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与佛之争

佛祖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6—前486年）也是刹帝利种姓，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曾经和大雄一样苦行悟道，可惜一无所获，还差点把身体搞垮了，所以他对极端苦行并不以为然，同时也不认同顺世论的无拘无束，因为他原本就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深知享乐并不能带来快乐。于是，他迭了一条“中道”（madhyama pratipad），即苦乐中道，不走极端。

佛祖认为，人生皆痛苦（苦谛，有八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皆因种种情感和欲望交集一起不得解脱（集谛），只有认清真相，斩断情丝，才能灭苦（灭谛），实现解脱（涅槃Nirvana），其正确途径（道谛）是“八正道”：正确认知（正见）、正确思考（正思）、正确说话（正语）、正确做事（正业）、正确生活（正命）、正确学习（正精进）、正确记忆（正念）和正确修行（正定）。

佛祖认为“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世间皆“缘起（pratityasa-m utpada）”，任何事物皆为前因的果，同时也是后果的因，都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在这种不停的因果转换中，没有一个静止不变的实在，“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自然就不存在婆罗门教所谓最高的“梵”和“我”。一切皆“如梦如幻、如露如电”！

佛祖还认为，人不过是各种因素[即五蕴（skandha）：身体活动以及其感受的物质世界（色蕴rupa）、感受和情感（受蕴vedana）、思想（想蕴samjna）、意志（行蕴samskara）和抽象思维（识蕴vijnana）]暂时聚合而成，并非婆罗门教所说的人是不变之大我“梵”和小我的投射。很明显，五蕴涉及人之欲望，就会产生痛苦。这“五蕴”注定要分散开来的，注定是一场空。

同时，面对任何人（包括女人）“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人的造作有身、口、意三业，产生业力，会有轮回业报。这也表明，种姓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婆罗门教以出身决定身份的种姓制度是不合理的。这种观点在提高了刹帝利等阶层社会地位的同时，也争取了广大普通百姓的支持。但佛教并非消灭社会等级差异。如奴隶和欠债者就不得入教。而刹帝利则取代婆罗门升级为第一等：“刹帝利生为最，能集诸种姓，……天人中最胜”。佛教一般不会与其发生冲突，有“二法不可违”之说，“二法”是佛法和王法。

四谛形成佛教的基本思路，它将人生存在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人的自我意识（生存欲望、爱的欲望和物质欲望），是自寻烦恼，是“无明”（无知）。将本是“无”的世俗世界当成“有”去苦苦追求，“无明”就是痛苦的根源。人只要通过自身的正确学习修行，认清真相，不去追求不存在、不可得的东西，除去心病，人才能解脱。至于婆罗门教祭祀、拜神之类就更不是什么正路了，佛祖曾说“婆罗门设大祭祀求福，实则必得大罪”。

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心理问题，解脱就是灭除一切烦恼的精神境界。要达到此境界说难不难，因无须花大力气去改变客观物质世界以满足自身之欲望，用一种逃避的智慧摆脱了外物的控制，比较符合弱势群体的口味。但要说易也不易，因为清除妄念，战胜贪婪、仇恨、愚昧这“三毒”以及其他心理问题，能说到做到也实属不易。

佛祖为了更好地传教和修行，采用简短有韵、通俗易懂的偈颂形式，其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奠定了佛经语言风格；组建了由和尚（比丘bhiksu）、尼姑（比丘尼bhiksuni）、善男（优婆赛upsaka）、信女（优婆夷upsika）组成的僧团。

佛教的四次结集

由于传教是口口相传，且各地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不一样，教徒们对教义的理解难免产生了不同看法。佛祖圆寂后（公元前483年），为统一思想，僧团在王舍城组织了第一次结集，通过指定一人背诵佛说，大家共同审定真伪的方式，完成了经（佛祖教义）和律（行为规则）；此后在佛祖圆寂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和三百年后又分别进行了一次结集，其中在迦湿弥罗的第四次结集时，将经、律、论定型为“三藏”。

可以想象，每一次结集都是一次思想的碰撞和交锋，当争论无法达成统一时，以印度人善争鸣不妥协的性格，分裂总是难免的。

上座部与大众部

第二次结集时，随着佛教不断扩张，各地风土人情差异越来越大。毗舍离也开始流行佛教，对于是否放宽接受钱财布施和喝酒等“十事”，僧团内部产生意见分歧，引起了第一次重大分裂。主张从严戒律是少数有地位的上座（称“上座部”），正统而保守，将乞钱等十事列为“十非法事”。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多数教徒，因为原耆那教盛行的毗舍离商业繁荣，富豪们将大量的金钱财物布施给佛教徒，如果收受钱财为“非法事”，那显然行不通。于是，他们另起炉灶来订正经律，因人数众多被称为“大众部”，主张放宽戒律，收受钱财施舍被视为理所当然。

当然，部派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戒律上，还体现在佛学观点上，各派对“法”、“我”、“有”、“空”等佛学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和争论，大大促进了佛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上座部还认为“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因而要出家苦修，除尘恢复心本性，人就解脱了。而大众部认为心虽被尘染，但是可以净的，修行可灵活而宽松，具有改革倾向，信众较多。

佛教部派的很多观点分歧可能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关。如当时在塞族人控制下的西部沿海地区商业发达，流行此地的犊子部，认为精神有主体，否则记忆等精神活动和轮回报应就无从谈起：承认心是“刹那灭”，但心外有些事物是暂住的，如山河大地等是不会刹那灭的，即有些事物可以离开“心”独立存在，这样商人们追逐的财富才会是实在的，也才有意义。

小乘与大乘

1世纪时，产生了大乘佛教，其渊源是东印度的大众部，后北传至中亚和东亚；相对应的派别就被称为小乘佛教（Hinayana），其渊源是西印度的上座部，后南传至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

小乘佛教的“小”（梵文“Hina”），原是大乘对小乘的贬称，后来就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小乘佛教始于150年终于500年，风格严谨传统，它并没有将佛祖过度神化，从教祖的角度来看，佛只有一个，他只是“超人”之类的大智者，而非神明[“佛”（Buddha）的本义就是觉悟者]。佛涅槃后已解脱生死轮回，无须以外在形象示人，仅以菩提树、法轮、台座、足迹等为象征。人如果想修炼成佛，从逻辑上看是不可能的，因此，小乘认为修习只要达至阿罗汉境界就算大功告成。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要通过戒、定、慧三学，守“戒”入“定”，以禅定为主要路径（梵语“禅那”，有的译为“静虑”），经过一步一个脚印的艰苦修习，最终达至寂灭清静、虚空合一的阿罗汉境界。因此，小乘佛教反对大乘佛教所秉持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觉得这样轻易修道成佛未免过于儿戏了。

在修行上，小乘佛教严格执行释迦牟尼创教的戒律，戒律精细繁多，不越雷池半步；隐遁禁欲，强调出家修行（至今东南亚的佛教国家的儿童和青年皆要出家修行两年至五年，作为人生之必修课），只有这样才能修成正果。

在教义学说上，小乘主张“我空法有”。“我”是“空”的，只是一些因素聚合在一起，时刻处于生灭变化之中，“法有”则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肯定，因为小乘用“分析”的方法论证就发现，由各种因素聚合而成的事物虽然也是空，但事物的基本组成因素最终还是“极微”的存在，这就接近唯物论了。来源于上座部的小乘一直受惠于刹帝利和富豪官绅，从某种角度看，如果“法空”，即客观物质世界也是空，那刹帝利的江山社稷和商人们的金银财宝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乘与小乘的最大分歧还在于修行的终极目标上。大乘佛教认为小乘的修行只是断除自身烦恼、追求个人自我解脱的自利行为，其教徒被讥为“自了汉”，这也是小乘教派名称的来由：小船只能自度而无法度他。

“大乘”（M ahayana）是“大的运载工具”如诺亚方舟，既自度又度他，以普度众生为目标，修的是菩萨乘。他其实并不排斥小乘的自我解脱，只是要在其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大乘之大，是大慈大悲，救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显然，大乘走的已不是精英路线，全面转向了民间百姓。

大乘改革

当然，大乘走群众路线也是与时俱进。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婆罗门教成功转型为印度教，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占据上风；再加上阿育王之后的刹帝利多信奉印度教，佛教逐渐失去了国王们的绝对支持：小乘各派又因循守旧，缺乏应对能力，大乘便大兴变革之风。

大乘参考了婆罗门教供神拜神的仪式，将佛祖偶像化、神圣化。于是，修庙塑像，将佛祖升格为神，以顺应普通老百姓的宗教心理，因为民间百姓对那些复杂高深的佛教理义不一定感兴趣。

为争取更多的信众，大乘扩大了成佛的范围，人人（包括那些反对者）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这无疑对印度教繁复森严的种姓制度具有颠覆意义。

大乘反对小乘的厌离世间，主张长住世间、广结善缘，在修行内容上除了小乘的“三学”（戒、定、慧）和“八正道”外，还侧重于“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和“五明”（内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明）等方式修成菩萨境界，这里面多了很多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和方法，既是为度化众生服务的，也是大乘佛教教徒开展传教的行动指南。

与此相应，大乘同时简化了修行方式，信徒并非都要出家，只要认真修习佛法，“发心作佛”、“行佛之行”就能成菩萨；大乘戒律较松，可为拯救众生而破戒。这些都为信徒修行大开方便之门，利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其实相对婆罗门教的“来世”解脱，佛祖认为人在“今生”就可解脱，已经将解脱之路简化。随着大乘的发展，解脱之路将越来越简单，甚至认为涅槃世界就在世俗世界中，认清其“本相”，即可涅槃。

在宗教理论上，大乘继承了佛祖的“空”论，不仅“人我”是空，而且是“我法两空”。早期大乘的中观学派认为事物不仅是“体空”（事物由众缘而生，缘散事物则消失了），更是“性空”（事物性质就是空），是彻底的“空”；但走向极端就是“恶趣空”，连观点本身都否定了。为避免坠入虚无主义陷阱，龙树、提婆等人提出“性空假有”，在强调客观事物是“空”的同时，也要看到事物的“假有”，通过否定“假有”来论证“性空”，如果没有“假有”，空也就无从谈起。到了大乘中期瑜伽行派，提倡“万法唯识”，将一切的一切视为精神范畴。大乘佛教的倡导者是民间的下层佛教徒，面向大众百姓做宣传，将客观事物视为“空”，因为下层民众在钱财物方面本来就是一场“空”。

密教兴起

到了10世纪，大乘已显露败象，倒是兴起于7世纪的密教有取代之势。严格来说，密教也是佛教的一支，也讲四谛和空性，但为了更加吸引民众，又增加了很多非佛教的内容。

虽然大乘已经简化了修行方式，但寺庙里烦琐的佛理研究却又陷入了钻牛角尖的境地，早已大失民心；且印度自古原始宗教迷信盛行，神秘巫术之类在民间很有市场，佛教僧团里面也有不少擅长咒术密法的原婆罗门教徒；再加上重新崛起的印度教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发展到顶点又后继无力的佛教不得不向其靠拢，他们都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伊斯兰教，在一致对外的同时自然又加快了融合。

为此，密教将佛祖极端神秘化，宇宙万物都是佛的化身；举行高度组织化的宗教仪式——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仪轨极为神秘复杂，是带有浓重巫术色彩的宗教仪式，而供奉、巫咒等印度教的崇拜方法和礼仪又是佛祖深恶痛绝的；传承方式只能采用师徒口耳相传，受上师灌顶（用象征智慧的甘露水灌浇头顶）后，上师即菩萨之化身和代言人，信徒遵从上师之教诲即可，也又有异于佛祖“应依法不依人”的教诲，而且吃喝玩乐均不影响得道成佛，只需修习“三密加持”，使自己入定（即入三摩地），身、语、意“三业”清净，便可“即身成佛”。三密修持可以代替佛祖提倡思考论证的学习智慧之路，通过冥想体验的直觉方式，迅速实现神人互通，即身成佛，真是事半功倍！这是比大乘更为方便快捷的速成法，对老百姓很有吸引力。密教的这套修行方式，已经逐渐与印度教合流了，与传统佛教越离越远。

转型后的密教还是得到了国王们的青睐，在戒日王捐建的那烂陀寺里，密教就很有市场。到了约770—810年的波罗王朝（Pāla-dynasty），国王又在恒河对岸修建了气势恢宏的毗俱罗摩尸罗寺即著名的超行寺。密教从“金刚乘”到“易行乘”到最后的“时轮乘”，修行方式也越来越简单方便，从“即身成佛”到“立地成佛”再到“快乐成佛”。所谓的“快乐成佛”是密教吸收印度教性力派的修行方法，将性与宗教的最高境界融混一体，推崇男女双修，在世俗快乐中成佛（大概是中国民间所传之欢喜佛），这样，难免被视为淫秽之举的修行而被称为左道佛教。佛教发展到这里，已是穷途末路。从10世纪末开始，伊斯兰势力持续入侵印度，不断打击佛教势力，直到13世纪初，伊斯兰大军火烧超行寺，给予佛教致命一击。从此，佛教在印度灰飞烟灭，销声匿迹，即使到了近代的新佛教运动也回天乏术。

佛教的衰落

佛教在印度流行1500年，之所以衰落直至消去，其原因很复杂。

佛教着重解决“人”的问题，而非人与“神”的问题，这并不符合印度人的口味。

佛教反对婆罗门，受到国王们的支持，同时它主张种姓平等，又受老百姓欢迎，但这点却不一定得到国王们的欢心，佛教一开始就处于两难境地，信奉和支持佛教的国王大多是外来的统治者，他们一时不太适应印度本土传统的婆罗门教，但当他们看清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更利于统治下层老百姓时，他们往往都会转向印度教。

虽然后期的大乘佛教和密教在民间推广上做了很大努力，佛教主要还是在刹帝利、吠舍大商人和富裕农业主中流行，缺乏真正深厚的民间基础。

佛教有寺庙和僧团，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和平时期自然形成凝聚力，但面对外来打击时却是毁灭性的，很容易被异教势力连根拔起，全军覆没（而婆罗门仅仅是一个阶层，散布于民间各地，无组织无纪律，反而有很强的抗压力）。

自大乘到密教，佛教的修行方式与印度教逐渐趋同，到了佛和众多菩萨皆成神的密教，被印度教同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印度教的崛起

婆罗门教面对不同宗教的围攻，积极进行宗教大改革，顺利完成了向印度教的转换。

从笈多王朝开始，印度教仿效佛教僧团组建印度教僧侣组织和修建神庙，以8世纪著名的吠檀多派思想家商羯罗贡献最大，认为神庙应该成为印度教徒敬神的公共场所。他在印度的东南西北各建了一座神庙（东海岸就在普里，西淘岸是德瓦尔卡、南方是斯林吉利、北方喜马拉雅山脉是巴德里纳特），代表神在东西南北四方的居所。在商羯罗的推动下，一座座神庙拔地而起，管理神庙也就变成了婆罗门的工作之一。

印度教为应对佛教和耆那教的攻击，逐渐淡化杀生祭祀，简化祭祀仪式。除公祭外，还推行家祭，信众在家里设坛就可以对神明供奉、念诵和持咒，完成梵祭（读经）、祖先祭、天神祭、精灵祭和客人祭（布施）这五大祭，为百姓的修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争取民众的支持，商羯罗提倡通过拜神来淡化祭祀的作用，只对神庙里外的神像进行简单的崇拜，这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印度教神庙崇拜模式，由于拜神比祭祀更为便捷可行和亲民，神庙逐步替代祭坛，逐渐成了地方的核心区域和寻常百姓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极大地拓展了印度教的影响力。

为了方便信徒拜神，印度教同时将神明一元化，把亿万神明集中到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主神上，逐渐形成了毗湿奴派和湿婆派。但此举并不排他，鉴于不同地区神明信仰的差异性，对于其他神明，可纳入三大主神的化身或亲属。

在宗教理论上，形成了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六大流派，继续向前发展，为印度教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如相对佛教的缘起说，数论派认为因中有果，胜论派认为因中无果，吠檀多派认为因真果假，等等。印度教也吸收了佛教等不同宗教的思辨方式，吠檀多派的世间万物皆为幻、以不明真理为痛苦、以证悟真理为解脱等理论，就是对佛教观点的直接借用，商羯罗甚至被称为“假面佛徒”。

在种姓问题上，婆罗门为争取刹帝利阶级，注重了对外族统治者和本地豪强的服务意识，帮他们修个家谱什么的，就可以让他们如愿占据上等种姓位置，但这也提高了婆罗门和印度教的地位；对于普罗大众，不少印度教派如性力派、林伽派等至少在口头上都主张在神明面前众生平等、男女平等；对于低种姓的首陀罗，这种教派也放低身段最大限度地拉拢他们，允许他们在家读经和举行宗教仪式。

印度教就是这样在学尽了佛教的优点后获得新生，有趣的是，佛祖竟然被印度教认定为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这种超级的包容和实用真是世间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