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和平科技三原则

千百年来，人们需要信仰，是因为人们需要魔力，需要奇迹，需要那份能够帮助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可思议。如今，在硅谷和很多其他地方，科技就是人们的信仰，就是上帝。但是，科技的魔法通常是伴随着资本和商业模式而诞生的，尤其是当我们过于强调它的商业价值的时候，这份魔法就容易失控。

以2018年上半年的几则新闻为例。2018年3月，因脸书的大量用户数据信息疑被第三方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用来操纵美国大选，脸书的CEO马克·扎克伯格像个小学生一样在华盛顿参加直播听证会，该事件引发了硅谷数据隐私和伦理的又一轮讨论热潮。4月，今日头条因传播的信息质量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以红色背景发出《致歉和反思》。5月，空姐李明珠使用滴滴顺风车惨遭杀害，滴滴公司悬赏100万元捉拿凶手，称“万分悲痛与愧疚”。滴滴顺风车的用户评价功能随即引起了争议，后来滴滴公司下线。

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东西方新闻，对关注科技与和平的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科技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早已不再是空洞的词汇，它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了要用失去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来提醒众人的地步。

李明珠一案，让我想到了2017年采访优步硅谷团队中研究如何测量和设计信任系统的社会科学家帕罗·帕理基（Paolo Parigi）的话：“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平台不仅是商品服务平台，它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交平台，它能够允许陌生的人们相遇，这件事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评价系统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帕维兹·卡玛（Parves Kama）和吉姆·Q．陈（Jim Q. Chen）在2016年一篇关于共享经济的文章里也给出这样的结论：人身安全依然是共享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共享经济需要加强背景信息的调查并增加额外的安全措施，比如安全验证以及人身保险。可悲的是，我们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

这些科技公司的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在致歉文中说：“我是工程师出身，创业的初心是希望做一款产品，方便全世界用户互动和交流。过去几年间，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企业的增长上，却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补上我们在平台监管、企业社会责任上欠下的功课……”我想，这段文字脸书和滴滴顺风车如果要照抄也是说得过去的。这是因为科技公司为了生存和强大，以“科技和商业价值”为主导，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所创造的平台的能量早已超越了商业领域这个事实。

科技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失控”，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全球狂热追逐科技创新的浪潮下，我们关注的一直都是如何设计出一个有颠覆性的科技产品，而不是这个产品对我们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尤其在多数人对科技都非常乐观的硅谷，那些在高级办公楼里穿梭着、在设计第一线工作的工程师们，很多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皮埃罗开玩笑说，要是有一个订单要求这些工程师们为希特勒设计一个更智能的手枪，他们也照做不误。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桑娜·古德诺直言，她加入实验室做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想让世人在追逐科技的道路上，时不时也能够停下来，想一想”。

但我们根本停不下来，原因之一是，在我们对科技的发明者和设计者——程序员的教育中，科技伦理的部分就是缺失的。很现实的因素是，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们仅学习专业知识就已经课程繁重了，或者很早就琢磨着如何开发产品了，哪里有时间来关心伦理和影响这种“不着边际”的东西呢？

“科技+商业价值+科技伦理+社会责任”的逻辑要成为科创公司的主流思想是需要时间的，也注定要世人为此付出代价。很多时候，科技产品的创造者对自己到底创造出了什么，是很难真正觉察的，或者，当他们觉察到危险时往往也为时已晚。

这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比人类曾经为了经济发展而有意无意毁坏生态环境的危机更甚。因为生态环境的毁坏是看得见、嗅得出的，也是可以通过人力修复的。而科技产品的负面影响，带来的毁坏力是看不见的，也几乎是无法修复的。

这种潜在危机更在于，全球被资本追捧的那些年轻的科创公司创始人还没有意识到，将对科技产品伦理和社会责任的研究、考量谨慎地纳入企业产品设计的源头，不仅是一种理想和情怀，还是科技企业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标配”。

正如以往我们为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污染一样，如今我们也为了经济发展有意无意忽视了科技进步背后的负面影响。一个健康的科技社会必将要求科技进步与其负面社会影响之间达到某种平衡。正如脸书数据丑闻危机之后，多因素验证、生物识别技术、区块链数字身份在内的多种数字身份保护技术会引起更多关注一样，能够掌握和运用和平科技、能促进积极和平的科技企业才能走得更为长远。美国和平科技实验室和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甚至提出，下一个引领社会变革的将是“和平科技产业”。

以人工智能来说，2017年，中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内不少媒体和专家也都发出了类似“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在有关法律、标准或准则的范畴内展开，确保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不被用于非和平目的”这样的声音。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

要发展和平科技，或想要让某种科技不被用于非和平目的，至少应该遵守三个原则：

第一，不作恶。不将科技用于欺骗、伤害乃至暴力冲突。

第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危机预测与防范机制，能够在科技被用于非和平的用途后第一时间启动保护方案。

第三，主动将科技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第一和第二条原则是发展和平科技的基础，而第三条原则意味着更强大的企业竞争力，因为企业内部更多的积极人际互动意味着更好的团队沟通、协调、合作与创新能力。

是的，成为和发展和平科技不是让企业去做公益，而是让企业变得更强大，不管是内在的企业精神还是外在的企业营收数字。

“和平科技三原则”背后始终应是这样的信念：要保证消极的和平，更要努力追求积极的和平。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我们想要的不仅是消除冲突与战争，更要消除冷漠。我们需要更多的微笑，更多的信任、合作，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更强烈的连接感和快乐体验。

追求积极和平和追求消极和平的差别，就好像研究如何保持健康和研究如何消灭疾病之间的差别一样。全球医学界已经完成了这种认知上的进化：以前我们是就疾病研究疾病，探讨如何治愈和减少疾病，但最近的医学理念却是研究如何维护和保持健康，研究的重心从“治已病”转移到了“治未病”上。

冲突和战争就是已经发生的社会“疾病”，对已经发生的苦难，即便最终得以遏制和治愈，过程中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无法修复的。想要研究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的积极和平，实质上就是在研究如何维护社会的健康。

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不容易得病，即便得病了也能更快治愈，健康的体魄能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幸福一样，积极的和平对一个社会的意义也正是如此。

积极的和平是经济腾飞最关键的一个“软实力”，只不过它就像纯净的空气和水一样，只有当我们失去它时才知道它的珍贵。2017年10月，硅谷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简称IEP）在积极和平全球会议上发布了全球首份《积极和平报告》（Positive Peace 2018），其中涵盖了全球163个国家的“积极和平指数”，那些拥有高数值的国家无一例外有着繁荣的经济。

创新力的蓬发、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等精神文明的绽放和扬升都依赖于积极的和平这个基础。

对一个城市来说，在这股全球建设智能城市的浪潮里，我们需要和平科技，因为城市不应该是一个炫酷却冰冷的高科技迷宫，而应该是一个真正服务于人们发展和情感需要的居所。我们在建设智能城市时应该对所设计和使用的科技有着充分的觉知：它们是否能够促进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这不仅关乎这座城市能否成为一座“人的城市”而不是“机器的城市”，还关乎这座城市能否长期保持系统性健康和活力，持续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对政府来说，和平科技意味着对待和使用科技的一种新的判断标尺：更多地将科技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纳入考量范围，而不是仅考虑其经济价值。

和平科技对政府还意味着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将科技作为一种积极的解决手段引入。现在，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环境问题等都牵扯到各方群体利益，情况异常复杂。既然人类相信科技无所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尝试用科技来培养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信任而不是冷漠和戒备，用科技来促进更多愉快的合作，而不是不同群体间的隔膜和伤害。

对每一个普通用户来说，和平科技意味着在使用科技时，对自己和他人承担起责任来，怀着一份警觉，更怀着一份善意来使用科技。

幸运的是，和平科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有极大的突破：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允许人们尝试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和平。在测量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利用科技设计干预措施，以减少人们之间消极的互动，并增加积极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