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少年时期

1918年，正月十七日，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市）一对年轻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婴。她就是王克勤，小名延春。

此时的世界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西方强国加紧侵略，试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虽属战胜国，反而成为被宰割的对象，不但没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反被英、美、法胁迫将德国利益转送给日本。这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这种情绪在1919年爆发的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崛起，封建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批判，其统治地位动摇了。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这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王克勤的父亲王昌明也受到民主共和与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愤世嫉俗，反对封建主义，渴望民主自由，期望中国强盛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诈和掠夺。长女克勤来到世上，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按旧俗培养女儿。他呼她“延伢子”（“伢子”在湖南是对男孩子的称呼）。他让女儿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练习写毛笔字。王克勤自己也很勤奋，写得一手好字。年纪很小时，她便可以用蝇头小楷替人抄账目挣钱。当她赚来第一个铜板时，小小的心灵充满了喜悦。

父母和祖母非常喜欢这个聪慧和勤奋好学的孩子，感到她很有培养前途。父亲当时是爱莲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兼任语文老师。虽然家中不很宽裕，但五岁时家人即送她去宝庆府爱莲女子师范附小读书。除了上学之外，她还要在家帮母亲做家务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她常常是忙完家务即赶去上学，脸上时常留着炭灰的痕迹，同学们笑话她，她却从不以为然。对她来说，外表并不重要。她在同学中虽然年纪最小，但学习最好，老师们都很喜爱她。

她上高小时正值北伐，国民革命军收复了武汉，大革命达到高潮。青少年学生纷纷参加儿童团、青年团，稍大的则加入共产党。王克勤的父亲王昌明时任宝庆地区农民协会宣传部长，同时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为党部常务委员，他们家则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她的表兄是青年团员，母亲是妇女协会会员，她本人则担任儿童团团长。她带领同学写标语，砸妓院，禁止吸鸦片烟和贩卖鸦片烟，积极宣传妇女解放，提倡中老年妇女放足剪发，并带头把祖母的头发剪掉。她还参加游行，演文明进步戏剧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杀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悬赏一百元大洋取其父亲的头颅，她父亲被迫离家出走，随宋湘涛、贺绿汀等一群革命志士前往广州参加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五年内未与家人取得联系。父亲的逃亡使家庭无法支持王克勤继续就学，她只好辍学，随母全家六口迁往农村舅父家住，以免被迫害。王克勤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儿还抱在怀里）和婆婆，不仅断了经济来源，还要对付突然的搜捕，生活举步维艰。但母亲非常能干，用一台手动的织袜机，织出各种颜色搭配的袜子，靠卖袜子来养活孩子们和婆婆。作为长女，王克勤勇敢担起了协助母亲养家的责任。母亲是小脚，出门行动不便，卖袜子、收钱的事都由她来做。她带着大妹妹出入店铺结账。过去店铺里的柜台都很高，账房先生们都是高高在上，打着算盘与这两个小姑娘讲价钱。王克勤和年幼的妹妹踮着脚也够不到台面，但她们一点儿也不惧怕，凭着极强的心算能力，踮着脚，仰着头与老板们讨价还价。为了使母亲辛辛苦苦织出来的袜子多卖一点钱，哪怕是几厘钱，她们也要力争。店铺的老板说：“别看这两个小姑娘年纪小，但账算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她们。”

过了半年左右，王克勤得以复学。除了上学、卖袜子，她在晚上还用一手好字帮人抄写文章，以挣几个铜板贴补家用。寒冬腊月，她去捡破烂，没有手套，受冻的手肿得老高。没钱买纸笔，她就捡同学用过的铅笔头和笔记本，但她学习成绩仍保持全班第一。学校免去她的学费以资鼓励，王克勤就这样艰苦地读完了小学。

在母亲领着一家老小在乡下挣扎的几年中，她父亲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时他担当过徐向前（后为十大元帅之一）的秘书，出生入死。起义失败后，他随徐向前到达海陆丰。海陆丰革命政权失败后，他辗转到了上海，在共产党开的沪浜书店从事地下工作。一次，他病重入院，不料就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叛徒出卖，他所在的地下小组被国民党破坏，待几天后病愈出院返回时，他已经无法找到同事们，从此失去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可叛徒并不放过他，他只得到处躲藏，为了甩开叛徒的跟踪，只好扒上一列货车，前往河南投奔他的朋友和同学。

王昌明到达河南后，找到同窗好友，隐姓埋名，又开始教书，生活稳定了些。1932年王克勤初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正在愁眉不展之际，突然接到五年来没有一点音讯的父亲的来信，要母亲带领她和弟弟到河南郑州去上学。她喜出望外，立即筹措路费北上。不料，才安排女儿在郑州郊外百年中学补习不到一年，一天，王昌明遇见了一个叛徒，为避免被出卖，他只得立即离开郑州，投奔驻军河南许昌的宋湘涛，在宋湘涛部队任参谋。在此期间，他得知徐向前即将从河南信阳附近经过，建议宋湘涛与徐向前会师，一同北上抗日。后因徐向前未从许昌经过，他追赶四十余里未能取得联系，只好作罢，颇感遗憾。他怕耽误王克勤的学习，要她去河南开封找自己的好友马非百，而让妻子带着儿子返回湖南邵阳老家。

在开封，王克勤于1933年顺利考入了静宜女中。第一学期的学费是马非百夫妇代付的。王昌明为了躲避叛徒的追捕，东躲西藏，在河南境内换了九个地方，易名多次，生活非常动荡，无法顾及家人。多亏有马非百夫妇的照顾，王克勤才得以在静宜女中安心地读书。

静宜女中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圣玛利森林的主顾修女会盖夏嬷嬷创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环境优美，学习气氛浓厚，师资力量强。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一些是官宦小姐，像王克勤这样的学生很少。但学校对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王克勤深知机会来之不易，以她的聪慧和毅力，第一学期即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全校之冠。学校免除了她的一切学杂宿费。以后的三年中，她的学习一直名列前茅，每年都得以免除学杂宿费。因为有学校的资助和鼓励，王克勤加倍努力，各门学科的成绩都很优异，特别是数理化等课程，有时老师尚未教，她就把习题做好了。她为此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校期间，除了学习英语外，她还学习了法语，求学孜孜不倦。

静宜女中的老师中对王克勤影响最大的有两位：化学老师李寿松（别号李锡龄）和数学老师郑味虚（国立师范大学毕业，史学家韩儒林的妻子）。李寿松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化工系，曾在抚顺煤矿做工程师。“九一八”事变后，因不甘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工作，他来到静宜女中教书，当时任教务主任，并负责教化学课。他痛恨日本鬼子，对国民党政府也无好感，对共产党和进步青年充满同情，他常常鼓励王克勤学好科学，做一名科学家以科学救国。王克勤后来一直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是和他的指导分不开的。王克勤一直视李先生为她的恩师，出国后还与李先生通过信，但后来抗战爆发，他们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多年之后，王克勤仍对李先生念念不忘，经常和女儿们提起这位当年的恩师。

王克勤不仅学习成绩斐然，在身体锻炼方面亦不落后。由于教会学校提供各种条件，鼓励女生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她参加了学校的篮球、排球及跑步、滑冰等运动，体质很好。

在静宜女中，王克勤结识了两位从上海转学来的女生——张芳和张英侠。她们是随一位叫段超人的先生和他夫人葛女士来开封的。葛女士和她的弟弟、弟媳均为共产党员。弟媳袁敏还被捕坐过牢，释放后亦到静宜女中来念书，和张芳一班。二张原比王克勤高一年级，后因健康原因，张英侠降了一级，和王克勤成了同班同学。由于生活习惯相近，加之都同情共产党，不满国民党的不抗日政策和贪污腐化，她们成了比较亲密的朋友。1935年冬王克勤和张英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与同学扒火车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联合抗日。学生爱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却受到当局的指责，学校决定提前放假以防事态扩大。

1936年，王克勤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之际，她并不知道学校有送四名女生去美国留学之事。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当时的王克勤只是急于找一份教书的职业来帮助可怜的母亲养家，母亲由于长期织袜，右手已经抬不起来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王克勤长得又小又瘦，看起来还未成年，没有学校愿意用她。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突然接到通知，学校要选派四位优秀的学生到美国读书，她是其中之一。其实她是这四位女生中最后得到通知的。原因是，虽然王克勤的学业名列第一，但她不是教徒，家境又太贫寒，学校当局起先并没有考虑选她。李寿松先生为此事做了很大的努力，学校才同意送她出国。这突然来到的喜讯，使她又喜又愁，喜的是可以继续念大学实现她的理想，愁的是虽然学杂费和住宿费已有美国校方负责，但去美国的船票和行装钱要自己筹备，共需一千银元左右。父亲当时在河南一所中学教书，所得工资尚不够一家人的生活费，这笔钱对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李寿松慷慨解囊，送给王克勤一百银元，这对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来说，真是倾其所有，王克勤也一生都铭记着李先生的恩典。这一百银元虽然离所需的一千银元还相差很远，却给了王克勤很大的鼓励，她开始积极地筹集旅费。父亲写信给在河南省政府做秘书的同学马元材商量。马先生建议王克勤写信向河南省政府申请津贴。信写好后，马先生帮忙递到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和刘峙处。她的申请被批准，得到五百银元的补贴。后在父亲朋友的建议下，王克勤又向湖南省政府提出申请，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批准给予她五百元的留学津贴。就这样，再加上其他像李先生那样的人士的慷慨资助，王克勤终于可以成行。

年轻的王克勤携带着简单的行装由上海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望着身后渐渐模糊的港口，眺望远处波浪翻滚的太平洋，她在心里默默地和灾难深重的祖国告别，此时日本已经蹂躏了美丽的东三省，正虎视眈眈地窥视华北平原。她下定决心，学业有成后，一定回来建设强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