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日记

1936年1月31日—1936年3月25日

1943年12月2日，奥威尔参加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广播节目——“你的问题我回答”。有人问到了威根码头。奥威尔是这样作答的：

 

“嗯，恐怕我得告诉你，威根码头已经不复存在了。1936年我特意去了一趟那里想要亲眼看看威根码头，但是我没能找到。当然，这个‘码头’曾经存在过，从照片上看它起码有20英尺长。威根在一片矿区中央。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讲那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但风景并不是它的强项。放眼望去那里到处都是矿渣堆，就像月球上的环形山一样，到处是烂泥、煤灰以及诸如此类的脏东西。尽管和威根相比全国起码有五十个其他地方的丑陋程度也不相上下，但出于某种原因却单单是威根成为了工业区丑陋的标志。曾经一度，在一条流经城镇的混浊的运河上有一段摇摇欲坠的木质防波堤，有人开玩笑地把它叫做‘威根码头’。这个笑话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并被歌舞喜剧演员所利用。是他们，在那个地方本身早已被铲平之后的许多年里依然成功地维持着‘威根码头’这个绰号的生命力。”（CW, XVI, p.11）

日 记

1936年1月31日—1936年3月25日

奥威尔在写了数版后来成为《落魄在巴黎与伦敦街头》的手稿并调整了事件的时间次序后（在初稿中伦敦的经历被放在了巴黎的前面），他的书还是被乔纳森·凯普与T·S·艾略特代表费伯与费伯出版社退稿了（正如他们后来拒绝了《动物农场》一样）。奥威尔随即放弃了。不过，他的一位朋友——辛克莱·菲尔兹太太——将打字稿交给了克里斯蒂与摩尔出版社的伦纳德·摩尔，他后来成为了奥威尔的文稿代理人。摩尔说服维克多·格兰茨出版了该书。奥威尔希望匿名出版：首先他担心自己在底层贫民窟的经历会令父母不安，其次——正如他对一位朋友理查德·里斯爵士（《阿德尔菲》编辑，奥威尔也为其供稿）所说的那样——他有一种奇怪的担忧——一种迷信——如果你的真名出现在了出版物上，就会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对它施以某种巫术”。不过，格兰茨坚持要一个作者的名字，于是奥威尔最终提议了几个笔名，其中之一就是“乔治·奥威尔”。1933年1月9日，《落魄》一书由格兰茨出版，六个月后在纽约发行。

1932年4月至1933年7月，奥威尔在一所位于米德尔塞克斯郡海斯市的“山楂树”中学任教，这是一所面向10至16岁男孩的私立学校。1932年的圣诞节里，他还为孩子们写了个剧本《查理二世》。1933年起他到了一所稍好一些的学校任教——位于阿克斯布里奇的弗雷学院，并在那里完成了《缅甸岁月》的写作。但是，他在同年12月染上了肺炎，不得不放弃教职。1934年1月至10月奥威尔住在父母位于索思沃尔德的家中。《缅甸岁月》于1934年10月25日在纽约初版，随后为防止有人提出诽谤诉讼而对内容进行修改之后，于1935年6月24日由维克多·格兰茨出版。奥威尔在索思沃尔德居住期间创作了《牧师的女儿》（1935年3月11日及1936年8月17日在纽约出版）。1934年10月起直至1936年1月，他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书店做兼职店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让一叶兰飞》——书中描写了一个年轻人一边在书店打工一边试图成为诗人。

1936年1月31日是奥威尔踏上前往威根的旅程的日子——并记下了本卷的第一则日记。就在这天他还给维克多·格兰茨写了封信。格兰茨的律师哈罗德·鲁宾斯坦（他本人也是作家、戏剧家与评论家）希望奥威尔能够确保他在《让一叶兰飞》中提到的一则广告“不是基于任何可确认的广告，或任何真实的广告。一定不能”。奥威尔在作出这个保证后，错误地以为他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可能引起诽谤诋毁诉讼的问题，他的打字稿终于可以送到印刷机前，而他也可以集中精力开始下一个项目了，即按格兰茨的建议调查英国北部被称为“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过去有人出于误解以为奥威尔为这次北行得到了500英镑的预支款。但现在看来事实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也不符合一个经过验证的事实：格兰茨从不给麾下的作家们开大笔的预支款。从他旅途中极度清贫的生活条件可以看出，奥威尔为这次远行得到的赞助少之又少。最近D· J·泰勒发现，维克多·格兰茨直到1936年10月29日都不知道奥威尔究竟在写什么（泰勒，p.175）。而到此时奥威尔事实上已几乎完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奥威尔在创作该书时用到了部分日记，但他也做了广泛的调研，其中部分资料保留至今。关于其中许多材料的重印版，请见CW, X, pp.538-584。也许奥威尔在北方时就用随身携带的那台用来打信件的打字机打出了这卷日记。不过日记打字稿的页码分成了两部分（1月31日到3月5日页码为1—36；剩余部分的页码为1—25，以“日记”为标题），因此至少第二部分可能是后来打的字，也许是艾琳将原来的部分日记手稿打了出来——详细分析见CW, X, p.417的眉注。打字稿对手稿做了改动，但这里只标出了最重要的改动。《全集》中给出了全部的信息。日记中的一些小笔误在这里就直接修正了。

奥威尔详细记录了北行的途中及在当地居住期间的各种开销。这些当然用的都是“老币值”，当时的花费与价格比今天要低得多。为方便读者起见——当时1先令为12便士，1英镑为20先令（因此1英镑相当于240便士）。1便士可拆分为两个半便士或四个四分之一便士。我们很难给出1936年的价格在70年后的今天的等值金额，不过将当时的价格乘以40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估算。读者务必明白，这只是个平均比例：今天有些商品的价格翻了远不止40倍，而有些则增长得没有那么厉害。

1936年1月31日

按计划坐火车去考文垂，下午四点到达。旅馆提供住宿加早饭，非常糟糕，3先令6便士一晚。大堂里挂着镶框证书，证明（约翰·史密斯）被选升为喜剧主唱级别。一个房间有两张床，包一间单间要5先令。这里的气味就像一般寄宿舍一样糟糕。女服务生是个蠢蛋，硕大的身躯，小小的脑袋，脖颈后面堆着一卷一卷的脂肪，格外让人联想起猪大腿上的肥肉。

1936年2月1日

同一个约克郡推销员一起吃了顿糟糕的早饭。步行了12英里去伯明翰郊外，乘车前往布尔环区（这里很像诺维奇市场），下午一点钟抵达。在伯明翰吃过午饭，乘车去斯陶布里奇。步行了四五英里去克兰特青年旅社。到处都是红土地。鸟儿们在求偶，花鸡和红腹灰雀毛色亮丽，雄山鹌在向雌鸟歌唱。梅里登1村是个例外，夹在考文垂和伯明翰中间，简直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伯明翰以西是典型的丘陵地带的乡村农庄风光。整天都在下雨，断断续续的。

1梅里登：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中心，自行车骑手们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所在地。

1936年2月2日

晚上在旅馆睡得香甜，整个房间都是我的。这是栋单层的木房子，用一个巨大的炭炉取暖。床铺每晚1先令，炉子两便士，做饭用的煤气还得再花几便士。面包牛奶等食品旅馆里有售。睡觉时你得用自己的睡袋，不过旅馆提供毯子、褥子和枕头。晚上很累，因为店主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好心——过来和我打乒乓球，直打到我几乎都站立不稳了。早上与店主长谈了一番，知道他养家禽，还喜欢收集玻璃和白镴器皿。他告诉我他如何在1918年的法国紧跟着撤退的德军抢来了几件价值连城的玻璃器皿，却又反过来被他们师的少将从自己手里给抢走了。他还给我看了几件精美的白镴器和几幅奇怪的日本画。这些画是他父亲在1860年前后跟随海军远征军出海抢来的，看上去明显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

早上十点我起身步行前往司图桥，再坐车抵达沃尔佛汉普顿。我在沃尔佛汉普顿的贫民区逛了一阵，吃过午饭后又步行十公里去了潘克岭。沃尔佛汉普顿似乎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破旧的小房子包裹在滚滚黑烟之中的景象，尽管今天是星期天。铁路沿线上，巨大的黏土堆和圆锥形烟囱（陶瓷厂）随处可见。从沃镇到潘克岭的行程非常沉闷，一路都在下雨，两座城镇之间乡村农庄绵延不绝。下午四点半左右，我在潘克岭停下来喝了杯茶。茶馆是间又小又憋闷的房间，炉火生得很旺，店主是个皱巴巴的小个子老头儿和一个45岁左右的大块头女人，亚麻色的短发，没有门牙。两个人听说我在这样的天气里居然徒步跋涉，都觉得我是个英雄。我们坐在一起喝茶，就像一家人。五点一刻左右我起身离开，又走了两英里左右，搭上了去斯坦福的公车，省去了剩下的四英里路。到地方后，我住进了“温暖”旅馆，以为那里会便宜；结果住宿加早饭居然要5先令。房间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可怕，床单灰黢黢的，一股臭味；去洗澡间时，发现流动推销员正在里面洗快照。我说服他把东西拿走，洗了个澡，感觉两脚痛得厉害。

今天总共走了16英里的远路，车费花了1先令5便士，吃饭花了2先令8个半便士。

1936年2月3日

九点钟起身乘车去汉利。在汉利和伯斯勒姆部分区域周围走了走。天冷得可怕，寒风凛冽，晚上又开始下雪；黑色的雪花落得到处都是。汉利和伯斯勒姆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地方了。被烟熏得发黑的小房子排列得像迷宫一般，中间分布着一个个陶瓷厂，就像巨大的白兰地酒瓶半埋在泥土里，一边打嗝般冒着黑烟。到处都是贫穷的迹象，连商店也一贫如洗。地下钻探形成了好几处巨大的深谷，其中一处有200英尺宽，200英尺深，锈迹斑斑的车皮沿着崖壁上的链轨爬上爬下。而就在对面，随处可见几个工人像寻宝者一样挂在几乎竖直的另一边崖壁上，似乎在毫无目的地挥着镐子，也许是在挖黏土。我随后步行前往艾尔顿，在一家酒馆吃了午饭。天冷得出奇。这是一片多山的原野，景色怡人，尤其是东面，灌木丛逐渐被石墙所取代。这里的羊似乎比南面的更土。接着我又步行前往拉迪亚德湖2。

拉迪亚德湖（其实是个为周边陶瓷业城镇供水的水库）的景象令人沮丧。这里在夏天是个怡人的旅游景点，每隔十码就有咖啡馆、房船、游艇；但现在是淡季。我看到有垂钓的告示，但我看了看水，觉得这里不像是有鱼的样子。四周没有一个鬼影，处处寒风怒号。所有的碎冰都被吹到了湖的南端，波浪卷着碎冰摇上摇下，发出哐哐哐哐的声音——这是我听过的最令人神伤的噪声了。（这段记忆可以用在将来的某篇小说里，再加上一段：一个“黑猫”香烟的空烟盒夹在碎冰中浮上浮下。）

我很轻易地在一英里开外找到了一家青年旅社。还要了单间。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整栋房子就像座冷风呼呼的兵营。房子建于1860年，愚蠢地建成了仿城堡的造型。此刻旅馆除了三四间房间外，几乎空空荡荡。回音袅袅的石砌过道绵延数英里，照明只有蜡烛，做饭只有冒烟的小煤油炉。里面冷得出奇。

我身上只剩下2先令8便士了。明天得去曼彻斯特兑支票。

今天走了12英里的远路。车费花了1先令8便士，吃饭花了2先令8便士。

2拉迪亚德湖：奥威尔故意绕路步行经过拉迪亚德湖。罗伯特·费森博士说明了他为什么这样做。1863年，洛克伍德·吉卜林与爱丽丝·麦当娜在这里做了一次野餐。两年后两人结婚，并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拉迪亚德。拉迪亚德·吉卜林于1936年1月18日去世，奥威尔在1月23日出版的《新英国周刊》上写了一篇赞美他的文章（CW, X, pp.409410），并在文中写道：“斯人已逝，我现在只希望能向这位对我的童年如此重要的故事大王献上一份祭礼——比如鸣枪致敬，只可惜我办不到。”而这次顶着严寒的绕行之旅正是奥威尔的祭礼。

1936年2月4日

起床时简直冻僵了，几乎没法扣扣子，只能先爬起来暖暖手再穿衣服。10:30出发。早上天气很好。泥土冻得像铁一样硬，一丝风都没有，阳光明媚。四周没有一个人影。拉迪亚德湖（全长一英里半）一夜之间结了冰，野鸭悻悻地在冰面上走着。太阳越升越高，阳光斜洒在冰面上，这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红金相间的色彩。我往冰上扔石子，玩了好一会儿。有棱角的石子划过冰面的声音和红脚鹬的叫声一模一样。

步行了10—11英里来到麦克利斯场，然后乘车去曼彻斯特。先去取信，再去银行兑支票，结果发现银行关门了——这里的银行三点就关门。我的处境很尴尬，因为手里只剩3便士了。去了青年旅社总部，请他们帮我兑支票，遭到拒绝。又去了警察局，请他们帮我引见一位愿意兑支票的律师，结果同样遭到拒绝。天冷得出奇，马路被一堆堆可怕的黑玩意儿裹了起来，那正是冻得硬邦邦、被烟灰熏得发黑的积雪。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露宿街头，设法摸进了贫民区（切斯特街），去了间当铺，想要当件雨衣，可他们说现在已经不接受这个了。我突然想到，围巾是可以当的，于是拿到了1先令11便士。马上去了一家集体寄宿舍——切斯特街上有三家紧挨在一起。

里斯在长信中介绍给我几个应该见的人。幸运的是，其中一个就在曼彻斯特。

今天走了13英里的远路。车费花了2先令，吃饭花了10便士。

1936年2月5日

今天去了米德3家，但他不在。在寄宿舍里呆了一天。这里很像伦敦的寄宿舍，住宿费11便士，寄宿舍是隔间，不是真正的房间。舍监是个瘸子——干这一行的似乎常常是瘸子。这里煮茶用的是锡碗，很吓人。早上终于兑了支票，不过今晚还是要在寄宿舍过夜，因为明天还得去见米德。

3弗兰克·米德：伐木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官员，负责《阿德尔菲》杂志（从1930年起，该杂志陆续发表了奥威尔的部分评论文章）驻曼彻斯特办事处，也是独立社会主义党的一份宣传刊物《北部劳工之声》的事业主管。

1936年2月6日—10日

今天和米德一家在一起。他们的房子在曼彻斯特市隆赛特区布林顿路49号。布林顿属于新住宅区，房屋漂亮，带洗手间，还有电灯。这里的日租金我猜在12先令到14先令之间。米德算是个工会干部，还参与《北部劳工之声》的编辑——也正是这些人在负责《阿德尔菲》的出版工作。米德夫妇对我很好。两人都是工人阶级出身，说话带着兰克郡口音，童年时都穿着木底鞋，可这间房子的氛围俨然一副中产阶级派头。米德夫妇听到我在曼彻斯特居然睡集体寄宿舍时，都有些错愕。我再度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工人一旦在工会里谋得了职位，或是进入了工会政治圈，他便立刻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如此说来，和资产阶级战斗的结果就是自己也变成了资产阶级。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不可能不同自己的收入水平相挂钩（米德的收入我估计是每周4英镑）。我同米德夫妇的唯一争论是因为他们叫我“同志”。米德夫人就像大多女人一样，对政治一知半解，只是全盘接受丈夫的观点，视之为妻子的本分；她说“同志”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即便在如此靠北的地区风俗习惯居然也大相径庭，对此我很诧异。米德夫人每次进屋时我都站起来，洗碗时我也要帮忙，对此她很不习惯，也不太认可。“这里的男人都习惯被女人伺候。”她说。

米德让我去威根见乔·凯南4，一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电工。凯南也住在一栋市政委员会建的体面的住房里，不过更像个工人。他是个矮小粗壮的人，态度极其礼貌热情，非常乐于助人。他的大儿子此时在楼上因病卧床（怀疑得了腮腺炎），小儿子正在地板上玩木偶兵和玩具大炮。凯南笑着说：“你看看——我本该是和平主义者的。”他让我去“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庇护所，还给了我一封写给组织秘书的亲笔信，请他帮我在威根找一处住所。庇护所是个破烂得吓人的小地方，不过对于失业工人来说却是个天赐之物，因为这里至少暖和，还有报纸。秘书名叫帕迪格拉蒂，是个失业矿工。他身材瘦长，35岁上下，聪明，消息灵通，乐于助人。他是个单身汉，每周领取17先令的救济金，由于长年的营养不良和无所事事，身体状况很糟，前牙几乎完全烂光了。组织里的工人在听说了我是个作家，正在搜集反映工人阶级状况的事实后，都非常友善，爽快地为我提供信息。不过我没法让他们平等地待我。他们要么叫我“先生”，要么叫我“同志”。

4乔·凯南：当时是一名失业的矿工，也是独立工人党的一名活动家。他同约翰·安德特和莉利·安德特夫妇一起为奥威尔找到了住所（本日记中写作霍比夫妇）。《忆奥威尔》（130—133页）中有一段对他的珍贵访谈。

1936年2月11日

今天在威根镇沃林顿巷72号5住下，食宿每周25先令。我同另一个房客（一名失业的铁路工）合住一间房。吃饭是在厨房，洗东西在后厨房的水池。吃得还行，但不易消化，量大得吓人。兰克郡这里吃牛肚的风俗（就着醋冷食）真是吓人。

主人一家——霍比先生，39岁，从13岁起就下了矿井。目前已失业九个月。他是个大个金发的男人，动作迟缓，非常温和友善。你每问他一个问题，他都要仔细推敲好久才开口：“我估计⋯⋯”他说话不带什么口音。十年前一股煤灰喷进了他的左眼，从此他左眼几乎失明。矿里把他调到了井上，但没过多久他又重返井下，因为下面挣得多。九个月前，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出了问题（某种叫做“眼震颤”6的毛病，矿工的职业病），视力只剩下了几码远。目前一周领29先令的“补偿金”，不过上面正在讨论只给他一周14先令的“部分补偿金”。这全取决于医生究竟是否判定他仍具有劳动能力。当然，即便判定了，他这样也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大概除了所谓的“井上”工作。但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如果他被归入部分补偿金行列，那他的救济金就只能领到规定的期限为止。

霍比太太比丈夫大4岁。她不到5英尺高，身材像个胖老头啤酒杯，性格开朗，非常无知——27加10会得出31——说话口音很重。这里的方言似乎有两种“the”的用法。在辅音前面，the被完全省略了，而在元音前面又和后一个词合为一体。

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乔”，今年刚好15岁，已经在井下工作一年了，目前在上夜班。他晚上九点去上班，早上七八点钟回来，吃完早饭后马上扑倒在另一个房客腾出的床上倒头睡觉，通常一觉睡到晚上五六点钟。刚开始工作时他每天挣2先令8便士，后来加到了3先令4便士，相当于每周1英镑；从中每周要扣掉1先令8便士（保险及其他费用），每天还要花4便士作往返矿井的车费。所以他全时工作的每周净收入是16先令4便士。不过在夏天，他只做短时间的工。他是个高个虚弱、苍白得吓人的小伙子。这工作显然让他筋疲力尽，不过他看上去还挺快活。

汤姆是霍比太太的侄子，没有结婚，借宿在她家——他每周付25先令的食宿钱。他浑身是毛，长了个兔唇，性格温和，人也简单。

另一个乔也是个房客，单身，失业，每周领17先令的救济金。他每周付6先令的住宿费，吃饭自理。他每天八点左右起床，给“我们的乔”腾出床位，一天大多时间都待在外面，像是公共图书馆之类的地方。他是个傻蛋，不过受过点教育，喜欢铿锵的字词。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结婚时，他装模作样地说：“婚姻的枷锁是件沉重的东西。”接连重复了好几遍，显然对这句话很有感情。他已经失业七年了，逮到机会就喝酒。不过眼下他显然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栋房子楼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后厨房，楼上有三个房间，外加一个小后院和室外厕所。房子不提供热水；屋子年久失修，正面的墙都凸出来了。租金是12先令，含税14先令。霍比一家的总收入如下：

支付租金和房产税后就还剩3英镑2先令4便士。这些钱要供4个人吃饭，并给一家三口提供衣服等必需品。当然现在还有一笔我的租金，但这只是非常收入。

威根镇中心看上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糟糕——明显不像曼彻斯特那么萧条。威根码头据说已经被拆除了。木底鞋在当地以及周边像欣德利这样的小地方都很普遍。老妇人通常在头上戴着头巾，而年轻姑娘只有在极度贫困时才会这样做。我看到的所有人几乎都衣衫破旧，街角处的年轻人明显不如伦敦的时髦活跃。但这里除了商店空荡荡之外，没有其他非常明显的贫困迹象。据说每三个登记的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昨晚我和几个全国失业工人运动（N. U. W. M.）的成员一起去合作社大礼堂听沃尔·汉宁顿8演讲。他的口才很差，说的全是社会党演说者说滥的陈词滥调，还带着跑调的伦敦土腔（我又碰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但他居然把听众都鼓动起来了。我很诧异于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情绪。当汉宁顿宣称如果英国和苏联开战，苏联将取胜时，底下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听众都是粗人，而且明显都在失业（其中十分之一是女人），但听得很专注。演讲过后举行了募捐——以支付大礼堂的租金和汉宁顿从伦敦过来的火车费。共募到了1英镑6先令——对于200个失业者来说这不算少了。

你可以通过矿工鼻梁上的蓝色印记来辨别他们。有些老矿工的额头上都印着蓝纹，就像羊乳干酪一样。

5沃林顿巷：彼得·刘易斯的《乔治·奥威尔：通往一九八四之路》中配有一张这条街的插图（1981, p.50。同页上还绘有威根码头）。

6眼球持续剧烈震颤。

8沃尔·汉宁顿：（1896—1996），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一名领袖，曾写过《失业者的斗争1919—1936》以及《贫困地区的困境》，这两本书都由左翼图书俱乐部于1937年11月出版。就像在它之前出版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样，这本书的中间部分也有32整页插图。奥威尔的一位和平主义者朋友瑞格·雷纳尔多在写下他对“饥饿大进军”的同情时曾评论道，当游行队伍抵达伦敦海德公园角时，他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饥饿——尤其是那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领队沃尔·汉宁顿”（《我的一生与罪行》,1956, p.106）。汉宁顿还写了一本实用的《主席好！会议主持与程序简明手册》（1950）。演讲募集到的1英镑6先令相当于312便士——对于200名左右的听众而言，就相当于平均每人1便士到1个半便士。

1936年2月12日

天冷得出奇。沿着运河，朝远处的几个矿渣堆走了很长一段路。丑陋的矿渣堆和打着黑嗝的烟囱构成了一幅可怕的景观。有几个矿渣堆高得像山——其中一个看上去就像斯汤博里火山。寒风刺骨。当局不得不派来一艘蒸汽船在运河上的运煤拖船前破冰开路。拖船上的水手们脸上蒙着麻袋，一直蒙到眼睛。所有的“臭水塘”（荒废的矿坑下陷产生的死水塘）上都覆盖着一层深褐色的冰。闸门上也挂着胡须一样的冰珠。几只老鼠慢吞吞地穿过雪地，样子很呆，也许正饿得发晕。

1936年2月13日

威根的住房情况糟透了。霍比夫人告诉我，她弟弟家里有十一口人（她弟弟今年才25岁，所以我想他一定只是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可他自己的孩子已经8岁大了）,5个成年人，3个家庭，全部挤在4个房间里，“两个楼上，两个楼下”。

我遇到的所有矿工要么亲身遭遇过严重事故，要么有亲戚朋友遭遇过。霍比夫人的堂兄背部被落石砸断了——“他又硬撑了7年才去世，这伤痛一直折磨着他”——她的小叔子则失足掉下了1200英尺深的矿井，下落过程中被井壁两侧弹来弹去，还没落到井底就已经死了。霍比夫人还补充了一句：“要不是他那天穿了一件新油布衣的话，他们是没法收集到所有碎片的。”

1936年2月15日

我同N. U. W. M．的调查员一起前去收集关于住房情况的信息，尤其是拖车里的情况。对此我做过笔记，详见他处。9最令我震惊的是一些女人脸上的表情，尤其是那些睡在拥挤的拖车里的女人。有一个女人的脸就像骷髅头一样。她的眼神流露出的是彻头彻尾无法忍受的悲惨与屈辱。我想，她心中的感觉我只有浑身上下涂满大便才能体会到。可是，所有人似乎都把自身境况视作理所当然。当局一次次地向他们许诺住房，可终究仍是一场空，而他们也就渐渐认命了，觉得一栋可以安居的房子是绝对遥不可及的。

我们路过了一条肮脏得令人恐惧的小巷，看见一个女人，很年轻，但极度苍白，一副沾满污泥、精疲力竭的样子。她正跪在一栋房子外的下水道边，拿着一根棍子疏通污水管。在那一刻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那神情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凄凉的东西。更令我震惊的是，她此刻的所思所想显然和我的一模一样。

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对这一幕进行了发挥：

 

列车带着我在这片可怕的景象中穿行——矿渣堆、烟囱、废铁堆、肮脏的运河，还有布满了横七竖八的木鞋印的煤渣路。现在是三月，但天依然冷得出奇，到处都是黑雪堆成的小丘。我们缓缓地驶过市郊，经过了一排排又小又灰，和河堤垂直的窝棚房。在一间房子的背后，一个年轻女人正跪在石头上，拿着一根棍子疏通堵塞的下水管。我有足够的时间看清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她的粗麻布围裙，她笨拙的木鞋，她被严寒冻得通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起头来，此刻我们间的距离近到我几乎能看清她的眼睛。她长着一张苍白的圆脸，就像大多贫民窟的女孩一样一脸倦容，在反复流产和过度操劳的折磨下，25岁的姑娘看上去却像40岁。就在我看到她的那一瞬间，那张脸上的神情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凄凉的神情。令我震惊的是，当我们说“他们对这种事的承受力跟我们可不一样”，贫民窟长大的人没法想象贫民窟以外的世界时，我们其实错了。因为我在她的脸上看到的不是动物般无知的痛苦。她非常清楚自己的遭遇——就像我一样明明白白地意识到：顶着这样的严寒，跪在贫民窟小巷中湿滑的石板上，拿着棍子捅肮脏的下水管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宿命。

但是很快，列车开进了空旷的乡间；乡村的景象这时看起来是这样的奇怪，甚至不自然，美得就像公园一样⋯⋯10

 

今天换了住处，因为霍比夫人得了某种不明疾病，被送进了医院。他们在达灵顿路22号为我找了一处接受房客的牛肚店11。店主以前做过矿工（今年58岁），妻子心脏不太好，躺在厨房的沙发上。店里还有其他几个房客。有一个75岁的老头，以前是矿工，靠养老金和每周两个半先令的教区补助生活（总共12先令6便士）。另一个人据说出身上层，但已落魄，经常抱病卧床。还有一个爱尔兰人，也做过矿工，肩胛骨和几处肋骨在几年前的一场落石事故中被砸断，靠每周25先令的残疾补助生活。他出身显然比较优越，开始是做职员，却自愿去下矿井，因为他高大强壮，当矿工挣的钱反而多（那是在战前）。还有几个人是报纸推销员——两个卖《约翰牛》12的看上去很苍老，年龄在40岁和55岁左右。另一个年轻人曾在加尔各答的橡胶公司呆了四年。这小伙子有些难以捉摸。和别人说话时他操兰克郡口音（他算本地人），但和我说话时他又换上了通常“受过教育”的腔调。主人一家除了福瑞斯特夫妇外还有一个胖儿子；他在别处工作，住在附近；他的妻子麦吉，几乎整天都在店里；他们有两个孩子；还有老夫妇另一个儿子的未婚妻安妮，小儿子自己则呆在伦敦。他们还有一个在加拿大的女儿。麦吉和安妮几乎包揽了家里和店里的全部工作。安妮很瘦，操劳过度（她同时还在一家缝纫店工作），显然很不开心。我觉得这场婚姻的确定性依然是个未知数，但福瑞斯特太太却已经把她作儿媳使唤，安妮则在暴政下呻吟。除去店面，这里总共有五六间房，外加一个洗澡间兼厕所，总共住了9个人。我的房间里睡了3个人。

这里的工人阶级对待食物的无知和浪费令我十分震惊——这一点似乎比南方要严重。一天早上，在福瑞斯特家的水池边洗漱时，我记录了这样一份食物清单：一块5磅重的培根；一只2磅重的牛小腿；大约1磅半的猪肝（这些全是生的）；一份吃剩下的，分量吓人的肉馅饼（福瑞斯特太太做馅饼时用的瓷盆可以用来洗衣服）；一道用了15到20个鸡蛋的菜；许多小糕饼；一只水果馅饼和一只“糕点馅饼”（带葡萄干的糕点）；好几块上顿的馅饼；六大条加十二小条面包（我看到福瑞斯特太太前一夜做的）；一些零零碎碎的黄油、土豆和开了罐的牛奶，等等等等。另外厨房的烤炉里还暖着一些食物。除了面包，所有东西都习惯性地不加盖子，食品架也脏得要命。这里的主食几乎全是面包和淀粉类食物。福瑞斯特太太家典型的食谱是这样的：早饭（八点钟左右）是两份煎鸡蛋培根，面包（没有黄油）和茶，午饭（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是一大盘多得吓人的炖牛肉，水果布丁和煮土豆（相当于三份莱昂斯店13里的量），外加一大份大米布丁或板油布丁。下午茶（五点左右）是一盘冷肉，面包黄油，甜糕点和茶。晚饭（晚上十一点左右）是炸鱼薯条，面包黄油和茶。

9详见他处，这里是指奥威尔的笔记，部分可见于其全集，X, p.546；以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插图31（画面中的拖车是在达拉姆，而非威根）。

10两个段落间的对比非常明显。在日记中，奥威尔是步行穿过肮脏的小巷。当那个年轻女人抬头，看着奥威尔的眼睛时，这是一种明显的近距离接触。而在书中，奥威尔远远地坐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着这个年轻女人捅下水道：当奥威尔写道“此刻我们间的距离近到我几乎能看清她的眼睛”时，这有一种明显的拉开距离的效果。

11达灵顿路22号：（此处的“路”其实是街）由于霍比太太因病住院，奥威尔离开了沃林顿巷72号。工会为他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描述的那家臭名昭著的牛肚店里安排了住宿。人们通常认为那就是达灵顿街22号（见克里克，p.282），但悉尼·史密斯认为那其实是君主街35号，房客们则住在隔壁33号。见《追忆奥威尔》, pp.136-139。奥威尔的确曾从达灵顿街22号寄过信。

12《约翰牛》：这份报纸创于1906年，最初由赫雷休·波坦利（1860—1933）编辑。报纸主要以耸人听闻和大额奖金的比赛作卖点。波坦利在一战中把自己描绘为“士兵的朋友”，鼓吹应将兰姆西·麦克唐纳投入监狱。不过最后波坦利自己却因欺诈而锒铛入狱。

13莱昂斯：是一家当时很受欢迎的连锁茶餐厅/饭店。

1936年2月16日

今天店里骚动异常——一对一个月前在这里住过的夫妻在普利斯顿因造假币被逮捕，据信他们住在这里时曾造过假币。警探来这里呆了一个小时，讯问调查。福瑞斯特太太说他们出去时在那对夫妇住过的房间周围窥探，在毯子下面发现了一团焊锡一样的东西和几个形似蛋杯但个头更大的罐子。福里斯特太太当场就答应了警探的全部要求。警探上楼搜查后我也给了她两条建议，她也都接受了。看得出来，当听说这两人并未结婚时，她立刻就认定他们有罪。警探记完了她的证词后，才发现她其实大字不识（除了会写名字），而她的丈夫也就认识几个字。

一个报纸推销员的床正好横堵在我的脚边，弄得我连腿都伸不直；因为我一伸腿，脚就会抵住他的后腰。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睡上亚麻布床单了。甚至在米德家睡的都是斜纹布单。他们家的床是我离开伦敦后睡过的唯一一张不发臭的。

1936年2月17日

报纸推销员真的很可怜。当然这也是份极端无奈的工作。我想《约翰牛》的伎俩就是雇一些人，让他们发疯一样地拼命工作，弄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订单，然后把他们开了，再雇更多的新人，如此循环。我估计这些人每周挣2到3英镑。两人都有家室，其中一个还有孙子。他们手头是如此拮据，甚至都付不起全食宿的费用，只能付点房租钱，吃饭则靠厨房里一小橱柜肮脏的食物。他们从那里掏出点面包，几小包植物黄油，为自己做上一顿寒碜的饭食。报社每天分配给他们许许多多的人家，他们得挨个敲门，还得推销出足够数量的订单。此刻他们正在替《约翰牛》玩一个骗人把戏——报社送你一套“免费”的茶具——条件是你寄出价值2先令的邮票外加24张优惠券。这些推销员一吃完东西，马上就开始埋头填写第二天的表格。此刻那个年岁较大的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鼾声震天。

不过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倒是十分了解，这点让我很吃惊。他们能告诉你每一座英国北部城镇里的一切有关住房、租金、费率、贸易状况等的信息。

1936年2月18日

大清早，工厂女工们穿着木底鞋扑哧扑哧地走过铺着石子的街道，脚步声莫名地令人畏惧，好像一支军队正全速奔赴战场。我想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兰开夏郡之声了吧。还有泥地里典型的木底鞋印就像半个母牛蹄。木底鞋非常便宜，一双只要5先令上下，而且几年都磨不坏，因为你只要花几便士换个新铁鞋底就能接着穿。

无论何时何地，当地的民俗服装总被视为粗鄙。一次我同N. U. W. M．的调查员一道拜访了一位愁眉苦脸，但很有尊严的女士。她就说道：

“我一直把自己保持得很得体。我决不会在头上戴块围巾——我可不能让人看见自己这副模样。从我还是个姑娘起我就一直戴帽子。不过这可是要花钱的。圣诞节时我们手头实在是太紧了，我甚至想试试祝福篮（慈善组织分发的礼物篮）。等我到了那里，那个牧师对我说：‘你不能拿祝福篮。'‘好多人比你过得还要糟。我们就认识许多每天只吃面包果酱的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每天吃的是什么？’我说。‘你能穿得这样，就不可能过得太差。’他说——他是在说我的帽子。我结果就没拿到祝福篮。要是我在头上包块围巾的话，我肯定就拿到了。这就是你保持体面得到的奖赏。”

 

2月28日奥威尔回复了维克多·格兰茨公司寄来的第一封信（随后还有多封相关信函），信中要求奥威尔对《让一叶兰飞》作出更多改动，以消除鲁宾斯坦先生对诽谤及诋毁诉讼的担忧。奥威尔对这些要求越来越感到烦恼。在他痛苦地爬过矿井，亲眼目睹了矿工们的工作条件后，有些要求听起来一定显得格外微不足道。2月24日他对代理人伦纳德·摩尔说：“我恼火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早些讲明这些改动要求。同往常一样，律师看完整本书后早就开了绿灯⋯⋯早知这样我整个第一章都会重写，其他几章也会改动。可现在书已经临近印刷了，他们又要改动，还要我把句子的字母长短调匀。这么做当然会毁了整段整段的文字，甚至是整个章节。”（电脑排版出现之前，印刷用的是铅字，把句子长度调匀是件枯燥费时的工作：这就要求用字母长短相同的词来取代先前的词。）

1936年2月19日

“大土堆”下陷后（它们最终都会下陷），会留下一个蜂窝一样的表面。罢工时矿工们还会在上面挖洞，寻找小煤矿，这样土堆就愈发呈现蜂窝状了。其中一个被用作活动场的土堆看上去就像波澜起伏的海面瞬间冻住了一般。当地人把这叫作“绒毛垫”。土堆上的泥土颜色发灰，满是煤渣，只有一种模样丑恶的棕草才能在那上面生长。

今晚参加了一个N. U. W. M．组织的联谊会，目的是帮助筹募特尔曼14的辩护资金。入场及餐饮费6便士（一杯茶加一个肉馅饼）。参与者有200人左右，绝大多数是女人，主要是合作社的会员，会场也是合作社的一个房间。据我猜测这些人大多直接或间接地靠救济金生活。后排坐着几个老矿工，慈眉善目地观看着活动，前排坐着许多非常年轻的姑娘。有些正和着六角风琴跳舞（许多姑娘承认她们不会跳舞，这在我听来真是可怜），另一些正扯着嗓子唱歌。我想这些人就是威根当地革命阶层的一个切面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上帝保佑我们吧。这还是一群绵羊一般的群众——张着大嘴的女孩，歪歪倒倒的中年妇女，边织毛衣边打瞌睡——就跟你在别处看到的一模一样。全英国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骚动”了。不过一个老太婆倒是唱了一首好歌——她好像是个伦敦佬，靠养老金生活，还在酒吧里唱歌稍许赚点钱。歌词是这样的：

 

“你不能在这里的那里干那个，

噢不，你不能在这里的那里干那个；

在其他地方的那里你都能干那个，

但你不能在这里的那里干那个。”15

 

14恩斯特·特尔曼：（1886—1944）运输工人，1925年起担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4—1933年期间任魏玛共和国议员，并于1932年与兴登堡竞选总统，得到了500万张选票。1933年他被逮捕，其审判被数次推迟。1936年10月当局宣布将其不经审判，终身监禁。官方后来宣布他在空袭中被炸死，但事实上他被纳粹于1944年在布痕瓦尔德枪杀。西班牙内战中为共和国而战的德国战士自发组成了特尔曼百人团（后来更名为特尔曼旅）。

15“你不能在这里的那里干那个”：奥威尔在1946年1月19日《我们曾经唱过的歌》中提到过这首歌（CW, XVIII, p.51），并暗示它似乎“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许是下意识地暗指希特勒”。

1936年2月20日

今天下午同派迪·格拉迪一起观看失业矿工抢“泥巴车”，或者像他们自己说的，“扒煤”。这场面真是令人诧异。我们同往常一样，沿着从运煤铁路线到冷杉边轨的那条可怕的线路走着，沿途碰见许多男女扛来偷到的一袋袋煤，甩上自己的自行车——这些车子看上去像是用从垃圾堆捡来的边角料自制的。没有哪辆车上有挡泥板，只有极少数的装了车座，有些甚至连轮胎都没有。当我们赶到那个由列车卸下的页岩矿土堆积而成的大土堆时，发现土堆上站着50人左右，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铁路线上游人们扒车的位置。我们到了那里，看到至少有100个男人和几个孩子正等在那里，每人都拎着一个口袋，衣服后摆上还系着一把煤锤。此刻一辆火车驶入了视野，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正转过弯来。有50到70人冲了上去，抓住保险杠之类的物件扒进了车厢。看起来一旦某人在列车开动的时候扒进了某节车厢，这车厢就被认作是他的财产了。车头把车厢拉到土堆跟前，脱开接头，然后回头去拉剩下的车厢。人群一如既往地疯狂冲刺，用同样的方法登上第二趟火车，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成功。一旦车头脱钩，上面的男人就开始把车厢里的东西铲出来扔给车下自己的女人和其他帮手，这些人飞快地从土里筛出所有的煤块（数量很多但个头都很小，大约鸡蛋大小）装进口袋里。再下面是那些没能扒进火车的人，他们正忙着收集从车厢里滑落出来的小片碎煤。当然，你在扒进车厢前是不知道这是节“好车”还是“坏车”的，这纯粹是碰运气。因为有些车厢里装的不是矿井底部挖上来的土——那里面当然有不少的煤块——而是全部装着页岩。不过据说至少部分煤矿的页岩里有时会出现一种叫“浊煤”的可燃矿物，是相当不错的燃料。这东西没有商业价值，因为它开采困难，烧得也太快，不过却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那些扒进页岩车皮的人于是便动手拣出这些“浊煤”。浊煤看上去看上去几乎和页岩一模一样，只是颜色略黑一点，而且据说可以横向劈开，就像板岩一样。我看着这些人在那儿大干特干，直到他们把车皮几乎掏空。现场有20节车皮，偷煤者则有100人上下。每个人据我估计都弄到了半英担左右的煤或是浊煤。这样的表演每天可能上演不止一次，因为有时一天会开过几趟煤土车。显然每天被偷的燃料有数吨之多。

这个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和伦理学动机很有意思。首先，偷煤土车当然是违法的。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站在煤土堆上就是非法侵入。时不时地也有人被起诉——事实上今早的《观察报》就报道了三个人因此被罚款。但没有人注意这些诉讼案，实际上其中一个被罚款的人当天下午就又去偷煤了。与此同时，煤矿公司也没有打算利用这些散落在土中的碎煤，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还抵不上分拣的费用。如果不是被人偷走的话，那它们也只能给白白浪费掉。况且，偷煤活动还帮公司省掉了清空车皮的花销——等到偷煤人收工时，车皮里已经空空如也了。因此，公司对这种偷盗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注意到机车司机根本就不在乎那些扒车皮的人。至于为什么当局还要时不时地起诉偷煤行为，据说这是因为由此导致的事故频发。不久前就有一个人不慎滑进车底，压断了双腿。考虑到列车行进的速度，目前的事故率已经低得令人称奇了。

我见到的最奇怪的运煤工具是一种用包装盒和两只厨房压碾轮做成的小车。

部分偷来的煤据说就在镇里出售，1先令6便士一袋。

1936年2月21日

这房子的肮脏开始令我无法忍受了。没有一样东西有人打扫或除尘；房间直到下午五点才有人整理；厨房餐桌上的桌布从不更换，晚饭时你依然能看到早饭时的面包屑。最令人反感的一点是，F太太总是在厨房沙发上睡觉。她有个可怕的习惯，总喜欢撕下一条条报纸拿来擦嘴，然后扔在地上。早饭时餐桌下还塞着没倒的尿壶。吃的也很糟糕，净是些2便士的半成品牛排和过期的腰子馅饼。我还听到些关于地窖的可怕传言，据说里面爬满了黑甲虫。显然，他们要隔很长时间才会进一次新鲜牛肚。F太太是这样记日子的：“让我想想：自那以后我已经进过三次冻货（冻牛肚）了。”我估计他们每两个星期才进一次“冻货”。还有，晚上睡觉时不能伸腿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

1936年2月24日

昨天同杰瑞·凯南16，他的一个电工朋友和两个儿子，另两个电工和一个领路的井下工程师一起下了克里彭矿井。井底深300码。我们10:30下井，下午1:30回到地面。据那个领路的工程师讲，我们走了2英里路。

铁笼下降时，你的肚子会感到片刻恶心，然后耳朵就像被塞住了一样。下降到半当中的时候，铁笼的速度惊人（在更深的矿井中，据说铁笼的时速能达到60英里，甚至更快），接着又突然减速，你几乎觉得自己在往上蹿了。铁笼很小——只有大约8英尺长，3.5英尺宽，6英尺高，设计容量10人左右或是1吨半的煤（这个是我估计的）。我们一共6个人，还有两个孩子，但就是这样我们也费了很大力气才挤了进去。还有，你务必牢记面朝走进铁笼的方向，这样下到矿底时才好从另一端走出去。

矿井下面比我想象的要亮堂。除了我们自己带的灯具，井下主干道上都有电灯。不过我没料到的一点是——这自始至终都是最令我烦恼的一件事——天花板实在是太低了。我先前也想过在地下隧道中到处穿行；但事实上很少有什么地方能让你站直身体。总的来说，天花板在4英尺到4.6英尺之间，有时还要低得多。时不时地，就有一根横梁大得出奇，你不得不把腰弯得不能再弯才能钻过去。有些地方的墙面是用页岩石板工整地砌成的，几乎就像德比郡的石墙。井下几乎每隔一码就有一根支撑梁。这些差不多全是木制的，用的是锯成合适长短的落叶松（据我看到的木料用量，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种植园主们几乎都要种落叶松），简单地架在两根立柱的两端，立柱则放置在木垫板上。也就是说整套支撑都没有固定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木垫板会逐渐下陷进井底；或者按矿工的说法，是“井底浮上来了”。不过顶部的重量会把一切都固定住。有些地方用的是钢梁而非木梁，可就连它们也被压弯了，可见顶部的重量有多大。脚下是一层厚厚的石粉和铁轨，铁轨宽2.5英尺，用来跑小车。矿工们走下坡路时会踩着铁轨往下滑。他们的木鞋底是中空的，多少可以嵌在铁轨上。

我弯腰走了几百码路，还爬过一两回矮洞，开始感到整条小腿上下酸痛无比，脖子也酸得抽筋，因为弯腰走路时还得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免得撞上横梁。不过小腿的酸痛还是最要命的。我们越是靠近采煤面，头顶自然就越是逼仄。我们还爬过一条临时隧道，看上去就像个大号的老鼠洞，没有支柱，其中一处地方夜间发生落石——估计落下三四吨的石土——把整条隧道都几乎堵死，只剩一个贴近顶壁的小开口，我们不得不就从那里钻过去，还不能碰到木梁。此刻我的膝盖已经打颤，不得不停下来让膝盖歇歇。又走了几百码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一处采煤点。这只是一处小矿点，只有两个工人在操作一台类似于修路电钻17的机器，只是体积大点。旁边是台发电机，通过电缆给这台机器还有其他机器供电。我还看到些相对较小的电钻（不过每台也重50磅左右，需要吊到操作工人的肩膀上），用来打洞安置炸药；还看到成捆的矿工工具锁在钢丝绳上，就像一串串钥匙。这是为了防止遗失。

我们又走了几百码，来到一处主要的采煤点。这里此刻没有工人干活，前来换班的人还在250码开外。这里有台更大号的钻机，需要五个人操作。机器架在一个旋转底盘上，底盘上面布满几英尺长的轮齿，朝向各个方向；理论上讲它就像是个加厚的圆盘锯，只是水平转动而非垂直转动。机器要靠工人拖到位，然后它的前端就可以旋转到任何方向，靠操作工用力紧贴在采煤面上。两个叫“铲工”的操作员把挖到的煤铲进皮带输送机上，输送带穿过隧道把煤输送到主道上的煤桶里，接着靠蒸汽拖机把煤桶拖进吊笼。我以前从不知道，煤钻操作工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到一码高的地方工作的。当我们趴着从岩顶下钻过来到采煤面时，最多只能跪着，甚至还不能跪直。我想操作工们大多工作时间都是肚皮贴地趴着的。温度也高得可怕——我猜可能有100华氏度。工人们不断地钻进采煤面，挖出一道半圆的轨迹，时不时地还要把机器向前拖，然后架好支撑。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这台怪兽般的机器拖过来的；它虽然扁平，但有6到8英尺长，好几吨重，而且没装轮子，只有滑架。工人们得把它拖过一英里长的距离。即便是拖着它跟上采煤线的前移也是项可怕的任务；我看着工人们几乎是躺着拖的。在采煤面附近我看到了不少老鼠，据说井下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它们最初是怎么进来的，也许是通过吊笼，但更有可能是掉下矿井的。据说老鼠不管从多高的地方跌落都摔不死（因为它的表面积相对重量来说大得多）。

回去的路上我实在是筋疲力尽，几乎跟不上脚步了，最后一段路我每走50码就要停下来休息。每过一道梁就得周期性地弯腰再直腰真是种折磨，当你好容易可以站直时——通常是因为天花板上有个坑——那种轻松感是无与伦比的。有时我跪下时膝盖都没法支撑身体。更糟的是，在井下最深的区域天花板通常还有坡度，这样你不但得弯腰还得时常侧行。我们所有人都累得够呛，除了那个领路的工程师——他早已习惯了——和那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完全不必弯腰。我毫无疑问累得最惨，因为我个子最高。我很想知道有没有哪个矿工和我一样高，如果有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像我这么累。我们在井下见到的那几位矿工行动起来身手敏捷，手脚并用地在柱子间四处穿梭，动作简直像狗。

当我们最终回到地面后，我们先洗掉了身上最显眼的煤灰，喝了点啤酒。我回到家吃了午饭，泡了个长长的热水澡。我很奇怪身上居然钻进这么多灰，而且很难洗掉。灰尘穿透了外套和下面的层层衣物，渗透到了我的每一寸皮肤。当然，很少有矿工的家里装了浴缸，只有放在厨房火炉前的一只浴盆。我觉得没有一个像样的浴缸，要保持清洁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换工作服的房间里放了几笼金丝雀。这是法律规定的，为的是监视空气质量，预防井下爆炸。只要这些吊笼送下来的金丝雀没有晕厥，空气就没有问题。

戴维灯的灯光还算亮。空气能从灯的顶部流进，但火焰却被一层金属细网拦住了——火焰不能钻过直径小于某一定值的孔洞。因此，细网既允许空气流入为火焰供氧，又阻止了火苗外溢，防止引发危险气体爆炸。每盏灯可以燃烧8—12小时，而且上了锁，这样就防止了在灯熄灭后有人在井下重新点灯。矿工下井前要搜身检查是否携带火柴。

16杰瑞（乔）·凯南：当时是个失业矿工，也是独立工党的活跃分子。他坚称沃林顿巷72号的房间一尘不染，尽管奥威尔对那里颇有微词。他还说“奥威尔离开那里住进那家牛肚店是为了寻求更阴暗的素材”。不过他走得是匆忙，但奥威尔离开72号确是因为霍比太太得病一事。奥威尔后来没有送给凯南一本自传式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对此凯南心怀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另一方面，他很有风度地评价道：“这是本好书。我想它一点儿也没有夸大现实，而是清晰描绘了1936年工业区的现实图景。”（《追忆奥威尔》, pp.130 &133）

17奥威尔可能说的是风镐。

1936年2月27日

星期三（25号）去了利物浦看望代纳18夫妇和盖略特19夫妇。我原本打算当天晚上回来的，但我一到利物浦就感觉不适，病得一塌糊涂，代纳夫妇于是坚持送我上床休息，接着又挽留我过夜。20因此我昨天晚上才回来。

盖略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要是我以前就知道是他用马特劳的笔名给《阿德尔菲》和其他几份刊物写文章的话，我一定早就设法和他见面了。他是个壮实的大块头伙计，36岁上下，利物浦的爱尔兰裔，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但却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说他在过去6年左右的时间里一共只找到9个月的工作。他孩提时就已出海，在船上呆了10年，后来又做了码头工人。大战期间他的船被鱼雷击中，7分钟就沉没了，不过水手们已经料到了鱼雷攻击，因此早早做好了准备，除了无线电通讯员外所有人都获救了——那位通讯员拒绝在没有收到回复的情况下离岗。他还曾在禁酒令期间在芝加哥的一家地下酒坊里做活，目击了好几次银行抢劫，希奇在一场街头打斗中遭枪击身亡后他马上去看了《战斗的希奇》21，等等。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他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共产主义政治。我劝他写本自传，可他觉得同妻子和好几个孩子一起挤在两个房间里，根本不可能动笔写长篇，只能写点短篇。利物浦的失业率高得惊人，更何况他到处都被列入了“共产主义者”黑名单，根本找不到工作。

盖略特带我前往码头，目睹雇主挑选码头工人卸货的过程。我们赶到时看到约200人围成一圈，警察正把人群往后拦。看起来似乎是一家水果店需要人手卸货，得到消息后工人之间发生争抢斗殴，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平息事端。过了一会儿公司代表（我猜是所谓的装卸公司）从一间工棚里钻了出来，开始唱名，有时只是报数——那是他当天雇过的工人的编号。点完名后他还要10个工人，于是绕着人群围成的圈子走了一圈，时不时地挑出一两个人来。他会停下脚步，选中一人，摸摸肩膀，然后把他牵出来，那动作跟挑牛简直一模一样。完事后他宣布挑选结束，剩下的工人发出一阵咕哝声，随后陆续散去。200个工人中有大约50人被挑中。失业的码头工似乎要每天登记两次，不然当局就认定他们当天找到了工作（他们主要是打零工，按日计活），那天的救济金就要取消。

不过利物浦在清理贫民窟方面比大多城市都做得要好，这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贫民窟里的情形依然糟糕，不过市里还建了大量的市政会建房和廉租房。就在利物浦市外有许多小镇，几乎全部由市政会建房构成，里面的居住条件相当不错，外观也很体面，但就是离工作地点远，这点一如既往地招致反对声。小镇中央是模仿维也纳建造的大片工人公寓，建成巨型环状，五层楼高，中心是一片纵横约60码的天井，用作儿童的活动场。公寓楼房的里圈是阳台，两边都开着宽窗，这样每户都能照到点阳光。我没能走进公寓，不过估计每套房子有两三个房间，有小厨房和通热水的浴室。顶楼的房租是7先令，底楼是10先令（当然，没有电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利物浦市民已经接受了公寓（或者按他们的叫法，出租房），但在威根这样的地方人们尽管也认识到了公寓可以解决在工作地点周围就近安居的难题，但他们都说宁可要属于自己的一间房，不管那有多寒碜。

这里有两点很有意思的地方：住房改造几乎完全由市政会一手操作；据说市政会对待私人产权十分粗暴，甚至宣告贫民窟房屋不得使用时都不付赔偿。你会发现，这样一条立法事实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尽管它由当地机构出台；可利物浦市政会几乎完全由保守派组成。更有趣的是，尽管住房改造动用的是公共资金，因而事实上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但实际工程却是由私人承包商完成的。按照常理你可以推测，这些承包商都是市政会成员的朋友、兄弟、侄儿⋯⋯如此看来，超出了某个界点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变得难舍难分了，国家和资本家也合二为一了。在河的另一边——伯肯头滩上（我们是穿过梅兹隧道过河的），你看到的是阳光港，一座城中之城，全部由利威赫姆肥皂厂建造并拥有。这里同样是租金低廉的优质住房，但也写满了条条框框的规定，和公共住房臭味相投。河这边是市政廉租房，河那边是利威赫姆勋爵的私人产权，你简直没法分清孰公孰私。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利物浦是由罗马天主教徒管辖的。至少在切斯特顿-贝奇考姆22这类作家的观点中，天主教理念一定是认同私人产权，反对社会主义以及广义上的“进步”立法的。切斯特顿这类作家宁愿看到自由农或其他小产业主住在尽管不很卫生但却归个人拥有的茅舍中，也不愿见到“工资奴隶”住在设施完备的公共住房里，饱受强制卫生和其他限制规定的束缚。因此，利物浦的天主教徒事实上是与他们自己的宗教理念背道而驰的。但我想如果切斯特顿等人也意识到了天主教徒可以掌控地方和其他政府机构，哪怕别人管这叫社会主义，他们也会变换说辞的。

利物浦这里没人穿木底鞋，包头巾。坐车回到住处，心里盘念着威根以西这么点点距离风俗就变化得这么突然。

要是盖略特能让我蹭趟货轮的话，我想走海路回伦敦。

买了两个黄铜烛台，一只瓶里的船模。烛台花了9先令。盖略特说我被骗了，但烛台的黄铜材质真的不错。

18梅·代纳和约翰·代纳夫妇负责《阿德尔菲》的利物浦办事处。奥威尔通过《阿德尔菲》的米德顿·穆雷或理查德·雷德的介绍结识了他们。奥威尔抵达利物浦时病得厉害，因此没能按计划参观利物浦。他还曾对他们说起过自己希望坐船回伦敦，好体验下海轮的情形。梅·代纳在《追忆奥威尔》中对奥威尔有一段动人的回忆（pp.134-136）。她总结道：“他是如此真诚⋯⋯和他在一起时我们感觉不到丝毫窘迫。只是他的话不多，除了在谈论自己的书，感兴趣的事和经济危机时⋯⋯但你能感觉到那份温暖；你能感觉到他的关注。”

19乔治·盖略特（1896—1966）是奥威尔熟识的一名失业海员。他曾用“马特劳”的笔名给《阿德尔菲》写过文章和短篇小说。20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还是一个革命性的工会组织“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一名会员。他凭着模仿美式口音的本事在莫西赛德团结剧院出演过些小角色。

20奥威尔在代纳夫妇家呆了5天。在他们的坚持下，奥威尔在床上休养了3天（克里克，p.285）。

21“战斗的希奇”（1857—1925；原名阿马多·M·贝里克·佛）：塞内加尔拳击手，曾在一战期间随法国殖民地团参战。他在1922年初意外击倒了当时的法国冠军乔治·卡本提，夺得了世界轻重量级冠军。但不久以后他就输给了爱尔兰人迈克·麦泰戈，丢掉了冠军头衔。希奇后来试图在美国扬名，但没有成功。一天早上，他被人发现倒在纽约的一条黑巷中，已中枪身亡。希奇对卡本提的比赛被拍成电影，广为放映。奥威尔很可能在动身前往缅甸前也看过这部电影。

22切斯特顿-贝奇考姆：G·K·切斯特顿（1897—1925），罗马天主教护教者，编辑，多产作家，“神父侦探”布朗神父的创造者。他出版了奥威尔的第一篇英语职业文章。（见《一铜板新闻报》,1928, CW, X, pp.119-121）。“贝奇考姆”专栏由J·B·莫顿（1893—1979）于1924年首先开启；莫顿也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专栏用语略带讽刺，是奥威尔时常蔑视的对象。奥威尔曾对切斯特顿和莫顿两人做过一段更细致的比较，详见《如我所愿》, No. 30（1944年7月23日，CW, XVI, pp.262-265）。

1936年3月2日

作于谢菲尔德华莱士路154号。

一路走来，山上到处都落满了厚厚的积雪。田间的石头分界穿过雪原，就像白裙上穿过一条黑管子。不过天气倒是温暖又阳光明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秃鼻乌鸦在交尾23——在地上，不是在树上。雌鸟张着喙站着，雄鸟则在她身边走来走去，看起来像是在喂她东西。

对威根的回忆：小山一样的煤渣堆，黑烟，一排排熏黑的房屋，黏糊糊的烂泥地，上面踩满了木鞋印；粗壮的姑娘站在街角，怀里抱着裹在披巾里的婴儿；糖果店橱窗里大堆打折的碎巧克力。

23秃鼻乌鸦在交尾：所有版本的《通往威根之路》都在CW, V, p.16, 16行处写着“秃鼻乌鸦在散步”。二稿本来写的是“乌鸦在求爱”，但即便这样出版商还是觉得太直接。据艾琳·布莱尔于1937年1月17日写给格兰兹的信中所说，奥威尔最初写的就是“交尾”，正如此处日记中的措辞。

1936年3月3日

这栋房子：楼上楼下各两间房，卧室大约14×12英寸，客厅则小得多。起居室里有水槽和大锅，没有暖气。租金加杂费大约8个半先令——房子还有两个地下室。丈夫失业（领P. A. C.24救济——过去是家工厂的仓管员，后来工厂关门，辞退了所有员工），妻子是个杂役女佣，工钱是每小时6便士。他们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

詹姆斯·布朗：45岁，但看上去更年轻。右手和一只脚畸形。这是遗传病变，他担心这病还会传给下一代，因此拒绝结婚。因为残疾他从没有过正常的工作。他曾跟随一个马戏团多年，当过马夫、小丑和“狂野西部”的骑手——显然他能够用畸形的手控制缰绳。他目前独身，不知何故还领不到救济，只能从教区和兄弟手里得到一点帮助；住一个单间，里面只有一个敞开式壁炉用来做饭，没有烤炉。他苦大仇深，宣称对资产阶级——甚至是对其中个体的真切仇恨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条件。不过他人很好，非常乐于助人。他的政治情感中还掺杂着那种司空见惯的约克郡地方主义，交谈中总喜欢拿伦敦和谢菲尔德作比较，然后贬低伦敦。他认为谢菲尔德在所有方面都比伦敦强——一方面谢菲尔德的新房规划比伦敦要优越得多，另一方面全伦敦也找不到能比谢菲尔德的贫民窟更肮脏的地方。我注意到除了北方人和南方人间通常互不对眼外，约克郡人和兰克郡人也互不对眼，甚至约克郡各镇之间也互不对眼。除了伦敦外，这里的人似乎从没听说过南方其他地方。只要你是南方人，那他们就认定你是伦敦佬，不管你怎么否认都没用。与此同时，尽管北方人鄙视南方人，可他总惴惴不安地觉得南方人比他更懂得生活艺术，总想露两手给他看。

度过了漫长又劳累的一天。詹姆斯带我连走路带坐车地看遍了谢菲尔德的每一寸角落。我现在已经逛遍了几乎整座城市。在我看来，光天化日之下的谢菲尔德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地方。不管你朝哪个方向看，你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景象——怪物般的巨大烟囱喷出团团浓烟，有时是黑色，有时透着一点玫瑰红，据说是硫黄。你永远能闻到空气中的一股硫黄味。所有建筑竣工一两年就会被熏成黑色。我在一处地方停下脚步，目光所及之处的烟囱竟然有33个之多。那天天空雾蒙蒙、烟蒙蒙的，要是天气晴朗的话我还能看到更多。我怀疑整座城市也找不出一栋有建筑学价值的房屋。谢城多山（据说它像罗马一样建在七座山上），到处都是寒碜低矮的房屋，被烟熏得漆黑，构成一条条互呈锐角的街道，街面上的鹅卵石故意铺得凹凸不平，好给马掌增加抓力。入夜后一个个山头倒是幻化出一种漂亮的视觉效果——你从一处山坡眺望另一处山坡时，点点灯光就像闪烁的星星。巨大的火焰不时地从铸造车间喷射而出，透过浓烟与蒸汽显现出玫瑰的色彩。瞥一眼车间内部的情形，你会看到火红的、白热的（其实是柠檬色的）铸铁如巨大的火蛇般翻滚到输送轨上。市中心的贫民窟区是些“小老板”开的小作坊，主要是做刀叉的。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如此之多的碎玻璃。有些作坊的窗框上几乎一块玻璃也不剩了。要不是看到里面有雇工的话（多是些姑娘），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房子里能住人。

整座城市正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着拆迁重建。贫民窟里到处都是豁口，旁边堆积着肮脏的瓦砾堆——那是被认定危房的建筑爆破拆除后留下的。市郊到处可见市政廉租房正拔地而起。这些房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比利物浦的要差很多，看上去也处境惨淡。我现在的住所后面就有一座廉租房，恰好建在山顶，地基是烂糟糟的黏土，四周冷风呼号。我观察到那些出入廉租房的租客总是要付（比在利物浦）更高的租金，还得花更多的钱买燃料取暖，而且往往离工作的地方更远，因此要花上更多的车钱。

晚上他们带我去参加一个卫理教集会，那其实是个男人的协会组织（他们管这叫兄弟会25），每周集会一次，听个讲座，做点讨论。下周作讲座的是个共产主义者，宣布这一安排的牧师显然对此颇有微词。这周的演讲人是个牧师，题目是《干净的水，肮脏的水》，通篇净是些愚蠢至极，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说八道，说的是萧伯纳的剧作《一个黑人女孩的冒险》26。大多数听众一个字也听不懂，也几乎都不在听，演讲后的讨论与提问愚蠢得令人无法忍受，布朗和我干脆和他的朋友宾一道溜走了，去看他家的“背靠背”房。对此我还记了笔记。宾说兄弟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失业者，为了能有个暖和的地方坐上几小时，什么都可以忍受。

谢菲尔德的口音不像兰克郡那么重，只有极少数人穿木鞋——估计大多是矿工。

24 P. A. C. ：地方政府的“公共救助委员会”；那些没有失业救济的人可以向这个机构申请财政补助。

25“兄弟会”：在《一九八四》中，欧布莱恩宣称那些读完古德斯坦的人“将成为兄弟会的正式成员”。小说中的兄弟会是个反政府组织。

26“一个黑人女孩的冒险”:《黑人女孩寻找上帝的冒险旅程》是萧伯纳于1932年创作的剧本。剧中作者以一个纯真又聪慧好问的黑人女孩的口吻进行了一场富有寓意的哲学之旅，提出“为什么上帝是男人”之类的问题。在序言中，萧伯纳解释道，1932年“非洲的夏日，英国的冬日”，他被困在南非克尼斯纳整整五周，在此期间受到启发写下了这个“故事”。他原打算把它写成剧本，“但发现自己在写这个黑人女孩的故事”。写完之后，“我开始推测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1936年3月5日

写于利兹市赫丁利，埃斯特科特街21号27。

我今天上午10:30分离开谢菲尔德，尽管我住的地方如此糟糕，回到温暖的家中将是莫大的安慰，但我还是为离开瑟尔一家感到遗憾。我很少遇到像他们这样天性正直的人。他们对我的友善是绝不输于我所碰到过的任何一个人；我希望也相信他们真心喜欢我。当然对于他们的生平我也是一点一点了解到的。瑟尔33岁，是家中独子。年轻时他参加过陆军，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占领军炮兵团（或者叫其他名字）中服役。他对埃及有生动的回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那里。从那以后他一直在打短工，在许多工地上干过仓库管理员、监秤人等工作，还当过铁路搬运工。瑟太太娘家的家境要好一些，她的父亲直到几周前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周薪有5英镑，并且靠做渔竿还能有些额外收入。但他们是个大家庭，有11口人，所以她也得出去做用人。她不顾家人反对同瑟结婚时瑟正在领救济。起初他们租不到房子，挤在一个单间里，而且就在那儿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他们告诉我，当时全家只有一张床，他们只能把死婴直接“陈”在救护车上。最后，他们费尽周折（因为房东不乐意把房子租给领救济金的人家，他们不得不向中介行了点贿赂）总算租到了现在这栋房子，租金在8先令6便士左右。瑟太太每周做清洁工挣9先令。我不清楚她的救济金因此要扣去多少，但我知道他俩一周的总收入是32先令6便士。尽管如此，我还是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他们收取我全额的食宿费——他们开始只要一周6先令，从周一晚上到周四早上食宿全包。他们把房子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虽然有一个小花园，却种不了什么东西，因为花园一边是工厂的烟囱，另一边是煤气厂，而且土质也很差。夫妻俩感情很好。瑟太太对经济形势还有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令我非常惊讶——她同大多数工人阶级妇女不一样，尽管她识字可能也并不多。她对雇主好像并不怨恨——她说他们对她很好——但对于家政服务的实质看得很清楚。她对我说，前几天当她服侍主人家进午餐时，估算了一下桌上食物的价格（5个人一餐），一共6先令3便士，相当于P. A. C．给她孩子两周的伙食费。

布朗非常热情，对于我“在谢菲尔德走走”的要求甚至过分认真了，于是我从早到晚被领着赶东赶西，大部分时候是步行，参观了公房、贫民窟、住宅区等等。但布朗这个人处起来很累，总是满腹牢骚，而且对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过分敏感了。我们在罗瑟勒姆的时候不得不在一家略有些昂贵的饭店吃午饭，因为那里除了酒吧外没有其他吃饭的地方了（布朗不喝酒）。进了饭店后布朗紧张得出汗，抱怨那里的“资产阶级氛围”，说他吃不下这样的菜。因为他曾宣称必须仇恨所有的资产阶级，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我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说我是资产阶级，还对我的“公学鼻音”品头论足。不过，我认为他还是愿意把我看作是一名“名誉无产阶级”的，部分是因为我不反感在水槽里洗手，但更多的是因为我似乎对谢菲尔德很感兴趣。他很大方，尽管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伙食等开销由我买单，他总是特意为我省钱。他一周的生活费好像是10先令——这我是听瑟尔说的，至于他的10先令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而房租就要6先令。再算上暖气费的话，要想靠剩下的钱生活肯定是办不到的。如果你不在暖气、烟草和衣服上花一个子的话，那4先令可以让你不饿死（见附件）28。我想布朗一定时不时地从瑟尔和其他朋友那里蹭饭，还有他那位收入尚可的兄弟。他的房间整洁，甚至有点文化味，因为里面有些“古色古香”的家具，都是他自己做的，还有一些他作的画，粗糙但并不难看，大部分画的是马戏团。他的怨恨大部分来自性饥渴。他的身体畸形妨碍了他和女人交往，他对畸形会遗传的担忧也阻碍了他结婚（他说他只会娶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女人），而他又不能挣钱，更是雪上加霜。不过他在阿德尔菲暑期学校交往了一个女教师（43岁），我猜是他的情妇，她愿意嫁他，只是父母反对。瑟尔说自从他同这个女人交往后，情绪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之前他还会时不时地大发脾气。

我们有天晚上在瑟尔家有过一场争论，因为我帮瑟尔太太洗碗了。两个男人当然对此都不赞同。瑟太太好像有些摇摆。她说在北方，工人阶级的男人从不向女人表现风度（任凭女人一个人做所有家务，哪怕男人没有工作，那把舒服的椅子总是男人坐的），她认为这理所当然，但也觉得这种现状没理由不能改变。她说她觉得现在的女人，尤其是年轻姑娘，也会欣赏男人替她们开门。现在的男女位置很反常。男人事实上总是失业，女人却偶尔在工作。而女人却要继续承担全部的家务，男人连手都不搭一把，只是做些木工和园艺。我想两性一定都本能地觉得，如果仅仅因为男人失业就要做“家庭妇男”的话，那他就会失去男子气。

我在谢菲尔德看到的一个特别的景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一片可怕的废地（不知怎的，这里的废地会肮脏到在伦敦无法想象的程度），几乎被践踏得寸草不生，上面扔满了报纸、废平底锅等垃圾。右边是孤零零一排单薄的四室房子，被烟熏成了深红色；左边是一片无尽的工厂烟囱，烟囱接着烟囱，直到消失在一片蒙蒙的黑雾中。我的身后是用炉渣堆成的铁路路堤；前面，越过废地，是一栋砌着黄砖的暗红色方块建筑，上面有块招牌：“约翰·格罗科克，汽运承包商”。

其他关于谢菲尔德的回忆：被烟熏黑的石墙，流淌着化工品的浅河；从铸造厂烟囱的通风帽里蹿出的锯齿状的火焰，就像圆锯一样；汽锤的重击声和尖叫声（铸铁似乎在汽锤的打击下尖叫）；硫黄味；黄色的黏土；女人们把婴儿车推上山时吃力地扭动身体的背影。

瑟尔太太的水果蛋糕配方（搭配黄油非常好），我在这里记下来，免得忘了：

1磅面粉，1只鸡蛋，4盎司糖浆，4盎司各色水果（或者用醋栗）,8盎司白糖，6盎司人造黄油或猪油。

先把黄油和白糖搅拌成糊状，再把鸡蛋打进去，之后加糖浆和面粉，最后用一个抹过油的锡罐盛着在温度适中的烤炉里烤半个小时到三刻钟。

还有她的松糕配方“54321”：

5盎司面粉，4盎司白糖，3盎司油（最好是黄油）,2只鸡蛋，1茶勺发酵粉。按以上步骤混合烘烤。

27赫丁利埃斯特科特街21号：奥威尔的姐姐玛乔丽（1898—1946）和她的丈夫汉弗莱·戴金（1896—1970）家住那里。两人于1920年7月结婚。戴金在国民储蓄委员会工作。奥威尔时不时地住到他们家，“写些东西，享受姐姐的照顾。汉弗莱好像对此颇有怨言”，认为奥威尔是个不愿工作的懒蛋（见《追忆奥威尔》, pp.127-130）。1936年3月5日到11日以及26日到30日，奥威尔曾经住在戴金家。

28见附件：附件是1936年3月1日《世界新闻》报上的一则剪报，描述了家住东南伦敦区利尔福路的一个叫W·利奇的人一周只花3先令11个半便士买食物（相当于十进位币值下的2英镑）。编者在1993年11月曾计算过利奇给出的清单上食品的价格，总计约8.80英镑。利奇还说尽管他愿意把买来的胡萝卜煮着吃，但他还是会生吃，因为“烧水太费钱了”。这句话不能不让人怀疑利奇先生的话到底有多可信。更多细节请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pp.87-88。

1936年3月7日

我打算在埃斯特科特街21号玛乔丽和汉弗莱的家中住到下周三。我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中产阶级家庭（哪怕是这种阶层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氛围上的差异。最重要的区别是这里有宽裕的空间，尽管这栋房子里也住了5个成年人和3个孩子外加宠物。小孩子很吵闹，但如果你决意要独处的话，还是办得到的——而在工人阶级的家里这根本不可能，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有一种麻烦是工人阶级避免不了的：等工钱。如果你领的是月薪，工资是直接支付到你银行账户的，你需要时就可以提出来。但如果你领的是现金工钱，你就不得不候着别人的时间，有时候就得在那里等着，好像还得觉得别人付钱给你是一种恩惠一样。住在威根的霍恩比先生每次去矿上取补偿金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每周得在不同的日子去两次，还得站在冷风中等上一个小时才能拿到钱。而且每次坐电车往返还得花1先令，这样他每周的补偿金实际上就从29先令减到了28先令。当然，他本人觉得这理所当然。在这种习惯的长期熏陶下，资产阶级在生活中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而工人阶级却总觉得自己是某个神秘权力的奴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当我去谢菲尔德市政厅查询某些数据时29，布朗和瑟尔——他们俩的个性都比我要强硬——却都很紧张，不愿陪我进办公室，认为市政书记员肯定会拒绝提供信息。他们说：“他也许会告诉你，但不会告诉我们。”结果那书记员态度很傲慢，我也没有拿到我要求的所有信息。但这件事的要点在于，我一开始就认为我的问题会得到答复，而他们俩的想法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但凡是等级制存在的国家，在危机时刻总是那些来自较高社会等级的人物冲在前列，尽管他们未必更有才华。而这一点不论何时何地都被视作理所当然。注意：我回头要把利萨加雷的《巴黎公社史》中的那个段落给找出来，其中描述了公社被镇压后的枪杀过程。政府将公社领袖不经审判处以枪决；他们不知道谁是领袖，所以就根据领袖的社会阶层高于其他人的原则来挑选。一个人因为戴表就被处决，还有一个人因为“有张聪明脸”而被处死。我一定要找出这个段落。

昨天同H和M去了霍沃思教长府，那里曾是勃朗特姐妹的家，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夏洛蒂·勃朗特的一双布头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靴子非常小，鞋头是方的，两侧有系带。

29关于谢菲尔德健康卫生干事提供的数据，见CW, X, pp.571-575。

1936年3月9日

昨天同H和M去了他们在米德尔斯穆尔的小房子，就建在那片高沼地的边缘。也许是季节关系，哪怕是在山上，距离工业城数英里远，这地方特有的烟雾弥漫的景象依然萦绕着眼前的一切。草是灰黄的，河流污浊，房子都被烟尘熏得发黑。雪到处都是，正在融化，烂糟糟的。羊群身上也很脏——好像没看到羊羔。棕榈树长出了叶子，报春花发芽了，除此之外没有春天复苏的迹象。

1936年3月11日

前两天晚上我参加了“讨论小组”——就是一个每周一次的聚会，人们聚在一起听听广播谈话，然后讨论听到的内容。那些周一来参加活动的主要是失业人员，我相信这些“讨论小组”一开始就是由管理失业者就业中心的社会福利官员发起的，至少是由他们提议的。周一的这场讨论很一本正经但很乏味。包括我们在内共有13个人（除了玛乔丽之外还有一个女人），我们在公共图书馆旁边的一个房间里碰头。讨论的是高尔斯沃西的新剧《骗局》30，讨论一直围绕着主题，会后我们大多数人去旁边一家酒吧来了点面包奶酪和啤酒。讨论基本上被两个人把持：其中一个叫罗，是个固执的大个子，不管他前面一个发言者说的是什么他都要反对，说出的话全都自相矛盾；另一个人比较年轻，名叫克里德，很聪明，见识很广。从他文雅的谈吐、平和的声音和表现出的广博的知识判断，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图书管理员。我后来得知他开了一家烟草店，之前做过推销员。大战期间他因为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而遭监禁。另一场讨论会在酒吧里进行，参加者的社会地位要高一些。玛乔丽和汉弗莱带着可携式收音机去酒吧，酒吧老板提供一间房间供大家使用一晚上，因为他自己也是组员。这次广播里谈的是“如果柏拉图活在当今”，但事实上除了玛乔丽和我以外，其他人根本就不听——汉弗莱去了贝德福德。节目结束后酒吧老板——一个脑袋光光的加拿大人，一个已经喝高了的园丁，还有第三个男人马上冲了进来，开始了一场豪饮狂欢，半个小时后我们才好不容易脱身。两个晚上大家都谈了不少关于欧洲局势的事情，大部分人都说（其中有些依然抱有非常牵强的希望）战争不可避免。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持亲德立场。

今天去巴恩斯利敲定住所。工人俱乐部南约克郡分部秘书长王尔德为我料理好了一切。地址是艾格尼丝大道4号。房子是通常的“二上二下”结构，水槽在客厅里，和谢菲尔德的房子一样。户主家丈夫是矿工，我们到的时候正在井下工作。房子非常乱，因为这天正好是洗衣日，但好像还算干净。王尔德尽管善良而且乐于帮忙，却含糊其辞。他干矿工干到1924年，但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也被资产阶级化了。他穿着体面，戴着手套，拿着伞，说话几乎没有口音——单凭外表我会以为他是个小律师。

巴恩斯利比威根略小一些——人口70000——但贫困程度明显要轻一些，至少看上去如此。商店要体面得多，生意也像是要好一些。许多矿工下了早班在回家的路上。大部分人穿着木底鞋，不过鞋头是方的，同兰开夏郡的样式不一样。

30《骗局》：约翰·高尔斯沃西的三幕悲喜剧，作于1920年。该剧用戏剧的形式表现了两个家族的宿仇：其中一个是老牌的上流社会家庭，另一个来自较低的社会等级但发了横财。1931年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将其改编成电影（算不上是他的杰作）。高尔斯沃西当时刚去世不久（1933）。

1936年3月13日

写于巴恩斯利艾格尼丝街314号。

房子比我想象得大。楼下有两间房间和一间很小的食品储藏室，楼上有三四间房间。房子里住了8口人——5个大人3个小孩。前室本来应该是客厅，现在也改成了卧室。起居室面积14×12（码），按通常的标准配了厨用炉、水槽和铜锅。没有煤气炉。除了一间房间以外，其他的都配有电灯。厕所在外面。

户主家。格雷先生，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43岁上下，五官粗大，长着个大鼻子，看上去苍白疲劳。他的头很秃，还有真牙（这在像他这个年纪的工人阶级当中并不常见），但变色变得厉害。他有些聋，但很喜欢说话，特别喜欢谈论挖矿的技术问题。他从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在井下了。有一次他被落石塌方埋住了——骨头没断，但他们花了十分钟才把他挖出来，又用了两个小时才把他拖上升降笼。他告诉我，井下没有将伤员从事故现场转移走的机械设备（没有担架）。当然他们可以临时做一个担架架在矿车轨道上，但这需要把整个运煤操作全停下来。所以伤员只能靠救助者蜷着身子一点点拖到升降笼里，速度极慢。格先生的工作是将切割好的煤装上车——他们好像把这叫做“Scufting”。他和他的搭档按件计酬，每吨报酬2先令2便士，每人得1先令1便士。全职工作时他每周平均能挣2英镑10先令。他的停工津贴是6先令11便士。他在达顿上班，距这里4英里左右，每天上工要坐公共汽车32，车费每天6便士。所以他全职工作时的收入是每周2英镑。

格太太比他年轻十岁，贤妻良母型，总是在做饭打扫，口音没有丈夫那么重。他们有一对小女孩——多琳和艾琳，分别是11岁和10岁大。其他的房客包括一个鳏居的细木工，受雇为新开的赛狗场做木活儿，有一个11岁大的儿子；还有一个职业歌手，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唱歌。在巴恩斯利，但凡大一点的酒吧都会时不时地请歌手和舞者（听格太太讲其中有些非常放荡）。

房子非常干净整洁，我住的房间是最好的。这次有法兰绒床单。

31奥威尔在这里写的是“街”，而不是前文中的“大道”。

32公共汽车：奥威尔后来把它手写改为“电车”。

1936年3月14日

昨晚同格先生聊了很多他的战争经历，尤其是他在腿部受伤的休养期间观察到的种种诈病现象，以及医生对此敏锐的洞察力。有个人装作彻底聋了，成功地坚持过了两个小时的测试。最后他终于通过手语被告知他将被允许退役，可以走了。就在他要出门的片刻医生不经意地说：“随手带上门好吗？”那人转过身来把门关上了，因此被判定继续服役。还有一个人装疯，也混过去了。他在好几天里一直用一根绳子吊着一只折弯的别针，装作是在钓鱼。最后他终于被允许退役了，在同格雷告别时他举起退役通知说道：“这就是我一直要钓的那条鱼。”我不禁想起我在巴黎科钦医院33里看到的装病现象，一些失业者会以生病为借口在那里逗留好几个月。

今天又冷得不得了。上午有雨夹雪。但是昨天我在火车上看到农民已经在犁地了，田野里看上去春意渐浓；尤其是有一片地里的土壤颜色很深，不像附近的黏土土质，铧头把土翻开时就像用刀划开巧克力软糖一样。

我在这栋房子里住得很舒服，但我怀疑我对巴恩斯利不会有太大兴趣。除了王尔德，这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而他也什么都不肯说。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N. U. W. M．支部。这里的公共图书馆也很差。当地没有像样的参考图书馆，好像也没有出版过巴恩斯利的分类名录。

33科钦医院：1929年3月7日到22日，奥威尔因为流感住在这家巴黎医院。他在1946年11月6日《穷人如何死去》中写到过这段经历，见CW, XVIII, pp.459-467。

1936年3月15日

昨晚同王尔德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参加了工人俱乐部与工会南约克郡分部的全体大会，会议在巴恩斯利的一家俱乐部召开。到场约200人，都在忙着啃三明治喝啤酒，尽管当时才四点半——他们那天延时了。俱乐部很大，就像一间放大了的酒吧，有一个大厅，可以举办音乐会，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会议中有几个片刻气氛有些火爆，但王尔德和大会主席把场面很好地控制住了；他们真是演讲辞令和大会程序方面的大师。我从财务报表上看到王先生的年薪是260英镑。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些工人俱乐部的数量和重要性，尤其是在北方，约克郡周边。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南约克郡各家俱乐部派来的一对对代表。我估计总共有150名代表，代表75家俱乐部，共10000名左右的会员。而这仅仅只是南约克郡的人数。会后他们把我带进一间小会议室吃茶点，里面坐了大概30个人，我估计都是些比较重要的代表。我们吃了些冷火腿、面包黄油、蛋糕和威士忌，大家都把威士忌加在了茶里。茶点过后我跟王和其他人去了镇中心的“激进与自由俱乐部”，这地方我之前已经去过了。里面正举行一场音乐聚会。和酒吧一样，这些俱乐部也会在周末请歌手。这次现场有一个很滑稽的喜剧演员，讲的都是那些平常的老段子；大家喝得也很痛快。在这种场合里王尔德的口音就明显多了。据说这些俱乐部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因慈善目的发起的，当然也是禁酒会组织的。但后来这些俱乐部通过财务独立摆脱了控制，目前在我看来已经成了挂着响亮名头的酒吧。格雷就加入了这家“激进与自由俱乐部”，他说他的会费是每季度1先令6便士，所有的酒水每品脱都比其他酒吧便宜一两便士。年龄不满21周岁的少年不许进入，女人（好像）也不能成为会员，但可以和丈夫一起来。大部分俱乐部都声称没有政治性——这一点，再加上这里的大部分会员都是经济较为宽裕的工人阶级——鲜有失业者——便可以预见到他们身上存在着被政治动员反社会主义的危险性。

我和其中一个人谈了一会儿，他以前当过矿工但现在是一名市政局的雇佣劳工。他向我讲述了在他童年时巴恩斯利的住房条件。他在一栋“背靠背”房中长大，里面住了11口人（我想是挤在两间卧室里），上厕所不但要走200码远，而且还要同总共16个人一起合用。

我安排好了下周六去格里姆索普矿下井。这座矿非常现代化，里面有些机械设备在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我还要在周四下一趟“巷道矿”。和我说话的那个人告诉我，那座矿离采煤面有一英里远，所以如果井下通道不好走的话，我就不打算走完全程了——我只想看看“巷道矿”是什么样子，不想像上次那样把自己累趴下了。

格每次从井下回来后，吃东西前都先洗一下。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常见，但我经常看到有矿工带着一张“克里斯蒂诗人”的脸就坐下吃饭——除了嘴唇是鲜红的，整张脸漆黑一片，嘴唇边吃东西边就变干净了。格刚回家时也是黑得像墨，尤其是头皮——因为这个原因矿工通常都剪短发。他会倒一大盆热水，上半身脱光，有条不紊地清洗身体——先洗手，再洗上臂、前臂、胸口和肩膀，然后是脸和头。然后他自己擦干身体，妻子帮忙洗背。这时他的肚脐还是个煤洞。我想他腰部以下的部位一定还是黑的。矿区有公共澡堂，矿工们平时也会去，但通常每周不超过一次——这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矿工除了工作和睡觉，剩下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除了市政局的新建房外，带浴室的矿工住宅几乎闻所未闻。只有几家煤矿公司的矿井井口棚里有浴室。

我发现格吃得不多。他现在上的是下午班，吃的早饭和我一样（一份鸡蛋培根、面包——不涂黄油——和茶），中午12点半左右再吃一餐简单的午饭，通常就是面包奶酪什么的。他说如果吃得太多就干不了他这份活儿。他带下井的只有一点面包和凉茶。通常就只有这些东西。矿工在闷热的井下也吃不下太多东西，而且他们也没有进餐时间。格回到家在10点到11点之间，只有这时他才会吃上一天中唯一较丰盛的一餐。

1936年3月16日

昨天晚上去听了莫斯利34在大厅里的演讲，那座大厅的建筑结构就是座剧院。里面坐得挺满——估计有700人左右。大约有100名黑衫军成员在场维持秩序，其中有两三个身材羸弱的货色与之显得格格不入，还有几个女孩在兜售《行动》35。莫斯利说了一个半小时，令我沮丧的是他似乎争取到了会场里的大部分听众。有人一开始朝他喝倒彩，但最后热烈鼓掌。有几个人一开始试图插话提问，结果被赶出去了。其中一个——在我看来只是想要莫斯利回答一个问题，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暴力举动——正要坐下时就见几个黑衫军扑了上去，拳头雨点般落在他身上，这样的暴力完全没有必要。莫的口才很好。他说的都是那些陈词滥调，夸夸其谈——帝国内自由贸易，打倒犹太人和外国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在一开始喝过倒彩后，下面的工人阶级听众（主要是）很快就被莫斯利的貌似社会主义的立场给迷惑住了，他在演讲中一直在谴责历届政府对工人的背叛。一切的罪责都被推在了一伙神秘的跨国犹太人的头上，据说就是他们在资助英国工党和苏联。莫对于国际局势发表了如下评论：“我们过去为了英国和德国人打过仗；我们现在不会为了犹太人再和他们开战。”36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过后照例有提问，令我惊讶的是，只要你事先准备好几句答复用来回避尴尬的问题，你就能非常轻松地蒙骗这样一群听众。譬如莫斯利一直在赞扬意大利和德国，当被问及集中营等问题时他总是这样回答：“我们不照搬外国模板；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不需要在这里同样上演。”当被问及“你怎么知道你的钱没被用来资助廉价的外国劳工”时（莫谴责犹太投资人在赞助这些劳工），莫回答道：“我所有的钱都投资在了英国。”我怀疑很少有听众能够意识到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一开始莫说将按公共集会法案起诉所有被驱逐出场的人。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这样干，但也许他们的确有这样的权利。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是，大厅里面没有一个警察。这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任何打断他讲话的人都可能遭到攻击、驱逐，事后再遭起诉，不得不达成和解协议——而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干扰则完全听凭组织者（如莫斯利）裁决。因为你完全有可能只是因为问了一个莫斯利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挨上一顿打外加罚款。

会议结束时会场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因为有公众对于有人被驱逐出场感到愤怒。我挤在人群里等了好久，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但莫和他的党徒没有出现。接着警察赶来将人群一分为二，我发现自己忽然站在了前列；这时一个警察命令我离开，但很有礼貌。我转身走到人群的后面，继续等待，但莫还是没有出现，我猜他一定是从后门溜走了，于是便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上午我在《纪事报》办公室里得知，现场有人扔了石头，两个男人被逮捕，还押候审。

格雷今天上午换了早班，三点四十五分就起床，六点钟要下到采煤面开始工作。他下午两点半左右回到家。他的妻子没有起床为他做早饭，他说很少有矿工会让妻子这样做。据说现在还有矿工如果在上班的路上遇到女人就会转身回家。据说在上工前遇到女人会带来坏运气。我想这仅仅针对早班。

34莫斯利：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1896—1980），曾经参加过一战，一条腿还因此残疾。1918年他第一次在选举中进入议会（保守党），之后以无党派身份担任议员，1924年加入独立工党，但在1929年成为工党议员。他创立了“新党”，并在1932年将其改名为“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1936年他在约瑟夫·戈培尔的家中与米特福德姐妹之一的戴安娜结婚。战争期间两人遭监禁。

35《行动》：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BUF）的会刊，1936年7月9日黑斯廷斯·伯纳拉太太写信询问奥威尔，她正在为《行动》写一篇评论，是否可以引用《牧师的女儿》中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那幕描写。她写道，她希望奥威尔不是个激烈的反法西斯人士，能够得到他“当然不是”的回复。但显然奥威尔就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者。在后续的信件中她还辩称至少BUF有一个项目“致力于帮助我们身边的可怜人”。

36为了犹太人：7个月后，莫斯利在10月组织了一场反犹游行，试图带领BUF成员横跨伦敦东区。接下来的暴力冲突后来被称作“凯布尔街之战”。

1936年3月18日

巴恩斯利公共澡堂的设施非常差。澡盆很老式，也不太干净，而且根本就不够，看上去最多只有50只——而这座小镇却有七千到八千的人口，大部分是矿工，他们没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浴室，除了市政厅的新建住宅。

发生了几个奇怪的巧合。我去见莱恩·凯伊时，他推荐我去见汤米·德格南，威根镇的派迪·格拉迪也向我推荐了同一个人。但更奇怪的是，德格南正是那天在莫斯利的讲座中被驱离会场的几个人之一，尽管不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个人。昨天晚上我去找德格南，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他。他住在一个叫“花园宅”的房子的谷仓里，那房子非常破旧，几乎都要塌了，里面住了6个失业者，把它改造成了一间寄宿舍。德本人没有失业，但他这时在“偷懒”，因为就在莫斯利的集会上挨打前几天他在井下被落石轻度砸伤了。我们当时特意走出会场想见见这个被打的人，因为我在把这件事写给报社前想先问清细节，并检查他的伤势，但那天没有找到他。而今天我要见的刚好就是他。后来我们在街上又碰到一个那天被逐出场的人。这个人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像莫斯利这样的煽动大师如何能将任何对自己的干扰进行曲解并转化成优势。当时大厅的后排一阵喧嚣，这个人——好像叫亨尼希——突然冲上讲台，所有人这时都以为他要叫起来打断莫斯利的讲话。可让我奇怪的是，他上了讲台后并没有大叫，当然随即就被台上的黑衫军抓住赶了出去。莫这时叫道：“典型的赤匪策略！”现在看来，事情其实是这样的：亨尼希看到黑衫军在大厅后排狂殴德格南，但没法走过去帮助他，因为中间没有走道；不过大厅右手边是有走道的，而他惟有穿过讲台才能过去。德格南被赶出会场后以“公众集会法案”遭到起诉，而亨尼希没被起诉。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叫马歇尔的人有没有被起诉。那个被扔出会场的女子——这个是在后排发生的，我没有看到——被人用喇叭敲击头部，结果住院一天。德格南和亨希尼曾是战友，1918年当第五军37战败时，亨伤了一条腿，德格南被俘。德因为做过矿工，所以被送往波兰矿井服劳役。他说那里所有的矿井井口棚都有浴室，亨说法国矿井也都有浴室。

37第五军：也许德格南是在1918年3月21日埃里克·鲁登道夫指挥德军沿索姆河以南一线发动春季攻势时被俘的。第五军被迫后撤，损失惨重。

1936年3月19日

今天下了“巷道矿”，累得精疲力竭——下井的那一刻，我显然没有足够的意志力说出“我不想走到采煤点”这样的话。

我下午三点和“副矿长”（罗森先生）一起下井，晚上6:30左右上来。罗森说我们只走了不到2英里。我不得不说这次我感觉比上次在威根要好很多，也许是因为路要好走一些——全程大概有三分之一路是能直起身子的——也有可能是因为罗森故意放慢了脚步等我（罗森的年岁已经很大了）。除了是座“巷道矿”，这个矿坑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里面大部分坑道都潮湿得可怕。矿井里面到处都有大股的地下水在流动，两台大水泵整个白天不停地往外泵水，大部分时候晚上也要开动。地下水被泵到了地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但奇怪的是水非常的清——罗森说甚至可以喝。湖里有水鸡在游来游去，看上去还挺赏心悦目。我们是在早班矿工上来的时候下井的，下午班的工人不知怎的比早班少。我们下到采煤面的时候，工人们正带着切煤机守在那里，机器没有发动；但他们为了让我看特意把它发动起来。旋转链条上的锯齿——理论上讲这就是个巨大结实的带锯——切入煤面下方，这样就可以把大块的煤轻易地撬出来，再用镐子敲碎，装上矿车。有些大煤块在敲碎之前有8英尺长，2英尺厚，4英尺高——煤层好像有4英尺6英寸厚——重量肯定有好几吨。切煤机运行时能凭借自力按要求沿着煤面前后移动。这些工人，还有那些把碎煤装上矿车的工人的工作环境简直像地狱。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切割机运行时当然会喷出大团的煤粉，几乎能让人窒息，而且你根本看不到几英尺外的东西。井下除了样式老旧的戴维灯外没有其他照明，而且灯的亮度只有两三个烛光；我很难想象这些人究竟怎样工作，除非能同时点好几盏这种灯。要从采煤面的一个位置挪到另一个位置，你必须穿过从煤层里切凿出来的非常狭窄的挖掘通道（1码高，2英尺宽），然后肚皮贴地爬过小山一样的大煤块。爬行的过程中我把戴维灯给掉了，灯灭了。罗森朝一个工人叫了一声，把自己的灯给了我。后来罗森说“你最好给自己切一小块煤留作纪念”（参观者都会这样做）；而就在我用镐子切煤时，我又把我们两个人合用的那盏灯给弄翻了。这真的很尴尬。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在井下如果不认识路的话该有多容易迷路。

我们经过了矿车，上面装着手杖等物资在皮带上来回运行，皮带是电力驱动的。矿车的时速只有一英里半左右。这座矿井里的所有矿工好像都拿着手杖，他们给了我一根，真的很有用。这些手杖有2英尺6英寸长，把手以下中空。在井下高度正常的地段你可以把手撑在把手上，不得不弓着腰的地段可以握住手杖中空的地方。许多地方的地面就像农田一样泥泞。他们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只脚在矿车轨道上走，另一只脚在轨枕上走——如果你摸得到的话。矿工们在井下通道里都是一路小跑，当然一边跑一边蜷着身子，可有些地方我走路都踉踉跄跄。他们说一旦你掌握了感觉，跑就比走容易。我们回来的时候走的是最短的路线，我走了整整三刻钟，而矿工只要走一刻钟，真是丢脸。就算这样，我们去的还是最近的一个采煤点，只到矿井总长的一半。那些在更远的采煤点工作的矿工要花将近半个小时才能到岗。这次他们发给我一顶新式的安全帽，许多矿工也戴着它，虽然不是全部。它们看上去很像法国或意大利的钢盔，我以前一直以为它们是金属做的。可事实上它们的材质是一种压缩纤维，非常轻。我的这顶很麻烦，因为太小了，所以我弯腰太深时总是掉下来。但它真的帮了我大忙！我往回走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所以弯腰弯得不够，脑袋一定碰了不下20次了——有一次碰得很重，甚至碰下来一大块石头——但我脑袋一丁点感觉都没有。

我和罗森一起走回了他在多德沃斯的家，因为我在那里乘公交车更方便。他每天上下班要走2英里路，中间还有不少陡峭的山路，下井后还要走路。但我估计他作为“副矿长”并不怎么直接参与劳动。他在这座矿井里工作22年了，他说他对其了如指掌，从不需要抬头就能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亮光照进来。

鸟儿都在歌唱。榆树上吐出了粉红色的小花苞，这我之前还没注意到。榛树上开出了许多雌花。但我怀疑它们又会像往年一样被老处女们都剪去做复活节装饰。

当我坐在这里打字时，这家人——尤其是G太太和孩子们——都聚拢过来专心致志地看着我，好像很崇拜我的才能一样，这正如我对矿工们劳动能力的崇拜。

1936年3月20日

今天和弗斯谈了一会儿（另见关于他的住所的笔记38）。他每周从UAB39那里领32先令。弗太太是德比郡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2岁零5个月大，另一个10个月大。他们现在长得很结实；显然这些孩子在婴幼儿期比起之后的童年期要健康得多，因为在他们生长的头三年里“婴儿福诊所”会提供帮助。弗太太每周能领到三包婴儿食品（奶粉），还有一点雀巢牛奶。有一次她领到每周2先令的补贴，为期一个月，用来为长子买鸡蛋。我们住在他们家的时候，订了一些啤酒送过来。我注意到弗斯两口子都让孩子们从自己的杯子里喝一点啤酒。他们家还有一个孩子，忙里忙外地照顾他们的两个小孩。她的爸爸四年前被谋杀了。守寡的母亲每周能领到22先令补贴，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领的；这点钱她要养活自己和四个孩子。

我以前还不知道，但听弗斯说，那些井口有浴室的矿井里，浴室并不是煤矿公司建的，而是矿工们自己用他们每人都缴纳会费的福利基金建的。至少这一带都是这个情况——我一定要调查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这样。因此，这又是对“矿工们不要洗澡也不爱洗澡”的一个有利辩驳。不是所有矿坑都建浴室的一个真实原因是，对于那些即将采空的煤矿，公司觉得不值得为它们建浴室。

前面忘了说了，我在文特沃思的巷道矿里，借着灯光看到矿柱上长着一种奇怪的真菌，就像棉絮一样。你如果伸手去摸，它们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留下一股恶心的味道。兰开夏郡矿工好像不把灯挂在脖子上，而是在肘部绑一根带子，灯就挂在那里。

今天格雷几乎没有挣到什么。切煤机坏了，他也就没有煤往矿车上装了。这种时候这些计件工就没有收入了，最多只有一些零活儿，挣个一两先令。他们管这叫“副工”。

我发现《曼彻斯特卫报》没有刊登我写的关于莫斯利的信件。我想他们永远不会发表了。我对《泰晤士报》本来就不抱希望，但考虑到《曼卫》的名声，我原以为他们会的。

38见CW, X, p.558（东阿尔伯特街12号）。

39 UAB：失业救助委员会。

1936年3月21日

今天上午下了格里姆索普煤矿。这次不那么累了，因为我们为了避开技术学院的学生实习，只去了最近的采煤点，离井口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也不怎么需要弯腰。

井的深度约400多码，至少我们参观的那块区域是这样的。那个带我下井的年轻工程师认为升降笼下井的平均时速为60英里，这样的话它们的最高时速能达到80甚至更高。我想这一定是夸张，但它们的确比一般的列车要快。这座矿井的一大特色是“翻斗车”，将煤块用特制的笼子直接送上地面，不需要费力地装入矿车送上去。满载的矿车在一根倾斜的轨道上缓缓运行，由两边的工人靠手闸控制。每辆矿车都在称重机上停一下，录入重量，接着继续运行，并两两驶入一个类似容器的构件，底部被固定住。那个容器会向右倾斜，将煤块顺着料槽倒入下方的吊笼内。当吊笼装满8吨或16车的量后就会移开，煤块会顺着一个类似的料槽直接倒在地面上，然后顺着传送带经过自动筛拣的筛分器，接着被清洗。卖给工厂的煤块则被直接抛到轨道下方的货车上，装车后将卡车称重，车辆自重是事先知道的。这是全英国唯一一家使用这种系统的煤矿——其他的煤矿都用矿车把煤送上地面，十分费时而且需要的矿车也多。这个系统已经在德国和美国使用很长时间了。格里姆索普煤矿每天的产量约5000吨。

这次我看到了装煤工究竟是怎样在采煤面工作的。在看过了采煤的各个工序（除了爆破）之后，我多少理解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切煤机沿着煤面切割，切入煤层底部5英尺深的地方。接着用镐子把大块的煤撬出来，或者是——因为格里姆索普这里的煤质非常硬——先用炸药爆破炸开，再取出来。然后装煤工（在把煤取出来后）再把它们装上身后运转着的传送带，传送带将煤块送入料槽口，顺着料槽倒入矿车。如以下图示：

只要可能的话，这三道工序分三班完成。切煤工干下午班，爆破是夜班（在井下工人最少的时候），装煤工在早班取煤。每个人都需要负责4到5码宽的煤面。煤层的高度约为1码，切煤机的切割深度为5英尺，因此每个工人需要取出（大约）14×5×3等于210立方英尺的煤块并装上皮带，差不多相当于8立方码。如果1立方码的煤重量的确是27英担，那么这些数量的煤就远远超过10吨了——也就是说，每人每小时需要装运一吨半的煤。等到这个班次结束的时候，煤面就前移了5英尺，因此等到下一班开始的时候就要先把传送带拆卸并前移5英尺再组装起来，另外需要撑上新的撑木。

装煤工的工作环境可怕得难以形容。你唯一能说的是，地下的温度倒不算太高。但是煤层只有1英尺高多一点点，工人们只能跪着甚至趴着干活儿，从来站不起来。一边跪着一边把铲子举过左肩，把煤扬到一两码开外，即便对那些习惯这项工作的人来说也一定是件非常累的活儿。你必须算准时机，趁着皮带停住的片刻迅速扭身。我们回程的时候趁皮带还在运转的时候爬了上去；之前没有人警告过我这是个高难动作，结果我刚上去就摔倒了，其他人赶在皮带推着我撞上四处散落的撑木之前把我拖开了。还有一件事情在折磨着这里的工人：皮带一直发出可怕的噪声，这声音从来不会停歇超过一分钟。

这次我们有电灯了——矿井里不用戴维灯，除非用它检测瓦斯气体。如果检测到瓦斯气的话，灯焰就会变蓝。通过测试戴维灯在离地多高的情况下灯焰依然保持蓝色不变，他们可以粗略估算出气体里的瓦斯含量。除了一两条用作便道的走廊，我们经过的所有通道都高大结实，有的路面还是铺过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会时不时地走过一扇门。风扇将空气从一个入口处吸出，另一个入口处就会有空气自动流入。但如果不加阻止的话，空气会沿着最短路径回流，而不是流过整个矿井。因此需要用门来阻止空气走捷径。

矿井的浴室设施很好。他们有1000多具冷热水淋浴器。每个矿工都有两个衣柜，一个用来放井下工作服，一个用来放便装（这样工作服就不会弄脏便装）。据工程师说，浴室的建设资金部分来自矿工福利基金，部分来自矿产所有人，公司也出了点钱。

这周格雷两次险些被落石砸中，其中一次甚至擦伤了他。这些人要不是因为熟悉环境，知道什么时候该从石头下面躲开的话，早就没命了。这些矿工在井下和在街上看上去差别如此之大，令我十分诧异。在地面上的时候，他们穿着厚厚的不合身的衣服，看上去很普通；他们通常个子矮小，貌不惊人，很难同人群区分开，只有他们的步态（步伐笨重，肩膀很平）和鼻子上的蓝疤比较显眼。而在井下，当你看见他们脱掉衣服的样子时，你会发现这些老老少少的身材都很健美，每块肌肉都很有型，而且腰身细得完美。我还看到过一些矿工去洗澡。就像我猜的那样，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黑的。所以那些没有条件进浴室的普通矿工一定每周至少六天腰部以下是黑的。

我一直想知道像弗斯这样的人每天吃什么。他们每周的收入是32先令，房租9先令半便士，燃气算1先令3便士，煤（算3英担，每英担9便士）2先令3便士。其他的杂项开支（比如弗斯还交工会会费）算1先令。这样就还剩18先令6便士。但弗斯太太还从诊所那儿领一定量的免费婴儿食品，所以婴儿每周的额外开销只有1先令。这样还剩17先令6便士。弗斯肯定还抽烟，香烟算1先令（每周6包“忍冬树”）。这样每周就只剩16先令6便士了，要养活两个成年人和一个2岁大的女孩，平均每周每人5先令6便士。这还不算衣服、肥皂、火柴等开销。弗太太说他们主要靠面包果酱过日子。如果我能设法委婉地提出请求的话，我一定要请弗斯为我准确描述一下他们一天的伙食。

1936年3月22日

凯伊说他的父亲——一个矿工（现在年纪太大，不能工作了）——总会擦洗上身和膝盖以下的腿脚部位。他身体的其余部位要过很久才洗一次，因为这个老头相信洗全身会得腰痛。

集市上的共产党集会令人失望。这些共产党演讲者的问题是，他们不用那些通俗的俚语，而是喜欢用大长句，里面一大堆的“尽管”,“诚然”,“即便如此”⋯⋯就像加文40的行文风格。尽管他们的口音带着浓重的乡音和伦敦土腔——即约克郡口音。我想他们一定事先拿到了写好的发言稿，然后背下来。这时客座讲演人德格南起身说话了。他讲得就好多了——他带着浓重的兰开夏郡口音，尽管他只要愿意完全可以说得像社论一样，但他故意避免这样说话。听众还是像往常一样，是一群年龄各异的男人，都大张着嘴，面无表情，里面夹杂着少数几个女人，她们的表情要比男人活跃——我想这是因为女人除非真的对政治格外感兴趣，否则不会去参加政治集会。听众约150人。会后举行了募捐，为那些因莫斯利事件而被捕的年轻人筹集辩护费。总共募到了6先令。

我同弗斯还有另一个不知名的男人一起在运河边的巴恩斯利主煤矿还有玻璃厂周围闲逛。这人的母亲刚刚去世，还停尸在家里。她去世时89岁，已经做了五十年的接生婆了。我发现他一点不假惺惺的，倒是有说有笑，还去酒吧喝上一杯。巴恩斯利主矿周围巨大的煤渣堆几乎一直在内燃。黑暗中你能看到长蛇状的火舌爬满了渣堆，火焰不但有红色的，还有鬼魅般的蓝焰（磷火）。它们永远像是马上就要灭了，但紧接着又烧了起来。

我注意到这里还有萨克福都用“Spink”这个词（也许是指一种大山雀，但不管怎样肯定是种小鸟）。

40 J· L ·加文：（1868—1947）,1908—1942年任《观察家报》的右翼编辑。

1936年3月23日

今天在迈普韦尔。这里的住房是我见到过的最差的，尽管我们没能进入当地那些最糟糕的房子。那是些只有一两间房间的小石屋，面积约20×15英尺，15英尺高，甚至还不到，几乎已成危房。这些房子（其中一些是煤矿的地产）的租金据说在3先令左右。那排叫“春园”的排房最近惹了众怒，因为房东因房租拖欠问题对其中半数的租客下了迁出通知，而有些人的欠款不过几先令。（弗斯在巴恩斯利就因为区区5先令的拖欠收到了一张迁出通知，他原打算每周还3便士。）这些人把我们领进屋，坚持要我们看看他们的房子。屋子里面非常吓人。第一家里（见笔记41）住的是位老父亲（当然也在失业），他在租住这里二十二年后突然接到迁出通知时显然彻底懵了。他焦急地向弗斯和我寻求帮助，觉得我们好像能做些什么。这家的妈妈要镇定得多。两个儿子都24岁上下，都是大个儿的棒小伙子，身形发育良好，脸窄窄的，一头红发，但人很瘦而且无精打采的（显然是因为营养不良），表情麻木粗鲁。他们的姐姐要略大一些，和他们长得很像，脸上过早地出现了皱纹，目光不停地在弗斯和我身上来回摇摆，好像也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其中一个小伙子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自始至终一直坐在壁炉前慢吞吞地剥脚上的袜子；他的脚上沾满了黏糊糊的泥巴，几乎都变黑了。他们家另外一个儿子在上班。房子里空空如也——只有大衣，没有被褥——但还干净整齐。孩子们在后院里玩泥巴，其中有些五六岁大的孩子赤着脚，除了一件宽袍一样的衣服外几乎赤身裸体。弗斯告诉房客们，如果房东坚持要他们迁出的话，就来巴恩斯利找他和德格南。我告诉他们，房东只是在虚张声势，我叫他们坚持不搬；如果他威胁打官司的话，就反威胁他，说要起诉他的房子缺乏维修。希望我做的没错。

我扫了一眼布朗的小说42。真是b—s。

41见CW, X, p.544。

42布朗的小说：《阿尔比恩的女儿》（1935），亚历克·布朗著。奥威尔在为菲利普·亨德森的《当代小说》所写的评论中，将其描述为“一大摊平庸的东西”（CW, X, p.534）。b和s间的连字号是奥威尔添加的。

1936年3月25日

通往高博矿井的专线上沿途都有工人在卸下卡车上的煤屑。他们说矿井“不能把煤屑挡在外面”，正在动手存放。这被认为是个坏兆头。如果矿井开始储存煤屑了，那就意味着它快采空了。卸一吨煤屑的工钱是4便士。一辆卡车能装10吨，所以他们得卸完三车才能挣够一天的工钱。

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肮脏——堆成一堆的没洗的坛坛罐罐，落满了食物残渣的铺着油布的桌面；脏得吓人的破烂毯子，里面全是经年累月被踩踏进去的碎屑残渣——但我想最肮脏、最令我反感的是撒满一地的报纸碎片。

格雷的支气管炎发作得厉害。他昨天没有上班，今天早上尽管明显还病得厉害，但他坚持要去工作。

明天返回利兹，然后周一［3月30日］回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