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末清初社会的宗教化、经世之学兴起及其与天主教的对接

与这种道德、思想和社会危机相应的就是明末清初社会有非常浓烈的功过格、现世报的氛围。这种功过格的做法糅合了佛、道、儒的道德劝善、善功、报应观念，是明末清初社会尤其是民间的一种自我救治的特别方法。其中以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最为有名。

这使得整个明末清初社会呈现出社会的宗教化倾向。佛教在明末清初的复兴不是偶然的，三教合一也大行其道，儒学也有宗教化的趋势，人们对于宗教的兴趣的提升，也是对儒学所提供的道德保证可靠性的怀疑的表现。这样，在明末清初，鉴于王学末流玄虚化的弊端，“从悟到修，悟虚而修实；从思到学，思虚而学实；从体到用，体虚而用实；从理到气，理虚而气实”，重新找到道德的原点，重新规范社会秩序就成为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时代任务，这种任务的解决一方面在道德领域的探索和践履层面展开，另一方面靠在实学层面的胼手胝足、亲力亲为。实学的兴起，道德的危机与重构，社会的宗教化氛围和儒学本身的宗教化趋势，经世致用思潮，复古主义思潮所强调的尊经复古，这些明末清初思想和社会所体现出来的种种趋势、特征和问题，恰恰构成了和天主教来华非常契合的思想和社会背景。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并非只是用 “奇淫技巧” 来迷惑中国人。中国人信教，在很大程度上，实在是中国社会内部对于信仰的需求。天主教能够在明末清初有一番作为，除了明末清初社会由于王学革新精神的传布而导致的整个社会开放性的氛围外，还因为知识界较少正统意识，能够宽容对待一切新异的思想因子。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有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是古学的复兴初现端倪，直接导致了清初汉学的兴起；二是为天学的输入以及耶儒互动创造了条件。《明史·意大里亚传》中说：

（西方传教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辞，故其教骤兴。……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

如此盛况似乎和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 “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 因而 “国朝节取其技艺，而禁传其学术” 的论调不尽合拍。可见和清代相比，明末清初官方对待天学实际上是比较开放的。当那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乾隆年间落下帷幕时，官方的论调又回到中国古老的文化—思维逻辑上去了，这从清人编辑的《四库全书》中对天主教文献的评论以及所收录的传教士带来的天学书籍既少又有偏见就可以看出。不过奉教儒士大多尊奉徐光启 “补儒易佛” “欲求超越、必先会通” 的理性路线，那些友教儒士像李贽、叶向高等人也大致是这个态度，至于明末清初以沈、黄贞、钟始声为代表的反教儒士则完全是站在理学正统的立场上。除了儒家天主教徒 “会通” 天学，明末清初还有一些儒家知识分子，怀着矛盾的态度，接触到天学，对天学有所取舍，比如方以智 “借远西为郯子”，又贬黜西学拙于 “通几”。当时知识界如李光地、梅文鼎、戴震、黄宗羲等人，大兴 “中西会通” 之说，成一时尚，对于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转型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十六七世纪，天主教来华所带来的并不仅限于宗教，还有一种包含伦理学、神学、科学思想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明末清初社会和思想或许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却使得明末清初社会的士人对于自己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作出了自觉的理性反思。他们中的一部分推崇西学和皈依天主教，试图摆脱、挽救儒学的困境和社会的衰颓，在信念的冲突和互补中，在文化的反动和互动中，在伦理的对谈和重构中，实现耶儒互释和融合，他们的文本、历史和思想，构成了思想史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