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
以上这番话，是晚清官员邓实所说，文言句式，不难懂。逾百年后，中国没有亡，而且正在崛起；汉字迄未废除，由繁体而简体，仍在使用。中国的“语文”则发生空前巨变：文言文早经废弃，现代语文一律是白话文，能读古文者，固然有，但恐怕没人再如邓实辈这般思维而说话了。
这样的“中国语文”是怎样一种语文？由这语文而言说的中国，是怎样一个中国？
语言亡失继而亡国的古例，并非没有。邓实说这话，时在国难逼近之际，朝野救国，议论滔滔，他独取“语文”一节而发此危言，不知当初获致怎样的应和。百年迄今，救国强国的无数实践多半奏效，或在试图奏效的路途，其中，始于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及其后果，则要比其他革命——国体、政治、经济、科技、文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得更为深刻、更为久长、更难评估。
李春阳女士《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似在回应邓实以上这番话。昔邓实以四十八字出之，本书逾六十万字——前年、今年，我居然逐字通读了两遍，其中布满许许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掌故与识见，更有我大欠明白的道理在。我愿以这篇序言感谢李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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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文化激进主义、五四启蒙的政治化、文言传统的丧失……这些语词，我平时随口说、随手写，自以为历史的是非早已清晓。读过这篇详详细细的账，这才知道我于白话文运动，以及今日白话文的种种来历，根本不知道。
零碎的例，太多了。譬如，白话刊物的初起，远自清末，主事者大抵是洋人传教士，并非始于民国初年那场白话文运动；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训令全国初级小学改“国文”为“国语”，“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虽说形同空令，究竟是官府的文告，并非一班书生闹运动；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言文一致”，首倡者，想当然耳，胡适之、陈独秀，其实有言在先的却是晚清的黄遵宪；而在鲁迅提议年轻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之前——至少早了近半个世纪吧——吴汝纶就扔出更为决绝的话，说是除了一册《古文辞类纂》，中国的古书一概不必读……
这等事情，我从来不知道。
除了陈述白话文运动的原委，本书持续接引语言学观点，与白话文运动的史料时相穿插，层层揭示运动的内因和外因、远因和近因。如古代开科取士与文言文的关系，近世废除科举与白话文的关系，孙中山的立国“五权”何以特设“考试权”，周作人为什么以“十二分的诚意”提请给大学生排几课“八股文”，这些，我都不知道——当章太炎为汉语汉字严正辩护，同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祖宗索绪尔在巴黎开课，章太炎也完全不知道——至于什么是汉语的“字本位”，什么是印欧语系的“音本位”，什么是汉语书写的“意”和“象”，什么是八股文的“破题”与“束股”，什么是“义理”“考据”“词章”，什么是唐宋八大家，什么是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我原本不知道，略微知道的，也不甚了然，现在由作者领着一路读下去，这才望见白话文运动闹起来，或故意、或无意，处处和语言学发生大错位。当初，新旧文人对文言文的辩护有理有据有远见，从胡适、陈独秀、鲁迅那边看过去，莫不是强词夺理的混账话，如今远隔是非，始得看清强词夺理之辈，反倒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和大佬。
李春阳是要来质疑启蒙前辈吗？不是；是为清末旧党抱屈吗？也不是。通篇读下来，李春阳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告诉你：白话文运动的前前后后，哪些关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人物当时说了什么话，哪些文本针对什么问题，哪些问题被什么缘故或支离、或利用、或完全掩盖了……所有这一切，据实说，我一概不知道。
我乐意公布我的不知道。我亟愿确信：当今若干文学教授、语言学家和历史学者，应该知道；眼下的密密麻麻的文科研究生，也该大约知道的。但以上细故，仅仅关乎知识？白话文运动，只是语言专业的学术课题吗？
我对本书的深度认同，大约以下几点：一、材料的看法与用法，超越学术；二、大规模犯难，难度可惊，勇气尤为可惊；三、对传统中国语文，耿耿挚爱——没有这份挚爱，仅着眼于史料与学术，不可能有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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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点。
本书成稿，历时五年，初稿二〇〇九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初读，即有感于作者对中国语文的命途与是非，异常敏感，且于历来研究白话文运动的文本，显然早经追究；而兹事体大，论者累累，倘非长期浸淫大量史料，反复辨读，不可能是这等审慎而富野心：此是书写论文最可宝贵的状态。
白话文运动的起止，大致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按论文通例，此一时期的重要材料均被收入，鲜有遗漏——包括部分启动的所谓大众语、世界语、拉丁化新文字等改革及这一过程中的著名论争——几乎是运动史料的一览表。但这份一览表仅占全篇史料十之二三：作者的史识远过于此。就我二度阅读的记忆，不断使我开眼而此前无缘一见的文本，远比民初白话文运动的已知史料，更具历时感与说服力。
撮要说来，大幅扩增的材料是：
一、官方文本，包括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政府的明令、文告、社论、专著、辞典、批判稿、会议文件、政策条款，等等。
二、一改相关研究历来聚焦民国的旧例，一九四九年后涉及语言改革的大事记，包括重要文献、发布年份、执行机构、从事研究或制定语言政策的人物等，多所记存。
三、议论白话文问题的人物身份，大幅扩充，包括革命家、哲学家、史学家、美学家、翻译家、官员、诗人、书画家、文艺评论家，甚至烈士遗属、中小学生、老百姓。至此，“白话文运动”的主角与焦距，易为“白话文”本身。
四、国家及国家首脑对语言改革的强度介入、长期掌控，可能首次被纳入白话文运动研究，时段跨越七十多年，历经延安时期、内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后文革”迄今。其中以毛泽东及中共高层的相关指示与宣传，为最重要。
五、除白话文运动著名文本之外，百余年来的大量白话文文本，包括晚清、民国、共和国迄今的各种公文、作文、小说、诗歌、发言、辩论、通信、杂谈、俚语、方言、网民语言……总之，以往同类研究仅限于文字学、语言学与文学创作的材料范围，至此扩充到白话文波及的几乎所有层面。
至此，李春阳打通学科，串联古今，将白话文运动被长期支离的历时性与影响面，完整地还给了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语言问题和历史问题，终告合流；白话文研究的方法、观念，为之一变；白话文研究的历史视野，为之大开，白话文运动被一举带出五四语境——同时，也被全方位置入长期支配这一运动的历史情境——进入远为庞大的领域。在被白话文全面覆盖渗透的所有领域中，白话文运动漫长遍在的后果（包括无法预估的前景），可能首次——至少，以此前未便点破的要点——被置于权力的景观。
这是一部不惮其繁，事事处处以材料组构叙述的书稿。所有扩增的材料，为白话文一案展开全新的证据，其说服力，即在揭示了中国现代政治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公然呈示，终于在白话文史料与中国现代史之间，清理出一整条错综复杂而清晰可辨的因果链。自白话文运动大面积失控到深度质变的全过程，初告揭示：当年这场语言运动设置的种种话头，日后，几乎全部坐实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命题——换言之，回避政治，无以谈论白话文运动。
在已知的白话文运动研究中，“政治”以及政治的历史作用，照例被审慎带入，作为背景，作为暧昧的补充，和语言问题区隔处理，以安全的距离织入理论性评述；但在本书中，每一份材料呈现为政治的，同时是语言的自供状，阅读全篇的过程，即是语言如何作为政治、政治如何成为语言的呈示过程，以递进的、渐强的方式，李春阳使扩增的材料源源提供了一组又一组政治真相：这些政治真相的每一部分，每一个面，体现为语言——就是语言。
是故李春阳的材料不再只是材料，而是白话文运动政治性格的自行叙述。经审慎调理后，各种文本的政治性或从语言表层凸显，或使语言的真问题从政治话语中被剥离，而后，同步植入书稿的多声部结构，甚至，成为主唱：书稿的章节，由此清晰，并予确立。
譬如，据材料的类别与类比，划分专章（如“破除文言白话之执”“汉语欧化问题”“新旧白话问题”等）；追踪材料的要义和疑点，聚焦专题（如“白话偏至论与儿童八股”“现代翻译问题对白话的影响”“从张恨水到张爱玲与赵树理”“鲁迅与毛泽东文体的差别”等）；利用材料的对立或关联，显示异同（论及翻译问题一节，《天演论》的严复文言版与后世的白话译文，两相对照）。如此，白话文与白话文运动，该运动与政治、历史、语言学等过于复杂、专业或非专业的种种关系，被所有材料的语言性能，彼此照亮——此前，这种语言性能未被发掘、未予彰显——并跃出材料，与本书形成交相辨识、彼此辩难的互文关系，所有材料于言事之际，同时便在说理。
书稿的材料部分，通常枯燥乏味，以我有限的阅读，此前鲜少在论著中遭遇如此富有活力的材料：在其他命题的论著中，书与材料大致处于从属关系，在李春阳这里，材料就是语言，作者的见解和材料中的见解，彼此出入，与本书不相区隔。我不愿说，这是一种叙述的策略——任何策略不免倾向选择的偏见——毋宁是纷繁的材料导引李春阳步步窥见白话文运动的惊人的轻率，在在触探政治和语言、语言和政治的双重陷阱，经由大量史料的反方向跋涉，李春阳详细清理了白话文运动的斑斑后事，以一种并非意在理论的论辩方式，翔实估算白话文影响的是非凶吉：理论不可能凌越语言，理论就是语言，是语言政治之一。面对理论的语言和语言的理论，李春阳的警策与细察，近乎张爱玲发掘人性琐屑的文学敏感：材料，特别是语言改革的官方权威史料，处处给她看出无所不在的似是而非，包括逾半世纪之久被置若罔闻的大错大谬——如政治和语言、语言和政治的同一性——书稿开篇，李春阳即截取权威工具书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大段明文，从容拆卸，分段究诘。此后，本书与材料的关系难分难解，形同语言和语言的辩论。
然而，白话文运动的政治性格，并非本书的要旨，而是期使语言问题归位，或者说，作者试图揭示，白话文运动的语言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归位——其间，语言问题的“正位”，于焉显示：作为以上材料的遥远对比，李春阳持续接引先秦至清末的中国文论，连同欧美语言学观点，在扩增材料中穿插并置，将白话文占据的现代史与前白话文运动的漫长语言史，纵向衔接，兼以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横向比照，展开多维的纵深对话——准确地说，将之交付语言的对决——白话文运动的政治性格，以及这场运动本应针对的问题，因此获致必要的分殊、有效的平衡。
这时，良性的悖论出现了：我不敢判断作者是否古典语文的饱学之士，而我无学，仅读懂小半。但是，极度荒谬而亲切地，在我不能懂得的古典引文中，我从每一字句（包括不识不解的字词）获得汉语的归属感：一种不再为我所属的归属感。我不得不由此确认，自己是白话文运动的隔代子民。
所有书稿期待辩难。对于本书，则今后的辩难者恐怕先要面对的是官方材料与国家文本。换言之，仅就李春阳目前所能收揽归置的新旧史料，这部著作即难以撼动。即便剔除文中全部观点——如上述，其中逾半观点已在材料与材料的关系中自行呈示——我们（至少，就我而言）对白话文运动，对白话文的认知，足以被这些材料有效地照亮、变更，以致颠覆。
我所感到最为窘迫而富有兴味的是——这兴味，处处来自真相的豁然——我从此不再信任白话文及其种种权威论述。但是，我属于白话文，就是白话文。我与本应归属的中国传统语文（包括上溯宋代的旧白话）以及这份遗产所能蕴藉的全部文化，早经中断线索——除了简体汉字，还有，喧哗至今的现代白话文——我相信，五四前辈奋然争得的所谓白话文，根本不记得李春阳摊开的这些旧材料，一如这场大获全胜的语言革命，成功取消了古典汉语的漫长记忆：到今天，中国语文只剩了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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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理解本书的冒犯与危险：它针对今日人人使用的语言。
五四及今，九十多年过去了。从鸦片战争算起，文化转型、国家转型则过去一百六十多年。其间多少大事，众所周知，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中，一面，亟待史料见光，重作评估；一面，做不得，太难做，便是做了，也做不深透，做不开。若干曾经犯忌的题目，如北洋史研究、民国研究、抗战研究、两党两岸关系研究……早在做，正在做，有人做。当援引资料、触探问题时，学者们所能把握的政治尺度，主动囿于学界、位于边缘，求取大致的安全，可就学术的名义自我维护，并获得维护。时间的长距离已向当今学术研究展开逐渐可为的空间：要之，这类富含当代价值的历史研究毕竟是在处理过去的是非，多少享有学术的超然。
研究白话文运动，无法享受学术的超然——白话文运动，是历史旧案，白话文不是：涉及所有人、占据所有文本，白话文的书写言说，自动处于历时状态，既指向问题的起始与根源，也自动处于现在时。
明面上，白话文运动研究无关政治，也不是历史与思想史（虽则在在触动思想与历史）；看内里，则白话文再怎么弄，汉语还是汉语，汉字仍是汉字，是唯中国才有的语言和文字，有这语言文字，于是中国叫作“中国”——李春阳的冒犯，是追究汉语便即牵动中国的一切。前引清末邓实的那段话，或可视为严重的警告：不论今人是否同意，是否明白，无妨放下权力的傲慢——即白话文一统天下的当然傲慢——冷静想一想。五四一代的激愤、焦虑，早经远隔，如今再来想想前清士子的话（那些话，亦曾被视为旧势力的傲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民初的白话文运动，是本书的主线，但不是主旨。白话文运动的研究专著，层层叠叠，今李春阳弄这数十万言，摊一大堆材料，其实并非与学界辩难、对学者说话：我是读到后来，后来再细读，这才看清书稿的这股清正与蛮劲，指向所有人的精神处境，这处境，难有别种指归，具体说，便是实实在在的语言处境——犹如检视细胞而非病的诊断，李春阳试图清点而究诘的问题，涵盖文化与文明的基本单元，占有每一位言说的个体，直指今天。易言之，但凡历史研究因远隔历史而被天然赋予的安全感，被这份书稿撤除了。
白话文运动之于传统中国（亦即文言）的威胁，早经撤除了：它的胜利，被公认是新文化的奠定，相应地，中国传统的文字（繁体字）和书写格式（竖排）除特定环境下鲜少使用，新中国不再有一份书刊承袭完整如昔的汉语形态。今天，所有再版的古文著作，严格说，不是原典，而是由简体字排版、白话文译注的读物，今之所谓国学教育，则形同外语教育。总之，当年白话文运动的仇敌：万恶的古文——出于半真实、半假想——从现代中国的语言谱系中，被全面铲除了，成为历史名词。我们有理由认为，白话文运动竭力扑灭的旧势力，白话文运动恶毒描述中国语文的噩梦般的过去，统统消失了。
是这样吗？是的，除了白话文。近百年来，可能没有一次革命的覆盖面、有效性、渗透力——不论是灾难抑或福祉——如白话文运动那样，在中国形成具体而微的历时性后果，恒久生效，人人有份。战争、暴力、运动、镇压……那些颠覆历史的现代往事，固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然其侵蚀毁坏（或曰除旧布新）的深巨与久长，均难和语言革命相颉颃：现代白话文，一种被人为所极度改变的语言，字字句句，反过来塑造人，置人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于言辞、书写和思维之间，遍布国民教育的每一阶段、每一层面、每一角落，形同语言的水土与空气。
这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最富活力的一份遗产吗？它超规模繁殖，无可计量，你开口说话，下笔写字，你就是影响与被影响的一环，证据是：你习焉不察，同时，别无选择。
当今古典语文读本及所谓“国学教育”，对白话文既不构成丝毫威胁，也无能襄助，足以平衡语言生态、行使语言辨识的大统，中国古典语文（包括上溯北宋的白话文），不复存在。现代白话文，自然而然，铸成每一位使用者的日常独裁，并被独裁；没有监督，不受制约，无须检测，自行关闭了语言的出入与生机，如白话文运动诅咒攻击的千年古文，停在超稳定形态，虽生犹死，然而空前肆虐。
在可见而难以预估的未来，现代白话文看不到语言及语言之外的任何出路与挑战——此书题曰《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事实是，现代白话文的真正危机，是没有危机。
但在白话文运动时代，语言危机不但显在，且因其显在，而被过度醒觉、肆意夸大了。迎对清末民初种种危亡意识，胡适一群新党独取语言文字的大关节，相率造反；而鲁迅试以“最黑最黑的毒誓”诅咒文言文，又是何其怨怼——现在，百年后，却有李春阳单独一个，没有契机，没有同志，除了冷却遗散的历史文本，不具任何可资借助的时势，居然在白话文运动九十多年后，放胆抖开运动的旧案，死命咬住，百般纠缠：她与胡适一样，意在掀动当年文化叛徒群相标举的命题吗？
我愿贸然断定：这份孤胆远远超乎五四前辈的集体勇敢。犹如触动历史的铁案，李春阳在做一件不可能之事。
百年前做同一件事，则非但可能，而且聚众，标举国家民族的大纛，其势汹汹，汇通后续不止的其他革命与其他势力，果然将两千年以上的语言大统，合力扳倒了——被这洪流无情玷污的名字，包括白话文运动的所有主事者——白话文运动赢了，传统汉语的降伏、衰竭而败亡，是中国语文的新生，抑或历史终结？相比今日李春阳这篇孤零零的文稿，胡适们当年实在有福了：白话文运动曾经悍然招致无数旧党与之辩难，辩难双方，乃成全一场角色相当而声色齐全的大革命——百年后，汉语生态毁损殆尽，白话文势力，业已强大到不必称之为势力了。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白话文，不仅是学术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白话文运动展开之际、推进之时，如魏晋、唐宋、明清文人之于时文的痛诋或反拨，有没有呢？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有，如语丝派、论语派、学衡派，及梅光迪、胡先骕、周作人、吴宓、废名、李长之（更不必说章太炎、严复）等人，均在胡适派之外，先后给出丰富的见解，鲁迅之于古文的姿态，则呼来唤去，情状奢侈而复杂……而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末，整整四十年，白话文一统天下，未闻一句拂逆之言；迄至九十年代，知识界略微醒觉，始有若干学者有感于时文的荒败、历史的疑点，乃讷讷为文，有所辨析，是为白话文运动半个世纪之后，稀散零星的质疑之声。
就李春阳的材料所提示，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先后曾有郑敏论文学写作与母语问题，许明论语言革命与意识形态关系，郜元宝检视文学语言的古今之别与精粗之别，陈方竞延展张灏关于“承续和断裂”的论说，陈平原追述严复、王国维、章太炎在古语和新学间的贡献，陈来揭示文白之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渊源……这些论说，或此或彼，点到白话文运动的若干疑点及局部遗患。
此外，老一辈语言学家如吕叔湘、徐通锵等，则以相对超然的立场，冷静研析白话文：前者的重要观点是将现代汉语归入近代汉语范畴，“近代汉语”，系指唐五代以来书面汉语的连续体；后者，乃对应西方语言的“音本位”，整合国内语言学前辈（包括赵元任、王力、陈望道、张志公、朱德熙、陈承泽）的相关见解，平实申明汉语的“字本位”概念。
较五四前后的言论空间与争鸣维度，今日的学术言动虽难项背而望，但上述观点毕竟是书稿史料中时段切近、犹富理性的部分。以上议论虽无全般质疑白话文的意思，然亦应者寥寥，刊行之初，略有小议，旋即归于默然，便在圈内也难发生响动——漫无边际的白话文，当然，无动于衷：覆盖一切而丧失生态，现代白话文问题早已越出学术与文学，当代小说、诗歌、理论、学术，只是被白话文全面统辖、深度支配的汉语文本之一小部分。
是故文白之争的余绪、文学创作的语言、历史人物的再评价、激进主义的旧是非……不是本书的焦点。作者的视野与关切，是在现代中国的语文——亦即白话文运动的总后果——所能涵盖辐射的全息景观。在这景观中，李春阳的大面积追究，既针对五四前辈与新中国语言革命，自亦囊括当代学者和她自己在内的所有写作及其语言——书稿题旨的所谓“危机”，非指五四那场运动，而分明说的是今天，一如九十多年前的语言革命，指向历代群儒、朝廷群臣和所有读书人。
话无须说白，也说不下去。总之，一九一五年，有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一篇短文《文学改良刍议》；二〇〇九年，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的一篇长文《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易言之，一个濒临崩解的文言文的旧中国，是白话文运动的总背景；一个日益富强的白话文的新中国，是本书的总背景——由时间此端遥看彼端，今李春阳的文化劣势，无可对应，因而，无可同情。有如强大的敌阵，当年，是文言文成全了白话文运动；现代白话文，则自我灭绝了任何异端，它的敌方，它的病灶，它的致命的根源，是白话文自身。目下，中国学术的权力网络——其编织与肌理，全部是白话文——会如近百年前新党旧党群相虎视《文学改良刍议》那般，正视本书吗？
此所以我愿斗胆指明李春阳的这份勇敢：它不是唐·吉诃德式的勇敢，而是万分真实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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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先秦诸子的“修辞”，为后世建立了“文教”。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这“修辞”与“文教”在当时整体文化语境中仍然存在，也仍然有效——白话、文言不过是语体的差别，二者使用的汉字，几乎每一个都同样古老。
我不想依从今时的滥调，将李春阳博士的这段话说成全篇书稿的“关键词”，但李春阳所以有此书，便在这末一章的矜矜告白。其中若干段落，理致平正，语气则慨然沉痛。以下摘录的段落不为说理——以为不值一驳者，想必势众；有诚意的读者，自当阅读全文——意在正视李春阳挚爱汉语的耿耿之心，我深度认同本书的理由，不全在文稿的理致，而是这份挚爱。
此下且看李春阳对汉字与白话文的关系，如何陈述：
即便白话文运动为了新时代而蓄意造成文化断裂，白话文所使用的每一字依然是汉字，凝铸于汉字的所有文化符码和信息作用，不可能在同一个字里被肢解、被排除。没有汉字，我们无法说话作文，每一汉字会自动坚守其意指及其界限，换言之，当白话文试图重组汉字，犹如车道脱轨，被错置或被滥用的一系列汉字（欧化，以及外来的语法加剧了这种错置和滥用）会拒绝执行清晰正确的文句——不幸的是，无数白话文正以灾难性的错误，书写大量不堪卒读的文章，在表达、沟通、教育、传播中留下无可估量的连锁后果……白话文意图摆脱文言，或误以为与文言了无干系，是一种语言的错觉，同时，成为一种充满错觉的语言。
现代白话文乃是“充满错觉的语言”？好大胆的说话，但我无能反驳。倘若我们多少读过几句古文，又指望以白话文写出清通的文句，并被清通地阅读，则作者指称当今市面上“大量不堪卒读的文章”，便是一句平实的话——细想，则万分乖谬：
今天，我们要拿汉语汉字的一字一句完全当汉语汉字对待，已很难做到。绝大多数人既没学过语法也不通外文，却用“印欧语的眼光”或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观看待汉语，一边使用汉语，一边又不把汉语当作汉语，这种现象每日每时在发生，我们不必出门，打开电视看看听听，汉语就是这种状况……
“一边使用汉语，一边又不把汉语当作汉语”，哪位当代白话文作者愿意坦然承认不尊敬汉语、不懂得修辞呢？
修辞思维绝不仅仅是文句词章之事，所谓思想的重估、道德的重建，终究归结为语言、归结为修辞！《周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诸如文风、格调、观念，甚至包括全球化、经济危机、人权状况、个体权利意识、法治、政治制度等命题，能否获致精确而丰富的阐述，在在取决于修辞思维。脱离修辞思维，什么问题都难免于空论与误谈……近来“普世价值”之类话语，唯修辞之善，可得超越，因“普世”云云，原亦不过修辞而已。
是的，“不过修辞而已”，这是致命的话——到了本章，李春阳取“修辞”发难，对白话文运动，对当代白话文，开始凛然侧视：
或许白话文本身就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修辞，假设它的宏愿是另立文教——其实亦属妄想——汉语的词汇还是那些，汉字的绝大部分是传承字，简化字不过是繁体字拙劣的替代品……新兴白话文批判文言文，急于宣布旧文化崩溃了，为白话之必然取代文言，预先设置了意识形态神话……白话文运动的严重失误，是使白话写作与文言和旧白话为敌，不肯植根于汉语的字词和语源，久而久之，既丧失修辞思维，也不知有修辞思维。出离汉语规律的白话文，唯委身于政治。
莫说“文教”——“文教”一词，久已失落，今几人识得、几人在乎？——而“委身于政治”的白话文（即“意识形态神话”），经此劫持而催眠、复由催眠而发昏，乃大规模“出离汉语的规则”。这是白话文运动的正果吗？这就是今日的汉语和写作：“既丧失修辞思维，也不知有修辞思维。”后一句，更为可悲——以历史的立场看待语言，曾为白话文运动所标举；以语言的立场看待历史，即本书的要害：为等待这份语言的立场，九十多年过去了。
“历史”一词，或也出于“修辞”吧：在五四以来的语境中，“历史”其实意指政治。不是吗？自来白话文的倡导者辩护者，撮其要，莫不出于历史的大立场：所有现代中国的大事件，包括白话文运动，从来被要求“历史地看待”——西语的说法，即以赛亚·柏林痛诋的所谓“历史必然性”——读李春阳排列的“正面材料”，当初白话文悍将的大道理，说来头头是道，万般确当：历史到了危亡关头，岂可死抱着万无一用的古文！连当年旧党为古文辩护，也多出以历史的名义——其间秉承理性者，则于历史考量之外，一再返顾语言的立场，如昔时的章太炎、梅光迪及近时的徐通锵辈。他们亲历历史的胁迫，历史再严峻，国事再切迫，他们仍然试图申说：语言终究是语言，语言从历史中来，语言就是历史——这里所说的“历史”，则是“历史”一词的本义了。
现在，李春阳试以语言的立场所针对者，既是白话文运动全盘否定的中国语言史，也包括白话文运动裹挟其间的历史——不论白话文如何、古文又如何，汉语自身的历史，理应置于其上。
“白话、文言不过是语体的差别，二者使用的汉字，几乎每一个都同样古老。”换言之，白话文、文言文，都为做文章，都能做文章。李春阳苦苦提醒、反复举证：清末的语言旧党如林纾、章太炎、梁启超，俱为思想的新党，是中国第一代传播域外新学问、新观念、新文学的革命家；而通行未久的白话文，照样速速演成语言的八股、文章的套路，喋喋不休，织成意识形态的大罗网，其负面，尤甚于古文所曾被诋毁者。
这便是语言的悖论——也是语言的能量：
从一开始，白话文运动就与晚清传统白话刻意区别，其实出于汉语的自为性质，旧白话会自动跟进并融入新白话，因为汉字原本深具调节功能，旧白话之脱胎于文言，即是古例。毛泽东文体由文言而旧白话而新白话的如意转换，也是一例。旧白话因远离主流话语形态而获晚清文士如梁启超等青睐，也是今日之所以出现非政治化语言环境的内在原因。如果白话文试图摆脱危机，第一步，就是放弃文白划分，把白话文纳入汉语修辞的正途，以语言的整体立场看待汉语、整合汉语。
“晚清的白话传统”，上溯北宋，渊源久长，民初一代不是不知道。刻意抹煞文白的对立，已不是语言的立场。所谓“语言的整体立场”，无非政治意图、政治立场。其大门面，或曰大修辞，即是历史：时当清末民初，谁敢逆历史而动？以历史的名义，五四运动及其后续革命所要中国捐弃的大代价，首推中国的语言。
如今要来“放弃文白划分”，可能吗？文言没有了，何来划分。当初的理由，视语言为工具，白话文易学易懂，自然用白话文。但语言仅仅是工具吗？
哲学、科学、政治、学术、教育、文学，字字句句离不开语言，并取决于语言，但在哲学史、科学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语言的位置是次要的、暧昧的，仿佛这些研究不使用、也可以不考量语言，然而每一领域的学术文本——知识系统、理论阐述、概念的界定等——自始至终形诸语言和文字，遍布修辞的期待与介入。任何一篇科学的或者政治文论，其对错高下，难道仅仅事关科学学理或政治是非，难道无关乎语言，无关乎理知被如何表达、如何呈现吗？
这等明白的道理，久已为各学科所摒弃而相忘——近年花样百出的所谓“国学热”，迄无道及语言。今日的童子初读国学原典，但凡识得字词，朗声一读，道理未必懂，已得修辞之善，领受语言的美感。“道可道，非常道”，是理，也是语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理，也是语言：不是这样的语言，何来国学。
修辞之为修辞，必慎待语体，计较文体，孜孜于句式的营造，字词的锤炼，咬文嚼字，换取风格，最终落实为一种得体的、优美的、有尊严的书面语……五四一代写文章，白话正当创生途中，不论修辞功夫如何，以他们的旧学底线，尚能在文白之间作出选择和调理。今时绝大多数写家则唯余白话一途。以如今的白话文而谈论语体和文体，进而追究修辞思维，不禁起荒凉之叹。
其实，何必“语体”“文体”，寻常交谈，何尝不涉修辞。此刻无端想起明人话本的四句话，是西门庆、潘金莲被假定初会于宋代的问答：
“不敢动问娘子青春。”
“奴才虚度二十一载。”
“小人痴长七岁。”
“大人将天比地。”
这是白话还是文言文？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是俚语、大众语还是国语？何必追究。直到我记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里巷、穷乡僻壤，还常亲耳听得长辈用了几乎同样的词语和机锋，一问一答、一去一来，知进退，守分寸，暗示明说，闪烁语言的活泼与狡黠。在市井村野未被现代白话渗透的二十世纪，甚至“文革”初年，这类日常话语仍未根绝，在南方，在我落户的山乡，目不识丁的妇孺一开口，分明是前朝的旧白话：称青年为“后生”，称俊美为“标致”，称可怜为“作孽”……
语言文字兼具天然的保守性与活跃性，保守，是因一民族的语言必与这民族的历史同样长久，不可率尔更动；活跃，是因语言永远繁忙，渴望被使用，人人用，时时用，无一事不用，又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理由使用。当语言的保守性与活跃度被强行改变、强行抑制，语言进入既被动又任意的状态：它不再聪明，不再主动寻求机会，修辞变得多余；它又被轻率地，有时几乎是无羞耻地滥用，无视语法，或者，夹杂太多外来的语法，不忍卒读——这正是新白话日益贫薄荒败的根源。
这段描述，准确而紧要。“贫薄荒败”的写作，不忍卒读，粗暴乖张的说话，不忍卒听，而今时的写家读者、说者听者，不觉有异。是的，“不再主动寻求机会”，语言必定失去知觉，“不再聪明”——更糟的是自作聪明，“轻率地”“无羞耻地滥用”语言。对应《水浒传》那对妖男魔女的初见，今时北大、清华若干教授私下与同行打照面，“语体”如何：
“你哪儿的？我的书读过没有？”
这甚至难说是一句“问话”，听来与今时任何门房、保安、信访办科员的说话，没有两样。某位学者初来京城，饱受学界日常话语的侮辱性“洗礼”，向我诉苦。但他怎样表达自己的反感呢？——“你不知道啊，都这么说话，牛着呢，一个个都很牛！”——“牛”，也是“活跃而繁忙”的语言之一例吧，而今忙着活着的，是只剩伟大的白话与白话文：
过去百年来，白话文运动成功地使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不识文言，也不会使用文言，识了白话，也未见得写好白话。文言、白话，曾经并存千年，主从尊卑，自然而然。文言依凭丰富的字形弥补字音的相对贫乏，与此相应，中国人的认知经验，目治重于耳治。历史演进，白话趋时，是情理中事，晚清白话文运动是此一趋势的加速，到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整套意义系统骤然更替，白话文运动的震荡，至今犹在。白话的绝对优势，已不可逆转，文言作为汉语的精华与有效性，除了古文专业而外，几荡然无存。
据李春阳告知，今日极少数专研古文的中青年学者，深藏古籍之内，不读五四文章，更不读时文。但这不是语言的生态，而是白话文帝国的微型孤岛，是古文尚未死绝的微喘余息，虽非“无存”，却已“荡然”，绝不是活的语言场，犹难滋生精美的语言，更不能推出高明的写家。
白话文胜利了。今若干喜好文墨、追慕经典的青年书生，倒也试着写那么几句文白掺杂的词语，全篇文言的短章，也未绝迹，前些年南京高考状元的“文言作文”即是盛传一时、旋即忘却的个例；而八〇后记者的手机短信，也常以连连“顿首”收句，引以为雅，虽“雅”得可怜，浑然不知其错——自宋及清，及民国，识文言而用白话，乃平常事，用得精彩而怡然，便是上引潘金莲西门庆的问答；今天，会用且用对文言者，即便心诚意正，也落得一个奇怪的异类，不免做作之态、乖张之嫌。这类形迹可疑的语言“返祖”现象，并不能视作语言的机会，半点无助于语言传统的起死而回生，唯反证一件事：白话文胜利了。
自从革命以其粗暴性格闯入汉语，强求汉语，汉语从此失去斯文，又在失去规范的同时，被剥夺自为的余地……写作伦理消失了。多少以作家自居的人口口声声要为社会承担责任，却对文字极端不负责任，下笔之轻率、粗暴，趣味之粗鄙、平庸，从文字开始即取消了他所宣称的价值。难以想象，一个造成文字灾难的人，如何造福于社会。顾彬说“中国作家语言水平太低”，这话初听荒唐，然而任何国家，作家都是指那些善用语言、精通语言的人。倘若一国的作家而语言水平太低，岂非噩梦？
岂是汉语失去斯文，便是“斯文”一词，也已失落，亿万人口行事说话而闪过“斯文”一念者几稀。域外文人如德国顾彬的批评，其实要算斯文的，记得此言一出，本土文坛的愕然与惊怒，即大欠斯文，而回应此说的文章，我约略一读：何谈修辞？
“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语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此“无可移易”一句，正是修辞学要害，修辞之所以是修辞，一如字词之所以是字词。白话文的大病与通病，即不知一字一词须得不可移易。
其实当今汉语“无可移易”之辞，并非没有，而且多得很，唯其“无可移易”，而成大病久病，以致无望治愈的顽症——拿起报纸，打开电视：“各级领导必须重视起来”，“进一步加强落实各项基本工作”，等等等等，就都是——如何移易？岂容移易？于是天天讲、年年讲，倏忽六十年过去，无可移易。清末邓实忧心忡忡在兹念兹的“中国语文”，如今便是这样一种语文，谁敢说，这不是“保国保种的金城汤池”？是故李春阳以下数语，也可句句反证今时的语文和中国人：
人的思考的密码，乃是语言，语言，岂能离开字词。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不但和言语密切相关，而且起于语言，体现为语言。
这一切，在在“起于语言，体现为语言”。固然，李春阳的意思，不是这意思：
人的创造活动，俱皆归因于如何使用语言，或者说，莫不以语言求得理知，求得阐释，最后，语言作为现象，行使观察，也被观察。教育，意味着从无量的书面语获得无数资源，丰富言说，扩大存在的幅度、维度以及人性的深度。
而当今白话文的“创造活动”是在求得控制。控制既久，早已塑成当代中国语文的“幅度”与“维度”，当今中国的知识结构与思考模式，早经层层圈定，形成国人的另一层“深度”，或曰“浅度”，年深月久，已如文言文和旧白话的幅度与维度，塑造了那个消失的旧中国。
白话文运动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为庞大的修辞意图——这意图本身早已实现为庞大的事实——既是知识建构，又以此建构新的权力。
一九四九年之前和之后毛文体的巨变，即为一例。读解毛时代的毛文体，今已不算太难——虽说仍未解、仍待解——难的是下文提及的语言现状：这现状，很难说是毛文体的“形变”或“泛化”，论文采，论修辞，论影响力，远不及毛文体，然其陈腐之状、泛滥之姿、流布之广、统御之效，则为昔时的毛文体所远不及。
今时中国的语文——不论何种类型的写作，不论为何而写、为谁而写——多么需要新的修辞，然而没有；多么需要知识的权力，然而不能。知识应有的权力，众人得不到，于是无权无势的人满口权力语言；语言应有的修辞，众人不会，亦且不知，于是文理不通的文章势成语言的泥浆。古文所曾富有的修辞，随古文的消失而消失了。梁启超辈及五四一代写手之于文白之间的余裕，今人更是休想——“丧失修辞思维，不知有修辞思维”的汉语，于是“委身于政治”：这是当今汉语难以展望的未来，也是现代白话文进退失据的语言现实。
白话文运动可能要对我们至今幼稚的理解力——也即可悲的语言状态——负有责任。无所感应于西方文本的修辞手腕，其结果，只能是轻信与盲从，同时，流于浅薄的认知，进而是国内主流话语的昧于修辞。昧于修辞者而被认作知识分子，是当今社会的常态，一如贫薄芜杂的白话文，早已见怪不怪了。
“轻信与盲从”对应“幼稚的理解力”;“社会的常态”对应“贫薄芜杂的白话文”。白话文运动曾经抱有伟大的责任感，如今的白话与白话文，承担什么责任？怎样承担？靠什么承担？除了权力性格，莫说责任，白话文作为一种语言、语体，可曾赢得当然的敬爱、起码的护惜？
九十多年前，白话文运动恶毒攻击文言文，然昔时的文士便知古文总得革除，语言不免革新，也还挚爱文言文、惜护文言文：那是历史的遗赠，成熟的语言，但知善用，古文便玉成书写古文的人。鲁迅痛诋古文，算得激越，偶或弄几段，文辞间难掩享受之状；胡适俨然新派，老来读古书、参古经，他已憬悟，并且说出：白话文运动后来成了一场祸——今世，人人都说白话文，谁人挚爱谁人敬、谁人知惜护？倘若爱敬惜护白话文，白话文便不会是今日的白话文。
人不爱自己的语言，语言便不肯施惠于使用语言的人。当代的书写不再聪敏，市面的言说渐失生机，莫说西门庆、潘金莲的泼辣而斯文，如今撞见个会说话的人，已是稀有的福分，稍一辨听，也不过黄段子或江湖语，唯较“加强落实”之类，略有人间味。据说，古语旧说而有所沿用、仍然奏效者，眼下留在中医界、佛学界、书画圈——虽佛界早经行政化，书画圈更是分饼夺利之地——文界、学界，敢说精通而爱敬白话文者，大约有谁？能有谁？写着白话文，不爱白话文，早已是文界的常态，读到本书的观点，倒会昂然起身，为白话文辩护吧。我读到书稿材料中那些为白话文严正辩护、慨然说项的种种腔调，不禁想：很好，你主张白话文，你爱不爱白话文？你爱白话文，你想必懂得、应该懂得，倒来说说白话文的好，怎样的好法，文章写来，又该如何有招有式使用白话文——
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
各极“其度”“其致”“其造”，白话文怎么说？“开阖”“奇正”“百尺之锦”，白话文又怎么说？注而释之，说得像了，好看好听、可感可用吗？读李春阳上引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段落，我竟起可笑可怜之叹。我笑这腐儒的眉飞色舞得意洋洋，读来如闻梦呓：今白话文蚁民谁晓得这一套？谁吃这一套！我犹可怜李春阳四顾时语的大荒凉，搬出这死灭的文言文，聊以为寄，据以辩难，其说梦之感，尤甚于王世贞。
古文丧失，不独汉语的意义链断失，语言的声色，便即消褪，人和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文章的关系，随之亡失。这关系不失，于是人对自己创造的语言、语言对创造自己的人，彼此有爱，往来有灵犀。精彩的文白相间、上好的白话文章，自有新的声色，新的意义链，新的可能性，新的好辞章。可是那样一种新语言、好语言，唯在清末民初那一代，如梁任公的恣肆雄辩，如周氏兄弟的洁净而沉稳……彼时，白话文运动虽已闹起来，文白固有的血脉，尚且交融，文白间的往还，犹如姻亲——事到如今，选来选去反复读，近百年的好文章、好写家，还是清末民初那些篇、那几个人。此后半个多世纪，失去爱敬的白话文降得住几篇好文章？
此所以李春阳要来披头散发，成数十万字，由白话文运动从头说起吧。其发难的勇气，只因挚爱汉语，这大爱，表之于顽强的质询，写到本章，忽而转为近乎母性的，准确地说，对母亲般的，那样一种爱：不容亵渎，义无反顾，又如失母的孤雏，无可寄。此是稀奇之事，同时，极度严肃——怎样才叫作爱国？你爱这国家的什么？倘若爱国而不知爱这国家的语言，爱国一说便是大欠诚实的修辞，如泛滥无际的白话文，成一句空谈，等同谎言。
* * * * * *
李春阳的感喟，实属恳切：
白话取代文言，是极其复杂的精神、社会事件，深涵中国近代以来，甚至千年以来的文化矛盾。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决，改良和革命的消长，启蒙与救亡的冲突，保守与激进的起伏，全盘西化和保存国粹的对立——单一角度、单一学科的析评，不足以解读这一事件的全部复杂性及其影响。
这番话，确是议论白话文是非的大难。何止单一学科无以应对，单一国度的事相，也须持论审慎：白话取代古文，非仅中国的语言官司。全球范围现代化、工业化、大众化、商业化，语言兴替的需求，语言变异之疾速，各国皆然。拉丁文、古英语之在欧陆与英美，历史典籍之在中亚、印度、日本，境遇类似。亚洲地区，则各国国粹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种种语言剧情，其性质、缘由，程度的轻重、后果的大小，各相类似，各存差异，要来比较，怕要有另一篇大论。
上百年前，文言文被虚拟的绝境尚能从白话文窥见广大的出路，于是起语言运动，今时，白话文若欲振作，靠什么破局？向哪里求生？在纽约，我长期旁看各族裔移民如何与母国的传统相周旋，久而久之，未曾见任一民族如中国人这般，冥顽抱守民族主义，同时，怡然自安于文化的失据而无根，证之于语言，则种种民族主义的叫嚣，无有一句是民族的语言。
原因无他：白话文，已是一种失忆的语言。这失忆，非指所谓国学——冷落典籍，非唯中国，不懂古文，无关宏旨——要害是，当今荒败不堪的语文课只是识字，不再能称之为语文教育。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年轻人及未来一代代“炎黄子孙”那里，这样一种失忆的白话文，是没有未来的语言。
但亿万人唯余白话文，白话文不会死——三十多年来，国正当崛起，党、政府、公司企业、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语言需求空前迫切，语言市场无可限量。而经济锐意前行，社会日夕变异，人心不复既往。明面上，唯体制事事掣肘，步步滞后；向内看，则语文实与体制同病，在超速巨变的时势与国势间，梗横阻滞，呈大脱节而大错位。更大的错位是，亿万人已然适应了体制，在这近乎钙化的漫长过程中——因其漫长，实属被迫抑或主动，已难分清——中国人所适应的另一巨大之事，无过于白话文：这一失去记忆的超级语言联盟，经久酿成亿万国民的集体人格，这集体人格的单面性、平面感、空心化，无可挽回地趋向语言的枯竭，因其枯竭而加剧语言的耗损。每一个中国人参与了这场语言的灾变式狂欢：初起，缘自革命年代的白话文，终于实现为芸芸众口的白话文。
人受困于语言，并为语言所反制，若欲挣扎逃出，求助者，仍是语言；反之亦然。毛泽东那代人所曾浸润的汉语资源，大可调度，大可选择。而今人们抛弃了毛语言，自亦连带失去汉语的一大资源，纵有话说，却没有语言，遂循环咬嚼另一路陈腔、另一套滥调。这语言的绝境，其实是白话文运动的世纪报应。
这不是语言的危机、语言的歧路，而是，实实在在的穷途。这穷途，如何对应前路昭昭、大有余地的国势？媒体娱乐语言、商业广告语言、学界文论语言、世俗人情语言、网络流行语言……看似喧腾，花样百出，盖同出于长期政治化的单一白话文，为敷衍各个殊异的语言需求，唯支离挪腾，搅拌兑水，兑水而复搅拌，使白话文语体肿大起泡、状若汪洋而已。这样的白话文，实在连“语体”也难成立。即便零星异议的语言，无一例外，源自早经用滥而仍在滥用的白话文。
五四一代，曾将古文与文言文骂得一文不值，百般不堪。今李春阳独自给白话文作此庞大的诊视，通篇用的是政治正确的白话文——白话文可有迎对诅咒的气量？读李春阳引述世纪以来有关白话文的种种辩词，在在刚愎而强横，但我仍愿领教，白话文的辩士们还能吐纳什么新的大道理。
没有用的。当初清人为古文苦苦辩护，是为徒劳——百年前，更大的是非、更大的命运，不肯停下来听取文言的辩护——今天，福兮祸兮？白话文不存在自守自辩的语境，因白话文的植被和疆域，远远甚于古文：失去记忆的语言，势必规则荡然，无所谓自为自证，正因此，白话文空前顽健恣肆，休想有别种语体给它挑衅、威胁，或予襄助而制衡。放眼看去，日益溃散而同质的白话文，不具任何语言的层级、派别、质地、表征——所有人只会说白话文，但白话文不属于任何人。它甚至不再是语言，而是无关尊严和美感的低级工具，演绎为不同权势的简陋副本。
本书的要义，即白话文运动是由语言的权力蜕变为权力语言的历史。然而这部书稿难道不存在问题或错失吗？或许有，但我不在乎，一如我不在乎本篇序言涉嫌无知而偏激。我愿高声说：当年白话文运动的大问题、大过失，何止百千倍——我们，包括“语文节”的动议人，倘若早已不安于当今的语言困境（说是“困境”，仍属客气的修辞）——李春阳的功绩就在告诉我们，白话文运动究竟是怎样一场革命，堂堂汉语，何以一至于此。
最后，我对本书的唯一意见，是嫌篇幅过于冗长——包括这份序——此即白话文。古文与文言，不曾，也不必周旋于这等长篇的官司：时代到底不同了。揭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需要太多篇幅，太多篇幅，需要太多新的语言：汉语的能量、幅度、词语、文类，确乎因白话文运动而大大拓展了。新的汉语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其实大半来自百年以来的翻译之功），空前丰富了汉语的言说与写作——是的，被改造、被丰富的现代汉语，可以被称为“白话文”，但绝不仅仅归因于五四前启动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历史，远及宋代，白话文的能量，原本就是汉语的能量，汉语的千年档案，从来葆有完满自适的语言逻辑，只是料不到自己的命。
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消灭古文，解放汉语；但白话文运动所瞩望的语言未来，是不是今天这种白话文——凡同情历史而敏感于语言的人，可能会抱着两种难以调和的心理：白话文运动是一场语言的灾变，抑或救赎？今天，当我们下笔开口，理应对白话文心存警惕，抑或，对当初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保留一份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敬意？
我因此赞同李春阳在完篇之际二〇〇九年未曾定夺的副标题，即：献给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写在北京、霍州、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