲁本斯或提香所绘的裸体迷人的妇女，或韦罗内塞所画的华丽衣袍的摇曳生姿。他将皇宫里的艺术收集品开放给可信赖者观赏；若非他把那些艺术品送给开口要求的情妇，则可匹敌任何珍藏。艺术家到他那里学习、描摹，菲利普二世则到他们的画室观赏和学习。他礼貌、温和地向他的首席刻画家安东尼·夸佩尔说：“先生，我很高兴和荣幸能接受你的忠言，同时使我能善用你的教导。”如果不是渴望女色、对女色无法控制，他早已成为一位极有教养的人士。
这个时代的特性明显地表现在绘画方面。因为不受摄政者和他们新赞助人的拘束，艺术家像华多（Watteau）、帕特尔（Pater）、朗克雷（Lancret）及让·勒穆瓦纳（Jean Lemoyne），都一一抛弃了勒布伦（Le Brun）在皇家艺术学院树立的准则。他们欣然描绘能反映出摄政者对美、乐的企盼，摄政时期女人的活泼、优雅，家具与窗帘的温和色彩，在布瓦·布洛涅欢悦的舞会，在索镇宫廷的游戏与化装舞会，男演员、女演员、首席女歌星和女舞蹈家的善变德行，以投众好。阴郁的圣人的故事已由异教徒的神话取代；来自中国、土耳其、波斯或印度的古怪传奇，让已获释的心灵自由漫游于旷远的梦幻之中；抒情的田园颂取代了英雄史迹；买主的肖像画取代了国王的功勋。
一些已在路易十四时代成名的画家，在摄政时代继续蓬勃发展。曾经在凡尔赛旧宫廷树立正确风格的夸佩尔，在皇宫画穿着令人销魂的便服的女郎。莫纳克去世时已经59岁的拉吉利埃，又活了30年。他头戴假发，神气活现，和妻子女儿住在永不枯竭的卢浮宫。德波尔特（Desportes）那时也在描画广阔的景色，他的作品，如收藏在贡比涅博物馆中的“法国岛屿风光”，使我们联想起他的学生安东尼·华多独具的风格。
安东尼是佛兰德斯人，瓦朗谢讷一位裁缝的儿子（1684年）。他首先受到佛兰德斯的影响——鲁本斯、奥斯塔德（Ostade）和泰尼耶（Teniers）的绘画及一位地方画家热兰的教导。热兰死后（1702年），华多来到巴黎，一文不名。他以帮助一位风景画家糊口。然后在一家代理店工作，生产小型人像，批量完成的画像。他的薪资是每周3法郎，加上足以让他活下去的食物。在那里，他染上肺病。另一个狂热在他的心底燃烧着——渴望成名。他将晚上的闲暇时间和假日花费于绘画人像和风景上。他的一件作品震惊了吉洛。吉洛当时正在意大利剧院绘画，他邀请华多一起工作。华多去了，他喜爱演员，将他们刺激的生活、轻率多变的爱情、玩乐与野宴，以及门特隆夫人受到他们的讽刺因而动怒，只准他们扮演哑剧，一一画出。华多表现出他们变化无常的情状，他们脸上诙谐的表情，及他们奇装异服的折角；他又画了足以引起吉洛嫉妒的一些耀眼的图画。师生终因争吵而分手，华多搬到卢森堡、奥德朗的画室。在那里，他敬畏地学习鲁本斯对美第奇的颂扬画；在花园中，他发现了令他着迷的树林和云彩。
在长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法国青年奔命于各个战场，那是一段悲惨的日子，爱国游行和凄惨的祝福正是牺牲的开始。他把这些现象在《军队的开拔》（Departure of the Troops）一画中描绘出来，其情感与手笔，精巧细腻得使奥德朗震惊。华多一心一意想夺得罗马奖金，于1709年参加皇家绘画暨雕塑学院举办的竞赛，他仅得了第二名，但学院延请他为会员（1712年）。后经多次努力，终于以《舟发西苔岛》（Embarkation for Cythera，1717年）一画而达到曲折的人生最高峰。该画现为卢浮宫最珍贵的收藏之一。所有巴黎民众为它喝彩，高兴的摄政任命他为国王的御用画家，贝里公爵夫人延揽他为她的姆特城堡装饰。他非常卖力地工作，好像知道他只能再活4年似的。与菲利普二世同为艺术赞助者的克罗扎，供给华多在他宽敞的官邸吃、住；华多在那里学习研究某位隐秘市民所收集的精美珍藏。他为克罗扎画了装饰用镶板——《四季》（Seasons）。不久因不满奢侈的生活，他辗转各地，甚至到过伦敦（1719年）；但煤烟和雾又把他赶回巴黎，然后和艺术品买卖商杰尔桑度过一段日子。华多为他花了8个早晨，在一张告示牌的两面，描绘出时髦的巴黎人在一间店铺鉴赏图画的情景。在这张偶然的写实画面上，女人服装优美的衣褶，投射出华多在这方面的特色。他的咳嗽日甚一日，他迁住于靠近万塞纳的诺让，希望乡下的空气能够使他好转。在这里，他死在杰尔桑和教会的怀中（1721年7月18日），时年37岁。
长期卧病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作品。他瘦弱多病，紧张而羞怯，容易疲倦，罕见笑容，很少欢乐，作品中却不见悲伤，他照自己希望看到的来描绘可爱的演员和活泼的女人全景，也是对所渴望的欢乐的礼赞。由于虚弱得提不起对女性的兴趣，他在摄政时期放纵的潮流中，尚维持着端庄的品德，这可从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他也画了几张裸体像，但并没有肉体的诱惑。他笔下其余的女人都身着华服，蹑脚穿过爱的走廊。他的作品表现出演员的盛衰、求爱的仪式和天空的千变万化。他为《冷漠》（L'Indifférent）画上他能想象出的最昂贵、最富花边的服装。他在一次戏剧布景中画下《法国的丑角》（French Comedians）一画，并将意大利演员巴勒提画成吉勒，那名坐在褐暗书房身着白裤的小丑。他出其不意地抓住《吉他手》（A Guitar Player）多情的忧郁感，他也画出以一把维忽拉惊动四座的《音乐演奏会》（A Music Party）。他把人物形象衬托在动人的喷泉、摇摆的树木流云这些梦幻的背景中，再点缀以反映普桑（Poussin）风格的异教画像，如《爱情节》（La Fte d'Amour）或《天堂》（Les Champs-Elysées）。他爱女人而不敢接近她们，没有勇气向她们求爱；他爱她们的头发光泽和她们衣服的起伏飘逸，甚于她们美丽的轮廓。他运用他的所有色彩于她们的外衣上，似乎知道，由于这些衣着，女人已经变成神秘的产物。除了凡人，世间半数的才智、诗歌和崇拜，都由这一神秘产生。
因此，他全神贯注在他最负盛名的《舟发西苔岛》这幅画上，画中优美的女郎屈服于男人的怂恿，和那些献殷勤者一同乘船前往海中的一座小岛。传说维纳斯在这里有一神殿，她从海中涌现，娇滴无比。这里，男人的衣着比女士更为灿烂，但最为学院欣赏之处，是低垂壮观的树丛、远岛微染太阳昙红及高耸云霄的雪峰。华多很喜欢这个微妙的主题，所以他以三种不同的样式作画。巴黎人民因而选择华多为摄政政治留下其特有的光彩，他袭上了盛宴画家这一官衔。他融合爱神和牧羊神，而形成那一时代的唯一宗教。如果她们尚未尝受过某种痛苦，则这些体态轻盈的少女，不可能如此娇弱且令人过目不忘。这就是华多的风格——对必定会消失的美好片刻的灵巧表现。
他去世得太早，未及享受声名。他死后，鉴赏家发现他的线条画，有些人喜爱这些线条画更甚于他的油画，因为在前者中，粉笔或铅笔，对手、头发的细腻描绘及眼睛、姿势与挥动的扇子的微妙差异，都不是油画能刻意表现的。巴黎的妇女开始幻想这位去世的艺术家渴望看到她们的身体。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穿着模仿华多，走路、闲荡模仿华多。名媛贵妇的闺房、客厅的形式、色彩等装饰，也都完全仿效华多。“华多风格”影响了家具的设计、田园的装饰图样及华丽纤巧的洛可可式的优美错综图式。艺术家，像朗克雷、帕特尔继承华多的特有风格，画就《乡村节》（Fétes Champtres）、《礼貌会谈》（Conversations Galantes）诸作，描绘公园的音乐会、草地上的舞蹈及阐扬爱的永恒。以后100年中，法国半数以上的作品都具有华多的风格。他的影响由布歇到弗拉戈纳尔、德拉克洛瓦，而一直到勒努瓦。印象派在他的技巧中发觉预示光影和心境交互作用理论的来临。正如龚古尔（Goncourts）所说，“他是18世纪一位伟大的诗人”。
作家
在道德松弛和宽容的摄政政治之下，文学蓬勃发展，异教也取得了再也不会丧失的基脚。受到已故国王和门特隆夫人唾弃的戏院与歌剧也恢复了；菲利普二世或他的家眷几乎每晚光临歌剧院、滑稽剧院、法兰西剧院或意大利剧院。法兰西剧院除了保存高乃依、拉辛、莫里哀诸人剧作以外，尚演出新剧像伏尔泰的《俄狄浦斯》（Oedipe），代表新的反叛的呼声。
除伏尔泰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均为保守分子。勒萨日生于1668年，他虽然活到1747年，但在精神和风格方面，仍属于17世纪。他在瓦纳接受耶稣会的教育，然后到巴黎学习法律——由他的情妇供给学费。他为一位收税员服务很久，使他厌恶资本家。他以著书来维持妻子儿女的生活，若非一位仁慈的传教士每年资助他600法郎，他可能已经饿死。他翻译了一些西班牙的戏剧和阿维亚内达（Avellaneda）的堂吉诃德续传。受格瓦拉《跛腿恶魔》的启示，他以《跛魔》（Le Diable Boiteux，1707年）这一作品来造就欢乐的气息，描写一位喜欢恶作剧的恶魔阿斯莫底斯栖息在巴黎的尖峰处，用他的魔杖随意地揭开屋顶，将看上去很正派的居民的私生活和风流韵事揭露在他朋友之前。故事的结局在于揭发人类的卑鄙、伪善、罪恶和诡计。一位贵妇与男仆在床上偷情时被丈夫发现，她马上哭号着说被强奸，因而解决了一切问题。她的丈夫杀了这个男仆，而这位夫人挽救了她的品德和生命，死人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几乎人人都去买或借这本书，乐于见到别人被揭穿秘密。“两位宫廷要员，”1707年12月发行的《凡尔登报》（Journa de Verdun）说，“他们在巴宾的店里，手里握剑争夺第二版的最后一本书。”圣伯夫在阿斯莫底斯和另一魔鬼争吵的话中，找到了几乎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我们彼此拥抱，而且从那时起，我们便是死敌。”
两年后，勒萨日以一出讥刺资本家的喜剧，几与莫里哀齐名。有些资本家预先获得《杜卡莱先生》这出喜剧的消息，并设法阻止它的演出。有传闻说他们出价10万法郎要求作者收回这出戏剧。路易十四的儿子下令上演。杜卡莱是一位在战争中依然奢侈度日的放高利贷商人。他对女人慷慨，她们抽他的血，就像他不停地抽人民的血一样。“人类的生活着实让我吃惊，”他的男仆弗龙坦说，“我们敲诈风骚女郎，风骚女郎则吞噬办事人员，而后者又去剥夺别人；这一切演变成可能想象的一连串最曲折有趣的恶行。”
讽刺或许不公，而且易受报复。18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勒萨日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成功地描述更为复杂的人物。继西班牙风格之后，《吉尔奇遇记》（Adventures of Gil Blas de Santillane）以恶汉及其冒险为主题，描写土匪抢劫、醉酒、诱拐、勾引及玩弄政治手腕，他们以机智压过品格，一切以胜利为首要。吉尔开始时是一个淳朴的青年，胸中充满着理想和爱人的热情，然而轻信别人，多嘴而自负。他被强盗掳获，加入他们的行列，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然后离开他们到西班牙宫廷，当莱尔马公爵的助手和淫媒。“在我未进入宫廷前，我生性怜悯而且慈悲为怀；但仁慈的心肠在那里是不合时宜的弱点，我的心肠因而比任何铁石坚硬。此地是修正人们对想象中的友谊情感最好的学校。”他对双亲不理不睬，拒绝帮助他们。他的运气不佳，被捕入狱，于是下决心改过自新；被释放后，退休到乡下，结了婚，安分守己做个好市民。但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令人厌烦的平淡，又回到了宫廷，重操旧业。他被授以爵位，再度结婚，他惊讶于妻子的忠贞和他对孩子的喜爱，“我真诚地深信我自己是他们的父亲”。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年）以其规模和辉煌挑战之前，《吉尔奇遇记》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勒萨日酷爱这本书，前后用去20年续写该书。第一、二册出版于1715年，第三册出版于1724年，第四册出版于1735年。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从头到尾都很精彩。他晚年以替大众化的拉·富瓦雷剧院写小型喜剧为生；1738年，他出版另一部小说《萨拉曼卡的大学生》（Le Bachelier de Salamanque），此书充塞了当时拒不承认的偷窃之风。40岁时，他几乎变聋了，仅能听到喇叭声；他能够像我们睁、闭眼睛一样，随意控制耳朵，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到了生命终点，“除了在白天”，他已丧失各官能作用，所以他的朋友说“他的心灵似乎随着太阳起落”。他死于1747年，享年80岁。
今天，勒萨日的《吉尔奇遇记》比路易·鲁弗鲁瓦（Louis de Rouvroy）和圣西蒙公爵所著的《回忆录》读者更少。但现在没人喜欢圣西蒙公爵这个人，因为他缺少有修养者的谦逊。他常自诩为法国的贵族公爵之一，其伟大仅次于皇室家族；他极力反对路易十四在政府行政方面任用能干的中产人士甚于平庸的贵族，及在宫廷王位继承人和宫廷礼仪上把王室私生子列在贵族之前。1715年9月1日，他告诉我们：
我醒时知道了国王的死讯。嗣后，我立即到新王面前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然后到奥尔良公爵那里，提醒他答应我的诺言，即允许公爵在选举投票时，可以戴帽。
圣西蒙忠爱摄政，在国家议会为他服务，告诫他戒色，在伤恸和挫败时给予他安慰和鼓励。他于1694年开始记录官场生活——以他的阶级立场——从他1675年出生到1723年摄政逝世为止。他自己活到1755年。克雷基女侯爵把他贬为“一只老而多病的乌鸦，心胸燃烧着嫉妒之火，并被贪婪吞噬”。
这位聒噪的公爵总是心存偏见，他的判断常不公平，有时根本不顾虑到年代，有时故作错误的报道。除了政治外，他一切不管，偶尔也迷失于人们对贵族社会无益的闲言闲语之中；但是，他写下的20册书是观察入微、见解深刻、文笔流畅的详细、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使我们得以看到门特隆夫人、费奈隆、奥尔良·菲利普和圣西蒙，如同布列纳（Bourrienne）使我们看到拿破仑那般栩栩如生。为了避免人们对他的偏见加以攻击，他尽量让他的回忆录保持机密，在他死后100年内禁止出书。1781年以前，没有一册出版，有许多书甚至到1830年才出现。在描述法国历史的所有回忆录中，此书独占鳌头。
令人难以置信的红衣主教
按照圣西蒙的观点，迪布瓦众恶在身，除了不受人尊敬外，其他样样成功。圣西蒙一再对他的议员同事说：
他的才智是最普通的一种；他的知识也是最平凡的；他的才能趋近于零；他外表像一个搜求者，迂阔的腐儒；他的言谈可厌、支离破碎，常常不很确定；他的虚伪就写在他的脸上……没有一样东西对他是神圣的……他很明显地藐视忠实、诺言、荣誉、廉直、信用，以嘲笑这一切为乐；既耽于逸乐，又野心勃勃……但他表现得软滑、卑躬、柔顺，是一位谄媚奉承者，视恶为善者，而且是最善变形者……他的论断本能地偏私……尽管他有这么多缺点，但令人吃惊的是，他能吸引的唯一一个人竟是那才智高超、心志健全、聪明机智、具有敏锐感觉力的奥尔良公爵。
摄政给迪布瓦权力时，他年已60岁，在几次性病中苟延残喘，身体几乎崩溃。但他尚能于唐森脱离菲利普二世的怀抱时，予以接待。无论如何，他必已表现出敏锐的机智，因为他非常理性地处理对外事务。他从大不列颠收了丰厚贿赂，转做些他认为有益于法国的事情。英国的辉格党和奥地利的查理六世欲废弃《乌特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而重燃对法国的战火。不满足于西班牙王位的菲利普五世，也渴望统治法国，认为与英国的协定可以为他的梦想铺路。如果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奥属尼德兰（即比利时）联合成立另一个大同盟，则法国的围墙将再度竖起，而所有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政策与辉煌胜利均将宣告作废。为了防止这种联合，迪布瓦和菲利普二世于1717年1月4日和英国与荷兰签订协定。这对法国、欧洲势力均衡和英国都是一个恩赐；因为若是法国与西班牙由一个国王统治，他们的联合舰队将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它对新成立、不稳固的英国汉诺威王朝也是一个保障，因为法国已经保证不再进一步援助斯图亚特王室对英国王位的争夺。
西班牙政府受骗了，因此不大高兴。其总理阿尔贝罗尼参与切拉马雷与梅因女公爵推翻摄政，拥戴菲利普五世君临法国的阴谋。迪布瓦识破了这项阴谋，说服不情愿的菲利普二世继英国之后，向西班牙宣战（1718年）。《海牙条约》（Treaty of Hague）结束了这场战争（1720年）。为了稳固和平，迪布瓦安排菲利普二世的女儿嫁给路易十五。婚约在边界海岛比达索亚（Bidassoa）签订（1722年1月9日），并以火刑庆祝一番。玛丽亚·安娜·维多利亚公主那时年仅3岁，等到路易十五能和她生下王位承继者将需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幼王万一不幸去世，摄政即将成为法国国王，迪布瓦则将成为他的永久总理。
他巧妙地一步一步往上爬。1720年，他被任命为坎布雷的大主教。这是历史上的一件趣闻：一位新教徒国王乔治一世，要求多疑的摄政说服教皇将最近才由费奈隆授以权责的这一有名的大主教辖区给予迪布瓦；而且法国的主教，包括神圣的马西永，都参与把此项显职颁给这位被认为集罪恶大成者的仪式。迪布瓦认为他对法国的服务应得到更好的报酬。他用法国的金钱促使罗马教皇候选人发誓送给他红帽子的席位。英诺森十三世悲伤地履行诺言，这位大主教摇身一变而成为迪布瓦红衣主教（1721年7月16日）。一年后，他被任命为该区的大牧师，年薪10万法郎。他每年从大主教那里收入12万法郎，从7处僧院收入20.4万法郎，从邮政监督收入10万法郎，及英国的恩俸（据圣西蒙估计约有96万法郎），迪布瓦现在每年总收入已达150万法郎。他唯一的顾虑便是他的妻子，因为她还活着，若她拒绝他的行贿，被发现，他将失去教会的这些职位。
1723年2月5日，路易十五已长大成人，摄政政治结束。年轻的国王年仅13岁，在凡尔赛逍遥度日，要求菲利普二世继续统治国家，而迪布瓦仍是菲利普二世的主要助手。但是，8月1日，这位红衣主教的膀胱破裂，结果抱着满怀的英镑，突然与世长辞。菲利普二世继续执政，但他的日子也已告罄，过度地沉湎酒色使他失去视力，甚至失去良好的风度，他的傲慢态度，使他曾经获得的一致好评渐渐消失，受到民众的轻视。医生警告他，说他的生活方式将危及其生命，但他毫不在意。他继续豪饮。1723年12月2日，他死于中风，倒在他的女人怀中，时年49岁。
尽管他有诸般罪恶，菲利普·奥尔良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一位坏人。他的罪恶是肉体上的，而非精神心灵上的；他是挥金如土者、醉汉与登徒子，但他并不自私、残忍或卑鄙。他是一个体恤、勇敢而仁慈的人。他孤注一掷而赢得王权，然而心情轻松，慷慨地将之转让。他的财富使他更加放纵，而他的权力使他漫无规律。那实在是很值得同情的——一位聪颖过人、见解独到的人，挣扎着去修补因国王的偏执造成的损害。让高贵的目标淹沉于无意义的陶醉中，而且在堕落荒唐的大旋涡里失去了纯真。
在道德上而言，摄政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时期。宗教在乡村甚为淳朴亲切，但其上层因任命迪布瓦和唐森而受玷辱，因而失掉思想已解放的知识分子的尊敬。法国心灵得享相当的自由，但人们不借以传播人道、宽容的才智，以致无法从社会束缚中释放文明所需的人类本能。怀疑论者忘记了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而变成了享乐主义者。政府腐败无能，但还维持长久和平，使法国能从奢靡和战争之下恢复元气。约翰·洛的“制度”因破产而溃败，但它给予法国经济很有力的刺激。在那八年中，人们看见了自由教育的普遍化，艺术和文学从皇家保护和控制之下获得解放，那是《舟发西苔岛》、《吉尔奇遇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时代。
伏尔泰与巴士底狱（1715—1726）
在圣西蒙的记载中，有段特殊的文字，描写法国摄政时代曾经名噪一时的一位发迹青年：
阿鲁埃，我父亲与我雇用的公证人之子，因为写了一些极尽讽刺与非常不礼貌的诗而被放逐到图尔（1716年）。若非这位阿鲁埃化名为伏尔泰而成为一位大诗人和学会会员，而且是文艺界的显赫人士，甚至在某些人中身居要津的话，我便不会记载这一琐事以自娱。
这位年轻新贵现年21岁，自称为“瘦、高、憔悴，没有臀部”。或许是因为这一缺陷，他一个接一个地跳换主人或女主人，他的闪烁诗篇与敏捷机智，他吸收与大事宣扬异端学说及扮演的勇敢的角色，使他在贵族圈中也大受欢迎。在索镇，他尤其得意，他以讽刺摄政而得梅因女公爵的欢心。菲利普二世将皇家马厩里的马减半时，阿鲁埃便讥讽道，他若解雇群集在摄政宫廷的半数笨驴，岂不更佳！更糟的是，他散布攻击贝里公爵夫人道德的某些诗句，他不承认那是他的作品，但这些诗句后来刊印在他的集刊中。他几乎终生采取否认这一策略，为了抵抗带有威胁的检查。摄政能够容忍对他本人的讽刺文章，因为它们通常是不当的非难；但对他女儿的攻击则深深刺伤了他的心，因为那些大都是真实的。1716年5月5日，他公布一道命令：“将阿鲁埃先生，遣送至图尔。”那是位于巴黎南方300英里的一个小镇，以气味充斥的制革厂出名，后来再以精美的织布闻名。阿鲁埃的父亲说服摄政将放逐的地点从图尔改到卢瓦尔河上的苏利，后者位于巴黎南方100英里。阿鲁埃去了，受到亨利四世的大阁臣之子孙苏利公爵以家客之礼相待。
他在那里除了自由外，一切都享受得到。不久，他发表一篇诗，名为“给奥尔良公爵的一封信”，抗议他的无辜，要求获得释放。结果获准，并于该年年底返回巴黎。他的诗有时猥亵，经常浅易近人，但相当聪颖。因此，人们在咖啡桌上谈论的一些匿名的美妙讽刺诗，都被视为他的作品。1717年初，出现一篇针针见血的苛评，它的每一句均以“我已发现”开头，如：
我已发现巴士底狱和成千的其他监狱，
里面都是勇敢的公民和忠实的臣民。
我已发现人民在苛政奴役下痛苦度日。
我已发现军队死于饥饿、口渴……和暴力。
我已发现一位扮作女人的魔鬼……统治这个国家……
我已发现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崩毁……
我已发现——
而且这个包含一切——耶稣会会员崇拜……
我已发现这些罪恶，而我尚未满20岁。
很明显，这些诗行是攻击路易十四和门特隆夫人，而且它们的作者必定是耶稣会会员的敌人詹森派教徒，而非亵渎的怀疑论者，因为后者对耶稣尚存善意。这些诗行实际的作者是勒布伦，后来他曾向伏尔泰请罪，因为他让伏尔泰无辜地为他受罪。但人们褒奖阿鲁埃写下这篇诗；文学界人士聚会时，人们不断请求他朗诵该诗，而且没人（除了作者）相信他的否认。给摄政者的报告，不但控告他这篇诗，而且包括——很明显是公正的——一篇拉丁文题字：“一个小孩（路易十五）在位；而一位歹毒、乱伦的罪恶昭彰者在行统治……人民信心已动摇（约翰·洛的银行的失败）……国家牺牲于对皇室的希望；一位继承人卑鄙地预谋王位；法国即将灭亡。”1717年5月16日，一张逮捕令公告“阿鲁埃先生受捕，并送进巴士底狱”。这位诗人在他的房间里大为吃惊，除了身上衣服外，所有的东西都不准他带。
他连向他当时的情妇苏珊·利夫里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他的朋友勒菲弗·热努维尔取其位代之。阿鲁埃富有哲学意味地原谅他们——“我们必须忍受这些琐事。”几年后，勒菲弗去世，伏尔泰在他的回忆诗里写下这些：
他记得你与那可爱的埃及利亚（苏珊）
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三人彼此爱着。
理智、愚昧、爱情、童稚而可爱的错误，
将我们三颗心牢系为一，
那时我们多么快乐！
甚至贫穷，那欢乐时光里的黯然伴侣，
也不能毒害我们的欢乐之流。
年轻、快乐、满足、没有顾虑、不计未来，
我们把全部意愿寄托在眼前的欢愉——
我们哪还需要无用的富裕？
我们有更好的东西——快乐。
苏珊和富裕的热努维尔侯爵结婚，伏尔泰登门拜访时，她拒绝见面。他自我安慰道：“所有她现在用以装饰的钻石和珠宝，抵不上她旧日的一吻。”他直到51年后才和她再次见面，那是他回到巴黎就死之日，时年83岁，他设法拜访这位84岁的侯爵寡妇。伏尔泰有魔鬼的一面，但也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
他在巴士底狱并不觉得难受。他获准由人送进书本、用具、亚麻布衣衫、睡帽和香水；他常和政府官员共餐，与犯人和守卫玩撞球和滚球游戏；他还写下了《亨利亚德》（La Henriade）。《伊利亚特》是他差人送进的许多本书之一。他为什么不与荷马抗衡？又为什么把史诗只限于稗史？当时活生生的历史，关于亨利四世的欢乐、鲁莽、英雄气、淫荡、宽容、慷慨，那种冒险、刺激的经历，为什么不适合作为史诗的材料？这位犯人不得用纸写字，因为他手中一旦有了纸，便能成为锐利的武器，所以他将前半部的史诗写在书行之间。
他于1718年4月11日获释，但不得在巴黎逗留。在靠近索镇的沙特奈，他写信给摄政，要求宽谅。摄政再度予以宽恕，并于10月12日允许“阿鲁埃·伏尔泰随时可以进入巴黎”。
他何时、如何使用新名字呢？很明显，大约是在他被囚禁于巴士底狱之时。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名字是在刚刚提过的敕令里。有些人认为那是英文字母“AROUETL”的颠倒，而以V代U，以I代J，克雷基女侯爵将它归之于接近巴黎的小农场韦尔泰（Veautaire）；伏尔泰从一位表兄那里继承这座农场，但未得到领主权，但像巴尔扎克一样，阿鲁埃运用其智慧取得领主地位，并于他的第一出戏的题词中签名为“阿鲁埃·伏尔泰”。很快，他只用一个名字便能在欧洲各地表示身份。
《俄狄浦斯》这篇戏剧的发表是法国文学史上的大事。高乃依已于1659年上演他的《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于公元前330年作过《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一个24岁的青年，向他们挑战简直是一种侮辱。尤有甚者，这是一篇乱伦的故事，可比喻成摄政者和他女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阿鲁埃被捕下狱的原因。在梅因公爵夫人的宫廷里，这位诗人即如此解说，而大为得意。以他素有的胆识，伏尔泰请求摄政能否将该作题献给他。摄政踌躇了一阵，却允许题献给他母亲。此剧首次公演订于1718年11月18日。巴黎的戏剧迷形成两派——一派拥护摄政，另一派赞同梅因公爵夫人。人们认为两派将以嘘声和欢呼声互斗，而使演出大为混乱。但是，这位聪明的作者编进某些部分取悦某派，另一些部分则取悦另一派。其中以形容赖斯王（King Laius，像菲利普二世）如何解散耗费的皇宫禁卫来缓和拥护摄政者的情绪；耶稣会会员也乐于见到他们的学生从路易大帝学院上演的戏剧中获益。不过，自由思想家狂热地欢呼，第4幕第1场里的两行诗，那也是伏尔泰生命的主题曲：
我们的牧师并不像愚蠢的百姓所想象的那样；
他们全部的学问都在于我们的轻信。
两派轮流喝彩，终局则受到全体一致的赞赏。据说，伏尔泰垂死的父亲，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晚上，对他无用、声名败坏的儿子，仍然震怒异常，但当获知他诗篇的光彩和戏剧的胜利后，不禁流出光荣的眼泪。
《俄狄浦斯》史无前例地连演45天。即使高乃依的侄子，年老的丰特内尔，也予以称赞，虽然他曾向伏尔泰建议说其中某些诗行“太过强烈而且充满火药气味”。这位蛮横的青年以不礼貌的双关语回答：“要修正我的缺点，那我得先拜读你的《田园诗》。”巴黎的人民坚信乱伦的俄狄浦斯就是摄政者，而约卡斯塔就是他女儿。贝里女公爵勇敢地面对谣言，看了几场演出。摄政者也让此剧在他的皇宫戏院上演，并欢迎作者光临他的宫廷。
几个月后，一位恶意中伤的匿名诗人，发表一篇名叫《质疑菲利普》的苛评，在其中菲利普二世被控毒害幼王与篡夺王位。伏尔泰被怀疑是作者；他辩解其清白，但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下，他已被视为声名狼藉的说谎者，因此只有作者相信他的无辜。菲利普二世在怀疑中特示恩惠，仅劝他暂时离开巴黎。他回到苏利城堡（1719年5月）。一年后，他又获准回到巴黎。在那里，有段时间他成了贵族的贵宾。
有鉴于钱财是哲学家的宝藏，他运用敏锐的才智了解财政的问题与妙诀。他与银行家交朋友，并因帮助巴黎兄弟会而取得供应军队粮饷与军火的合约，获利颇丰。我们的英雄是发国难财者。他不采用约翰·洛的那一套方法，而是深思远虑地投资、放钱、取息。1722年，他的父亲去世，经过一些诉讼，伏尔泰继承了每年4250法郎的养老金。同一年，他从摄政那里获得2000法郎的年薪。现在他已是有钱人，不久就要成为百万富翁。除了在宗教上，我们不能够将他视为一位革命家。
很幸运地，由于教育的关系，他的第二部戏剧《阿尔泰米雷》（Artémire）失败了（1720年2月15日）。他从包厢跑上舞台，与观众争论这部作品的优点。他们赞赏他的演说，但仍不同意他的论调。经过8次上演，他就将此剧收回。那年稍后，他在一次集会中宣读他的作品《亨利亚德》的一部分，结果受到一些批评；他以一种维吉尔的姿态，将手稿投向火中；埃诺从火焰中抢回这些纸张，并自喻为抢救《埃涅阿斯纪》的奥古斯都，他还说伏尔泰现在欠他一首诗和“一双精细的袖边”。后来，摄政本人倾听这篇诗的诵读，这位诗人便又轻易地恢复了他的自豪，不论到哪里，他都要朗读一部分。1723年，他访问博林布鲁克和他的法国妻子于奥尔良附近的苏尔斯别墅，他们赞扬他的诗超越“所有出现于法国的诗作”。他佯装怀疑。
同时，他和有爵位的怀疑论者交换哲学观点，也听到破坏英国基督教的自然神论者的言论。他开始怀疑英国在科学和哲学上已经超过法国。然而在拜访博林布鲁克或览读英国自然神论者以前，他已经是博林布鲁克的异教信仰者。1722年，他接受卢比蒙德伯爵夫人的邀请，陪同她赴尼德兰。她是寡妇，34岁，聪明而美丽，他24岁。在布鲁塞尔，他遇到一位诗人敌手。卢梭
称赞《俄狄浦斯》，而指责伏尔泰不敬神。伏尔泰很少能耐心地忍受别人的批评，他反击卢梭的《后世颂》（Ode to Posterity），说：“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我认为这首诗颂将永寄不到它的地址。”他们互相攻讦，直到卢梭去世。在伏尔泰和伯爵夫人继续赴荷兰途中，她向他表明对宗教的怀疑，并询问他的观点。他在《给幽兰妮的信》那篇以潺潺的诗行写成的名作中，予以答复。这首诗直到1732年才付梓，并在40年后才为伏尔泰承认。每一位敏感的基督教青年，都能认出这是他自己发展的过程之一：
那么，可爱的幽兰妮（阿佛洛狄忒的别称），你但愿能有任你指挥的新的一位卢克莱修，那么我该在你之前，以大胆之手，撕开迷信的掩饰，而将充斥人间的神圣谎言的危险画面，呈露在你眼前，我的哲学该教你轻视坟墓的阴森和来世的恐惧。
这位诗人以“尊敬的步态”续续下去。“我希望去爱上帝，我寻求我的父亲”；但基督教神论信仰的是何种上帝呢？“一位我们应该痛恨的暴君。他以‘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仅仅使他们生性卑贱；他给予我们充满罪恶的心以便有权处罚我们；他使我们爱好欢乐，因此他得以用可怕的痛苦折磨我们……”当他想要摧毁我们时，他就不给我们生存。他命令洪水吞噬大地。他派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的罪恶；基督死了，但很明显死得徒然，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为亚当和夏娃的罪恶玷污；而且素被颂扬为仁慈的上帝之子，被认为正在等待报复机会，以将大部分的人投入地狱，其中包括所有那些未曾听到过他的平民百姓。“我在这张可耻的画面上认不出我该崇敬的上帝，我将以侮慢和尊崇来侮辱他。”然而，他也感受到救世主基督观念的高贵和生动的启发：
看这位基督，盛大辉煌……将死亡踏在胜利的脚下，光荣地从地狱之门出来。他的例证是神圣，道德也是神圣。他私下安慰他所照亮的心，给最大的不幸以支持；若他根据的教条是基于幻象，受他欺骗仍是一种恩宠。
做结论时，这位诗人劝她对宗教下定决心，完全信任上帝，他“已经将自然宗教灌入你的心中，不会悔恨单纯、坦白的精神。要相信在他的王座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正直者的灵魂永远是珍贵的；要相信虔诚的佛教徒，仁慈的穆斯林苦修僧人，在他的眼中要比无情的（宿命论者）詹森派教徒或野心的教皇，蒙获更多的恩宠”。
回到巴黎后，伏尔泰定居于波奥街的贝奈利宅邸，即现在的伏尔泰沿岸街道（1723年）。11月，他前往巨厦别墅（距巴黎9英里）参加一次名人集会。在那里，当时最伟大的演员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准备宣读新剧《玛丽安妮》（Mariamne）。但在这次盛会举行以前，他染上天花，当时此病的致死率极高。他立下遗嘱，忏悔并等待死亡。其他的客人都远远避开，只有迈松侯爵从巴黎请来热尔韦医生。“不用一般治疗此种病的药酒，他令我喝下200品脱的柠檬水。”这200品脱，也许多出一点或少了一点，“救了我一命”。几个月后，他才恢复健康，从那时起，他一直以病人自居，养护他那脆弱的身体，那不得不容纳耗竭之火的躯壳。
1724年，《亨利亚德》开始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它是以史诗的体裁写成的政治广播。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为蓝本，从而追溯历来宗教的罪恶：母亲贡献他们的子女焚烧于火神祭坛之前；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为了换取众神的一阵微风，而准备牺牲女儿；基督徒受罗马人迫害，异教徒则受基督教迫害，狂热分子“一则屠戮同胞，一则求上帝赐恩”；献身者力图杀戮法王。这首诗歌颂伊丽莎白帮助纳瓦尔的亨利。它描写伊夫里战役，亨利的仁慈宽厚，他和加布里埃尔的爱情，及他夺取巴黎。它赞同亨利之皈依天主教，批评教皇权位是“对被克服者苛刻，对征服者顺从的一种权位，它本着己身利益，随时准备赦免或定罪”。
伏尔泰曾经希望《亨利亚德》会被收入法国国家的史诗，但天主教对法国同胞太过珍爱，以致无法让他们接受此诗为他们灵魂的史诗。而且它的弊病也无法躲过有学问者的眼光。它明显地模仿荷马和维吉尔——战争的情景，诗中英雄往访地狱，及模仿荷马众神的风格，人格化的抽象观念转化为行动——这些都破坏了发明和创作的魔力；其体裁虽为好的散文，但缺乏诗的鲜明意象。这位作者受到印刷者的蒙蔽，并未有所怀疑。他写信给塞奥特：“叙事史诗是我的专长，或许我受欺骗了。”他是大受欺骗。
虽然如此，人们的喝彩像是为他辩护。一位法国批评家指出它比《埃涅阿斯纪》优越，腓特烈大帝则认为：“一位公正的人将会喜爱《亨利亚德》甚于荷马的诗。”第一版马上被抢购一空，盗印版发行于荷兰并向法国运销。警察查禁这本书，而每个人都买它。它被翻译成7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知道它一定在英国引起了骚动。它对亨利四世声望的重振起到了一定作用。它使法国惭愧于宗教战争，并造成了曾经激起人们盛怒的神学的危机。
伏尔泰一时名利双收。他被公认为法国现存的最伟大的诗人。他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受到接待；王后被其戏剧感动得流泪，私下赠他1500法郎（1725年）。他写了十余封信，抱怨和夸耀他的朝臣生活。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与贵族和平民交谈。他无疑谈得太多了，而那是世上最容易之事。一天晚上（1725年12月），罗昂·沙博骑士听说他在剧院休息室长篇大论，便以一种非常优越的神情问他道：“伏尔泰先生，阿鲁埃先生，您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我们不晓得他当时怎样回答。两天后，他们又在法兰西剧院相遇，罗昂重复相同的问题。伏尔泰的回答有不同的记载，其中之一为，“并不追求伟大的名字，但懂得如何光大现状”；另一则反驳道，“我的名字以我开始，你的名字到你结束”。这位高贵的贵族举起他的手杖捶击；这位诗人闪开，拔出剑来。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当时在场，佯装昏倒，双方因而止战。
2月4日，伏尔泰正在苏利公爵家中享用午餐，听说有人希望在皇宫大门见他。他去了，6位凶汉一扑而上，狠狠地揍他一顿。罗昂在马车中指挥，提醒他们“不要打他的头，他的头可能产生一些好东西”。伏尔泰奔回苏利家中，要求苏利帮助他对罗昂采取法律行动。苏利予以拒绝。这位诗人回到郊区，在当地勤练剑术。然后，他出现于凡尔赛，决心要向这位骑士报复。那时的法律规定，决斗处以极刑。一纸皇室命令叫警察监视他。罗昂拒绝和他会面。那天晚上，警察逮捕了这位诗人，使有关人士松了一口气，他再度进了巴士底狱。“狱友们，”巴黎警察上尉官记载说，“全体一致地喝彩……这道明智的命令，以防止这位年轻人做出新的蠢事。”伏尔泰写信给当局，辩护他的行为，并声明若受释放，自愿流放英国。他仍像以前一样受到接待，享受一切舒适与关怀。
他的建议被采纳，15天后获得释放，但一位侍卫受命监视他前往加来。政府官员给他致英国显贵的介绍信和推荐信，王后继续给他年薪。在加来等候出航时，他受到朋友们的款待。5月10日，他登船出发，随身携带许多研究英国的书，他一定愿意看到他所听说的人身、思想都很自由的国度。且让我们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