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方学影像链条”的转折与马克·吕布终止的“东方学定理”

在中国，马克·吕布一直被当作“纪实摄影的教父”来谈论，但如果把他放在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链条中，他显然还有摄影之外的意义。

从于勒·埃迪尔、菲利斯·比托、约翰·汤姆森一直到约瑟夫·洛克，他们以战胜国和治外法权享有者的优越心态在中国寻找奇观，法国哲学家萨特称这些人到中国来是“找出异常点的游戏”：“我剪发，他梳发辫；我用叉子，他用小棍；我用鹅毛笔书写，他用毛笔画方块字；我的想法是直的，他的却是弯的。你是否注意到他讨厌直线运动，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才高兴。”中国的古老、贫穷、人口众多乃至小脚和长辫子，都让他们觉得“有趣”，他们的中国影像佐证着东方学中关于中国的种种叙述。直到埃德加·斯诺报道了1937年陕北的红色中国、罗伯特·卡帕报道了1938年中国抗战，特别是卡蒂埃-布列松报道了1948—1949年的新旧中国交替，西方摄影家看中国的眼光才开始转变：卡蒂埃-布列松的照片表现出了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赞同。萨特称其是第一位将中国人视同其法国同胞来看待的欧洲摄影家，在他的照片中，“四亿中国人像意大利的农工一样挨饿，像法国农民一样在劳动中耗尽自己，像四分之三的欧洲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大封建主的剥削一样受到蒋介石家族的剥削”，这不仅提供了共产党革命的正义性，同时也说出了一种真实：中国人和法国人、欧洲人一样，“我们都是相同的，都处在人类的状态之中”。

但卡蒂埃-布列松对暴力革命之后建立的新政权究竟前途如何，疑虑重重。

马克·吕布就不一样了。

“这是我在中国拍的第一张照片，”马克·吕布写道，“是1956年的年底，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穿越边境时拍摄的；换言之，是我在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拍摄的。从所带的行李判断，这个身穿黑衣的妇女是农民，虽然她那种成熟的优美让人觉得她是住在城里。人们看到的亚洲某些地方的人，连一点人的尊严也没有，他们往往处在一种完全被抛弃的状态，而这张照片立即完全改变了这种印象……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感到毛泽东给中国人注入了一种尊严感。”

什么？中国人有了“尊严感”？

读到这里，当时很多西方人感觉自己的常识受到挑战。1860年的《天津条约》确认了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1934年，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如此写道。被西洋大皮靴“慷慨博施”了八十余年，毛泽东时代仅仅开始了几年，中国人就有了“尊严感”——这怎么可能？

当时马克·吕布让西方人觉得不可能的，还有这样的画面：鞍山钢铁厂为了多炼钢铁，一个工程师面前守着五部电话，有条不紊地调度生产；职工食堂里，工人坐着用餐——而在1949年之前，这是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特权，工人只能站着吃；用餐的工人休息不换装，甚至连护目镜都来不及摘下，饭后直接回到生产岗位……

今天看马克·吕布1957年的中国照片，我们直接坠入了怀旧通道，多数人只觉得这些照片“场景有趣”，极少关注这些照片当年对西方社会公共常识——这种常识有着东方学的悠久传统——的冲击和拒绝。他第一个通过照片对西方说，过去中国有过皇帝和龙，有过长辫子、小脚和租界，但现在，中国人有尊严；他把一个“不可能”的中国呈现给西方。

此后，马克·吕布以五十余年的时间，记录了中国社会从“毛时代”向“邓时代”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巨大与艰难，第二次将一种“不可能”转达给西方，同时也终止了一条“东方学定理”：东方自古以来就是“静态的”，因为东方和东方人本质上有一种消极的永恒性，缺少发展和变化的可能。

这应该是马克·吕布在摄影之外的意义了。