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 欢乐的英国（1558—1625）
工作中的英国人
是什么样的英国，给予女王权力和胜利，给予莎士比亚语言和灵感呢？这些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如此鲁莽、富有侵略性，如此坦诚、富裕，究竟他们是何种人呢？他们怎样生活、工作、打扮、思想、恋爱、建筑、唱歌呢？
1581年，他们共约500万人。多数人是农夫，其中许多是与地主分享收成的佃农，有些人是支付固定租金的佃农，另外日益增加的一群人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圈地运动继续进行，因为放牧较耕种更为有利。农奴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圈地运动和合并已使许多佃农丧失了土地，因而产生一群不幸的劳工阶级，他们在各个田庄或扩张的城市的各个工厂中不安地出卖劳动力。
不过，除了首都以外，其他城镇的规模仍然很小。仅次于伦敦的诺威奇和布里斯托尔两城，每城也只2万余人而已。在这方面有可喜之事：城中居民毗邻而居，就是在伦敦，多数家里也有花园，或靠近原野而能收集莎士比亚歌颂的种种奇花异草。英国人在屋中烧木取暖，多数工业以木炭为燃料。但16世纪，薪材的价格高涨，城里对煤炭日增的需求激使一般地主纷纷在其土地上找寻矿源，由德国入境的技术工人改善了开矿和冶矿的技术。伊丽莎白禁止伦敦居民使用煤炭，但其命令抵挡不过经济上的需要。荷兰的织布和漂布工人不堪阿尔瓦的压迫，纷纷逃至英国，英国纺织工厂得以扩张。胡格诺教徒自法国引进了工艺和商业技术，却是英国牧师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了半自动织布物料机。渔业是此时最兴旺的，因为政府鼓励人们适应航行生活，作为海军的后备员。其后，伊丽莎白向罗马教会低头，下令其人民每周两天及在传统大斋期间不得食肉。
同业公会受到中古种种规矩的束缚，在这个个人主义改革的时代，不断失去其市场。聪明的生产推动者集结资本、买进原料、再配销给工厂和家庭，然后买进其成品，分售给交通所及的各个城市。英国的资本主义首先开始于家庭，即由父亲、母亲、女儿及男孩共同贡献劳动力给企业经营者。此时，“家庭经营制”兴起，至16世纪晚期大为流行。几乎每家就是一个小型工厂，妇人在家中纺织亚麻、羊毛，裁缝、刺绣，准备药草、制酒，而且几乎很成功地发展了英国的烹调术。
伊丽莎白政府不仅勤于宗教立法，而且热心经济立法。政府了解都市对生产和贸易的种种限制会妨害工商业的进步，因此另以全国性的规定来取代地方规定。著名的《学徒法》（Statute of Apprentices, 1563年）建立了由政府监督并强制的劳工立法，直到1815年该法仍有效。该法旨在避免懒惰和失业，规定每位身体健康的青年应为学徒7年，理由是：男人在23岁以前，多数是狂野、无判断力和无足够的经验去自治，虽则这并非永远如此。30岁以下每位故意不就业的男人，每年收入在40先令以下者，地方政府迫其就业。在乡间，年龄在60岁以下的健壮男人强迫其参加收割工作。全国工人每年订一次工作合同，保障其每年的工资。王室法官有权决定辖区内最高、最低工资的标准，伦敦工人的工资固定为每天9便士。雇主无故开除雇工者罚款40先令；非法离职者下狱；雇工未经其雇主和地方法官的允许，不得离开城镇或教区。工作时间在夏天为每天12小时，冬天则只在白天工作。任何罢工都禁止，违反则处以拘禁或重罚。
整体说来，该法施行结果是保护雇主对抗雇工、保护农业对抗工业及保护国家对抗社会革命。赫尔城（Hull）砖工行会在其会章上面加上一段动人的词句：“人类天生平等，均由一位‘工人’（指上帝）从类似的泥巴里捏成。”但是没有人相信它，塞西尔与伊丽莎白尤其不相信。也许是塞西尔领导1563年的经济立法呢！该法对于劳工阶级来说，就是强迫性的贫穷。该法计划定期调整工资，以配合基本食物的价格，可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地方法官却属于雇主阶级。薪资是提高了，但是远远赶不上物价：1580年至1640年，民生用品的价格涨100%，工资却只涨20%。1550年至1650年，技工和劳工的生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伦敦城外“住满一群比较贫苦而且多半做坏事的人，他们住在最低劣的公寓里”。有些地方的人靠偷窃和乞讨为生，什鲁斯伯里伯爵的葬礼中约有2万名乞丐来求施舍（1591年）。
政府为消除这些弊病，制定了严法取缔乞讨行为，并另外制定一系列较为人道的济贫法案（1563—1601年），承认国家有免其人民挨饿的责任。每一个教区均征税作为照顾失业贫民之用，及促成有工作能力者在国家经营的工厂中工作。
物价上升影响工业和商业，犹如它对贫民是一种悲剧一样。其主因是欧洲的开采银矿、自美洲进口稀有金属及政府任由通货贬值。1501年至1544年，不论是进口或在欧洲制造的英国国内的全部白银，总价值相当于1957年的1.5亿镑；1545年至1600年，则价值相当于9亿镑。伊丽莎白尽力抗拒英币的贬值，她采纳谨慎的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Thomas Gresham）的忠告，他警告她的话成为“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意谓货币由贵金属所制成者将被人收藏并运至国外，只有劣质货币才作其他用途，特别是用来付税，国家“得到人民支付的是自己铸造的货币”。伊丽莎白、塞西尔改革女王父亲及兄弟曾加以贬值的货币，并恢复英国货币中的金质和银质。但是物价仍然上涨，因为金银的流入和货币的发行量已经超过物品的生产量了。
垄断也是物价高涨的原因。伊丽莎白准许铁、石油、醋、煤、铅、硝、淀粉、纱、皮革及玻璃制品等垄断专卖。她特许专卖，部分是为了鼓励进口物资和建立新企业，部分作为某些朝臣未得适当报酬的补偿。反对专卖垄断的声浪令国会强烈要求改革时，伊丽莎白同意暂时停止专卖垄断，直到它们的经营受到国会调查并得其同意为止（1601年）。最后仍有某些专卖垄断事业得以维持下去。
受到这些阻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较对外贸易为慢。除了市集外，任何人不得在非其居住的城市出售货物。许多地方这类市集是定期举行的，而且一年往往有几百次。最受欢迎的是“巴托罗缪市集”（Bartholomew Fair），每年8月在伦敦附近举行，并有马戏班表演吸引观众购物。货物多经水道运送，少经陆路，水路交通频繁，极为活跃。道路不好，可是已渐改善，骑者每日可以跑100英里。传递伊丽莎白死讯至爱丁堡的使者，第一天就已跑了162英里。建立于1517年的邮政完全供政府使用，私人信件由朋友、专差、使者或其他旅客传递。陆路旅行多是骑马，约1564年开始使用驿车，直到1600年，还一直是少数人的奢侈工具。但1634年，驿车数目增加太多，因此政府宣告禁止私人使用驿车，以免交通拥挤。旅舍设备甚佳，侍女也很周到。但路人必须小心钱袋，并隐藏行程。即使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出门仍须特别小心谨慎。
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颇有进展。成品的输出是抵付进口原料和东方奢侈品的较佳方式。此时，市场的扩展是由地区到国家，再到欧洲，甚至及于亚洲和美洲。政府的工作范围和权力，也受商业扩张和贸易问题的影响而日见增加。英国就像西班牙与法国一样，希望输出货品，换回黄金，因为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以拥有珍贵黄金的多寡来计算国家的财富。培根显然是第一位谈及有利的“贸易平衡”的学者，其意思是说只有出超才会流入白银和黄金。塞西尔宣称其目标是“利用各种政策减少使用我们不需要的外国商品”。他知道金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但它们是一种国际货币，在紧急时可用以购买很多东西，甚至收买敌人。国内工业在平时应善加保护，以免到了战时国家必须依赖外国产品，因此政府以关税阻碍进口，以补贴鼓励出口。“商行”纷纷组成，在外国销售英国的产品。英国“商业冒险家”在汉堡发展了一条外销路线，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率领贸易访问团至俄国（1557年）和波斯（1562年），另一团至印度（1583—1591年）。英商土耳其公司（English Turskey Company）成立于1581年，俄国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成立于1595年，划时代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则成立于1600年12月31日。舞台已为黑斯廷斯（Hastings）及克莱武（Clive）准备好了。喜爱海洋和财富的人纷纷冒险走向海洋，找寻新的贸易路线。地理学是他们热情的副产品的一部分。寻找市场和殖民潮带来了造船热，英国森林尽成桅樯和船身。英国开始统治海洋，大英帝国也已名副其实地诞生了。
商船到处扬帆时，金融机构也随之发展，以加速商业的成长。1553年，商业冒险家成立股份联合公司，开展与俄国的商业，共发行了240股，每股25镑。每次商团远征返国后，利润均分，投资也渐收回。东印度公司同样获利，其首次冒险就获利87.5%，迅速增加了一群新加入者——廷臣、法官、教士、骑士、寡妇、老处女、商人——来参与第二次冒险。当时也犹如今日，不分男女无不热烈地追求金钱。即使1552年，国会仍旧禁止贷款放利，视之为“最可恨的罪恶”。但平民院中商人集团力量日增，终有1571年《高利贷法案》（The Usury Bill）的制定。该法将一般利息与高利贷分开，并准许合法收息10%。股票生意日渐增加时，证券交易所也告成立，旨在交换股票或货品的所有权，政府又发行更多的货币，以方便商品出售和购入。1566年，格雷沙姆创立了皇家交换所，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1583年，它发行了最早的人寿保险单。
随着伦敦成为世界繁荣昌盛的市场和中心，商业气氛日见增长。原来黯淡的街道现已被货物照亮。一位足迹遍及各国的旅客认为伦敦金匠商店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地方。商人争取驻足之地，有些人利用圣保罗教堂为临时事务所，相信自加尔文以后基督已经改变了反对取利的主意。律师在那里会客，人们在坟墓上数钱，小贩在院子里贩卖面包、肉类、鱼、水果、麦酒及啤酒。行人、小贩、驿车、两轮马车，拥挤在狭窄泥泞的街上。泰晤士河是主要的运输干道，驳船、渡船及游船在其中往来行驶，几乎任何地方都可找到船夫待命转运货物和旅客，或往上游或往下游行驶，因而可以听到他们大声喊着：“向东呦！”“向西呦！”——那成为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代戏剧的主要内容。河中臭气减低时，该河成为商业、娱乐、恋爱、举行国家盛典的理想场所。建于1209年的伦敦桥是城中之宝，为贯穿伦敦南北唯一要道。南边酒店、戏院、妓院及监狱林立，北边则是商业中心。这里商人才是主人，贵族必须经过特许才获允进入该区。皇室和贵族多数住在伦敦外面的宫殿里。国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当时是一个独立城，商人在那里也受到重视。1600年，商人已能威胁女王，而半世纪后，竟在此处处决了查理一世。
教育
莎士比亚时代的人并不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们很少人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较多人懂意大利语和法语。他们读书很快，狼吞虎咽，以经验来判断书的好坏。他们一生学习，对老师却是前所未有的不敬。
他们的日常语言与学校用语有别。他们的语言继承整个凯尔特、罗马、撒克逊族及诺曼时代的英格兰的遗产，受到法国和意大利语言的影响而增加了许多词汇；它吸收了伦敦街头的俚语
及各地的方言。不仅如此，它创衍生字，在创造性的字眼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尚可找到这样生动、有力、易变和丰富的语言吗？许多字没有一致的拼法，1570年以前，根本没有指导拼字的字典，莎士比亚从来不曾确定怎样拼他的名字。速记已经使用，但仍然满足不了忙乱的商业和繁荣的文学创作。
亨利八世解散女修道院后，结束了有组织的女性教育，但城中的小孩可以免费接受初级教育。伊丽莎白成立了100所免费的文法学校，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又另建288所。在温彻斯特、伊顿、圣保罗及什鲁斯伯里等地早已另建“公学”，容纳家世显贵的孩子，现在又增加了拉格比（1567年）、哈罗（1571年）及麦钱特·泰洛伊斯学校（1561年）等。学校课程是古典教育加上鞭打，国教教义是各校必修课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早晨7点上课、下午6点下课，上午8点是早餐时间暂时停课，下午尚有小睡和短暂休息时间。父母认为学校应完成其主要功能——使他们免为小孩烦心。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垄断了大学教育。在宗教改革纷扰时期，它们失去中世纪的特权，并减少了注册人数，如今渐又复兴。1586年，两校各约有1500名学生。在剑桥大学，沃尔特·迈尔德梅爵士捐款成立伊曼纽尔学校（1584年），菲利普·西德尼之婶塞瑟克斯女伯爵弗朗西丝建立西德尼·塞瑟克斯学院（1588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由政府及其他基金会建立（1571年），詹姆士一世时又增加沃德姆（1610年）和伦布罗克（1624年）两座学院。1564年女王访问剑桥大学，引起一阵骚动，她微带抗议地倾听夸奖她的拉丁文演讲；在三一学院，她用希腊语答谢该学院用希腊语做的欢迎演讲；在街上，她和学生互以拉丁语致候；最后她自己作了一次拉丁文演说，表达她替学术界尽一点力的希望。两年以后她拜访牛津大学，处身可爱的学堂和广场中倍感光荣，离开时她热切地高叫：“再见！朕之佳子弟！再见！可敬的学者！愿上帝祝福你们研究学问顺利！”她深知如何担任女王。
仍有其他的英国妇女与她匹敌。安东尼·柯克爵士的女儿们即以博学驰名，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玛丽·西德尼在威尔顿的华厦竟成为诗人、政治家及艺术家的集会场所，他们发现她具有欣赏最佳作品的心智。这些妇人靠家庭老师完成教育。文法学校虽然向男女两性学生开放，可是公学和大学只招收男学生。
这个时代的表征是伊丽莎白的最佳财政大臣在伦敦建立了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1579年），讲授法律、医药、几何、修辞及其他对工商阶级有用的学问。他规定授课不但要使用拉丁文而且也要使用英文，因为“商人及其他市民”也会来听课。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有钱和有爵位阶级的教育，是靠出外旅行完成的。学生至意大利完成医药和性启蒙训练，或学习意大利文学与艺术，许多人在留学之路上才喜欢法国。当时语言根本不是教育障碍，因为西欧及中欧凡受教育的男人都了解拉丁文。但旅行者纷纷返国后，就导致国内对意大利与法国文化某种程度的模仿及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不严肃的道德规范有所爱好。
善与恶
每位学童都知道罗杰·阿谢姆斥责意大利化的英国人（1563年）：
我认为到那里（意大利）……特别的危险……莫德曾使该国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现在邪恶却使该国沦为从前乐于为它服务的国家的奴隶……我认识许多离开英国的人，他们原是过正常生活、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无人愿意像他们未出国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更无人说有见识的话……假如你认为我们的判断错误……有一次我也到过意大利，但是感谢上帝，我仅住了6天。时间虽短，虽只是一个城市，我就已经看到随意犯罪的情形，远较圣洁的伦敦城6年中我知道的罪恶为多。
这位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不是唯一持此种说法的人。斯蒂芬·戈森（Stephen Gosson）在《恶行学校》（The Schoole of Abuse）中写道：“我们已经学了意大利的恶风，把伦敦与罗马比较，把英国与意大利比较，你会发现盛行于我国的，一面是戏院，一面是各种恶行。”塞西尔劝诫其子罗伯特，千万不可越过阿尔卑斯山，“因为他们在那边除了骄傲、亵渎神及无神论外，什么都学不到”。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s）在《恶行的解剖》（The Anatomie of Abuses, 1583年）中，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描写为邪恶、虚荣、奢侈及以罪恶为荣的时代。主教在女王御前讲道中，痛心伦敦市民的道德竟是“嘲弄上帝的《四福音书》，比从前更加的淫荡，更加的重肉欲，更加的不道德……假如我们的生命终须面对宗教作证和报告的话……它会高呼……‘并无神的存在’”。
多数苛责之词往往是道德家的言过其实，他们怒斥已经不在乎地狱恐怖的男女，或许群众既不如以前坏也不如以前好。但如清教徒那群少数人整肃道德、钱袋及嘴巴一样，少数异教徒也赞成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即宁可享受生命而不愿忧虑身后之事。也许为英国人喜欢的意大利酒有助于放松道德和血管，而且更持久。从意大利、法国及古典文学中可以得到一种直接感受的美感，虽然敏锐地意识到这短暂美感的消失使我们悲伤。即使是年轻男子的美貌都会提醒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使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赞扬浮士德像天空一样的英俊潇洒，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始终徘徊于同性与异性恋爱之间。女性的可爱可恋已不仅是诗中的夸张，而是一种能穿过血管、文学、宫廷和使海盗成为十四行诗诗人的迷醉物品。因为在宫中，妇人巧于装扮，不但攫取了男人的心，而且吸引了他们的神智。娇羞引起追求，倍增女性的魅力。社会反对保持处女贞洁的结果是不再向圣母祈祷，罗曼蒂克的爱情交织着未得满足的火辣辣的欲望，就发而为诗歌了。女人看到男人为她们而战就觉得光荣，不管结婚与否均会献身给胜利者。教会的许可或仪式已非结婚生效的条件，虽则如此，生效的婚姻仍被视为与法律同等重要的公共道德，这显示了教会权力的衰落。多数婚姻是在互相垂爱对方财产的情形下，由双方家长安排的，然后当时乐晕晕的女神就成为清醒的主妇，献身于小孩和家事。
道德的松弛显现于公共生活上面。担任公职者多收受轻重不等的贿赂，伊丽莎白对此不闻不问，当作她不提高薪资的借口。战争时期的财务官除了薪资外，每年额外收入为1.6万镑。通过旧时受尊重的陋规，军队的队长可以虚报已死的兵额，吃空饷中饱私囊，并出售他们的制服谋利，死的士兵价值比活的还高。位居高位者向菲利普二世索取巨款，以使英国政策对西班牙有利。海军大将效仿海盗的掠夺行为，并贩奴谋利。教士出卖宗教利益。药剂师也能准备毒药，某些医师则开毒药处方。商人贩卖劣质货，竟成国际笑柄，1585年，“英国制造的假布和羊毛比全欧洲还要多”。军纪极为落后，无条件投降的士兵和不能战斗者在多数情形下，均会被屠杀殆尽。女巫则必遭焚杀，耶稣会教士从刑架上被拖下来分尸。在贝丝女王时代（Good Queen Bess，即伊丽莎白），人性中并没有增加多少仁慈。
司法与法律
纵然历经几世纪的宗教感化和政府统治，人性仍然讨厌文明生活，并通过那些罪恶与作奸犯科来表示抗议，法律、神话及处罚仅是稍阻此种洪流而已。伦敦城区有四家法学院：中寺法学院（The Middle Temple）、内寺法学院（The Inner Temple）、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及格雷法学院，总称为“宫廷法学院”（The Inns of Court）。法学院学生住在学院里面，就像其他学生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舍和学院中一样。只有家世良好的“绅士”才获允进入法学院，全体在校生均应起誓为皇家服务，他们的领袖或易受领导者都成为女王法庭的法官。法官与律师执行任务时，穿着气派逼人的袍服，法律的庄严一半靠服装来体现。
法院的腐化是大家公认的。平民院一位议员将王室法官描述为“一种为了6只鸡可以不顾12种法律的动物”。弗朗西斯·培根要求给予法官较高的奖励。莎士比亚戏剧中悲伤的李尔王说：“只要罪恶镀上了金，那么正义的强矛就会断裂不伤人了。”女王可以随意解职法官，这种情形加深了法官的负担。女王的宠臣收受贿赂，引导女王干涉法院的判决。除了叛国罪外法院均采用陪审团陪审制，但陪审人员经常受法官和皇家其他官吏的胁迫，难以公平陪审。包括危及君王生命和威严的各种行动，即轻易被判为叛国罪。这类案件可以送往星室法庭受审——枢密院执行司法功能时称为“星室法庭”。在该法庭，被告被剥夺陪审、律师及人身保护权，受到穷诘或刑讯，而且常常被判终身监禁或死刑。
这时的刑法是依赖吓阻而非监视或查证。法律变得软弱无力，刑罚也越来越重。有200种犯罪，包括勒索、砍断树苗及偷窃超过1先令以上的物品等，依国会法均应处以死刑。伊丽莎白时代，每年平均800人在欢乐的英国因犯罪而被处以绞刑。轻罪的处罚是木枷、坐木凳、马车拖人、耳朵或舌头烧一洞、割舌、割耳或割手等。约翰·斯塔布斯（John Stubbs）是清教徒律师，曾撰文指责伊丽莎白计划与艾列森结婚是向天主教投降，因而依法官判决被砍断右手。撑着伤肢，用左手把帽子向上挥，斯塔布斯高呼：“女王万岁！”西德尼上书伊丽莎白抗议这种野蛮行动。塞西尔也觉可耻，便给斯塔布斯一项高薪公职。刑讯是非法的，但星室法庭使用它。我们了解，这时纵已发展了有深度、有力的文学，可是其文明水平尚不如彼特拉克时代的意大利或亚威农，更不如圣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家庭
英国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要经受当时很高的婴儿夭折率的考验。布朗爵士是著名的医生，但他10个小孩中有6个夭折了。当时有各种流行疾病，如1550年的“汗症”（Sweating Sickness）、1563年、1592年至1594年及1603年的黑死病。人的寿命很短，有人估计平均寿命只有8岁半。人们较今日更早熟，更易进入老年，只有强者才活得久。他们在死亡中打滚，变得善于巧取豪夺。
卫生已渐改善。肥皂已渐渐由奢侈品转为民生必需品。约1596年，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了抽水马桶。私人浴室很少，多数家庭使用木桶，置于未加炉盖的火前。许多城市有公共澡堂，巴斯和巴克斯顿两城供应上等阶级流行的沐浴设备。“热室”（Hot Houses）供应热水浴、膳食和幽会设备。只有富有家庭才有用水设备，多数家庭须从当作装饰品的公共水管处取水。
乡间和小镇的房子由灰泥和砖筑成，屋顶铺以稻草。靠近亚芬河的斯特拉特福附近有一处名为安妮·哈撒韦的小茅屋，它是一个经过妥善恢复原状的范本。在城中，住宅往往相连，使用更多的砖石，并有倾斜的屋顶，有直棂的窗口和飞扬的上层楼，对从未见过的人，颇为新鲜诱人。屋子内部饰以雕刻和半露方柱，壁炉使大厅高贵温暖，天花板——由木材或灰泥制成——可切刻成对称或奇特的花样。此时已有烟囱排出火烟，至于从前则是在天花板上开口泄出火烟，炉子对家庭确有助益。玻璃窗已很普遍，但晚上照明仍赖火炬或蜡烛。地板上铺以灯芯草或香草，新鲜时很香，但不久就发出恶臭，而且内藏昆虫。壁间饰以挂毡，到查理一世时改为绘画。多数人坐在长条凳或板凳上，有靠背的椅子是一种奢侈品，保留给主客或家长或主妇使用，故“请椅上坐”（To Take the Chair）就是“主席”之意。此外，家具均很牢固美观：碗橱、木柜、桌子、箱匣、四脚架均以胡桃木或橡木切割装置而成，可用几个世纪之久。有些床上铺以羽毛软垫，上有刺绣，并挂上丝帐，价值达1000镑，是家庭中最珍惜的传家宝。几乎各个阶层住宅周围，都有一座花园，内有树木、树丛、林荫，莎士比亚美化其诗句的那些香花——樱草、风信子、忍冬、燕草、美洲石竹、金盏草、丘比特花、鸡冠花、黑种草、铃兰、玫瑰，白的或红的，兰开斯特种的或约克种的。培根说：“全能的上帝首先开拓了一座花园，假如没有它的点缀，一切房屋和宫殿都成为俗不可耐的手工艺。”
打扮一个人往往比装饰一个家庭昂贵得多。在服饰豪华方面，找不到一个时代比得上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波隆尼尔（Polonius）劝告：“在荷包许可的范围内购置昂贵的服装。”有钱阶级，混合穿着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时装，聊补因失去食欲及随岁月而起变化的身体仪态。波西娅（Portia）讥笑年轻的福尔肯布里奇（Falconbridge）——“我想他在意大利购买外衣，在法国购买圆形袜，在德国购买无边帽，而其行为则是仿自各国。”伊丽莎白树立了时装典型，在其统治期间，竞相模仿消除了阶级的分界，使时装一变再变。《庸人自扰》（Much Ado about Nothing）剧中一角曾痛心地说：“时尚穿坏的衣服比男人穿坏的更多。”限制浪费的法律试图根除这种时装病，1574年的立法，要根治“许多年轻绅士的浪费和无所事事”，这些绅士背后皆有田产为其后盾。该法规定除了皇室、公爵、侯爵及伯爵外，任何人不得着紫衣、丝绸、金丝服或黑貂皮；除男爵以上的贵族外，任何人不得穿着毛衣、粉红或深红的天鹅绒、进口羊毛衫、金丝、银丝或饰以珠宝的衣服。不久，大家就不遵守这些法律，因为有野心的中产阶级指责这些法律不但令人讨厌而且阻碍商业进展，因此1604年，它们就被废止了。
帽子有各种形状或颜色，有天鹅绒的、羊毛的、丝织的或人的头发制成的。走出家门或庭院，男人几乎永远戴着帽子，甚至在教堂也是如此，遇到女士礼貌上皆脱帽示敬，但立刻又戴上。男人留发长度与女士一样，普遍蓄着自己喜欢的胡须。男女在颈上均着绉领，这是一种亚麻和棉布领，围在纸板和铁线做成的架子上，然后利用“某种他们称为糨糊”的液体使之硬化为宽大尖锐的衣褶，这样就可在英国各地抛头露面了。凯瑟琳·美第奇曾引介这种圈套进入法国当作小绉边，可时尚又使它成为到达耳边的枷状物。
女人花半天时间来穿衣、脱衣，“装备一条船也比打扮一个女人快一些”。甚至头发也可时而装上时而拿下，因为伊丽莎白领头戴假发，其假发染成年轻时代的金色卷发，假发极为流行。莎士比亚称，穷苦妇人“按重量”出售其头发。多数妇人宁戴小帽或透明发网，而不愿戴帽，因为那样头发会显得更有魅力。化妆品用来增加脸部色泽和画眉，耳朵穿孔挂上耳环或耳圈，全身珠光宝气。女人的绉领与男人一样，但袒胸至某种程度。伊丽莎白胸狭腹长，故将紧身胸衣或束胸外衣放长成三角形，及至紧身裤的腰部就是三角形的尖端，这种款式也成时尚。女裙自臀部以下，利用鲸骨环或藤环加以张开。用轻软质料精心制作花样的礼服把双腿包住。女王首先使用丝袜。女裙拖地，衣袖突出，手套均为织绣和喷上香水。到了夏天，女王会与全身嵌上珠宝的崇拜者谈话，并说安慰的知心话。
居家生活很少正装。上午7点进早餐，11点或正午12点进中餐，下午5点或6点进晚餐，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正餐是在靠近中午时吃的，相当丰富。一位法国人说：“英国人装填其食袋。”此时仍然用手吃东西，不用叉子，要到詹姆士一世时代才使用叉子。有钱人家用银盘，储藏银盘就等于筑了反通货膨胀的樊篱。较低层的中间阶级则使用锡蜡盘皿，穷苦人家则惯用木盘和角制的汤匙。肉、鱼和面包是主要食物，然而买得起的人几乎都受痛风之苦，乳酪产品只有在乡间才受欢迎，因为城里尚少冷藏设备。只有穷人才普遍吃蔬菜，他们在自己的园子里种植。雷利远征美洲带回的马铃薯仍是花园里的产品，而非田园中的作物。布丁是英国特产，比甜食还受欢迎。糖果之受喜爱也犹如今日，因而伊丽莎白的牙齿是黑的。
开心的餐食要有饮料为佐：麦酒、苹果酒、啤酒及葡萄酒，茶与咖啡此时尚未英国化。16世纪和17世纪全欧普遍饮用威士忌酒，在北欧，是由谷物蒸馏出来，在南欧是由酒蒸馏而得。醉酒是对天气阴湿的一种抗议，成语谓“醉得像贵族一样”，暗示社会各个阶级均爱这种调儿。烟草是由霍金斯（1565年）、德雷克及雷尔夫·莱恩爵士传入英国的，雷利使吸烟在宫中流行一时，即使在上刑架之前还要吸一两口烟。伊丽莎白时代，烟草昂贵，因此使用不广。在社交场合，烟管往往逐次传给每位客人吸上那么一口。1604年，英王詹姆士在有力的《对烟草的严重抗议》（Counterblast to Tobacco）一文中，痛心烟草传入英国，并警告其中含有“某种毒性”：
在高尚、虔敬及行为应该合礼的场合，人们无耻地吞吐烟管，并逐次吞云吐雾而使肮脏的烟气、臭气浸入食盘内，并污染了空气，这不是最虚荣和最不洁净的事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现在公开抽烟已经流行，已有各种人……虽无抽烟的欲望……却以独排众议为羞……因而至少是被迫使用了。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做丈夫的竟然无耻地使其可爱、健康及肤色明净的夫人也受此苦，以致她或是牺牲其甜蜜的呼吸，或是决心受长久的臭气折磨……这种习惯，看在眼中觉讨厌，闻入鼻中就可恨，进入脑中便伤神，吸入肺中更有害，而那种黑色臭烟，最像无底深渊中可怖的冥河黑烟。
虽然有这篇抗议文和重税，伦敦仍有7000家烟草制造厂。点火和抽烟并不妨碍谈话，男女可以自由畅谈各类事情，但所谈无非是吸烟室、街头巷尾及科学家等。女人与男人一样，做几近渎神的诅咒。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一部戏剧中，妓女拉住英雄的手肘，双关语则导出高度的悲剧。礼貌只是一种礼节，而不是真心表示客气，言语往往转为攻击。礼貌与道德一样，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礼仪手册亦然，使绅士成为贵族、女士成为淑女。家庭中随着光亮和欢乐而显得比以前恐怖的中古时期及以后阴沉的清教徒统治时期愉快得多。宴会经常举行，只要有借口就举行大游行，婚礼、分娩，甚至丧礼，都举行宴会，至少大宴宾客。各种运动在家里、野外及在泰晤士河上进行。莎士比亚已提到撞球，弗洛里欧（Florio）也谈起板球。法律严禁星期天游乐的规定受大家的讥笑，假如女王能作乐，为何其臣民不能亦步亦趋呢？几乎每个人都跳舞，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说也包括“脚指头比牙齿多的老人老妇在内”，而且整个英国都在唱歌。
英国的音乐（1558—1649）
只知清教徒统治后的英国情况者，不会了解音乐在伊丽莎白时代扮演的欢乐角色。在家中、学校、教堂、街上、舞台上、泰晤士河上，升起了圣乐与世俗音乐——弥撒曲、经文歌、情歌、民歌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演出的一整套爱情抒情诗等。音乐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每周上两小时音乐课。牛津大学置有音乐教授一职（1627年）。每位绅士都能看懂乐谱且会弹某些乐器。在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简易音乐入门》（Plaine and Easie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l Musicke,1597年）一书中，一位善于想象、受教育甚少的英国人自觉羞耻地供认：
早餐完毕，依据习俗，乐谱就带到桌上来了，女主人给我某部乐曲，热切地恳求我唱一段。但在找了很多借口难以推辞后，我真诚地抗议说我实在不会唱，座中诸人立感怀疑，有些人就交头接耳，低声询问我的出身。
理发店也准备各种乐器，让等待的客人弹奏。
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多为世俗的。某些作曲家，如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及约翰·布尔（John Bull）不顾法律规定，仍然信天主教，而且编写有关罗马教会仪式的圣歌，但这类作品已无法公开演奏。许多清教徒反对教会音乐，认为那是不虔诚的表现。伊丽莎白挽救了英国教会的音乐，犹如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特伦特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挽救了意大利教会音乐一样。女王以其惯有的坚定，支持在皇室教堂及天主教堂中备有大合唱队和正式音乐的那些教堂牧师。《通用祈祷书》成为英国作曲家的伟大歌剧剧本，国教礼拜式几可匹敌欧陆天主教的圣乐飘飘和高贵尊严。甚至清教徒，服从加尔文的领导，也赞成会众齐唱赞美歌。伊丽莎白嘲笑这些日内瓦捷格舞曲（Jigs），但它们很快地成熟为高雅的赞美诗。
女王具有一种世俗精神，而且喜欢别人的追求，其在位时音乐的辉煌成就仅是“情歌”。理所当然——所谓情歌是指配合旋律的爱情歌曲，无乐器伴奏的单部歌曲。1553年，意大利情歌传入英国，并形成一个格调。莫利试图定其形式，在其引入的对话中加以解析，并欢迎大家模仿。约翰·威尔比（John Wilbye）的五声情歌暗示了这些“曲调”的主题：
唉！这是何等龌龊的生命，何等龌龊的死亡呀！
在那里暴君喜欢指挥！
我那春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已趋衰败！
我那自负的抱负也已无望，而生命是一场胡缠。
我的欢乐此起彼落匆匆归去，
留下奄奄一息的我，
因为她轻蔑我的哭泣。
哦！她从我怀中离去，我的爱情已渐萎缩，
为了她的铁石心肠，唉！我死了犹有余恨。
威廉·伯德是伊丽莎白时代音乐界的莎士比亚，以善作弥撒曲、情歌、声乐或管弦乐曲驰名乐坛。当代人敬之为值得忆念的人。莫利说：“音乐家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充满尊敬。”地位同样崇高、多才多艺的皇室教堂音乐家奥兰多·吉朋斯（Orlando Gibbons）和布尔，这两人和伯德联合写出英国第一部键盘音乐的书《为小键琴印行的音乐处女作》（The Maidenhead of the First Music that Ever Was Printed for the Virginalls,1611年）。同时，英国人编成许多富有英国乡村健康淳朴风味的独唱曲，堪称一绝。约翰·都兰德（John Dowland），这位琵琶名手，因著有《唱曲》（Songs）而深受赞赏。托马斯·坎皮恩（Thomas Campion）也不甘落后，亦步亦趋，有谁不知坎皮恩的《樱桃熟了》（Cherry Ripe）呢？
音乐家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会，在查理一世时受到内战的纷扰。当时乐器种类之多几与今日不分轩轾：琵琶、竖琴、风琴、小键琴或小方形钢琴、翼琴或大键琴、横笛、古箫（今日之哨笛）、木箫、小音栓铜喇叭、伸缩喇叭、小喇叭、鼓、各种今已为小提琴取代的弦乐器。音乐家演奏和伴奏喜用琵琶，年轻妇人至少在婚前较喜欢小键琴，那是钢琴的前身。乐器演奏主要是指小键琴、弦琴和琵琶。有一种室内音乐是由样式和音域不同的各种弦琴交响演奏的。有一次在詹姆士一世的王后御前表演的舞剧中，坎皮恩曾指挥了琵琶、大键琴、铜喇叭及9种弦琴齐鸣的交响乐（1605年）。由伯德、莫利、都兰德及其他人编写的多数管弦乐均流传至今。这类音乐大体根植于形式，依照意大利风格，而且在细腻和柔美两方面见长，而非以强壮或宏伟方面取胜。赋格曲（fugue）和对位法（counterpoint）已经有了进展，但并无主旋律变换和变调的技巧，也无决定性的音调不协或变音的和谐。但我们的神经受现代生活严重的刺激而趋于紧张时，我们发现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有净化治疗的功效，不会疲劳轰炸，不会有讨厌的不和谐，没有震耳欲聋的终曲，只有那些英国的青年或女孩痛切或高兴地为了挫折的爱情而歌咏的永恒赞美诗。
英国的艺术（1558—1649）
伊丽莎白时期艺术上的成就不太瞩目。金属匠出产一些可爱的银器，如穆斯丁盐窖，并制造华贵的烤架，如温莎宫圣乔治教堂的烤架。约1560年，英国人已自制威尼斯玻璃了，这类玻璃器皿被许多人珍视，较之同类银器或金器更受重视。雕刻和瓷器业并不发达，尼古拉斯·希拉德（Nicholas Hilliard）发展了缩型画绘画学派，伊丽莎白赐予其复制影像的专利权。肖像画家皆来自外国：费德里戈·朱卡罗（Federigo Zuccaro）来自意大利，马库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及其同名的儿子来自荷兰。穿着华丽长袍、佩戴嘉德勋章（Garter）的骑士塞西尔，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肖像，即是出于后者的手笔。此外，自霍尔拜因（Holbein）起至凡·戴克（Van Dyck），英国一直没有伟大的绘画作品。
伊丽莎白和詹姆士时代的英国，只有建筑是最重要的艺术，而且几乎全是世俗的建筑。欧洲还在进行宗教战争时，艺术已经忽视宗教了。中世纪时，最有深度的诗和艺术建基于天堂之上，因此建筑术都用在教堂建筑上，使家庭的建筑式样像监狱一样。都铎王朝的英国，宗教不再探讨生命，转而探讨政治问题。教会财富落到俗人手里，用以建筑民房和高贵的宫殿。建筑样式因而大变。1563年，约翰·苏德（John Shute）刚从发扬维特鲁维亚（Vitruvius）、帕拉底欧（Palladio）、沙里欧（Serlio）等人建筑术的法国和意大利归来。不久，他就出版了《建筑的基本原理》（The First and Chief Grounds of Architecture），赞许古典形式的建筑。因此意大利瞧不起的哥特式建筑反而传入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宽阔水平的建筑物中还有哥特式垂直的建筑物，一枝独秀地向天空发展。
这个时代的平民建筑有某种不凡的成就：凯乌斯学院的荣誉门及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四角大厦、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的皇家交换所与中寺等。由于自沃尔西以来，律师已代替主教掌理英国行政，伊丽莎白时代文艺复兴建筑的民间杰作是法学院的大厦，1572年落成于中寺。该厦内部尽头的橡木帘帏堪称一绝，可惜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该巨厦竟被战火摧毁。
英国工商巨子财富足够开销时，他们建造许多可与卢浮宫匹敌的宫殿。约翰·泰尼爵士（John Thynne）建朗利宫（Longleat House）；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建哈德威克宫（Hardwick Hall）；苏福克公爵托马斯耗资19万镑建筑奥德利宫（Audley End），这笔款“主要是来自西班牙的贿款”；爱德华·菲利普爵士依纯粹文艺复兴的款式建了蒙塔丘特宫（Montacute House）；弗朗西斯·威勒比爵士则筑成沃拉顿宫（Wollaton Hall）。威廉·塞西尔将其部分积蓄投入斯坦福附近的一所大别墅；其子罗伯特也投入几乎相同的积蓄于哈特菲尔德宫，该建筑长廊是当时建筑中最华丽的内部设计。这类在顶楼上的长廊，在伊丽莎白宫中已取代了封建领主城堡中木制大堂的设计。华贵的烟囱，牢固的胡桃木或橡木家具，高贵的梯道，弯曲的栏杆及木制天花板，使这些宫殿式的房间有一种法国封建时代的城堡所没有的温暖和尊严的气派。就我们所知，这些宫殿的设计者是最早被称为建筑师的人。沃拉顿宫的建筑家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ythson）的墓志铭称他是建筑师——杰出的建筑者之意。自此以后，这种伟大的职业就有了现代的名字。
现在，英国的艺术具有特殊的风格，每个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其个性和意志。英尼戈·琼斯（Inigo Jones）1573年生于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少时即显露设计方面的不凡才华。一位公爵遣送他到意大利研修文艺复兴建筑，回到英国后（1605年），他替詹姆士一世及其丹麦王后准备了许多舞剧的布景，旋又访问意大利（1612—1614年）。回国后，他热衷于维特鲁维亚著作的英译本（1567年出版）中提示的古典建筑理论，而且他发现这些理论就是威尼斯和维琴查两地帕拉底欧、佩鲁齐（Peruzzi）、桑米切利（Sanmicheli）、圣索维诺（Sansovino）等建筑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扬弃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德国式、弗莱明式、法国式、意大利式等不规则混合的建筑形式，设计了一种纯古典式，那是多利安式、伊奥尼亚式及科林斯式的分开或混合型式，但仍维持一致性和统一性。
1615年，他担任工程总督，负责皇家的全部建筑。白厅的餐厅焚毁时（1619年），他受命为詹姆士一世另建新厅。他设计一串宏伟的大建筑——全部为1152尺宽、874尺长——如果完成，英国皇室将拥有比法国的卢浮宫和土伊勒里宫（Tuileries）、凡尔赛宫或西班牙的埃斯克里卡尔宫（Escorical）规模更宏大的宫殿。但詹姆士宁愿终日沉醉而不愿建成传之几世纪的大建筑。他限制新餐厅的费用，因而无法照原定设计去做，呈现出古典派及文艺复兴时代从未具有的建筑物外貌。大主教洛德（Laud）请求詹姆士修建旧有的圣保罗大教堂时，建筑家竟将哥特式的本堂装入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物中。幸而这座建筑物在1666年的大火中被焚毁了。其后琼斯的帕拉底欧式建筑逐渐取代了都铎式。直到18世纪中期，它一直在英国最流行。
琼斯不但是查理一世的主要建筑师，而且显然敬爱这位不幸的绅士，内战爆发时，他就把储蓄埋藏在兰贝斯（Lambeth）沼泽，然后逃到汉普郡（1643年）。克伦威尔的部下在那里捕获了他，但在缴了1045镑的赎款后他就被释放了。离开伦敦期间，他替彭布罗克伯爵设计了一所在维尔特郡的别墅。正面是简朴的文艺复兴式，内部装饰华贵高雅。“双重立方体”大厅60尺长、30尺宽，被公认为英国最漂亮的华厦。由于皇室军队耗尽了皇家财富，琼斯不但失去众望，也失去皇家恩宠。他默默无闻地退休，死时赤贫（1651年）。内战后重组英国政府时，艺术只好沉沉睡去。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
综合说来，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是文艺复兴的继承者。在德国，宗教改革压倒了文艺复兴；在法国，文艺复兴扬弃了宗教改革；在英国，二者水乳交融成为一体。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宗教改革获胜；但文艺复兴也获重现。固然有那些沉静的——并非无言的——清教徒，但他们不是此时的关键人物。此时统治人物是有过人精力的人，他们从旧教条和旧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仍未与新思想连在一起。他们有无限的野心，期望发展其才能，表现其幽默，如果文学涉及生活，他们就易受其影响。他们在暴力攻击、邪恶及残酷的行为举止中，也力争上游想做个绅士。他们的理想一直徘徊于卡斯底里欧内（Castiglione）的《谄媚者》（Courtier）中的彬彬君子态度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残酷无德之间。他们赞赏西德尼爵士，但更渴望成为德雷克。
同时，在崩溃的信仰裂痕中，哲学继续向前进展，最受困扰的那些人往往具有当代最佳心智。在无阻的洪流中，有正统和保守的人物，更有胆怯柔弱的人物，也有罗杰·阿谢姆这种好人，他绝望地传播从前大家遵守的德行，但其学生已有了冒险的情绪。请听加百利·哈维（Gabriel Harvey）在剑桥大学的演说：
《四福音书》虽然教了，但没有人学习；基督的天堂之钥是冰冷的；除了谴责以外一无是处；礼仪规范在口中已经废止；司法在事实上仍有效力；道德却已被扬弃……大家好奇地追寻新闻、新书、新时装、新法律……某些人则追寻新天堂和新地狱……每天都有新主张，神性、哲学、人文主义、礼貌等均有异端……大家恨魔鬼还不如恨教皇来得深。
哥白尼已经震惊了全世界，他宣称地球在太空中团团转。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于1583年任教于剑桥大学，讲述新天文学和无限的宇宙，并声称太阳因热能逐渐消逝而趋向死亡，群星崩毁渐成原子尘。诗人如约翰·多恩（John Donne）之流，觉得地球在脚下滑动。
1595年，弗洛里欧出版蒙田散文译本。从此，天下事已无定论，人们呼吸的是怀疑的气息。马洛是马基雅维利第二，莎士比亚则是蒙田的化身。智者怀疑之时，青年却在策划将来。假如天堂已在哲学疑云中迷失，那么年轻人就应下决心接受这个枯燥无味的人生，和采纳不管致命与否的各种真理、不管多么短暂的美丽及不管有害与否的各种权力。马洛就这样创造了浮士德和帖木耳大帝两个角色。
就是这种整理旧思想及热切发表新希望、新梦想的心灵自由，才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值得我们追念。假如以上述这些事为内容的文学不能反映每个时代有思想的人的希望、迟疑和决心，我们何必关怀其政治敌对、其宗教纷争、其海战胜利、其渴求黄金呢？那个激动时代的各种影响促成伊丽莎白王朝的狂欢：征服和发现的航行扩大了疆域、市场及心智；中产阶级的财富扩大了商业的范围与目标、异端文学与艺术的启示、宗教改革的兴起；英国扬弃教皇的势力，无意中引导人类放弃教条归向理性的神学辩论，教育发达及书本和戏剧的流行，长期有利的和平；然后是引起挑战，和对西班牙令人狂喜的胜利，对人力和思想日益增强的信心。这些是导致英国伟大的因素，这些是使英国因有莎士比亚而伟大的因素。自乔叟以来历经两个默默无闻的世纪，现在它终于迸发了散文、诗歌、戏剧及哲学的热情火花，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