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卢永和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才修改完成准备付梓，这说明青年学者要出版一部成果的确不易。但拖延这么久才出版，更主要的原因应该说还是作者对出版成果的严谨态度。

《水浒传》从施耐庵创作问世以来，虽然褒贬不一，但影响从未消歇，对《水浒传》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具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水浒研究至少应该从明代李贽的评点算起，明末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就达到了后人几乎无法超越的一个高峰：且不说冯镇峦所谓“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的赞誉，只要想想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政治运动中批判宋江架空晁盖的观点还是来自当时被视为“反动文人”的金圣叹，就可以想见金圣叹对后来三百多年的影响有多大了。在这样的传统知识背景下研究《水浒传》，尤其是作为文艺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水浒传》进行理论研究，这样的选题是不是老了？但只要看看卢永和这部著作的标题，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创新之处———“经典与民间”，这里要研究的是两个沿不同路径发展而又相互影响着的《水浒传》。《水浒传》在经典之外还存在着民间文学形态这一事实并不新鲜，但把经典和民间叙述活动纳入水浒叙事发展的整体文化生态视野中，研究不同空间叙事文化的关系和作用，这样的多维度文化研究对于中国传统叙事研究来说还是很有新意的。

多年前，我在给博士生讲课时曾提到一个有关《水浒传》的案例，就是鲁迅在谈到金圣叹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虽然金圣叹把《水浒传》后半部删去，使之变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但乡下人还是喜欢看“武松只手擒方腊”。揣摩这段话的原义，鲁迅似乎认为“武松只手擒方腊”的情节应该在被金圣叹删去的《水浒传》后半部中，但实际上属于金圣叹删改系统的《水浒传》经典版本中并没有这个情节。这是另外一个《水浒传》系统中的内容——民间叙事系统。传统的《水浒传》研究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关于文学经典化的思维定式：从最初质朴粗陋的民间艺术形态逐渐走向完美，最终形成经典，就是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水浒故事从《宋史纲》、《大宋宣和遗事》到元杂剧，再到施耐庵的《水浒传》，直到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水浒传》，这个故事最终达到经典的完美形态，正是一个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过程。但实际上在这个经典化的历史之外，民间叙事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活态传承，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口传心授和表演，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比经典更丰富的一个叙事传统，不仅使《水浒传》的叙事越来越丰富，而且使之成为中国叙事的另外一个传统，影响了当代叙事。

这个案例只是我关于“非文本诗学”研究的一个简单想法，而卢永和却见微知著，由此而生发出了关于中国传统叙事发展中经典化与民间化两种不同趋势之间的生态关系研究思路，并且以《水浒传》为典型案例展开研究，成就了这部著作。他的著作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了中国小说经典形成的文化图景，然后以金圣叹的批评为中心，探讨《水浒传》的经典化过程。最后讨论“以西律中”批评观与《水浒传》的现代阐释问题。第二章以武松故事为例，探讨民间水浒叙事的艺术文化特质。书中以扬州评话“王派水浒”、“高派”山东快书中的武松故事与《水浒传》的武松故事作对比，分析民间水浒叙事所蕴含的审美文化趣味，揭示出民间叙事的艺术活力主要体现在与经典艺术不同的文化生态特征上，即在口传、表演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交流互动等。第三章探讨水浒叙事所蕴含的侠义精神，指出作为一个民间文化想象符号的李逵，其形象在不同叙述中发生很大变异，但他的侠义精神仍是其基本的文化内核。第四章从历史和文化空间角度讨论水浒故事衍生叙述的文化活动意义，指出水浒故事通过叙述的不断衍生发展，构筑了一个具有民族文化趣味的大水浒叙事空间。书中指出，作为一种隐性叙述活动，非文本的水浒文化凝聚的是一代代乡民关于水浒故事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想象，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体验中，成为乡民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当代语境中的水浒叙事文化活动中，传统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意义仍然在传承。

卢永和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开阔，而又能够将精力凝聚于具体而细微的个案研究之中，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或可以称为艺术生态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把传统的文学研究与当代非遗保护的理念结合了起来，如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对于文艺学的创新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必将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我对卢永和学术研究前景的一点期待，相信他不会令我失望。

高小康

2014年秋出伏之日于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