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势”是生发势能的本源

公元前771年，西周幽王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被犬戎所杀，太子宜臼立为周平王，在晋、郑等国的支持下，迁都洛邑，烽火连天、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了。春秋时代，大国争霸中原，诸侯强大。“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这正反映了政权逐步下移的倾向，但是“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战国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兼并”，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性质不同：春秋时代，周王室虽然已经衰微，但尤尊有周王室的名号，仍“尊礼重信”和“尊周王”，到了战国时代，则彻底灰飞烟灭，出现了诸侯争相称“王”甚至称“帝”的现象。在春秋末战国初期，铁农具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推广，牛耕的使用也比较普遍，私田的出现促使诸侯间的兼并加剧。封建制度正取代着奴隶制度，社会处在急剧的变革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之后，周王室更加衰微，权力下移，诸侯并起而相互吞并，连年征战不断，出现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恐怖局面。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春秋战国作了这样一番比较：“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在这样的礼崩乐坏之时，各国势力彼消此长，变幻莫测，倏忽之间，局势两异。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公元前314年发生的燕国“子之之乱”后的齐国大破燕国，以及战国后期的长平之围，都是非常惨烈的。“战国”精辟地概括了战争频仍的时代特征，可以说此诚生死存亡之时。较大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较小的有中山、周、宋卫等“泗上十二诸侯”国，而周王室已经彻底沦为兼并战争中可有可无的大国附庸。战国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散”，而这个“散”不仅带来了连年的征战，更是战国独特文化、思想产生的根源所在，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说“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的约束力和号召力日薄西山，以至于终日在惶恐中度过，在各国势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东周·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就记载了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颜率借助齐师解除燃眉之急之事。虽自唐孔颖达以来的学者均疑其为伪章，但至少反映出当时周王室的窘迫处境，其状况已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央集权的松绑，代表了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新的大国和势力在兴起，新的能量和形势正在形成，“散”是这个时代的趋势所在，而正是时代产生了新生势力，时代的巨变是产生种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灌溉方法、施肥技术的改进，冶铁技术的日益成熟，由此带来荒地的大量开垦，新的经济形式由此萌芽，一系列的变化也因此产生，“公室”的权势被各诸侯国各种各样的奋力抗争冲破，由魏国最先开始的变革预示着这一幕将更加轰轰烈烈地上演。诸侯国纷纷强大，更映衬出周王室日渐衰弱。时代促使着种种巨变的发生，推动着整个形势的发展。

这种无法阻止的趋势形成了许多人演绎自我的舞台，制造了对于他们来说不可多得的机会，也就是在《秦三·秦客卿造谓穰侯》中秦客卿所说之“时”：

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

这种“时”较之于时代，含义相对狭窄，也具有更多的偶然性与多变性，其产生是基于时代的。所有的人与事都在时代的裹挟中随波逐流，它是战国时代摄人心魄的巨大威力的原发地，不仅是“时势”，人势、地势、事势产生的根源也都在于时代。

具体来说，时代的能量是通过战国形势“散”的状态生发出来的，也就是周王朝的分裂为一切带来了巨大改变。战国影响人们的各种因素虽多，但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最后凝结在人们内心且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符号，是国别。这种符号化的概念，强调的是分裂。“周”原先代表唯一的无上的权威，而当时代发生改变以后，当人们提及“周”的时候，其内涵和外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末大不掉的诸侯国，此时具有的权威已经完全与“周”等同，这样，实质上是由“周”分裂出了若干的符号，而原先唯一的权威也演变成为多权分立。由此，新的能量不单单是向唯一集权靠拢而产生的，各国间互相的斥力同样是能量产生和改变的来源。符号群强调了分裂的意蕴，产生了悬置力量。齐、楚、燕、韩等国别成了反映人们的认识和彼时心理的根本词汇，是思考战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它的意义在于用最切中要害的方式代表了颇为复杂的历史情况，并浓缩上升为具有象征性的内核概念。此时，国别差异是彼此视线内最先发出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各国权势和地理在心理上的投射，人们的心理定势因分而趋向合，各种势能由此产生。

在分裂之下，形成了趋向合的吸引力。最高的权势是形成中心势能的原因之一，在对主权话语的追逐中，能量得到了蕴积和转化。将合而未合，一方面是各国纷纷改革图新，努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排斥他国，欲吞并别国成为唯一政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别国刀枪相向，在危险之中暂时向强势国家靠拢形成同盟，拥护不同的中心权势，形成各国间的合力和斥力两种能量。“合纵”和“连横”就是较小的国家向楚、齐或秦靠拢的策略。通过合纵连横，战国局面暂时得到维持，也为各个国家向统一权势的迈进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由于产生了两种力量流向，处在中心权力的吸引中互相对立的各国权势，在互斥互用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由权势分裂产生的“势能”，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权势能”。

权势和土地的分裂，使得战国策士蓄势待发，精气神处于较为饱满的状态之中。他们对地理上的瓜剖豆分相当敏感，“散”令策士们在各方面无复依傍，因此被激发出巨大的心理潜能。各国纷争激烈，尚无胜负，策士们奔走往来，巧言策进——虽然这往往只是权宜之策。他们沿着地理的分裂线与时共舞，参与着各国努力胜出前的磨砺。时局的风云突变，带动人群观念的变化，与之相应的符号随之转换，在人群的心理上聚积了大量能量，而人群反过来又带动改形造势。时代造就的隐在势能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渠道来具体化并发挥巨大作用的。因此，“分权势能”令各国时聚时散，而附势和散势的二元张力，也使策士的地位和生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从《战国策》的记载来看，战国策士对权位的争夺、对“人势”的趋附是相当热衷的，甚至不惜勾心斗角，使用离间、进谗等卑劣的手段。张仪被刻画成了一个反复谲诈、善于造谣的小人，他在秦王面前进樗里疾的谗言，终使“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秦一·张仪残樗里疾》），又造陈轸的谣，不仅在秦王面前造，还要到魏王面前造（《魏一·张仪恶陈轸于魏王》）；而他也摆脱不了被别人算计的命运，最终被郑强赶出了秦国。还有《东周·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齐一·成侯邹忌为齐相》、《燕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无一不是表现策士之间的勾心斗角。可见，在分裂的状态下，权势的吸引力是超强的，策士对权势的趋附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但是，在战国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附势其实是在一种方向不确定的状态下进行的。“时势”激活了策士的能量，同时也形成他们的环形习惯，即不拘泥于一端，随时准备变换方向，所谓“朝秦暮楚”是也，陈轸的先仕秦后仕楚，苏秦的先说秦后说燕即是明证。更有甚者，身仕一主，却沟通别国，如楼缓是赵国人，政治上却亲秦，甚至不惜割地侍秦，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朝秦暮楚。

对方向的缺失导致了技巧性的加强，因而“分权势能”实际上也造成了两者势能的对向——以时势、地势为中心的势能对以人势为中心的势能的对抗、消解。虽然就《战国策》中每段对话分别来看，有不少是对人势的强调，如《秦三·应侯谓昭王》即以神丛和悍少年之事作比，强调“今国者，王之丛；势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无危乎”，苏秦在志得意满后，也曾感叹：“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行为上，苏秦也确实“以百诞成一诚”，显示了对燕王无限的忠心和对势位的遵从。另一位连横的代表人物张仪，也为秦王而付出臭名昭著的代价，为了离间齐楚联盟甚至使用了为人唾弃的方法。但是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现象是不成立的：第一，策士对君主势位依附的目的并非为了实现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君臣之道，不是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而是借助人势来实现自己的势位，苏秦的感叹即可看出此种用心。更有策士会拥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的极盛势位，他们一手遮天，权势超越诸侯，堪称僭越，已和臣子的身份大为不符了。对个人势位的热心，本身就包含了对权势的反叛，王权的分裂大大提高了这种拥有个人势位的可能性。第二，从整体来看，“分权势能”导致的策士们善于变换事主成为主流，朝秦暮楚的行为本身就是事实上的一种说明，是对人势的一种解散，也是对分散人势的持续，更何况还有王斗、颜斶这样直接对抗人势的策士存在：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陇也。”

这些唇枪舌剑式的对话很幽默，很有戏剧性，非常充分地表现了策士的傲骨不屈，即便是谁走到谁跟前这样的小事也丝毫不让，这实际体现了慕势与趋士思想倾向的激烈碰撞。由此，我们看到尊人势的思想是被主流裹挟其中的，因此即便有多次的重复，也不能从实质上改变策士群体不一其主的性质，这和韩非一再强调的君主之“势”显然背道而驰。在行为上，他们不倦地实践着“进取有为”的信念，也不断地对人势进行分散。

因此，尽管对人势的趋附在《战国策》中表现得无以复加，但是，笔者认为，这虽然也表现了“分权势能”造成的引力和斥力的双重作用：分裂产生动力和能量，即在彻底的分裂中寻求再次发生一致的可能，带动了策士以追求势位的方式参与这种过程，并激发了策士巨大的能量，但是其中分裂的斥力为策士提供的分散人势的背景和可能，是具有能代表策士行为方式本质的、具有象征性和根本性质的因素。因此我们说王权的分裂，具有形成合力的力量，又因为诸侯互相倾轧、各自为政，而具有暂时无法聚合、由斥力产生的张力，形成了力量的互相牵制，战国策士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形成了与以往家臣或者门客根本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对人势的不断追求、依附和放弃中，策士推动着形势的发展。

时代所形成的战国形势发展动因不仅仅有“分权势能”，还有另一种相当大的推动力——土地。土地是封建时期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关系到存亡继绝的关键。因此诸侯各国费尽心机，不惜在短短二百多年间发动数百场战争，所想要取得的都是土地。有的国家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地域逐渐强大，如秦就通过攻取三川、巴蜀成为强国。而有的国家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如赵就是贪图上党的无故之利，招致长平之难，国力尽失；楚怀王轻信了张仪奉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而解除齐楚同盟，外围失援；和秦国长期抗衡的齐国对宋国垂涎欲滴，因此遭受六国攻伐而迅速衰败。可见，土地也是悬置力量的产生方式之一。土地的变化是直接以疆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疆域改变蕴含和酝酿着能量，我们可以称之为“疆域势能”。这个势能是以一定的地理形势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地势”——《战国策》“四势”之一——与“疆域势能”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且来看各国的疆域。秦国占有今甘肃东南及陕西，东接韩、魏，南邻楚、蜀，正如苏秦所说“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一个“地势形便”正指出了秦国强大的地理优势，依恃便利的地形秦国才能够逐步扩张，姚宏所谓“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鲍彪所谓“地势与形，便于攻守”也。根据秦国的地理特点，范雎制定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远交齐楚，近食三晋，为秦国后期的胜利标明了正确方向。齐国“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北邻燕国，西边和赵魏交界，本来四方都有险固，倘若踞地而不冒进，是完全可以和秦国抗衡下去的。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约占有今河北东部与北部，内蒙古与辽宁南部。楚国北与韩魏接壤，西至陕西汉中及川东，占有湖南、湖北全省，江苏、安徽、江西大部分，号称“楚地半天下”，但就是楚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由于无法解除内忧外患，长期衰弱不振，始终不能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韩、赵、魏地处战国地势的中心。赵国“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魏国的主要地区为今山西中部和南部，是原晋国的重要部分。韩国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西与秦魏接壤，南与楚交界。韩、赵、魏处于各国的中间，是列国外交的争取对象，也往往是战争中必须途经的地带，因此总是容易腹背受敌。

这样的整体局势是战国各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战争策略的前提。当时百家革故，士人蜂起，纵横一家，论计谋诡谲转圆，师心独见，纵横之术，更折冲尊俎，后世鲜有及者，在外交领域，其作用不可小视，历史的演变，亦无法忽略他们的存在。战国纵横家，最擅长的莫过于纵横术，其名称的由来，也源于纵横术。何谓纵横术？纵横即合纵与连横，其本义即表示地理，南北为纵，东西为横。《诗经·齐风·南山》曰“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衡从，即为“横纵”，表示东西和南北耕作的方向。可见，战国策士通常采取的纵横策略和地理形势紧密相连，高诱注《战国策》说“连关中之为横，合关东之为从”，就表现了这种基本的地理走向。“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五蠹》），合纵为山东六国南北方向合成一条直线，结成同盟抗击秦国——特别是战国中后期的秦国；连横则是秦国分别联合山东各国，来攻击其他国家，以实现各个击破，最后吞并天下的目标。可见，纵横术的本义、内涵和应用都与地形紧密相连，脱不开具体的形态。而地势中间包含的，不仅仅是简单可见的表象，更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其对纵横术的形成与运用有启发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分裂的前提下，地势也是产生势能的方式之一。地理条件能够转化成某种促成重大策略形成、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须遵循的特定的规律。同时，“地势”也是产生“疆域势能”这种由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抽象概念的前提，“疆域势能”则是地势产生势能的另一种方式。

“疆域势能”在疆域的改变中蕴含着能量，这是因为各国对疆域的概念是争夺土地的直接出发点，而疆域变化中的悬念会产生势能。土地的盈缩代表着国家的强大与衰弱，战国各个国家从未停止过对土地的追逐，疆域的改变在诸侯预先的设想里实现着它的力量。知伯就是在这种力量的吸引下，于魏桓子索地得手后，索地于赵遭到反抗，因此灭亡而被天下耻笑的。对疆域的扩大，对土地的取得，成为策士游说的切入点之一，苏秦是为燕在齐离间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为了把各国的兵力引向齐国，“顿齐兵，弊其众”，他游说齐王曰：“……且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伐之，名则义，实则利，王何为弗为。”于是齐王就动了心，果真在名利的诱惑下伐宋，终使燕王“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引发了一系列削弱国力的事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策士是巧妙地掌握了诸侯王在“疆域势能”作用之下的心理的，因而游说也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所利用的就是地理形势在疆域势能的作用下，概念化为国别的概念和抛却礼仪伦理后单一化、直接化的内蕴。人们会直接由国别产生地理方位感、疆域大小观念，这种直觉式的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影响潜意识的效果，刺激了人们占有欲的发展，反映了战国时期直指的中心——土地，这是一种激发占有行为更直接的力量。

各国地势与疆域，从纵横的角度来说是必须考虑的要素，也是作战要求，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地势的影响对战争的胜负举足轻重。而策士想要游说成功，就必须对地势有着确实的掌握。兵家之祖姜太公即提出对敌人“地形未得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在《六韬·龙韬·王翼》中也提到“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陷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而《孙子》在《九变》、《行军》、《地形》等篇中对行军、驻军、作战中地形的作用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在兵家这是直接作战的需要，而战国纵横家要在谋略上胜人一筹，也和兵家有相通之处。战国时代的各国形势复杂而多变，从春秋战国之交晋、齐、楚、越四大国的对峙，到战国中后期战国七雄的确立，中国的版图从未有确切的领有和分属。因此，策士对地理形势了然于胸，对各国疆域变化随时掌握，游说才会有较强的说服力。《韩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中张仪即采取了从地形进行分析的方法：“故为大王计，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指出了韩楚接壤、便于攻取的事实。而齐大夫国子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也是基于地理形势：“三国之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也。故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对全盘战略中齐国所处的地位作出了中肯的分析。策士们对关隘、城池、道路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反映了战国外交、战争均以土地为中心的情况，分裂前提下的疆域的改变是引发策士一系列行为的动因所在。策士也善于抓住诸侯王的心理，以鞭辟入里的地势地形分析、极具耸动性的语言进行游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此游说才能有理有据，否则，任何言论都有流于空谈之嫌，纵使口吐莲花也是枉然。

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指出了纵横家多出自韩赵魏等中部地区的事实。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中引徐广言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颍川阳城在今河南登封韩国境内。而苏秦兄弟为东周人，范雎、张仪为魏人，公孙衍为魏之阴晋人，这些都证实三晋的确多出纵横家。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颍川）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虽然人们对三晋之人多加贬斥，不免偏颇，但的确指出了三晋“多权变之士”的地域人文特征。三晋地处天下各国的中心，为往来交通的枢纽，地形便利，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较多，因而晋人精神面貌相对活跃，产生众多思维灵便的纵横家也在情理之中。三晋是连横合纵所必须争取的地方，因此在历次纵横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三国攻秦、五国攻秦、六国伐齐皆是如此。纵横术在这些活动中被频繁地运用，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揣摩”、“反应”到“抵巇”、“转圆”等术的日渐周密和精细化，从《战国策》的记载中可窥见一斑。至战国后期，纵横家的谋略学可以说是非常成熟了，其中融合了兵家、阴阳家、道家多种思想，既有争斗术、固宠术，又有脱身、进言等多种谋略，后代三十六计、厚黑学等无能脱其窠臼。可见三晋不仅是纵横家的故乡，是推进战国形势变动的主要角色之一，更是促进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因素。地形由自身的特点，带动交通、交流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此地的人的性格和整体人文环境的变化，并最终推动了纵横术在战国极其复杂的局势中得到应用和发展。三晋多权变之士，是地理产生势能的间接方式，虽然在除战国以外的其他时代、其他地域，地理对人文景观的形成也具有影响，但这种因素在战国独特的分裂情形中更彰显出强大的力量。因此，可以看到，地形地势不论是直接对纵横策略的形成，还是间接对纵横形势的影响，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势能通过“地势”在不断地形成和转化。

周王室分裂的直接后果是多权分立和土地的争夺，争夺权势和土地形成的“分权势能”与“疆域势能”，是战国时代极大能量产生的直接原因，也成为促使战国时代能量转化的直接动因。这两者互相交织，形成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既是各种势能外化的结果，又是蕴含新势能的所在，可以称为“事势”。事势即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形成的、具有某种发展走势的事件的形态，往往表现为某一次或几次矛盾的集中爆发，甚至是需要救急的情况。如《赵三·秦攻赵于长平》中虞卿论割地事秦“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即言割地与不割地的紧急情态。“事势”的形态，处在不断的变异、分裂、合成之中，具有很强的动态特征。这种“事势”，在策士看来，它虽然多变、难以掌握，但是如果能善于顺应，找到扭转局面的方法，则可以变不利为有利，为我所用。《齐三·孟尝君在薛》中策文的作者在赞赏善说者时论道，“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就指出如果能够顺应事势的发展，那么即使不去请求别人、不用强力，也自然而然会打动别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时势”的含义，它和“事势”有着天然的联系，都容易变化，但在趋势中含有力量。所谓“时”，宽泛意义上是指一种时代特有的氛围、环境，意同荀子“天行有常”之“天”，韩子之“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之“世”，是指一种有所变化但人力不可左右的大趋势、规律；而在相当多的具体情况下可理解为重要关头或机遇、机会，是特定的各种条件综合形成的关键形势，它容易由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因而抓住或利用“时”都是困难且可贵的。战国时代各种矛盾的交汇使许多“时”的产生成为可能，但往往消失得也快，策士们在思想上对“时”是相当重视的。

战国诚生死存亡之时，如何在诸强的裹挟中求得一席之地并自强以成王霸之业，是各诸侯最为关心的问题。谁能处事不迷，并看得较为长远，谁获胜的概率就更大一些，因此对时局的分析，对时机的把握，就显得相当重要。身为“高才秀士”，能“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纵横家们当然对此了然于心，因为对时局的充分把握正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所在，也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说：“夫权籍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籍，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将“时”的重要性强调得无以复加，可见他认为在做事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的重要条件就是事态、时机。这种思想并不单纯存在于地位较低的游士、说客中，更有贵如信陵君、春申君者皆信奉这一原则。春申君黄歇在说秦王善楚时，说：“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从说客到权贵，地位不同，人物各异，却都众口一词，可见战国时代由于存亡之危，时机观念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思想而深入人心，成为众人考虑问题的基本角度之一了。

大部分策士所指之“时”，针对的是具体的急迫形势，并据此提出机动灵活的说辞。他们往往指时明势、条分缕析，用鞭辟入里的说辞把局势剖析在君王的面前，这不仅是出于思想上的重视，有时也是策略上的重视。由于游说的目的是打动君王以求己说为用，这些策士不惜危言耸听，甚至故作惊人之语。“时”的多次提出可以说是技巧、策略上的一种应用，往往成为说动人主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楚四·虞卿谓春申君》中，虞卿说：“……今燕之罪大而赵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赵，践乱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时也。”在晓以利害，透彻分析后，再引出自己的观点，最后强调这是“百代之一时”，要好好把握——这当然是顺应时局的审时度势，也颇具加强语气以自重的成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是在多变的“事势”中，策士试图去掌握时机，利用这种趋势来取得更多利益的努力。

“事势”所形成的特殊局面难以掌握，因而为策士所看重。它是过去和将来时势变化中产生的能量，是在人势多面对立中蕴含着的能量，也是疆域变更产生的能量，是时势、人势、地势综合形成的局面，最终表现为国别之间产生的张力和合力。其间的力量流向左右着策士的言行，激发出他们潜在的能量，将时代隐在的势能转化成新的势能和事态。这是一个动态和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势能的作用，策士言则气势充沛，行则虎虎生气，具有相当有感染力的能量。可以说，“事势”是策士言行的决定者，而策士的言行反过来又影响和推动“分权势能”和“疆域势能”，进而影响“事势”的变化。

可以这样理解，正是权势和土地的分裂，间接影响了策士独特的发散性思维与张扬的言行特征的形成。促使其一系列思维、言行特征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策士所承担的使命，离开了这个必要条件，各种势能就无法在策士身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