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历史

古印度

印度有神话没历史。

神话是神的故事。印度神话异常丰富，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还有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用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一个个离奇的故事，当然其历史文献价值仅供参考而已。

历史是人的故事，也许人事不值一提，印度人并不太看重个体纪录，缺乏正史，更没有地方志和人物传记。印度人只能通过皇族世谱、铭文、货币、纪念物等来了解历史，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人的游记，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成为研究孔雀王朝之后一段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直到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才有编年史和官报的留存，印英政府时期才有完整的官方档案。

历史的谜团太多，这也是印度神奇的一面。

现在，我们来探寻一下印度次大陆的文明路径。

旧石器时代印度次大陆的遗址集中在西北和南部，如北印的梭安（河）文化和南印的手斧文化。

公元前5000年为新石器时代，在次大陆的西北部出现了掌握纺织技术的俾路支村落文明，还发掘出来自外地（中亚）的天青石和绿宝石，这证明很早就有首饰交换。

约公元前2500年，次大陆进入金石并用的时代，印度河文明的帷幕从此正式拉开。

早在1856年英国人修建卡拉奇至拉合尔的铁路工程时，就发现了哈拉巴（H arappa）遗址，施工单位打算用遗址的砖块来做铁路的道砟。印度考古勘探局闻讯接手挖掘，却只挖到一些陶片和古怪的印章；直到1920年，印度考古勘探局在哈拉巴南500多公里的摩亨左—达罗（M ohenjo-daro，意为死者之丘）也挖出了相似的印章，经过比对，这些印章与伊朗、伊拉克、巴林、阿曼、阿联酋等西亚地区发掘的印章很相似。由此推测，哈拉巴文明和摩亨左—达罗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巴比伦文明（公元前5300—前2000年）是同一时期，碳14测定时间为公元前2300—前1750年。

哈拉巴和摩亨左—达罗遗址总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大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地域面积。由于印度河流域季节性洪水在带来肥沃的养料的同时也危及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小村落的农民为自保便聚居一起，合力应对洪水威胁，这加快了大村镇的形成和向城市文明过渡的速度。印度次大陆的国家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国家较易产生民主政治，手工业和商业必然发达。哈拉巴和摩亨左—达罗都有精确的城市规划和有序的建筑，虽没发现神庙，但大浴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推知可能与某些仪式有关；通过印章、偶像上的图案，可发现母神崇拜和阳具崇拜的线索以及灵魂之说；没有发现超大型的宫殿和墓室，说明当时阶级界限还不明显，强有力的王室还没产生；城墙和类似办公用房的出现，表明存在社会管理阶层；没有发现太多的武器，显示管治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宗教精神力量；还有就是陶器上的图纹和人们对饰物有特殊喜好，显示这个民族的爱美基因。

印度河文明存在约6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左右戛然而止，原因不明。

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奠定印度文明基石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次大陆的吠陀时期开始了。

也许由于俄罗斯南部和中亚的游牧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群山环抱下的中亚草原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因而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横扫欧洲，成了欧洲人的祖先之一；另一路东进伊朗，途经阿富汗，最终从西北山口冲进印度河谷，占领了印度河、恒河流域。波斯古经《阿维斯陀》称这批游牧部落为雅利安人（Ariya），意为“有信仰的人”、“同种族的人”。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与伊朗人同种，故印度文化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如语言、音乐等，基本可以确定是来自白种人，有自己的语言（即吠陀语），属印欧语系，重祭祀，信仰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

公元前1500—前1000年的早期吠陀时代是氏族部落时期，雅利安人是一群“活跃、欢乐而好战”的骑士，爱唱歌跳舞，喝酒吃肉，掷骰子，最喜欢马车比赛，此时还没有印度人后来那种“优柔、苦行和悲观厌世的特性”，他们以自己的先进文化和宗教信仰为豪，吠陀就是“知识”之意，他们的宗教又被称为吠陀教。

他们在占领的过程中，与原住居民发生了激烈的战争，雅利安人身材高大，利用游牧民族父系氏族高效的组织力，以及战马和马车的装备优势，屡战屡胜，击垮了还处于母系氏族制的散居的土著居民，他们称对手“达塞”（D asa），意为敌人，黑肤塌鼻，语言难听刺耳，且不事献祭。这些原住民可能就是达罗毗荼人和恒河流域属于澳—亚语系的孟达人。《梨俱吠陀》屡有对激战场面的描写，简直就是一部残酷而漫长的征服史。同时雅利安部落之间也不断征战，相传北印度最大的部落是婆罗多（Bharat）部落。古代印度人一直使用Bharatavarsa即“婆罗多的土地”称他们居住的土地，今日《印度宪法》第一句：“India，that is Bharat，shall be a union of states.”使用两个词来定义其国家，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的后期吠陀时代，掌握武力的部落首领称为rajanya，逐渐变为世袭王权，国家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实行君主制，君位世袭，收入来自降服部族的进贡和臣民的献礼。次大陆从以畜牧业为主的村落文明发展成城市文明，牧民变成了城里人。

雅利安人并没有对土著居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是借此生成影响深远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在体型、语言、信仰上有很大区别，但依然吸收了很多土著文化元素，特别是原住民的一些原始宗教内容，逐渐形成婆罗门教，确立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阶级的种姓制度。

约公元前600年初，此时是印度的“战国时代”，北印度有16个较大的国家，互相角力，互有胜负，其中摩揭陀国称霸一时。这既是时局纷乱的年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年代，释迦牟尼诞生（公元前565年）、耆那教教主大雄诞生（公元前538年）。摩揭陀国王对宗教采取非常宽容的政策，支持佛教在王舍城第一次结集和在毗舍离的第二次结集。佛祖释迦牟尼和耆那教教主大雄都在首都王舍城住了很长时间。

一百年之后，波斯人来了。约公元前516年，波斯国王大流士攻入印度西北部，吞并犍陀罗和印度河流域，将其定为帝国的第20个行省，这种行省制度被后来的入侵者所沿用。波斯人统治这里前后200年，留下了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一些波斯典礼，还有某些建筑风格，如波斯波利斯钟形柱、帕塞波利斯王宫双兽柱头和“波斯波利斯圆柱厅”。

希腊枭雄亚历山大闯入印度——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重要碰撞

公元前334年，希腊人也来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继续向东推进，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突袭印度，同年5月越过兴都库什山，遇到了顽强抵抗。亚历山大扬长避短，运用其高超的骑兵冲击战术，击溃了印度国王们的大象、战车和步兵，控制了印度西北部。但当他想继续勇往直前，将胜利的旗帜插到恒河流域时，他的希腊士兵厌战了。于是，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不得不停止了征服的脚步，留下了一些希腊将军和士兵管治所征服的印度河流域，然后班师回朝，最后客死他乡（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次印度之行，横扫次大陆西北部各小国，伤了这些部落国家的元气，客观上为孔雀王朝统一印度铺平了道路。同时，使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次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打通了印度、西亚、希腊之间文化传播和贸易流通的管道，印度也第一次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建筑和雕刻，印度神庙的平顶结构、众多立柱和柱头设计均传承了古希腊宗教建筑模式。同时，亚历山大在攻入印度之前先占领了波斯波利斯，那里的雕刻家很有可能被带到了印度，使印度的雕刻带有了波斯的元素。

阿育王——推动印度统一和佛教兴起

亚历山大撤军后，印度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摩揭陀国难陀王朝一个叫旃多罗笈多·毛里亚（Mora，意为孔雀）的年轻人脱颖而出，举兵推翻难陀王朝，掌控了恒河流域，同时进军西北，清除了亚历山大留下的地方官和希腊人定居点，使疆域直抵阿富汗斯坦。公元前322年，旃多罗笈多·毛里亚在华氏城（今巴特那）加冕称王（月护王），史称孔雀王朝。他的继任人继续向南印度推进。至公元前273年，第三任国王庇耶陀西即位，他就是著名的阿育王。他喜欢将诏谕刻在石柱和岩石上，通过遍布全国的阿育王柱，基本可以确定孔雀王朝已将领土扩展到除半岛最南端之外的整个次大陆。

这是印度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实行君主集权制，由国王派遣省督管理各省区，省下设县和村。其中村社管理颇具民主特色，村长由村民选举产生，再由政府任命，村长以下有一个评议会（潘查雅特），成员由村长老组成，一起处理各种村务。这个大名鼎鼎的潘查雅特制度（Panchayat），虽然之后的历朝历代其人员构成不尽相同，但也沿用至今，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体制的典范。孔雀王朝实行土地国有制，同时将土地赏赐和捐赠给婆罗门、各派寺院以及重要文武高官，这也形成了土地所有的传统。

阿育王最著名的故事是皈依佛教。他在征服东印度羯陵伽过程中，看到“十五万人被俘，十万人被杀，死亡者又超过此数许多倍”。内心之痛苦唯有皈依佛教才能获得解脱。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欲利用佛教来管制国家，驯服民众。他支持了佛教的第三次结集，对周边国家放下屠刀，改为输出思想，对外力推佛教，使佛教这一地方性宗教逐渐变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阿育王晚年虽信奉佛教，但并没将其立为国教，没有将个人信仰与国家政策混为一体，认为“国王必须尊重所有教派的人”，布施时对所有教派一视同仁。

公元前232年阿育王去世，国运衰落，又撑了几十年，到公元前185年，信奉婆罗门教的普沙密多罗·巽加推翻了孔雀王朝，建立了巽加王朝。因国王普沙密多罗是婆罗门教徒，他罕有地通过武力打压佛教。整个印度又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

公元前200—前100年，先是阿富汗一带的大夏希腊人重返印度，征服了旁遮普，控制了印度河流域，其国王却信奉佛教，在巽加国受迫害的佛教徒纷纷投奔大夏国，使西北印度一度成为佛教中心。

接着是塞族人因被月氏人和安息人驱赶，进入了西印度，联手大月氏人灭亡了大夏国，建立了一些小国家。塞族人统治印度一百多年，印度现在沿用的传统历法（塞历），就是源于此时。

责霜王朝——文化大融合

在塞族人之后是安息人，其统治区域从阿富汗一直延伸到旁遮普和信德。最后，大月氏人到来了，他们在联合塞族人击败大夏希腊人后，又反戈一击赶走了塞族人，从此在原大夏国的地盘安居乐业。后来大月氏人中的贵霜部落脱颖而出，降服其他部落后建立贵霜王国。

贵霜王国最伟大的国王是迦腻色伽，在他统治期间，通过武力，建立了横跨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北部的大帝国，并将克什米尔纳入了版图。由于其国地处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商业极其发达，同时也成了欧洲、中亚、印度和中国文化的交汇地，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贵霜王朝发展至鼎盛期。有意思的是，迦腻色伽曾和中国的汉帝国交过手，他的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班超（见《后汉书·班超列传》）。

此时大乘佛教开始兴起，由于贵霜人是游牧民族，对个人的出身不太讲究，不太适应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且不喜太多清规戒律，于是皈依大乘佛教，并推动佛教向前发展，贵霜国王迦腻色伽还赞助了佛教的第四次结集。大乘时期偶像崇拜开始出现，由于贵霜帝国横扫了希腊文明占主导的印度西北部（大夏），当地的石雕匠被贵霜帝国雇用造佛像，受希腊、罗马文化“神人同形”的观念和希腊式的写生手法的强烈影响，“他们自然直接凭借以往仿照罗马皇帝的形象塑造高贵的直立肖像的经验。”这种希腊化的罗马艺术风格的印度雕像被称为犍陀罗艺术。随着一些佛教徒进入中国传教，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成了东南亚和东亚佛像的范式。此外，德里附近的马土蜡是另一个艺术中心，在希腊—罗马雕刻的影响下这里带有更为强烈的印度本土风格。

迦腻色伽虽然皈依佛教，但依然忠于传统的折中主义，在其钱币上可见印度教、希腊教派、太阳神、拜火教的神像。

迦腻色伽去世后，贵霜帝国开始衰落，于3世纪时被伊朗的萨珊王朝和新崛起的笈多帝国瓜分。

笈多帝国兴起——印度教全面复兴

319年，笈多帝国建立，旃多罗·笈多一世开始扩张，控制了恒河流域中部地区，自称王中王；他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更上一层楼，他自称征服王，不仅吞并了整个北印度，还剑指南印度；到旃多罗·笈多二世，也就是传说中的超日王，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在此时访问了印度。笈多帝国是一种松散的不彻底的统一，中央政府只直接掌控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其他地区的土邦则以藩属国的形式加盟，履行朝拜、纳贡、联姻、出征的义务。与孔雀王朝不同的是，中央政权是以承认地方自治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法律和行政管治更为宽松，更合乎人情。这种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大大地降低了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笈多帝国国王们主要信奉印度教，印度教甚至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因而笈多帝国被称为次大陆最后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印度教国家。

笈多帝国为复兴印度教起了极重要作用。从阿旃陀的佛教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及埃洛拉石窟的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三教并存来看，笈多推行宗教平等的政策，印度教徒、佛教徒的关系是融洽的。宗教的宽容又促使文化艺术的极其发达，被称为印度古典主义艺术的黄金时代。

也正是由于这种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在内忧外患之时，中央政权遭到了削弱，与孔雀王朝一样，佛教的影响也削弱了军事活力。在经历了白匈奴人的多次入侵后，在6世纪中期，300多年的笈多帝国分崩离析，次大陆又是诸侯混战，各霸一方的局面。

戒日帝国——玄奘八年之谊

诸侯混战期间，曾冒出一个昙花一现的戒日帝国。经过日增王、光增王、王中王、王增王、喜增王几代国王的讨伐征战，612年，曷利沙·伐弹那（号尸罗逸多，意译为戒日）建都卡瑙季，控制了恒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史称戒日王。戒日帝国也采用一国多制，藩属国之多竟超过笈多帝国，被称为“众多封建小国的集合体”。

戒日王一方面法令严酷，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又包容并蓄。戒日王在今阿拉哈巴德举行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第一天供奉佛像，第二天和第三天供奉太阳神和湿婆的神像，第四天布施万名佛教徒，随后二十天布施婆罗门教徒，再后十天则布施耆那教及其他教派的教徒，最后一个月布施穷人，皇帝五年搜刮的财富一捐而光，财散人安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同时向各教派捐赠土地，基本没有偏心偏爱。玄奘曾在此居住八年，与戒日王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修学和任教的那烂陀（印度佛学中心）得到了戒日王的大量赞助。

当戒日王于647年去世后，地方分裂势力日趋强大，戒日帝国轰然倒塌。随后，次大陆再度四分五裂，小国林立，征战不休，这一乱又是几百年。

8世纪左右，阿拉伯商人从南面海路将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其间阿拉伯人（指大马士革阿里发的穆斯林远征军）于711年攻入印度，将印度西北一部（今巴基斯坦）变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并在此停留达3个世纪之久，其间横扫当地的佛教势力，捣毁寺院改建清真寺，伊斯兰教由此始传入印度。

印度次大陆成为伊斯兰势力和非伊斯兰势力的边缘地带，也是伊斯兰教向东拓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