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势能论析

第一章 《战国策》特有充沛文气之根本：势能

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奉命“校中五经秘书”，由于“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遂以国分别，以时相次，“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将手头的原始资料《短长》、《修书》、《事语》等编定整理成册。他认为“战国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因而此书“宜为《战国策》”。此书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的战国历史。今本所见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记事上起知伯灭范中行氏，下至秦统一六国后高渐离筑击秦始皇二百四十年间的历史，正是在刘向的本子上演变而来的。

《战国策》作为记载纵横家策论的集成，语言或辩丽横肆，或气势磅礴，或敏锐巧妙，或词锋凌厉，内在气势非常充沛，表现出策士的才华与沉勇，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气质冲溢而出的结果。策士们言则利弊杂陈，会通适变汩汩不绝，辞采焕然成章；行则披坚执锐、折冲尊俎，思想禀性中自有一种同化、感染他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势头，不能单纯归结为策士志得意满后的高蹈表现，其中也融合了某种重压之下的生命光彩（容后详论）。但究其根本，还是与“士”的大规模兴起有必然联系，正因为如此，策士才能够形成一种“势力”，才能具有改造局势的力量，才能在言行中饱含感染力。

战国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时代，硝烟四起而烽火难平，吞并和反吞并的战争不时上演，《淮南子·览冥训》记载“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为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诸侯之间恃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兵罢弊。因此对于“高才秀士”，即能“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士阶层，统治者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宽容，重用“士人”成为普遍的风气，魏文侯重用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燕昭王尊郭隗而致苏秦、邹衍、乐毅、屈景从四面八方归燕，更为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和门客众多的吕不韦，齐国的稷下学宫也是当时声名远扬的一大景观。统治者重用士人的原因，当然是希望得到政治利益，这样的渴求同时成为士人地位提升、形成“势力”的基石。应该说，是时代给予了策士具有势能的基础。

而士阶层的出现也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提供了可能。士阶层是“从武士阶级堕落下来”的，商周时代可指贵族中的最低等级，有时也指政府部门中的中下级官吏，是“一个处于分化之中的阶层，士可食田，多为武士，为卿大夫家臣，或为自由职业者”。当王室衰微时，武士的地位便明显地下降，原有的官学培养的方式被迫中断后，他们便失去了周王室的政治、经济依靠，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其中有文化知识、技艺修养的一部分人便依靠自己的特长重新寻找可以投靠的地方。这部分由武士蜕变而来的士人在失去固定依靠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自春秋就有教育下移，私学大兴的情况，而武士阶层的衰落也将文化和思想启蒙带入下层，使得文化的传播更为广泛。另外一部分士人则来源于庶民甚至是皂、隶之人，这些勤学上进的庶民和皂、隶之人通过学习上升为士人，如淳于髡。这部分士人较之前者，精神上更少宗法束缚，更容易形成活跃、有生命力的新思想，将其本身具有的鲜活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带入上层，他们推动着原有的观念瓦解，加速了多元化社会思维的形成。他们和贵族中的衰落者一起组成了新兴的士阶层，由于不可能像农夫那样去出卖力气，也没有特权强占农田，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立足社会。另外，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亦提供了物质上的这种可能，原来土地只能供养少数人的情况不复存在，允许社会中除了统治者外更多的人脱离生产去从事体力劳动之外的工作。而商业的蓬勃发展，让社会中脱离家族、四处游走的风气较以前浓厚了很多，这使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有所改变，这无疑也在影响、鼓励着士人们去国、远游、干禄。

时代的激荡变革促进了士阶层的壮大，在这样的背景中，士人形成了一股较以前强大得多的“势力”，这对社会和时代的改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士阶层在心理上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认同的，荀子就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人才“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荀子·致士》），对待士应该“知如士，不与士争知”，“无越逾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荀子·尧问》），墨子也认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墨子·亲士》），“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闲。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管子更是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这些都体现了士阶层在产生以后对自我的认可和欣赏。而战国策士，则以实际的行为显示了他们在推动战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可低估的作用。范雎说秦王制定远交近攻和除“四贵”的策略，为秦国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秦为了燕国对齐国使用反间计，说动齐王攻打宋国，致使齐国遭受六国攻击并被燕兵攻破，后来虽复国却一蹶不振，在客观上结束了战国中期秦与齐长期相争的局面；黄歇说秦王退兵并使秦楚结好，鲁仲连为说燕将而解齐国之围等，这些都是战国发生的非常重大的事件，策士们在中间翻云覆雨，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对历史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甚至能够“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可见这些策士的确非同小可。

策士作为一个群体是非常活跃的，由于地位的提升而具有较大的能量。但是，他们并不是力量的源头，而是某种能量彰显和散发出去的转换渠道。这种隐在的势能将策士变为一个枢纽，在转化之间创造、改写着历史。而策士作为一个崛起的群体，也使得这种可能成为现实。笔者认为，这种隐在力量就是时代所赋予的势能，这不仅是一个力量源，同时也是一个使其势能外化的条件提供者。因此，策士自身所具有的能量，包含了双重意义：时代的能量和被时代激发的生命能量。策士人群的生命能量是时势等势能转化的外在表现，同时，他们再对这种能量不断进行转化，塑造新的时势、人势、地势、事势，形成新势能，这个意义上，他们既是创造者，又是势能转化者，并且是《战国策》所表现的中心，这一点将在后文铺开论述。

《战国策》记载了这种转化的轨迹，并在这种过程中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思维、语言上充沛的“势能”。从总体上来说，《战国策》思想的样态相当丰富，不仅有重计崇利的纵横家思想，也有认为“举士，则民务名不从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的法家思想，还有主张护民力、与天时的儒家思想，驳杂多样，呈现出总体倾向鲜明，但是又融合了多种观点的较为复杂的特点，这在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激荡撞击的战国难以避免，其他许多诸子著作也有这种特点。《战国策》相较于其他诸子著作，具有更大直接冲击力的“势能”，不仅源于其独树一帜、包容力强的内在思想，也在于其思维方式、语用习惯方面所体现出的鲜明的特点，使其特立独行而绝不类他，这即是运用发散性思维表现出充沛的“势”的感染力。策士的发散性思维表现在空间上的指点江山、任意开合不受地理限制；时间上的激进的联系、变化、延伸，即对事件发展进行快速的联想与分析，甚至可以延至相当远的将来。语言亦具有鲜明的发散特点，铺张则不吝笔墨、气贯长虹，排比则其势难扼、状如破竹，夸张则排山倒海、山雨欲来，可谓雄阔精妙、气吞江海，显示出睥睨古今的气势。章学诚评论其语言说“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行人辞命之极”，更有甚者给予其“文辞之最”的最高评价，可见其言辞由于充沛的感染力而受到了众多欣赏。策士的语言铺张犀利，论辩起来或从容有度，或疾风骤雨，或迂回婉转，犹如雨后山洪，高瀑小流皆天然自成，是内在气度、气势的自然生发。

社会的变革是士阶层崛起和心理发生变化的本质原因，一个王朝衰败下去，却带来了思想文化、语言艺术繁盛的春天，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纵横策士是其中相当活跃的一支力量，他们饱受非议，却有着无可否认的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影响。《战国策》通过对策士独特的思维和语言的记载，表现出他们充沛的文气。在这种文气中，“势能”为其根本。下面就对“势”、“势能”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