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北越进攻南方
我曾经乐观地料想可以在一年以内结束越南战争，这样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一年多来，北越方面利用巴黎和谈玩了一套把戏。每当基辛格在秘密会谈中提出一项新的实质性建议时，他们常常不予理睬，或者加以拒绝。然后他们在公开会议上又常常猛烈地攻击我们没有表现任何灵活性或无意达成协议。他们在细节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在基本要求上却从不让步：除非我们同意推翻阮文绍，否则他们就不肯达成协议。
1971年8月16日，我们提出在达成协议后九个月内全部撤走美国和盟国的武装部队；9月13日，他们拒绝了这项建议，继续坚持要把推翻阮文绍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巴黎的公开会谈来指责我们不想认真地谈判。
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宣传伎俩，它使许多对这场战争持批判态度的美国人受骗。举例来说，麦戈文于1971年9月到巴黎访问，同春水谈了六个小时。嗣后他对记者说，北越人向他保证，一旦我们同意为撤军规定一个日期，他们就会交还我们的全部战俘。这恰恰就是我们在1971年5月31日提出而被他们在同年6月26日拒绝了的建议。当基辛格在下一次会议上当面揭露春水的这一两面派行为时，春水冷淡地回答说：“麦戈文参议员怎么说，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决定再作一次打破僵局的尝试，主要是为了确实不放过任何求得解决办法的机会，而不是相信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这年10月我们争取到阮文绍同意一项新的重大计划。这项计划规定，美国和盟国的全部武装部队应于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撤出南越，双方应交换全部俘虏并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阮文绍还同意在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在南越举行国际监督下的总统选举，甚至还同意他和副总统阮高其在大选前一个月辞职，以便所有的候选人能够平等地参加竞选。
由于有了这个引人注目的新方案，我们建议在1971年11月1日再次举行秘密会议。北越建议改为11月20日，我们接受了。11月17日，他们以黎德寿患病为理由取消了那次会议。我们建议在他康复后立即开会，或者与另一位有资格的代表会晤。
河内方面没有再回话，却传来了一些不祥的消息：非军事区的北面出现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南方的敌军活动继续有所增加。西贡受到炮轰——明显地违反了1968年停炸协议的条款——以后，我下令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国内立即发出一片强烈的抗议声。
1972年1月13日，我批准在接下来三个月内从越南再撤出7万美军。由于国会新的一届会议即将开会，又是开始总统候选人预选的前夕，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较大的数字，以强调我撤军政策急转直下的趋向。不到四个月以后，也就是到5月1日，留在越南的美军将只有6.9万人，并且他们也将准备离开。但是，尽管我作出这项宣布，我却面临着令人不安的前景，即共产党对南越的一次成功的入侵也许会严重地危及仍然留在南越的为数日益减少的美军的安全。
印巴战争期间泄密给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的事件，给我们的处境增加了新的麻烦因素。有泄密嫌疑的那个海军文书军士曾经接触过有关基辛格在巴黎举行的秘密谈判的文件，我们无从知道这方面的情报是否转到安德森或其他人的手里。如果美国人民通过报界的透露得知秘密谈判的情况，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损失将是不堪设想的。我还担心一件事，基辛格的一位曾经因柬埔寨问题而辞职的助手现在充当马斯基竞选总统活动的外交政策顾问。此人也知道巴黎秘密会谈，我们无法肯定他不会把情况告诉马斯基。
因此，我决定发表一次演说，公开透露北越方面在私底下无意听取的那个和平方案，同时也透露存在着秘密渠道。现在是表明我们的诚意和揭露北越方面的诡诈花招的时候了。
1972年1月25日，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我在讲话中说，自从1969年8月以来，基辛格不断地同北越人举行秘密会谈。我解释说，在过去两年半里，基辛格、罗杰斯和我仔细地斟酌我们的公开发言，为那些会谈保密，因为我们决心不去损害他们争取会谈成功的任何机会。但是会谈没有得到结果，现在该是另找办法的时候了。
在谈到1971年9月北越人在战俘问题上对麦戈文耍的那套骗人的把戏时，我说：“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导致一些美国人错误地指责本国政府没有做它实际上已经做过的事情。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使对方能够把他们私底下早已断然拒绝的方案在公开场合下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提出来。”
我说，正如秘密谈判有时能够打破公开的僵局一样，我现在觉得把情况公开摊出来倒可能有助于打破秘密的僵局。我还解释了河内甚至不屑听取的我方提出的那个重大新建议的要点。
我说，我们仍然对几乎任何可能的和平协议感兴趣，但是我重复说明，我们唯一不能考虑的方案是要求我们实现敌人推翻我们的南越盟友这一目标。我还警告说：“如果敌人以加紧军事进攻来回答我们的和平建议，我将充分履行我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来保护我们还留在那里的部队。”
我最后说：“诚实和爱国的美国人对于九年前我们是否应该卷进去这一点有不同的意见；对战争的打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今天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
通向与中国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比较平坦，通向与苏联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却坎坷重重。在1972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的情报表明，有大批苏联武器正在源源不断地运进北越。在我们得悉这个情报时，基辛格说：“我觉得苏联人最使我生气的是他们完全缺乏细致地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因为你要到中国去，就竭力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他们想扩大自己对河内的影响，可是他没有看到，给北越的狂热分子提供新玩具是多么危险。”
1月25日，我写信给勃列日涅夫，向他通报我当晚的演说，并且说明：“苏联应该了解，如果北越采取旨在使美国丢脸的行动，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作出强硬的反应。这样的事态发展对谁也没有好处，只会使国际形势复杂化。”多勃雷宁假装惊奇，说我们的想法太消极了，而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发来的复信则是简单和带有火气的。
3月30日，我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基辛格谈话，这时他的助手给他送来一张条子。他看了以后说：“北越人已经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进攻。这大概是我们一直预料会发生的攻势的开始。”
这还不只是一次攻势。它是一次全面的进攻，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北越陆军的主力——估计有12万人——越过了非军事区这块国际公认的中立地区，推进到南越的纵深。
可悲的是，共产党的春季攻势使北越人干出一些过激行为。传来的报道使我震惊……
我把北越的进攻看成他们绝望挣扎的一种迹象。他们显然感到越南化政策正在取得成效。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尽可以坐待这一政策的失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本土发动一次毁灭性的袭击，同时又在南方拖住他们的军队，我们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来进行下一轮谈判。我们决定尽力对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并且对其苏联供应者施加外交压力。我向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下令，要他们着手调集一支由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攻击力量，以便从海上进行炮击，并出动一批B-52轰炸机空袭北越。4月4日，国务院公开宣布苏联的武器正在支持北越的入侵。基辛格在此后第一次和多勃雷宁会晤时指出两种可能，不是苏联人实际上策划了这次入侵，便是他们的疏忽大意使这次入侵得以发生。
尽管如此，当农业部部长厄尔·巴茨去莫斯科谈判贸易协定时，勃列日涅夫还是给了他相当热情的接待。在此期间，我们双方签订了几个有关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协定。我们还开始就如何解决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租借法案对美国的欠款问题进行谈判。看来，莫斯科显然准备不顾战争的突然加剧而继续为举行首脑会议做出努力。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一俟4月24日在巴黎恢复秘密谈判，北越人愿意采取积极响应的态度，然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保证。他还再次提到早先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基辛格对莫斯科作一次秘密访问，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先同勃列日涅夫讨论一下越南问题和其他议事项目。我同意基辛格接受这项邀请。
在他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时候，我们还就我们总的战略和目标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关于在会谈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他和我多少有些意见分歧。我在同基辛格的谈话中以及发往莫斯科给他的指示里，都强调要他把越南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在苏联没有作出帮助结束战争的具体保证之前，拒绝讨论他们所希望谈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他们急于想签订的贸易协定的问题。可是，基辛格却继续认为，灵活性是任何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础，要求我允许他试探一下情况，而不要贸然规定任何硬性的先决条件。
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对北越保持军事压力，包括轰炸在内。我方任何软弱的表现都可能鼓励苏联提供更多的武器，以便使北越获得军事优势。我还希望南越方面相信我们仍然是坚决支持他们的。南越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士气，对于我们能否抗击这次进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我感到北越的进攻已把战争推进到了最后阶段。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外乎两种：如果南越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能够击退入侵，甚至使它停止下来，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结果将是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有利于我们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北越的军队能够横扫过来同越共会合，击溃南越军队，占领西贡，那么这场战争就输掉了，剩下的6.9万美军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基辛格同意这种分析，也许为了安慰我，他还说，即使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在敌人胜利的情况下撤离，我还是可以说，由于我们体面地和安全地撤走了50万军队，我们已经光荣地结束了战争。大多数人会赞扬我的成绩，并且大家都会由于战争结束而兴高采烈，感到国内局势不至于无法收拾了。
我认为这个前景实在太凄凉，简直不堪设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我可真不在乎他妈的国内有什么反应。”我说，“这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坐在这办公室里还有什么意思？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一败涂地，苏联人会认定他们只要利用第三国的武装力量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我说，失败根本不是一种出路。
我记下了当时对越南局势发展的想法。
日记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命运竟实际操在南越人的手中，真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们失败，原因就在于美国支援外国的方式不如共产党有效。我不安地感到，实际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供应最新式的武器给他们，强调物质方面而根本忽略了精神方面，忽略了简朴艰苦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可能我们不但没有使他们坚强起来去迎接战斗，反而使他们软弱了。
另一方面，敌人却注重简朴艰苦的生活，不注重物质享受，并且强调牺牲精神，再加上苏联在导弹、枪炮等方面的大量技术援助，他们当然就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我觉得今天我对亨利也许过分坚持己见和粗暴了，不过我十分讨厌军方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办法和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以致我不得不找个人出出气。而且，尽管亨利有许多优点，他似乎花了太多的心思去准备同苏联谈判。然而，在他正视事实的时候，他还是意识到，除非我们在越南取得良好的结局，否则是不可能和莫斯科进行任何谈判的。
现在实际上至关紧要的是，最后的结局将是怎样。霍尔德曼和亨利似乎都有一个想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即使我们在南越失败了，我们在政治上还是不会垮台的。可是我对此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失败了，美国就不会有什么可靠的外交政策，而我将不得不对那种事态的发展承担责任。
我到国务院出席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国际公约的签字仪式时，出现了一个可以对苏联施加压力的罕有的机会。由于多勃雷宁坐在外交官席位里听我致词，我就说，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大国负有重大的责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不应当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其他任何国家对其邻国使用武力或进行武装侵略。毫无疑问，我指的是苏联和北越。
在离开国务院礼堂之前，我走过去和多勃雷宁握手。我告诉他，帕特非常感谢多勃雷宁夫人最近邀请她去商量我们即将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建议把两位夫人会面的日期定在第二天。
帕特曾经要基辛格给她简单地介绍一下形势。他告诉她：“你可以说，你们两位多么期待着这次访问，希望它不会受到目前越南的事态那些事情的妨碍。”
那次会晤很成功。帕特显示了高明的手腕和敏感。当她提到我们不希望像越南那样的事情来干扰首脑会议时，多勃雷宁夫人紧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使劲点头表示同意。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对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虽然首脑会议正在按计划进行准备，我还是打定主意不迁就苏联人兜售的神话，即他们不顾北越之所以能够发动攻击是由于苏联运去大量新式武器和弹药这一事实，而硬说他们不能为北越人的行为负责。
我相信，为了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势必要把当时已经开始的对北越南部的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带敌人的心脏地区。在这些防守更严密的地区，很可能飞机会遭到极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员会增多。莱尔德十分担心国会在轰炸进一步升级以后会大吵大闹，罗杰斯则深怕这样做可能会危及同苏联的首脑会谈。然而，我还是觉得必须这样做。我批准了代号为“自由走廊好”的行动计划——在一个周末派大批B-52轰炸机去炸毁河内和海防周围用以供应入侵所需燃料的油库。
这次行动完全成功。4月16日星期天早晨，我对霍尔德曼说：“嘿，这个周末我们真正给他们留下了名片。”
与此同时，4月15日，局势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北越人取消了原定4月24日举行的巴黎会议，这就是苏联人曾经暗示为对达成协议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我对基辛格说，我认为在我们弄清他们正在玩弄什么把戏之前，他不应该前往莫斯科作秘密访问。
基辛格对多勃雷宁抱怨说，我们曾经相信他关于这次会议的保证，并且警告他说，取消这次会议是为他本人在首脑会议前的对苏访问设置严重的障碍。“既然苏联连使北越按商定的日期去开会也办不到，总统就怀疑在莫斯科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基辛格对他说。
当晚，我对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作了一番估计。
日记
亨利显然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危机。我定下了一条使他为难的原则，即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去莫斯科。我告诉他说，苏联人希望办到的事情是争取他到莫斯科去讨论首脑会议的问题。我们希望的是让他去莫斯科谈越南问题。我看出这个决定给他很大震动，因为他无论如何想去莫斯科一趟。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进行封锁的办法了。
他陪我走到行政办公大楼去。我们在下面的草坪上等了一会儿，因为正好有几批人在那里参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同任何人谈话。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同亨利就我们必须怎样展望未来的问题作了一次相当坦率的谈话。我说，我们面前实际上只有一种抉择，就是取消首脑会议，对越南施加强大的压力，甚至对它进行封锁。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义务物色一个继任人选。
我列举了几个人名，包括洛克菲勒、伯格、里根，还有康纳利——如果我们能够使他转党的话。像伯格或康纳利那样一个人身上没有我那么些伤疤，又得到我的支持，也许对付得了一个分裂的民主党。
亨利举起双手说，他们谁都不行，任何一个民主党人都不应当在考虑之列。我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亨利留任，我们就可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这时亨利非常激动，他说我不应该这样想，也不应该对任何人这样讲——当然他也知道我是不会对人讲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容许北越人毁掉两位美国总统。
在为美洲国家组织举行的宴会以后，我的侍从武官前来报告说，基辛格给我打来电话。我上楼接了电话。他告诉我说，多勃雷宁仍然迫切希望他去莫斯科。越南问题将是议程上的第一项。多勃雷宁甚至还谈到把北越的外交部部长请到那里去的问题。
宴会结束后我告诉亨利说，我对局势重新作了考虑，感到我们必须对首脑会议有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现今在谈判战线上必须尽量放松绳索，他应该前往莫斯科。
第二天，我们的轰炸机偶然炸中了停泊在海防港的四艘苏联商船。苏联人立即抗议我们的所谓“强盗行径”。多勃雷宁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基辛格的工作人员递交了一份照会，警告说苏联人将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来保护他们的船只，“不论这些船只在什么地方”。他们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了口头抗议，然后递交了一份内容相似的照会。这些抗议的调子比较低，从外交上看，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
我发出指示，要求绝对坚持我们的立场。是苏联的武器使北越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准备让他们摆脱被动的地位。
基辛格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给我送来了一份备忘录，说明他打算在会谈中使用的策略。看了备忘录以后，我感到它没有充分反映我关于坚持以解决越南问题作为讨论任何其他问题的前提这一指示。我最后一次和基辛格商量时甚至对他说过，如果苏联人在这一点上态度顽固，他就应该马上收拾行装回国。
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谈时，勃列日涅夫申辩说，苏联政府对河内可能施加的影响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大。他说，苏联已经拒绝了北越对军事装备的新的要求。当他声称苏联本来也没有向他们提供多少装备时，基辛格给他点出他们送去的军火的庞大吨数。直到最后，勃列日涅夫还是拒不答应对河内施加压力以实现战争降级或达成最后的解决办法。他充其量只同意把我们的最新建议转告河内，尽管他预期河内对此建议将作出消极的反应。这同苏联人早先保证在4月24日的巴黎会议——后来又取消的会议——上很有可能获得成果的说法不啻于相距十万八千里。
碰到这个僵局，基辛格就转而进一步讨论首脑会议的议程项目问题。他顺利地安排好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最敏感的部分之外的整个议程，因为这部分需要由勃列日涅夫和我直接谈判解决。但是当我看到他每天发回的电报汇报时，我感到失望，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没有摸清苏联人为了换取首脑会议准备做出多大的让步。我也担心他们也许会把基辛格在没有取得苏联人答应约束北越的可靠保证之前便同意谈判一事，解释为我们软弱而不是讲究实效的表现。
但是，其他方面的讨论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勃列日涅夫拿出一份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建议，它比我们预料的要对我们有利得多，就像基辛格所汇报的：“如果首脑会议开成，你将能够签署一项前所未有的十分重要的控制武器协定。”
鉴于基辛格在首脑会议问题上取得了成就，我觉得事后来否定他的工作是不合适的。如果他按照我的指示坚持把解决越南问题列在谈判的首位，勃列日涅夫或许就会顽固地守住阵脚，逼他摊牌，打发他回国——只要越南问题仍然毫无进展，首脑会议及其一切可能取得的成就就会成为泡影。那是我认为值得冒的风险。不管怎么说，首脑会议还是举行了，它的成就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基辛格在这次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进行的谈判。
基辛格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决定发表一次简短的电视讲话，宣布再一次从越南撤军。我感到，当敌人正在入侵的时候进一步削减我们的部队可以更突出地表明我们争取和平的诚意。因此，我宣布在今后两个月内将从越南再撤走两万人，使我军的总人数到1972年7月1日只剩下4.9万人。
我用尽可能简单明了的词句描述了越南的军事形势：“这里我们看到正在强加于越南人民身上的，是越过国际边界的一次赤裸裸的无端攻击。只有一个词能够说明这种行为，那就是入侵。”我说，在北越的军事进攻停止以前，我们要继续轰炸北越。“我已经断然拒绝以我们停止轰炸北越来换取他们恢复谈判的建议。”我说，“1968年他们就向美国出售过这种货色，我们不准备在1972年再买一次。”
这次讲话态度强硬，后来我还懊悔当时没有讲得更强硬一点。
北越人把定于4月24日的会期改为5月2日。4月30日，帕特和我参加了约翰·康纳利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举行的一次烤肉野餐会。我先说了几句，然后回答问题。一位客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轰炸北越的堤坝。我回答说，当然想到过，但是这样做会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我接着说：“我们准备对北越全境的军事目标使用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并且我们认为，如果北越人继续在南方进攻，他们将冒极大的风险。我的话只讲到这里为止，他们可以自己作出抉择。”
我知道关于这次答问的消息将在5月2日的会议前传到河内。我想这也许有助于加强我们手中的牌。
当晚，我口述了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概括地列出了我关于如何对付北越人的指示：
你必须记住，如果他们通过同你的会谈得到拖延时日的结果，我们就将失去一个给他们的痛处以狠狠打击的难得的好机会，这不仅是指现在，而且特别是指今后来说的。
不必考虑国内的反应。现在是打击他们的最好时机。我们每拖一天，对这种强硬行为的支持便减少一分。
当然，要考虑到我们希望同苏联举行首脑会议，但是你在这方面的铺路工作已经做得不错，我们反正不能让莫斯科首脑会议成为我们作出这种决定的主要依据。正如我今天早上在电话里告诉你的，如果最迟到5月15日军事和外交形势还没有重大的好转，或者我们从苏联人那里得不到可靠的保证，一定在首脑会议上宣布双方同意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结束战争，那么，我打算取消这次首脑会议。
我们事实上已经作出断然的决定，现在必须取得胜利——不仅是在这次战役后取得暂时的喘息时间，而且要尽可能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南越人今后的作战，因为那时我们将不能再用大规模的空中打击来支持他们了。
经验告诉我们，根据他们1968年的表现，他们是会违背每一项谅解的。从他们同你举行的12次秘密会谈来看，我们知道他们坐下来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另一个因素是，越是接近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举行时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国会里支持河内的人就越会鼓励北越人坚持下去，使他们怀着在大选后同民主党人打交道的希望不来同我们妥协。
我还要和你谈一下你见到他们时该讲些什么话，不过我现在直觉地认为，你应当从一开始就非常直率，特别是在语调方面……一句话，你应当对他们说，他们破坏了一切谅解，加剧了战争，拒不认真谈判。因此，总统已经忍无可忍。现在你只有一句话转告他们：快快解决问题，否则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