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人反英情绪高涨，军队开始哗变，教派冲突不断，形势极为紧张，英国不得不接受印度独立的要求。1947年6月3日，印度总督蒙巴顿公布了解决印度地位问题的蒙巴顿方案，其要点是印度独立，但印巴要分治。虽然国大党尽了最大努力，但依然无法阻止穆斯林联盟另建巴基斯坦的意图。随后印巴开始分家，各分得资产和国债82.5%和17.5%，据说连一套《大英百科全书》都按此比例进行分割，政府官员和军队根据自愿原则一分为二。至于土邦也是自愿选择归属，于是印巴又各显神通，对各土邦进行争夺，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克什米尔之争，至今无法彻底解决。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成立自治领，8月15日，印度也宣告成立自治领，英国在印度100年的统治，共200年的影响就此结束。印度用支付王公年金的方式，剥夺王公们的统治权，将土邦逐步合并与取消，为实行联邦制扫清了道路。1950年1月26日《印度宪法》颁布，宣告印度成为共和国。此时的印度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

在印度的争取独立之路上，有四位巨人在印度独立后，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圣雄甘地，被称为国父，是印度的精神领袖，在印度人心中有着近乎神的地位。在调解印巴分治后遗留的教派冲突中更是竭尽全力，可惜在1948年1月30日被印度教的极端分子暗杀。

贾·尼赫鲁是印度的政治领袖，1951年任印度政府首届总理，并两度连任，还兼任过外交部部长。他因痛恨殖民主义而变得“左倾”，比较亲近苏联和中国，也更加重视国有和集中。他又制定了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尼赫鲁作为开国元勋，对印度的政治外交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到1964年5月27日病逝。

B.R.安培德卡尔是“印度宪法之父”，首任司法部部长，主持制定《印度宪法》，又称为“现代摩奴”。他还是印度贱民解放运动的领袖，是最著名的人权运动斗士，对印度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S.V.帕特尔被西方学者称为“印度的俾斯麦”，甘地称他为“萨达尔”，即首领之意。他多次担任国大党主席，作风果断干练。独立后任副总理并兼内政部部长、邦务部部长和新闻部部长。开国之初与尼赫鲁在权力上互相制衡，

并驾齐驱，被称为“双头政府”。与尼赫鲁不同，他是国大党的右翼代表，更加倾向于自由经济体制，反对暴力革命、工业国有化和废除封建地主制，于1947年被选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印度最终走上“第三条道路”不啻是左右势力平衡的结果。帕特尔的另一大贡献是在邦务部部长任内，用铁腕又不失灵活的手段，解决了几千年形成的土邦各自为政的问题，实现了真正的共和。

继续混搭——西方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印度的社会发展道路上，确立了既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条“中间道路”或者是“第三条道路”，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同时新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行全民普选。

独立后的印度经济，是“混合型”经济，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发展。对外国殖民政府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国家重点对基础工业、重工业、交通、军工、航天和基础设施等进行投资，而原来的私营企业基本维持原状，但实行著名的“许可证”制度；同时对私营大财团给予扶持，因此印度产生了TATA、安巴尼、比尔拉等富可敌国的超级大财团。1951年，印度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历经尼赫鲁政府时期的三个五年计划，印度“混合型”经济终于成形。

印度人口众多，农业尤为重要，于是首先掀起了“绿色革命”，增加灌溉面积，推广高产品种，发展农业机械化生产，使印度从“饥荒之国”变成了“余粮之国”。1965年起又在畜牧业领域开展“白色革命”，重点是确保牛奶的自给自足，组织各级奶业合作社，建立全国性的牛奶生产销售网络，培养起一支技术专业、财政自立的奶业生产队伍，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牛奶生产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印度又大力发展海洋业，即所谓的“蓝色革命”。从积极推进海洋渔业、淡水养殖业的发展到海洋生物、海底矿藏、海洋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都体现了印度政府大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成就。

1964年尼赫鲁病逝，“混合型”经济出现了问题，加上反对党的压力，国大党出现了危机，经过短暂的过渡与调整，1966年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走上前台，接任印度总理，并随后于1967年和1971年赢得印度第四次和第五次大选，开启了一个属于她的时代。她显现出比其父亲更果断强硬的一面，实行了更为激进的“左倾”经济政策，先对私有银行国有化，再对保险业、煤炭业、铜业、钢铁业、纺织业实施国有化，还推进小麦贸易国营化，这使得很多国有企业陷入官僚僵化低效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虽然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英·甘地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促使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但外交的成功并不能掩饰经济的问题，国大党出现了分裂。面对在野党强大的逼宫压力，英·甘地选择了更为强硬的应对方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反对党的党首一网打尽，投入监狱，限制新闻自由和罢工。她推行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的措施，虽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执行过程中有过火行为。在1977年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大选中，国大党惨败，第一次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

执政的人民党开始矫正英·甘地的激进政策，政治上解除紧急状态，经济上将重点转向发展小型工业和家庭工业，虽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困境，加上人民党本身就是多党派联盟，政见不一，最终任期未满就无法执政下去。英·甘地在1980年的第七次全国大选东山再起，重新执政，她开始调整经济政策，放宽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限制，但此时印度的社会矛盾已经激化，种姓冲突和教派冲突频繁，其中的旁遮普邦动乱尤为突出。锡克教极端分子以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为据点，积极推动锡克人独立运动。英·甘地命令军队攻入金庙，造成大量伤亡，也造成成千上万锡克教徒的情感创伤。1984年10月31日英·甘地最终被她的锡克教卫兵暗杀，身中30多弹。

国大党推举英·甘地的儿子拉·甘地继任总理，并赢得1984年12月的第八次全国大选。拉·甘地妥善解决了旁遮普问题和阿萨姆问题后，开始进行经济调整，进一步放宽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限制，进一步引进外资和技术，并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改革。有留学背景的拉·甘地对高科技很重视，为印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开展反腐倡廉，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改革的力度不足以改变现状，最终国大党在1989年的第九次全国大选中败下阵来，印度进入了一个联合政府执政的时期，一党独大的时光一去不复返。1985年印度介入斯里兰卡的民族纠纷，与斯里兰卡政府协商后，派军队以维和名义进入斯里兰卡，围剿泰米尔“猛虎”武装组织，作为报复，泰米尔恐怖分子于1991年刺杀了正在参与竞选的拉·甘地。

改革——向市场经济迈进

在1989—1999年的10年中，印度举行了5次大选，共产生8届政府先后执政，看似政局动荡，实则是民主制度逐渐成熟。其中1991年上台的国大党拉奥政府，掀起了经济改革的大潮，除个别敏感领域外，其他绝大多数经济领域均向私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基本上取消了实行多年的“许可证”制度，繁多的行政审批让位于市场调节；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地关、停、并、售，以期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亏损难题；放宽进口限制，大力引进外资；在金融领域，私人银行重新获批。随着政府管制的逐步减少，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使印度经济真正迈向市场化和自由化。后继政府继续深化改革，使得印度经济开始腾飞，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印度也成了新兴经济体里的金砖国家之一。

然而，由于印度的基础设施、基础教育欠债太多，使得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文盲率太高，无法提供大量技术工人；加上种姓矛盾、妇女地位、教派冲突、贫富悬殊、地区差异大等诸多不利因素，使印度至今无法在制造业上取得重大突破。

当今印度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法律制度、财经制度、金融模式、语言等殖民遗产，而且体现在精英教育、人才储备、创新精神等方面，这些使得印度在IT业、生物技术、医药等行业居领先地位。中国是靠“双手”发财，而印度是靠“大脑”致富，他们走的是一条“研发、设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