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和平科技——行走于上帝与警察之间

这本书为读者深入讲述了如何将科技运用于维护、促进世界和平这一新兴话题。

当我们提到和平时，首先会想到它是战争和冲突的反义词，它似乎是一个像天空一样宏大而悠远的概念，能让我们联想到国家，想到政治、暴力和流转受苦的难民。这也确实是和平最深入人心的一种解释。除此之外，我们的脑海里大概还会浮现出网络上那目光淡泊、身着僧衣的少年照片中醒目的“Love & Peace”（爱与和平）字样。这也是和平带给人们较普遍的一种印象：内在的安宁与祥和，是心灵的无冲突状态。

但和平不仅仅是指没有冲突与战争，按照“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的说法，这种状态只能称为“消极的和平”。和平不仅仅如此单一，它还有更富有价值也更为有趣的另一种层次，即“积极的和平”：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积极互动、互惠互利的状态。

2015年前后，研究科技伦理与影响的人们突然对一个新的名词“和平科技”很感兴趣。虽然不同的机构以俨然开拓一个新领域的姿态纷纷重新定义这个词，但谁也无法否认，它脱胎于“将科技用于和平”这个朴素的表达，当然这也离不开背后多年来那些在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诞生时就在关注科技与和平的人们的思想积淀。

当然，大家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要造个新词。“和平科技”的提出是基于一个不同以往的背景的——随着智能手机在全球的普及，大数据和社交媒体变得无处不在，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应用日趋丰富。简而言之，科技每天都在不断地进化，并变得越来越智能与复杂，它与和平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微妙，更有挑战。

鉴于和平有消极与积极之分，和平科技的定义也对应地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科技的设计和使用来避免或最小化冲突，即实现积极的和平；二是将科技运用于增强人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即加强积极的和平。

这也是一本关于人类第一次尝试测量和平的书。既然和平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如果无法测量，那又该如何控制与干预呢？又因为信任、合作和创新是积极的和平中最突出的元素，所以想要测量和平也就首先需要从测量这三大元素做起了。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这种测量提供了可能。

在测量和平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尝试用科技设计促进和平。

科技在促进和平这一话题上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是模糊甚至可疑的，人们通常为了战争而发明某种科技，很少为了和平而发明某项技术。但和平科技的提出，却是将维护、促进和平的重任郑重地寄予在了科技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科技在人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并且它有能力迅速改变人们的行为，而这两者在维护、促进和平中都是极为需要的。

几千年来，人类维护和平的传统方案是：第一，尝试从根本上净化战争与冲突产生的源泉：人心。然而做这件事的要么是圣贤，要么是上帝。这个时候，和平就是东方无数寺庙里的佛、菩萨和罗汉修行的事，是罗马圣彼得教堂里那在金色光芒中飞翔的白鸽。第二，通过制止或惩罚那些会引发战争、冲突的行为来维护和平。这个时候，和平就如同那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墙上的六个大字——“全世界的渴望”，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诉求，也是国家内部的治理需求。而想要达成它，就需要法律、警察和监狱。

但是，“上帝模式”和“警察模式”都有弊端，就前者来说，它利用了人们对地狱、诅咒和惩罚的恐惧，以及对天堂或来世的向往来驱使他们善待周围的人，往往对人们的行为做出了具体且详尽的指导细则。但一来速度太慢，上帝要改变那么多内心不向往和平的人是需要时间的；二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信仰宗教，传教士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困难。就“警察模式”来说，用强制手段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别人，不能如何对待别人，虽迅速见效，但往往还是太迟了。当军队或警察出场来维护和平时，不可挽回的伤害已然造成。

和平科技对如何促进和平这个古老问题的“创新”回答就是：用科技的力量减少或改变人们消极的行为，预防和最小化冲突与伤害；促进并增加人们积极的互动行为。

科技的世界里没有上帝，也没有警察，但是它却似乎有着比两者更强大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

2017年年初，我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Peace Innovation Lab at Stanford）开始了一年的访学历程。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Mark Nelson）说，在他目睹谷歌、Facebook（脸书）、Uber（优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影响到了人们行为的改变之后，常常像一个中世纪穿越来的人一样大吃一惊：有谁能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信息即时分享，而且还孜孜不倦且不求任何回报？他发现，这种对人们的行为直接迅猛的改变，是教堂的传道或任何了不起的国王所建立的警察机关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的事情。而科技做到了。

本书主要关注用科技来促进和增加积极和平，是因为作者受到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极大的影响。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奎恵斯（Margarita Quihuis）说，积极的和平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它也是最宝贵的存在，简直就像纯净的空气和甘甜的水一样。比如硅谷，人们都在讨论这里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科技创新奇迹，却忽略了滋养这些奇迹的根基——这里长久以来拥有的积极的和平，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们比其他地方更频繁地分享社交网络、观点和资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有更多积极的互动，人们都将其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复制硅谷拥有的成功和繁荣，我们首先应该复制和分享这里无形存在的积极的和平啊！”玛格丽特如是说。而在习惯于用科技解决一切问题的硅谷，用科技来促进更多的积极和平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积极和平本身的增长完全可以正面影响和平的其他维度，就好像即便是摇曳的烛光，也足以驱逐部分黑暗，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烛光累积，最终可以带来完全的光明。促进一个地区积极和平的发展能够使其远离战争，更加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专注在积极的和平上用功，也就是在整个和平的领域内用功。

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科技的理论、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为了获得对“如何用科技促进和平”这个问题更多维、更有创意的答案，我和皮埃罗在2017年下半年一起采访了世界各地的多位知名教授、作家以及科技界人士，包括美国知名行为生物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美国政治家与社会科学家罗伯特·霍恩（Robert E. Horn）、设计大师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为优步和Airbnb（爱彼迎）设计信任体系的科学家帕罗·帕里基（Paolo Parigi）等。我们尽己所能，以期向读者呈现那些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人士关于这一话题的思想结晶。

我们本以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项目，但随着采访的展开，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同伴，这是一项属于全人类的重要探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我们疯狂地追逐和膜拜科技的时候，科技已经在重塑上帝，未来有一天甚至会替代政府和警察（如果区块链理念下的无政府主义成真的话），那又有谁在静静地守望科技，确保我们不会被自己发明的工具异化成我们不想要的物种呢？毕竟，如今科技已经能轻易左右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认为，和平科技就是我们必须亲手为自己培育的守护者。它将是“科技的良心”，也是在这个科技时代探索上帝和警察之外的第三种路径。

牛金霞

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