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图亚特王朝末期英国的王位继承问题

1688年光荣革命及其后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解决了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权力纷争问题，体现议会主权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确立起来。然而，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相伴随的，是英国正统的王位继承法则的变更。光荣革命的实质，是新生的两党，即辉格党和托利党反对詹姆士二世的专权，防止天主教的复活。为此，两党不惜铤而走险，改变英国正统的王位继承法则，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女婿，即玛丽和威廉入主，而逼迫詹姆士二世流亡法国。尽管1689年之后，顺利登上王位的威廉和玛丽逐渐确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但流亡在海峡对岸的詹姆士二世及詹姆士三世，依然宣称拥有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并在国内外詹姆士党人的支持下，不断策划复辟活动，妄图卷土重来，重新登位。由此，王位继承问题成为斯图亚特王朝末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对于此间英国政治秩序的稳定及政党政治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对于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王位继承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17、18世纪之交英国政治发展的走向。

一

光荣革命的发生，有赖于辉格党与托利党的联合推动。没有两党贵族的支持，荷兰执政威廉的军队不可能在英国本土顺利登陆，也不可能顺利夺取王位。由于遭到两党的抛弃，詹姆士二世已经是众叛亲离，不得不选择流亡法国之路。两党的这一做法，改变了英国传统的王位继承法则。为了弥补空缺，两党贵族不得不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三世入主英国来继承王位。然而，议会这一冠冕堂皇的说法并不能得到所有人认同，在英国国内，无论从心底里还是从行动上，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依然大有人在，这些人被称作“詹姆士党人”（Jacobites），他们成为日后詹姆士复辟活动的核心力量。

事实上，在光荣革命前夕，尽管辉格党与托利党在驱逐詹姆士二世、拥立新教君主问题上保持一致，但在王位继承者的选定及其名分等问题上，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分歧。1688年12月22日詹姆士流亡到法国后，对于议会中的两党贵族来说，接受威廉和玛丽为新君以维护公共秩序，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对于接受威廉担任国王，辉格党人并未感觉到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在辉格党人看来，国王与人民签订的“契约”，国王推行暴政时，人民起来推翻王权并拥立新君，并无不妥之处。但按照王位继承的惯例，在詹姆士二世仍然健在的情况下，由其女儿和女婿继承王位似乎不合情理。对于仍持有正统王位继承观念的托利党来说，不少人对于拥立新君持一种犹豫、观望态度，这在教会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当时，桑克罗夫特（Sancroft）大主教、5名主教以及约400名教士拒绝向威廉和玛丽宣誓效忠，并放弃所担任的各种公职。托利党面临的两难困境在1689年的议会决议中有所表现：“国王詹姆士二世，破坏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力图颠覆王国宪政；又因其听信耶稣会士和其他邪恶之人的谗言，违背基本法而抛弃政府、离开王国，英国王位由此出现空缺。”不难发现，这份决议指责詹姆士二世违反契约并主动放弃王位，而掩盖了国王是被他们赶跑的事实；决议还“努力避免任何具有篡权夺位含义的词语，尽量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他们的愿望：目前尽快让新君补上‘空缺’”。

然而，在1690年的议会下院，仍有151名议员公开反对威廉和玛丽成为新君。在这种情况下，托利党内的大贵族罗切斯特（Rochester）、丹比（Danby）等提出一项议案，表示在詹姆士二世放弃王位以及1688年6月出生的儿子并非真正的王子的前提下，其长女玛丽将成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玛丽将成为英国女王，而威廉将获得“摄政王”或“亲王”的荣誉称号。

然而，托利党人一厢情愿的议案能否实现，还要看威廉的回应。1689年2月3日，威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屈居“摄政王”或“亲王”，并威胁说要带兵回到荷兰，一贯顺从夫君的玛丽也支持威廉。这样，对英国政治家，尤其是托利党政治家来说，他们就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者接受威廉和玛丽共同称王而让威廉主导王位，或者让王位一直空缺，由此而面临詹姆士二世的复辟或国内民众起义。最终，托利党人选择了前者。2月6日，上院通过了下院的提案，拥立威廉和玛丽共同担任英国国王，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由于玛丽极少过问政事，威廉实际上成为独享王权的国君。面对既成事实，一些托利党人为其变节寻找到的心理安慰和依据是：他们只承认威廉是“事实上的”国王，而继续将詹姆士尊奉为“法理上的”国君。托利党人内心对威廉的排斥，不仅使得王位继承问题实际上变得悬而未决，而且也对其未来政治命运产生了消极影响。

由于威廉和玛丽当时还没有子嗣，1689年的《权利法案》对于威廉之后的王位继承问题作出这样的安排：如果威廉和玛丽去世后仍未留下子女，那么王位继承者将是玛丽的妹妹安妮公主及其子嗣。为防止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在英国的复辟，法案明确宣称：自此以后，凡是信仰罗马天主教或者与天主教徒通婚者，均不得染指英国王位或政府官职。这实际上是以立法的形式确保王位继承者在新教徒中产生，从而在理论上消除了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复辟的可能性。

虽说如此，在两党贵族，尤其是托利党贵族中，不愿承认威廉为“合法与合理的君主”的大有人在，因此在当时贵族对国王宣誓效忠的誓词中也删去了“合法与合理的君主”这样的字眼，而只承认威廉与玛丽有权依据法律对王国进行治理。1690、1692和1693年，对新君宣誓效忠的新誓词在议会表决时一再受阻。与此同时，支持詹姆士二世复辟的国内外势力，即詹姆士党人也逐渐活跃起来，并“成为斯图亚特王朝晚期英国政治生活中一种持续的不安定因素”,托利党内的一些保守贵族多多少少卷入其中。

1690年底，曾经在詹姆士二世当政时期担任国务大臣的大贵族普雷斯顿（Preston），在赶赴法国途中被捕，人们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密信，信中要求詹姆士二世改信新教并在法国帮助下谋求复辟。这反映出在英国统治阶层中，仍存在一股图谋复辟的政治势力。

1694年玛丽女王去世，获嗣无望的威廉更成为国内外詹姆士党人攻击的目标。1696年2月，詹姆士二世将活动据点移至海峡对岸的加莱港（Carlies），并加强与英国国内谋求复辟的上层政治家的联系，力图发动叛乱，重返英国恢复王位。与此同时，国内詹姆士党人也在蠢蠢欲动。某天，当威廉从里奇蒙德公园（Richmond Park）狩猎回来，匆匆在赶往肯辛顿宫的路上，遭到一伙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党人的袭击，所幸只是受了点伤。24日，威廉在议会揭露了这起针对国王的谋刺事件以及背后隐藏的詹姆士二世准备入主英国的计划。议会立刻作出了强烈反应，贵族尤其是辉格党贵族猛烈抨击“天主教徒的阴谋”，议会提出议案，准备确认威廉为“合理的合法的国王”，并终止实施“人身保护法”，严厉镇压天主教徒及詹姆士党人的阴谋活动。虽然在严厉镇压阴谋活动问题上两党基本一致，但一些托利党人仍拒绝承认威廉为“合理的合法的国王”。

王位继承问题不仅是英国的内政问题，而且成为英法外交中的焦点问题。1688年光荣革命后，詹姆士二世流亡法国，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厚待。1689—1697年间，英国卷入欧洲大陆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英国与荷兰等新教国家结盟，与法国展开了欧洲霸权的争夺。出于反英的需要，法国拒不承认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的合法性，而坚持詹姆士二世及其子嗣拥有英国合法的王位继承权。基于此，在国内詹姆士党人的复辟阴谋中，法国一直是幕后指使者，有时甚至直接参与复辟阴谋。1697年，延续8年之久的战争宣告结束，双方签订了《李斯维克条约》（Treaty of Ryswick）。对于威廉三世来说，其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法国被迫承认其为英国的合法国王”,并放弃对詹姆士二世及其子嗣觊觎英国王位活动的支持，英法之间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对立暂时告一段落。

威廉三世统治末期，王位继承问题已成为政治焦点所在。1700年7月，安妮公主惟一幸存的11岁的儿子、格洛斯特（Gloucester）公爵不幸夭折，这使得安妮之后的王位继承问题变得悬而未决。在国内外的詹姆士党人欢欣鼓舞并蠢蠢欲动之时，1701年召开的议会立刻着手解决王位继承问题，并最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法》（Act of Settlement）。该法案规定，安妮去世之后，英国王位将传给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信奉新教的汉诺威王室的索菲亚公主及其后裔；法案同时规定，英国王位不能传给罗马天主教徒，以后的英国国王都必须是英国国教信仰者。不难发现，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是通过议会立法的方式对王位继承问题的彻底解决，它确保了王位在新教徒中的传递，由此从法律上根除了詹姆士复辟的可能性，如果他仍然保留其天主教信仰的话。这对于詹姆士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但另一方面，欧洲局势的变化使得英法两国再次陷入敌对状态。1702—1711年，欧洲大陆爆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法陷入激烈争夺。1701年9月，詹姆士二世去世，法王路易十四居然公开宣称，詹姆士二世之子詹姆士・ 爱德华（James Edward）、即“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James III）是英国的合法国王。此举是对《李斯维克条约》的重大违背，引起英国朝野的极大愤慨。英国很快投入到欧洲大陆的反法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中。而这场战争，在很多人看来是捍卫英国的新教王位继承权战争。不仅如此，法国的举措促使英国朝野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要作出明确表态，即到底是支持威廉三世，还是支持詹姆士三世。在英国国内，民众对威廉的同情和支持顿时高涨起来。而议会两党中，托利党的态度是一贯且明确的，即捍卫威廉三世的王位继承权。对于托利党人而言，很多人处于矛盾之中。一些托利党人从心底里排斥威廉三世，同情和支持詹姆士三世。而王位继承问题又与反法战争联系在一起，如果此时表态支持詹姆士三世，那么实际上就站在了法国的立场上，这明显是一种叛国行为。为此，托利党人一直在犹豫和观望。

善于抓住形势的辉格党人，于1702年2月在议会提出并通过《弃绝法》（Abjuration Act），要求所有官员、议会两院议员、教士、异教牧师、教师、律师等，宣誓反对詹姆士三世继承英国王位。人们普遍认为，支持詹姆士三世的复辟，实际上也就是支持法国干涉英国内政，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于是，路易十四的这一举措反过来有利于威廉地位的巩固。此时，英国的绝大多数教士、文官、大学职员及议员公开反对詹姆士三世的王位继承权，并认可威廉为英国“合理、合法的国王”。虽然心有不甘，但多数托利党人为了保住公职，也不得不公开表明立场，支持国王威廉，这也使得威廉的地位空前稳固。

二

1702年威廉去世后，安妮继承王位成为英国女王。此时，由1701年《王位继承法》及1702年对法宣战所触发的苏格兰问题逐渐提上政治议程。

自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后，英格兰和苏格兰接受同一君主的统治，但两国仍相互独立，都有各自的议会、政府和法律。在1667、1670、1689年间，议会曾三次提出与苏格兰的合并法案，但在两国支持者寥寥。光荣革命后，苏格兰人表示拥立威廉和玛丽为国王，但要求获得更大的议会自主权，即苏格兰议会有权制定法律，管理内部事务。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威廉被迫作出让步，但其带来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两国议会可以自行其是，因为除了国王的否决权以外，没有什么能把二者联合在一起。尽管如此，在威廉统治时期，苏格兰人从来就没有屈从于英格兰的统治。威廉发动的欧洲大陆战争，使得苏格兰对欧洲大陆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的推行又使得苏格兰无法同英格兰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苏格兰人的反英情绪由此增强，要求实现完全独立的政治呼声日益高涨。乘此机会，詹姆士党人也以苏格兰为基地，不断谋划复辟活动，这对于英国的新教王位构成了直接威胁。

如果说17世纪90年代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的话，那么，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法》以及1702年的对法宣战，英格兰并未同苏格兰事先协商，这引起苏格兰议会的不满。在苏格兰人看来，“英格兰议会通过的法案只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则有权自己作出不同安排”。果然，1703年，新召开的苏格兰议会通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法案》（The Act of Peace and War），声称苏格兰对外宣战和缔结和约均须经过本国议会批准，这实际上是对英格兰将其外交政策强加于自己头上表示不满，并为苏格兰推行有别于英格兰的外交政策提供法律保障。1704年，苏格兰议会又通过《安全法》（The Act of Security），公开声称：在安妮女王去世后，本王国将拒绝汉诺威王室入主苏格兰王位，“除非组建一个能确保本王室和本王国荣耀、主权的政府，以及一个能享有自由、权力及定期召开的议会，以确保本国宗教、自由及贸易免受英格兰及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两项法案，无疑相当于苏格兰发出的一份“独立宣言”，因此，“安妮女王拒绝签署，但这只会强化苏格兰人的愤怒之情，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表示不服从女王，并强行将这两项法案写入法典”。

为了向苏格兰的独立派施加压力，1705年3月，英格兰议会通过《异己法》（The Alien Act）。法案向苏格兰发出这样的威胁，即如苏格兰议会不愿意接受英格兰对于王位的安排，并拒绝实现与英格兰之间的联合，那么，英格兰将从即日起停止进口所有苏格兰的商品，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也将被视为外国人，苏格兰人在英格兰的财产也不再有保障。

此时，对于英格兰的政治家而言，如果及时采取有效举措，在安妮女王去世后，他们将面临一个始终谋求独立、具有詹姆士党人情结、亲法的苏格兰，这不仅对英国的王位、而且对国家安全构成切实威胁。于是，此间当政的辉格党在议会提交并通过了《合并法案》（Act of Union），建立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联盟，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分裂问题。鉴于苏格兰反对联合的势力强大，《合并法案》还威胁说，如苏格兰议会不愿意接受英格兰对于王位的安排，并拒绝实现与英格兰之间的联合，那么，英格兰将停止进口所有苏格兰的商品。果真如此的话，苏格兰的经济将受到致命打击。

该法案的通过，对于苏格兰人，特别是对独立派来说敲响了警钟。多数苏格兰人认识到：在英国与法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亲法情绪及与法国结盟显然不妥；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三世果真复辟的话，那么苏格兰的长老派教会也会被摧毁。更重要的是，鉴于苏格兰经济的落后，如果能同英格兰合并，那么，苏格兰同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就可以正常开展，苏格兰的贫穷落后有望改观。因此，对苏格兰而言，合并而不是分裂，将是一个现实而有利的选择。于是，苏格兰的“合并派”势力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四处游说，促使不少民众及议员加入到其阵营中来，合并派终于压住独立派而居于上风。1706年11月，苏格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接受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方案。

随后的1707年，英格兰议会通过的《合并法案》宣布，自即日起，英格兰与苏格兰合为一个王国，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格兰议会即日起解散，但在英国议会下院和上院，将为苏格兰分别保留45和16个席位；联合王国将接受此前英格兰议会通过的《王位继承法》，拥立汉诺威王室信奉新教的索菲亚公主及其后裔继承王位；苏格兰仍保留长老会教为国教，可以保留自己的地方政府、法律和银行系统；苏格兰可以同英国及其殖民地开展贸易；鉴于苏格兰合并后将分担英格兰的国债，故其将一次性获得约39.8万英镑的补偿。

《合并法案》的通过，有利于苏格兰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对于英格兰来说，最大的好处在于，来自身边的潜在威胁也消除了。就王位继承问题而言，此后，苏格兰和英格兰一起，共同接受汉诺威王室的新教君主入主英国王位，这对于流亡法国的僭位者詹姆士三世及其党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自此以后，以苏格兰为基地来从事复辟阴谋和活动，就变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违法行为。

然而，国内外图谋复辟的詹姆士党人并不甘心，他们决定联合苏格兰境内依然敌视合并的势力，采取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1708年，在法国的支持下，詹姆士三世纠集一支4000人的远征军，从法国敦刻尔克（Dunkirk）出发，试图在苏格兰境内登陆。不巧的是，在渡海远征过程中，由于受到风暴的影响，登陆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不过，“相对于政治上的挫败而言，战船和军队的损失并算不了什么”。詹姆士党人的这次远征行动，虽然在伦敦仍然造成为期几天的政治和经济恐慌。但它却使整个国家都聚集在安妮女王周围，来共同迎击这次入侵活动。安妮女王特别发表声明，公开谴责她的同父异母兄弟、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三世，明确否认其对英国的王位继承权。

三

安妮女王上台后，英国已卷入欧洲大陆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国与法国在欧洲大陆及海外殖民地陷入交战状态。此时，流亡的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加入法国军队与英国作战，而汉诺威王室索菲亚公主的儿子乔治・ 路易斯（George Lewis）加入德国军队，投入与法国的战争之中。在对法战争方面，政府中辉格党人与汉诺威王室的态度是一致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与之相反，托利党人的反战政策似乎与汉诺威王室的态度有点格格不入。在对待反法战争问题上，辉格党积极主张，而托利党内反战情绪强烈，这使得在安妮女王执政前期，辉格党人几乎控制了政府。到1710年，安妮女王决定结束战争，因此解除政府中继续主战的马尔博罗伯爵等辉格党人的职务，建立起托利党人控制的政府。1713年英国同法国签订了《乌特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宣告终结。

战后，王位继承问题上升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问题。从法律上看，王位继承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安妮女王之后索菲亚公主将赴英国继承王位。但问题在于，此时的索菲亚公主年事已高，且来日无多，由此可以确定的是，其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将传给她的儿子乔治・ 路易斯。托利党人对于这样的前景忧心忡忡，这是因为，作为德国汉诺威王室的王子，乔治王子曾参与对法作战，并同英国政府中的辉格党人一样，主张与法国对抗到底。1710年后，正是在托利党人的谋划下，厌战的安妮女王罢免了内阁中的辉格党人，建立起托利党的一党政府，并同法国实现了休战。英国退出反法战争，使得欧洲战场局势发生逆转。乔治王子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英国人的和平”背弃了他为之战斗的事业。乔治王子与英军统帅马尔博罗（Malborough）及其他辉格党人之间的密切联系，难免使得当政的托利党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一旦乔治王子入主英国继承王位，他必将建立一个辉格党人控制的政府，由此托利党人的政治命运将发生逆转。为维护托利党的政治地位，避免在政治上的失势，托利党内持正统王位继承原则的保守派开始活跃起来，加强与“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的联系，寻求其复辟的可能性。

1710—1714年间，是安妮女王执政的最后四年，托利党人控制了政府和议会，但托利党人却并没有抓住机会重振旗鼓，反而陷入分裂和自我毁灭，其重要原因在于托利党人与詹姆士党人之间难以扯清的瓜葛。尽管一些历史著作中曾描绘托利党人深深卷入詹姆士党人的复辟阴谋，但事实上托利党人只不过是为确保其政治地位而与詹姆士党人做一笔交易而已。在欧洲大陆的反法战争中，辉格党人和汉诺威王室的乔治，都希望将法国彻底打垮。当英国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之时，托利党人却说服女王结束战争，解散了辉格党人的政府，这自然引起汉诺威王室乔治的不满。1710年主持政府的托利党人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安妮女王去世后，一旦汉诺威王室的乔治入主英国，辉格党人的政府会卷土重来，他们这些反战者可能会以叛国罪论处，托利党的政治生涯可能也走向终结。

在1713底，体弱多病的安妮女王又生病了，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王位继承问题迫在眉睫。就安妮女王之后的王位继承问题而言，辉格党的态度是明确且一致的，即拥护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坚持在安妮女王去世后，由汉诺威王室的索菲亚公主及其子嗣继承英国王位。与辉格党相比，托利党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却陷入分裂：一部分托利党人拥护《王位继承法》，坚决反对詹姆士三世的复辟，主张由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被称为“汉诺威派”；另一部分托利党人持一种观望和犹豫态度，从感情上同情与支持詹姆士三世，有的甚至谋求詹姆士三世的复辟，被称为“詹姆士派”。这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了托利党及政府内部的严重分裂。

在托利党内部，以牛津（Oxford）伯爵罗伯特・ 哈里（Robert Harley）和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子爵圣约翰・ 亨利（St.John Henry）为首的两派，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虽然二人从没有公开表明自己对王位继承问题的态度，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二者间的对立较为明显。罗伯特・ 哈里从未将自己归为“汉诺威派”，实际上他属于党内的温和派。哈里虽然也口头上谈起同詹姆士三世的秘密谈判等问题，但他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博林布鲁克被视为“詹姆士派”的代表，他从未尝试去建立与汉诺威王室的友好关系，而似乎更愿意接受詹姆士三世的复辟。博林布鲁克不仅与英国境内詹姆士党人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于1712年8月在巴黎门拜会了“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虽然会谈内容无人知晓，但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表明了博林布鲁克对王位继承问题的立场。

不过，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英国不可能接受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博林布鲁克子爵无疑认识到了这一点。由此以来，詹姆士三世要想成功复辟，首先就必须改变信仰，皈依英国国教。从1713年底开始，博林布鲁克开始通过代理人与詹姆士三世保持密切联系，试图规劝后者为继承王位而改变信仰。但令其非常失望的是，1714年3月，詹姆士三世公开表示，无论何时何地，他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这种公开表态，实际上就断绝了詹姆士三世在英国复辟的可能性。既然詹姆士三世不会改变信仰，那么，其复辟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英国政府接受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这意味着要否定此前通过的《王位继承法》。于是，博林布鲁克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就是将党内的“汉诺威派”及其他温和派排挤出政府，把整个托利党以及政府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到那个时候，博林布鲁克一方面可为“在英国建立一个接纳詹姆士三世回来担任国王的政府而做准备”。如这条路走不通，对其本人和托利党来说也没有关系，因为当汉诺威君主入主英国时，就不得不接受托利党人掌控政权的既成事实。

对博林布鲁克子爵来说，其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对手哈里排挤出政府，而将托利党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不过，“对于自己能否继承这一首席大臣的职位，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在安妮女王病重的最后几个月中，博林布鲁克子爵及其支持者不断给哈里领导的政府制造麻烦，而他本人则多次上书女王，要求将解除哈里的财政大臣职务。1714年7月27日，斗争终于有了结果，女王解除了哈里公爵的财政大臣之职，但并未立即将这一重要职务授予博林布鲁克。

由于女王病情急剧恶化，在女王缺席的情况下，枢密院召开紧急会议，托利党中的汉诺威派以及辉格党贵族控制了枢密院。为防止博林布鲁克一伙人控制政府以及由此而可能导致的詹姆士三世的复辟，托利党内的“汉诺威派”与辉格党人实现了联合。他们共同提议由温和派辉格党贵族施鲁斯伯里公爵（Duke of Shrewsbury）担任财政大臣，并得到大法官哈考特（Harcourt）的认可。7月30日，病危中的安妮女王签署了这份任命书，博林布鲁克控制政府的希望彻底落空，要想扭转局势已回天无力。两天之后，即8月1日凌晨，安妮女王在肯辛顿宫病逝。在新君入主前，施鲁斯伯里公爵掌控的摄政会议立刻控制了政局，并宣布《王位继承法》立即生效。对于哈里被解职后的政局变化，博林布鲁克显然没有料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牛津伯爵在周二被解职，女王却在周日仙逝。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命运却是在这样捉弄我们。”不久，博林布鲁克等人因担心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而仓皇逃亡法国，在詹姆士三世的流亡政府中担任国务大臣之职，并继续从事复辟活动。

远在法国的詹姆士三世获悉安妮女王病逝后，试图说服路易十四出兵，帮助其远赴英国争夺王位，但路易十四权衡之后，拒绝了这种政治和军事冒险。10月20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汉诺威王室的乔治王子加冕成为英国国王，史称“乔治一世”。新君的加冕礼击溃了詹姆士党人的梦想。因此，自1714年后，王位继承问题也不再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焦点了。

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王位继承问题，对于英国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英国的王位继承问题被其竞争对手法国所利用，并成为法国用来打击英国的有力武器。17、18世纪之交，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欧洲霸权而处于断断续续的交战状态，英国成为法国确立大陆霸权的最大对手。为了给英国制造麻烦，法国公开干涉英国的王位继承问题，法国政府不仅给盘踞在本国的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三世及其党羽提供支持和庇护，而且还通过经济、军事和外交方式，支持詹姆士党人的叛乱和复辟活动，这对于英国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确实造成了极大威胁。

其次，王位继承问题促发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不列颠岛上三个王国的合并正式完成，内部纷争终止了，成为英国崛起的前提。在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以前，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已经与威尔士合并，而苏格兰依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由1701年《王位继承法》以及此后英法的交战，使得苏格兰人对于英格兰所确定的王位继承法持反对态度，而这一点又得到法国的支持。这样，以王位继承问题为引子，苏格兰的合并问题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焦点。最终，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得以完成。两个王国的合并，不仅消除了未来威胁新教王位继承权的危险因素，而且结束了长期以来不列颠岛上两个王国之间的纷争，不列颠历史上的内讧局面由此宣告终结，这为英国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最后，王位继承问题的发展，对于英国政党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教王位继承权问题上，辉格党的态度是一贯而坚定的，而托利党内却陷入分裂状态：部分托利党人认可威廉、安妮为事实上的国王；部分托利党人依然同情与支持詹姆士，卷入叛乱和复辟活动；还有一些托利党人持观望和犹豫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托利党内那些卷入詹姆士复辟活动的贵族及其党羽，对于托利党的政治命运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1714年汉诺威王朝确立后，托利党人被迫退居乡间、辉格党人长期垄断政权。这种“辉格优势”局面的形成，其根源就在于此。

（原载《英国研究》第1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