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绝无界限，此一点就其命相观之，即显而易见。今试依《新唐书》六一《宰相表》，从即位日起至临终日止，计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许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温彦博（并州人）、张亮（郑州人）、李世（滑州人），河东与河南之编氓也。高士廉（北齐之后）、房玄龄（临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徵（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马周（博州人）、高季辅（德州人）、张行成及崔仁师（均定州人），又皆来自山东区域者也。他如刘洎（江陵人）、岑文本（南阳人），与西魏旧朝亦未见有密切关系。尤其是马周以布衣上书，三命召见，（《隋唐嘉话》）卒登相位。计上举十八人，已占宰相总数十分之七强，宁能谓太宗保持着“关中本位政策”乎[1]？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将亦然，列传具在，可以覆检，此处不必繁叙。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唐时称为“元从功臣”），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阅时稍久，元佐凋零殆尽，不能不别谋选举之方，亦事势应尔。自唐兴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历六十余年，已脱离开国时期，正应用人复上轨道——即循资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内包三十八姓；除去两《唐书》未立专传者约占四分之一[2]、出身非进士、明经或不明者约占七分之三外[3]，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4]。最突出之例厥为韦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跃而作相，破格则诚破格矣，然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5]。抑武后过事残戮，每欲见好士林，藉图挽救，故举人无论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者非实官之谓），致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谚。中宗复辟，权落韦后，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种种名称，最多者比原额数逾十倍，时人称为三无座处（《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仕途之滥已极。

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

用人之正当方法，较古者为选举；然不能如今时普选之先行发动民众，结果常权操著姓，对封建统治阶级许多不利，故渐归淘汰。

次是学校；贞观五年以后，国学生八千余人，（《唐会要》三五）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国学、太学所教，都属贵族子孙，四门虽有收容庶人子之条文，（均《旧唐书》四四）为数有限。且封建时代财政紊乱，取于民者虽多，大半由官吏中饱，俸禄犹或不给，更安有余力供养莘莘之士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语见《唐摭言》）本封建统治阶级集权之目的，行科举则国库不须负担巨额开支，同时又可收中央集权之实利，选举、学校被科举所排，正专制政体发展最适合之转进。

唐代科举法，最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随时不同。肇于贞观[6]，称制科及第者著于显庆[7]，犹清代“博学鸿词”“经济特科”之类；已中进士，亦应制科，且有一应、再应者[8]。入选之人，每次不过三数名，又非岁岁举行，对仕途无如何影响。

此外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项；秀才科最高，贞观后因事废绝[9]。明法、书、算三项比较专门，正如《通典》一五称：“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今更进一步推阐开元后进士科得势之必然性。

据《通典》一四，隋炀帝始设进士科[10]，只试策问，与明经科相同。高宗调露二年，刘思立奏二科并加帖经，进士又加试杂文（即诗赋），中间或暂有更张，但不久即恢复旧制，（参《通典》一五及《会要》七六）此为唐代考试进士之常式。由是，可见进士于诗、赋之外，亦兼“经术”[11]。至于两科考试，依《六典》所举，都经过三关，现作比较表如下：

两项比观，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明经初试之及格标准，比进士增一条。进士三试策问，比明经增两道，所差亦有限。最殊异者在二试；明经只口问经之大义，进士乃写诗、赋各一篇，吾人对此，首应讨论者两科所习，是否可以“旧学”“新学”为分野[12]？考诗体溯源于三百篇，赋体两汉极盛，初唐诗格仍上继齐梁（元好问《论诗》，“风流初不废齐梁”）。乌得谓之“新学”？永隆二年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开元廿五年敕：“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均《会要》七五）应明经试者之空疏敷衍，活画现形。又开元十六年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天宝十一载敕：“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出者也之乎颇相类似之处下帖，”（同上《会要》）考试主司之无聊作风，有同儿戏，究其极则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南部新书》乙）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更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

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国家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最高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会要》七五）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2．明经试策只须“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见悬格已低。

3．“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进士不过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经不过一百一十人，（《会要》七六）大抵取录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13]，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摭言》）何况，隋开皇三年以后，海内一命以上之官，都经吏部除授（见《隋史》二节），自须安插若干士人；故权德舆云“取明经初不限员”，而一般急于求禄资生者咸出其途，趋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宽矣。

4．朝廷典制对于两科升沉，影响亦非常之大。唐承六朝骈俪，高宗后风始渐革，具见前节，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旧习。诏敕起草者初为中书舍人，玄宗时始渐移其重要部分于翰林学士，机密之件，有时直须宰相执笔。骈文与诗、赋性质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经，安能胜此？“权德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汉唐事笺》后集五）固由德舆衡鉴较精，亦进士能适应上级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观之，进士比明经钻研较广，悬格稍高，名额又较少，《通典》所称开元廿四年以后“进士渐难”，自是实情。再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从主观方面说，人而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率走向明经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由是寒族遂向进士科与贵族作殊死斗争，斗争愈烈，斯发展愈盛，两科孰优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趋势。

斗争之胜负何如耶？其态势自不难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无暂时战胜之望，如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武宗追榜，放顾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劝，（《唐摭言》）昭宗颇为孤寒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同上）是也。然而当封建时代，政治率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笼罩，主司恒被其支配，故大中进士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北里志》）六年崔瑶知贡举，牓出率皆权豪子弟，（《语林》三）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同上）职是之故，当时进士名额被旧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凤阁王（易从）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进士十八人，（《旧书》一七八）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语林》四）大和初冯氏进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同上）崔雍兄弟八人、赵橹兄弟五人、李景让兄弟三人皆进士，（《金华子》及《语林》四）徐彦若四世进士，（《旧书》一七九）此外张元夫家有进士七个以上，杨虞卿、令狐楚家各七个，杨於陵、杨收、李宗闵家各三个，结果终是寒族失败。

简而言之，进士科之初立，与明经本无轩轾，经过数次无意中之改制，始造成进士比明经优胜之趋势，非政府原来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图，从举子来说，应进士或应明经，一方面为社会上意见所范围，别一方面又因个人志趣、能力或家计之不同以决定其选择，寒族虽可藉进士科而新兴，旧族却未尝受进士科之影响而堕落（六朝至唐所谓“门第”，并不以官宦为重要标准），进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说两科各以一定之社会阶级为代表[14]？如何能划分进士科为新兴阶级？

科举之浮华无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屡屡有人建言。最早则天授三年（六九二）薛谦光疏称：“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通典》一七）次则宝应二年（七六三）礼部侍郎杨绾奏：“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原误“祖”）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进士、明经并停”；疏上后，交廷臣会议，李廙、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均赞成其说，（《旧书》一一九及《新书》四四）李德裕对武宗称，其祖栖筠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旧书》一八上）即指此事。同时，赵匡亦著论称：“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同前《通典》）更后则会昌间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治”之见解。（同前引杜牧书）上举诸人，绾及栖筠、元裕均进士，是知进士确为朴实者所诟病。然科举苟废，统治者究无良法善其后，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绝也。《新书》称李德裕“尤恶进士”[15]，求其实，只恶浮华之进士，非全屏不用，可于下文论德裕无党一节见之。

科举术语，唐人文字屡见之，今并略揭其重要者：进士及第有状报于朝，名居首者谓之“状头”（如授官称“敕头”，授勋称“甲头”），亦曰“状元”。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进士试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谓之“解头”或“解元”。进士通称曰“秀才”（说见前）。得解者曰“乡贡进士”，解而得第者曰“前进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即今所称“五同”之类），主试者曰“座主”。未试前造请权要者曰“关节”。（参《唐国史补》及《唐摭言》）又进士、明经考试，初由吏部之考功员外郎主之，开元廿四年因其位轻，易以礼部侍郎，终唐末不改（《会要》五九）。[16]

注释：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称：“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进士科）所攘夺替代。”（一八—一九页）

[2]即郭待举、韦弘敏、王德真、李景谌、骞味道、沈君谅、崔詧、王本立、任知古、裴行本、袁智弘、王璿、韦什方（赐姓武，又称武什方）、孙元亨、李道广、房融等十六人。

[3]即刘景先（又名齐贤）、岑长倩、刘袆之、武承嗣、韦方质、苏良嗣、韦代价、张光辅、范履冰、邢文伟、武攸宁、傅游艺、史务滋、宗秦客、乐思晦、欧阳通、杨执柔、李游道、崔神基、崔元综、李元素、韦巨源、豆卢钦望、王孝杰、王方庆、王及善、武三思、姚元崇（字元之，后单名崇）、魏元忠、张锡、李怀远、顾琮、李迥秀、朱敬则等三十四人。

[4]进士为魏玄同、韦思谦、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宗楚客、李峤、吉顼、韦嗣立、张柬之、韦承庆等。明经为裴炎、格辅元、狄仁杰、李昭德、姚、陆元方、杨再思、杜景俭（或作景佺，参《通鉴考异》一一）、韦安石、唐休璟、崔玄暐等。

[5]同前《述论稿》又称：“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一九页）按陈说已辨见本文，若《唐摭言》所云：“进士科……盛于贞观，缙绅虽位极人臣，不出进士者终不为美”，亦不足据。

[6]《旧唐书》三，贞观十一年四月，“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材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人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十五年六月，“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又十七年五月，“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之士。”

[7]《会要》七六，“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8]例如张九龄，神龙二年举材堪经邦科，先天二年又举道侔伊吕科。

[9]后来称进士曰“秀才”，与此之秀才科名同实异。韩国磐以马周疏请恢复秀才（？）为反对科举制度（一九五四年《厦大学报》文史版一期《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殊不知秀才即科举之一种，韩氏误。

[10]韩国磐计房玄龄享年，疑进士科开皇中已出现。（《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二号二三页注三四）按《旧书》六六《玄龄传》:“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羽骑尉是何等官，我在《隋书·百官志》还未检出，吾人须注意“本州举”三字，本州举而即可授官，与后来考试权在中央之进士科显有不同，大约进士科经过炀帝一回改制，名则同而实质不同也。

[11]《述论稿》又称：“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八三页）

[12]《述论稿》说如此，引见注[10]。

[13]许棠诗：“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仅见一千人”，（《唐语林》七）系举大数言之。

[14]同上页注11。

[15]《唐摭言》三：“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赴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是禁称座主等令，纯由武宗发动。《新书》四四杂采说部，串为一气，称“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益使人误会凡进士皆为德裕所厌恶矣。

[16]刘开荣云：“……不但作不到礼部尚书，掌持文坛（由礼部考试进士）……”（《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七七页）按考试进士系礼部侍郎专管，与礼部尚书无关。又权德舆出身不由科第，知贡举三年，（《语林》四）张弘靖亦非进士而知举。（同上八）韩国磐又云：“唐朝考中了进士以后，不是立刻可以得到官职，还须再经过吏部的考试，这叫做省试”，并引韩愈三次省试为例。（同前引）按愈三次省试是应制科之博学鸿词，且均未获隽，其入官由董晋所辟。中进士后无必须应试制科之规定，故贞元九年应者只三十二人。（参《韩柳年谱》）吏部之选，试身言书判而后授职，但不名为“省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