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评

在较为宽大的历史范畴内，我所致力的这种文化批评已经超越眼下广为接受的自由派立场，它力图以一种不同方式来探究当代社会的众多难题。为便于读者了解我著作中的观点，我以为应该首先申明立场：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前言

在哈佛，博士资格考试的压轴难题，往往是要学生列举一串本学科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精要地作比较批评，进而对学科的发展前景、突破方向加以答辩。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和反思能力，以便站到巨人肩头，继续学术攀登。

因为是中国学生读美国文化思想史，诠释评论起来，不免运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崇尚精英文化的传统学风，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砸偶像成风，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另一方面，因为是负笈远邦，隔海观潮，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

据此原则择出十余人，大抵是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绵延几十载，在美国文化思想研究这个多学科边缘领域内，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淹没，反而以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较为长久的学术秩序，并且在思想界保持挺进的锋芒直到晚年。如果拿他们几经历史沉淀的理论，同中国现阶段文化理论建设作对应思考，我们也许会多一些冷静长远的眼光，减少某些因忽视历史差距、追赶新浪潮而造成的失落。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是这方面一个颇能代表美国当代思潮的人物。他算不算“魅力权威”且不下结论，至少在读书时，我并未当他是“强制权威”。

贝尔：组合型思想者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年逾70岁，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和美国文明史系挂牌，已很少登台授课。偶尔接见高班研究生，那气氛的凝重，也如同递交国书一般，令人难忘。因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方面的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绰号虽不恭，倒是传神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倾向。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贝尔原是纽约犹太移民后裔，自小在穷街陋巷长大，深谙下屋社会的艰辛与丑恶。他自述童年时期的自己，仅有的财富就是从犹太家庭遗传下来的读书上进信念。30年代初，在美国经济危机冲击下，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文化运动，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社会学说熏染下，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50年代，他和一批背景相似的前左翼文化人，相继在美国学术界成名，形成了著名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

这个在“二战”后主导美国思想潮流的自由派文人圈子，囊括了为数众多的文学批评家、政论家、史学家和艺术家。贝尔同这群精英的交往和思想撞击，无疑有助于他将自己对社会学课题的宏观思考，逐步同广义文化批评相结合。如此学术与思想上的组合优势，导致贝尔对美国自由派思想界颇有贡献的三本书。

1959年，贝尔发表头一部引起辩论的学术专论《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矛头直指战后美国及整个西方知识界面临的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幻灭，西方人的思想源泉严重枯竭，自由派知识分子惶惶不知向何处去。贝尔的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以及持续十年的文化反省气氛。

1973年问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贝尔综合西方经济发展及其伴生的阶级变迁情况，推出的一部社会未来学名著。该书率先界定了“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明显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引领经济发展；二、服务性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三、技术官僚全面治理社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将因此具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特征与弊端。请注意：此书的实际影响，由于涉及“后现代主义”文化论争，逐渐由欧美思想界波及普通民众，一再畅销，回响不绝。

第三本书，也是这里重点考察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是作者在思想已臻炉火纯青之境的晚年，集毕生心血，企图攻克“终极问题”的努力。此书1976年出版，归结了贝尔前两本著作中提出的理论悬念，即把当代西方的精神危机问题，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社会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提示并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和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资本主义结构之断裂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文化矛盾，贝尔的基本判断是：

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内部脱节、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狭窄定义上的文化，指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部门）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碰撞。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上述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扼制。

首先看经济领域。这个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基础部门，历经科技革命、管理革命的反复改造，已经发育成一个以“严密等级制、精细分工制”为特征的自律体系。其中的全部活动，都严格遵照效益（Efficiency）原则运转，目标是最大限度攫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经济体系中，人的丰满个性，一再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作为精神补偿，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与社会流动的自由，不断刺激并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促进全社会的享乐倾向。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分离与独立。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政治与法律部门）相对弱小，却偏重鼓励经济的自由发展。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及政治运动的高涨，迫使欧美政府集中权力，大力维护社会秩序，主动仲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为了应对“二战”，政府还史无前例地增强了自己的职能，以便全面干预经济生产及利益分配，通盘处理国际政治问题，并在“二战”过程中，逐渐长成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

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据贝尔断定，是广为派生的平等（Equality）观念。它从早先大而化之的人权法案、法律平等说，发展到当今内容具体、无所不包的各种民众应有、应享要求（诸如种族与性别平等，教育、福利、就业机会均等，消费者索赔权利，久病无治者的安乐死权利，等等）。西方各国政府，迫于这种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平等呼声，一方面被迫扩充官僚机构，管辖以前不管之事，另一方面又将传统政治代表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这样一来，阶级冲突与对抗的局面得以控制，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成了大问题。

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恩格斯语）之间。在贝尔称作“文化”的第三领域内，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经济效益，也不是平等权力。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自我表达、自我满足”。与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历来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

如今欧美国家中，经济生产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了当代人类图腾。在此大背景下，变革速度缓慢的文化阵营，顽强抵抗，步步退却，逐渐强化了它的自治能力与专利特征。西方文化中经久不衰的现代主义运动，便是这场冲突战的文化结晶。贝尔指出：人们习惯用历史进步的理性尺度，去衡量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但在现代派文艺作品和理论中，最常见的现象却是“返祖和反理性”。它们追索原始，顾念传统，抨击现实生活，揭露其荒诞谬误，并且超越时空地征用、重组全部人类文化遗产。

资本主义精神之裂变

贝尔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脱节与矛盾说，可以看作是他对马克思和韦伯思想的追踪研究。马克思围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构成了他的唯物史观和社会总体论。其核心表述，见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其中，马克思大致区分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进而提出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原理。

贝尔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领域的再度划分，基本援引马克思的原创概念。然而一百多年来，西方各派马克思学者争论不休，形成一个理论死结，即上层建筑（以法律和政治为代表）是否包含意识形态（由哲学、宗教、文艺合成）。在此环节上，贝尔斩断了政治（含法律）与文化的纽带，将其分离看待，并依据当代西方社会学成果自圆其说。

这不免令人想起我国学者朱光潜的类似见解。朱先生提醒理论界注意意识形态部门的特殊性，并对苏联式的“意识形态附属上层建筑”说，一再表示学究式的“诚恳迷惑”。

另外，受西方思想多元化趋势影响，贝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是理性的有机整体”的观点，偏向描画资本主义结构由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冲撞的解构态势。潜心拆解的同时，他不大顾及对于整体关系的把握。这大约是自从詹姆斯创立实用主义哲学以来，美国思想家代代相传的毛病：他们既需要欧洲人的理论大厦来挡风遮雨，又受不了这座大厦的严整与拘束，于是四下里打洞挖墙，瓦砾遍地，以追求垦荒民族喜欢的那种空气清新、视野开阔。

马克思身后，西方社会学的最大权威韦伯（Max Weber），也在贝尔著作中起到理论基石的作用。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经典魅力，主要是因为作者采用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视角：马克思看重经济和政治，韦伯却由宗教与文化入手，精巧揭示出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精神兴起过程中，加尔文教义所发挥的重要催化与诱变作用。

韦伯证明：文化因素（即新教伦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足以推动经济变革。而他将思想线索置于突出地位，并对历史发展缜密求解的研究方法，一度也成为西方学者抵抗唯物史观的法宝。其实，马克思从来不是他的敌人所攻击的那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而韦伯也并未抹杀资本主义萌发时期，经济、资源、自然科学等因素的催化作用。贝尔的高明之处，是将双方的功绩兼容并包，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研究）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相对独立的探讨）的思想交叉轨迹上，寻找到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潜在历史原因。

问题，出在资本主义孕育的娘胎里。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从新教伦理中蜕变而出的神秘经过，韦伯曾作如下的精彩分析：新教教义死板严苛，笃信“命运前定说”。它不仅逼迫教徒终生忏悔、洗刷原罪，而且不厌其烦地宣扬禁欲苦行，反复惩戒奢华与懒惰风气。这种由欧洲舶来的偏激教义逐渐丧失人心，更不利于新英格兰地区移民的内部团结。为了振兴宗教、开发新大陆，少数思想灵活的宗教领袖便对老教义加以改造，创立新规则：他们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与克己赎罪，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Calling）结合起来，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

这便一举消除了“财富与罪恶”间的等号，进而为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加冕授勋，使之合法化。我们知道，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理直气壮地提倡靠勤俭、精明和信用发家致富。他声言“赚钱不为自己，而是好公民义之所在”。此书至今仍然是美国青年启蒙、励志与从业的生活教科书。随着新教伦理由“出世”的纯粹理想境界转向“今生”的世俗化心态，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像骗子偷儿一般，混出了中世纪宗教的森严门缝，满世界奔跑撒欢儿去了。

贝尔就韦伯的论证追究下来，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已携带一种潜伏病灶。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只是它的一面，应称之为宗教冲动力（Religious Impulse）。另一面则有桑巴特诊断出来的先天性痼疾：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贝尔将它定义为经济冲动力。

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这两股力量（宗教冲动与经济冲动）纠缠难分，相互制约。前者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后者则养成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与勃勃雄心。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巍然崛起，也让艺术家摆脱了对于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自我表现。

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企业家、艺术家这一对孪生子，在合力完成了资本主义开发工作后，变得相互敌视，并害怕对方。二者本是同根生，在崇尚自由、要求解放的本质上，他俩是血肉相连的。然而分工的不同，却令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领域的无限扩张，并相互危及对方的生存。

企业家在经济上激烈进取，贪得无厌，并不妨碍他们在道德文化方面的保守顽固。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社会制度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自发倾向、多变趣味。反过来看，艺术家和文化人则把“人”字一再大写，唯我至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较企业家在物质财富方面的贪婪与偏激）。与此同时，他们对功利、制度化、拜金主义挞伐不断，近百年来更采取了决绝与叛逆的姿态，专事拆台和否定工作，并因此名利双收，乐此不疲。

造成这等怪状的原因，贝尔一语道破说：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大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与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早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先是它的神学外壳被碾碎，继而它在文化方面的超验纽带被切断，最后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也被毁坏。贝尔认为：现代的分期付款与信用卡制度，从根本上粉碎了传统清教徒的“先劳后享”原则，把消费者引向超支购买、未劳先享的靡费心理，是为罗马与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

资本主义制度一经失去宗教苦行主义的制约，它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畸形冒进、彼此冲突。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之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副产品，正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Profanity）。走到这一步，发达资本主义便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

那么，西方现代派文艺近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以及它那不断翻新变更的流派旗号，又该作何解释呢？贝尔的回答发人深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的现代主义潮流，实乃西方知识界出于本能，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来取代宗教对社会的维系与聚敛功能，以此填补宗教冲动耗散之后遗留下的巨大精神空白。这种文化上的非宗教式“当代崇拜”，同资本主义经济奇迹相互辉映，强烈地吸引贝尔去解答他的终极课题。

后工业社会的新宗教

在贝尔及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人类不仅需要利用科学去了解和征服自然界，同时也必须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文化领域既然是“意义的领域”，它的功能便是借用艺术或仪式的象征形式，去体现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命运这些人类永远面对的“不可理喻性”问题。现代高科技的发达，虽然膨胀了西方人的自我意识，扩大了他们的自由范围，增加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控制能力，毕竟没能让他们变成超人。相反，传统宗教的核心命题（人性的善恶之争）与历史同步前进，进而在经济与科技的推动下升腾入云。

当代西方社会里，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甚至咄咄逼人。因此，不论为解决精神寄托或信仰危机，还是出于反省自我、沟通情感、绵延文化的考虑，当代西方人仍旧离不开宗教，或是类似宗教的崇拜（Cult）。在贝尔看来，宗教与崇拜的差别在于：前者置信徒于教会机构组织与纪律约束之下，而后者却是黑格尔所赞赏的那种自觉自愿、独自领悟和奉行的精神信仰。

对于后工业化社会，贝尔觉得“崇拜”更为合适。那么，这种新宗教或文化崇拜，究竟需要哪些内涵呢？贝尔觉得，它似乎应当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例如对人性的冷峻认识，对不可知力量的畏惧之心，对人类巨大灾难的预感和提醒，以及对于人类无限度扩张、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与克制态度。

而在功能上，这种新的文化崇拜，应成为“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同时具备“将日常经验加以认可和裁判的更高权威”，以及帮助“儿子寻觅和验证自己同父亲血缘关系”的心理环扣。然而以这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查西方现代派文艺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贝尔的结论却是超乎寻常的悲观。

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传统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从本质上说是孱弱无力的。如前所述，文化和经济系统相互对立，二者迥然不同的品质构成（Character Structure），首先就限制了文艺这种松散凌乱的形式对强大经济体系的影响力，使它难以独立完成针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与引导作用。

从表现方式上看，现代派文艺袭用了某些传统宗教用来震撼人心、征服信徒、让人超脱俗念的有效手段，往往能起到类似宗教皈依仪式的宣泄效果。可惜的是，近百年来各家流派一味翻新，不断刺激，神圣之感早已荡然无存。现代派文艺又总是以个人感觉作为评判标准，竭力缩短审美心理距离，追求即兴冲动和本能共鸣，其结果是没有一家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深厚精神蕴藏，形成控制全局的大气候，只好一浪压一浪，“以不断抗争去否定先例的成功，还要接着奋斗来确保自己永远不成功”。

长此以往，现代文艺思潮就成了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原有的强大震惊力（Shock）逐渐萎缩成为花哨浅薄的时尚（Chic）。而它赖以哗众取宠的实验性和超脱感，也变得日益琐碎无聊（Trivialized）。

现代派文艺的另一致命克星，就是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在贝尔看来，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一旦落入中产阶级手中，便只能叫作“中产崇拜”（Midcult）。它变成了各种势利鬼的时髦游戏：他们将艺术和思想迅速翻制成商品推销出去，大规模渗入民众的生活方式。所谓“后现代主义”文艺的产生，就代表了严肃文化与大众消费、经济生产的混杂趋势。于是乎，被激怒的文化精英层（贝尔也在其中）便开始痛斥所谓“反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假文化”，而所谓“中产崇拜”，更是一种亵渎神圣、同魔鬼携手的新型拜物教。

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迫使贝尔设计一种适用于后工业社会的新崇拜。老先生已为它想好了名称，姑且称之为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崇拜吧。

贝尔的“公众家庭”，乍看起来颇类似原始部族的公共契约（Covenant）制度，又有点像柏拉图的理想国，甚至带点儿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味道。其实它们确有相通之处，因为贝尔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确实把原始公社、乌托邦和社会主义都当作了他的参考群体。他提出：资本主义在前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工业化阶段便集中精力对付机器。到了后工业化社会，自然与机器都已隐入人类生存的大背景。此时，社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方面资本主义因欠账过多，急需补救调整。新宗教因此必须在人际关系和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上求得，以便成为维持社会一统的精神支柱。

贝尔在设计“公众家庭”原则时，显然统一了他的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新教堂的屋顶下，个人将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分子（不再唯我至上），具有比较平衡的社会公德与共济心理。他将从“丰裕社会”得到满足生活必需的经济配给，也拥有自由处置私有财富和额外报酬的权利。他将尊重传统，顾虑将来，反对无节制的享乐纵欲，同时愿意为公众利益做出自我牺牲。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的道德正当性。反之，古代文明由苦行到奢华，由强悍团结到纷争内乱的覆灭之路，必将被当代西方人重蹈。

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人们不禁会同情贝尔的思古之情，也能体谅他在风烛残年的殚精竭虑。曾几何时，北美资本主义也曾强调精神价值，并以严格的纪律与道德约束，来集中全民族的体力智力，为创建新世界的理想而奋斗。然而立国两百周年之际（贝尔此书正好于1976年出版），美利坚民族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它已站在西方文明的峰巅，却发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才涌现出贝尔这样先知式的思想家，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崇拜的需要。

贝尔的新宗教并不一定管用，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不过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爆出的几句埋怨之词，倒可以当作21世纪人类的警世通言：“看来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于灾祸就根本缺乏道德与心理上的准备。”毫无准备、盲目乐观发展的结果之一，便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留学生，心情复杂地注视着他的美国教授。他正以垂垂将老之身，与魔鬼睽睽相视，却苦于驱邪无方——很像是从海里捞出所罗门宝瓶的那个倒霉渔夫。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by Daniel Bell,Basic Books Inc.,New York, 197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