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批评集
前记
这本集子收编十二篇“哈佛读书札记”。它们作为专栏文章，曾在《读书》杂志上连载发表，时间大约是从1986年底至1991年初。这个专栏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目标是完成一套三十篇左右、自成系统的文化批评著作。其目的有二：第一可向国内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方文化与思想动态的窗口，第二能替自己的学术研究创设一种生动活泼的便利方式。
现在将这十二篇札记编成第一辑，因为它们全都涉及美国文化及其新近研究动态，故取名《美国文化批评集》。已在《读书》上同读者见面的一些篇目，诸如《巴赫金：语言与思想的对话》《利奥塔与后现代主义论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拟于今后汇入该专栏的第二辑，即《欧美新学赏析集》。
1987年，我刚刚通过哈佛博士资格考试，便携带尚未成形的毕业论文，欣然回北京安家。当时条件甚为艰辛，治学与持家皆须苦战。匆匆动笔的初衷，是想一边实行“拿来主义”，练习批评之功；一边以文养学，如期完成博士论文。承蒙《读书》编辑赏识，众多读者鼓励，使我开笔顺畅，连续评点了一批重要的美国当代学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学术思想潮流。
文章写到1989年初，我回哈佛答辩论文，继而参加毕业大典。就在我穿上紫红帽袍的日子里，北京传来重大消息，催促我提前回国，奔向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我未写完的《读书》专栏。目睹并体验中国的历史性变革，我逐渐写出一些感悟与心情来，于是开始摸索新的思路与风格。
1991年我再度访问哈佛，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不久父亲生病，我守候半年后，他终于故去，令我握笔乏力。这期间“哈佛读书札记”一度停笔，原因多半在此。另外，由于潜心阅读钱锺书先生的著作，我感触良多，有意搁笔反省一段时间，想想自己的“文化批评”今后该如何去做。
开辟专栏之前，我确有一个郑重构想，即希望通过跨越学科、沟通知识的方式，试验出一种符合中国人口味的“文化批评”体裁。这种体裁，是我在留学期间受老师指点，后经反复揣摩，心向往之的东西：其中既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思想传统，也有欧美学界最近流行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新学风。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乃是西方左倾思想界一支坚韧余脉。它虽已放弃革命理想，趋于悲观和书斋化，却部分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严峻批判立场。他们精于思辨，深入解剖，恪守精神价值，顽强对抗发达资本主义物化趋势，从而推动西方激进学派的多种理论抗争。
这个集子以相当篇幅评点了阿多诺、马尔库塞、米尔斯与新历史主义学派的学术理论，理由便是要借其一脉因袭的犀利与凝重，帮助中国读者客观而沉稳地透视美国文明，了解并预见现代化的利弊得失及其身后之路。自然，此种文化批判不是中国的产物，即便移植过来也难适应国情。我在书中仅仅想表明：他们是研究危机、提示矛盾的专家，也是中国人深入展开自己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之前可供借鉴的老师。
至于文化批评新学风，则是一种多功能综合批评方法。特征是以新式批评理论为先导，破除传统人文中心论，超越学科分治界限，强调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追求宽大复合的学术视野，以及广泛积极的读者反应。本集中专题介绍的贝尔、米勒、威尔逊、屈瑞林等人，都可归入这一路文化批评家之列。他们虽然专业方向不同，共有的长处是勇于沟通融汇，拓展边缘，综合治理，从整体上提高文化研究的水平与价值。在美国读书时，受此风气熏染，我努力扩充知识，兼修文史哲诸科，渴望练就那种轻捷灵动、游刃有余的综合批评功力。后来在写读书札记时，才逐渐知道其中艰难。
难在何处呢？首先是很难达到“思想与文采”并茂的佳境。钱锺书先生口中所谓的“举重若轻”，原本是要以简明流畅的生花之笔，去演绎高头讲章之精义，且须保持文章里的理论棱角，突出其原有思想之深刻性。其次，他强调一个人文学者，要逡巡穿插于各人文学科与学派之间，前后照应，左右顾盼，对比映衬，贯通衔接——稍有不慎，全盘皆散。最辛苦也最容易出笑话的，则是要翻越中西文化、历史与语言间的樊篱，做一个往来转运的文化交流使者。其间难免讹错误会，弄不好就会像方鸿渐那样四处碰壁，陷入困窘“围城”之中。
回头再向钱先生的著作求教，那份亲近感受，是任何洋人教授未曾给予我的。钱先生作为中国当今的文化批评大师，在学术风范与思想情操方面足称楷模，令中西学者倾倒。关于跨学科综合研究，他早已明言“彼此系连，交互映发”的道理，倡举循环阐释、觑巧通变的学术方法。
说到中西文化的交流、比较与批评，钱先生更是驾轻就熟，深谙其奥。除去大量丰富的研究实例，他还写下一系列值得我细心研读的精妙论断。例如他强调中西、人我之关系是“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不可。“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又如他早已洞察引进西学的困难性质，更将这一工作喻为“艰辛历程，一路颠顿”。
不仅如此，钱先生还围绕翻译工作，提出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我们引进外来文化的目标，究竟是“欧化”还是“汉化”？如果是汉化，“化”与“讹”的标准如何确定？最后，身为批评家的文化媒人，我们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以作诱导、反逆，还是“移橘为枳，借体寄生，指鹿为马”？
模仿钱先生是不可能的。但我在书后附录了两篇“读钱札记”，是为记载自己写作中的一次显著思想变化。今后，我会更努力地师承祖国学术传统，以期培养独立而有效的批评能力。
最后，我谨向三联书店沈昌文、董秀玉二位老总诚恳致谢，多亏他们历年不懈的鼓励支持，为我提供了试笔与出版机会。《读书》编辑部的赵丽雅、吴彬、贾宝兰诸君（还有已离开编辑部的王焱、杨丽华、倪乐），长期作为我的朋友与最初的读者，为我的一篇篇札记操劳不已，关心备至。这本集子，若没有上述各位的合作，是谈不上从容问世的。
赵一凡
1993年2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